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二節 文化過濾與異國形象誤讀

　　一

　　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組成一個文化大家庭，為了更好地發展和繁榮，這個大家庭的成員彼此之間需要不斷地交流。從西方的文化視野來看待中國形象，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體察和認識，是異質的文化交流。但在吸收、借鑒異質文化，同異質文化進行交流時，總要在自身文化最本質的特征過濾下進行。那些在特定自然環境下，在特定曆史條件中形成和發展的具有恒久生命力，並成為該民族文化精神結晶的個性和特征，就是這種文化的特質和基點，它們存在於這一民族的思維方式、行為規範和文化傳統之中，構成自己民族文化的獨特性。這些獨特性不僅是這一民族的文化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特征，也是異質文化交流中對他者文化產生誤解的內在因素，是一種文化屏障。文化屏障是指一個個體無法使另一個在不同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個體，分享他從自己的社會中獲得的東西，即那些屬於他自己社會的、不能與其他社會共享的那部分思想和觀念。文化屏障使得文化交流和對異國形象的誤讀不可分割。

　　關於誤讀（misreading）的探討已有很多，文學研究者早已超越了誤讀是錯誤的解讀這一粗淺認識，把誤讀和創新連在一起。布魯姆認為誤讀是一種“創造性的校正”，法國學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他的《文學社會學》（1987）一書中說誤讀是“創造性的背叛”，德曼（Paulde Man）在《盲點與洞見》（1971）中竭力推崇誤讀，而人們常說的“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也說明了誤讀的大量存在。在這裏我們所說的對異國形象的誤讀是指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模式，在理解和借鑒異國文化時出現的某些認識上的錯位、理解上的偏差、評價上的傾向性，以及視自己需要的文化選擇、文化改造和文化接受。這在文化交流史上並不罕見，因此我們說文化交流既是打破本土文化封閉性的基本要求，也是引發文化形象誤讀的重要途徑。

　　誤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富有創造意義的，因此人們應該以正確的態度去看待異域形象塑造中的誤讀，任何粗暴的不予理睬和簡單的全盤接受都會給文化之間的交流帶來危害，也無法借助異域文化的鏡像來審視自我、省察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自我。我們下麵簡要透視一下西方文化視野中中國形象的鏡像變形和意義重構，並進一步分析其背後隱含的深層文化心理。

　　二

　　人類文化交流史上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兩種文明在發生直接接觸之前，它們之間的影響與其說是文化本身，不如說是文化形象。在接受者一方還無法真正了解外來文化之前，隻能通過道聽途說的零星信息在頭腦中編織異國形象，並將這個形象當作異域文化的真實情形，因而其間充滿了誤讀、曲解。西方同東方的最初交流就是如此。在歐洲人的意識中，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圖像籠罩在神話和傳說的迷霧之中。一些學者認為，歐洲有關中國的知識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7世紀，理由是：12世紀拜占庭詩人柴澤斯（Tzetes）在《千行卷匯編》中提到的希伯爾波利安人（Hyper-boreans）很可能就是中國人。希羅多德的注釋家托馬舍克（W。Thomaschek）首先提出希伯爾波利安人可能就是中國人的觀點，他在1889年的《斯基泰民族論》中認為希伯爾波利安人就是關中的漢人。萊斯（T。T。Rice）依據漢文史料《漢書匈奴傳》提出的假說支持這種觀點，他認為周宣王在討伐匈奴時引起了中國西部邊境以西數千裏歐亞草原遊牧民族的大遷徙。如果這些說法可靠的話，那麽早在公元前西方就隱約聽說了中國的存在。有關中國的知識隨著古代絲綢之路的開辟和絲綢貿易的開展而得以傳播，歐洲人把中國人稱為“賽裏絲”--以其著名的物產絲綢而稱呼之。但他們並不了解絲綢的生產，把絲想象成像棉花一樣長在樹上。中國對他們來說遠在天涯海角，是世界邊緣最神秘的國家。中國通過絲綢這種華美、奢侈的物品，給歐洲人造成繁榮偉大的印象，對中國的評價也充滿了溢美之詞，這表現出西方對東方文化的向往和對異國情調的熱衷。

　　13世紀馬可波羅的遊記是描寫中國最為轟動的書。盡管馬可波羅不是第一個向歐洲報道中國的人，但卻是第一個從中國內部進行觀察的人，他向歐洲展示的是一個君主統轄下繁榮富庶、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書中描繪了中國發達的工商業、繁華熱鬧的集市、完善方便的交通、雄偉壯觀的都城，這在當時相對貧困的歐洲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豐富的聯想。馬可波羅為中世紀的歐洲製造了中國宏大的形象。

