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統中原——趙普

第四節 陳橋兵變的謀劃者與指揮者

　　動亂年代，戰爭時期，軍人權勢的膨脹是極其自然的。

　　作為職業軍人，趙匡胤當然知道，當兵這一“行”，自古到今，戰將如雲，想出人頭地，“當年萬裏覓封侯”比“學而優則仕”要快捷得多，也要便利得多。

　　在一般人的眼裏，起碼在周世宗柴榮眼裏，趙匡胤是一名出色的軍人，一員對政治不感興趣的驍將。所以周世宗隻讓他“參軍”，而不讓他“參政”，國家大事向來不征求他的意見。

　　其實趙匡胤不僅僅是一名軍人，他對政治的興趣，大約可以說產生於整頓後周禁軍之時，萌動於征戰淮南之際，治軍之餘，含而不露的“小動作”做得十分周全。

　　首先是羅致人才。武人覘國，往往要倚重手下的幕僚出謀劃策。孤家寡人成不了大事，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道理。自唐代中期以後，在中央政府的人才不見得多，地方幕府卻是人才濟濟。《舊唐書·趙憬傳》有句話講得很客觀，裏麵說“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樣方鎮”。當時情況，割據一方的節度使自不用說，就是一般的武臣刺史，也常有謀士側身其間。許多節度使的幕府，收留的不是一位，而是一批。

　　趙匡胤在升任節度使前後，也學著這種方法，采取同樣的手段，羅致了一批人才。除了前麵說到過的趙普、楚昭輔以及王仁贍外，另有幾位謀士也先後進入趙匡胤的幕府。

　　一是幽州人呂餘慶。呂餘慶曆仕晉、漢、周三朝，在濮州任錄事參軍時，其才幹為節鎮澶淵的柴榮所知。顯德初，趙匡胤領同州節度，聞呂餘慶有才，遂薦為從事。後趙匡胤領滑、許、宋三鎮節度使時，把呂餘慶調到自己身邊，“並為賓佐”。

　　一是宋州人劉熙古。劉熙古為後唐長興進士，善騎射，文武雙全，曆任後晉三司戶部出使巡官，永興、渭橋、華州諸倉製置發運，後漢盧氏縣令，後周澶州支使、秦州觀察判官。趙匡胤領宋州節度使時，劉進入趙匡胤的幕府，出任節度判官。

　　一是開封人沈倫（原名沈義倫，因避宋太宗趙光義諱，改為沈倫）。沈倫初以教書為業，後充當後漢鎮陝大將白文珂幕僚。顯德初，趙匡胤領同州節度時，由曾擔任過開封知府和副留守的後周重臣咎居潤推薦，沈倫進入趙的幕府。後趙匡胤領滑、許、宋三鎮，沈倫一直充當幕府從事，掌留使財貨，頗為稱職。

　　一是潞州人李處耘。李以軍事才能見長，曾是後漢及後周大將折從阮幕僚，隨折曆任鄧、滑、隴、邠四鎮從官。顯德中，折從阮死，遺表推薦給擔任殿前親軍指揮重職的趙匡胤，任都押衙，後成為陳橋兵變的重要謀士之一。

　　經過這些年的“有心栽花”，趙匡胤的手下可謂人才濟濟，既有披荊斬棘的開路先鋒，又有運籌帷幄的謀者智士；既有善於宣傳的行家，也有長於理財的經濟能手。盡管他們有各自的特點，能力高下也不一般，但他們全都對趙匡胤忠心耿耿。事實證明，這一重要的謀士集團對於趙匡胤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發揮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有了一個出謀劃策的智囊團，並不等於就能達到目的。趙匡胤不單單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位深悉政情、廣通謀略、懂得舉止進退的政治家。他知道，自己雖受到周世宗的重用，但他的資曆和聲望卻難以與同僚相比，而且在他的上麵，還有好幾位赫赫有名的上司隨時可以對他發號施令。

　　殿前都點檢張永德，後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早在廣順二年（952年）趙匡胤26歲時，就已出任殿前都虞候，顯德元年（954年）周世宗即位後，出任殿前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後，領武信軍（治遂州，今四川遴寧）節度使，之後又改任滑州節度使，是趙匡胤的直接上司。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後周太祖郭威的外甥。952年任殿前都指揮使，954年正月領武信軍節度使。郭威臨終前，曾讓他拜柴榮於堂前，以定君臣名分，要求他輔佐柴榮治國，可見此人威望之高。周世宗即位後，出任侍衛親軍都虞候；高平之戰後，為許州（今河南許昌）節度使，不久改任宋州（今河南商丘）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侍衛司最高統帥，地位比張永德還要顯赫。

