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五節 西方人眼中的王安憶

　　王安憶是新時期文壇上傑出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豐富深厚的意蘊、清新細膩的語言、性情抒寫中蘊含理性哲思的風格，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成為當前文學評論界的熱點之一。王安憶的創作不僅在國內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受到國外的關注，其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日、荷、韓等多種文字，產生了良好的反響。

　　一、王安憶作品在國外的傳播

　　王安憶的作品在國外產生影響主要通過翻譯，其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中國官方出版的向國外翻譯中國文學的雜誌上選譯了王安憶的部分作品；二是一些國外的或旨在推向國外的中國當代文學選集收入了王安憶的作品；三是國外的出版商和漢學家直接找到王安憶，要求翻譯出版她的作品。

　　就第一種渠道來說，1951年創刊的英、法文版文學刊物《中國文學》和1981年開始出版的英、法文版的“熊貓叢書”都關注過王安憶。《中國文學》的資深英裔翻譯家戴乃迭（Gladys Yang）等人先後翻譯了王安憶的《小院瑣記》（“Lifeina Small Courtyard”，Chi-nese Literature，1983，No。9）、《命運》（“The Destination”，Chinese Literature，Autumn，1984）、《話說老秉》（“Speaking of Old Bing”，Chinese Literature，Autumn，1989）、《妙妙》（“Miao Miao”，Chinese Literature，Spring，1992）等。1988年，“熊貓叢書”出版了戴乃迭翻譯的王安憶短篇小說集《流逝》（Lapseof Time），收入了《命運》、《雨，沙沙沙》、《小院瑣記》、《舞台小世界》、《人人之間》、《流逝》等重要中短篇小說。“熊貓叢書”和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些英文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集，比如《中國當代七位女作家》（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1982）、《時機並未成熟：中國當代最佳作家及其作品》（The Timeis Not Ripe Yet：Contemporary China‘s Best Writersand Their Stories，1991）也收入了王安憶的作品。

　　第二種渠道也使王安憶的許多作品傳播到國外。1988年劉年玲等編選翻譯的《玫瑰色的晚餐：中國當代女作家新作集》（Nienling Liuetal。eds。，The Rose Colored Dinner：New Works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Hong Kong：Joint Publishing Co。，1988）收入了王安憶的《朋友》；1989年戴靜編選翻譯的《春筍：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Jeanne Taied。，Spring Bamboo：A Collection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New York：Random House）收入了王安憶的《老康回來》。2001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夏頌（Patricia Sieber）編輯出版的英文版《紅色不是唯一的顏色：中國當代女性情愛小說集》（Red Is Notthe Only Color：ACollection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on Love and Sex Between Women），收錄了張京媛翻譯的王安憶的《弟兄們》；美國女編輯金婉婷（Diana B。Kingsbury）翻譯的《我要屬狼：中國女性作家的新呼聲》（I Wish I Werea Wolf：The New Voice in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compiledandtranslatedby Diana B。Kingsbury，Beijing：New World Press，1994）以及《中國當代小說精選》（The Vintage 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Carolyn Choa and David Su Li-Qun eds。，New York：Vintage Books，2001）、《蜻蜓：20世紀中國女作家作品選》（Dragonflies：Fictionby Chinese Womeninthe Twentieth Century，Shu-ning Sci-banand Fred Edwardseds。，Ithaca：Cornell East Asia Series，2003）等也都收入了王安憶的作品。

