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統中原——趙普

第三節 削弱藩鎮，趙普提出三大綱領

　　秦始皇第一次在幅員遼闊和交通落後的條件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後，為了有效地統治廣大民眾，在全國設置36郡，由中央派出監禦史，監察各地郡守，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並不突出。

　　漢代郡、國並行，其數目較秦代增加了近兩倍，因而中央直接統轄郡縣便產生了困難。漢武帝時把全國分為13部州，各置刺史以察郡守，試圖繼續維持和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到東漢末年，刺史改為州牧，擁有財賦和行政之權，州由監察區變成了行政區，出現了州郡縣三級製行政體製，中央使者成了最高地方長官，成為亂世破壞統一的割據勢力。

　　三級製行政區的劃分，實在是中央與地方矛盾關係的產物。一方麵，要在統治手段（交通、通信）相當落後的條件下完成對廣袤疆域和眾多人口的有效統治，在原有二級製機構之上另設立一級機構是勢所難免的；但另一方麵，一旦新立機構官吏成為地方最高長官，掌握軍政大權，特別是當政治經濟軍事力量平衡局麵被打破時，地方就容易形成與中央對抗的割據局麵。

　　唐代的藩鎮正是中央與地方這對矛盾發展的產物。

　　唐初顯然也擔心地方事權過重，因而不時派使巡省天下，監察州縣。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將州縣之上臨時設置的“道”予以定製，各道設一采訪處置使，監察吏治，常設不撤。不久，采訪處置使權力逐漸擴大，有的道並由掌握兵權的節度使兼領其職，發展到安史之亂期間，全國遍設節度使、防禦使等方鎮。乾元元年（758年）出逃四川途中的唐玄宗下令，準許所在節鎮自募軍隊，自調兵食，自署官吏，停廢了采訪使，改由方鎮主帥兼任觀察處置使，逐步控製了軍政大權，並逐步剝奪了中央的權力，成為割據一方的地方政權。

　　這些藩鎮擁有巨大的權力。一是人權，即藩鎮幕府官員，本道可以自行辟署；二是財政，即留用本道軍費可以自行支配；三是對州縣監察權，即對州縣官吏的任免黜陟，藩鎮有予奪之權。

　　客觀地說，這些因素對於藩鎮割據有一定影響，但並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造成割據的根本原因有兩條，一是中央沒有一支能統攝全局的武裝力量，而地方擁有重兵；二是地方軍事權和行政權的合一，造成了中央與地方的對立。

　　軍政權力的相合，造成了中央政權大權旁落，地方群雄競起的尷尬局麵。這些藩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亦兼三四”，它們自設官吏，不由中央；專擅財貨，豢養驕兵；以武人典獄，法外施刑，最終發展到“大者稱帝，小者稱王”。

　　建隆元年初，趙匡胤消滅了李筠和李重進之後，他與趙普有一段關於治策問題的談話。《長編》記載道：

　　太祖問：“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如何？”

　　趙普答：“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這就是趙普提出“三大綱領”的著名談話。

　　宋初的最高統治者，有意於長治久安，希望自己的皇朝能夠出現太平盛世景象。太祖除與趙普常常討論治國大計外，還廣泛征求意見。建隆三年（982年）二月，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鹹采訪以聞，仍須直書其事，不得廣有牽引。事關急切者，許非時詣閤上章，不須候次對。”七月，詔：“朝臣出使，還日，具所見民間利病以聞。”太祖還常常詳延故老，問以前朝興廢之由，銘之於心，以為鑒戒。但是，說到對唐末五代亂因的分析，對於為患200年之久的藩鎮之患的消除辦法，則以趙普的論述最為透徹和精辟，所提措施也最切中時弊。太祖基本是按趙普的辦法，去矯正五代之弊，加強中央集權的。

　　趙普的“君弱臣強”四字，道出了藩鎮割據的原因，所謂“君弱”，指的是中央的權力不強。趙普的辦法，就是三條：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言簡意賅，可稱為“三大綱領”。實施“三大綱領”以後，藩鎮的基本權力已經喪失，節度使無割據之基礎，遲廢罷還是早廢罷，就無足輕重，無關大局了，因為“君弱臣強”的局麵已完全改觀。

　　“三大綱領”，並非趙普憑空提出的，他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實際上，對於削弱藩鎮的建議，早在唐代後期即有人提出並加以實施。

　　唐憲宗時，橫海軍（治滄州）節度使烏重胤提出“殺節鎮之權”，而且在他的轄區內率先實行了兩項新的措施，一是讓刺史、縣令各司其職，二是把軍隊交給各州刺史管轄，以此剝離節度使權力。但實際上，由於中央武裝力量弱小，必須倚重藩鎮兵力攻打另一些藩鎮，加上朝政紊亂、黨爭劇烈，烏重胤的建議缺乏實施的基礎。

　　盡管如此，烏重胤的建議和設想，對於宋代統治者的影響卻不能低估。南宋有人說，“烏重胤欲殺節鎮之權，我宋實用以弭五代之禍”。北宋哲學家程顥說得更直接：“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

　　烏重胤建議的中心內容，在於對藩鎮擁有的行政權和兵權予以處置。這也就是“三大綱領”中的“稍奪其權”和“收其精兵”的淵源關係。

　　事實上，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係，加強中央集權，不是趙匡胤和趙普的主觀臆想，這種需要，也是從晚唐五代數十年間統治者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一個成果。在他以前的許多前輩“老師”，例如朱溫、李存勖、李嗣源、郭威、柴榮等都作過某種程度的嚐試，為他的成功鋪就了一塊塊基石。

　　在解除藩鎮武裝上，朱溫對魏博牙兵的打擊可謂突出的一例。

　　藩鎮之所以能軍事割據，核心是掌握著一支“牙兵”。唐末魏博牙兵“強買豪奪、逾法犯令，吏不能禁”。到後來發展到“父子相襲，親堂膠固”，以至“變易主帥，如同兒戲”，變成了一股特殊的武裝力量。906年，朱溫在稱帝的前一年，派客將馬嗣勳、寇彥卿等，領軍千人，乘其不備，突襲魏博牙兵，“死者七千餘人，洎於嬰孺，亦無留者”。殺戮持續了半年，終於使這股特殊的武裝力量得到平定。定州王處直因為“牙帳”跋扈難製，便“自隊長以上記於別簿，漸以他事孥戮，迨二十年，別簿記之，略無孑遺”。這些措施是有成效的。魏博牙兵經過兩次消滅後，趙翼稱之為“魏之驕兵，至是而盡”。

　　另外，對一些重鎮，用“陪都”的名義直接置於中央政權控製之下，也是削藩的措施之一。後唐曾把太原叫作“北都”，把魏博命名為“興唐府”。將真定、河中、鳳翔等鎮的縣，升格為“次畿”。

