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六節 西方讀者視野中的莫言

　　一

　　莫言是一位在國內國外都享有極高聲譽的作家，他的作品題材廣泛，內容深刻，情節曲折詭秘，語言汪洋恣肆，其作品之多，獲獎之多，翻譯成外文之多，在國內作家中都是不多見的。其重要作品如《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國》、《豐乳肥臀》、《師傅越來越幽默》、《檀香刑》、《十三步》等已被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韓文、挪威文、日文、希伯來文、德文、荷蘭文、西班牙文等多國文字，被國外權威人士稱為“中國最有希望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文學院唯一的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主理人馬悅然先生甚至在上海等地兩次提到，中國最有希望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是莫言。曾獲199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公開說：“要是讓我來選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我就選莫言。”

　　一個作家在域外的聲譽明顯受到翻譯的製約。文學作品在翻譯的過程中會丟失一些東西：本土語言的風格和節奏會減弱，語言的內涵和外延、修辭方式、習慣表達、特殊的文化符號蘊含等等，都難以通過翻譯傳遞出來，而這些又恰恰是一個作家獨創性的標誌。翻譯中能夠傳達的是一切語言中文學解讀的基本要素，如情節、人物、對話、人稱、敘事方式等，用特定的文學術語來說就是：文學的構架容易傳達，文學的肌質或神韻很難傳遞。幸運的是，莫言遇到了一個才華超群的翻譯家--美國著名的漢學家霍華德戈德布賴特（Howard Goldblatt）教授，中文名字葛浩文。葛浩文有很深的中英文功底，其博士生導師是柳亞子先生的公子--美籍華人柳無忌先生，他本人曾擔任舊金山州立大學中文係主任，現任美國聖母大學教授，是公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首席翻譯家，他將莫言的《紅高粱家族》（Red Sorghum，1993）、《天堂蒜薹之歌》（The Garlic Bal-lads，1996）、《酒國》（The Republicof Wine，2000）、《師傅越來越幽默》（Shifu，You’ll Do Anythingfora Laugh，2001）、《豐乳肥臀》（Big Breasts＆Wide Hips，2003）譯成英文，均獲得了好評，其出色的譯文令人幾乎以為就是用英語寫成的。莫言本人對與葛浩文先生的合作也很滿意，2000年3月他在美國科羅拉多博爾德校區演講時說：“如果沒有他傑出的工作，我的小說也可能由別人翻成英文在美國出版，但絕對沒有今天這樣完美的譯本。許多既精通英語又精通漢語的朋友對我說：葛浩文教授的翻譯與我的原著是一種旗鼓相當的搭配。但我更願意相信，他的譯本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並說：“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個才華橫溢的翻譯家，而且還是一個作風嚴謹的翻譯家，能與這樣的人合作，是我的幸運。”

　　二

　　莫言及其作品受到西方學界和海外中國學者的好評。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邁克爾S。杜克（Michael Duke）教授認為，莫言“正越來越顯示出他作為一個真正偉大作家的潛力”。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贏得了他的熱情褒揚，稱讚這部作品是“一件完美的藝術傑作，風格與眾不同，深切感人，有智性的魅力”，並說“它是20世紀中國反映複雜的農村生活小說中最具想象力，藝術上堪稱完美的作品”。

　　哈佛大學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教授認為，莫言“執著於一種醜怪荒誕的美學及史觀，莫言藉原鄉的坐標，發展另類的曆史空間。擺脫現實主義的窠臼，他演繹出駁雜怪異的記憶和敘述流程。從天堂到茅坑，從正史到野史，從主體到身體，他以葷腥不忌、百味雜陳的寫作姿態，虛實錯置的敘事網絡，以及充滿瑰麗文采與奔放想象的文字象征，展現一位世紀末中國作家的獨特情懷”。在談到《紅高粱》時他這樣說：“我們聽到（也似看到）敘述者馳騁在曆史、回憶與幻想的‘曠野’上。從密密麻麻的紅高粱中，他偷窺‘我爺爺’、‘我奶奶’的豔情邂逅；天雷勾動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詭冒險，於是浩然展開；釀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還有抗日的血淚犧牲，無不令人歎為觀止。過去與未來，欲望與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說中化為血肉凝成的風景。”

