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二節 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方法及存在問題

　　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對外傳播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後，國家製定多種文化輸出戰略，各相關部門、機構積極響應，再加上海外出版機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大力引進，中國政府、機構促成的海外訪問和民間的多種文化文學交流活動，使得中國當代作家作品更多地為世界各國所認知。特別是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對他本人三十年來辛勤筆耕的世界性認可，同時也是中國文學整體加強對外交流取得的成就，說明中國當代文學已經產生了重要的世界影響力。除莫言外，中國當代作家中像餘華、蘇童、王安憶、畢飛宇、賈平凹、閻連科、王蒙、殘雪、徐小斌等，在海外都有相當充分的譯介，其中有些作家作品的譯介不僅二十年來連續不斷，而且相當及時、快捷，並在國外獲得過很高的“專業評價”。

　　麵對中國當代文學令人歡欣鼓舞的對外傳播態勢，中國學術界對其的研究也已拉開了帷幕。但在研究方法和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上還有很多可探討的地方，本文重點在這兩方麵做些嚐試性的探索。

　　一、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方法論

　　每一門學科領域都有適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就中國文學在國外的傳播研究來說，首先，將定性研究與定量分析，比如統計列表、問卷調查、抽樣分析等結合起來，不失為一個有效的嚐試。定性研究是一種適合度較廣的研究方法，而定量分析雖然在社會科學領域比較常用，但目前為止在文學批評領域使用得不多，這可能是出於以下兩方麵的原因，一是認為文學研究中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不能被量化的；二是擔心量化研究會損害文學研究最重視的人物性格和作品的複雜性。但國外已有很多學者認識到定量分析會對文學研究帶來突破，比如英國知名學者安東尼肯尼（Anthony Kenny）認為量化研究的價值堪比空中攝影：“空中拍攝能發現從地麵上無法發現的圖案，能讓我們透過樹木看到整片森林，而這在地麵上由於距離過近而無法看到。因此，對文本進行量化研究能揭示出一個作家創作的宏觀脈絡，這種宏觀圖景在一字一句的作品閱讀中是難以發現的。”美國的喬納森戈特沙爾（Jonathan Gottschall）借助對各國民間故事和神話故事的定量分析，來修正女性主義研究者對這一類文學作品的闡釋；而另一位美國學者約瑟夫卡羅爾（Joseph Carroll）通過對托馬斯哈代的小說《卡斯特橋市長》的定量分析，用翔實的數據闡明該小說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讀者、研究者對他們的認同或排斥，並從中得到這樣的認識：定量分析能夠打破文學研究中先入為主範式的僵局，開辟出新的研究空間。從國外學者的研究實踐來看，定量分析或曰量化研究能極大地提高定性分析的效能，使對文學的認識更為全麵、準確。

　　拋開國外學者的量化研究實踐不談，就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研究這一課題而言，也適合用統計、量化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因為我們不僅要考察某一位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的海外譯介與研究情況，還要考察不同作家作品的海外譯介與研究，以便進行比較分析。同樣，海外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接受與研究，通過統計列表的形式能更直觀地呈現出來。目前國內學者在這方麵已進行了有益的嚐試，取得了顯而易見的效果。比如劉江凱博士對中國當代文學海外接受的研究和紀海龍博士對冷戰期間美英對中國“十七年文學”的解讀研究。前者的研究中運用了大量的統計列表，對國外某一大學圖書館中國當代文學的藏書情況、某一位中國作家作品的翻譯、用西方語言撰寫的中國文學博士論文數量等，進行了盡可能詳細的統計，用數據說話，不僅具有說服力，而且給他的研究帶上科學、實證的色彩。後者的研究將冷戰時期美英兩國對中國“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分為1950-1960年代、1970年代、1980-1990年代初三個階段，詳細統計了每個階段的西方本土研究者和華裔研究者，以及三個階段西方關於中國“十七年文學”的各種選本，不僅搜集、挖掘了大量的英文原始文獻，而且在充分占有數據的基礎上進行了係統、深入的分析。

　　因此，量化分析的引入能使我們對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考察更具有實證性，觀點結論更令人信服。而定性研究與定量分析的有機結合則能使該項研究既有宏觀的概括，又有局部的透視，既充滿思辨性，又不乏考證性。

　　其次，借鑒比較文學的理論與方法也會讓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研究打開新的局麵。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研究本身就帶有跨學科性質，它涉及中國文學、傳播學、接受美學、社會學等多個方麵，在具體研究時還會和國家的政治經濟地位、國際關係、民族心理等因素鉸結在一起。海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是站在自身角度對他者的一種詮釋，而法國學者巴柔在對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進行定義時說道：“‘我’注視他者，而他者形象也傳遞了‘我’這個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的某種形象。”在這裏，套用巴柔的話說，海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也傳達了西方人自身的某種心理、需求和欲望，他們在言說中國文學的同時，也在言說自我。這種言說自我可能不是顯在的，而需要通過分析他們的話語機製、言說背景、民族性格及心理特征才能看到，這樣就可能把對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由表層引向內裏，不僅闡述誰在研究，怎樣研究，還要進一步剖析為什麽會這樣研究。比如英美對中國“十七年文學”中某些作家作品的研究一方麵關注這些作家對新中國社會陰暗麵的批判，另一方麵是借此反證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