　　再有，開始實行剝奪地方的招兵權等措施。後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規定，節度使、刺史今後的“牙隊”，隻許在國家規定的數目內，不得自行“招致諸色人”。後唐莊宗還借潞州楊立叛變事件，撤除諸道城防，“潞州城峻而隍深，故立輒敢據之，莊宗因茲詔諸道撤城防之備焉”。後周時，郭威又進一步罷去了州郡自造武器的權力，下令“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

　　最重要的一點是，五代諸君在削弱地方兵權的同時，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加強中央軍隊的措施。後梁朱溫以李頃掌禁軍，“倚為肘腋”。後唐設置“侍衛親兵”製度，潞王李從珂在位時，禁軍數達到十萬。後周柴榮對中央軍隊的整編，趙匡胤即是直接參與者。

　　除收取地方兵權外，在行政、財政大權方麵，五代諸朝也開始實施諸多限製。

　　後唐莊宗削弱了地方任用官員的權力。“今後大鎮節度使，管三州以上者，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管三州以下者，許奏二人。”明宗時，規定內外官僚，包括節度使、刺史一切在內，“並不得擅發書題，妄行請托於諸處安排公人”，如有違者，薦者和被薦者都要受到嚴厲處分。後漢、後周都有詔命，“兩京諸道州府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今後並不得奏薦”。後梁時，還曾規定郡縣長官權位高於鎮將，並命令以後刺史可以不通過節度使直達中央奏事。

　　在財政方麵，地方節鎮的經濟收入，從後唐初期開始逐漸由中央直接管理和控製。莊宗時將河中所屬安邑、解縣鹽池直接歸屬中央管理。後唐明宗時，嚴禁諸道節度使“有不守詔條、公行科斂、頒行止絕”，“所納軍糧，不得更邀加耗”以及嚴禁“州使妄稱修葺城池廨宇，科賦於人”。後周時柴榮更是明確劃一地方稅額，實行均定天下田稅。

　　此外，各朝還經常調換節鎮統帥，以防止尾大不掉。後唐時張溫，在莊、明宗兩朝，曆任7個地區節度使，最北至塞外，最西到四川。後梁、後唐時張牟義“十領名藩”，其用意也是如此。另外，各朝還采取將兵卒與家屬分離的辦法，如郭威代漢，在鄴起兵，其“大名戍卒家屬盡在京城”。用家屬當人質，對地方藩鎮勢力的牽製用意也是不言而喻的。

　　五代各朝為了改變中央與地方關係而采取的種種措施，對於趙匡胤日後從容穩健地建立一個統一的集權帝國，其作用是明顯的。作為目擊者和參與者，趙匡胤對這種關係是明了的。在他取得帝位前，唐末那種外重內輕，致使安史之亂後河北諸鎮對抗中央連綿200年的情況已迥然不同了。所謂“禁軍悍勇，遠勝前朝”，藩鎮勢焰，早已非複當年。所以廢罷藩鎮之權，有人說，於趙匡胤，不過是有無決心的問題，而不是能行不能行的問題了。

　　前代各朝為加強中央集權采取了諸種措施，並不能因此就看輕趙匡胤和趙普的種種努力。一是各朝采取的措施並不係統，大多沒有從根本上，或者說提出一套完整的措施來固定這種中央對地方的控製關係；二是朝代更替頻繁，許多措施的貫徹落實很難收到應有的效果。所以即使在周世宗時期，藩鎮的勢力仍然是較為強大的，中央支配地方的地位並未得到鞏固。淳化二年正月，宋太宗曾對近臣講起：“前代武臣，難為防製，苟欲移徙，必先發兵備禦，然後降詔，若恩澤姑息，稍似未遍，則四方藩鎮，如群犬交吠，周世宗時，安審琦自襄陽來朝，喜不自勝，親幸其第。”號稱一代英主的周世宗，對安審琦如此禮遇有加，實在是一種言不由衷的表白和姿態，也反映出他內心對藩鎮勢力的畏懼。他在征伐淮南返回時，許州百姓向他告發節度使向訓的諸種不法之事，周世宗不但沒有派人查實予以處罰，相反卻把此人交給了向訓，向訓便把這位倒黴的告發者活活沉入水中。李筠任潞州節度使8年，種種不法之事，所聞不少，但周世宗不敢采取什麽措施，聽憑他在這塊獨立王國胡作非為。

　　但趙匡胤則不然，首先，他依靠禁軍奪取了政權，表明他對中央軍事力量的控製已有完全把握；其次，先後消滅了李筠和李重進割據勢力中的最強大者，向其他藩鎮顯示了中央力量的強大，也表明削奪藩鎮之權的時機已經成熟。

　　一般認為，趙匡胤削奪藩鎮之權，並沒有采取急風驟雨式的剝離方式，而是以漸進的、有條不紊地創設種種製度，采取恩威並施、文武相濟的各種手段得以完成的，而且這一過程一直延續到宋真宗時代。

　　趙匡胤之所以能如此從容，不外乎是他已完全控製了局勢，特別是對軍隊的統禦。論實力，各路諸侯已無力與趙匡胤一爭高下；另外從統治的角度看，懷柔政策有時比軍事進攻更為有效。中國人曆來講究“不戰而屈人之兵”，對趙匡胤來說，執掌權柄他喜歡一人獨攬，可是裝門麵，在天下臣民麵前樹立一個好的形象卻是他一直努力在做而尚未做成的一篇文章。

　　或許還有一層較為隱秘的原因，趙匡胤本人曾做過節度使，而且是在節度使任上當上皇帝的，因而對這些坐鎮一方的藩帥的種種心態自然了如指掌，采取何種辦法，如何選擇最佳時機，他應該是胸有成竹的。

　　政治家曆來喜歡“殺一儆百”，不“殺雞給猴看”，就難以達到“天下鹹服”的目的。因而在最初階段，趙匡胤毫不留情地不惜集全國之軍，以武力向昭義節度使李筠和淮南節度使李重進開刀。這兩個對新政權威脅最大的準割據政權被消滅後，全國藩帥震動很大，在經曆了一番痛苦的斟酌之後，不得不“束手聽命”於朝廷。成德節度使郭崇為表明自己對新天子的服從，曾刻意對監軍陳思誨展示自己的忠誠；保義節度使袁彥在趙匡胤稱帝後，“日夜繕甲治兵”，頗有不服管製的味道，待趙匡胤派潘美曉諭他入朝覲見，袁彥二話沒說，立即治裝上朝；建雄節度使楊廷璋，是郭威的內弟，趙匡胤也擔心他懷有異誌，命令晉州兵馬鈐轄荊罕儒就近監視，楊對荊罕儒極表忠誠，接到入朝詔書，當天就離鎮赴京。這些在趙匡胤看來可能“擁兵自重”的藩鎮主帥，懾於新天子的強大武力，不得不收斂起圖謀不軌的雄心，開始與新王朝的合作。建隆二年（961年）八月，趙匡胤又毫不留情地收拾了義武節度使孫行友。孫鎮易州（河北易縣）曆時8年，境內僧人深意以狼山為據點聚眾造反，勢力越來越強盛。趙匡胤稱帝後，孫行友“繕治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趙匡胤派武懷節調集軍隊，假稱巡邊，進入定州。一切準備就緒後，趙匡胤立即下詔，削奪孫行友官職，將其禁囚於私人宅第，並將深意處死，在開封焚燒屍體，從而再次挫敗了藩帥試圖謀反的陰謀。

