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三節 歐洲人視野中的賈平凹

　　無論從作品數量還是從影響力來看，賈平凹都可以說是中國新時期文壇上舉足輕重的重要作家。他不僅在國內備受關注，在國外也有著廣泛的影響，其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日、韓、越等不同文字，受到海外讀者和研究者的青睞，並獲得了美國、法國的重要文學獎。本文重點探討賈平凹的作品在英語、法語世界的譯介、影響和研究情況，並分析他在國外受歡迎的原因。

　　一、賈平凹作品在國外的譯介與影響

　　賈平凹的作品主要通過三種形式傳播到國外。一是中國官方主辦的旨在把中國文學推向國外的英語刊物《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和“熊貓叢書”（Panda Books）刊登、出版了一些譯成英文的賈平凹作品；二是國外翻譯出版的中國當代作家作品集收入了部分賈平凹的中短篇小說和散文作品；三是國外的出版社以單行本的形式，翻譯出版了賈平凹影響較大的長篇、中篇小說。

　　《中國文學》雜誌在賈平凹創作初期就開始譯介他的作品，並一直堅持不斷，使得賈平凹的很多短篇小說以此種渠道傳播到國外。以時間為序，《中國文學》刊登的賈平凹的小說和散文主要有：《果林裏》（1978年第3期）、《幫活》（1978年第3期）、《滿月兒》（1979年第4期）、《端陽》（1979年第6期）、《林曲》（1980年第11期）、《七巧兒》（1983年第7期）、《鴿子》（1983年第7期）、《蒿子梅》（1987年第2期）、《醜石》（1987年第2期）、《月跡》（1993年第2期）、《我的小桃樹》（1993年第2期）。創刊於1951年的《中國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作為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一個重要窗口，它翻譯登載了大量反映新時期中國人民心聲的文學作品，賈平凹以其對中國農村生活的清新描寫，贏得了《中國文學》的青睞，也由此走進了國外讀者的視野。

　　1981年問世的“熊貓叢書”出版了賈平凹的兩部作品集，一是《天狗》（The Heavenly Hound，1991），收入了《天狗》、《雞窩窪人家》和《火紙》三篇小說；一是《晚雨》（Heavenly Rain，1996），收入了《晚雨》、《美穴地》、《五魁》、《白朗》四個中篇。另外，外文出版社還出版了賈平凹的英文版散文集《老西安：廢都斜陽》（Old Xi‘an：Evening Glowofan Imperial City，2001）。“熊貓”叢書發行到世界上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讓賈平凹的作品更好地走向世界，擴大了他在國外的知名度。

　　國外出版的中國當代作家作品選集中也收入了賈平凹的一些中短篇小說和散文作品。朱虹編譯的《中國西部：今日中國短篇小說》中收入了賈平凹的《人極》和《木碗世家》；蕭鳳霞編譯的《犁溝：農民、知識分子和國家，現代中國的故事和曆史》收入了賈平凹的《水意》；從《中國文學》雜誌上選編的作品集《時機並未成熟：中國當代最佳作家及其作品》收入了賈平凹的《火紙》；漢學家馬漢茂與金介甫編選的《當代中國作家自畫像》收入了賈平凹的《即便是在商州生活也在變》；漢學家吳漠汀編的《20世紀中國散文譯作》收入了賈平凹的《秦腔》、《月跡》、《醜石》和《弈人》；英文版的“鄉土中國”係列中《故鄉與童年》收入了賈平凹的散文《春》。

　　國外出版社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賈平凹作品有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翻譯的《浮躁》和羅少顰翻譯的《古堡》。

　　以上是賈平凹的作品在英語國家的譯介與傳播情況。此外，賈平凹在法國也很有影響，據筆者粗略統計，他的譯成法語的單行本和作品集主要有《廢都》、《被吞沒的村莊》和《背新娘的馱夫》，其中《背新娘的馱夫》由《五魁》、《白朗》、《美穴地》三個中篇組成。另外，賈平凹的一些中短篇小說還收入了《中國新時期作品選》和《中國文學：過去與現在》等法文版的中國當代作品選集。

