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四節 “中國佬”與“金山客”：不同稱謂背後的文化衝突和認同

　　“中國佬”和“金山客”是早期赴美華工在異域美國和國內家鄉的不同稱謂，前者含有歧視和排斥的成分，後者帶有羨慕和敬畏的意味。但不管是“金山客”還是“中國佬”，不同稱謂背後這一群體離鄉背井、在陌生國度所承受的艱辛和苦難卻是共同的。本文通過考察懷有不同民族認同的作家--美國本土作家和華裔作家，對這個華工群體相互映照的描寫，力求全麵、深入地探討早期華人在美國的遭遇。在還原他們曆史鏡像的同時，傾聽他們的哀歎，體驗他們的悲歡離合，思索他們不幸遭遇背後的深層文化根源。

　　一、美國本土作家筆下的“中國佬”

　　早期赴美華工主要指1848年之後去美國加利福尼亞淘金的礦工和19世紀60年代參加修建美國太平洋鐵路的築路工人。他們在美國西部開發尤其是中央太平洋鐵路建設中，表現出卓越的智慧，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當初建議雇傭華工的克羅克說：“不管把他們放到什麽地方，他們都是好樣的。……假如我現在包下一件定有期限、我急於盡快完成的大工程，我一定要雇傭中國勞工。”1869年5月，當東、西兩段鐵路並軌時，克羅克在慶功會上提到華工的貢獻：“我希望各位不要忘記，我們建設這條鐵路之所以提前完工，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那些被稱為華人的窮苦和遭受歧視的華工，歸功於他們所表現出的忠誠與勤勞。”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總裁、前加州州長斯坦福在給時任總統約翰遜的信中也寫道：“如果沒有中國人參加，要完成這樣一個宏大的美國交通大動脈是難以想象的。”

　　但由於種族歧視和文化差異的原因，華工對美國做出的巨大貢獻和他們身上的優秀品質並沒有在這一時期的美國邊疆文學作品中得到表現，他們的勇敢、堅強、智慧、力量是缺席的，不僅鐵路竣工的慶功儀式上看不到中國人的身影，美國主流文化中的華人形象是“苦力”（coolie）。在當時的美國人眼裏，華人身材矮小，不講衛生，且攜帶疾病，行為上不僅委瑣、被動，而且狡詐、不誠實。他們的長相在美國人看來沒有多大差別：一樣的長辮子，一樣顏色、一樣布料的衣服，而且一樣的道德墮落--賭博、嫖妓、吸鴉片。早期的華工在美國文學作品中是作為笑料、填料等負麵形象出現的。下麵我們從這一時期大量的文學作品中采擷幾個典型，具體看看美國“邊疆詩歌”、“邊疆小說”、“邊疆戲劇”、“邊疆漫畫”、“邊疆歌謠”中的“中國佬”形象是怎樣的。

　　在早期有關華人的美國邊疆詩歌中，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的《誠實的詹姆斯的老實話》（Plain Languagefrom Truthful James，1870）影響最大。這首詩以誠實的詹姆斯講老實話的方式敘述了一場打牌賭錢的經過：白人詹姆斯和比爾奈拉華人阿新一起打牌，兩個白人想合夥戲弄阿新，贏光他兜裏的錢，沒想到阿新出的牌點總比他們的大，而且每次都能贏。後來詹姆斯發現盡管比爾奈的袖子裏塞滿了大牌，阿新寬大的衣袖裏藏得更多，這使詹姆斯憤慨萬分：“關於這點我有話要說，/我絕對直言不諱，/論到歪門邪道，/或是詭計多端，/異教徒中國佬實在精於此道。”這首詩因多次重複“異教徒中國佬”後來幹脆就將標題換成了《異教徒中國佬》。這首幽默歌謠體詩歌原是作為補白刊登在《陸路月刊》上的，沒想到問世後風靡全美，不僅使《陸路月刊》銷量大增，各地報紙也爭相轉載，藝術家們把它改編成流行歌曲傳唱，書商們把它繪製成連環畫兜售。