　　趙匡胤對那些直接構成威脅，並有明顯造反動機及行動的藩帥施之以武力，而對那些關係比較疏遠，且持有疑慮的節度使，則采取調動的辦法，使他們難以形成獨立王國，以削弱其割據的基礎。

　　袁彥、楊承信、楊廷璋等人雖說趙匡胤一聲令下，即俯首聽命，但畢竟與趙匡胤關係較淺，而且還有過“繕甲治兵”的舉動。這些人雖然一時對新王朝構成不了威脅，但久任一鎮，日後難保不會生事，因此，趙匡胤便采取挖牆腳的辦法將他們調任它處，使之難以在原地“擁兵自重”。結果，原來治鎮陝州的保義節度使袁彥改任彰信節度使（曹州，今山東曹縣）、治鎮壽州的忠正節度使楊承信調任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建雄（今屬河南）節度使楊廷璋改任靜難軍節度使（邠州，今陝西彬縣），彰義節度使白重贇在趙匡胤稱帝後，被涇州（今甘肅涇州）馬步軍教練使李玉誣告謀反，雖經核實，純屬子虛烏有，但趙匡胤還是將他改任為泰寧軍節度使（兗州，今山東兗州市），從甘肅調任至千裏之遙的山東。在趙匡胤平定李筠叛亂之後，因後周名將、安國軍節度使李繼勳曾在親征途中“朝於行在”，趙匡胤即任命他為昭義軍節度使，讓他頂替了李筠的職位。這樣做，一方麵威懾了李繼勳，使這位前後周的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感受到新天子的威嚴；另一方麵讓他出麵收拾李筠苦心經營多年的獨立王國，以他在後周期間曾出任昭武、河陽等重鎮的節度使的經驗，李繼勳不失為一個合適的人選。一箭雙雕，正是趙匡胤的高明之處。

　　至於個別看不順眼而又沒有多少能耐的節度使，趙匡胤根本用不著挖空心思地調兵遣將，動用軍隊，甚至連調動之類的把戲都不需要，隨便找個借口就可以將他就地免官。962年二月，滑州節度使張建豐，就因為一起“甲仗軍資”倉庫失火事件，被趙匡胤免掉了節度使，並將他發配唐州。其實，有許多比軍用倉庫失火更為嚴重的事件，趙匡胤從不把它放在心裏，有些趙匡胤還曲意為之辯解、遮掩。顯然，失火事故，不過是趙匡胤的一個漂亮的借口而已。

　　在甩石頭、挖牆腳的同時，趙匡胤還用摻沙子的辦法，用“節鎮之權”作為一種安撫或獎賞，將與自己關係密切的一批故交、親信、部下派駐各地出任節度使，繼續為新王朝效力，並可形成製衡力量。

　　陳橋兵變後論功行賞，趙匡胤即以歸德、義成、鎮安、泰寧、寧江、武信六個節度使的位置賞賜給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其中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三人均是在州防禦使的位置上加以破例提升的。

　　961年閏三月，慕容延釗和韓令坤分別被解除禁軍殿前和侍衛兩係統的最高統帥職務，作為交換，慕容出任山南西道（治陝西漢中）節度使和成德軍（治鎮州，今河北正定）節度使。慕容雖於964年去世，但韓令坤“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也算得上是為趙宋王朝鞠躬盡瘁的一名武將。

　　是年七月，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將石守信等人解除兵權，又以天平、歸德、忠正、鎮寧等節度使相贈，讓他們從此在藩鎮安心於良田美宅，歌兒舞女，而不再過問軍事。

　　961年三月，趙匡胤對雄武節度使王景委以重任，將其調任鳳翔節度使並充西麵沿邊都部署。這次改任卻不帶有防範的性質，主要在於趙匡胤深知王景的為人。同趙匡胤相比，王景是前輩級的人物，周世宗顯德年間收複被後蜀占領的秦、鳳、成、階四州，王景與向拱出力最多。當時王景即被任命為西麵行營都部署，負有方麵指揮之責，王景率兵出大散關進討，連陷砦柵，大破蜀軍於上邦，斬首數萬，秦州由此得以收複。對於這次戰爭，趙匡胤是熟知的，當時他曾以皇帝特使的身份親臨前線，與王景等人有過深入的交往。這次任命，同那場戰爭多少有些關係。另一個原因是王景比較謙虛謹慎，折節下士。趙匡胤即位後，每有使者來藩，無論品級多低，王景都要親自迎送，全力招待，因而頗能博得一般使者的好感，帶回來的情況自然對王景讚譽有加。更難得的是王景這種屈尊並不是表麵文章，而是發自內心的一種對朝廷的忠誠。當時他的幕僚曾對此不以為然，稱“節度使職位頗高，不宜過分自行損抑”，王景回答說：“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此，我唯恐不謹爾。”趙匡胤曾在建隆年間派吏部尚書張昭出使王景藩鎮，王景一次即贈錢萬緡，手下有人認為此禮過重，王景則說：“我素聞張昭之名，今日派他來我處，乃是國家看得起我王景，怎麽可以按慣例辦事！”王景就這樣靠自己對朝廷的那份誠心誠意的擁戴，博取了趙匡胤的信任。此外，王景為政寬厚也是他得以見用的一個原因。《宋史》本傳稱他“素無智略，然臨政不尚刻剝，民有訟必麵詰之，不至大過即諭而釋去，不為胥吏所搖，由此部民便之”。後周廣順初年，王景由地方調任中央，當時曾有數百人堵道挽留。可見王景做地方工作也還多少算是有經驗、有聲望的。

　　王景離任雄武節度使後，建隆三年（962年）六月，趙匡胤任命樞密使吳廷祚接任。吳是文官，在後周時期曾擔任過懷州和鄆州的地方主官和西京、東京兩都留守，是趙匡胤比較尊重的一位官員。趙匡胤即位之初，吳廷祚仍繼續擔任樞密使。李筠叛亂，吳向趙匡胤建策，提出李筠勇猛而輕敵，此次征討宜速擊而不宜久戰，趙匡胤深以為然。在趙匡胤親征李筠期間，他決定讓吳廷祚擔任東京留守同時主持開封府工作，這對吳廷祚來說，無疑是一種高度的信賴。隨後征戰淮南李重進，趙匡胤再次讓他擔任東京留守，讓他全權處理後方的一切事務。