　　賈平凹的作品不僅在國外得到大量譯介，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稱譽，這從他的作品在美國和法國獲得的重要文學獎可見一斑。賈平凹的《浮躁》1988年獲得美國的“美孚飛馬文學獎”。賈平凹獲得該獎後在美國出現了一股評價他的熱潮，其《浮躁》也正是在這股熱潮中被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翻譯成英語，於1991年出版。為了慶祝《浮躁》一書的英文版在美國首次發行，美孚石油公司“飛馬文學獎”顧問委員會特別邀請賈平凹偕夫人訪問美國。1991年10月，賈平凹踏上了美國的旅程，在華盛頓、丹佛、洛杉磯等地朗讀自己的作品，他那伴著地方歌謠的朗誦把中國的文學、文化帶進了美國人民的心田。

　　獲得美國的文學獎九年後，賈平凹又以《廢都》獲得1997年度的法國國際“費米那文學獎”，同時被法國《新觀察》雜誌評為1997年度“世界十大傑出作家”。“費米那文學獎”是法國的主要獎項之一，與龔古爾文學獎、梅迪西文學獎共稱為法國的三大文學獎，每年獎勵世界文壇中一部最優秀的作品，而且規定銷售量要達到8萬冊以上才能入選。賈平凹獲得“費米那文學獎”也是亞洲作家第一次獲此獎項。2003年，賈平凹又獲得由法國文化交流部頒發的“法蘭西共和國文學藝術榮譽獎”。法國駐華大使在給賈平凹的賀信中說：“您的作品在法國影響很大，這項榮譽是授予您作品內容的豐富多彩性與題材的廣泛性。”

　　二、賈平凹作品在國外的研究

　　賈平凹的作品不僅在國外得到大量的譯介，還引起了研究者的熱忱，僅就英語國家的博士論文來看，1998年至2004年就有四篇以賈平凹為專題的研究論文，分別是悉尼大學王一燕的《敘說中國：〈廢都〉和賈平凹的小說世界》、多倫多大學司徒祥文的《農民知識分子賈平凹的生活與早期創作的曆史-文學分析》、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鄭明芳（音譯）的《賈平凹20世紀90年代四部小說中的悲劇意識》和方金彩（音譯）的《中國當代作家張賢亮、莫言、賈平凹創作中的男性氣質危機和父權製重建》。

　　王一燕的博士論文修改後於2006年成書出版，

　　霍米芭芭的“國族敘述”（nationalnarration）為理論框架，探討了賈平凹的《浮躁》、《廢都》、《妊娠》、《逛山》、《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等作品。

　　司徒祥文的論文結合賈平凹的生活，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麵展開探討：賈平凹的創作與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比如《紅樓夢》、《金瓶梅》等的聯係；賈平凹的創作和其他中國作家比如沈從文、高行健、鍾阿成的關係；賈平凹作品中表現出來的道家和佛家思想；賈平凹作品中對待女性的態度。

　　鄭明芳的論文主要研究了賈平凹20世紀90年代創作的四部作品《廢都》、《白夜》、《土門》和《高老莊》的悲劇意識。論文作者在梳理西方悲劇理論的基礎上，剖析了賈平凹上述四部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他們跨越城鄉界限的努力以及小說對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展示。作者的結論是：賈平凹具有一種悲劇意識，並且成功地將這種悲劇意識以藝術的形式傳達出來。

　　方金彩的論文從女性主義角度，在20世紀80-90年代呼籲重建儒家父性權威的文化語境中，重新解讀中國當代三位著名作家張賢亮、莫言、賈平凹的三部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紅高粱》和《廢都》。該論文從曆史發展的角度深入探討了為什麽當代男性氣質的重建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女性，在具體論述時剖析了三個方麵的問題：1）男性感到失去男性力量和女性化的主要原因，2）重構理想男性氣質的意識形態框架，3）這些框架是如何建構男性的性別地位並影響男性對女性的看法和感情的，男性是如何讓女性參與他們的男性氣質建構的。

