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八節 《大地》：從小說到電影

　　在美國的中國形象史上，賽珍珠和她的小說《大地》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忽略的，采用社會學方法、對美國的中國形象進行過深入研究的美國學者伊薩克斯這樣評價道：“在所有喜愛中國人、試圖為美國人描述並解釋中國人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得像賽珍珠那樣卓有成效。沒有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比她那著名的小說《大地》具有更強大的影響力。幾乎可以說，她為一整代的美國人‘製造了中國人’。”另一位美國學者詹姆斯葛雷在他的《關於第二種思想》一書中也寫道：“我們其中的一些人在學生時代，即還隻有十幾歲時，一直把中國看作存在於地平線之外某個廣袤、荒無人煙的地方，看作存在於可能性王國之外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因為戰爭才浮現出來，”而“改變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應歸功於賽珍珠，是她的係列作品幫助我們改變了原先的想法，使我們的心智朝著健全、同情和理解的方向發展。”

　　《大地》出版後在西方世界一時間好評如潮。美國的《星期六文學評論》（Saturday Reviewof Literature）認為這是一本“非常不錯的小說”，讓讀者讀到了“真實的中國人”；倫敦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發表評論，說賽珍珠的小說“真實地描繪了中國人民生活的畫麵，令人信服”；《新政治家與國家》（New Statesmanand Nation）的評論者寫道：“沒有比《大地》描寫得更真實的了，中國人每天都在富於詩意的藝術帷幕中快樂地生活著……《大地》是不容錯過的好書。”賽珍珠的傳記作者彼得考恩多年之後這樣總結道：“批評家對《大地》的評價驚人地一致，他們尤其讚歎小說擺脫了定型化中國形象的窠臼，寫出了中國人生活中人性的一麵，甚至把他們當作普通人看待。”

　　但《大地》出版後的一段時間內在中國的命運卻不那麽樂觀。雖然有出版家、作家、翻譯家趙家璧等人給予了好評，認為這部小說超越了此前美國作家對“中國佬”的負麵塑造，不僅抓住了中國人的外貌特征，而且寫出了中國人的靈魂，總的來說顯得真實可信。但大多數文人對賽珍珠其人其作及其成功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大地》歪曲了中國農民形象，“尤其是對於中國人和事的描寫，簡直淺薄得可笑”，也不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樣的虛名”，“《大地》是一本寫給高等白種人的紳士太太們看的傑作”。

　　最先將《大地》譯成中文的伍蠡甫寫了長達28頁的前言《福地述評》，對小說的真實性和作者的動機與態度提出了質疑：這是真實的中國嗎？作者這樣寫的時候是否帶著白種人的優越感、借口拯救中國而掩飾外國人的侵略行徑？還是在暗示貧窮、絕望的中國人要改變自己的狀況從而成為威脅世界和平的“黃禍”？胡風認為，賽珍珠把握不了中國農村的經濟結構，不能揭示中國農民悲劇命運的根源，忽略了中國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國人。魯迅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也注意到賽珍珠，他曾寫道：“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歡迎，她也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在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所以她之稱許‘寄廬’也不足怪，因為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麵的情形，隻有我們做起來，才能留下一個真相。”一位身在海外的中國學者江亢虎（時任麥吉爾大學中國問題研究室教授）在讀了賽珍珠的《大地》等作品後認為這是對中國人的公開侮辱，他毫不留情地批評賽珍珠：“她似乎更熱衷於描寫中國人的怪癖甚至缺點，而不是在描述普通的中國人……她把這些東西突出出來，並一再強化，有時甚至在一個人身上‘堆積’了太多這種東西，以至於他看起來不像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布克夫人更像是在繪製扭曲的漫畫，而不是進行忠實的描繪。”而且認為賽珍珠這樣做會給不了解中國的西方人帶來嚴重的誤導：“讀者會從這些描述中形成自己對中國的認識，由此作者有意或無意地提供了一幅很不友善的中國圖畫，雖然她在中國長大，而且至今還待在中國。”蔣介石政府也不喜歡賽珍珠塑造的中國形象。此時的蔣介石正極力贏得美國人的好感，以便從美國得到更多金錢、武器方麵的援助，因而力圖把中國好的、文明的一麵展示給美國和西方世界，自然對賽珍珠小說中對中國貧窮、落後、愚昧、土匪等有關內容的描寫不滿，認為她對中國農民階層的刻畫是在醜化中國，和國民黨政府極力打造的中國國際形象相背離。