　　由於《異教徒中國佬》一詩反響熱烈，一時間群起效仿，推動出現了一批侮辱嘲弄華人的打油詩，“異教徒中國佬”也成了一個描寫中國人的定型化詞語。在描寫中國人而名聲大噪後，哈特繼續在小說中書寫“阿新”和他的同胞。1874年，哈特發表了描寫華人的小說《異教徒李頑》（Wan Lee，the Pagan）。在這篇小說中，作者對中國古老文化的神秘性不乏敬畏和理解，但對異教徒中國佬也流露出揶揄和嘲諷。在對中國人的塑造上，盡管作家對種族歧視給主人公李頑帶來的悲慘命運深表同情，但仍有妖魔化的傾向。在小李頑身上，作者渲染了中國人的詭秘，小李頑是在魔術師製造的魔幻氛圍中，從一塊圍巾下神秘現身的。總的來說，哈特是把中國人當作神秘的“他者”來刻畫的，其中既有因缺乏了解而帶來的陌生感和好奇心，也表現出某種優越感和種族偏見，這是一個民族在遭遇另一個有著截然不同的文明傳統的民族時不可避免的原初狀況。

　　這一時期美國劇作家亨利格裏姆（Henry Grimm）的劇本《中國人滾回去》（The Chinese Must Go，1879）是一出典型的反華宣傳劇。劇中布萊恩一家正為失業焦頭爛額，吃苦耐勞、低薪就業的中國人自然成了他們一家攻擊的對象。布萊恩的妻子埋怨丈夫不幫兒子弗蘭克找工作，布萊恩對中國人的怨恨爆發了：“這幾年我不是一直在找工作嗎？你沒看到工廠和商店裏的崗位都被那些可惡的中國人占去了嗎？”“中國苦力不斷蜂擁而來，像他這個年齡的孩子要找份合適的工作簡直比登天還難。”布萊恩是排華分子的代言人，他的兒子弗蘭克同樣對華人義憤填膺：“中國人正像寄生蟲一樣每天在吸白人的血，一個白人如果深知他的國家處於這樣的危險之中而任聽之任之的話，那麽，他要麽是個白癡，要麽是在自我毀滅。試想如果一任這些中國寄生蟲吸吮美國各州的血液，侵蝕山姆大叔的肌體，過不了幾年美國就會垮掉。”該劇中，中國人對美國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被抹殺得幹幹淨淨，給美國帶來的所謂“問題”卻被誇大得無以複加。類似的反華劇在當時並不少見，一些劇作家不僅寫反華劇本，還參與到反華活動當中，把劇院當作政治立法的舞台。

　　美國排華的一個重要理由是華人搶了白人的飯碗。排華分子認為，華人侵占白人的工作崗位不是因為華人比白人幹得更出色，而是他們提供廉價的勞動力。1882年，美國的《黃蜂》雜誌登載的一幅漫畫很誇張地說明了這個問題。畫麵分左右兩部分，左邊是一個華人身體上伸出11隻手，每隻手從事一項工作：熨衣、卷煙、修補、做木工。……而在右邊，在中國人的工棚外，七個白人站在那兒無事可做。漫畫作者把身兼數職的華人和無事可做的白人並置在一起，寓意很明顯：白人之所以找不到工作，是因為那些華人工作狂搶走了他們的飯碗，二者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

　　歌謠也成為這一時期侮辱華人的一種重要形式。在《什麽！從來沒有？》（What！Never？1879）當中，主角是一個吹牛撒謊的華人，合唱隊則用來證明這位華人的可笑與欺詐。歌謠中華人獨白者極力辯解，說他絕不是白人所說的那種人：“我是一個善良的中國人/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不偷不搶不委瑣/而且從來不撒謊……我既吃牛肉也喝粥/但我從不食老鼠。”而一旁的白人合唱隊質問道：“什麽！從來沒有？”華人則怯怯地回答：“有時候是這樣。”白人合唱隊一步步進逼，華人愈來愈膽怯地承認。歌謠以一種戲劇性的效果，證明這個華人所說的一切都是謊言，進而得出華人不僅不值得信賴，而且膽小如鼠的結論。在這一時期的其他歌謠中，中國人的陋習被一味地誇大，中國人的勤奮工作卻絲毫不被提及。

　　早期來美華工在美國的邊疆詩歌、小說、戲劇、漫畫、歌謠中的形象是一樣的：前額剃光，長辮子拖在腦後，上穿深色褂子，下著裙子似的寬鬆褲，腳趿拖鞋，眼睛斜睨。他們的身份不是鐵路工人、商人、農夫，而是家仆、強盜、洗衣工。白人作家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因為能方便地賦予後者更多滑稽可笑的特征，帶來喜劇性的效果。美國音樂史家克裏斯廷莫恩（Krystyn Moon）認為這種選擇和當時美國民族身份的論爭有關。他說：“有關中國人的歌曲……是19世紀後半葉認同美國身份的和弦之一。歌手及詞作者有意無意地迎合當時的意識形態，宣揚中國人是一個難以同化的低等民族，這些歌曲印證了立法和美國白人生活中的歧視行為。”