　　通過第三種渠道傳播到國外的王安憶的作品主要有：《小城之戀》（Loveina Small Town，trans。Eva Hung，Hong Kong：Re-search Centrefor Translation，Chinese Universityof Hong Kong，1988）、《小鮑莊》（Baotown，trans。Martha Avery，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89）、《荒山之戀》（Loveona Barren Moun-tain，trans。Eva Hung，Hong Kong：Research Centrefor Transla-tion，Chinese Universityof Hong Kong，1991）、《錦繡穀之戀》（Brocade Valley，trans。Bonnie S。Mc Dougall＆Chen Maiping，New York：New Directions，1992）、《長恨歌》（The Songof Ever-lasting Sorrow：A Novelof Shanghai，trans。Michael Berryand Susan Chan Eg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等。從全球最大的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以Wang Anyi為檢索詞檢索，發現裏麵收藏的中英文版的王安憶作品以及與王安憶有關的作品、著作達57項之多。除了上麵提到的譯成外文的著作外，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王安憶的中文版作品有：《69屆初中生》、《富萍》、《啟蒙時代》、《紀實與虛構》、《流水三十章》、《蒲公英》等。

　　二、王安憶作品在國外的影響

　　隨著王安憶的作品越來越多地翻譯成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字，國外閱讀、研究王安憶的群體不斷龐大，有普通讀者的表層欣賞，更有專家學者的深層研究，王安憶在海外的聲譽不斷提高。

　　2008年5月4日的《紐約時報書評》讚賞王安憶。該期登載了四篇中國當代小說書評，王安憶的《長恨歌》排第一，並給予她很高的“專業”評價。2007年10月在北京和上海兩地舉辦的“新加坡節”上，新加坡作家稱，王安憶和莫言是在新加坡最有影響的中國作家。德國漢語翻譯家卡琳說她喜歡王安憶的《小城之戀》，原因之一是其表達方式委婉，很有意思。

　　在王安憶被譯成外文的作品中，影響最大的是《長恨歌》。這部小說在國內就獲得了很高的讚譽，曾榮膺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有些中國評論家甚至認為這是王安憶的巔峰之作。《長恨歌》的法文版於2006年由法國畢基耶出版社推出，在法國引起較大反響。法國的《世界報》、《圖書周報》等紛紛發表評論，對該書做出不無讚賞的評價。《世界報》刊文說：“王安憶的作品中飄出一種音樂，縈繞、低徊、緊迫。”“王安憶精雕細刻，細膩微妙地表達了人物的激情、焦慮和羞恥，而最令人震驚的則是對上海這座城市的刻畫。”法國圖書界權威性的刊物《圖書周報》稱：《長恨歌》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傑作”，作者王安憶以“微妙、細膩、幽默而流暢的巴爾紮克式的筆法開篇，並貫穿始終”，認為王安憶賦予小說中的上海一種“精致的質感”，使之“色彩斑斕，波紋閃爍，如同一幅書法作品”，稱讚王安憶“既繼承了傳統，同時柔中有剛地更新著傳統”。