　　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其實也是中國形象的一個體現。比較文學形象學認為，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其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密切相關，當各方麵都比較強盛時，該國的文化、文學就會流向其他國家，其他國家也多以仰視的視角來看待該國。而當諸方麵都處於弱勢時，其他國家則會對該國采取俯視的視角，該國的文學、文化也就難以影響到其他國家。因此，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對於文學的海外傳播存在著影響。我們在進行海外中國文學傳播的研究時，應把它置於各種因素組成的“場域”中進行探討，放在多種相關因素交織成的網絡中加以觀照。

　　最後，從求同研究到求異探索。文學作品具有超越東西方界限與時間的普遍性特征，這是進入一個與自己的文化傳統、價值取向、審美趣味完全不同的文學世界的基點，普遍性的東西帶給人一種熟悉感，能讓異域讀者較少排斥性地進入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學傳統。但在有了基本的認同之後，人們便渴望看到與自己的文學傳統迥然不同的風景，求異的願望便油然而生。文學的普遍性讓異域的讀者容易感受和接受，而獨異的本土氣質所散發出來的迷人光彩才是吸引異域讀者的魅力之源。就西方讀者對莫言的接受來說，他們先是在西方文學脈絡裏理解莫言的作品，通過基本的類比，比如福克納、馬爾克斯這些他們較為熟悉的作家去接近莫言。但隨著他們進入莫言的作品，便會發現莫言給他們打開了一個與自身的文學傳統、曆史背景、社會環境迥然不同的繽紛世界，他們興味盎然地玩味這個世界，迷戀於這個世界的色彩、音響、人物、氛圍、節奏。

　　另一方麵，西方讀者對莫言作品的接受也受到蘊涵其中的中國傳統民間文學的影響。相對於中國當代文學來說，中國古代文學在海外的影響要大得多，西方人從內容、形式到理念對中國傳統的東西是懷有敬意的，而莫言的創作自覺不自覺地在延續中國文學的傳統。比如他的《生死疲勞》承繼了中國古典章回體小說和民間敘事的偉大傳統，《檀香刑》中或實或虛地流露出山東地方戲曲形式。因而，西方人由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認同，到接受吸收了傳統創作方法的莫言，這種情感上的認同是認識莫言創造的五彩繽紛的文學世界的起點，而更讓西方讀者著迷的是打上了莫言式烙印的形形色色的中國人物，是從莫言心底流淌出來的既在情理之中又超出閱讀期待的中國故事。

　　二、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存在的問題

　　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富有價值的成果，從中國知網上檢索可以看到近百篇與此相關的報刊論文和碩博論文，相關的著作也有出版。但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以後研究時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是如何從資料整理走向帶有問題意識的深入分析。資料整理在任何一項研究的初期階段都必不可少，特別是拓荒性的資料收集是展開深入研究的基礎。就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來說，第一手資料的整理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報紙文章中及時的跟蹤報道，期刊論文裏就某一位中國作家或某一個文學創作階段的資料收集，專著中對多位作家、不同流派文學作品翻譯與研究的梳理，都已頗見功力。但這項研究要想走向深入，必須超越資料整理階段，從特定的問題著手，或圍繞某個專題，進行深層的剖析。比如中國當代的尋根文學在海外曾有過一陣熱鬧的譯介與評論，相對於中國當代的先鋒小說，為什麽西方人對中國的尋根文學更有熱情？這裏麵隱含著怎樣的話語機製、文學理念、美學意識、意識形態邏輯？

　　另外，對資料的運用要采取動態、發展的眼光，不斷收集、分析最新的譯介、研究資料。中國當代文學的翻譯出版與海外研究發展非常迅速，其翻譯質量、研究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在這種背景下，再用西方人十幾年前甚至更早對“熊貓叢書”、外文版《中國文學》雜誌的某些評價來籠統指代整個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就顯得片麵、滯後。目前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中常為學者引用的觀點，比如加拿大漢學家杜邁克發現嚴肅的中國文學要想獲得國際承認麵臨著很多巨大的障礙、香港大學的愛德華茲指出“中國文學很少能讓國際讀者感興趣”、英國漢學家藍詩玲認為“中國文學在西方被忽視了”、英國漢學家詹納指出“熊貓叢書”的某些譯文讓西方漢學家感到“荒唐可笑”等，再一味地用來指稱今天海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識與評價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傳播的內容、研究的對象在不斷變化，數量在日益增多，質量在逐漸提升，再一味刻舟求劍式地引用固有的評述有礙於對動態發展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做出客觀、及時、公允的評價，應從流變的角度，分階段地呈現出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傳播與研究的發展脈絡。