　　總的來看，美國本土作家筆下的華人多是負麵的，被描寫成入侵者，搶奪白人的飯碗，帶壞白人的道德，威脅白人的安全，而華人對美國西部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和華人在美國遭受的種族歧視以及肉體、心靈上的折磨與苦難，則少有表述，因而他們塑造的華人形象充其量隻是一幅片麵的、扭曲的、漫畫化的失真圖畫。他們站在局外人的立場上，以自己的民族認同為訴求，對華人的描寫缺乏客觀性和公正性，盡管有個別作家，如布勒特哈特、馬克吐溫等帶著同情之心，試圖為中國人鳴不平，但在甚囂塵上的“黃禍”叫囂中，他們的聲音太弱小了，而且由於身為白人的原因，他們也隻能是有限度地為華人申辯。

　　二、美國華裔作家筆下的“金山客”

　　為了更全麵地考察早期華人在美國的生存、生活狀況，我們換一個視角，探討一下局內人--美國華裔作家對“金山客”的書寫，來矯正白人作家塑造中國形象的片麵性和局限性，以接近華人移民在美生活的本真麵目。由於華裔作家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我們在本文中無意對他們的創作做全麵的探討，隻把論述的重心放在與“金山客”有關的作品上，涉及的華裔作家有水仙花、湯亭亭、徐忠雄、趙健秀和他們有關金山華人的作品。這四位作家都以對抗的姿態，塑造了與美國主流文學中迥異的華人形象。

　　水仙花（Sui Sin Far）原名伊迪絲莫德伊頓（Edith Maud Ea-ton，1865-1914），她滿懷對中國人的同情，真實客觀地描寫了在美華人的境遇。針對當時美國主流話語中認為華人是“道德腫瘤”、“無法解決的政治問題”，水仙花通過自己的觀察和創作指出：美德不是白人的專利，被白人視為不可理解的“異教徒中國佬”同樣充滿了仁慈之心，同樣具有高尚的道德。美國華裔文學學者林英敏稱歎道：“在她之前沒有人能像她那樣如此充滿同情地、如此全麵細致地描寫北美華人，也沒有人能如此深入地觸及他們的內心世界。”水仙花有關中國人的作品主要是一些短篇小說，收入1912年出版的《春鬱太太》（Mrs。Spring Fragrance）之中。在這些小說中，水仙花一方麵對華人進行正麵描寫，如《一個嫁給中國男人的白人婦女》（The Storyof One White Woman Who Marrieda Chinese）和《潘特和潘恩》（Patand Pan）突出華人的友情和華人家庭的溫情；另一方麵，水仙花采取對抗的書寫策略，以反諷、對比的手法，從側麵暴露白人的劣跡，來達到她對華人的維護和對白人主流話語中華人形象的反撥。如《阿燕速寫》（OYam-ASketch）強調華人即便是受到白人的攻擊，也不做暴力的反抗。相比之下，白人倒成了入侵者、暴力施行者。

　　水仙花是第一位以客觀的態度，真切而富有同情心地描寫華人的美國華裔作家，她用白人讀者熟悉的“主流話語題材”講述與白人作家不同的華人故事。在她的講述中，華人是富有正常情感的主人公，白人則成了“外人”和“他者”。但遺憾的是，水仙花的創作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並沒有引起重視，美國主流文化製造出來的缺乏男子漢氣概、女性化、柔弱、沒有膽識和創意、缺乏自信和活力的消極華人形象，構成美國公眾對華人的主要認知。華人對美國曆史的貢獻被消隱，華人所受的歧視與侮辱被遮蔽，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期。20世紀60-70年代以後，華裔作家在美國文壇上異軍突起，他們以覺醒的族裔意識，直麵華人所遭受的種族壓抑，通過鉤沉曆史，利用對抗記憶，展現華人對美國曆史的巨大貢獻，解構美國主流文化塑造的華人形象，重塑華裔男性勇敢、剛毅、充滿活力的英雄形象。下麵我們以湯亭亭的《中國佬》（China Men，1980，又譯為《金山華人》）、徐忠雄的《天堂樹》（Homebase，1979，亦譯為《家園》）、趙健秀的《唐老鴨》（Donald Duk，1991）為個案，探討他們對參與修建美國鐵路的華工的書寫。

