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自序

　　本書收入的24篇論文是我2001年以來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對比較文學形象學思考和研究的結晶。前後兩組論文在邏輯上存在著關聯性。第一組“歐美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主要探討西方尤其是英美文學作品、影視作品中對中國形象的塑造，是他者眼中的中國形象。第二組“西方視域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在西方世界的譯介、傳播和接受，是中國文學對外傳播中建構的中國形象，而中國新時期作家對卡夫卡的借鑒、超越與創新展現出一個開放、融合、進取、自信的中國當代文學形象。西方這麵鏡子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映照出內蘊不同的中國形象，中國文學也在不同時期的對外傳播與對外借鑒中構建體現自身主體性的中國形象。

　　研究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是我2002年夏天到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做博士後研究開始，一直到今天都在關注的課題，也是我花費心血較多的領域。當時國內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剛剛起步，相關的論文、專著為數很少，孟華教授主編的、主要由法國比較文學學者的論文組成的《比較文學形象學》麵世僅一年，稱其時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為新興的學術前沿應不算為過。十多年來，形象學研究隊伍迅速壯大，研究成果亦蔚為大觀，能有幸見證、參與這一研究領域的興起、發展與繁榮，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兒。

　　收入本書的《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是我博士後期間發表的一篇論文，從比較文學形象學中描述異國異同族形象的術語“套話”入手，對西方不同曆史時期對中國形象的定型化塑造，從“哲人王”到“中國佬約翰”、“異教徒中國佬”，從“傅滿洲”、“陳查理”到“功夫”等，進行了理論闡釋與文本分析，指出這些套話並不是中國形象的真實情形，而是西方人出於自身的需要，將中國欲望化的虛幻。

　　從2002到2004年，我在南京大學古樸靈秀的校園裏潛心研究英國文學作品中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並於2004年夏以《文學想象與文化利用--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為題完成自己的出站報告，順利出站，來到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做教學與研究工作。同時，將博士後出站報告加以修改，於2005年出版《文學想象與文化利用--英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一書，深入分析了英國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塑造的兩種典型的中國“他者”形象：進步與審美視野中的他者和停滯與恐怖意識中的他者，前者用一個理想化的中國形象質疑英國現存秩序，提出構建一種新秩序的設想；後者將中國視為停滯、落後、僵化、專製的象征，用負麵的中國形象反證英國的強大、優越，目的是維護、整合英國自身的形象。

　　之後，我將自己的研究範圍延伸到美國文學、文化中對中國形象的塑造。除了發表相關論文外，還撰寫出版了《傅滿洲與陳查理--美國大眾文化中的中國形象》（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美國的中國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專著，翻譯出版了《世界曆史中的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歐洲形成中的亞洲文學藝術》（人民出版社，2013年）、《美國的中國形象（1939-1941）》（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譯著，形成了自己以形象學為中心的研究視點。下麵我圍繞選入本書的論文，簡要介紹一下我對美英兩國文學文化中塑造的中國形象的認識。

　　傅滿洲和陳查理一度是西方文學中定型化的主導華人形象，帶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內涵。傅滿洲出自英國作家薩克斯羅默之手，陳查理源於美國作家厄爾德爾比格斯之筆。前者被塑造成“黃禍”的化身，是一個集東方民族所有殘忍、狡詐於一身的惡魔形象，他威脅到西方的霸權地位，是令西方人恐懼的夢魘；後者被描繪成“模範少數族裔”，代表著美國的法律和正義，是善良的、對西方沒有任何威脅的華人典型。但二者都經過了東方主義眼光的祛魅過濾，被塑造成缺乏男性魅力的華人男子，是“非性化”、從屬性、邊緣性的典型。

　　華人男子不僅在西方文學作品中經曆了祛魅處理，在影視作品中同樣如此。好萊塢電影中的跨國戀情故事往往體現著性別、種族與政治衝突的內涵。中國男人與白種女性之間的戀情由於威脅到白人父權製的權威，是愛情禁忌。在這類故事中，中國男人的男性氣質時常被遮蔽。相反，白種男子與中國女性之間的戀情由於體現了白人男性的魅力，愛情禁忌則被解除，演繹的是拯救神話。