　　從國外對賈平凹的研究來看，主要集中在他的譯成英文的《浮躁》、《古堡》以及《廢都》、《人極》等作品上。

　　《浮躁》是英語世界研究賈平凹的重頭戲。在1991年出版的英文版封二、封三上有這樣的話：“融史詩、愛情和政治寓言於一體的《浮躁》，讓讀者置身於一個《易經》和《毛澤東選集》和諧共處的世界，最狂熱的理想和誘惑、放蕩、政治交織在一起。但在小說中，人性超越了文化和政治差異，作家對農村生活的全景式觀照--汙穢、野蠻、歡樂、痛苦的大合唱，具有極強的說服力。讀罷掩卷長思，揮之不去的是州河上靜謐的月光、兩岸搖曳的燈火，還有名為‘看山狗’的鳥兒的叫聲。”英文版的《浮躁》出版後在西方世界立刻引起關注，出版當年（1991）就有5篇書評分別在《新書推介》、《柯克斯評論》、《紐約時報》（2篇）、《圖書館學刊》上發表，1992-1993年又有5篇評論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威爾森圖書館學報》、《選擇》、《現代中國文學》、《今日世界文學》等報刊雜誌上與讀者見麵。

　　《柯克斯評論》上刊文說：“這是20世紀80年代發生在中國農村的一個複雜微妙而又躁動不安的故事……既真切感人，又帶給人以啟迪。”索爾茲伯裏1991年10月11日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書評中說：賈平凹在《浮躁》中所描述的商州，位於黃河文化的發祥地。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那裏雖然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但至今仍保留著很多傳統的東西，正是這些傳統的東西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安斯科特泰森發表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的評論認為：“這是一部極為難得的描寫中國一個小鎮的農民，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十年改革中所經曆的浮躁生活的小說，作品情節曲折，充滿著對生活的真知灼見。賈平凹以當地的方言和粗魯的幽默，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中國農村中支配農民精神和社會關係的價值觀--忍耐。”《圖書館學刊》上的評論指出：“賈平凹描寫20世紀80年代中國生活的小說……會讓所有的美國讀者愛不釋手。”

　　與報刊雜誌上的短評相比，澳大利亞華裔學者王一燕從學術研究的高度對《浮躁》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她認為“《浮躁》以對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關注獨樹一幟。……‘浮躁’首先指的是州河，描寫州河能量無限奔騰咆哮，穿山越嶺滋潤田地摧毀家園。其次是指小說中男主人公金狗浮躁的心態，進而泛指中國八十年代末期廣大農民的心態。社會變革帶給農民可望可求的致富機會，村村寨寨都躍躍欲試，不再‘安居樂業’。”並指出：“過去與現在的緊密聯係在《浮躁》中……具體真實地存在著，鄉村的經濟改革顯然受製於傳統的中國政治的運作方式，現代性與傳統激烈衝突，陝西南部的山村毫無疑問成為當代中國的縮影。商州州河的激流儼然是商州青年八十年代胸中激蕩的熱情與希望，是中國社會當時對改革的向往。”

　　從以上的評論來看，國外對《浮躁》的解讀與國內的評論比較一致，即都以肯定為主。《浮躁》在國內出版後，《人民日報》、《文匯報》刊發專文報道，稱“要了解當前的中國社會，不可不讀《浮躁》。它的出現，是近年來長篇小說創作中的一個重要成果。”國內著名的評論家、作家，像唐達成、何振邦、劉思謙、陳俊濤、李健民、石灣、朱衛國、董子竹、李星、汪增祺等，都紛紛發表自己對《浮躁》的看法，認為“《浮躁》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從整體上所做的對時代情緒，對時代的文化心理的準確概括。”正是由於《浮躁》對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國民心態的理性思考，才引起了中外讀者、評論家的一致好評。