　　米歇爾福柯提出一種撰寫曆史的新方法--對抗記憶法。他認為曆史並非簡單的就是逝去的事情，如果重新審視和建構，過去的曆史將會產生出新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追溯曆史是有意義的，它向我們表明現存的東西在過去並非就是如此。在我們看來再明白不過的事情，往往是在不穩定的、脆弱的曆史過程中，由各種機會和偶然性共同造成的……這就意味著這些事情都是在人類實踐的基礎上，在人類曆史過程中形成的。既然這些事情是形成的，那麽隻要我們了解了它們是怎樣形成的，就能解構它們。”福柯認為看似牢固可靠的、被人們習慣性地當作真理的曆史，實際上掩蓋了無數有意無意的錯誤，仔細考察曆史就會發現它極為脆弱，經不起推敲。而且處於社會邊緣的人們的曆史，往往會受到壓製，掩蓋了其本來的真實情形。最後福柯提出了撰寫曆史的新方法--對抗記憶法（countermemory），認為可以“將曆史轉化成一種完全不同的時間形式”，來達到對曆史的有效書寫。與傳統曆史書寫方法相比，對抗記憶通過另一種方式來重敘過去的事件，以根除傳統曆史中虛假的東西，瓦解人們把曆史當成一成不變、僵化的知識和絕對真理的認識。在某種意義上，對抗記憶是通過重新組織、重新判斷曆史事件來重新記憶，力求貼近曆史的原貌。麵對華人修建橫貫美國的大鐵路卻在美國曆史上被消音的現實，湯亭亭、徐忠雄和趙健秀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對抗記憶的方法，力圖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還華人以勇敢、強壯、堅毅的本真形象。

　　湯亭亭的《中國佬》以真人真事為依據，借助古老的中國神話故事，把家族史轉變為美國華裔的集體史詩，重構了一段包括美國華人貢獻的美國曆史，凸顯了華人的男性氣概，以此來揭露美國官方曆史對早期華工的消音，挑戰美國主流社會對那段曆史的說法。

　　《中國佬》中的曾祖父迫於天災人禍來到夏威夷的種植園，被白人老板苛令砍伐作業時不準禁講話。嗜說成癮的曾祖父為了緩和自己以及同胞們被消音的痛苦，受國王把王子長了貓耳朵的秘密對著洞口喊出來的故事的啟發，在地上挖了一個大洞，身子貼在地上痛痛快快地喊出了自己的思念、期盼和苦難，然後把洞口掩埋起來，就像把話“埋”起來，“種”進地裏。小說中的祖父來到美國後，成為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的一名築路工人。湯亭亭在這裏把華工修建太平洋鐵路的巨大付出和所受的歧視幾乎原樣呈現出來：華工中“有的人耳朵凍掉了，腳趾凍掉了，有的人手指被粘在冰冷的銀灰色的鋼軌上”。突然的雪崩將很多華人埋到雪堆裏，冰雪消融的春天來了，華工們看到正在解凍的工友的屍體：“其中有些死者站立著，手裏還握著工具。……他們已經記不清死者的人數。”“若是沒有中國人，就不會有這條鐵路。”但在白人看來，鐵路隻是美國人創造的奇跡：“阿公從來沒有在紀念鐵路竣工的照片裏出現過。”最後一句話含蓄精辟地點出了美國對華工的銷聲滅跡之舉，建造橫貫美國東西的鐵路是美國華裔集體記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華人用生命、血汗和智慧建造鐵路的偉大貢獻，直到湯亭亭發表該作品時才開始被認識和研究。小說中的父親來美國時已是《排華法案》頒布之後，他先是被關押在天使島，後來通過層層審查最終成為一名洗衣工。洗衣過去完全由婦女承擔，華人男子在美國實際上已經被迫“女性化”了。