　　而且，即便是對同一華人群體，美國本土作家和華裔作家也有截然不同的處理。早期赴美華工在美國本土作家筆下被稱為“中國佬”，在華裔作家筆下被描述為“金山客”，前者含有歧視和排斥的成分，後者帶有羨慕和敬佩的意味。不同的稱謂反映出中美文化之間的衝突和雙方對各自文化的認同。華工為美國西部開發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在美國的邊疆詩歌、小說、戲劇、漫畫、歌謠中是作為笑料和鞭撻的對象出現的。水仙花、湯亭亭、趙健秀、徐忠雄等華裔作家則以覺醒的族裔意識，通過鉤沉曆史，利用對抗記憶，在作品中展現了“金山客”的艱辛和力量，重塑陽剛、智慧、充滿活力的華裔男性形象。

　　在美國的中國形象塑造史上，賽珍珠和她的《大地》是不能忽略的。賽珍珠之前，美國文學作品中已經塑造了大量的中國形象，但多是把中國人作為揶揄、嘲諷、醜化的對象，塑造的是怪異、冷漠、不可捉摸的中國形象。賽珍珠則與此相反，她代表了一種真正想去了解中國和中國人的願望。賽珍珠曾多年生活在中國人中間，與中國人共度過豐收的年景和饑荒的年頭，因而是帶著真誠的同情、理解之心來描繪中國的，她在《大地》中采取的是與其他西方人不一樣的中國形象書寫策略。首先，在人物選擇上，賽珍珠讓中國人，特別是中國農民成為小說的主角，而西方人則以次要角色出現，這就顛倒了以往常見的以美國白人為主人公，以華人勞工為配角的人物關係模式。不僅如此，賽珍珠還讓中國農民作為主體出現在小說裏，而在她之前西方幾乎沒有作家嚴肅地描寫過中國的這一階層。賽珍珠20世紀30年代風靡整個西方的《大地》就講述了中國北方一對農民夫婦--王龍和他的妻子阿蘭，在大災麵前不低頭從而發家致富的故事。其次，在敘述視角上，賽珍珠采取了中國人的口吻和立場，一是采用熟悉的策略，用中國農民的視角來再現中國農村田園，二是采用陌生化的策略，用中國人的視角來異化西方文化。如此，賽珍珠較為真實地描寫了中國農民的淳樸善良、任勞任怨和悲歡苦樂，並因此獲得1938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與美國對中國形象的塑造負麵居多不同的是，英國對中國形象的塑造既有仰慕、讚歎、理想化，亦有鄙視、憎惡、妖魔化。但不管肯定還是否定，中國始終作為“非我”、“他者”形象出現，其中包含著想象與虛構，傳達著英國人自身的觀念、情感、欲望和價值觀。

　　英國文學中對中國形象的塑造源遠流長。早在14世紀，被譽為“座椅上的旅行家”的曼德維爾就在其虛構的《曼德維爾遊記》中描述了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烏托邦中國。在他眼裏，遙遠的中國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國家，富庶瑰麗，奇珍異寶無所不有，大汗威震四方，人民安居樂業。到了17世紀，不僅有現實生活裏的“中國風”--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葉、建築樣式成為當時英國上至王室貴族，下至普通百姓追逐的時尚，許多英國文人也對中國不吝讚美。當時的學者托馬斯布朗、約翰韋伯從各個角度論證中華民族的語言是人類的初始語言；自然神論者廷達爾、柯林斯、蘭姆塞等人用儒家思想中的世俗理性來反對神啟宗教；博學之士羅伯特伯頓在《憂鬱的解剖》中向世人提供了一付醫治英國乃至整個歐洲“憂鬱病”的靈丹妙藥，那就是模仿中國，像中國那樣治理國家；散文大師威廉坦普爾爵士熱情讚揚中國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偉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國家，稱讚孔子是最有學問、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人，驚訝於西方人從柏拉圖開始就憧憬的哲人治國的理想在中國竟是現實，認為中國的科舉製度有利於人才選拔，遠勝過隻注重世襲門第的英國貴族製度。英國的“中國熱”達到高峰。

　　18世紀之後，在英國，一股敵視、蔑視中國之風日漸盛行。雖然哥爾斯密在《世界公民》（1762）中借中國的故事、寓言、哲理、箴言諷喻英國，柯勒律治在《忽必烈汗》（1816）中盡情渲染中國皇家宮苑的異國情調，但更多的文人作家開始唱衰中國。拜倫眼中的中國人是被嘲笑的對象，雪萊將中國人看作“未馴服”的“蠻族”，狄更斯借筆下人物之口質疑中國的哲學，笛福在《魯賓遜漂流記續編》（1719）、《感想錄》（1720）等作品中說中國人貧困、奸詐、怯懦、愚昧而又自以為是；德昆西說他寧願同瘋子和野獸待在一起，也不願意在中國生活。