　　此次出任雄武節度使，趙匡胤經過了長時間的考慮。原來在961年，尚書左丞高防出知秦州（甘肅天水，雄武節度使駐地）後，見秦地盛產木材，又見西戎少數民族以伐木牟利，於是建議朝廷在此設立采造務，圈地數百裏，在要津築堡設關，又動用軍卒300人進行采伐，供應京師。如此一來，因利益關係必然導致與當地少數民族發生衝突。當時雙方商定以渭水為界，以北屬當地少數民族開采範圍，以南則歸采造務伐取。不料當地少數民族並不同意這種劃分，一時紛爭頻頻。高防於是動用軍隊抓獲了40多人。趙匡胤接到報告後，感到邊境生事，可能將來難以收拾，覺得高防的做法有欠妥當，於是便將高防調回開封擔任樞密院直學士，轉而讓有多年地方工作經驗、深得自己信賴的吳廷祚出鎮秦州，以平息事端，保持邊境安寧。

　　在任命下發的前一天，趙匡胤特意召見了吳廷祚，預先把自己的考慮告訴了他，同時還頗為深情地對吳講了一番體己話：“卿久掌樞務，年齡漸高，今與卿秦州，庶均勞逸，明日製出，恐卿已離朕左右，不能無憂，故先告卿也。”

　　趙匡胤讓人效力效忠之時，這些事情總是做得很周全的。

　　或許正如王棣在《燕翼詒謀錄》中所說，由於趙匡胤“以節度使受禪”的緣故，因而在最初，這個職位曾經是他手中所握著的一個籌碼和一件賞賜品，顯得頗有些分量，無論是授予新職還是對原任節度使的處理，都持小心謹慎的態度。

　　一般來說，對原有節度使，隻要肯積極與新政權合作，趙匡胤還是尊敬有加的。盡管這些節度使中也有個別是靠門第靠關係坐上去的，但大多數是靠戰功靠資曆靠本事才獲得的，趙匡胤對他們的態度如何，直接影響到他們與新政權的合作，也直接關係到新政權的穩定。

　　趙匡胤是聰明的，在政權新立時期，他對這些節度使往往待之以禮，讓他們感受到新天子對他們的重視。960年七月，河陽節度使趙晁因病回京，不久去世，趙匡胤把喪事辦得很隆重，同時又贈他太子太師，後又贈他為侍中。其實趙晁在藩鎮專事聚斂，“無他勳勞”，但他曾與趙弘殷一道在後周禁軍中共事，“有宗盟之分”，所以趙匡胤才有此等姿態。

　　趙匡胤原來的直接上司、忠武節度使張永德更是一個突出的例子。趙匡胤稱帝後，治鎮許州（今河南許昌）的張永德即入朝覲見，主動采取了合作態度。趙匡胤對這一點深為感激。960年八月，張永德從忠武節度使轉任武勝節度使（鄧州，今河南鄧縣），據說自此趙匡胤對他“恩寵優渥，舊臣無與比者”。前麵已經說過，張永德每次來朝，趙匡胤都要單獨召見，設宴招待，暢敘家常。為了表示對他的敬重，趙匡胤從不對他直呼其名，而以“駙馬”稱之（張妻為周太祖之女晉國公主），又從國庫撥出專款，幫助張永德償還舊日所欠官錢，甚至從遊玉津園，趙匡胤還不忘讓衛士替他牽馬，趙匡胤準備用兵北漢，仍不忘向這位昔日的上司“討教”。如此禮遇，張永德已感到無比榮耀，最令張永德感動的莫過於在“造反”、“政變”之類問題上對他信任。大凡藩鎮主帥，在新皇帝即位之際，最忌諱的就是被人指控心懷異誌，謀圖不軌。據《涑水記聞》記載，張永德鎮鄧州時，手下有一軍士跑到京城向趙匡胤密告張永德謀反，告狀者言之鑿鑿，各種細節說得繪聲繪色。趙匡胤聽歸聽，卻連派人查實的念頭都不動，反倒叫人將告狀者五花大綁，送交張永德自行處理。

　　對於那些長期居住邊疆，擁有少量軍隊，父終子繼的節度使，也就是少數民族的首領們，趙匡胤則對他們實行特殊政策。例如對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夏州，今內蒙古烏審旗）、靈武節度使（今寧夏靈武縣）馮繼業等人，“許以世襲”，不再由朝廷另行派員，而讓他們繼續戍守西北邊防。962年，李彝興派遣使者進貢名馬300匹，趙匡胤正命玉工為自己製作腰帶，得到消息便靈機一動，召見使者，詢問李彝興的腰圍有多大，使者說李彝興粗腰大腹，趙匡胤恭維道：“你的主帥真是個福人。”當即派人將打製給自己用的玉帶賜給了李彝興。這種懷柔確實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處，這些節度使不但沒有造反，而且戍邊也很賣力。

　　同以往相比，趙匡胤的新王朝在對節度使的禮遇上，似乎還要優厚一些。961年閏三月，慕容延釗和韓令坤罷兵權出任山南西道和成德節度使時，趙匡胤在廣政殿舉行送別宴會，為他們餞行，“自是，節度使以上出使赴鎮”，都要按照這種規格和排場在廣政殿送別。五代時期，武夫悍將以軍功進秩為節度使而稱霸一方的比比皆是，但在上朝排班時，卻列在卿、監之下，趙匡胤即位後，特地對這種排列次序進行了改革，將其改在六曹侍郎之上，中書侍郎之下，並且“恩數同執政官”，這種高規格的優禮，從心理上滿足了節度使的自尊，使他們感受到朝廷對他們的重視。乾德二年（964年）二月，安遠節度使兼中書令王晏致仕，為表示優禮，趙匡胤又下詔：“自今藩鎮帶平章事求休退者，每遇朝會，宜令綴中書門下班。”到乾德五年，為了撫慰已逐步剝奪實權的各藩鎮主帥，又改變了原來“節度使不帶平章事者，皆位在卿監下”的舊例，將其升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之上。

　　不過，所有這些特殊的禮遇並沒有動搖和改變趙匡胤“稍奪其權”的既定方針。如果說，政權初立，趙匡胤對五代舊臣“無不以恩信結之，既以安其反側，亦藉其威力，以鎮撫四方”，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的話，那麽等他羽毛漸豐，全國局勢得到完全控製，其他改革正逐步深入的時候，趙匡胤便會毫不通融地向這些藩帥們下手。