　　莫言的《豐乳肥臀》英譯本在美國出版後，《華盛頓郵報》的專職書評家喬納森亞德利（Jonathan Yardley）撰文說，此書處理曆史的手法，讓人聯想到不少享有盛名的作品，如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們》、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亞德利盛讚莫言在處理重大戲劇場麵如戰爭、暴力和大自然的劇變時那高超的技巧，“盡管二戰在他出生前10年便已結束，但這部小說卻把日本人對中國百姓和抗日遊擊隊的殘暴場麵描繪得無比生動”。他還說，此書也許是莫言成功的良機，或可令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該書的英譯者葛浩文在介紹《豐乳肥臀》時引述莫言的話說：“如果你願意，你盡可以跳過我的其他小說，但一定要讀一讀《豐乳肥臀》。我在其中寫了曆史、戰爭、政治、饑餓、信仰、愛情，還有性”。

　　國外的新聞媒體也熱情讚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認為“莫言是中國最好的作家之一，”“莫言在國際文壇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作品會贏得美國讀者的青睞，就像昆德拉和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受到美國讀者的喜愛那樣”。《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則認為：“莫言顯示出他是魯迅--一位深切憂思中國人命運的優秀作家的真正繼承人。”《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對《豐乳肥臀》的評價是：“引人入勝的細節，毫不畏縮的描寫……莫言的這部小說是一次感官的盛宴……莫言的描寫非常大膽，有時甚至極為冷酷，因為他的幽默來自恐怖的東西，而整個故事非常吸引人，構思精巧，結構緊湊，更有許多有趣的插曲，帶給讀者滿意的閱讀……小說充滿野性，令人回味無窮……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讀的小說。”《華盛頓郵報圖書世界》（The Washington Post‘s Book World）認為《豐乳肥臀》“這部長篇巨著有500餘頁，幾乎跨越了整個20世紀，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對於莫言的短篇小說集《師傅越來越幽默》，《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這樣評論道：“莫言把日常生活中的災難編織成一種有用的、令人振奮的、罕見的東西。”《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則刊登文章說：“被視為中國的威廉福克納，有著加西亞馬爾克斯魔幻風格的莫言，對中國鄉村的描寫有一種魔幻般的抒情詩情調，對政府的腐敗不乏嘲諷，黑色幽默和超自然的描述灌注其間……即使對不熟悉中國作品的讀者來說，這八個故事也令他耳目一新……莫言的作品萬花筒一般地反映了中國的當代現實。”而英美學界重量級文學評論刊物《今日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Today）認為：“《師傅越來越幽默》中的幾個短篇展示了作者毋庸置疑的創作才華……莫言所表現出的敘事技巧可看作是一種中國式的巴洛克，充滿了華麗、詭異的想象。”

　　三

　　莫言的創作深受馬爾克斯、福克納等世界級大師的影響，正因為如此，他的作品吸引了眾多海外讀者。莫言曾滿懷信心地說，中國文學離不開世界文學的發展，而且認為這種影響是雙向的。如果中國文學與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學不可分割，如果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殿堂裏占有一席之地的話，那麽莫言的創作正是朝這一方向的努力。