　　14世紀英國的《曼德維爾遊記》把中國塑造成一個人間天堂。在曼德維爾筆下，大汗的宮殿富麗堂皇，宮殿中央的龍座“純用鑽石做成”，龍座的四角各有一條金龍，龍座的四周和下方布滿管道，裏麵流出香醇的禦酒。大汗的國土廣袤無邊，整個國家秩序井然。曼德維爾對中國的傳奇描寫，迎合了歐洲人對世俗生活的追求和對財富的渴望，引起了比《馬可波羅遊記》更大的轟動，成為中世紀歐洲人心目中寫實與幻想交織的東方世界形象中最有影響的一部書。

　　15-17世紀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仍是理想化的。15-16世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國的耶穌會士開始來華傳教，他們介紹、論述中國的著作是歐洲人心目中中國形象的主導，其中以西班牙傳教士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史》（1585）最為著名，它不僅向歐洲提供了一個強大、注重文明禮儀的中國，也為後世作家描寫中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來源。17世紀，英國現實生活裏的“中國風”和英國文人對中國的揄揚，使英國的中國仰慕達到了頂點。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建築式樣成為英國上上下下追逐的時尚，英國文人對中國的語言、宗教、政治製度充滿讚譽之辭，中國在他們眼中是一個智慧與文明的城邦。實際上中國並非像他們宣揚的那樣完美，特別是科舉考試，其弊端日漸顯露出來。盡管在讚揚中也有刺耳的聲音，但總的說來這一階段的中國形象是積極的、美好的，帶有濃鬱的理想主義色彩。

　　18世紀中國作為一種典範在整個歐洲掀起一股強大的“中國熱”。伏爾泰極力推崇中國文化，讚美中國家庭式的政治體製和皇帝的權威，讚美中國的宗教以及在宗教問題上的寬容，稱讚中國人是最有理性的人，中國文化是最合乎理性和道德的文化，因此特別強調中國文化對世界曆史進程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法國重農主義者魁奈認為，社會、政治製度應該和自然萬物一樣，按一定秩序運行，即遵從一種“自然秩序”，而中國正是這樣一個理想的典範。但18世紀歐洲的思想家、作家對待中國的態度又不是統一的，讚美之辭中也雜陳著指責之語。孟德斯鳩在《法的精神》中讚揚了中國政治的某些方麵，但總體上把中國的政府看成是專製的。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中談到中國時嘲諷中國人缺乏“鬥爭精神”。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廣為人知，但他在《魯賓遜漂流記續編》（1719）、《感想錄》（1720）等作品中對中國進行了苛刻的指責，說中國人貧困、奸詐、怯懦、愚昧而又自以為是；中國的宮殿、城市、港口、貿易根本無法與歐洲相比；中國的官員貪婪、虛榮、傲慢；中國的軍隊紀律渙散，士兵懦弱，根本沒有戰鬥力；中國的宗教隻是可怕的偶像崇拜。但從歐洲整體來說，這一時期的中國形象仍然是一個開明、講求禮儀、道德高尚的形象。

　　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歐洲的科學技術飛速發展，蒸汽動力廣泛應用於工業和航海業，人類的生活麵貌大為改觀，越來越多的商人和旅行家來到中國，他們的見聞和耶穌會士的報告相差很大，以往那個理想化的中國形象開始褪色。商人關心的是貿易和贏利，旅行家感興趣的是名山大川，他們對中國的文化很少關注。1793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的訪華，更將一個落後、野蠻、腐敗、千百年來幾乎沒有進步的形象帶給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因此，19世紀歐洲的思想家以帶有偏見和成見的眼光注視中國，越來越把中國看成是停滯不前、愚昧落後、頑固保守的國家，而“黃禍”的提出和在西方世界的泛濫使中國在歐洲人心目中的形象降到了穀底。

　　“黃禍”的含義是多重的，但主要指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人口諸方麵帶給西方人的心理恐慌。英國通俗小說家薩克斯羅默（1883-1959）創作的“傅滿洲博士”係列小說，是西方大眾文化中“黃禍”思想的典型代表。羅默創作了十多部有關傅滿洲的小說，在這些小說裏麵，傅滿洲是一個瘋狂的科學家，一個十足的惡魔，他聰明、狡詐、凶殘、狠毒，詭計多端，足智多謀，令西方人憎恨不已而又防不勝防。請看羅默對他的刻畫：“試想一個人，高高的，瘦瘦的，肩膀高聳，長著莎士比亞的額頭、撒旦的臉，腦袋刮得精光，細長的、不乏魅力的眼睛閃著貓一樣的綠光。他集東方人的所有殘忍、狡猾和智慧於一身，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調動一個財力雄厚的政府能夠調動的一切資源。試想那樣一個可怕的人，你心中就有了一副傅滿洲博士的形象，一個黃禍的集中體現者。”傅滿洲代表著西方人心目中對中國移民的想象，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移民醜陋、陰險、狡猾、肮髒、冷漠而又勤奮，麻木而又殘忍野蠻，他們聚集在擁擠肮髒的唐人街上，一聲不響地從事著販毒、賭博、賣淫等邪惡活動。他們已經深入西方社會，並在唐人街上建立起一個隨時準備顛覆西方世界的黑暗王國，試圖征服世界，消滅白人。