　　《長恨歌》的英文版2008年1月在美國問世，引起了讀者、學者甚至作家的諸多關注。美國作家弗郎辛普羅斯（Francine Prose）在美國著名的《紐約時報》上發表書評《上海小姐》，認為這部小說是王安憶的“傑作”，並對小說的主題、人物、故事背景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解讀。普羅斯認為《長恨歌》有不同層麵的主題，其中最重要的主題是“小說考慮的是什麽能夠持久，什麽保持不變--什麽東西能夠經受住時間的流逝，又是什麽會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麵目全非”，上海“迷宮一般的弄堂消失在新崛起的、閃爍著不友好目光的高樓大廈之中”，而“小說的角色，或是或非，都有一種獨特不變的特質，不光超然於曆史之外，也絲毫不受個人經曆的影響”。對於《長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瑤，普羅斯認為她“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置於三角關係的核心，卻很少考慮這樣做給他人帶來的痛苦。她不乏智慧，本質上也不是壞人，但不能完全理解人類情感的熾熱激越”。“作為一個天生麗質卻又普通平凡的女人，她太容易在時尚、財富和歡愉麵前迷失，而領悟忠誠和仁慈的價值又太過遲緩。”普羅斯評論說該小說另外一個值得肯定的地方是王安憶用“犀利的筆鋒描寫了有關女性友誼的問題--是什麽使她們親密無間，又是什麽使她們分道揚鑣”。除此之外，普羅斯還讚歎小說中上海獨特而神秘的弄堂，認為弄堂和生活在弄堂裏的市民給小說提供了強烈的現場感，為諸多詩意的描繪提供了場景，“當《長恨歌》接近尾聲時，讀者對小說中時間的流逝產生一種普魯斯特式的傷感，這種傷感既映射出王琦瑤的憂傷，也映照出讀者對正在消失的上海弄堂的留戀。”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係教授王德威認為王安憶的《長恨歌》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壇上“一本有重要意義”洲華爾街日報》記者利薩莫維斯（Lisa Movius）在《重寫老上海：漂亮女子的悲情故事》中認為“《長恨歌》是王安憶最出色的小說”，它“用一個女性的故事串起上海的社會動蕩和文化變遷”，“小說對上海弄堂的細膩描繪和對典型上海姑娘王琦瑤的悲情塑造令人愛不釋手，這部小說和她的其他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讓王安憶成為新時期海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對於小說的主人公王琦瑤，利薩評價她“一生命運坎坷，原因在於她過分看重自己的美貌而忽視了品德培養”，並闡釋說《長恨歌》的聲譽遠播，一方麵在於它“感同身受的魅力和最終對傳統道德的維護”，另一方麵和人們對上海的懷舊情結有關，“它契合了人們對上海的懷舊情緒，上海背景和對上海的懷舊使《長恨歌》聲譽鵲起”。

　　國外也有一些以王安憶的《長恨歌》為題的學位論文，比如美國南加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係袁媛（Yuan Yuan，音譯）的碩士論文《女性化的城市--解析王安憶的〈長恨歌〉》。該作者認為，王安憶在《長恨歌》中“通過女性記憶來重繪曆史，通過顛覆傳統的性別角色來重新界定男女兩性的關係”。論文還將王安憶同中國當代其他女作家進行比較，以凸顯王安憶的文學地位和傑出成就。

　　王安憶的小說集《流逝》推到國外後也引起了一定反響。斯佳麗程在《純文學》上發表的一篇書評中認為：“西方人之所以關注中國的文學作品，是因為想要從文學中了解中國這個遙遠而又重要的國度，文學作品中往往隱藏著一個民族的某些心理特征，西方讀者很可能正是懷著這樣的心理來閱讀王安憶的《流逝》的。”並說“王安憶的這些中短篇小說給西方人提供了一個了解中國當代社會的獨特視角，從中西方人看到中國社會存在的諸多社會問題：離婚率上升，鄰裏不和，階級衝突不斷加劇”。斯佳麗程對收入該小說集的《雨，沙沙沙》不吝讚美，認為這樣的作品是“具有真情實感的作品，具有打動人的魅力”。但同時也指出中國的許多小說，包括王安憶的在內，大多講述集體的故事，很少突出個人，缺少人性色彩。其中用作書名的那個中篇《流逝》沉入生活瑣碎的泥潭，主人公花的每一分錢都盡展讀者麵前，給人一種冗長感和細碎感。

　　英籍巴基斯坦裔作家安曼胡笙（Aamer Hussein）則對王安憶的中篇小說《流逝》做出了高度評價。他讚歎王安憶巧妙地將個人生活和政治風雲融合起來，認為《流逝》“表麵上描述了‘文革’期間一位中年女性灰暗、瑣屑的生活史……但在深層上則從社會學的層麵，向我們展示了一家三代人對政治變革的不同反應”。小說采用“事實呈現而不是分析的方法，通過主人公的思索和主人公之間蘊含豐富的對話來展現小說中人物的複雜感情。王安憶用極儉省的筆墨，節製而不鋪張地表現了她對當時的物質主義、消費至上主義的批判，精彩地揭示了上海複雜微妙的人際關係”。並指出《流逝》是一篇“忠實地探索女性生存狀態的小說，女性的理想、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女性生存的真實境況，一覽無餘地展現在讀者麵前”。