　　開寶二年（969年）十月，趙匡胤設宴後苑，招待後周時期資格很老的幾位藩帥，參加者有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安遠軍節度使武行德，護國軍節度使郭從義，定國軍節度使白重贇，保大軍節度使楊廷璋。趙匡胤從容與語道：“卿等均國家舊臣，久臨劇鎮，王事鞅掌，殊非朕優禮賢臣之本意。”一聽這話，王彥超即避席跪奏道：“臣素乏功勞，忝膺榮寵，今年已衰朽，幸乞賜骸骨，歸老田園！”趙匡胤見王彥超已明白自己的意思，不禁大喜，連忙離座扶持，嘉慰再三。武行德等人還不明就裏，反倒乘著酒興，大談昔日功勞和苦勞。趙匡胤不由得打斷話頭，冷冷笑道：“這些都是前朝舊事，已不值得再講了。”這些滔滔不絕的藩帥們這才醒過神來，原來趙匡胤是讓他們告老還鄉！這次宴會之後，趙匡胤如願以償，五位節度使被解除職務，乖乖地接受了趙匡胤早就預備好了的“太子太傅”、“左金吾衛上將軍”之類的榮譽性閑職。

　　此前和此後，趙匡胤又用移鎮的辦法對三位資深的節度使發出了警告。天雄節度使符彥卿，是周世宗和趙光義嶽父，真正的兩朝皇親國戚，仗著這層關係，在天雄軍任內，巧取豪奪，又將政事委之牙將劉思遇，招權黷貨，“軍府久不治”，因而在這年七月調任鳳翔節度使。符彥卿對這次調動抱有強烈的抵觸情緒。命令下達五個月後，才上路赴任，行至洛陽，又上書稱自己病得不輕，要求準許留在洛陽就醫。趙匡胤準假百日。假滿之後，符將軍卻仍不願前行，且“受俸如故”，禦史聞知，要求符彥卿到禦史台接受審查。趙匡胤考慮到種種因素，特地交代有關部門不再追究此事，但卻毫不猶豫地罷免了他的節度使職務。八月，西京留守向拱被調任安遠節度使。調動原因是“向拱在河南十餘年，專修飾園林、第舍”，縱情聲色，恣意妄為，以致“政府壞廢，群盜白日劫人於市，吏不能捕”，趙匡胤一怒之下做出了此項決定。

　　事實上，趙匡胤在給予各節度使種種恩惠的同時，就開始侵奪他們的種種權力了。從趙匡胤所采取的奪權手段來看，一是用武力實行強製剝奪，二是用移鎮辦法削弱其割據基礎。但使用武力，則要把全國變成戰場；調動則不能去其根本，難以徹底達到目的。由於這些原因，趙匡胤又著手嚐試其他的辦法。

　　960年七月，成德節度使郭崇入朝，趙匡胤在與他虛與寒暄的同時，做出了一項令郭崇始料不及的決定，任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潤權知鎮州，開始首次以文臣取代節度使掌理地方政務。

　　趙匡胤選擇昝居潤無疑經過了慎重考慮。昝居潤是後周重臣，與趙匡胤“情好款浹”，是趙匡胤比較看重的人物之一。另外，昝居潤有著多年地方工作特別是邊境地區工作的經驗，後周時期，他先後擔任過知青州、知秦州、知鳳翔、知河中府、知開封府、東京副留守等職務，為人謹慎，善於計謀，讓他出知與契丹交界的鎮州，同時要分割節度使的權力，昝居潤是理想的人選。

　　在邁出了第一步之後，以後的事情就變得順理成章起來。

　　十一月，趙匡胤在平定李重進的叛亂後，又任命宣徽北院使李處耘權知揚州。

　　李處耘是趙匡胤的得力幹將，文武兩個方麵都很得力。陳橋兵變，李處耘作為趙匡胤的重要謀士，策劃於密室，點火於眾卒，出力尤多，是趙匡胤所倚重的另一名親信。史傳稱他“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為己任”，可見此人具有幹大事業的雄心壯誌；又稱他“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就是說他還具有那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忠誠，用他出知揚州，貫徹對新征服地區的統治意圖，李處耘也是一個理想的人選。

　　李處耘果然幹得很出色。平定李重進後，經過兵火洗劫，揚州“境內凋敝”，民不聊生，李處耘以安撫懷柔政策施政，奏請朝廷減免城中居民房稅，又休養生息發展生產，使李處耘漸漸博得了聲望。962年奉詔召回時，“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

　　昝、李兩人出知地方，頭銜前均冠以“權”字，這是趙匡胤頗有深意的創造。權者，代理也，即兩人在中央機構中擔任的宣徽南、北院使的職務仍然保留。從理論上說，不過是中央要員代表皇帝暫時處理地方政務而已。感覺上，他們仍是屬於中央機關的皇帝的直接部屬。這樣就從心理上切斷了地方政權割據一方而不服從中央的種種情緒。

　　盡管是中央派出的臨時代理，但文臣知州事，作為趙匡胤削奪藩鎮之權的一個既定不移的方針，卻得到了同樣堅定不移的貫徹和執行。

　　李處耘在揚州“代理”知州8個月後，被召回朝廷，與此同時，又任命內客省使王讚接替李處耘，出任權知揚州軍府事。

　　王讚也是趙匡胤十分欣賞的一員幹將。趙匡胤欣賞他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他不畏強梁，敢於向藩帥動手。在前朝時，他曾出任河北涿州計度使，大約相當於中央派出的財政長官。當時諸州藩鎮割據自大，完全無視中央政府的權威，私自截留賦稅，中央有關部門對此毫無辦法，不敢依法辦事。王讚到任後，“振舉綱維，所至發摘奸伏無所忌”，因而名聲大振，趙匡胤由此知道王讚可以擔當重任。所以在李處耘離任後，趙匡胤便將揚州政務托付給他。原想讓他在揚州鍛煉一段時間後再挑重擔，不料，王讚在乘船赴任途中落水而亡。趙匡胤聞訊，深為悲痛，對手下人說：“是吾殺樞密使也。”由於王讚沒能到任，李處耘便繼續“代理”到962年。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太常寺卿邊光範出任權知襄州。邊氏“雅有吏幹”，這種行政才能主要表現在善於理財上。周世宗時，曾任職戶部，受命赴河北大名等地度田，朝廷派人到民間核實和檢驗他的工作效果，結果有口皆碑，於是邊光範的才能為皇上所知。宋初征戰澤、潞，趙匡胤命令邊光範為前軍轉運使，計度鄭、洛、汝、孟、懷州軍糧，擔任後勤保障工作，圓滿完成任務，受到趙匡胤的嘉獎。此次命他權知襄州，正是考慮到朝廷將命幕容延釗（襄州節度使）率軍出征荊湖，大量後勤工作需要計度才委以知州之職的。邊光範到任後，的確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時稱“路當衝會，餉饋無闕”，保障了戰事的順利進行。

