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九節 顛覆與維護：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透視

　　一

　　任何民族文學中的異國形象都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對異族的了解和認識，也折射出本民族的欲望、需求和心理結構。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異國這一他者是作為形象塑造者的欲望對象存在的，形象塑造者把自我的欲望投射到他者身上，通過他者這一欲望對象來進行欲望實踐。形象塑造者把他者當作一個舞台或場所，在其間確認自我，展示自我的隱秘渴望，表達自我的夢想、迷戀和追求，敘說自我的焦慮、恐懼與敵意。一國文學中對異國的想象，經常是該國文化自身結構本質的投射和反映，它意味著該國文化自身的本質與現實之間出現了斷裂，於是就以想象的形式投射到異域形象當中去，這種異域形象實際上滲透著自身內在的本質特征。

　　一國文學中對異國形象的塑造通常並不是現實的客觀呈現，而是具有烏托邦或意識形態色彩。一般來說，如果形象塑造者用離心的、反形象塑造者社會的模式及異於其社會話語的語言來塑造異國形象，那麽基本上是烏托邦化的形象；而按照本社會的模式，使用本社會的話語所塑造的異國形象，則大多是意識形態化的形象。意識形態的功能在於維護和保持現實及現實秩序；而烏托邦本質上是質疑現存秩序的，具有顛覆、構建社會的功能。意識形態化的形象將塑造者一方的社會群體價值觀投射到異國形象身上，通過調解異國的現實，來符合本國群體認可的象征模式，從而消解和改造異國形象，達到歸化異國的目的；而烏托邦化的形象是塑造者一方力圖否定其社會的群體價值觀，創造出一個根本不同於自我世界的異國形象。因此，對異國形象的意識形態化不會造成自身文化傳統結構的變化，它隻是在既定視野內提供一套編碼符號，將異己的信息消融在自身傳統之中；而烏托邦化的形象則是將他國作為一種異己力量，促進對自身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的調整。

　　二

　　從英國作家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來看，正體現了這兩方麵的功能。我們通過考察英國作家塑造的中國形象，發現英國作家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主要有正麵和反麵兩種，正麵形象多具有烏托邦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英國社會的質疑和顛覆，目的旨在促進英國社會的改造和變革。從曆史上看主要是兩個時期，一是19世紀以前的英國文人及19世紀的某些英國作家對中國的文明富庶、哲人治國、文官考試製度等方麵的頌揚與借鑒，二是20世紀初憂思西方文明的英國知識分子對東方智慧的希冀和暢想。負麵塑造多具有意識形態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英國社會的維護與整合，通過對中國形象的貶抑，達到消解他性，維護自身的目的，這主要表現為19世紀和20世紀初叱吒環寰的大英帝國傾向於利用醜化的中國形象來彰顯自我，凸顯霸氣。

　　一國文學中的異國形象往往是形象塑造者根據自身文化傳統所進行的重組、重寫，滲透著本民族的情感與觀念，是一種文化構想物。英國文學中對中國的想象和利用源遠流長。早在14世紀，被譽為“坐椅上的旅行家”的曼德維爾就在其作品《曼德維爾遊記》（The Travelsof Sir John Mandeville，1357）中描述了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烏托邦中國。這是一本有關中國的虛構小說，在曼德維爾爵士眼中，遙遠的中國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國家，那裏富庶瑰麗，世間的珍奇無所不有，大汗的宮殿富麗堂皇，大汗的權勢威震四方，大汗統治的國度安居樂業。曼德維爾遊記中的古代中國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幻想的中國，相對於中世紀晚期貧困混亂的英格蘭來說，古代中國是一個世俗天堂，而此時的英格蘭非常需要一個物質化的異域形象，來獲得一種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啟示。曼德維爾對中國的物質化想象，正迎合了這樣一種需求，它為英國人提供了一個超越的尺度，使他們超拔於當時有限的現實。曼德維爾的中國形象旨在顛覆基督教對人性中世俗欲望的壓抑和泯滅。