　　20世紀英國文人筆下的中國形象亦明亦暗，一方麵有毛姆東方主義的傲慢與偏見和薩克斯羅默對中國的“黃禍”歪曲，另一方麵有作家洛斯迪金森和哲學家、文學家羅素對中國的希冀與暢想。毛姆在《人性的枷鎖》中將來自中國的宋先生刻畫成“黃皮膚、塌鼻梁、一對小小的豬眼睛”，薩克斯羅默將傅滿洲塑造成西方“黃禍論”思想的集大成者。這種負麵塑造並非中國的實際情形，而是滲透了英國人的情感和觀念，暗示出英國的文明、發達需要中國的愚昧、貧弱來驗證，英國人的種族優越需要中國人的陰險、狡詐、邪惡來襯托。但當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文明的弊端越來越明顯的時候，一些英國文人又把目光轉向東方的中國，希冀從中國文化裏麵尋找拯救歐洲危機的曙光。迪金森在其《約翰中國佬的來信》中揄揚中國是一個體現了正義、秩序、謙恭、非暴力的理想國度。羅素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探尋一種新的希望，他在《中國問題》（1922）一書中從多個方麵探討中華文明的可取性與價值，認為中國人更有耐心，更愛好和平，更看重藝術，將中國視為拯救西方文明的東方之光。

　　幾個世紀以來的英國的中國形象表明，英國人需要中國形象，就像需要一個自我超越的地方，在他們塑造的中國形象裏麵，體現的是英國精神生活的真實。異國形象從來都不是自在的、客觀化的產物，而是自我對他者的想象性製作，是按自我的需求對他者所做的創造性虛構，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製約著英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的，主要不是中國的現實，而是英國自身的問題、需要和欲望，這些問題、需要和欲望是英國作家塑造中國形象的過濾器。

　　收入本書的第二組論文和我的教育經曆有很大關係。我本科學的是英語語言文學，碩士讀的是世界文學專業，博士念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外的傳播與接受是我申請做博士後時就有的想法，但限於當時沒有機會出國搜集英文資料，隻好暫時擱置起來，不過對這個課題的關注一直沒有停止，並把自己的思考整理成文，《西方讀者視野中的莫言》就是這樣寫出的。2008年，我申報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中國新時期文學在國外的傳播與研究”獲得立項，而就在這一年的夏天，由於我愛人工作的變動，我踏上了去往美國首府華盛頓的旅程。在華盛頓特區藏書浩瀚、裝飾精美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裏，我查閱到大量譯介到國外的中國新時期文學作品和相關的評論文章、學位論文。在國會圖書館二層精致典雅的主閱覽室裏，我細細閱讀著，忘記了自己異鄉客的身份。疲累了環顧四周，仿佛置身於繪畫、雕刻藝術的海洋。白色大理石柱上的雕刻巧奪天工，藍色花紋的玻璃天窗上布滿金色的壁畫。匠心的設計，宏偉的建築，世界藏書之最的規模，堪稱知識與美的絕妙結合。此後數年每次去華盛頓探親，國會圖書館都是我最常光顧的地方。2011年，我獲得去美國馬裏蘭大學做高級研究學者的機會，那裏的圖書館、電子資源區又成為我流連忘返的地方。大量第一手資料的獲取，為我順利完成這一項目提供了切實的保證，收入本書後一組中的中國文學對外傳播方麵的論文，是這一項目的重要階段性成果，也有的是我參與曹順慶教授主持的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投標項目“英語世界中國文學的譯介與研究”、王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以及我本人申請到的山東省社科規劃研究項目“莫言作品海外傳播研究”的部分成果。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是國家新一代領導人的宏偉目標。複興的中國麵向世界時需要更加注重自身的形象建構，文學是塑造、傳播中國形象的一個重要實踐領域，而且這一領域在中國形象塑造上有不同於其他領域的優勢。形象塑造可以在多個領域展開：政治經濟領域、新聞傳播領域、國際關係領域等，其中新聞傳播領域一直是向外推介中國形象的主陣地。但由於某種偏見，西方很多時候將新聞媒體視為中國政府的官方喉舌和輿論工具，加之新聞簡短、概括、程式化的特點，難以贏得外國人的認同。而文學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美學品格，而且在西方人看來文學是一種普羅大眾的交流方式，具有良好的價值信任度。另外，文學通過生動活潑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節，向世界展示栩栩如生、豐滿充盈的中國形象，具有較強的可接受度。再者，文學特別是當代文學處於動態的發展過程當中，對於重塑、傳播豐富多彩、富有感染力和影響力的中國形象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正因為如此，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一直注重通過文學的對外譯介，向世界展示良好的中國形象。1951年創辦的《中國文學》雜誌及時、係統地向海外翻譯、介紹了一大批中國古代、現當代文學作品。據統計，在其存續的50年裏，共出版590期，介紹作家、藝術家2000多人次，譯載文學作品3200篇。

