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一節 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中國形象塑造

　　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是中國形象塑造的一個維度。中國形象和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之間既有同構性，也有因文學傳播的多樣性而帶來的中國形象的複雜性。文學的向外傳播從宏觀上講有兩個主渠道：外方作為主體的“拿”和中方作為主體的“送”。“拿”是外方基於自身的欲望、需求、好惡和價值觀，塑造的多少帶有某種偏見的“他者”形象；“送”是中國政府基於外宣需求，傳播的具有正向價值的“自我”形象，是對西方塑造的定型化中國形象的矯正和消解。這兩種中國形象在新中國的每一個曆史時期鉸結並存，構建出中國形象的不同側影。

　　一、1950-1960年代：定性譯介與敵對性形象

　　意識形態對文學傳播和形象塑造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和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受冷戰思維的影響，呈現出定性譯介和敵對性的形象特點。

　　海外的中國形象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主導塑造者：18世紀是法國，19世紀是英國和德國，20世紀以來主要是美國。20世紀50-60年代美國的中國形象主導、影響著西方的中國形象，而這一時期由於美蘇冷戰和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被美國視為敵國，負麵的中國形象成為抹不去的主色調。在這一中國形象主導下，西方英語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甚少，僅有王蒙揭露官僚主義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郭沫若的《浪淘沙看溜冰》、馮至的《韓波砍柴》、《我歌唱鞍鋼》、何其芳的《我好像聽見了波濤的呼嘯》、臧克家的《短歌迎新年》、《你聽》、艾青的《在智利的紙煙盒上》、《寄廣島》、毛澤東的《北戴河》、《遊泳》等部分詩歌，老舍的戲劇《龍須溝》等。我們以對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譯介略作闡釋。這篇小說收入《苦澀的收獲：鐵幕後知識分子的反抗》一書，該書選擇的是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如蘇聯、東德、波蘭、匈牙利、中國等國的作品，偏重於那些揭露社會黑暗、幹預生活的小說、詩歌、雜文。編選者埃德蒙史蒂曼堅持入選的作品要“鮮明地表達了這些國家的作家想要打破政治壓抑，獨立、真實地表達個人感情、經曆和思想的願望”，因而，那些大膽揭示社會弊端、批判政黨管理方式的作品是《苦澀的收獲：鐵幕後知識分子的反抗》選擇的重點，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即被看作是滿足了這樣的要求而收入的作品。編者埃德蒙史蒂曼特別強調了這部小說描寫對象的特殊性--北京某區黨委，說這個區黨委是一處“懶惰和錯誤像‘空氣中漂浮的灰塵’那樣懸掛著的地方”，該小說的主人公--新來的林震“與不知因何墮落的韓常新、劉世吾展開鬥爭以拯救區黨委”，並特意指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春天中較早開放的鮮花”、“受到了嚴厲打擊”。史蒂曼意在借文學作品窺探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政治管理和社會發展狀況。

　　從這一時期英語世界的研究來看，新中國文學中所謂的“異端文學”成為關注的重心。鑒於當時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與對峙，西方研究者多采取潛在的敵視新中國的立場，對那些背離了主流文學規範的作品給予較高評價，旨在證明作家與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之間的矛盾。典型的研究如穀梅的《胡風與共產主義文學界權威的衝突》、《共產主義中國的文學異端》、包華德的《毛澤東統治下的文學世界》等。其中穀梅幾乎完全將注意力集中在新中國的“異端”作家身上，將他們視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從而忽略了更大範圍內的“正統”作家，反映出她批判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用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殘暴來反證西方社會自由、民主的意圖。對西方英語世界而言，中國是意識形態上的“他者”，專製、殘暴的中國形象更符合西方自我形象建構和文化身份認同的需要。

　　與此同時，新中國也通過對外譯介文學作品，向西方展示自我塑造的中國形象。新中國成立後，由於西方國家的封鎖政策和中國采取的嚴密防範措施，中西交流的大門關閉了，幸而《中國文學》雜誌通過向外譯介文學作品介紹新中國的真實情況，以抵消西方媒體報道中對我國形象造成的消極影響。