　　莫言是20世紀80年代登上文壇的，那是一個創新的時代，許多西方現代派作品被翻譯過來，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莫言讀了馬爾克斯、福克納、卡夫卡等人的作品，眼界大開，發出了“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的喟歎。他稱馬爾克斯和福克納是兩座“灼熱的高爐”，可以說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給了莫言創作觀念上的啟迪和藝術探索上的理論依托。20世紀80年代初的莫言，童年的生活淤積在他心頭湧動，敏銳的藝術直覺使他感到必須衝破傳統的規範，開辟一個屬於自己的藝術天地。在尋找藝術突破口時，莫言遇到了與自己的藝術個性有相通之處的馬爾克斯和福克納，對他們作品的閱讀，讓他找到了新的自我，兩位大師在藝術上的大膽試驗使他深受啟發，為他進行藝術上的革新提供了心理依托。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尤其讓他明白了，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可以虛構地理。受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啟發，他大著膽子把他的“高密東北鄉”寫到了稿紙上。這簡直就像打開了一道記憶的閘門，他的童年生活被全部激活了，在他開創的這塊文學天地裏，他呼風喚雨，移山填海，飽嚐大權在握的幸福，也給讀者帶來了一個色彩斑斕的文學世界。中國新時期作家對外國文學的借鑒有“不化境”和“化境”兩種情形，莫言追求的是比較高級的化境。從福克納身上，他學到的是對傳統的講故事方法的挑戰和改變的自覺精神，是通過某個特定地區的故事反映全人類的普遍問題的能力，以及那種相信人類即便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也能生存、忍耐並延續下去的信心，而不是照搬他的內容和技巧。他要努力使他的“高密東北鄉”成為中國的縮影，使那裏的痛苦與歡樂同全人類的痛苦與歡樂保持一致。他說：“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東北鄉故事能夠打動各個國家的讀者，這將是我終生奮鬥的目標。”而馬爾克斯最初令他震撼的是那些時空顛倒、人魔交錯的生命世界，極度渲染誇張的藝術手法，但在認真思索後，他發現藝術上的東西總是表層，《百年孤獨》提供給他的、拓展他的視野的，是馬爾克斯的哲學思想，“是他獨特的認識世界、認識人類的方式。他之所以能如此瀟灑地敘述，與他哲學上的深思密不可分。我認為他在用一顆悲愴的心靈，去尋找拉美迷失的溫暖的精神家園。他認為世界是一個輪回，在廣闊無垠的宇宙中，人的位置十分渺小……他站在一個非常的高峰，充滿同情地鳥瞰著紛紛攘攘的人類世界”。

　　莫言的這種現代氣質，使他的作品容易在西方讀者中產生共鳴，因而西方世界對他的看好也就在情理之中。

　　四

　　西方讀者首先喜歡莫言敘事技巧上的革新。

　　托馬斯英奇指出：“他真正的魅力是他進行了小說技巧上的革新。”他認為莫言的小說大都有著精心的結構。這一點也符合莫言創作的實際情形，他曾在訪談時談到結構對於長篇小說很重要。托馬斯英奇解讀《紅高粱》時指出它在時間上是跳躍的，需要讀者根據自己的閱讀將事件重新組合，這是一種非常現代的技巧，它讓讀者參與編織故事。而另一項值得一提的創新在托馬斯英奇看來是對不同人稱的交互使用。莫言在《紅高粱》中采用了“我爺爺”、“我奶奶”這一獨特的敘述視角，把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嫁接起來，避免了第一人稱視角的狹窄和第三人稱視角的枯燥，敘述起來順暢自然，也給小說的風格帶來了變化。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從三個角度講述了同一個故事：一個是瞎子張扣，他用他的吟唱把蒜薹事件講述了一遍；作家用客觀的筆調敘述了一遍；官方的報紙用他們的口吻描述了一遍。這就像三個聲部的大合唱，突出的是同一主題。

　　《酒國》這部小說主要描寫了“特別偵察員”丁鉤兒去酒國市調查地方官員烹食嬰兒的案件。同時，小說不斷插入作者莫言和文學青年李一鬥的通信，以及李一鬥頻繁寄給莫言請求幫助發表的9個短篇小說。由此，整部小說的結構層層疊疊：它不但編織故事，也發表作者莫言和李一鬥對這些故事的看法；它不但是莫言所敘述的單個故事，也是由李一鬥幫助完成的多層文本。而且由於李一鬥不斷地把現實帶給莫言，莫言具有自我意識的敘述不但創造了虛構和想象的場景，也混合了已經發生的、應當發生的以及可能發生的事件。莫言與李一鬥說的故事一實一虛，莫言寫丁鉤兒查案的故事大抵以實筆入手，李一鬥的9個短篇小說大抵以虛筆擬就，虛實相輔，營造出一個真假難辨的世界。

　　《豐乳肥臀》的結構同樣獨具匠心。前六章塑造了一個含辛茹苦的母親形象，描寫了她如何在戰爭的饑餓、疾病和各種壓迫下頑強生存，把自己的一群兒女撫養成人，然後又撫養兒女的下一代。而第七章則從母親的出生寫起，她生下來父親就被德國人殺害，跟著姑姑長大，4歲纏腳，婚後在夫家備受虐待。由於丈夫的性無能，傳統的子嗣觀念迫使她為了生孩子跟不同的男人睡覺。這樣寫好像是把前麵六章塑造的美好母親形象瓦解了，許多讀者接受不了。但這正是莫言的匠心所在，他正是要通過前麵母親的高大，向我們展示她受了多少苦難，母親所受的最大苦難不是饑餓和戰亂，而是跟她不愛的男人睡覺。當一個女人為了純粹的生育目的跟一群素不相識的人，甚至亂兵、敗兵、和尚睡覺，她已不把自己當人，隻當作為家庭生育後代的工具。傳統子嗣觀念對女性的迫害是母親最深重的災難和痛苦。最後一章不但沒有消解母親堅韌、偉大的形象，反而讓讀者更加全麵地了解到母親曾經受了怎樣的摧殘。

