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十節 17-18世紀英國文人眼中的典範中國

　　在文化交流史上，一個民族在曆史的某些關鍵時刻如何看待自己，並與其他先進民族相對照，往往是推動學習他人或傳播自己文化的首要因素。互照互省、互相借鑒曆來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交流與對話的目的。葡萄牙遊曆家兼小說家品托早在16世紀就提出利用中國來批判歐洲的某些社會風習。18世紀，中國對歐洲來說是一個尺度，一方視野，一種價值觀，不僅有席卷歐洲的“中國風”（Chinoiserie），中國還是啟蒙運動的一麵旗幟：中國的君主政體被視為最佳政體，道德觀被視為最完備的道德規範，中國的哲學被視為最富理性的哲學。而在歐洲的“中國熱”當中，英國是“早戀的”，錢鍾書先生通過對17、18世紀英國文化中的中國形象的詳細考察，得出如下結論：“如果我們的研究是對的，那麽英國對中國的仰慕在17世紀就達到了頂點。”

　　英國是個經驗主義哲學發達的國家，經驗主義哲學認為一切觀念意識均來自實踐經驗。17世紀初期的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強調重視觀察試驗，主張在占有足夠經驗事實的基礎上歸納出結論，在試驗觀察的基礎上找出事物之間的關聯。而被譽為經驗主義哲學基石的洛克在他的《人類理解論》中進一步指出，經驗是“所有知識之源，一切蓋莫出乎於此”。這種經驗主義傳統使英國人更為信賴和關注事實材料，17世紀，中國先進的製度和文化對英國人的思想和意識產生了強烈衝擊，而當時的英國正處於社會與政治變革時期，易於借鑒別國的一切先進經驗。

　　一

　　一些英國學者認為漢語是人類的初始語言。《舊約》裏通天塔（Towerof Babel）的故事在西方人盡皆知，相傳在洪水大劫難以後，挪亞的子孫在新的天地裏繁衍生息，且全都講同一種語言。在向東遷徙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一片廣袤的原野，商量著在此修建一座城，城中築塔，直通天庭。此事驚動了耶和華，認為他們之所以齊心協力，靠的是同一種語言，如果他們建塔成功，以後可能會無法轄製他們。由於擔心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耶和華決定離亂他們的語言，使建塔的人隻有附近的幾個能聽得懂，稍遠一點的就聽不懂了。由於語言不通，通天塔也就無法再建造下去，耶和華趁機將眾人分散到各地去，從此世間就有了好多種語言，每一種語言又區分出若幹不同的方言。由此人們陷入語言的混亂之中，不僅交流困難，而且語言從此失去了與事物統一的神聖性，甚至導致邪惡，引發謬誤。因此，從中世紀開始就不斷有人試圖尋找一種普適的語言，到17世紀形成一股熱潮，人們認為普適語言會導致對真理的直接把握，甚至能恢複古人所說的“黃金時代”。

　　當然，英國此時對中國的語言文字發生興趣還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17世紀初，信奉新教的英國人在攻擊天主教的同時，希望能找到一種取代拉丁文的通用語言。因此，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與此種努力有關。早在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在《學術的進展》中就談到中國文字的特征，他寫道：“他們使用象形文字……這種文字寫出來比說起來更容易明白。”由於中國文字的書麵語隻有一種形式，盡管中國省份眾多，彼此之間聽不懂對方的方言，但能看懂別省書寫的文字，培根據此提出漢語是否可能成為人們所需要的那種世界通用語言？在這樣的背景下，17世紀上半葉一些學者開始將漢語與人類的初始語言聯係起來。托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1605-1682）認為漢語是人類建造“通天塔”之前的“初始語言”，而約翰韋伯（John Webb，1611-1672）更是對此做出了貢獻，他在1669年發表的《從曆史論證中華帝國的語言是初始語言的可能性》一文中指出，漢語“簡便（simplicity）、概括（generality）、準確適度（modestyofexpression）、實用（utility）、簡潔（brevity）、一致（consentofauthors）”