　　1951年創刊的《中國文學》以英、法兩種語言向西方世界譯介中國文學。就當代文學來說，20世紀50-60年代主要選譯反映建國後人民群眾生活的作品，宣揚革命、鬥爭、戰爭等工農兵題材的尤多，如《王貴與李香香》、《新兒女英雄傳》、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劉白羽的《朝鮮在戰火中前進》、趙樹理為配合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出台而創作的《登記》、沙汀歌頌新型農民的《你追我趕》等。“文革”開始後樣板戲成為譯介的新方向，《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燈記》都通過《中國文學》走向了海外。《中國文學》由於承擔著外宣任務，在譯介的篇目選擇上受到主流意識形態、配合國家外交需要等因素的製約，服從於對外宣傳我國文藝發展變化的需要，通常以作家的政治身份為標準選擇當代作家，不支持“左傾”思想的作家作品往往被排斥在外。在思想傾向上，《中國文學》支持亞非拉、東歐等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聲援法國的社會運動，批評英美國家的侵略行徑。因而，從接受情況來看，《中國文學》受到亞非拉國家的稱讚，遭到歐美國家的批評。亞非拉國家的讀者通過閱讀《中國文學》確曾受到鼓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讀者雖然從中對中國的現實生活和文學創作有所了解，但並沒有帶來同情和理解，反而招致否定和排斥。特別是《中國文學》上刊登的反美鬥爭文章，引起外國讀者的強烈反應，這種對立麵形象的自我塑造同樣使得西方對中國的認識片麵化、妖魔化，以“藍螞蟻”、“螞蟻山”等蔑視性詞匯來描述中國。

　　二、1970年代：“正統”文學譯介與美好新世界形象

　　197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新中國的關係發生了較大轉變。此時深陷越戰泥潭的美國出現一股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情緒，越來越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和帝國主義戰爭給其他國家造成的傷害，轉而肯定殖民地國家的反帝鬥爭。尤其是尼克鬆1972年的訪華使美國人心目中邪惡的中國形象得到扭轉，此後西方各行各業的人尋找機會來到中國，看到紅色中國巨大的物質進步和社會主義“新人新風尚”，帶回大量有關中國的正麵報道：“中國是一個開明的君主製國家……是一個信仰虔誠、道德高尚的社會……人民看上去健康快樂，豐衣足食。”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形象出現在西方人的視野裏。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的方針和鄧小平訪美，使西方美好的中國形象進一步走向深入。由於改革開放的思路與傳統的馬列社會主義存在一定差別，西方世界將之誤讀為中國開始放棄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靠攏。在蘇聯這個最大敵人的陪襯下，改革開放並“資本主義化”的中國形象顯得無比美好。

　　在如此的形象背景下，英語世界對新中國文學的譯介不再將重點放在“異端文學”上，而是加大了對正統的、主旋律文學的關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者的政治立場亦發生較大轉變，不再像20世紀50-60年代那樣敵視新中國，而是理解、同情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把描寫革命與建設的新中國文學視為嚴肅的作品，肯定新中國文學中的價值質素。這一時期英語世界譯介的新中國文學遠遠超過上一個時期，涵蓋小說、戲劇、詩歌等多種體裁，擇其要者有英國漢學家詹納編選的《現代中國小說選》，收入孫犁的《鐵木前傳》等；美國學者沃爾特麥瑟夫和魯斯麥瑟夫編選的《共產主義中國現代戲劇選》，收入《龍須溝》、《白毛女》、《婦女代表》、《馬蘭花》、《紅燈記》等當時有代表性的劇目；巴恩斯頓與郭清波合譯的《毛澤東詩詞》以及聶華苓、保羅安格爾合譯的《毛澤東詩詞》，二者收錄的都是毛澤東建國後發表的詩歌，編目上大同小異，隻在注釋方式上有所不同；約翰米歇爾編選的《紅梨園：革命中國的三部偉大戲劇》，收入了《白蛇傳》、《野豬林》、《智取威虎山》；許芥昱編選的《中國文學圖景：一個作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行》，節選了楊沫的《青春之歌》、高玉寶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浩然的《金光大道》等主旋律作品；許芥昱的另一個選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作品選》收入了楊朔的《三千裏江山》、李準的《不能走那條路》、艾蕪的《夜歸》、峻青的《黎明的河邊》、周立波的《山鄉巨變》、茹誌鵑的《百合花》、梁斌的《紅旗譜》、楊沫《青春之歌》、柳青的《創業史》、李英儒的《野火春風鬥古城》等或節選或全文的內容；美國漢學家白誌昂與胡誌德合編的《中國革命文學選》，收入了秦兆陽的《沉默》、周立波的《新客》、浩然的《初顯身手》等；聶華苓的《“百花”時期的文學》卷2《詩歌與小說》