　　安曼胡笙對王安憶的另一部小說《小鮑莊》也評價頗高：“王安憶的《小鮑莊》剝去了意識形態內涵，揭示了毛澤東去世前後中國農村生活的編年史，小說既有寫實，亦有虛構。”“以懸置、省略、空白和沉靜帶給人一種不確定性和音樂感，它不是破碎意象、明確期待的外在呈現，而是帶給人內在的啟發。”他尤其讚賞王安憶筆下的女性形象：“王安憶熱衷於塑造女性主人公，她們的力量，她們的堅韌，無不刻畫得生動鮮活。這些女主人公善待他人，保持自我，是推動生活運轉的源泉，也是社會變革的真正催化劑。”

　　王安憶的“三戀”--《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穀之戀》，因是中國新時期文壇上最早觸及性題材的作品而在西方引起關注。西爾維亞陳在關於《小城之戀》的書評中寫道：“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壇上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對性主題感興趣，這是數十年的性壓抑之後的反彈。但絕大多數的性主題小說都是男性作家創作的……對女性作家來說，打破長期的性沉寂需要相當的勇氣。1986年以後，隨著社會風氣的寬鬆，王安憶率先發表了描寫女性性愛的三部小說。”“這讓不少人感到意外，作為知名女作家，王安憶一直以純真、優雅著稱文壇，但突然之間她把創作轉向了性愛主題。”西爾維亞認為《小城之戀》是“三戀”中最好的一部，講述的是成年男女的性愛故事。“故事中男女平等的思想……顯而易見，考慮到男女平等在當時的中國還受到嘲笑和反對，一位女性作家能有這樣的勇氣的確難能可貴。”並指出小說最後“對女性性要求的肯定實際上是對女性創造性的肯定”，“這樣的小說很可能會改變西方人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呆板乏味、缺乏文學價值和終極關懷的看法”。

　　卡羅琳梅森同樣對王安憶的“三戀”感興趣。她在介紹評論《荒山之戀》的書評中認為“王安憶對人類性意識的描寫敏感而具有說服力，她認為女性從根本上來講比男性更富有生命的韌性，這一點突出表現在她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金穀巷的女兒）和大提琴手的妻子這兩個人物身上”，並坦率地說：“我為作者對細節的描寫所打動，為她對人類情感的敏銳把握、對人類情感易變性的捕捉而喝彩。我相信她對於男人、女人還有很多新穎、重要的見解，任何一個熟悉過去幾年中國文學發展的人都會認識到王安憶坦誠、公開地探討性主題，需要何等的勇氣。”

　　另外，一些國外出版的論文集裏麵也收入了從性別、性意識角度評價王安憶創作的論文。梅儀慈主編的論文集《意識形態、權力與文本--中國當代文學中的自我呈現與農民他者》收入了她的論文“韓少功、莫言和王安憶的後現代‘尋根文學’”。在該論文集的結語裏麵，梅儀慈富有洞見地提出了將女性放在知識分子或農民的參照下加以探討的模式，她評論說：“由於女性的雙重性，她們一直處在質疑、挑戰知識分子的自我與農民‘他者’這一二元對立的界限的位置上”。著名漢學家雷金慶在評價這部論文集時指出，盡管梅儀慈將王安憶劃歸到“尋根文學”裏麵，但王安憶實際上是以探討“女性問題”--比如浪漫愛情、婚姻家庭而聞名的作家。此外，海倫陳的《性別、主體性與性：王安憶四部性禁區小說的顛覆性敘事》、杜博妮的《作為集體話語的個人敘事：王安憶小說中的女性主體意識》等也都側重從性、女性角度來探討王安憶的作品。

　　三、王安憶作品在國外受關注的原因

　　王安憶的作品在國外不僅為漢學家所關注，還走進了國外的大學課堂和普通讀者的視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是王安憶的作品緊扣時代脈搏，為西方社會了解中國變革提供了一幅時代躍動圖。走上文壇之初，王安憶結合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經曆，寫了一批表現知青、“文革”、“右派”題材的小說。