　　三月，宋軍平定荊湖後，又任命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譚州。

　　呂餘慶是趙匡胤曆滑、許、宋三鎮時的幕僚，趙匡胤即位後，授官給事中充端明殿學士，不久又出知開封府，趙匡胤征潞州及揚州，呂餘慶擔任東京副留守，是趙匡胤可以信賴的親信。此次出知譚州，反映出趙匡胤對他的倚重。湖南是宋軍新占領地區，由於宋軍的殘暴，占領地區的反抗遠遠沒有平息，需要有一位精明幹練的人妥善處理種種遺留問題。呂餘慶在趙匡胤心目中便是最合適的人選。隨後，他又權知襄州，接替邊光範，同時改任兵部侍郎，出知江陵府。

　　乾德三年（964年）二月宋軍平蜀後，已是參知政事（副宰相）的呂餘慶再次於危難之際受命出知成都府。當時的情況是一方麵由於宋軍紀律渙散，劫掠財富，致使反抗不斷，“盜賊四起”；另一方麵宋軍將士“恃功驕恣，大將王全斌等不能禁”。不采取措施，很可能使戰爭成果付諸東流。趙匡胤期望呂餘慶能挽回局勢。呂餘慶到任後，立即大刀闊斧地整頓宋軍紀律。當時成都街頭藥市剛開，有人即飛馳來報：宋軍軍校醉酒持刀，劫持商人，搶奪財物。呂餘慶立即命令將其逮捕並斬首示眾。經過呂餘慶采取強硬的種種措施的治理，成都府的社會治安方才漸漸好轉起來。

　　963年四月，趙匡胤任命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薛居正權知朗州，同呂餘慶一道對新占的湖南地區實施統治。薛居至朗州，周保權政權的數千名潰兵在汪端率領下“聚山澤為盜”。當時宋軍主張不問青紅皂白，對朗州實行屠城式的斬殺，被薛居正嚴令禁止，後設計捉拿汪端，最終平息了叛亂。

　　五月，鳳翔節度使王景去世，趙匡胤命樞密直學士、尚書左丞高防權知鳳翔府，再次赴任西北邊境。

　　高防在知秦州任上因引發邊境糾紛被調回，卻絲毫沒有影響趙匡胤對他的信任。在趙匡胤看來，高防有出眾的才幹，而且為政清廉，是理想的邊境地方長官，因而王景死後即命高防代替。可惜就在這一年，59歲的高防因病不治而去世。高防的去世，使趙匡胤極為悲痛。

　　乾德二年（964年）六月，刑部侍郎、權知鳳翔府劉熙古權知秦州。自高防離任後，吳廷祚接替，大概邊境糾紛仍未完全平息，因而吳此年改鎮京兆而以劉熙古取代。劉熙古也是趙匡胤過去的幕僚，此次出知秦州，顯然趙匡胤期望他能有所作為。劉熙古到秦州，果然是“州境所接多寇患”，處理起來很棘手。劉熙古用恩威並施的手段，對少數民族首領“諭以朝廷恩信”，又將他們的子弟集中到秦州當作人質，這樣才算漸漸平息糾紛，相對安寧下來。

　　965年二月，在任命呂餘慶權知成都府的同時，另一位樞密直學士馮瓚也受命權知梓州，擔負新定地區的善後重任。馮瓚到梓州才數日，就遇到偽蜀軍校上官進率兵3000餘人，連同數萬百姓夜攻州城。當時城中僅有騎兵300人，這對馮瓚來說無論如何都是場嚴峻的考驗。馮瓚臨危不懼，首先安定人心。他分析說：“偽軍乘夜攻城，說明這些人是烏合之眾，沒有多少戰鬥力，所以要借夜色作掩護以壯聲勢。我們隻要固守城池，以逸待勞，天明便會自行潰退。”接著，他對城樓更夫又作了如此這般的安排。深夜時分，兩軍對峙之際，突然響起五更鼓聲，前蜀潰軍聽到鼓聲，以為天亮，而城池尚未攻下，便急急集合部隊撤退。此時馮瓚打開城門，命騎兵乘勝追擊，結果將上官進抓獲。馮瓚利用時間差給敵人造成的錯覺，成功地唱了一出“空城計”，進而瓦解了敵軍。平息反叛後，他又將招降的大部分人釋罪複業，梓州從此安定下來。

　　開寶元年（968年）六月，趙匡胤又命右補闕辛仲甫權知彭州。辛仲甫原是成德節度使郭崇的幕僚。趙匡胤稱帝後，郭崇日夜不安，辛仲甫建議郭崇在軍國民事的處理上，悉遵常規法度，並對宋使者盡禮節、示恭敬，郭崇果然不被見疑。乾德五年出知光州，趕上多年不遇的大水災，州城軍資民儲眼看要被洪水吞噬，辛仲甫調集船隻數百艘，全城出動搶運，終於使虎口奪糧成功，由此水災中的軍民百姓得以接濟。趙匡胤對他的才幹頗為欣賞，赴任彭州前，曾特意交代他說：“蜀土始平，輕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辛仲甫到任後，按照趙匡胤的指示，盡力勤於政務，同時保持高度警惕。當時有州卒鼓動屯戍彭州禁軍，準備乘慶祝長春節之際發動兵變。次年春初，辛仲甫出城巡視，見城壕中蒿草繁密，藏伏難以發現，便命人將其全部鏟除焚燒，此舉本意在於防範，不料歪打正著，兵變部隊懷疑有人走漏風聲，事情已經敗露，於是有人自首，辛仲甫順藤摸瓜，將陰謀兵變者100餘人全部捕獲並處以極刑，從而成功地挫敗了這起兵變陰謀，到底沒有辜負趙匡胤對他的重托。

　　自建隆、乾德年間開始，趙匡胤將自己的親信和比較有才幹的中央官吏分派到新征服地區和重要地區擔任知府知州，以貫徹自己的治國方針和統治意圖。這些官員毫無例外都是文官，又是以中央大員身份“代理”掌管地方事務，從而在收奪了節度使所擁有的行政權力的同時，又加強了地方與中央的聯係。趙匡胤之所以“熱衷於以文臣代替武將，就在於以他的經驗，覺得武將大都驕橫跋扈，動輒舉兵犯上，而文臣與軍隊聯係較少，關係不深，難以形成兵連禍結、反叛朝廷的氣候。趙匡胤對於這一指導思想甚為得意，他說：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寧願讓文臣貪濁，也斷不容武人舉兵犯上，這便是趙匡胤的根本心思。