　　是希伯來語，有可能是大洪水之前全世界通用的語言。他采用曆史學的方法，從巴比倫塔之亂以前人類共同使用的語言在洪水之後是否保存下來入手，認為挪亞在洪水中漂到了中國，洪水退去後留在中國繁衍生息，並據此認為中國曆史上記載的堯就是挪亞，中國人就是挪亞的後代。挪亞定居中國後並未改變語言，他的後代所講的語言就是人類最初使用的語言，因此，中國人使用的漢語就是人類的初始語言。他的工作甚至得到美國當代著名中國史研究專家史景遷的讚賞，他說：“他（指韋伯）畢其一生來證明漢語是世界上的第一語言，是所有語言的始祖。”而且韋伯對中國的宗教、哲學、藝術、道德等各個方麵都有涉獵，並極為讚賞，在他眼裏，中國人來自上帝之城，“他們的國王可以說是哲學家，而他們的哲學家可以說都是國王。”

　　二

　　啟蒙時期的歐洲哲學家，特別是法、德等國的哲學家，利用中國形象挑戰暴政和神學。沒有基督教也可以產生出高尚的道德和英明的君主，中國便是一個榜樣，這不僅使歐洲人感到震驚，也促使他們思索：既然上帝不能保證人類的幸福，那麽，何不嚐試著像中國那樣，用世俗的道德和教育為人類營造一個現世樂園？在這種時代氛圍中，中國的儒家學說成了英國的自然神論者攻擊啟示宗教的武器。歐洲宗教改革以後，由於自然科學的發展，思想界逐漸有了一種掙脫傳統神學鐐銬的要求，在英國出現了“自然神論”（Deism）。自然神論者並不否定宗教，但反對神的啟示，他們從自然出發，從理性出發，反對超自然的、神秘的東西，主張一種自然的、合理的宗教。自然神論的代表人物有廷達爾（Mathew Tindal，1655-1733）、柯林斯（Anthony Colins，1676-1729）、蘭姆塞（Che-valierde Ramsay，1686-1743）以及博林布魯克（Henry St。John Bolinbroke，1678-1751）等人，他們從去過中國的耶穌會士及其著述中了解到中國的儒家思想，其視野與儒家思想中的世俗理性主義融合了，他們試圖尋找純理性的宗教，而孔子的教導在他們看來正是一種世俗的理性學說，18世紀英國的哲學家休謨甚至說：“孔子的門徒，是天地間最純正的自然神論的信徒。”

　　自然神論認為啟示並不是確定性的唯一根據，它隻是傳達某種真理的一種特殊方式，真理的終極證明必須到理性本身去尋找。廷達爾在他1731年發表的《與創世紀一樣古老的基督教》（Christianityas Oldasthe Creation）中指出，自然宗教與啟示宗教的區別在於，前者是人的意誌的內在表現，後者是人的意誌的外在表現，因此，基督教不能取代自然神論，相反，真正的啟示在自然本身，在人的天賦理性之中，所以異教的孔子有著比基督徒更好的美德，說“我根本不認為孔子的教條和耶穌的教導有什麽區別，而認為前者平易通俗的教條有助於人們理解後者更晦澀不明的教導。”

　　主張自然神論的柯林斯也非常注意吸收中國文化，在他的藏書中，關於中國的書籍達40餘種，多是耶穌會士關於中國的論述。1713年，他發表《思想自由論》（A Discourseof Freethinking），主張以理性為基礎的信仰，指出在批評基督教信條時應到東方材料中尋找證據，說東方的佛教徒有自己的經文，借以說明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宗教，基督教絕非唯一的宗教，《聖經》也不是所有人種的經典。蘇格蘭人蘭姆塞的《自然宗教與啟示宗教的哲學原理》（Th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of Naturaland Revealed Religion）於1749年出版，書中指出上帝的概念在許多民族的信仰中都是有的，隻是說法不同而已，在基督教中它被稱為上帝，在中國則被稱為“天”或“道”。博林布魯克也認為東方存在著使宇宙保持秩序的主宰，但這個主宰並不幹涉世俗人生。他還在耶穌會士翻譯的中國古代經典中找到一種符合理性的個人道德和公共生活準則，認為它們就是尊奉“自然道理”的原始宗教。廷達爾、柯林斯、蘭姆塞和博林布魯克這些英國的自然神論者，都借用中國的儒家學說或東方的佛教攻擊啟示宗教，在這方麵中國文化得到了廣泛的運用。