　　一戰以後，為了療救歐洲人心靈的創傷，西方的作家再次把關注的目光轉向中國，並重新看待中國，英國的羅素、迪金森等人在老莊、孔孟和墨子的學說中發現了仁慈、和諧、和平、兼愛的思想，中國形象再一次在歐洲人心中升起。

　　在迪金森的《約翰中國佬的來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1901）中，遙遠的中國是一個體現了正義、秩序、謙恭、非暴力的理想國度。“中國佬”一詞也不再具有19世紀西方文學中醜陋、蔑視的內涵，而複歸為啟蒙運動時代西方哲學家筆下的東方聖哲。中國人充滿了人性，安時處順、樂天知命，雖然貧窮度日，但生活中充滿了安詳與快樂。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後，雖然物質生活越來越富足、舒適，但單純的物質追求也帶來了客觀世界的動蕩不安，侵蝕了人們的道德和精神，造成了人的異化。迪金森揚中國文明之道德道義，斥西方文明之物質利益，他認識到：進步可以帶來物質的豐富，但不一定能帶來道德的高尚，人類也不一定因此就更加幸福。迪金森所描述的中國是一個自然、和諧的牧歌田園，傳達著西方人對人類童年時代的向往與回憶。中國形象對於西方文化，意味著一種懷舊與思鄉情緒，歐洲人通過實際的或想象的旅行，尋找一個溫馨的家園，一種前現代的沒有異化的人。

　　羅素帶著對西方工業文明與前蘇聯革命的雙重失望，於1920年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探尋一種新的希望”。在羅素的想象與描繪中，中國是一個美麗神秘的國度，那裏民風淳厚、景色如畫。他在遊覽西湖時讚歎道：“這兒簡直美極了。無數的詩人和帝王已經在西湖邊生活了兩千年，使之增添了更多的美景。這個國家似乎比意大利更加仁慈博愛，更為古老。它的風景如中國畫一般，這裏的人民像18世紀的法國人那樣充滿情趣，聰明幽默，但更加活潑可愛，生活中充滿了笑聲，我還沒有見過如此快樂的民族。”羅素回國後出版了《中國問題》（The Problemof China，1922）一書，從多方麵探討中華文明的可取性與價值，認為中國的文明並不比西方的差，中國人更寬容、知足、樂生，更愛好和平、看重藝術、富於忍耐力，更少幹涉別國的政務。中國人探索出來的生活方式已經沿襲了數千年，如果能夠被全世界采納，地球上肯定會有比現在更多的和平與歡樂，而歐洲人奉行的競爭和永不滿足，導致了現代世界的生靈塗炭、信仰失範、道德墮落，隻有借鑒東方的智慧，才能拯救西方人被功利和戰火扭曲的靈魂。

　　三

　　從以上的簡單回顧來看，中國形象在歐洲的不同時期呈現出多樣化的圖像，這些圖像既有真實的記錄，亦有想象、虛構和誤讀。誤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因為我們不能期待歐洲人像中國本土人那樣對中國做出真切的、符合實際的理解、認識和評價。誤讀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起到過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我們應對誤讀現象進行認真的清理和分析，找出誤讀異國形象的原因，挖掘出其背後深層的文化、心理蘊含。

　　西方國家誤讀中國的原因很多，地理距離的遙遠、文化背景、社會需要、材料來源、文化成見等都可能導致誤讀的出現。我們下麵從三個方麵簡單地做一探討。

　　第一，歐洲人從自身社會出發，視本社會的發展需求來認識中國，評價中國文化，構成對中國的誤讀。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不管是傳奇的、欽羨的，還是嘲笑的、攻擊的，都反映了歐洲社會本身在不同曆史發展時期的種種需求。中世紀末期的歐洲特別是英國，為了擺脫基督教的束縛，發展資本主義，急需一種世俗力量，一個物質化的異域形象，因此曼德維爾筆下的中國就表現出物質的極大豐裕，世俗君主的無上權威；薩克斯羅默對“黃禍”的渲染反映了當時西方列強要侵略中國、掠奪中國的政治圖謀；羅素等人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興趣是出於要從中國文化中為西方文明尋找一個出路……因此，他們筆下的中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有誇大、美化或醜化之嫌。