　　王安憶的第一篇知青題材小說是發表於1980年的《廣闊天地的一角》，該小說采用一名年輕女知青鄭雯雯給媽媽不斷寫信的形式，講述了她作為省積代會代表在開會期間的見聞。之後，王安憶的知青小說以驚人的速度，不斷地出現在讀者的視野裏，如《雨，沙沙沙》、《本次列車終點》、《麻刀廠春秋》、《69屆初中生》、《大劉莊》、《崗上的世紀》、《妙妙》等。這些小說涉及知青的愛情、婚姻、工作、房子、事業、命運等個人問題和社會問題，反映了王安憶對經曆過特殊時代的青年人命運的思考，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

　　基於自身的生活經曆，王安憶也寫了一批‘文革’題材的作品，如《文革軼事》、《老師》、《苦果》、《牆基》、《大地蒼茫》、《流逝》等等。其中中篇小說《流逝》描寫文革時期資本家家庭張家被抄家、封房，張家兒媳歐陽端麗如何堅強地支撐起一家人生活的故事。在家庭財產被沒收之前，歐陽端麗過著優裕閑適的資產階級少奶奶生活。當家庭發生變故後，她沒有像其他家庭成員那樣消沉，而是堅強地挑起生活的重擔，一方麵起早貪黑地操持家務，另一方麵不辭勞苦地賺錢補貼家用。王安憶把敘述的重點放在這個家庭的吃飯、穿衣等日常生活行為上，為那些想通過文學作品了解中國人生活的西方讀者，提供了大量真切的生活細節。

　　《叔叔的故事》是王安憶描寫“右派”題材的一部中篇小說，“叔叔”被塑造成一個時代的代表，表現出作者對特殊曆史時期“右派”不幸遭遇的反思。“叔叔”曾經曆了屈辱的毆打、壓抑的婚姻生活、日益麻木粗糲的生存狀態，這些都被王安憶以夾敘夾議的方式娓娓道來。

　　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國對外部世界封閉了將近30年的時間。這期間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種種危言聳聽的傳言不斷地鑽進西方人的耳朵裏，他們信以為真，卻也疑竇叢生。他們想了解中國社會動蕩的實情，想搞清楚中國人生活的真相，而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文學作品成為他們觸摸中國現實的一個重要渠道，西方人用小說中的背景、情節、人物來校正或印證他們捕風捉影得到的傳聞。王安憶的翻譯成外文的作品由於滿足了他們這方麵的需求，對其加以關注也就成為情理之中的事情。確切地說，這一層麵的關注主要不是美學、文學上的關注，而是社會學意義上的關注。不獨對王安憶如此，西方人對中國作家作品的關注，很多時候都是如此。從本質上講，這也是文學交流的重要意義之一。

　　二是隨著20世紀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興起和發展，對女性及女性作家的關注成為西方文學批評界的一個突出現象，王安憶作為女性作家，再加上她創作了眾多以女性為主人公的小說，因而進入了西方批評家的視線。王安憶雖然不是女性主義者，但她認為女性擁有比男性更為強大的人性力量，因此她構建的男女主人公以及兩性關係模式，都不同於男性作家的女性敘事想象，表現出一種潛在的女性意識。《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穀之戀》表達了女性隱秘幽深的本能欲望，《長恨歌》表達了女性複雜多變的情愛經驗，建構出一種新的以女性為主體、突出女性價值的兩性關係模式。