　　韓通，周世宗所倚重的重要將領。954年為保義軍（治陝州，今河南陝縣）節度使，955年升任侍衛親軍都虞候，多次隨周世宗出征，屢立戰功。親征淮南時，周世宗任命韓通為京城都巡檢留守，是當時的衛戍司令。韓通不僅戰功卓著，而且號稱“明君心腹，聖代爪牙”，對周世宗忠心耿耿。

　　韓令坤，趙匡胤的兒時夥伴，周太祖帳下親軍。郭威即位後，任禁軍鐵騎散員都虞候，控鶴右第一軍都校，領和州刺史。柴榮即位後，升為殿前都虞候，為當時趙匡胤的上司。954年十月，出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洋州（今陝西西鄉）節度使。

　　以上幾人，其地位、權勢、聲望都是當時趙匡胤不能相比的，其他將帥，如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成德軍節度使郭崇，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山南東道節度使王審琦，西京留守王晏，忠武節度使白重讚，鳳翔節度使慕容延釗，武寧節度使向訓，其資望也高出趙匡胤。

　　麵對這樣複雜的情勢，趙匡胤在處事待人上做得十分周密，相當得體。

　　首先是謹慎地伺候周世宗。“伴君如伴虎”，這個道理他懂。趙匡胤與周世宗無親無故，給周世宗的印象，完全是靠才幹、靠戰功，憑本事吃飯。他與李重進、張永德這樣的皇親國戚不同，也沒有韓通、李繼勳那樣根基深厚的背景，因而在處理與周世宗的關係問題上，他采取小心翼翼的謹慎姿態。特別是在屢立戰功得到越級提拔時，他總是努力表現出自己的忠順而不留下功高震主、悍將難製的壞印象。

　　有這麽幾件事頗能顯露趙匡胤的此種心態。

　　第一件，攻克滁州後，周世宗派翰林學士竇儀到滁州清點唐軍留下的財物。竇到滁州後，便將官府所藏逐一登記造冊。趙匡胤派親兵到竇儀處索取府庫中貯存的綢絹，遭到竇儀的拒絕。按說作為占領軍司令，攻克滁州的首位功勳人物，克城後縱兵剽劫都算不上大事，五代時期這樣辦理的戰將比比皆是，索要一些綢絹也在情理之中。但竇儀卻不買賬，他的理由是：這些財物既然已被官府籍沒，就成了後周王朝財物的一部分，要取，可以，但得拿皇帝的詔書來，否則不行。起初趙匡胤也很惱怒，以堂堂攻城司令索要區區一點綢絹尚不可得，這戰將可當得夠窩囊。轉念一想，漸漸又冷靜下來，既然不賞麵子，就說明自己還沒有居功自傲的資本。因而沒有大吵大鬧，而是遵從了竇儀的意見，悄悄平息了此事。

　　第二件，發生在平定滁州後從周世宗征戰壽春之時。當時南唐軍隊連連敗退，趙匡胤屢立戰功，大名傳遍南唐朝廷上下。李璟無可奈何之際，想用反間計離間趙匡胤與周世宗的關係，派人私下找到趙匡胤，饋贈白銀三千兩，並修書一封，許以高官厚祿。趙匡胤不為私利所動，為防止和消除柴榮的猜疑，主動將白銀交給了內庫，同時將情況報告了柴榮。

　　趙匡胤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麵小心翼翼，但在某些方麵卻很張揚，比如打仗，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人物中總少不了趙匡胤。又比如每次臨陣指揮戰鬥，他必定要將坐騎打扮得十分奪目耀眼，武器和鎧甲也必定要與眾不同。部將們大惑不解，說如此這般容易被敵人發覺。趙卻回答說：“我就是要讓敵人認出我來。”仔細想想，這種其實毫無必要的舉動，除了炫耀自己的威名外，更多的，恐怕是想留下一個勇猛的、純粹的軍人形象吧。

　　趙匡胤雖為一介武夫，卻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頭腦簡單。說他“不學（其實從那時起他已開始留心讀書了）有術，粗中有細”是頗為形象的。對周世宗小心翼翼，謹慎伺候，就在於他采取了一種沉穩而不露聲色形跡，特別是不做建議，不代人言，隻是默默完成所給任務的忍耐方針。這種韜略，他的同輩是難以與之相提並論的。