　　趙匡胤所開創的“文臣知州事”製度在宋初的幾代皇帝手中得以繼承和發展。到宋仁宗時期，全國上下簡直成了文人的世界。所以蔡襄形容說：“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辭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在實行“文臣知州事”的同時，趙匡胤還采取了另一項收權措施，即逐步罷廢支郡。

　　所謂“支郡”，就是非節度使直接治理的州郡。唐末五代時期，一個節度使除了管理所駐州郡的政務外，還要治理附近州郡的政務。如山南東道節度使轄襄、均、房、複四州，節度使駐襄州，均、房、複三州各有防禦使、團練使或刺史處理州務，但須秉命於節度使，而不能直達於朝廷。均、房、複三州就是山南東道節度使的“支郡”。

　　罷藩鎮支郡，事在宋太宗初年，但趙匡胤時代，已開始有了這種意向。

　　乾德元年（963年）四月，趙匡胤在平定荊湖政權後，廢除了這一地區的“支郡”。“始令譚、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雖然新征服地區仍保留節度使，但節度使駐地以外的州郡從此不受其節度，而直接聽命於中央，節度使的勢力範圍進一步縮小。

　　同年六月，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長期鎮守大名，專恣不法，屬邑不治，趙匡胤於是借機選派一批精明強幹的官吏去任知縣。當時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監察禦史王祜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於繼徽知臨清縣，從此開始用常參官出任知縣。這四縣都是魏州天雄軍的直轄縣，派常參官任職，其意就是要提高知縣地位，使之與節度使分庭抗禮。對於這一點，趙匡胤一點也不隱諱，他特意把王祜安排在家鄉任職，讓他衣錦還鄉，同時交代他要“察彥卿動靜”。多虧王祜處事還算公道，他以全族百口之人擔保符彥卿並無謀反企圖，又苦勸趙匡胤：“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承，願陛下以為戒！”這才使符彥卿幸免於難。後來右讚善大夫周渭出任永濟縣知縣，符彥卿至郊外迎接，周渭隻在馬背上拱拱手，算是打了招呼，一直到住地才與符正式相見。到任後，縣內有盜傷人而逃，周渭派人捕獲，公布罪行後即就地處決，而沒有按照規定送到大名府再行處理。這算是中央命官出任地方低級官職後敢於同直接上司分庭抗禮的一個突出例子。

　　從此以後，趙匡胤越來越樂意運用種種手段來罷廢“支郡”。乾德二年七月，階、成兩州直隸京師，乾德五年二月，慶州直隸京師，三月，興元府三泉縣因大縣屯兵，也直屬京師。開寶二年（969年）十月，歸、峽二州直隸京師。三年三月，澤州直隸京師。五月，又將通遠軍直隸京師管轄，罷除“支郡”的範圍越來越大。

　　以文臣知州事和廢罷支郡措施的實行，使位尊權重、聲勢煊赫的節度使的權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其實際權力僅等於某一州府的長官，有的甚至徒具虛名，僅僅屬於一種榮譽稱號。自中唐以來藩鎮權勢過重，擁兵自大的情形終於得到了改觀。

　　收奪藩鎮之權，並不是趙匡胤的終極目的，按照他的思路來調整嚴重顛倒的中央和地方關係才是他的真實意圖。因此，除削奪地方藩鎮之權之外，對州郡的行政權力也要進行限製。即使任命文臣知州，也要防止其權力過大。為此，趙匡胤又采取了兩項措施。其一是“三歲一易”，即“知州”、“知縣”在一地的任職時間不得超過3年。乾德三年（965年）北海軍（今山東濰坊）知軍楊光美任職已滿3年，由於在當地為政清廉，頗得百姓愛戴，當地數百人赴京請願，請求楊光美繼續留任。趙匡胤派人勸他們散去，在勸阻無效的情況下，趙匡胤采取斷然措施，“笞其為首者”，才將請願者趕走。乾德四年七月，趙匡胤下令，“自今諸州吏民不得即詣京師舉留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職、州縣官”。這是針對北海軍百姓請願事件由政府做出的反應。他同時還指出：“若實以治行尤異，固欲借留，或請立碑頌者，許本處陳述，奏以俟裁！”這道命令的意思是，確實政績突出，堅持繼續留任者，也應通過正常渠道請求，由中央政府來決定。可見，當時執行“三年一易”的製度是多麽堅決。

　　趙匡胤采取的另一項重要措施是設置“通判”。乾德元年（963年）趙匡胤統一湖南後，於是年四月任命刑部郎中賈玭等通判湖南諸州，這是宋代設立通判之始。當時的考慮是湖南初平，“偽命官”勢難盡廢，故權派京官為通判以監視。965年平蜀後，新牧各州也設置通判。削藩政策實施後，各地府州，也都按照荊、湖的辦法，依事務繁簡、人口多少設置通判。一般情況是州設一人，大州設二人，隻有人口不及萬戶者不設，但倘若知州是武臣，則雖為小州也都設置。

　　通判是負有特別使命的中央命官，表麵上，是州府副長官，但卻具有監察所在州府官員之權。凡民政、財政、戶口、賦稅、司法等事務文書，都必須由知州或知府與通判連署，方能生效。

　　擁有如此權力，自然會有仗勢欺人的事情發生，有的通判以朝廷重臣自居，甚至單獨簽發文書以奪知州之權。趙匡胤不得不於乾德四年（966年）十一月下詔諸州通判不得怙權徇私，需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

　　但通判一職，到底是由皇帝直接指派的耳目，州縣官吏都為之懼怕。

　　《宋史》卷二七八《王德用傳》記載，王為言者所攻，自樞密使出知道州。“州置通判，家人惶恐。”家人惶恐，無非通判握有重權，擔心王德用因此斷送前程而已，由此可見通判之厲害。盡管有宋一代，州郡長官與通判不和的問題一直存在，但從通判挾權以製約州郡長官到如此地步來看，趙匡胤試圖調整中央與地方關係，加強中央集權的目的算是真正得到了實現。

　　一般來說，趙匡胤樂意以財富作交換，換取諸多朝廷重臣手中的權力，但如果貪得無厭，永無止境的搜刮，趙匡胤也是難以接受的，特別是眼睜睜地看著國家財富大量流失，趙匡胤也深為痛心。

　　961年二月，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為了取得更多的租賦，在收租時大做手腳，“概量增溢，公取餘羨”，雖然這是當時節度使的普遍做法，但符彥卿仗著自己是皇親國戚的特殊身份，更加肆無忌憚地盤剝百姓。趙匡胤十分惱怒，當即派遣常參官到天雄軍主管租稅，以取代符彥卿的親信爪牙。