　　“熊貓叢書”承繼《中國文學》的宗旨，主要用英、法兩種語言向海外推介中國文學作品，出版圖書190多種，發行到世界上150多個國家和地區。21世紀以來，中國政府多措並舉，進一步加大中國文學海外推廣的力度。2003年新聞出版總署提出新聞出版業“走出去”戰略。2004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新聞出版總署啟動“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2006年，中國作家協會推出“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譯介工程”，2008年以來，作協又舉辦了中美、中法、中德、中意、中澳文學論壇和中日韓三國文學論壇等多種活動。2009年開始實施“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並全麵推行“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中國文學已承擔起重構、傳播中國形象的曆史使命。新中國成立之初文學向國外傳播的是昂揚向上、改天換地、樂觀奮進的紅色中國形象，改革開放伊始向海外呈現的是開放多元、富有人性深度的中國形象。

　　在西方的中國形象史上，中國的器物、製度、思想等都曾成為不同曆史階段中國形象塑造的推斷依據。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從“傷痕”、“反思”、“改革”文學，到“尋根”、“先鋒”、“新寫實”小說等，成為新一輪中國形象建構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傷痕”、“反思”、“改革”文學向國際社會傳達是“文革”過後中國人直麵痛楚，深沉反思，呼喚人道主義，在改革中重建精神家園、重樹民族自信的中國形象。“先鋒文學”、“尋根文學”、“新寫實小說”呈現出一個在銳意改革與回歸傳統的糾結中探索、掙紮的中國形象。其中莫言、餘華、蘇童、王安憶、賈平凹等作為譯介到國外較多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所呈現的當代中國風貌，所詮釋當代中國價值理念，給原有的中國形象以衝擊、調整和豐富，從文學的維度更新、重塑了國外的當代中國形象。

　　本書第二組中關於卡夫卡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以及他對新時期作家影響的論文，和我博士階段的畢業論文選題及寫作有關。基於自己的英語基礎和外國文學知識，1999年我到山東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時選取了一個把卡夫卡與中國當代文學關聯起來的論文題目--“他者之鏡：卡夫卡與中國新時期小說”，而卡夫卡也恰是對中國新時期作家影響較大的一位外國作家。2002年獲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到南京大學做博士後研究並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後，我對卡夫卡的關注並沒有淡去，後來又以卡夫卡與中國文學為題申請到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最終以《經典作家的可能--卡夫卡的文學繼承與文學影響》為書名出版專著結項。

　　卡夫卡雖然沒到過中國，沒學過漢語，但對中國文化懷有濃厚的興趣，他在書信、日記和談話錄中談到中國文化的地方有14次之多，對中國古代哲學十分推崇和讚賞。用德語寫作、榮獲1981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的英籍作家卡內蒂（Elias Canetti）曾做出這樣的評價：“無論如何，根據卡夫卡某些故事的特點，他屬於中國文學編年史的範圍。從18世紀以來，歐洲作家經常采用中國主題。但是，在西方世界的作家中，本質上屬於中國的惟有卡夫卡。”卡內蒂的這番話以西方人的眼光說出了卡夫卡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喜愛。卡夫卡喜歡中國的繪畫和木刻藝術，迷戀老莊思想，閱讀過中國古代的抒情詩、鬼怪小說、民間故事，用清代詩人袁枚的《寒夜》一詩隱喻他和女友菲莉斯之間的愛情情勢，表達他對婚姻的欲望和焦慮。

　　由於對中國文化懷有濃厚的興趣，卡夫卡也寫了一些以中國為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如《一次戰鬥紀實》、《在法的門前》、《中國人來訪》、《一道聖旨》、《中國長城建造時》、《拒絕》等。