　　周世宗所真正引以為心腹的，還是他的親戚張永德。張永德忠厚誠懇，對周室的忠誠無可懷疑，但他的致命弱點就在於關鍵時刻了無主見，身為大將卻無大將風度；另一個弱點卻是好為人代言，有人一攛掇，總是迫不及待地向皇帝上書，令周世宗深為失望。最典型的一件事是，周世宗北伐契丹，因病而還，回到他的發祥地澶淵時，柴榮留戀不舍，滯留不行，《卻掃編》記載說：

　　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恂懼。時張永德……以樂故，獨得至臥內。於是，群臣因永德言：“天下來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惟幸京師之有變。今澶、汴相去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顧憚朝夕之勞而遲回於此，如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然之，承間為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問曰：“誰使汝為此言？”永德對：“群臣之意，皆願如此。”世宗熟視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為人所教，獨不喻吾意哉？然吾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即日趨駕歸京師。

　　此段故事，《舊五代史·世宗紀》中也有記載，可見其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周世宗一句“吾固知汝必為人所教”，足見柴榮素知永德之性格，透露出難以成大事的深深失望。

　　趙匡胤含而不露的另一招是幫助張永德發展派係勢力，推波助瀾地擴大部門矛盾。

　　張永德和趙匡胤都供職於殿前都指揮使司，其中張是趙的頂頭上司。按照後周三衙分立的軍事體製，除殿前都指揮使司外，還有侍衛親兵馬軍和步軍都指揮使司。廣順二年（952年），這三個軍事部門分別由李重進、樊愛能和何徽擔任。高平之戰後，周世宗改革軍隊，擴大殿前諸班軍力，使這支近衛部隊異常精銳。顯德三年（956年）十二月，周世宗任命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這一職務雖低於當時的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重進，但軍力卻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殿前司係統和侍衛司係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摩擦，產生磕磕碰碰的矛盾。事實上，張永德和李重進這兩位部門領導人不和的問題，早已盡人皆知。956年十月，周世宗從淮南已返京，前方戰事緊張，時李重進駐軍壽州，張永德率軍屯下蔡（今安徽鳳台），“永德每宴將吏，多暴重進短，後乘醉謂重進有奸謀，將吏無不驚駭，永德遣親吏乘驛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二將俱握重兵，人情益憂恐”。

　　此事載於《宋史·李重進傳》，《資治通鑒》也有類似記載。從張永德每次請客都要講李重進的不是，甚至拿莫須有當事實火速派人給柴榮打小報告這點看，兩人的矛盾是冰凍三尺，由來已久。其中不免有張永德仗恃實力有意陷害和排擠的成分。

　　這種惡意的中傷，甚至是有意陷害，與史籍記述的寬厚性格形成鮮明的對比，不免叫人聯想起別有用心的部將對這位遇事無定見的主帥的有意挑唆。

　　看看張永德和趙匡胤的關係，或許你就會從這撲朔迷離的濃霧中找出點什麽。

　　《宋史·張永德傳》的記述很有意思。據說張永德親聞睢陽書生預言趙匡胤將受天命，便“潛意拱向”，也就是曲意逢迎。在顯德五年（957年）趙匡胤續弦王氏時，張永德還出錢數千資助。出資助娶，作為對部將尤其是自己所鍾愛的部將一種關懷，應在情理之中，但硬說張永德以皇親國戚兼殿前司統帥的身份，有意去親近和巴結一位下級，卻頗不可思議。如果拂去諛奉史臣在兩人關係上布下的疑雲，說趙匡胤巴結張永德，才是一種合乎邏輯的解釋。

　　但不管怎麽說，張永德和趙匡胤的關係的確不一般。直到趙匡胤當了皇帝後，他還時常找張永德“道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既然上下級關係如此融洽，趙匡胤在張李關係上吹吹風，出出主意之類的動作應該說也是極為正常的。