　　《中國佬》中曾祖父、祖父和父親的故事清楚地反映出早期華裔男性在美國社會被象征性地閹割、去勢、被女性化、被迫進入沉默的女性主體位置，屈辱地在異鄉掙紮的沉痛經曆。但湯亭亭並不代祖先悲觀地認命，在曾祖父故事的結尾，作者寫道：“在挖出坑的地方，新的綠草不久就會長出來……風兒將會訴說這些故事。”作者在此暗示華人勞工的秘密雖然深埋在美國的土地裏，華人勞工的貢獻雖然被從美國的曆史上抹去，但總有一天這些事實會為世人所知，從而真相大白於天下。湯亭亭更富創造性的是，她在這部小說中專門用了一小章的篇幅，列舉了美國從1868-1978年製定的針對中國移民的各種不平等法律，不僅為她的華人敘事提供了一個宏大的曆史框架，也“使得原先不甚生動、甚至被抹煞的曆史，成為有血有淚、感人肺腑的族裔經驗與記憶”。

　　華裔作家徐忠雄同樣致力於顛覆美國主流話語中華裔男性柔弱、女性化、溫順的刻板形象。他的《天堂樹》通過一個第四代華裔美國人瑞恩弗德陳（Rianford Chan）的成長經曆，以講故事、書信、想象、夢境與現實的不斷交錯、過去與現在的反複跳躍等敘述策略，向我們展示了華裔立足美國的複雜經曆。對家的渴望，對自己位置的思索，對祖先的緬懷，是小說構建對抗記憶的主要線索。

　　《天堂樹》中主人公瑞恩弗德陳的曾祖父是參與建設穿越內華達山脈的鐵路工人，親眼見證了華裔勞工為美國的早期建設所做出的犧牲：許多鐵路工人被冬天的嚴寒凍死在鐵路沿線，要等到春天冰雪融化的時候，這些華人勞工才可以順著鐵路線，從一個營地走到另一個營地，收拾在寒冬裏死去的工友們冰凍的屍體，所以對這些鐵路工人而言，春天是哀悼的季節。被曾祖父送回國內的祖父長大以後以“紙兒子”（paperson）的身份進入美國，闖過重重難關，最終成為一名農場工人。他參加過美國的公路建設，憑著自己的毅力和勇氣成為“華裔牧馬人”。“牧馬人”的職業表現了祖父英勇、彪悍的男子漢雄風，顛覆了美國白人作家筆下華人隻能做仆人、管家，從事洗衣、烹飪等“女性化”職業的刻板印象。瑞恩弗德陳的父親繼承了父輩的英雄傳統。他不僅上了大學，而且成為一位優秀的美國海軍工程師，“二戰”時到日本關島服役，愛好遊泳和田徑運動。父親縱容兒子瑞恩弗德對飛機、汽車、火車、牛仔、英雄的迷戀和幻想，而瑞恩弗德從家族傳統中繼承的英雄主義精神，使他成為遊泳健將和水球高手，被選為“最有價值的球員”。徐忠雄在這部小說中通過主人公廣闊的遊曆和豐富的想象，重新發現了一百年來有關華裔的“隱匿的曆史”，揭示了美國正統曆史對華裔曆史的消音和扭曲。

　　同湯亭亭、徐忠雄一樣，趙健秀也旨在通過挑戰美國東方主義話語的文本建構策略，創建一個“從文學形式到主題都完全迥異的華裔美國（文學）傳統”，即書寫建立在文化英雄主義之上的華裔美國人的認同觀。而且，趙健秀對華人“族裔感性”的感受更為深切，其認識也更富理性色彩。趙健秀最強有力的觀點是華裔美國人的主體意識和個性意識被美國主流文化徹底扭曲了，“被主流文化框於定型化的醜陋形象之中，因此成了溫順、娘娘腔、怪異等的代名詞。”早在1974年，趙健秀在與陳耀光、徐忠雄等人合編《哎呀！--美國亞裔作家選讀》時就確信，對華裔和整個亞裔男性的後殖民主義文化偏見集中體現於一種僵化的思維上，即對亞裔男性蓄意進行“去雄化”的文化貶損。用他的話說：“不分好壞，亞裔男性在主流文化根深蒂固的偏見中統統不是男人。更為惡劣的是，亞裔男性令人厭惡--他們不僅女人氣，而且一身脂粉氣。傳統男性的文化品性，如創造性、果敢性、勇氣等，在他們身上一片空白”。趙健秀痛苦地意識到，由於美國政府在立法上排斥華裔，在文化操作上醜化華裔，在曆史敘事中抹煞華裔的作用和貢獻，最終“導致華裔作為一個群體，在社會學意義上已經死亡”。他的小說《唐老鴨》借一個華裔男孩頓悟成長的故事，創造性地將美國種族歧視的現實、早期華工在美修建鐵路的曆史，同中國的古典文學、唐人街的華人習俗結合起來，敘述了一段在白人中心權力話語下被壓抑和隱匿的曆史，消解了西方白人中心話語所鼓吹的白人建造了鐵路奇跡的神話，彰顯了華人參與塑造美國曆史的光榮業績，重新恢複了民族記憶。