　　風歌》、王若望的《見大人》、李國文的《改選》、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作品。總的來說，這些選本的意識形態色彩與第一個時期相比明顯減弱，編選者更注重從文學發展軌跡及作品的審美特性出發選譯作品。他們的言說中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抨擊新中國政權的話語，但敵對態度大為緩和。選本和研究中透露出來的中國形象比第一個階段明顯友善。

　　1970年代，《中國文學》雜誌繼續向國外譯介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文革”期間，樣板戲受到異乎尋常的重視，繼續得到譯介，並刊載相關評論文章，對“樣板戲”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予以評價，以引導異域讀者，促進在海外的接受。浩然等碩果僅存的“合法”作家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作品也成為此時對外譯介的重要對象，浩然的《豔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李心田的《閃閃的紅星》、高玉寶的《高玉寶》等，都作為代表時代特色的作品譯介到國外。而集體翻譯的毛澤東詩詞無疑是該時期最重要的英譯作品，為此專門成立了毛澤東詩詞英文版定稿組，有的負責翻譯，有的負責潤色，並向國內高校師生和親善中國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征求意見，於1976年隆重推出，以至於國內有學者指出：“毛詩翻譯受重視程度之高，翻譯過程持續時間之長，參與人員之複雜，規格之高，譯入語種之多，總印數之大，在世界詩歌史和文學翻譯史上是罕見的。”“文革”後至70年代末，《中國文學》也及時譯介、刊載了反映新時期中國人民真實心聲的作品，如傷痕小說宗璞的《弦上的夢》、劉心武的《班主任》等。

　　《中國文學》此一時期推出的這些譯作集中體現了新中國方方麵麵的發展變化，向世界展示一代“社會主義新人”形象。這些作品對外傳遞的是與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截然不同的、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旨在樹立新的自我文化形象，以顯示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

　　三、新時期以降：多元化譯介與“淡色中國”形象

　　新時期以降，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的中國形象是變動不居的。先是中美建交結束了兩國多年的對抗與猜疑，隨後鄧小平訪美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使得美國輿論對中國的讚成率大幅上升。美國媒體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正麵報道越來越多，尤其是《時代》周刊以不無欣喜的態度，不斷報道中國充滿活力的經濟、豐富多樣的市場和“新體製試驗田”取得的成功。但美好的中國形象並沒有持續多久，20世紀80年代末的那場政治風波使西方的中國形象陡然逆轉，再加上90年代初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中國不僅失去了製衡蘇聯的地緣政治意義，而且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大潮中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大國，被視為“對抗世界”的“他者”，是美國主宰的世界秩序下的異己。於是，“中國威脅論”、“中美衝突論”成為20世紀90年代西方之中國形象的主調。21世紀以來，“中國機遇論”逐漸成為西方人的共識。2004年，美國一位家庭主婦薩拉邦喬尼對沒有“中國製造”的日子的慨歎讓西方人認識到中國既是競爭對手，更是合作夥伴。中國的發展不僅讓西方人享受到中國製造的質優價廉的商品，也給西方經濟注入了活力，並在“反恐”問題上站在美國一邊，西方對中國的好感暗自增長。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將中國形象界定為“淡色中國”。他說這個詞不很強勢，又非常開放，同時體現出中國傳統的和諧價值觀，因為“淡”字將“水”和“火”兩種不相容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使對立的東西和諧起來。雷默認為中國要想在世界上塑造良好的形象，最強有力的辦法就是保持開放的姿態，而不是硬性推銷中國文化。這種觀點何嚐不體現了曆史上西方對中國的態度和看法：長期以來，西方的中國形象在“浪漫化”和“妖魔化”之間徘徊，在喜愛和憎恨之間搖擺。西方需要拋棄意識形態的偏見，擺脫欲望化的視角，用“淡色”來看待中國。