　　第二，要警惕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譯介中的東方主義心態和意識形態因素。就海外對中國“十七年文學”的探討來說，西方本土研究者更熱衷於探討其中所包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因素。像英國的詹納（W。J。F。Jenner）、美國的白之（Cyril Birch）、夏默（Dorothy Blair Shimer）、赫格（Robert Hegel）、戈茨（Gotz Mi-chael）等，都著重從這一角度進行闡釋。但這種關注夾雜著薩義德所說的西方學者對東方文學、文化的偏愛與獵奇心理。如白之對趙樹理《三裏灣》中愛情故事的解讀強調小俊與滿喜的結合證明了農村傳統婚姻中“媒人”的重要性，認為二人是出於對“媒人”的共同信任而結成人生伴侶的。一些西方本土學者在編選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集時還以作品與傳統的關係為重要標準，比如在夏默看來，那些包含了“本土形式影響下的古老思想或行為習慣”的作品“令人興奮並常令人激動”。因此，我們要批判地審視國外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分析他們的研究凸顯了什麽，又遮蔽了什麽，這種凸顯與遮蔽體現了他們怎樣的思維定勢和心理機製。又如國外對餘華小說《兄弟》的研究，對其中提到的用釘子釘入腦袋自殺、砸碎宋平凡屍體的膝蓋以放進棺材、廁所偷窺等細節津津樂道，而沒有從中國的具體曆史背景和社會發展出發，對這些現象進行結合實際的剖析。

　　意識形態操縱下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翻譯、選本等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翻譯的選材、翻譯策略的選擇、對原文的增刪和改寫，都體現了意識形態背後的操縱作用。意識形態在翻譯中的影響可以說無處不在，我們這裏從幾部中國當代作品翻譯成英語時題目的改動來做一管窺。

　　王安憶的《長恨歌》雖然最終以忠實的譯名The Songof Ever-lasting Sorrow之名出版，但出版社最初主張把書名改成《上海小姐》，理由是有這樣一個書名做噱頭好賣。隻是由於譯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一再堅持忠實於原名的翻譯，才最終使《長恨歌》的英文版在美國非盈利性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不過仍加上了一個副標題：“一部關於上海的小說”（A Novelof Shanghai）。上海是西方人熟悉的意象，也是放蕩不羈的想象力的釋放地，而“上海小姐”更令人聯想到東方主義和東方情調，其中的意識形態蘊涵不言而喻。

　　意識形態的潛在操縱作用還體現在蘇童的《妻妾成群》、虹影的《饑餓的女兒》等書名的翻譯上。《妻妾成群》譯成英文時用了該小說改編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Raisethe Red Lantern）的名字，《饑餓的女兒》被譯成《江的女兒》（Daughterofthe River）。這些譯名中的“大紅燈籠”、“江”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對於中國的“東方主義”想象，會令西方讀者聯想到早已形成的東方文化的固有形象--大紅燈籠不僅是一種喜慶的標誌，也是性的象征，令西方人聯想到小腳、妻妾、充滿神秘意象的中國舊式宅院和悲劇性的東方女性形象；“江”令西方人聯想到中華民族的生命、文化和曆史的象征--長江與黃河。西方的出版社和某些譯者有意識地去建構、樹立符合西方意識形態及西方認知理解中的中國形象和中國文學形象。難怪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感慨地說：“在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還將不斷碰到由文化的不對等帶來的衝擊。”

　　第三是海外、國內的研究如何形成有效的對話。國外的外視角研究和本土的內視角研究是可以互補、互識、互證的，我們要厘清國外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有哪些洞見，對本土研究帶來怎樣的啟發，以及由此帶來的對本土研究內部的調整與優化。本土研究在國外的傳播如何？對外視點的研究又帶來什麽樣的影響？

　　我們以餘華的《兄弟》在國內外的接受與研究為例略作說明。自2009年1月由美國蘭登書屋推出英文版以來，《紐約時報》、《紐約客》、《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和《波士頓環球報》等美國主流媒體都給予好評。其中《紐約時報》周末版用六個版麵介紹了《兄弟》和它的作者。《紐約時報書評》推出中國專題，其中也介紹了《兄弟》，說《兄弟》是一部反映20世紀末中國社會生活的小說，這個故事像美國電視劇《24小時》一樣充滿了狂風暴雨般的語言、肉體暴力以及情欲，具備這些元素的作品在西方應該能一鳴驚人。