　　《一次戰鬥紀實》中的胖子、敘述人“我”和木製擔架反映出卡夫卡對中國知識的涉獵。胖子實際上是中國文化中的布袋和尚，他坐的擔架使人想起中國的轎子，而敘述人“我”則是一介文弱中國書生。《中國人來訪》描述了卡夫卡想象中中國學者的樣子：瘦小、和善、戴著眼鏡、麵帶微笑。《拒絕》中使用的“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固執刻板”、“難以接近”、“謙卑”等是19世紀以後西方人常用的描述中國人的詞語，說明不曾涉足中國的卡夫卡對中國人形象的描繪難以超出西方人的“集體想象”。

　　《在法的門前》中對“法”和“法門”的悖論敘事，體現了卡夫卡對中國文化中“道”的理解。《一道聖旨》裏麵使者永遠也走不出的“障礙”，同樣預示著“道”的無所不在。

　　《中國長城建造時》是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說中比較重要的以中國為題材的小說，卡夫卡借長城來表達他對存在了兩千年之久的中華帝國文化模式的獨特理解。就像分段修築長城一樣，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采用“分段而治”的高明統治術，百姓如同置身於煙霧之中，不知道是哪個皇帝在當朝，甚至對朝代的名稱也分辨不清。這使他們在統治者製定的軌道內迷迷蒙蒙地討生活，難以組織起來進行有效的反抗。

　　總的來看，卡夫卡塑造的中國形象既表現出對中國的外在認識，也體現了對中國文化的深層理解；既有對曆史上西方人塑造的中國形象的繼承，也有他的自況隱喻。

　　卡夫卡不僅對中國文化感興趣，在作品中塑造了中國形象，而且對中國新時期作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他們借鑒、模仿、超越的對象。餘華、莫言、皮皮將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和《鄉村醫生》列入他們的推薦書目，蘇童在《影響了我的二十篇小說--外國文學讀本》中收錄了卡夫卡的《饑餓藝術家》。在“走近大師係列叢書”中，馬原的《閱讀大師》和格非的《卡夫卡的鍾擺》都談到對卡夫卡的閱讀。此外，北村、潘軍、陳村等先鋒小說家，陳染、蔣子丹、鐵凝等女性作家，韓東、朱文等新生代作家，也都在自己的創作談中表達了對卡夫卡的敬意。而宗璞、殘雪、餘華對卡夫卡的借鑒、接受與解讀，更值得研究。

　　宗璞的短篇小說《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中有卡夫卡變形藝術的影子，但她的借鑒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剝離形式的借鑒，因為除了有意識地借鑒卡夫卡的技巧而使作品帶有現代意味外，小說的基調和內涵都是現實主義的。殘雪將自己對卡夫卡的解讀與研究寫成一部著作--《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在她看來，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是對人類和自己的內在靈魂的不斷深入考察和窮究：卡夫卡的《美國》描述的是現代人格的形成過程，《審判》揭示了一個靈魂的掙紮、奮鬥和徹悟，《城堡》是人性理想的象征，是人在一次次的犯錯誤和淪落後不斷提升的過程。而殘雪的《曆程》、《思想匯報》講述的也是主人公生命提升和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與卡夫卡體現出內在的共鳴。餘華說卡夫卡在他想象力枯竭的時候解放了他，使他的想象力變得像田野裏的風一樣自由自在，確立了自己反常規的文學思維，建構起精神真實的藝術世界，創作出《河邊的錯誤》、《四月三日事件》、《現實一種》、《難逃劫數》、《世事如煙》等在新時期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三位新時期作家對卡夫卡的接受由剝離形式的借鑒，到精神與觀念的相通和認同，再到突破與超越的創造性叛逆，一步一步不斷深入，把對卡夫卡這位大師的接受推向更高層次，顯示出改革開放後中國渴望與世界文學接軌，急切地吸收外國文學精華，致力於開拓創新的文學形象。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我的這幾塊研究內容看似各自為政，實際上可用中國形象將之貫穿起來。英語語言文學、世界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多個專業的學習與研究經曆，拓寬了我的學術視野，使我能夠從多個角度考察、剖析中國形象這一問題領域。對中國形象的思考和研究充實了我的去日時光，也將吸引著我在這片園地裏繼續探尋。

　　在編輯論文的過程中，我對個別論文的題目進行了優化，個別地方的內容做了少許修改。光陰荏苒，往昔不再。整理自己十多年來學術研究的心路曆程，既是回望、總結，亦是鞭策、自勉。

　　是為序。

　　§§第一章 歐美文學中的中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