　　盡管趙匡胤與張永德關係密切，但他的聰明之處在於，本人卻不公開介入矛盾。他身為張永德所倚重的殿前司部將，卻注意與侍衛司的將帥搞好關係。將軍與書本打交道不多，與人緣打交道不少。雖然他的上司總要找些岔子與侍衛司的同行們過不去，但趙匡胤對他們卻持一種客氣和尊敬的態度。例如他對侍衛司虎捷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以兄事之”，與侍衛司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張光翰交情很深，同幼年好友、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情好親密”，至於原侍衛步兵都指揮使李繼勳，已不是一般的關係密切，而是正式結拜了兄弟的鐵哥們。對李重進和韓通等將帥，趙匡胤雖然心裏有看法，但表麵上卻待之恭敬有加，起碼沒有旗幟鮮明地支持張永德來攻擊李重進。可見趙匡胤還是很注意處理好上下左右的諸種複雜關係的。

　　趙匡胤從後周顯德初年就執掌殿前司，周世宗改革禁軍時他又參與其事，故與許多武將聯係密切。他們對趙匡胤的擁護，是導致後周政權傾覆、趙匡胤上台的重要原因。這批武將，又以世人所傳的“義社十兄弟”最為著名。

　　五代時幹戈擾攘，城頭變幻大王旗，皇位更迭恰似走馬燈，為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武將們都想方設法培植自己的勢力，而通過拜把子結兄弟來拉攏人才、增強己方實力就成為一種普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後周太祖郭威即通過此方法，以培植個人勢力。

　　據《宋史·李瓊傳》載：郭威早年曾與一班中下級軍官結為生死兄弟，號稱“十軍主”，並刺臂宣誓雲：“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此後郭威正是倚靠“十軍主”的支持、擁戴，才一舉登上了皇帝寶座。至此，趙匡胤也效法周太祖郭威的故智，結成了一幫把兄弟，號稱“義社十兄弟”。據《宋朝事實》卷九《勳臣》記載，義社十兄弟成員除趙匡胤之外，其他九人為：

　　保靜軍節度使楊光義；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

　　昭義軍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勳；

　　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中書令、秦王王審琦；

　　忠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劉慶義；

　　左驍衛上將軍劉守忠；

　　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

　　彰德軍節度使韓重贇；

　　解州刺史王政忠

　　此處所述九人的官職當然是在北宋建立之後所封賜的官職，而在結義社的當時，這九人的官爵並不太高。當時，“義社十兄弟”以趙匡胤為首，大部分為殿前司將領，其他的也與殿前司關係很深，或由殿前司出任侍衛訓將官。這是趙匡胤為發展個人勢力而采用的重要步驟，而這義社兄弟也就成為趙匡胤集團的中堅力量。

　　當然，在後周末年與趙匡胤以兄弟相稱的將官不止這石守信等九人。就以《宋史》所載，如龍捷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真定安喜（今河北定州）人，與趙匡胤同侍奉周世宗，因年長於趙匡胤，且兩人同姓，故趙匡胤待之以兄長之禮；而趙匡胤與大將慕容延釗亦相友善，顯德末，趙匡胤任殿前都點檢，慕容延釗為其副手，任殿前副都點檢，也因慕容延釗年長，趙匡胤事之為兄；又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張光翰，與趙匡胤關係也甚深。此外，大將高懷德、張令鐸等人也都成為趙匡胤的朋友。因龍捷、虎捷二軍皆屬侍衛司，故此趙匡胤在把殿前司作為自己勢力範圍的同時，也努力發展與侍衛司諸將的聯係，壯大己方力量。因此，當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時，這些將領或袖手旁觀其成敗，以決定自己的歸依，或與義社兄弟一起積極參與其間，成為趙宋王朝的開國功臣。如張光翰、趙彥徽就因“翊戴”之功，得到宋太祖趙匡胤的優厚回報：自拜諸軍節度使，安享富貴榮華。

　　“義社十兄弟”的形成，大大增強了趙匡胤在禁軍中的活動能量，逐漸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派係勢力，為他日後的成功打下了基礎。

　　當趙匡胤的地位日益上升，炙手可熱的時候，當他擁有自己的智囊團和勢力圈子的時候，當他的內外關係處理得極為周到得體的時候，漸漸地，他滋生了“天下英雄，使君與操”的感慨，萌發了問鼎中原的大誌。特別是在他羽毛漸豐的時候，他想起該試試在高空飛翔的能力了。