　　對於這樣一部取材於中國而又影響廣泛的作品，電影界是不會無動於衷的。1931年底，米高梅電影公司有意將《大地》改拍成電影，付給賽珍珠五萬美元購得改編權。由於這是一部以中國為背景、描寫中國人生活的作品，因此影片的攝製從一開始就引起當時中國南京政府的關注。此時正是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時期，從知識分子到國民政府，民族意識空前增強，尤其反對外國人對中國進行歪曲描寫。這一時期，美國駐上海的商務參讚阿諾德告誡美國商人，在同中國人打交道時要“比以往更注意禮節和禮貌”，稍有疏忽就會“招致中國政府的敵意，因為目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正日益高漲，對西方國家對待中國的態度非常敏感。”20世紀30年代，中國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電影對公眾輿論的巨大影響力，因而自米高梅公司啟動拍攝計劃之日起，南京政府就決定表達自己的希望和意見，旨在使影片反映出中國新的精神麵貌，不出現侮辱中國的鏡頭和畫麵。米高梅公司也一改以往好萊塢的驕橫作風，同中國政府協商。1933年12月，國民黨政府駐舊金山的副領事江易生致信南京外交部，匯報他與米高梅公司商議《大地》劇本的修改意見，內容有十八處之多，包括不出現吸鴉片、裹腳、妓院、要飯、過多的男人留辮子鏡頭，對士兵和土匪要加以區分，增添推翻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的內容等。米高梅最終做出了片中不出現汙蔑中國的鏡頭的保證，並訂立了正式協定。這是好萊塢曆史上第一次為了拍攝影片而同外國政府簽訂協議，做出承諾，也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在美國電影製作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暗示出中國要在國際秩序中尋求相應的地位，並認識到電影作為國際交流的媒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接著，中國政府在協議的基礎上，派杜庭修將軍去好萊塢，以中國全權代表的身份監製影片的拍攝（後來此職由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的總領事黃朝琴接替）。與此同時，米高梅公司也采取了比較認真負責的態度。1933年12月，由導演喬治希爾（George Hill）率領一個攝製組前往中國，拍攝一些背景素材，收集影片所需要的各種道具。攝製組在華中、華北地區工作考察了半年多時間，雖然他們對外宣稱收獲不多，但隨行的攝影師查爾斯克拉克卻在一篇文章中一語道破天機。他描述說攝製組共拍攝了150000英尺長的膠卷，3000張照片，近1000段錄像，購買了重達20噸的道具，包括全套的農具、三頭水牛，大量的服裝和小孩玩具，此外還有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用品，以備在好萊塢拍攝時使用。

　　依照協議，《大地》的演員最初準備全部選用中國人，米高梅公司曾在中國和美國分別登報招聘，會說英語是其中的一個主要條件。但白人導演擔心票房收入，不願讓華人或華裔女演員飾演電影的女主角阿蘭。後來米高梅找到當時頗有名氣的華裔女演員黃柳霜，意欲讓她飾演《大地》中的重要配角荷花，但黃柳霜拒絕了。她說如果讓她飾演阿蘭的話，她會很高興地答應，但讓她--一個華人去演配角，而讓白人女演員去演中國女主角，她不能接受。男主角王龍最初選定華裔演員查瑞龍，但他擔心裏麵有辱華內容，提出想看看劇本，遭到拒絕，於是查瑞龍放棄了可觀的片酬，拒絕飾演王龍。男女主角的扮演者經多次競爭，最終獲勝的是當時嶄露頭角的好萊塢新秀保羅穆尼（Paul Muni）和路易絲蕾納（Luise Rainer）。

　　導演的選擇也頗費周折。最初執導的喬治希爾在影片未正式開拍前即自殺身亡，據說自殺的原因是米高梅反對他選擇華人飾演電影的主角。接替他的是維克多弗萊明（Victor Fleming），也即後來《亂世佳人》一片的導演，但不久即因病不得不中斷合同，最後擔任導演的是西德尼弗蘭克林（Sidney Franklin）。西德尼執導有方，將影片分割成幾大部分，聘任幾位副導演分別負責特技、外景和群眾場麵的拍攝，自己則主要負責男女主角的表演。為了盡可能真實地體現出中國的“情調”，保證影片的真實感，西德尼在加利福尼亞州租下了五百英畝土地，在那裏修建了中國道路，種下了中國莊稼，建造了中國農舍，還打了一口中國水井，甚至修築了一段中國長城。演員坐的椅子、穿的衣服，也都是從中國收集去的。另一方麵，男女主演保羅穆尼和路易絲蕾納也多次去唐人街體驗生活，模仿中國人的一舉一動，盡可能地塑造出活生生的中國人形象。在拍攝過程中，杜庭修將軍和黃朝琴總領事認真履行職責，貫徹蔣介石的旨意，力圖說服米高梅塑造一個積極的中國銀幕形象，而米高梅也表現出少有的溫和態度，盡可能地滿足南京政府的要求，不僅減少了小腳、辮子、饑餓、迷信、吸鴉片等鏡頭，甚至遵照蔣介石政府的提議，將耕地的水牛換成拖拉機，雖然當時中國還沒有這種現代化的農機設備。結尾也由小說中的爭吵變為大家庭的和睦，王龍的發家由小說中阿蘭在大戶人家撿到珍珠，改為電影中的勤勞節儉致富。

