這是一種需要,而且我看到了它是一個還沒有人搶占的市場。
——保羅·高爾文
20世紀30年代初期,少數警察部門與工程技術人員為警車安裝了無線電通訊設備。芝加哥的一家廣播電台曾臨時打斷一個連續播出的電台廣播劇,目的是向全市警察廣播一個緊急通知。不幸的是,芝加哥的罪犯也曾對電台廣播進行監聽,從而幹擾收音機的報警功能並逃走。
早在1931年,高爾文製造公司的工程師們就改變了標準汽車收音機的線圈,允許收音機以高於廣播的波段來接收重新分配的較高頻率的警察信號。這種頻率的改變稍微改進了單向的警察通訊工具,但其效能依然是有限的,因為罪犯也會隨之改進他們的收音設備。
這些早期經驗清楚地表明,要想發現和解決原有設計及使用中存在的問題,警察部門就必須應用大量的無線電收話機和發話機,這樣才會有顯著的效能。對許多人來說,這都是顯而易見的。為此,保羅·高爾文打算做出一些改變,他說道:“這是一種需要,而且我看到了它是一個還沒有被人搶占的市場。”
1939年,埃爾默·韋弗林、戴夫·查普曼、哈裏·哈裏森和赫爾拜·穆斯等人正集中精力解決警用無線電通訊設備的技術、生產與銷售問題。
他們以旺盛的精力擴展新部門。部門被簡單地稱作“赫爾拜·穆斯專門研究部”,以這一活動的主要負責人的名字來命名。這個名稱高度人物化的小集團是以後被稱作“警用無線電通訊部”(最終成為該公司的“通訊部”)的核心。
1940年初,保羅·高爾文在一本技術雜誌上讀到康涅狄格大學教授丹尼爾·諾布爾的著作,他為康涅狄格州警察局開發了FM汽車通訊係統。丹尼爾·諾布爾是建立FM係統的第一人。FM係統是為滿足警察部門的特殊需要而設的。丹尼爾·諾布爾指導了FM廣播係統的建造,為了使計劃順利實施,他被任命為顧問。
保羅·高爾文對諾布爾的成就有深刻印象,並開始同他接觸。他發現諾布爾對從學術界到工業領域的任何永久性的推進都持冷淡態度。他們二人之間達成的最終協議是:諾布爾離開大學一年,加入高爾文製造公司。
開始時,諾布爾被少數高爾文製造公司雇員看成是一個幻想家、一位學者:因為他對價格與利潤很不耐煩,對任何有礙於他純學術研究的事情也很不耐煩。他高大的個子,沉思默想的表情,一雙強有力的大手,莊嚴的蝶形領結和覆蓋在高高的、光亮的禿頭上的一些彎彎曲曲的卷發,讓他顯露出一副大學“書呆子”的樣子,似乎這個幻想家是靠不住的,也是不能在高爾文製造公司站穩腳跟的。
高爾文製造公司早期的成就是沒有上過大學而有非正統的工程技術的人取得的,他們用的是簡陋的設備,例如螺絲刀與電烙鐵。所以他們中一些人把諾布爾看成是“異端闖入者”。
但是,保羅·高爾文欽佩諾布爾有敏銳的洞察力,並給予他高度信任。諾布爾對比他肩膀略高並有著花白頭發的保羅表示尊重與關心。雖然保羅·高爾文對任何涉及物理學的討論的反應不那麽靈敏,但他像快刀斬亂麻一樣,有解決錯綜複雜問題的驚人能力,甚至在技術問題上亦不例外,他能抓住要害。他們經曆了互相考驗,並由此互相敬佩,最終結成了力量強大的聯合體。
諾布爾於1940年9月初加入高爾文製造公司。那時他的工作是改裝AM係統中與FM公用的部分。他不負責開發手持無線電對講機,他同唐·米切爾一起去新澤西州的蒙默思堡,向美國陸軍通訊隊展示新產品。在該隊的軍官中,當時在場的有科爾頓上校和J·D·奧康內爾少校,他們二人在開發通信距離更遠的便攜式無線電對講機上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美國參戰後,諾布爾訪問華盛頓時,奧康內爾上校對他說,美國陸軍通訊部隊有一個開發一種新型的AM便攜式無線電對講機的合同。諾布爾直率地告訴奧康內爾: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應開發的是FM便攜式無線電對講機(步話機)。
諾布爾強烈地感到這種產品將會有廣大的市場,而且高爾文製造公司能完美地勝任這項工作。由於諾布爾對公司有能力迎接挑戰表現出強烈信心,奧康內爾上校簽發了美國陸軍通訊部隊委托高爾文製造公司研製FM便攜式無線電對講機的合同。
隨後,高爾文製造公司同美國陸軍通訊部隊的工程師在蒙默思堡舉行了一係列的會議。諾布爾的研究小組,其中包括亨利·馬格納斯基、馬裏恩·邦德、勞埃德·莫裏斯和比爾·沃格爾等人都參加了會議。
諾布爾和他的同事們不分晝夜奮力地工作著,這個出色的研究小組開發出一個設計方案,它包括一個簡單的調頻控製,可同時調整收發的頻率,還包括一個自動頻率控製,以保證無需操作人員精確調頻也能使通訊暢通。他們也克服了電源供應的問題,以及晶體和黴菌問題,能使對講機適應熱帶的氣溫與潮濕。