　　17世紀許多英國文人更對中國不吝讚美。博學之士羅伯特伯頓（Robert Burton，1577-1640）以其不朽的《憂鬱的解剖》（The A-natomyof Melancholy，1621）向世人提供了一付醫治英國乃至整個歐洲“憂鬱病”的靈丹妙藥，那就是模仿中國，像中國那樣治理國家。他從馬可波羅和利瑪竇的遊記與著述中了解到有關中國的知識，認為繁榮富庶、文人當政、政治開明的中國是一個堪為效法的榜樣。尤其是中國選拔人才的製度，深得伯頓的稱頌，他說：“他們從哲學家和博學之士中挑選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貴是從德行上的顯貴選拔上來的；顯貴來自事業上的成就，而不是由於出身高貴，”而自己國家的官吏隻知道“放鷹打獵，吃喝玩樂”，根本無暇顧及國家的治理。這裏，伯頓對英國的諷刺和批判顯而易見，其目的旨在質疑當時英國的社會秩序，寄托一種變革的願望。

　　17世紀另一個對中國情有獨鍾的英國文人是散文大師威廉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他以世界性的眼光，認為中國的一切，無論是政治道德，文化藝術，還是哲學醫學，都是英國效法的榜樣。坦普爾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得益於其時歐洲對中國的報道，坦普爾在自己的文章中對中國多有褒揚，特別是在《論英雄的美德》（Of Heroic Virtue，1657）中，他熱情讚揚中國是世界已知的最偉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比任何別的國家更加優良的政治體製，驚訝於西方人從柏拉圖開始就憧憬的哲人治國的理想在中國竟是現實，稱讚孔子是最有學問、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人，認為中國的科舉製度有利於人才選拔，遠勝過隻注重世襲門第的英國貴族製度。坦普爾目光高遠，17世紀歐洲文人關於世界最宏闊的認識也隻是“從巴黎到秘魯，從日本到羅馬”，而坦普爾卻語出驚人，“從中國一直到秘魯。”不僅如此，他還將異域文明當作一麵鏡，認為遙遠的民族不但可以提供一幅異域生活圖景，而且可以啟發對自身的反思與省察。

　　哥爾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的《世界公民》（Cit-izenofthe World）借用中國的故事、寓言、哲理、箴言，諷喻英國，寄托顛覆某些不合理的製度、變革英國社會現實的願望。他在書中有許多美化、誇大中國之詞，但這並不重要，因為當時的英國並不需要一個真實的中國，而是需要一個理想化的中國，一個文明富庶、政治穩定、司法嚴明的烏托邦，以期用它來開啟國人的智慧，激發起國人變革現狀的熱情，這應該說是哥爾斯密的真正意圖。

　　18世紀以後，英國在國力上不斷強盛，種族優越感助長了英國人的傲慢和霸氣，雄霸天下的野心與日俱增，再加上1793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出使中國失敗，一股敵視、蔑視甚至誣蔑中國之風日盛。在這種背景下，英國文學中利用中國質疑自我之聲幾乎銷聲匿跡。拜倫眼中的中國人是被嘲笑的對象，雪萊將中國人看做“未馴服”的“蠻族”，狄更斯借筆下人物之口質疑中國的哲學。但在這股逆流中，仍有作家特立獨行，其中之一就有蘭陀。