　　三、不同稱謂背後的文化衝突與文化認同

　　不同的人對曆史的看法不同。英國文化史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對此說道：“希羅多德認為史學家是輝煌曆史事件的護衛者，而我更願意將史學家視為社會集體記憶暗箱之中那些屍骨的守望者……因為這些屍骨揭示了宏大理論和非宏大理論的軟肋。”用柏克的曆史觀來對照美國本土作家和華裔作家對同一華人群體的不同描寫，可以看出前者隻記載太平洋鐵路的奇跡，而將對鐵路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華工放進了社會集體記憶的暗箱之中；後者則采用對抗記憶的方法，把美國白人社會置放到暗箱中的社會集體記憶，搬出來放在耀眼的陽光下。中國人形象是一麵鏡子，不同稱謂背後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和雙方對各自文化的認同。

　　美國本土作家將華人視為異國形象，而異國形象有言說“他者”和言說“自我”的雙重功能。法國學者巴柔在對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進行定義時說：“‘我’注視他者，而他者形象也傳遞了‘我’這個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的某種形象。”美國本土作家以局外人的視角，突出的是中美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強調的是對美國文化的認同。

　　19世紀後半期，美國在種族問題上流行一種人相學觀點，認為一個種族的外部特征是其內在本質的反映。在美國白人看來，中國人斜眼睛、豬尾巴，與金發碧眼的白人格格不入，認定中國人的這些外部“缺陷”與“古怪”是其民族低等的表現和明證。因而，在19世紀後半葉的美國文學作品中，白人作家極力誇大中國人迥異於美國白人的種族特征。戴夫威廉姆斯（Dave Williams）高度概括了19世紀後期美國通俗文化中典型的中國人形象：“中國人幾乎是清一色的年輕單身漢，留著長長的辮子，穿著寬鬆的工裝，這使得要想融入他們當中十分困難；他們的飲食習慣也非常古怪。在美國白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裏，他們地位低下，靠做仆人或洗衣謀生。他們的英語說得嗑嗑巴巴，濃重的口音和明顯的重音錯讀常常會引來白人的嘲笑和蔑視。他們的名字通常類似一串奇特的、帶有幽默色彩的英文單詞的組合，而且每個人都沒有值得誇耀的地方……不管是醉酒後還是清醒時，他們都愚笨不堪。”威廉姆斯的這段話形象地說明美國白人對中國人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凝視。研究美國之亞洲形象的美國學者詹姆斯S。莫伊（James S。Moy）認為，美國白人以兩種形式凝視中國人：一是在娛樂製品、馬戲表演、博物館中，中國人是帶有戲謔、蔑視意味的被看者，用以愉悅白人；二是一種窺視，這種窺視超越了愉悅範疇，“用來印證觀看者的權威性，這時被看者往往是犧牲品，以定型化的形象出現。”在莫伊看來，到了19世紀末期，隨著“中國問題”越來越引起美國白人的憂慮，美國文學、文化製品中的中國人形象越來越向第二種凝視轉變，華人形象不僅是提供笑料的源泉，更重要的是美國人確認自我、認同自身的一種方式。為了印證美國人的陽剛和強大，華人的男性氣質被有意忽略，凸現的是他的長頭發、裙子似的裝束和洗衣、做仆人等女性化的工作。威廉姆斯對這一點同樣有著深刻的認識：“美國白人劇作家賦予中國人的職業是使他們被動化、女性化而又對白人無害。劇中的白人礦工、商人、槍手和冒險家，不管是惡棍還是英雄，在實現目標時無一例外地都體現出個性、自主性和充沛的精力。相比之下，劇中的中國人就像當代刻板的女性形象：沒有自由，缺乏主動性，他們在社會的邊緣掙紮，幹體力活或從事女性化的職業。”隨著當代形象學從對他者文化的闡釋轉向對自我文化的確認，借助他者形象這麵鏡子認識自我是形象塑造者的一個重要動機，無論形象創造者對他者文化持肯定還是批判的態度，無論是從他者文化中去尋求差異性還是同一性，其結果都可能是對形象創造者自我文化認同的強化和補充。