　　其次，莫言說故事的神奇天分尤其令西方文學界傾倒。莫言有著出色的文學想象力，不管是寫曆史還是寫現實，莫言的作品都充滿了豐富的想象。

　　莫言愛說故事，故事不但要說得過癮，而且還要曲折，有新意。說故事是人類的本能，更是一種高層次的藝術形式。英國劍橋大學學者柯木鐸（Frank Kermode）在他的《終結的感覺》（The Senseof an Ending）中，從宗教的觀點論述了說故事的動機與結構。根據他的看法，《聖經》以《創世紀》開宗明義，讓西方人有一種原罪感，《聖經》的完結篇《啟示錄》預告了世界末日的來臨，人們惶恐不安，於是小說應運而生，人們希冀在有生之年，利用自己的想象，塑造出另外一個宇宙，而這個人造的宇宙有頭有尾，完全操縱於我。這便是西方小說的哲學基礎。

　　柯木鐸的理論有其見地，但不免讓人覺得陳義太高。小說是平民百姓的史詩，屬於街談巷語，在形而上的層次上談它似有格格不入之嫌，而且與終極意義也不一定相幹。莫言說故事，很大程度上與他所處的社會現實相關，他說故事的主要動機，是想借助各種藝術手段，把他對現實的觀察，對曆史的理解，對人生的感悟演習一番，釋解自己的情懷，激蕩他人的心靈。

　　莫言擅長敘述感人肺腑的悲劇故事，來揭露原始人性的殘忍和現實生活的嚴酷。他的短篇小說集《師傅越來越幽默》以喜劇性的筆法來化解生命中的沉痛，收入其中的《翱翔》講述兩個家庭換親的故事，其中一對情侶為了逃避包辦婚姻，像小鳥一樣飛向了天空，結果卻被迷信的村民用箭射落下來。與小說集同名的《師傅越來越幽默》講述省級勞模丁師傅在工廠辛勤幹了一輩子，眼看就可以圓滿退休，卻突然被拋入下崗的隊伍。當微薄的積蓄被一場傷病花光之後，丁師傅走投無路，將林中報廢的公共汽車殼子改造成“休閑小屋”，為男男女女提供幽會、野合的場所，想掙點晚年的生活費用。當天氣漸冷，丁師傅想歇掉“生意”以待來年再做時，一對愛得不能自拔的男女鑽進了他的“小屋”，似乎在裏麵殉情了。當他慌慌張張向公安機關報案後，發現不過是一場虛驚，裏麵根本沒有人！這些故事或鞭撻現實，或嘲諷陋習，無不具有強烈的穿透力和感染力。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作者通過插入民間的幽默、笑話和喜劇故事，緩和了小說的黑暗。譬如令人忍俊不禁的城裏虱子與鄉下虱子的寓言故事，張家灣的蛤蟆不會叫的故事，以及一位想偷人妻子的教書先生被捉弄拉磨的故事，讓人在淒慘、憤懣的現實中，暫時忘卻生活的重重災難，露出苦難中的微笑。他的《紅高粱》講述的並不單純是一段家族的曆史，而是一個家族的傳奇。在寫作《紅高粱》時，莫言認識到正統的曆史教科書不可信，民間口口相傳的曆史同樣不可信。正統教材曲解曆史是政治的需要，民間把曆史傳奇化、神秘化是心靈的需要，對一個作家來說，他更願意向民間的曆史傳奇靠攏，並從那裏汲取營養。因為他認識到一部文學作品要想激動人心，必須講出驚心動魄的故事，必須在講述這些驚心動魄的故事時，塑造出性格鮮明、非同一般的人物。莫言自己說他的創作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寫曆史的，一類是寫現實的，而《紅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正是這兩類的典型代表。寫曆史事件更容易調動他的想象力，寫現實則表現了他的良心，在寫現實故事時，他是和老百姓站在一個立場上的。