　　19世紀英國著名的散文家蘭陀（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在他享有盛譽的《想象的對話》（Imaginary Conversation，1824-1829）中，有一篇是在中國皇帝與派到英國去的欽差慶蒂之間展開的，名為《中國皇帝與慶蒂之間想象的對話》（“Imaginary Con-versation Between Emperorof Chinaand Tsing Ti”）。當然，這完全是蘭陀想象性的虛構，他旨在借中國人的眼光來觀察英國社會，對其弊端進行批判嘲諷。以東方人的眼光來審視歐洲文明並對之進行批評是英國文學乃至歐洲文學的一個傳統，但在貶抑中國之風盛行之日仍能堅持這一傳統，確非獨立不倚的品格不能為之，蘭陀正是這樣一個孤獨傲世、超群拔俗的人物。蘭陀在《中國皇帝與慶蒂之間想象的對話》中，以理想化的中國圖像同英國的現狀進行對比，以批評英國的弊端。他以中國的賞罰嚴明同英國的賞罰不明相對照；用中國皇帝對和平的熱愛反襯英王的窮兵黷武；用中國科舉製度給每一個人提供的均等進取機會批評英國的貴族世襲製。與中國相比，英國的一切都那麽不協調，那麽令人沮喪，這就是蘭陀借中國之鏡對英國時政的評價。

　　時光流轉，但歐洲國家借異域文明來批評自身的傳統並沒有中斷，這應該算是人類的一大幸事。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文明的弊端越來越明顯，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空前的災難，打破了人們對西方文明的幻想，歐洲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擊。許多西方文化人在反思之餘，把目光轉向東方的中國，希望從中國文化裏麵尋找拯救歐洲危機的曙光，英國作家迪金森（G。Lowes Dickenson，1862-1932）和哲學家、文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其中兩個重要的代表，但他們對中國的想象和利用已不是像以前的英國文人那樣，直接用來批判英國的社會或政治，而是從美學和哲學上對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反思。他們懷疑西方現代文明中用進步、富足來衡量一切的價值觀念，求索西方人精神危機的深層原因。他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東方，正如學者周寧所說的，他們“開始在西方文明之外、現代文明之前，在古老的東方，尋找啟示與救贖。中國是這個文化東方的重要代表，中國形象作為前現代想象中的‘他者’，在時間上代表著美好的過去，在空間上代表著遙遠的東方，表現出現代主義思潮中那種懷鄉戀舊的寄托與精神和諧的向往。”迪金森在《約翰中國佬的來信》（1901）塑造了一個現代審美視野中的烏托邦中國，讚歎中國的文人善於感受、捕捉生活中的真善美，月夜花園中的玫瑰、草坪上的樹影，盛開的鮮花、鬆樹的清香，都會凝結成優美的文學作品，而這些在英國則被機器的轟鳴、工廠的濃煙淹沒了。西方的人們終日孜孜求利，片刻不得安閑，更談不上從容地享受生活，感受自然，欣賞藝術。

　　羅素於1920年來到中國，尋求拯救西方文明的東方之光。羅素認為中國人對生活的享受，對自然美的享受，是他欣賞中國文明的重要理由。因此，相對於儒家，他更欣賞道家，儒家的繁文縟節使他厭倦，而老莊的一切遵循自然，悠然、寧靜、恬適的生活方式在他眼裏散發著一種自然的魅力，藝術的魅力。這也加劇了他對西方工業社會違背自然、違背人性的厭惡，認為天性的幸福或生活的快樂是西方人在工業革命和生活重壓下失去的最重要、最寶貴的東西。中國人雖然在物質上並不富裕，而且大多數人還相當貧窮，但他們懂得享受生活的快樂。他說中國文化是在絲毫未受到歐洲影響的情況下獨立發展起來的，具有與西方截然不同的優點和缺點。“中國現在雖然政治無能、經濟落後，但它的文化和我們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而我們卻大有將它毀壞的危險。”並告誡西方人：如同與中國人做生意能使我們的口袋鼓起來一樣，中國的思想也能豐富我們的文化。

　　三

　　以上我們談的基本上都是對中國形象的正麵塑造。當然，英國文學中也有對中國形象的負麵描寫，而且與法德等國相比，在英國總有一些文人對中國持懷疑、貶斥、輕視的態度，他們不時發表一些貶抑中國的言論，在歐洲“中國熱”的退潮中，英國人有意無意地起了帶頭作用。