　　要實現這個目標，第一步，趙匡胤必須取代張永德充當殿前司的最高統帥。隨著軍功的增多和地位的上升，趙匡胤也的確開始不把張永德放在眼裏了。顯德四年（957年），平定淮南大勝而歸的趙匡胤以為淮南之役，自己居功最多，對自己的職務有些不滿意了。四月，張永德領兵防禦北部邊境離開了京城，趙成了殿前司的代理最高統帥。但代理畢竟隻是代理，大凡雄心勃勃的人都不甘居人之後，趙更不例外。他放出了試探氣球，一時間，軍內軍外圍繞朝廷對有功之臣的賞賜議論紛紛，有一種議論漸漸流傳開來，說是趙匡胤在這場戰爭中立下了赫赫戰功，但朝廷“雖雲酬勳”，卻“止於移鎮”，顯然“賞典太輕”，因而“物議不允”。輿論向來是政治的晴雨表，也是很多政治家樂此不疲的“民意測驗”，盡管這些輿論大部分時候是被人操縱的。不過，趙匡胤在這次“民意測驗”中的得分並不高，試探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盡管“物議不允”，但趙匡胤的軍職卻沒有提升。

　　不過，趙匡胤並沒有因此消沉。他在耐心地等待機會。

　　皇天不負有心人，周世宗北征時，機會終於來了。

　　事情起源於一塊神秘的木牌。據《舊五代史·周世宗紀》記載：世宗北征時，“一日，忽於地中得一木，長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題雲：‘點檢做’，觀者莫測何物也。”《宋史·太祖紀》的記載稍有差異，說是“世宗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雲‘點檢做天子’，異之”。

　　毫無疑問，這是一道讖符。盡管木牌的來曆說法不一，但估計事情還是存在的，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為的。對這塊神秘的木牌，許多人都進行過分析，歸納起來，不外有這麽幾種可能：一是離間君臣關係；二是李重進派係為加害張永德而做的手腳；三是趙匡胤集團為排擠張永德而采取的一箭雙雕之法。不管是哪種可能，這塊木牌都給張永德的前程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從客觀上給趙匡胤擠掉張永德取而代之，進而製造天意，篡奪政權造成了有利的形勢。

　　周世宗臨死前，對身後之事作了精心而縝密的安排：

　　其一，冊立皇後。周世宗即位時，冊立大將符彥卿之女為皇後，符皇後死於顯德三年（956年），此後周世宗未再立皇後。至此，周世宗複冊立符皇後之妹為皇後，以便垂簾聽政，並利於取得符彥卿的全力支持。

　　其二，確立幼子的皇嗣地位。周世宗育有七子，前三子在後漢末年內亂時被後漢隱帝所殺。此時，第四子柴宗訓年僅7歲。六月，封柴宗訓為梁王，領左衛上將軍；笫五子柴宗讓為燕公，領左驍衛上將軍；確立柴宗訓為皇位繼承人。

　　其三，在文臣方麵，周世宗托孤於宰相範質、王溥、魏仁浦。當時周世宗欲任用樞密使魏仁浦為宰相，但有人認為魏仁浦未參加科舉考試，不是進士出身，不合為相。周世宗便說：“自古用文武才略為君上輔佐者，盡由科舉一途耶？”力排眾議，並為加強文臣權職，就令範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為宰相兼樞密使，以三人一齊位兼文武，執掌中樞軍政大權，輔佐幼主。

　　其四，在武臣方麵，周世宗任命吳廷祚為樞密使，並選擇韓通、趙匡胤為托孤之臣：免去張永德殿前都點檢之職，升任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李重進仍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但統領所部兵馬赴河東備禦，而提升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世宗解除張永德的軍權，讓李重進出京領兵，而由趙匡胤、韓通統領殿前、侍衛二司禁軍，除有平衡殿前、侍衛兩司權力，使其互為牽製的因素以外，還與趙、韓兩人資望較淺，對後周帝位的威脅相對於張永德、李重進來說要小等原因相關。

　　不過，“點檢做天子”這一讖語總讓周世宗有所不安。當時右拾遺楊徽之也上書天子，稱趙匡胤“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周世宗雖未因此罷免趙匡胤，但還是下令軍政主要由韓通裁決，以此作為防備。宰相範、王、魏三人“廉慎守法”，以寬厚長者著稱；而韓通素稱謹厚忠實，無野心，雖脾氣不好，人緣較差，然而有勇力，能得軍心。周世宗的最終安排，是欲文倚靠三相，武依仗韓通，並加上趙匡胤等對韓通有所牽製，以平衡各方勢力，由此維係其兒子的帝位。