　　如果說國外對《浮躁》的接受主要集中在英語世界的話，國外對《廢都》的接受則是英語、法語世界並駕齊驅。如果說國外對《浮躁》的評價與國內基本一致的話，國內對《廢都》毀譽雜陳的評論與國外對《廢都》幾乎一邊倒的讚譽形成富有意義的對比。

　　《廢都》出版後，不僅中國的學者、評論家爭相閱讀、評論、發表看法，海外的中國學者像哈佛大學的陳建華、旅美華人查建英、國外的漢學家和中國文學研究者，也撰文發表他們的觀點，甚至在國外舉辦的一些亞洲研究會議上，賈平凹的《廢都》也成了熱門話題。

　　哈佛大學的陳建華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廢都〉及其啟示：末世文士的曆史“覆影”》的文章，認為《廢都》藝術上的優劣、性暴露等不過是次要問題，它的價值在於“對當前大陸社會和文化形態的回應及其回應的方式，對知識分子挾裹在政治權勢、殘存意識形態和都市文化畸形關係之中這一特殊窘態的描寫。”陳建華指出，《廢都》使一些批評者感到惋惜或憤怒的原因主要在於其反“理性”的方式，尤其是以自我“作賤”的方式棄絕對作家身份的認同。陳建華認為，這整部作品不啻是明清各種通俗文類的後現代“覆影”--通過明清通俗文類這一鏡像，映照出當代文人荒誕和頹廢的眾生相，使作品帶有中華帝國晚期的美學情趣。但這個作為中介的文類鏡像同時被作者自己的美學想象所“幻化”，出現某種屬於“後現代性”的主體的自我揶揄與自我消解。

　　旅美華人查建英就《廢都》撰寫了一篇題為《黃禍》的文章，認為該“小說以現實主義的筆觸，用現實生活中的細節，痛快淋漓地一步一步揭開了一個在各方麵都走向腐敗的舊都城的生活畫麵，這個昔日繁華的都城如今到處充斥著貪婪、墮落、虛偽，迷信盛行，色欲湧動，權力扭曲。……小說裏麵的人物舉目四望，沒有一個是真誠可愛的，即便主人公莊之蝶也是一個反英雄，他對政府官員阿諛奉承，為一己私利讓情人嫁給市長跛腳的兒子。”並引用一位歐洲漢學家的看法：“性描寫是小說中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賈平凹對性一無所知，隻是從中國古典小說中獵取了一點皮毛。小說最吸引人、最有光彩的部分是它無情而又細膩地揭露了中國社會體係從內到外的運作--日常生活中的權力交易，庸常生活下的各種暗箱操作，行賄受賄、人情冷暖、互相利用，人們在生活的泥淖中攪作一團。”“中國當代作家中沒有人能像賈平凹寫得這樣好，”“他不給你任何生活的莊嚴，他把是一個懦夫、一個騙子推到你的麵前，”“他表現的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生活，裏麵有各種各樣的潛規則和心照不宣的行為規範。人們知道他們無法逃脫這種生活環境，也知道如何在這種環境裏周旋。”