　　在18世紀初期，我們就聽見笛福（Daniel Defoe，1660-1713）對中國的嚴厲批評。他在《魯賓遜漂流記續編》（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感想錄》（Serious Reflections of Robinson Crusoe，1720）等作品中說中國人怯懦、愚昧、奸詐、自以為是，中國的港口、貿易、城市、宮殿也無法與歐洲相比。中國不僅物質貧乏，知識、學術和科學技術也相當落後。盡管中國有天體儀或地動儀，但對天體運動所知甚少。普通百姓更是愚昧無知，當發生日食時，“他們便以為是一條大龍在進攻太陽，要把它奪走，於是全國的人都去擊鼓敲鍋，響成一片，想以此嚇跑那惡龍，這情況就像我們把一群蜜蜂轟進蜂箱。”中國的官員貪婪、虛榮、傲慢；中國的軍隊紀律渙散，士兵懦弱，根本沒有戰鬥力；中國的宗教隻是可怕的偶像崇拜。笛福是以一種殖民主義心態來看待中國的，他是商業時代的鼓吹者，主張貿易就是一切，他最尊重的人是商人，認為解決貿易所帶來的商品市場問題的主要辦法就是擴張殖民地，自然對自給自足、不願意與別國貿易的中國無甚好感。他對中國的嚴厲批評，意在從貶低中國中獲得一種發展商業貿易，維護自身社會的力量。

　　19世紀英國著名的散文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也是個貶華派作家，他是英國文學史上鴉片吸食者之一，鴉片帶給他短時的樂趣，也帶給他無窮的痛苦，這種痛苦表現為侵擾他後半生揮之不去的惡夢，而夢的來源和場景都是東方人和東方。他在《一個鴉片吸食者的自白》（The Confessionof An Eng-lish Opium-eater，1821）中說，如果讓他生活在中國的方式、禮節和景物之中，準會發瘋，他寧願同瘋子和野獸待在一起，也不願意在中國生活。在他眼裏，中國是一個無生命力的國度，中國人是非常低能的民族，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蠻人，因此他不僅支持向中國販賣鴉片，而且主張依靠軍事力量去教訓那些未開化的中國人。德昆西筆下的中國體現出一種自信自大、蒸蒸日上的文明需要一個陪襯的異域形象，一個停滯、可鄙、墮落的異域形象，以加強英國的優越感，凸顯自身的文化與製度。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在《人性的枷鎖》（Of Human Bondage，1915）中將來自中國的宋先生刻畫成“黃皮膚，塌鼻梁，一對小小的豬眼睛”，令人感受到一個強大起來的民族的傲慢與偏見。毛姆曾於20世紀20年代到中國旅行，並把在中國的旅行見聞形諸文字。從反映毛姆中國觀的重要作品《在中國屏風上》（On AChinese Screen，1922），我們可以看出他最感興趣的是那暮色裏消失的東方神奇與奧秘，他心目中的中國形象是漢宮魏闕，是唐風宋采，是一種憑藉著自身文化優越感發出的異國情調的慨歎，典型地透露出他的東方主義心態。薩義德在引起東方國家理論震級的《東方學》中，以一個學者的睿智，一針見血地剖析了西方對東方的偏見和幻想：“東方幾乎是被歐洲人憑空創造出來的地方，自古以來就代表著羅曼司、異國情調、美麗的風景、難忘的回憶、非凡的經曆。”毛姆也正是帶著東方主義的心理定勢來品味中國的，他到中國是來尋覓古風遠韻的，他置重的是曆史的中國，狹窄街道上雕刻著精致鏤花的店鋪，呈現出一種衰落的豪華，他幻想著在其中發暗的龕櫥裏，陳列著各式各樣神秘莫測的東方古玩。而暮色裏駛來的一輛北京轎車（the Pekingcart），滿載著東方的神奇與奧秘，車上或許坐著一個歌妓，穿著花團錦簇的刺繡緞褂，青可鑒人的頭發上簪著一塊碧玉，正要去伺候一個宴會，和風流蘊藉的公子哥優雅地應對。