　　三

　　中國世俗、開明、充滿家庭溫暖的君主政治，受到許多歐洲思想家的推崇。17、18世紀的中國在西方人麵前展現了一個燦爛的文明，一幅哲人治國的理想圖畫，而且這一燦爛的文明與歐洲根本沒有關係，因而必定會在政治方麵對歐洲產生強大的影響。在許多人看來，歐洲當時最光明的希望存在於中國開明的專製主義者身上。1769年，法國人普瓦爾夫（Poivre）以讚歎的口吻寫道：“假如該帝國的法律成為所有國家的法律，中國提供了整個世界將要振奮的前景。到北京去吧！瞧瞧那位最偉大的人；他是天國真正完美的形象。”對先進的思想家來說，鏟除世襲特權相對於擁有貴族階層並享有特權的歐洲而言，構成了當時的一大進步，在他們看來中國哲人治國的理想已經實現，他們在中國找到了所需要的東西，用英國漢學家赫德遜（G。F。Hudson，1903-1974）的話說，找到了“一個帝國，像羅馬那麽古老，至今仍然存在，其人口相當於整個歐洲，沒有特權等級、貴族和教會，受製於一個通過一種文官官僚製度進行統治的承受天命的王權。”

　　英國的文人對中國的政體和法律進行評論，尤其讚賞中國的文官考試製度。17世紀的博學之士羅伯特伯頓在他那堪稱鴻篇巨製的《憂鬱的解剖》（The Anatomyof Melancholy，1621）中有一段描述中國科舉選拔人才的文字：“他們從哲學家和博學之士中選拔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赫來自於品德的高尚。顯赫是基於事業上的成就，而不是由於出身高貴，古代的以色列就是這樣。至於他們官吏的職責，不論在戰時或平時，都是保衛和治理他們的國家，而不像許多人那樣，光是放鷹打獵，吃喝玩樂。他們的老爺、高官、學者、碩士以及憑自己的德才升上來的人--隻有這些人才是顯赫之人，也就是被認為可以治理國家的人。”

　　威廉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以景仰的口吻評述中國的政治體製，1657年，他發表了《論英雄的美德》（“Of Heroic Virtue”）一文，文中把中國稱為最偉大、最富有的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優良的政治體製；盛讚孔子是最有智慧、最有學問、最有道德的人，孔子的學說是治理國家的正確原則；認為中國的科舉製度有利於人才選拔，遠勝過隻注重世襲門第的英國貴族製度。在《論民眾的不滿》（“Of Popular Discontents”）中他又讚歎道：“隻有中華帝國那樣曆史悠久的政府，才能在最深刻和最智慧的基礎上建立起傳說中的那種政治。”

　　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1711-1776）也談到了中國的政治和法律問題，他說：“（中國）一直由君主統治著……雖然中國政府是純粹君主製的，但確切地說，它不是絕對專製的。”從他在《人性論》中的觀點來看，之所以不認為中國是一個純粹的專製國家，是因為雖然最高當權者的意誌具有絕對權威，但政府官員的行為卻要受到法律的製約，並且他做了進一步的分析：中國幾乎沒有鄰國，而萬裏長城、巨大的人口進一步捍衛了這個國家，所以，軍隊訓練常被忽略，因此“劍總是在人民手中握著”，這就使得君主及下屬官員受製於一個總的法律，以造成君主政權的平穩和民眾適度的自由這樣雙重的效果。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在法國人杜哈德的《中國通誌》英文版出版時為其做宣傳，他以讀者的名義給當時英國有名的《君子雜誌》寫信，稱讚中國的文明及其美好的政治製度：“當他熟悉中國的政府和法製以後，他能享受新鮮事物所能引起的一切快感。他為發現世界上有這樣一個國家而感到驚奇。在那裏，高貴和知識是同一件事；在那裏學問大了，地位就高，而升等晉級是努力為善的結果；在那裏，沒有人認為愚昧是地位高的標誌，或以為懶惰是出身好的特權。”

　　哥爾斯密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ofthe World，1762）是18世紀英國乃至歐洲利用中國材料的文學中最主要、最有影響的作品，是一部洋洋大觀的書信體散文。他在第71函裏這樣說：“英國的法律隻是懲治罪惡，中國的法律進了一步，它還獎勵善行。”（The Englishlawspunishvice，the Chineselawsdomore，theyre-wardvirtue！）通過中英法律的對比，哥爾斯密對英國的法律提出了批評，認為雖然18世紀英國的法律繁多，但並不保障窮人的安全。司法人員利用職權巧取豪奪，對觸犯法律者極盡敲詐勒索之能事，而對於案件的審理卻一拖再拖。