　　澳大利亞華人學者王一燕認為“《廢都》以中年作家莊之蝶在古城西京的日常生活為主線來勾畫中國社會現狀，表現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現狀。”“《廢都》將中國文化的曆史中心設立在古城西京，又將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蛻化成文人騷客，並在此之上進一步製造當代文人傳統及其身份特質和性行為方式，”主人公莊之蝶“以感官及性欲的滿足來消解社會異化對他的無情打擊，”他“本人以及他的各路朋友都極為接近中國傳統小說中的舊式文人”，“廢卻的都城隱藏著中國文化曆史的集體記憶，又為中國文化史提供了空前‘真實’的場景”。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方金彩從男性氣質角度，對《廢都》裏的男女主人公做了富有深度的分析。其博士論文認為：“《廢都》可看作是中國男性知識分子尋找失去的男性氣概的旅程。”主人公莊之蝶推崇道家和儒家，因而在“才子佳人”模式中尋找理想的男性氣質。方金彩指出，《廢都》裏麵隱含著古典“才子佳人”小說中一夫多妻的影子，對主人公莊之蝶來說，理想的家庭模式以男人為中心。在小說中，他和好幾個女人有染--既有妻子牛月清，又有情人唐宛兒、柳月、阿燦。“性和女人實際上是莊之蝶尋找男性氣概的象征，因為他拒絕向壓迫人的現實社會妥協”。但方金彩得出的結論是：以莊之蝶為代表的中國男性知識分子對男性氣概的尋找最終一無所獲，“因而《廢都》隻不過是一曲感傷中國男性知識分子失去男性氣概的挽歌。”

　　女性主人公也是《廢都》中不可忽視的存在，方金彩認為她們是“男性重建男性氣質的附庸”。小說不是從欣賞女性出發的，女性是為了建構男性氣質而存在的，她們是男性標準審視下的理想女性，不僅是男人心目中漂亮迷人的尤物，還樂於為男人獻身。“在莊之蝶的男性氣質建構過程中，女人和性是他的最後防線，是他最後的存在形式。”男人有得意和失意兩個世界，女人和性是這兩個世界的分界線和平衡器，在從男性主宰的受人尊敬的第一個世界跌向男性氣質失落的第二個世界的過程中，莊之蝶試圖借助女人和性來維護、留住男人的威權。但建立在弱者之上的力量不算是真正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麽莊之蝶盡管有征服女人的快樂，但很快又陷入深深的恐慌和悲哀之中的原因。當沉溺在征服女人的快樂當中時，他感到自己是女性王國裏的王；當回到男性主宰的社會現實中來時，他又感到自己是個失敗者，是個懦夫。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另一位研究者鄭明芳從悲劇意識層麵剖析了賈平凹的《廢都》，指出“《廢都》主要刻畫了城市裏的一群文化人。時代的突變引起價值體係發生變化，造成人們無論道德上還是思想上都有無所適從之感，引發人們思考曆史的荒誕性，思索當前的生活。時代突變中的人們喪失了道德和倫理基礎，滑向墮落的深淵，而且在自身走向墮落的過程中也傷害著他們深愛的人。”

　　多倫多大學的司徒祥文認為賈平凹的“《廢都》裏麵既有方言、俗語，也有文學語言、西化的散文句式和普通話。因此，從表麵上看小說充滿著矛盾，既是一本通俗小說，當然是基於生活真實的通俗小說，又是現代“文人小說”的典範，隻有具有文學素養的人才能真正讀懂它。”