最後關鍵的接貨試驗是在肯塔基州的諾克斯堡進行的。在那裏,奧康內爾上校主持了一個試驗可攜帶、裝車的通訊設備的各種性能的會議。對通訊設備在戰爭中的使用有較高決定權的步兵部門成員被邀請來做觀察員。
鮑勃·高爾文同唐·米切爾、比爾·沃格爾,為了這些至關重要的試驗也來到了諾克斯堡。因為隻有兩個可用的型號,所以他們每晚都在旅館中反複仔細地檢查,以迎接第二天的試驗。在這些試驗中,SCR-300型步話機的通訊能力戰勝了點火噪音的幹擾,受到講求實際的步兵和陸軍通訊部隊軍官們的讚賞。
二戰中,高爾文製造公司生產了近5萬台摩托羅拉SCR-300型步話機。其中第一批產品由飛機空運出去,被同盟國軍隊用於進攻意大利。大量的SCR-300被運到太平洋戰場。而它們最大的貢獻是在進攻歐洲的戰爭中。在布爾奇戰鬥結束後重建秩序時所發揮的作用使摩托羅拉得到巨大的讚譽,他們普遍認為步話機是進攻時唯一有用的通訊設備。
諾布爾因參與開發步話機而被陸軍頒發“功勳證書”。在接受這一獎勵時,諾布爾強調了馬格納斯基、沃格爾、莫裏斯和邦德所做的貢獻。他接著說,步話機的開發同在戰場上打仗的人的貢獻相比較,隻能算是一種學術性的實踐。
諾布爾之所以於1941年作出不回康涅狄格大學的決定,是由於他知道同摩托羅拉在一起,他可以對戰爭有更大的貢獻。他也同保羅·高爾文進行過長時間的討論,他接受在私營企業體係中進行工業生產的挑戰。
戰爭結束後,諾布爾把注意力集中於流動通訊設備業務。在摩托羅拉投入市場階段,他與非常有能力的高爾文製造公司工程研究小組以及阿爾特·裏斯、霍默·馬爾斯和弗洛伊德·麥考爾一起,使它成為美國國內最好的產品。從這個基礎出發,高爾文製造公司通訊部在流動和可攜帶雙向通訊設備領域中,取得了無可爭議的領導地位。
1948年,諾布爾敦促保羅·高爾文在亞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搞點小規模的研究,目的是開發軍用電子學領域中的新產品。他們二人都希望對國家軍事方麵做出貢獻。他們都認為合乎邏輯的選擇是:這樣的作業地點應遠離易受轟炸的市中心。
但與此同時,諾布爾感覺到電子學將有重要變化,其中的一個變化是:固態電子學將越來越重要。新的產品需要把許多分離的學科技術組合在一起,數學家、物理學家、冶金學家和化學家將同電子工程師一起工作,共同前進,以提高整個電子學技術的科學完善程度。
1948年,摩托羅拉(1947年高爾文製造公司正式更名為摩托羅拉公司)出現保守派的反對聲,他們認為諾布爾在菲尼克斯無事可做,把他在菲尼克斯的開拓看成是“諾布爾的休養所”和“諾布爾的荒唐建築”。保羅·高爾文本人雖然也持有保留看法,但他在戰爭年代中親眼看到諾布爾對雙向無線電通訊設備和軍事電子學所做的貢獻,所以他堅決支持諾布爾。保羅對反對者說:“你們沒有仔細研究過諾布爾的成就。”
1949年1月,第一個軍事電子學實驗室在菲尼克斯成立,它對美國工業、對朝鮮戰爭做出過重要貢獻。
二戰後,諾布爾雇用威廉·泰勒,成為他的第一個固體或半導體科學家。泰勒博士發明了一種加工程序,從而產生了大麵積的中繼線,使摩托羅拉成為動力晶體管的第一家生產者。當喬·錢伯斯當了總經理後,軍事電子學部的工作迅速成熟,這個部是半導體產品部和固態係統部的發源地。
誠然,在菲尼克斯建立第一個實驗室的理由之一是,它是一個清潔的城市,有良好的學校,有追求發展與進步的知識氛圍。這裏也有亞利桑那州的氣候,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能把技術最佳的工程師與研究水平最高的科學家吸引來。但更重要的是諾布爾對固態電子學發展的預見,以及促使這一趨勢發展的願望。
也許諾布爾像古希臘的柏拉圖那樣,夢想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諾布爾也認為在組織與管理的工作中,工程師與科學家能有高水平的貢獻。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去承擔自己最終成功或失敗的結果。這樣一個集體必須把出“主意”的人的長處與能采納這些“主意”的人的長處結合起來。按這種辦法做下去,他們將創造出從主意到設計,從設計到生產,從生產到最終使產品到顧客手中這樣一個新的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