　　周世宗煞費苦心的安排，應該說是充分周詳的，但還是漏算了一點：即自低級軍官中自己一手提升為禁軍統帥，出任殿前都點檢的心腹愛將趙匡胤的野心；而文之三相、武之韓通，皆忠厚有餘，機變不足，難以應對突發事變，從而使得周世宗屍骨未寒，便江山易色，實有負周世宗的重托。

　　由於當時君幼臣強，人心猜疑，政局不穩，故自軍中逐漸傳出密謀推戴趙匡胤為天子的謠言。

　　五代時期的武將，一旦掌握了中央軍權，往往會萌生篡位之野心。升拜殿前都點檢的趙匡胤，統率著數萬人馬的禁軍精銳殿前諸軍，文有趙普等幕府謀士，武有“義社十兄弟”等戰將，且其在跟隨周世宗南北轉戰中屢立戰功，故在軍中的威望急速上升。但由於周世宗“禦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且“又勤於為治，聰察如神”，並有“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的王樸輔佐，從而使得趙匡胤小心謹慎，以種種忠誠之姿態來取得天子的信任，而不敢有所妄動。至此，英武的天子與“智略過人”的輔佐之臣先後謝世，深埋在趙匡胤心底的野心由此迅速膨脹，欲借此“主少國疑”、人心浮動之大好時機，趁亂奪取後周政權。於是趙匡胤及其謀士、軍中弟兄紛紛活動。

　　自唐代覆滅以來，五代各政權的更替如同走馬燈般地進行著，在短短的53年中，先後換了14個君主。曆來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皇權，一變而成了有兵權、有實力的武人可以隨意搶奪的東西。在權力更替中，禁軍將士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並由此獲得大量的財物等賞賜。同時五代亂世，禮義淪喪，君臣關係是以利益為維係的紐帶，利合而為君臣，利分即成仇敵。因此當時禁軍將士頗為喜歡擁立新天子，以獲取更大利益。現在統治天下的皇帝由英武的周世宗換成年幼無知的周恭帝，故那些不甘寂寞的禁軍將士又萌生了效法其前輩販賣天子寶座的念頭，加上別有居心者從中積極活動，使得局麵逐漸失控，向著趙匡胤集團中人所希望的方向發展。

　　然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趙匡胤等人的企圖，隨即被不少官員察覺。雖然有人明哲保身而觀望，但還是有官員為此上書朝廷，如殿中侍禦史鄭起即上書宰相範質，指出趙匡胤等人言行詭譎，應引起朝廷警覺，且趙匡胤頗有人望，處於今日“主少國疑”之時，趙匡胤不宜再執掌殿前司虎狼之師。但這意見卻並未被範質等重視，故而也沒有為此采取任何措施。

　　在鄭起上書宰相的同時，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之子韓微亦察覺了趙匡胤的篡位企圖。執掌朝廷軍權的韓通本屬一介武夫，胸無點墨，且又性格狠暴，人稱“韓瞪眼”。但其子韓微卻足智多謀，不同凡響。因其小時候生病後落下終身殘疾，成了駝背，人稱“橐駝兒”。別看韓微長得醜陋，卻很有見地，至此危急時刻，竭力勸父親先下手除掉趙匡胤，以免後悔莫及。但韓通不聽，亦不在意。但趙匡胤得知韓微向韓通告發了自己，既嫉恨又擔憂，更加緊了奪權的準備，終於發動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坐上了皇帝寶座。

　　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春節，當後周君臣在宮中慶賀新年之際，忽然鎮州（今河北正定）和定州（今屬河北）兩地長官遣人入京奏報契丹南下入侵，北漢兵馬自土門東出與契丹軍隊聯合。後周符太後和宰相範質等大臣在倉促之中不辨真假，急命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統領三軍將士北上禦敵。

　　對於此次北漢和契丹聯軍的突然而恰到好處的南侵，宋朝君臣自然是一口咬定確有此事，基本依據宋代國史而撰成的《宋史》，還特意在《北漢劉氏世家》中指出：顯德六年（959年）冬，北漢主劉鈞結契丹南侵後周，但得知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取了後周政權的消息，便“與契丹兵皆遁去”。這太使人意外了，想當年周世宗柴榮初即位時，政局不穩，北漢劉崇認為正是其奪取中原政權的良機，即去聯絡契丹出兵一起南侵，至此竟然會在聽到中原政權發生了改朝換代的內亂之後，與契丹軍隊皆不戰而遁，實在不合邏輯。果然，在《遼史》相關傳記中，完全未見有此時遼軍會合北漢兵馬南下的記載。因此，來自河北前線的敵軍南侵的情報，實是出於別有用心者的作假，其目的就是為了“黃袍加身”的鬧劇順利上演。