　　與對中國變動不居的認知相應，新時期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呈現出多元化、多樣性的特點。既有不同作家的合集，也有單個作家的作品集、小說單行本；既有對新時期不同文學流派的追蹤翻譯，也有對女作家群體的結集譯介；既有按主題編選的譯本，也有按時間段編排的選本；既有對正統文學的關注，也有對爭議性作品的偏好。

　　就合集譯介來說，新時期的作品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到尋根文學、先鋒小說等，都引起海外學者的關注。比如《傷痕：描寫文革的新小說，1977-1978》

　　痕》、孔捷生的《姻緣》、劉心武的《班主任》和《醒來吧，弟弟》等傷痕文學作品；《新現實主義：文革之後的中國文學作品集》收入了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王蒙的《夜之眼》、諶容的《人到中年》、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作品；《春筍：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收錄了鄭萬隆的《鍾》、韓少功的《歸去來》、王安憶的《老康歸來》、陳建功的《找樂》、紮西達娃的《係在皮繩扣上的魂》、阿城的《樹王》等“尋根文學”作品；《中國先鋒小說選》收入了格非、餘華、蘇童的、殘雪、孫甘露、馬原等人創作的先鋒小說。

　　除多人合集外，新時期一些作家的個人作品集和小說單行本也得到大量譯介。像莫言的短篇小說集《爆炸及其他故事》、《師傅越來越幽默》，小說單行本《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國》、《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變》、《檀香刑》、《四十一炮》等都被譯成英語，“譯成法語的作品有近20部”篇小說《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兄弟》；蘇童的中篇小說集《大紅燈籠高高掛》、《刺青》，短篇小說集《橋上的瘋女人》，長篇小說《米》、《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賈平凹的《浮躁》、《古堡》、《廢都》等，也都譯成英語、法語出版。

　　新時期一些有爭議的作品也是西方關注的對象之一。美國漢學家林培瑞編選的《倔強的草：文革後中國的流行文學及爭議性作品》選入的大多是20世紀70年代末有影響、有爭議的小說和詩歌；同樣是他編選的《玫瑰與刺：中國小說的第二次百花齊放，1979-1980》

　　“刺”，他認為在中國，歌頌性的作品是“花”，批評性的作品是“刺”。《火種：中國良知的聲音》收入的是中國文壇上的雜遝之聲，其中有些是有爭議的作品，而堪稱《火種：中國良知的聲音》續篇的《新鬼舊夢錄》收錄的是和原來嚴格的意識形態文學不同的文壇新聲。被視為“中國現當代文學中事實上的、最具爭議性的作家”閻連科，其《為人民服務》、《丁莊夢》、《年月日》、《受活》等都被譯成法語，“閻連科的‘被禁’以及他的‘批判意識’”“贏得法國人的無數好感。”

　　海外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多元譯介反映了西方人心目中雜色的中國形象。雖然文學的交流不能和滲透著意識形態的異國形象嚴格對應，但隱秘地投射出西方人對中國的態度和看法。

　　在海外“拿”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同時，中國在“送”出去方麵也加大力度。《中國文學》在新時期拓寬譯介的題材範圍，並注重同英美國家的文學交流。20世紀80年代初推出的“熊貓叢書”把諸多新時期作家如池莉、馮驥才、方方、鄧友梅、梁曉聲、劉紹棠、王蒙、張潔、張賢亮、周大新等人的作品傳播到國外，其中銷售較好的《中國當代七位女作家》、《北京人》、《芙蓉鎮》、《人到中年》、《愛，是不能忘記的》等引起英美一些主流報刊如《紐約時報書評》的關注。

　　21世紀以來，中國政府多措並舉，進一步加大中國文學海外推廣的力度。2003年中國新聞出版總署提出新聞出版業“走出去”戰略。2004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新聞出版總署啟動“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成立“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工作小組，每年召開專門會議，出版《“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推薦書目》。2006年，中國作家協會推出“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譯介工程”，2009年開始實施“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並全麵推行“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中國政府旨在通過這些文學、文化層麵的努力，塑造一個多元、開放、積極的中國形象。