　　王安憶小說中出現得最多的男性性格是軟弱怯懦，沒有主見，像沒有長大的孩子一樣渴望女性的溫暖和庇護。《荒山之戀》裏的大提琴手像是一個體質與精神都過於孱弱的孩子，需要母愛的加倍滋養才能長大成熟。《長恨歌》裏除了那個剛出場就謝幕的李主任外，其他幾個男性包括程先生、阿二、康明遜和老克臘全都蒼白貧弱，無力護衛愛情，更無力對抗現實。相對於男性人物的模糊貧弱，王安憶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則比較豐滿圓潤，她們堅強勇敢，認準了一個目標就意誌堅定，一往無前，而且還表現出處變不驚、從容優雅的風範。《流逝》中的大家閨秀歐陽端麗麵對家庭的變故、年邁的公婆、幼稚的小姑子和無能的丈夫，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擔，支撐起他們的天空，充當他們的保護者。《長恨歌》建構了一個以王琦瑤的生活為主體和中心的話語世界。不僅程先生、阿二、康明遜和老克臘平庸弱小，即便那個被體製賦予了強大性別權力的李主任，也隻是一種表麵的、有限的強大，而王琦瑤以她生命的延續和她在私人生活中持續不斷的欲望，映襯了李主任不能主宰自我、終至被權力毀滅的男性政治生活。在不經意的對比中，王琦瑤式的女性生活就體現出它的價值，它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女性私人生活，而是對政治化的男性生活的一種質疑和對抗。這種質疑和對抗賦予處於被動地位的王琦瑤們以主體地位和主體價值，它顛覆了傳統的男性中心價值規範，確立了女性的主體地位，凸顯了女性的主體價值。

　　基於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興未艾的背景和王安憶作品中對女性意識的強調，國外關注王安憶（也關注其他當代女性作家，如張潔、張抗抗等）就很好理解了。他們要了解中國女性的生存狀況，評價中國女性作家對女性意識的表現，推動世界範圍內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西方人對上海的懷舊情懷是王安憶的作品在國外受關注的第三個原因。王安憶對上海有著獨特的情結，她的許多知名作品都是以上海為背景或以上海為主題創作出來的，比如《長恨歌》、《妹頭》、《富萍》等。舊上海曾有“東方巴黎”之稱，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英、美、法等國先後在上海設立租界，一度形成華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分天下的異常局麵，強行將上海推上了一條開放的、國際化的道路，西方的物質文明、政治製度、思想文化隨著商品迅速進入上海。到了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繁華達到了曆史上的頂峰，成為中國乃至遠東的對外貿易中心、經濟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是真正的“國際大都會”。十裏洋場充斥著各色洋貨，晃動著洋人的身影，嘈雜著洋人的聲音，他們出入舊上海的各種場所，就像出入自家的後花園一般。新中國成立後，西方人戀戀不舍地辭別舊上海，連同他們的趾高氣揚和各種特權一並消失在上海辭舊迎新的歡慶之中。之後便是新中國與西方世界長達30年的隔膜，西方人對上海的記憶和懷念也隻能在夢中重現。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新時期的文學作品被介紹到西方，西方人的上海夢又萌動了，他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新時期的上海是怎樣改換了容顏。王安憶的大量描寫上海的小說給他們提供了這種可能。那些昔日在上海生活過或者對上海情有獨鍾的西方人，在王安憶的作品中重溫了過去的時光，看到了新上海的種種變化；而那些西方“新生代”讀者則從王安憶的作品中了解到上海曾經有過的滄桑和獨特的地理人文，從而豐富了對上海這個今天仍是世界上重要城市的認識。

　　王安憶的《長恨歌》凝聚了作者對上海所有的理解和領悟，她以一種鑒賞的眼光和趣味，用文字提供了上海的一個個速寫：喧鬧豪華的大飯店、侍應生穿行其間的優雅咖啡廳、用身份和經濟實力堆砌出來的愛麗絲公寓、佳麗爭豔的選美晚會。雪天午後三五個人圍爐而坐，邊喝茶邊閑話，滋生一些流言蜚語。某些時候，人們可以透過高層建築的窗口看到波光閃動的江麵；而某些時候，人們又隻能坐在屋子裏麵，看著一個方格一個方格的陽光慢慢地從地板上滑過。王安憶是把上海作為一個角色來寫的，她寫出了人與城市的互動和互映。主人公王琦瑤跌宕起伏的一生是上海賦予她的，上海深入到她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中，將她的傳奇經曆襯托得具體鮮活而又富有時代氣息。在經曆過曆史的狂風暴雨之後，從舊上海的屍骸上又生長出一個嶄新的上海。時代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但舊上海的精致和講究卻頑強地留存下來。王琦瑤依然做著精細的家常菜，過著用繁華舊夢的殘片裝點的寂寞而優雅自足的生活。