　　莫言講故事的才能得益於他童年時期獨特的“用耳朵閱讀”。莫言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10歲時便輟學回鄉當了農民，能讀到的書很少，他的主要知識來源是從長輩那兒聽來的故事。他的祖母、爺爺、大爺爺都是很會講故事的人，而且村裏凡是上了點歲數的人，都是滿腹的故事，莫言在與他們相處的幾十年裏，從他們嘴裏聽說過的故事難以計數。這些故事既神秘恐怖，又十分迷人，死人和活人、動物和植物之間沒有明確的界線，甚至許多物品，如一把掃帚，一根頭發，一顆脫落的牙齒，都可以在某種情形下具有了魔力。莫言雖然從小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但通過聆聽，通過耳朵的閱讀，積累了大量的故事。他曾感歎地回憶起那段生活：“用耳朵閱讀的二十多年裏，培養起了我與大自然的親密聯係，培養起了我的曆史觀念、道德觀念，更重要的是培養起了我的想象能力和保持不懈的童心……我之所以能成為一個這樣的作家，用這樣的方式進行寫作，寫出這樣的作品，是與我的二十年用耳朵的閱讀密切相關的；我之所以能持續不斷地寫作，並且始終充滿自信，也是依賴著用耳朵閱讀得來的豐富資源。”

　　再次，莫言對曆史、對人物的處理也深得西方讀者的喜愛。他的作品中不是一味地歌頌或批判，而是寫出了人性的複雜，寫出了曆史的傳奇性。托馬斯英奇特別提到莫言《紅高粱》中的兩段話。一段是作者對他的高密東北鄉的評價：“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一段是對他的祖先的評價：“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雄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地感到種的退化。”前一段話表現了他對故鄉那種極端仇恨和極端熱愛的矛盾心理，後一段話表達了他對祖先的懷念，不管是殺人越貨還是精忠報國，他們的行為賦予其人生以輝煌的意義。在《豐乳肥臀》中，莫言對母親這一形象的處理也表現出人物的複雜和美醜兼有的雙麵性。在論述莫言作品的結構時我們已經提到，小說的前六章塑造了一個任勞任怨、含辛茹苦的母親形象，第七章卻追敘了母親童年的不幸遭遇和與一個又一個的男人睡覺的故事。作者這樣處理一方麵表現了傳統觀念對母親的戕害，另一方麵也賦予母親這一形象更多人性的內涵，一改往日高大完美的母親形象。莫言塑造的母親雖然有汙點，但同樣令人親近，是人性的全麵鋪展。

　　莫言將曆史傳奇化的書寫是基於他對曆史的獨特理解，在他的心目中，沒有曆史，隻有傳奇。他說：“許多在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其實也都是與我們一樣的人，他們的英雄事跡，是人們在口頭講述的過程中不斷地添油加醋的結果。我看過一些美國的評論家寫的關於《紅高粱家族》的文章，他們把這本書理解成一部民間的傳奇，真是說到我的心坎裏去了。”這種對曆史的獨特理解和他受民間口傳曆史的熏陶有關，他少時從長輩口中聽到大量的故事，爺爺奶奶一輩的老人講述的大部分是妖精鬼怪，父親一輩的人講述的大部分是曆史，而他們講述的曆史是傳奇化了的曆史，與教科書上的曆史大相徑庭。在民間口述的曆史中，沒有階級觀念，也沒有階級鬥爭，但充滿了英雄崇拜和命運感，隻有那些有非凡意誌和非凡體力的人才能進入民間口述曆史並被不斷地傳頌，而且在流傳的過程中被不斷地加工提高。在他們的曆史傳奇故事裏，甚至沒有明確的是非觀念，一個人，哪怕是技藝高超的盜賊、膽大包天的土匪、容貌絕倫的娼妓，都可以進入他們的故事，而講述者在講述這些人的故事時，總是使用著讚賞的語氣，臉上洋溢著心馳神往的表情。

　　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莫言的作品表現了人類相通的領域，表現了人類在精神上、物質上的向往和追求。他在借鑒外國文學時對“化境”的追求，既表現了中國人的氣派，也是他的作品對外國讀者有難以抗拒的魅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