　　但不管是西方的“拿”過來還是中國的“送”出去，對新時期女作家作品的譯介都是焦點之一。我們下麵通過西方自發譯介和《中國文學》、“熊貓叢書”自主輸出的中國新時期女作家的作品，看看文學譯介中“他塑形象”和“自塑形象”的不同。

　　英語世界對新時期女作家頗為關注。《玫瑰色的晚餐：中國當代女作家新作集》、《恬靜的白色：中國當代女作家之女性小說》、《我要屬狼：中國女性作家的新呼聲》、《蜻蜓：20世紀中國女作家作品選》、《紅色不是唯一的顏色》等收入了諶容、張潔、張抗抗、宗璞、茹誌鵑、王安憶、張辛欣、鐵凝，蔣子丹、池莉、陳染等人的作品。此外還譯介了不少女作家的個人作品集和小說單行本。國內對新時期女作家的譯介也相當重視。承擔《中國文學》和“熊貓叢書”外譯出版工作的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七卷中國新時期女作家的合集和個人文集，將茹誌娟、諶容、宗璞、古華、王安憶、張潔、方方、池莉、鐵凝、程乃姍等眾多女作家的作品推向海外。但中外在選譯女作家的作品時秉承的理念、原則迥然不同。海外的譯介主要是用他者文本燭照本土觀念，以印證本國的文學傳統和價值觀念，是在借“他者”言說“自我”，“是認識自身、豐富自身的需要，也是以‘他者’為鑒，更好地把握自身的需要。”而中國是要通過對本土文學的譯介，塑造積極、正麵的中國形象，彰顯中國的文化軟實力，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以海外、國內對王安憶作品的譯介為例。英語世界最早選譯的是王安憶探討男女隱秘幽深的本能欲望的“三戀”--《小城之戀》、《荒山之戀》和《錦繡穀之戀》，這種選擇偏好和西方的女性主義詩學傳統以及20世紀70-80年代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在西方的興起與發展有關。“三戀”讓英語世界的讀者在他國文學中看到了熟悉的影子，並因此給予好評：“王安憶對人類性意識的描寫敏感且具有說服力……任何一個熟悉過去幾年中國文學發展的人都會認識到王安憶坦誠、公開地探討性主題，需要何等的勇氣。”從中可以看出，英語世界對中國文學的譯介內在裏隱含著對自身文化的自戀式欣賞，是在用他者確認自我，完成的是自己的身份認同。

　　國內對王安憶的譯介則體現出截然不同的選材傾向。盡管王安憶的創作題材十分廣泛，從傷痕、反思、尋根，到先鋒、新寫實、新曆史無不涉獵，但《中國文學》和“熊貓叢書”選譯的卻是《小院瑣記》、《妙妙》、《雨，沙沙沙》、《人人之間》、《流逝》等短篇小說。究其原因，恐怕和這些小說在主題上符合主旋律、在藝術表現上中規中矩有關。《中國文學》和“熊貓叢書”偏重選擇以現實主義為基調的作品，試圖通過中國文學向世界展示一個秉承傳統文化價值觀、生活化、市井化的中國形象。“三戀”雖然在王安憶的創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其對女性欲望的大膽直麵使得對愛情的表現由彰顯靈魂到突出本能欲求，不僅在審美趣味上和中國傳統的觀念相距甚遠，也與國家倡導的主流文學不相符合，因而被排除在外也就在所難免。

　　新中國成立以來，構建良好的中國形象受到國家層麵的高度重視。從人民民主國家到改革開放的形象，從對外宣傳中展示中國的“五個形象”到樹立和平、合作、發展、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從提出文化軟實力戰略到具體實施各項“譯介工程”、“推廣計劃”、“出版工程”，中國一直在致力於塑造一個國際舞台上良好的中國形象。但中國對自我形象的認知和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認知尚有很多不一致之處，盡管這在國與國之間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但在中國身上尤為突出。怎樣通過文學的譯介增近彼此的共識，縮小二者間的差距，讓世界理解並認可中國自我塑造的形象，是我們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