　　建雄節度使趙彥徽，本是趙匡胤所敬重的一位前朝宿將，解除兵權後，趙彥徽出任節鎮。每次入朝覲見，趙匡胤都要以禮相待，在京飲酒過度，趙匡胤還曾親往探視，並賜錢百萬。但趙彥徽卻仍不滿足，在鎮期間，“不恤民事，專務聚斂，私帑所藏巨萬”，趙匡胤聽說這位前後周將軍如此貪婪，“始薄其為人”。

　　無論是羞辱還是鄙薄，都不能解決什麽問題，地方藩鎮和勢力強盛的州郡依然故我，以種種借口和手段截留應該上交中央賦稅的現象比比皆是，這種財政上的“留使”、“留州”製度，使趙匡胤大傷腦筋。

　　使趙匡胤苦惱的是，一方麵他清醒地意識到急切需要收奪地方財權，以增加中央財政收入，改善中央政府財政窘迫的狀況，同時要防止地方長官利用“留使”、“留州”的名目，截留財賦豢養心腹、收買軍隊進而危及中央；另一方麵盡管他“素知其弊”，但不能不考慮正是由於允許地方節鎮擁有較多的財富，才換取了他們手中的權力，一旦改革必然會觸及這一部分人的切身經濟利益，搞不好就會弄巧成拙，影響趙匡胤自身的形象；逼急了，更有可能“狗急跳牆”。

　　所以在宋初的幾年裏，各藩鎮“猶循常製”，依然直接派出自己的親信管理場院（征收賦稅的場所），而使“財貨自專”。

　　趙匡胤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推行他的改革。

　　乾德二年（964年），趙匡胤在幾經猶豫之後，終於采納了趙普的建議，小心謹慎地下了一道命令：各州自今以後，每年所得民租賦稅，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的現錢實物全部送到京師，各州不許占留。趙匡胤還特意交代：在運送這些物品時，如果官府沒有牛車運送，就租用老百姓的充用。這道命令無疑是一顆試探氣球，它富有彈性，也留有餘地，特別是允許諸州留足支度給用而沒有規定基本的數額，等於由各州自行確定。但這道命令卻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這些稅賦收入屬於國家所有，歸中央財政統一支配。

　　965年三月，趙匡胤以解決征蜀軍費為由，再次重申了這個詔令，規定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經費外，其餘財賦中的貨幣部分全部送交京城。隨著錢幣的集中和中央政府對租稅處分權的確認，趙匡胤逐步規定了各州郡支用經費的基本數額，從而限製了地方長官以種種手段占有國家財富。

　　在各地設置通判以後，中央政府就開始對上供之數和地方自留數額分別進行了具體的規定，州縣長官再也不敢隨意占用和揮霍了。據說當時有的知州連看家信都不敢用公家的蠟燭，以至於流傳著“滅蠟看家書”的說法。

　　收奪地方財權，還采取了其他幾項措施。一是在乾德三年五月派遣常參官18人分往諸州受民租，直接控製對租稅的征管工作，地方州縣長官不得過問，以後更發展到由朝廷官員出任各處場院的專官。

　　在各征稅地設置專官依法征稅的辦法，顯然對藩鎮任命親信肆意征收是一次徹底的革除，地方長官由此失去了自擅賦稅的條件，因而也就失去了對抗中央政府的經濟基礎。

　　另一個辦法則是設立轉運使。乾德三年，度支郎中蘇曉建議政府在蘄、黃、舒、廬、壽五州設場榷茶，實行壟斷貿易。這年九月，蘇曉被任命為淮南轉運使。蘇在淮南置十四場，每年為國家創收百餘萬緡。以後又將全國劃分為十幾路，每路設立轉運使，使之負責管理、征收、轉運該路各州的財賦。“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等使，皆不得僉書金穀之籍。”轉運使的設立，使地方各州在財賦問題上基本上處於束手聽命的狀況。昔日那種“藩鎮自擅、財賦散失”的情況已不複存在，隻能留在某些已致仕歸宅的前節度使們的美好記憶之中了。

　　大約到開寶年間，經過漸進式的改革，在財政問題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基本得到了調整。開寶元年（968年）五月，趙匡胤詔令“諸道州府追屬縣租，以籍付孔目官，擅自督攝逋賦，因緣欺詐，破擾吾民，自今令錄事參軍躬按文簿，本判官振舉之”，當月，他還采納淮南轉運使蘇曉的建議，下令要求“諸州通判，糧料官至任，並須躬自檢閱賬簿所列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主庫吏每三年一易”。這兩個詔令的出現，表明在此時，趙宋王朝已正式建立起了正常的稅賦征收、管理和稽查製度。而發展到後來，竟是“文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使不得動”，由此推斷，中央政府已牢牢控製了各地的財政大權。

　　但是，在考慮將地方財權收歸到中央的同時，趙匡胤也對各地方藩帥給予了撫慰，為他們設立了“公使錢”。王鞏《聞見近錄》記載說：“太祖即位，患方鎮猶習故常，取民者無節，而意多跋扈。一日，召便殿，贈飲款曲，因問諸方鎮：‘爾在本鎮除奉公上之外，歲得自用，為錢幾何？’方鎮具陳之。諭之曰：‘我以錢代租稅之入，以助爾私。爾輩歸朝，日與朕宴樂如何？’方鎮再拜。即詔給侯伯隨使公使錢，雖在京亦聽半給，州縣租賦悉歸公上，民無苛斂之患。”趙匡胤的辦法，是在收入總量的再分割中讓個人得到滿足，這種辦法既彌補了地方長官因失去財權而產生的失落心理，又因此而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權力，也算是各得其所的一個“好辦法”吧。

　　地方喪失了財權，自然也就無法“屯兵自重”了。在這種情況下，趙匡胤與趙普所討論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實行起來就很順利了。前麵已經講到過，從建隆年間開始，趙匡胤便不斷派人到全國各個藩鎮和州府所轄軍隊中選拔士兵，凡身強力壯、武藝過人者都被選送到中央禁軍之中。這樣，地方軍隊中所剩下的大多為老弱殘疾者，由他們組建而成的廂軍一般不再進行軍事訓練，也很少負擔軍事任務，而主要用於官府當差服役，根本無法與中央禁軍抗衡，更談不上憑借他們實行武裝割據了。

　　趙普的“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三大政策的實施，極大地滿足了趙匡胤的集權要求，全國各地“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行政一切收了”，從而使“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由於趙匡胤持續不懈的努力，中唐以來由於地方勢力的膨脹而造成中央對地方的失控局麵得到了徹底改觀，出現了“天下之權悉歸朝廷”、“四方萬裏之遙，奉遵京師”的新型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南宋學者陳亮曾津津樂道地評論說：“太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即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

　　§§第三章 雪夜定策，輔佐太祖一統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