　　英國在17、18世紀對中國政體的熱情頌揚影響到後世。18世紀末期，英國的中國形象發生了逆轉，公認的事件是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試圖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但由於拒絕行叩首禮無功而返。馬戛爾尼及其隨員雖然因此對中國十分惱火、失望，但在其記述中仍然反映出對當時中國製度之優越的讚歎和稱奇。在馬戛爾尼看來，中國的行政機器組織、運轉得相當好，國內的一切都在政府行之有效的控製之下，遇到問題能馬上解決。漢學家麥都思（原名沃爾特亨利梅德赫斯特，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也對中國通往仕途之路的方法極為讚賞，認為“財富、庇護、友情或青睞在獲得擢升時均不起作用；而才幹、優點、智能和鍥而不舍，即使是最貧窮和最卑賤的人，如果擁有這些美德，也幾乎可以肯定能夠得到適宜的報償”。麥都思是一大批讚揚中國的科舉製度並倡導把它引入歐洲的人士之一。

　　類似的對中國科舉製度的讚揚在年代更靠後的作品中仍可看到。卡萊爾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On Heroes，Hero-Wor-ship，1841）的“文人英雄”一章中侃侃而談：“我聽說了一個最有趣的關於中國人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國人力圖使他們的文人成為他們的統治者！……在初級學校突出的年輕人被選拔進高級學校的合適環境，他們可以繼續更加突出，一直向前發展，然後從這些人中選取官員和新任的統治者。”20世紀的洛斯迪金森繼承了這一傳統，他以想象中中國人的口吻寫道：“在中國，成百上千年來，一直存在著一個單獨區分出來以從事文學藝術的階層，他們注定要發揮政府的功用。這些人並沒有構成一個嚴格世襲的等級，它向所有擁有必要的才幹和趣味的人敞開大門，歡迎他們加入，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的社會早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甚至對中國充滿傲慢與偏見的索姆塞特毛姆也這樣寫道：“在東方，人與人之間享有某種在美洲和歐洲見不到的平等。地位和財富使一個人相對於另一個人有著純粹偶然的優越性，它們並不構成社會活動性的障礙。”17、18世紀英國人關於中國社會機會均等的神話，在20世紀轉變成對“平等”的追求，融入西方人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倡揚之中。

　　英國文人在揄揚中國政治製度的同時，希望英國參照中國的做法，實行文官考試製度。雖然英國在歐洲國家中較早形成議會製度，能有效地約束王權，形成權力製衡機製，但在選拔政府官員時采用的還是基於門第、財富的委任製。這種製度和中國悠久的文官考試製度相比，其弊端顯而易見。隨著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介紹、鼓吹中國科舉製度的聲音不絕於耳。“早在16世紀，伽斯帕達克魯斯就第一個間接提到中國的這一製度，羅伯特伯頓則首先提供證據，表明這一消息給知識界留下了印象。”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麵對腐敗也提倡采用考試製度，他的觀點影響到統治階層，對以後實施考試製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32年，競爭考試製度首先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許法案》中得以實施，次年英國開始實行考試製度，到1870年，這一製度成為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常規途徑。英國文官改革的成功影響了整個歐洲，按照法國學者雅克布羅斯（Jacques Brosse）的說法，政府選拔官吏的製度--科舉和會考製“首先被英國運用於其文職機構中，後來在整個歐洲都取得了成功”。

　　四

　　從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看，一個典範民族的形象最重要的不在於它是否和現實相符合，而在於它能否引起各民族間一係列的刺激、反應或互動，是否誘發了有意義的變革，並對曆史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亞洲形象研究專家哈洛德R。伊薩克斯指出：在具有權力和力量的人的意識中形成的形象或意念，即使是基於誤會和不正確的資料產生的，在時機適合的情況下，也能引發重大的變革，對曆史做出關鍵性的影響。

　　雖然17-18世紀的英國文人學者對中國的描述有片麵之嫌，誇大了中國曆史文化中的“理性主義”、科舉取士的任人唯賢、君主專製中的民本主義和王道理想，而對中國文化的弱點，例如君主政治中專製的成份和百姓中流行的迷信思想視而不見，但英國思想家、文學家筆下近乎完美的典範中國形象，的確促動了英國社會的某些變革，從學術、思想、政治、文化、政治諸方麵給英國帶來了衝擊，推動了世界曆史的發展。世界曆史是一個多元發展、相互作用的係統工程，不僅西方塑造了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中國形象也作為文化“他者”，參與塑造了西方文化的“自我”，並對西方文明的進程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這一點通過17-18世紀英國文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中國對世界文明進程曾發揮過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