　　毛姆這種東方主義心態還表現在他對中國的看客心態上。他把中國的苦力（thecoolie）稱為“the Beastof Burden”，對他們非但沒有憐憫和同情，反而覺得那些不堪重負、靠出賣力氣糊口的下層中國人構成一幅有趣的圖畫：“當你第一次看見苦力挑著擔子在路上走，觸到你的眼簾的是逗人愛的目的物……你看那一個跟著一個一溜上路的苦力，每人肩上一條扁擔，兩頭各掛著一大捆東西，它們繪就一幅令人愜意的圖景。看著他們反射在水田裏匆匆忙忙的倒影，是非常有趣的。”這裏，毛姆是一個看客，中國苦力則是被觀看者。薩義德在《東方學》中寫道：“東方被觀看……而歐洲人則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臨下地巡視著東方。”西方人以一種西上東下的思維結構來想象中國，西方人是理性的、貞潔的、正常的，而東方人是非理性的、墮落的、不正常的。東方與西方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力關係、支配關係、霸權關係。

　　四

　　從英國作家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來看，不管是被高山大洋阻隔、各民族相互隔膜的中世紀，還是現代交通、通訊將世界變成地球村的20世紀，中國始終是作為一個參照物、作為一個非我的他者而存在的。18世紀以前，英國人對中國的知識很有限，絕大部分是想象，英國人把中國當作補償自己缺憾的理想國。當他們所渴求，所構想的東西在現實中無法滿足時，便幻化為一種“他性”，投射到中國形象上麵，表達一種願望，激起一種追求，從中國形象中汲取某種改革現狀，顛覆現實的力量。19世紀以後，一方麵由於工業革命帶來的爆發力使英國國力陡增，優勢日彰，另一方麵隨著對中國現實了解的增多，發現了中國文明的弊端，中國人藍色的衣袍下麵露出一雙泥足。更重要的是，當英國人用進步觀念來審視中國時，發現中國相對於歐洲在科技等各方麵進步緩慢，於是一股蔑視中國之風蔓延英國，中國成了英國驗證自身、彰顯自我的對象，被塑造成維護自身的意識形態化的形象。可見，社會基礎，即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以及文化實力在異國形象塑造中起著重要作用。當被塑造者比塑造者強大時，塑造者往往將其納入視野的中心，多采用仰視視角，以仰慕的態度把對方放在重要位置，用理想化的形式來描述對方，同時賦予其強大、先進、發達、進步、文明等特征。相反，當被塑造者比塑造者貧弱時，塑造者傾向於將其放在次要位置，采取俯視視角，以輕視甚至傲慢的態度來對待對方，趨向於用低劣、愚昧、落後、貧窮等詞匯來描述其特征。

　　兩次世界大戰極大地打擊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對自己的文明失望、絕望之餘，英國人又想到了曾經受惠的中國，在新的視野裏發現了利用中國的新的可能性。然而，不管肯定、否定如何變換，英國作家所塑造的中國形象始終是自身的對立麵，作為與自我相對的“非我”、“他者”而出現，在這種非我、他者、異己的意向中，體現著英國人的文化價值觀。英國人需要中國形象，就像他們需要一個自我超越的地方，在英國人塑造的中國形象裏麵，體現的是英國精神生活的真實。異國形象從來都不是自在的、客觀化的產物，而是自我對他者的想象性製作，即按自我的需求對他者所做的創造性虛構，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製約著英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的，主要不是中國的現實，而是英國自身的問題、需要和欲望，這些問題、需要和欲望是英國作家塑造中國形象的過濾器。

　　自中世紀以來，中國之於英國作家一直作為這樣一個他者被想象，被塑造，被賦予顛覆和維護兩種功能，被置於烏托邦與意識形態兩極間的張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