　　第二，從傳播媒介上來看，中國文化的傳播者由於客觀條件和主體身份、需要的不同，造成描述、報道和認識的偏差。從客觀上來講，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早期，由於相距遙遠，交通不便，難以獲得對方真實準確的信息，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隻能是在有限的知識基礎上進行推測和想象，因而帶有很強的傳奇、神秘和幻想色彩。從主觀上來說，西方的中國文化傳播者因其身份、知識修養、接觸的中國對象不同，而對中國的看法有褒有貶。來華的耶穌會士塑造的是一個文明、禮儀、開明、理性、智慧的中國形象。他們一般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較高的知識素養，在中國傳教時研讀中國的古典文獻，多與中國的文人士大夫們交往，掌握有一定的中國文化知識，他們筆下的中國形象往往是肯定的、讚揚的。另一方麵，為了從教會獲得更多的支持，同時也為了在中國鞏固、擴大自己的傳教事業，他們將中國形象塗上一層理想化色彩，帶給歐洲人一個美好的中國。而相比之下，來華的商人、旅行者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在貿易和旅行時接觸的大多是中國下層百姓，對中國的印象一鱗半爪、走馬觀花，因而這些人的描述容易以偏概全，偏見和誤解也就在所難免。再者，商人同中國人做生意很難次次滿意，在討不到便宜時便拿中國撒氣，片麵誇大中國的陰暗麵。18世紀中期英國有位海員安遜在廣州受到中國官員的冷遇，又發現從那裏購買的物品分量不足且部分已腐爛變質，回國後就在《環球航行記》中大肆渲染他的見聞，認為所有的中國人都像他在廣州遇到的那樣欺詐、說謊、傲慢，中國的貨物粗劣不堪，根本不是耶穌會士所描繪的那樣。

　　第三，中國文化本身的龐雜、中國人的排外自大心理也是導致歐洲人誤讀中國形象的一個因素。中國文化精深龐雜，任何一個描述中國的外國人如果不對中國文化有相對全麵、深刻的把握，都極容易造成對中國文化的誤釋、誤解。如拜倫在《唐璜》中的第13章第34小節裏寫道：“一個滿清官吏從不誇什麽好/至少他的神態不會向人表示/他所看見的事物使他興高采烈。”拜倫隻了解到中國的滿清官員不善於表露自己情感，而不明白這是中國人的性格特征，是由中國人生活在一個有等級之分而又強調內部和諧、以中庸之道處世的生活環境所決定的，不苟言笑在清朝時期的中國是成熟、穩重的標誌，那位官員並無過錯。從拜倫有關中國的詩句中，我們感受到他關於中國的知識是十分粗淺的。

　　中國的排外和自大使中國一直到清朝時期仍在閉關鎖國，這導致歐洲人即便想主動了解中國也受到多方麵的阻礙，成為中國形象被誤解的另一個原因。在地理大發現之前，中國人對世界是什麽樣子的一無所知，國人心中的世界僅限於中國的十幾個省。在中國周邊的海洋中有幾座小島，國人用聽說過的別的國家名字來命名，而所有這些島嶼加起來還不如中國的一個省大。在對外關係上唯我獨尊、君臨萬邦，不屑與任何國家相提並論。中國不屑於去了解別的國家，也不願意其他國家前來通商貿易，這種封閉的姿態不僅失掉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機會，也給歐洲人眼中的中國蒙上了一層麵紗，難以辨別中國的真實情形。信息的朦朧必然帶來認識的錯位。

　　需要注意的是，異國形象塑造中的誤讀較之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文學研究中的誤讀，有著更為深層的內涵。異國形象有言說“他者”和言說“自我”的雙重功能。西方作家關於中國的描述，與其說是說明中國的，不如說是說明作家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某種文化心理的；與其說表現了西方人關於中國的知識，不如說是西方人關於中國的想象和這種想象所意味的他們自身文化潛意識中的某種自足結構。對他者的想象是自身精神本質真實的表現，意在述說自己的精神世界。透過這種種的誤讀，我們能夠透視形象塑造者誤讀他國文化的心理動機及其所屬文化的深層結構。

　　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史表明，每一種文化都有它值得欽佩的優點，而這些優點可能恰恰是另一種文化的弱勢所在，因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有助於優勢互補。盡管由於種族、地域、習俗等原因，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造成文化屏障，導致文化的誤讀和誤解，但文化之間的交流和對話仍會繼續下去，並且會隨著對誤讀、誤解的糾正而變得更加富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