　　相比國外對《兄弟》幾乎一邊倒的讚美，它在國內的接受則經曆了冰火兩重天。國內有評論家認為這部小說情節“失真”，語言“粗糙”，“根本不值一提”，是一部失敗之作。指出餘華用血統論推定人類生活中的卑微與高貴，結果是“過去40年來中國人百感交集的複雜經驗，被簡化成了一場善與惡的鬥爭”。甚至出版了一部《給餘華拔牙》的批評文集。但《兄弟》也受到著名評論家陳思和等人的青睞和高度評價，陳思和從巴赫金的怪誕現實主義概念出發，以“狂歡”和“民間”為著眼點，認為這是“一部”、“驚世之作”，從美學概念上根本扭轉了對該作品的解讀。

　　為什麽國內外對餘華《兄弟》的接受表現出如此大的差異？這可能同中西方對新聞媒體、文學作品的不同定位有關。西方強調其批判功能，餘華《兄弟》中對發展中的中國社會、道德的批判，契合了西方人的閱讀定勢，因而受到他們的歡迎。而中國的批評家認為餘華沉陷在髒、亂、臭、黑的世界裏，是在向西方展現中國消極的一麵。中國批評家敏感的東西，西方的批評家可能並沒有考慮過。

　　不過，總的來看，國外對譯介過去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接受與研究很大程度上處於一種脫離中國曆史語境的想象狀態（一些華裔學者的研究除外）。東西方讀者有著不同的小說觀念。在西方讀者看來，小說不含有曆史因素，而中國小說中往往包含著大量的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因而理解中國文學的關鍵是了解中國的曆史，研究中國文學需要結合具體的曆史語境展開。由於外國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對中國的社會、曆史發展缺乏足夠的了解，因而他們在分析中國文學作品時容易從自身的感受出發，運用有限的中國知識，加上大膽的想象和聯想，得出的結論雖然獨特、新鮮，卻有時有悖於作家的創作初衷和中國的實情，造成嚴重的誤讀。

　　第四是對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現狀不能過於樂觀，而要有清醒、理性的認識。

　　我們經常在很多當代作家的介紹中看到他們的作品已被譯成十幾種甚至幾十種文字，有的甚至在作品重新出版時附上“英譯本序”、“法譯本序”等，再加上媒體、報刊出於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熱切願望而帶有誇大色彩的讚譽之詞（如某某作品在國外“好評如潮”，某某作家在國外“受到追捧”），不時見諸報端的中國某某作家去海外演講、參加文學活動的誇大報道，使得國內的讀者和研究者產生這樣一種印象，以為中國當代作家在國外廣為人知並大受歡迎，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外已經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但實際情形是翻譯成外語的中國當代文學在西方主流讀者視野中總體上處於被忽視的狀態。以新近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為例。莫言的《紅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分別於1997年、2001年譯成瑞典語出版，起印僅為一千冊，但就是這一千冊直到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也沒售完，是獲獎契機讓這些滯銷的作品宣告售罄。國際接受度較高的莫言的作品尚遇到此種情狀，中國其他作家作品的銷路更可以想見。

　　與國內如火如荼的外國文學譯介與研究不同的是，西方對翻譯文學並不熱衷，華裔學者張旭東說：“美國文學隻關注自己，”“他們的文學中，所有翻譯文學隻占1%，少得不可思議。”

　　真能深入美國社會的根本沒有。”中國當代文學在美國是“一少二低三無名”。“用‘滄海一粟’來形容中國當代文學在北美的微弱處境，或許誇張；但說中國當代文學在北美讀書界處於四舍五入的微妙界點，大概是一個不錯的形容。”

　　給中國讀者以中國文學在海外產生了廣泛影響的錯覺的另一個原因，是對中國作家的海外演講和去國外參加文學活動的描述，這些描述有作家的自說自話，也有媒體的推波渲染。一些去往海外宣傳演講的作家回國後喜歡說自己的演講如何引起轟動，有多少國外的媒體爭相報道。但其真實情形如何，還需要還原曆史現場來判定。首先，聽眾的層次和範圍是隻限於漢學家、東亞係的學生、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還是遠遠超出了“專業圈子”的範圍，作為一個文學事件引起了國外普通民眾的關注。其次，海外報道這些消息的媒體是主流報刊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報。隻有找到國外媒體報道此事的第一手材料，對演講現場情況有真切的了解和掌握，才能判定其影響有多大，不能隻聽演講者的一己說法，或某些國內媒體根據其說法添枝加葉的誇大報道。

　　中國作家到國外參加文學活動同樣如此。我們不能隻聽參加者本人回國後放大其效果、誇大其重要性的敘述，而是要去切實了解這些活動的檔次、影響力，因為國外的這類活動主辦單位良莠不齊，會議層次高低有別，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相信都是些國際會議級別的活動。因此，對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感性認識上，而應進行理性的總結，在還原事實真相的基礎上，進行客觀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