　　另外，在哈佛、悉尼、蒙特利爾、多倫多舉行的亞洲研究會議上也有學者提交有關《廢都》和賈平凹其他作品的論文。比如哈佛大學的陳建華在1996年的“亞洲研究學會中國分會”會議上提交了題為《被放逐的幻想和悲劇：賈平凹的〈廢都〉和顧城的〈英兒〉》；在1997年的“亞洲研究學會中國分會”會議上，蔡榮提交了《賈平凹〈廢都〉中的變位與男性權威危機》；1997年在悉尼舉行的“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聯結會議”上，王一燕提交了《語言、時間和自我反省：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和賈平凹比較研究》；1997年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鮑勒爾舉行的“國際研究年會”上，王一燕提交了《國族小說和國族敘事》；2000年在蒙特利爾大學舉行的第36屆“亞洲及北美國際會議”上，司徒祥文提交了《賈平凹〈人極〉中的農民價值觀》；2000年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係舉辦的“第一屆研究生年會”上，司徒祥文宣讀了《賈平凹建立的中國知識分子新角色/身份》的論文；2002年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係舉辦的“第三屆研究生年會”上，司徒祥文又做了題為《古老山梁上流淌的現代水：賈平凹的本土身份》的發言。這些會議論文標誌著賈平凹在國際上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在法國，翻譯成法文的《廢都》於1997年出版後，法國一時出現了熱議《廢都》的局麵。《世界報》1997年10月17日發表書評，認為《廢都》“確實是一部了不起的偉大作品”，“是賈平凹描繪的一幅茅盾或巴金式的社會畫卷”，小說除了描寫主人公莊之蝶“令人不可思議的墮落和精神上受到的巨大傷害”外，“還講述了省城其他有影響的文人（畫家、書法家、音樂大師）的社會活動和愛情生活，這些人放蕩、貪婪、投機鑽營”。《費加羅報》也刊登《廢都》書評，認為“賈平凹給讀者提供了一幅中國當代生活的巨幅畫卷，他以諷刺的筆法，通過對知識分子和顯貴階層的細膩分析，揭示了當代社會的精神荒原。由於平庸、退讓抑或物欲，人們不知不覺地在生活中沉淪，被陰謀所吞噬。”法國讀者也注意到了《廢都》中暴露的性描寫：“與中國現代文學格格不入的是，賈平凹大膽地描寫了這些人物放縱猥褻的性生活”。但法國讀者認為性描寫是為揭示腐敗和墮落服務的，他們對賈平凹的這部小說持肯定態度：“《廢都》是一位為揭露這片土地上的墮落而不懈努力的作家獻給世人的一部力作。”

　　綜合國外對《廢都》的評價，主導傾向是正麵的肯定。“廢”和“性”是《廢都》所表現的兩個重要方麵，西方讀者著重於“廢”，即關注小說對中國當代生活中陰暗心理、腐敗現象的揭露。他們對小說中的性描寫並未大驚小怪，這是因為西方文化並不像中國文化那樣對性諱莫如深。

　　較之於國外對《廢都》總體上傾向於正麵的評價，國內對《廢都》的看法卻是毀譽參半。1993年《廢都》剛出版時，國內學界一片嘩然，批評的聲音像雨點一樣紛至遝來。唐先田認為《廢都》給中國文壇帶來了負麵影響：“《廢都》和‘廢都意識’顯現出的與道德規範的嚴重不和諧，在中國文壇的負麵影響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肖夏林甚至認為《廢都》就是黃書、淫書：“《廢都》張狂的性描寫簡直是一種犯罪，是一種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作家墮落行為。《廢都》無疑是一部令人心驚的黃書淫書，實在與中國的第一淫書《金瓶梅》沒有什麽差別。”雷達在《心靈的掙紮--〈廢都〉辨析》中把《廢都》比喻為妖冶的女子：“它那熟悉的封麵在到處招搖，好像妖冶的女子哪裏都不會拒絕。它甚至悄悄地把王朔從書攤上擠了下來，同時似乎不無諷刺地告白著，文學的轟動效應並沒有過去。”《廢都》1993年上半年出版，下半年就以“格調低下、夾雜著色情描寫”的名義遭禁。

　　當然，批評的聲浪過後，國內的評論家又在《廢都》中發現了其所蘊含的巨大價值。白燁稱小說是驚人、醒人之作，而決非媚人、惑人之作。陳俊濤把小說稱為40年來文壇沒有見過的。曾鎮南指出，該小說的卓異奇絕之處在於既對當前都市生活中異常廣泛的社會現象進行了毫無諱飾的真實描寫，又對當代文化人的人生悲劇和精神悲劇做了深刻揭示。閻綱稱讚賈平凹對文化的深刻領悟、對文學的獨到把握，在小說中都有超凡的表現。著名學者季羨林也肯定《廢都》，認為小說20年後必然大放光彩。