　　王安憶的《妹頭》幹脆將上海設置為小說的主人公，作者在司空見慣的青梅竹馬加移情別戀的故事中將她所熟悉的上海，細致而精巧地描繪出來。在後來的小說《富萍》中王安憶更是將人物與情節置放到次要位置，上海成了主角。作者隻是將富萍作為小說的線索人物，或者說引子，通過她將許許多多上海底層人們的故事引發出來，並將富萍這個外鄉人在上海的所見所聞一股腦兒塞進小說，甚至讓它們成為小說的主體部分，在簡單的線索上連綴起無數的上海生活畫麵。王安憶成了上海的記錄者和代言人。

　　王安憶小說中展現的一幅幅上海圖景，對一些西方人來說就像一首老歌開啟了一段塵封的記憶，又似是在冬日的陽光裏打開的一本舊相冊，泛黃、模糊的照片散發出從前的嬌豔與富麗。懷舊是人類的一種本能，歲月之網留住的一切將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愈見其光彩，西方人正是在這一層麵上解讀王安憶小說中的上海書寫的。關注中外文學創作交流並身體力行是王安憶的作品在國外受關注的第四個因素。早在1983年，應美籍華人作家聶華苓的邀請，王安憶就隨母親茹誌鵑一同赴美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舉辦的“國際寫作計劃”活動，曆時四個月。這次美國之行是王安憶第一次走出國門，在她的人生經曆中占有重要地位，對她回國後的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王安憶曾這樣談到她的訪美感受：“美國之行為我提供了一副新的眼光：美國的一切都與我們相反，對曆史，對時間，對人的看法都與中國人不一樣。再回頭看看中國，我們就會在原以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來。”這次東西方文化的撞擊使王安憶的藝術視野得到拓展，從對人的社會哲學思考進入文化哲學思考，從此她的寫作開始由自發狀態進入到自覺階段。以《小鮑莊》為開端，她相繼推出了“三戀”--《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穀之戀》等優秀作品，既表現出了解中國曆史文化的渴望，也加強了自己創作的新探索。

　　作為上海作協主席，王安憶還積極促進與外國作家的交流。2008年，她推出了“上海寫作計劃”，商定每年舉辦一期，邀請若幹海外作家到上海居住一段時間，讓他們看看上海，感受中國人的生活，了解中國社會的欣喜變化。同時和上海作家舉行座談會，交流創作經驗，提高創作水平。這一計劃得到世界各地作家的積極響應，王安憶在2008年的首屆“上海寫作計劃”報告會上說：“人在有限的空間，總是向往無限的空間。我們和故鄉隔離的時候總會製造一個故鄉，當我們長期生活在一個熟悉的地方就會製造一個他鄉。”“他鄉和故鄉之間有一個可以進出的中間地帶，我把它命名為：虛構。”在他鄉和故鄉之間穿行，在懷舊與布新之間挪移，使王安憶在國外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國外對其人其作也給予越來越多的關注。

　　王安憶的文學生涯和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每一個文學潮流裏麵都有她的身影：從傷痕文學到知青文學再到尋根文學，從先鋒文學到新寫實主義甚至再到美女文學。王安憶是一個在熱鬧的地方安守寧靜的作家，是一個不斷超越自我、永不停止追尋的作家，我們期待王安憶的作品能更多地傳播到國外，成為世界人民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