　　經過長達三年多的努力，《大地》終於殺青。公映前米高梅公司請胡適和林語堂觀看。胡適雖然對電影並不完全認可，但認為相對於小說有很大改進。林語堂認為電影真實地表達了中國人的思想和感情，中方電影監製黃朝琴在給南京政府的審查報告書中援引林語堂的話：“作為一部表現中國人生活的電影，《大地》是感人的，在藝術上表現出高度的真實。電影中的每一個技術性細節都處理得很到位。作為一部描寫人類充滿痛苦與歡樂的奮鬥史，它能引起每一個人的共鳴。”

　　1937年1月，《大地》在美國公映，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民眾踴躍觀看，票價由最初的5.5美元炒到80美元。電影院附近的街道也被圍得水泄不通，人們爭相一睹明星的風采。為了幫助營造氛圍，米高梅在電影院旁邊的涼亭裏組織了“中國道具展”，電影中用到的各種中國器具、物品以及其他從中國運來的小物件，讓美國人大飽了眼福。黃朝琴參加了當晚的首映式，並發表講話，在致南京外交部的信函中他寫道，當天晚上看到的《大地》“從技術角度來講，比我們之前在華盛頓中國大使館觀看的要好多了”，“觀眾從頭到尾情緒飽滿……深深地被影片打動了”，而米高梅公司也“很高興”，因為“該片獲得了美國電影界專家的好評”。黃朝琴說他“看了電影之後很欣慰”，感到自己完成了使命。《大地》取得了非常可觀的票房收入，據賽珍珠的傳記作者彼得考恩考察：電影史家估計約兩千五百萬人觀看了這部電影，多蘿西瓊斯在1955年寫道：這部電影在世界上“183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上映，觀眾達到42，500，000之多，其中美國觀眾約有23，000，000”。

　　提名，其中1937年獲得最佳女主角獎和最佳攝影獎。

　　1937年4月，經過中國政府的審查和刪節，《大地》在中國公映。但公映的效果比在美國遜色很多。中國的電影評論者認為該影片“乏味、陳腐”，男主角“笑得太誇張”，女主角的表演雖然差強人意，但不時“令人困惑”。不過很少有人認為該影片歪曲了中國和中國人形象。

　　該影片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幹預好萊塢對中國電影的拍攝，對於扭轉中國在國外的形象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彼得考恩認為該片“在美國大眾文化建構亞洲形象方麵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電影把目光聚焦到一般的中國人身上，展現了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困境中奮鬥的故事。影片沒有追逐東方情調，刻畫中國人的難以捉摸，而是把我們帶到一個交織著奮鬥與雄心的普通人類世界。”多蘿西瓊斯持同樣的看法，說米高梅第一次以嚴肅的態度“在好萊塢電影中描繪了一個真實的中國”，強調《大地》“體現了對待中國問題的全新視角，將一個中國農民家庭搬上了銀幕”，“努力把中國人視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一樣的人，而不是將其作為怪異、詭秘、虛構的人來講述他們的故事。這部電影……反映出美國銀幕試圖描繪一個真實的而非幻想的中國的努力。這部電影不僅轟動了美國，而且在全世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電影《大地》的拍攝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一次有益的嚐試，雖然在具體的合作過程中有過不愉快的經曆甚至是衝突，但無疑是一次獨特的曆程。此後好萊塢也曾采納過蔣介石政府的建議，但像這次這樣中美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正式的合作關係，卻再也不曾有過。《大地》的成功改變了此前好萊塢電影對於中國的認識，不光用離奇的手段塑造的中國和中國人能引起西方觀眾的興趣，真實描寫中國人生活的電影同樣能吸引觀眾的視線。對中國來說，這次合作也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它表明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電影對塑造中國國內、國際形象的重要影響，要在國際舞台上樹立一個繁榮、進步的中國形象，通過電影進行宣傳是一個重要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