　　《廢都》的正麵評價和它在2009年的解禁說明這部作品擁有經得住歲月淘洗的文學價值，國內的評價和國外的看法統一到一個方向上來了。

　　除了《浮躁》和《廢都》外，《古堡》、《人極》也在國外受到關注。

　　英文版的《古堡》“前言”中說道：“《古堡》中的三條線索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第一條是從道家角度重新講述戰國時期的改革家商鞅（公元前390-338年）的故事，……第二條線索描述的是1958-1966年的當代商州，……第三條線索是小說中導演和他的電影采景組在村裏較長一段時間的安營紮寨，……過去、現在、未來交織在一起，組成小說最重要的結構和思想框架。”《古堡》英文版出版後不久即有書評在《今日世界文學》上發表，書評認為：“《古堡》是賈平凹1985-1986年發表的‘商州係列’小說中最受歡迎的一篇……盡管賈平凹對貧瘠的黃土高原的文學描寫中不乏粗糲的現實社會經濟場景，但他對神話、象征和草莽英雄主義的嫻熟運用賦予該小說一種史詩性特征，使它不僅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還催生了很多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該評論者指出，盡管在翻譯方麵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小說本身的魅力和作者的重要地位使得《古堡》非常值得一讀。”

　　朱虹在將《人極》翻譯成英語時這樣評價道：“中國西部作家創造了一種新的人物類型，即突破了模式化的社會主義英雄形象，這些新的先驅性形象既有傳統的美德，又掌握新的致富本領，他們實實在在地造福當地人民，盡管在造福於民的過程中仍然受到種種限製。”朱虹指出：“該作品真正感動讀者的是主人公試圖建立起一種權威。”

　　漢學家雷金慶專門撰寫長文，評價《人極》。他認為《人極》是賈平凹從性別和階級角度對男性氣質的張揚。雷金慶指出，賈平凹在《人極》中塑造了農民“硬漢子”形象光子。光子具有“硬漢子”的所有品質，堅韌、剛強，盡管在生活中受盡磨難，卻永遠保持道德的高潔。光子身上既打上了傳統文化的烙印，也體現出新時代的特征。與《水滸傳》中以武力著稱的“好漢”不一樣，光子有意識地避免使用暴力，同情遭受強暴的亮亮和白水，對待妻子溫和、體諒。但雷金慶也指出：“《人極》中光子和亮亮的命運揭示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如果不遵循傳統分配給他們的性別角色，就會變得男不男、女不女。雖然陰陽論中強調陰、陽可以彼此調和，相互轉化，但《人極》卻告訴我們，如果違反了陰陽的本分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苦難的歲月把亮亮折磨得沒有了女性的嫵媚與溫柔，由於長期為自己和家人的蒙冤奔走呼號，亮亮患上水腫病，身體臃腫，脾氣急躁。而光子也不能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男人，因為雖然他和亮亮結了婚，但由於妻子身體有病，無法懷孕生子，光子也隻能是一個無法完成父親角色的男人。

　　三、賈平凹作品在國外被接受的原因

　　賈平凹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得到積極的評價和接受同他主動分析、借鑒西方文學的創作理念和方法，同時敏銳地抓住中國現實社會中人們的心態問題，力求在自己的創作中“達到最高的人類相通的境界”有很大關係。雖然並不處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賈平凹卻表現出強烈的開放意識和在世界文化層麵上審視本民族文化的自覺。他既深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又自覺地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審視本土文化，對外國文學的認識和接受經曆了揚棄、借鑒和融合的過程，這使得他的創作中滲透著世界性因素，從而受到海外讀者和研究者的重視。

　　賈平凹雖然是一個地域色彩極濃的作家，但對外國文學並不隔膜，實際上，他認真研讀、思考過外國文學作品，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理念。