　　與美國本土作家不同，華裔作家則以局內人的身份，反映的是美國白人對華人的歧視和不公，彰顯的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水仙花被譽為“義不忘華”的女英雄、女鬥士。作為一個歐亞混血兒，她本可以裝成白人，去過平靜的、不受歧視的生活，實際上她的妹妹就給自己取了一個聽起來像日本人的筆名，而她卻給自己起了一個中文名字“水仙花”，並用這個筆名發表作品達二十年之久，公開捍衛中國人的權力。她說：“我們需要中國人站出來為中國人伸張正義！”難怪對其他華裔女作家多有苛刻言辭的趙健秀對水仙花卻推崇備至，在《真假亞美作家一起來吧》一文中他這樣評價她：“在華裔美國文學中，唯一沒有遭受閹割和性別排斥的華人男性形象隻有在水仙花、戴安娜張、韓素音三位歐亞裔作家的作品中才能找到。……她是為了華裔美國人的真實而奮起抗爭的孤獨的戰士，終其一生都在為反對猖獗的種族刻板形象而戰，為排除種族主義歧視而戰。”

　　湯亭亭在《中國佬》中借喻唐敖故事中的“耳”與“嘴”，來象征美國曆史或白人主流話語對華人在美國所做出的貢獻的隔離與抹殺。曆史學家們的耳朵被堵塞，就像最後用泥土填塞的“大地的耳朵”。不管中國勞工如何大聲訴說，他們的功績依然無人記錄，就像被埋入地洞深處的話語，無人知曉，無人提及。而唐敖在異域遭受的苦刑則象征著華人在美國遭受的迫害，華人在美國遭受的種族歧視又經常表現為對他們男子漢氣概的侮辱。

　　在徐忠雄的《天堂樹》中，華裔主人公瑞恩弗德在旅行中經常夢見曾祖父、祖父及父親，他們向他敘述自己的故事，教導他、啟蒙他。旅行之前，瑞恩弗德感到自己無家可歸，到處流浪。踏上旅途之後，他尋訪了多處他的華人祖先工作過甚至葬身的地方，了解了華裔美國人的曆史，他驕傲地宣稱：“時至今日，我們華人祖祖輩輩在這裏生活了一百二十五年。我不希望我們隻是因為待得時間長就自然有了家，我想要一個真正的家，一種歸屬感。”

　　趙健秀在重建華裔美國人的曆史時，將關公的英雄主義精神貫注在所展現的隱性敘事中。唐老鴨在夢境中看到“關姓漢子（華人鐵路工人的領班--筆者）手握克羅克的六響槍。在克羅克還來不及露出懼色之前，他已經躍上馬鞍，手裏揮舞著韁繩。他勒著馬忽東忽西，克羅克渾身濺滿了淤泥。關姓漢子轉過頭來對唐老鴨說，‘上來，孩子，我要你聽著……’他抓住唐老鴨，往身後的馬鞍上一放，就朝中國人的帳篷飛奔而去。克羅克在後麵追趕，……關姓漢子在淤泥中疾馳奔往賣點心的帳篷，用克羅克的六響槍連開三槍。……‘明天！十英裏！’關姓漢子吼道：‘十英裏的鐵軌！’”趙健秀推崇以關公為代表的中華英雄主義傳統，小說中的關姓漢子是關公的化身。在趙健秀那裏，關公的忠誠、英勇、正直是中國人偉大人格的體現。關公形象中蘊含著英雄主義精神，他通過將華裔祖先和關公融為一體，有力地消解了西方白人眼中華人是生性懦弱懶惰、缺乏進取的女性化形象。他挑戰美國官方曆史的權威性和真實性，通過挖掘早期華人被壓製的曆史，提供了從華人角度出發的另一種曆史文本，在美國主流曆史的斷裂處和縫隙中重構了華裔曆史，並賦予其英雄主義的傳統和意識形態的意義。

　　同一個華人群體，為什麽在美國本土作家和華裔作家筆下會有如此大的不同？歸根結底是由於主導其創作的文化認同不同。對前者來說，中國形象是一麵鏡子，它一方麵照出了扭曲的中國形象，另一方麵也照見了美國人自己，顯現了他們自身的欲望、恐懼與夢想。對後者來說，這麵鏡子更多地照出了華人在美國的生活真相，照出了美國對華人曾有過的極度不公與深重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