　　賈平凹認為西方文學具有大境界。“那些現代派大家的作品除了各自的民族文化不同、思維角度不同外，更重要的是那些大家的作品蘊有大的境界和力度，有著對人生的豐富體驗和很深的哲學美學內涵。”賈平凹所謂的大境界，一是作品要表現人類相通的意識。他說：“要做一個好作家，要活兒做得漂亮，就是表達出自己對社會人生的一份態度，這態度不僅是自己的，也表達了更多的人乃至人類的東西。”二是作品要有宏闊的涵蓋麵。20世紀80年代中期，賈平凹在接受《文學家》雜誌的訪談時說道：“他們創造的那些形式，是那麽大膽，包羅萬象，無所不有，什麽都可以拿來寫小說，這對於我的小家子氣簡直是當頭一個轟隆隆的響雷！”並說：“我長期思考一個問題：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為什麽能典型地概括那個時代的特點。我覺得是人家能夠從現實生活中抓住當時時代社會心態問題，抓準了，抓得有力，涵蓋麵就大。”賈平凹認為，西方文學最主要的特點是分析人性：“對於人性中的缺陷與醜惡，如貪婪、狠毒、嫉妒、吝嗇、羅嗦、猥瑣、卑怯等等無不進行鞭撻，產生許許多多的傑作。越到現代文學，越是如此。”在對西方文學進行研讀、思索的基礎上，賈平凹的創作走出了“山地筆記”編寫感人故事的狹小圈子，逐步走向關注人類生存、人類命運的博大境界，思考傳統與現代、自然與文明、鄉村與城市的關係等一係列人類共同麵臨的重大問題，追求“重精神、重情感，重整體，重氣韻，抽象而豐富”的境界。賈平凹自《浮躁》以來的小說“從現實生活中抓住當時的時代社會心態問題”，真實地為時代、社會做記錄，準確地再現了時代精神和民眾心態，在表現複雜人性的同時，批判現實中的醜惡，宣揚美善理想，探討“人類究竟怎麽樣才生活得好”。他的《浮躁》描繪了改革開放時期中國農民對經濟社會的向往和傳統文化心理深層上的微妙變化，準確地概括出了彌散在各個階層的“浮躁”情緒和“浮躁”心態；《廢都》寫出了城市人在舊觀念失去、新觀念未確立之時心靈無以附著的惶惑狀態；《古堡》揭示了變革與守舊的矛盾衝突，表現了來自各方麵的變革阻力；《土門》真實地表現了傳統被現代無情摧毀的必然命運；《美穴地》、《白朗》、《五魁》逼真地呈現了人性的美與醜、善與惡。正是因為他的作品真實地記錄了我國轉型時期社會生活的原生態，藝術地再現了人類文明史進程中的一個必然階段，表現了“一些人類相通的東西”，才在國外受到歡迎。

　　賈平凹主張學習西方文學的大境界，而在具體寫法上，卻強調要凸顯本民族的特色。他說：“就是馬爾克斯和那個川端先生，他們成功，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進的趨向而浪花飛揚，河床卻堅實地建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賈平凹也曾模仿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但他很快就注意到我國當代模仿西方現代主義寫法的作品並不受讀者的歡迎，他通過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文學應該借鑒的是西方文學的境界。“近代中國曆史上有一句著名的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進而發展的在文學史上隻能借鑒西方寫作技巧的說法，我覺得哪兒總有毛病發生。文學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要闡述人生的一種境界，這個最高境界反倒是我們應該借鑒的，無論古人與洋人。”“我寫作品，在境界上借鑒西方的東西，在具體寫法上，形式上，我盡量表現出中國人的氣派、作派，中國人的味。”他在探索如何“用中國的水墨畫寫現代的東西”，認為中國文學不能隻借鑒西方的表現技巧，而應該努力豐富基於東方的重整體性感應的寫作技巧，“達到最高的人類相通的境界中去”。賈平凹上述在國外產生影響的小說，都是既有西方文學的大境界，又體現著濃鬱的中國地域色彩的作品，他不僅追求西方文學的大境界，還寫出了中國的味道，把自己民族性的創作通向了人類最後相通的境界。賈平凹以這樣的創作走向了世界，昂首邁入世界文學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