　　初二，趙匡胤升帥帳調兵遣將：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高懷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張令鐸和侍衛步軍虎捷左廂、右廂都指揮使張光翰、趙彥徽，全部隨自己出征，而留下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審琦率兵協助韓通守京城，並派遣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領前軍先行北上。從表麵上看，趙匡胤如此派遣將士甚為合理，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都是部分出征，部分守城，既是勞逸均沾，又便於相互牽製。而這後一點，對於正憂愁於“主少國疑”的符太後、範質、韓通等人來說，應該頗為放心的。不過，趙匡胤的如此安排，實在另有深意。

　　因為侍衛司步軍之將帥張令鐸是著名的仁厚人，張光翰、趙彥徽素與趙匡胤關係密切，故侍衛步軍就基本為趙匡胤所控製，而侍衛馬軍將帥高懷德亦與趙匡胤交情不淺，而且縱然他與馬軍將士不一心，但在隨趙匡胤出征的殿前司精銳和侍衛司步軍的挾製下，也難以有所作為，尚且馬軍中還有部分中下級軍校歸心於趙匡胤。而留守京城的韓通，雖仍掌握著京城軍權，但侍衛司馬、步大軍此時已分在數處：李重進率一支兵馬駐紮揚州，韓令坤領一支精兵巡守河北沿邊，另一支隨從趙匡胤出征，所以留在京城的侍衛司人馬已不多了，而且趙匡胤還特命石守信、王審琦率領一支殿前司精兵留在京城內，而這支部隊，如遇到非常之事，是不可能聽從韓通調遣、指揮的。不過，作為殿前副都點檢的慕容延釗，資曆深於趙匡胤，趙匡胤以兄長之禮待之，讓他處於其中，終究有所不妥，所以趙匡胤派遣他領前軍先行出發。

　　就在這一天，京城內盛傳兵變即將發生的謠言，甚至有士兵在市中公然宣稱“將在出軍之日，策立點檢為天子”。由於就在十年前周太祖郭威率領兵變將士進入京城時，為爭取諸軍的全力支持，故同意於“克京城日，聽諸軍旬日剽掠”。於是諸軍進城後，縱兵大掠一夜，直到次日中午才被禁遏，京城百姓財產損失極其慘重。因此，流言一出，滿城驚疑，人心惶惶，自市民至官商人家，爭相搬家出城逃避。

　　據宋代文獻說，當時這策立新天子的流言，除內宮及範質、韓通等數人懵懂不知外，已是滿城風雨。此說恐不盡然，因為符太後和小皇帝，如大臣們有意阻隔宮外消息，確可能有所不知。但身為宰相且並不昏庸糊塗的範質，和職掌京城軍政大權的韓通，不可能絲毫不知。據《聞見近錄》說，趙匡胤於臨出發前，曾前往韓通府上辭行，韓通之子韓微再次力勸乘機除掉趙匡胤，並準備下手，但為韓通所阻止。由此可證，韓通至此不會還不知策立“點檢做天子”之流言，而此類重要情況，韓通也不可能不告知宰相。那為何範質、韓通等人不采取斷然措施以消弭災禍呢？這大概出於兩方麵的原因：其一，當年後漢隱帝就是因為莽撞出手，無罪處死朝中大臣，從而激怒統軍在外的大將郭威，發動兵變，奪取了後漢天下。如若現在仍以流言為理由匆忙處死朝廷大將，一旦激起事變，其後患絕不會小於當年。而且在情況還不明了之時，斷然措施與莽撞行事之間不過一紙之隔，這使得範質、韓通們實在難下決斷。其二，當時朝中“老將大校多歸心者”，就是宰相王溥，據《龍川別誌》稱，也已經向趙匡胤“陰效誠款”，成了內應。所以就算“忠於周室，初無所附”的範質與韓通想采取斷然措施，也必將遭到多方牽製，而錯過那難得易失之時機。

　　不過，這城中紛紛揚揚的傳言，也給當事人帶來了很大的困惑。司馬光《涑水紀聞》等宋代筆記都記載有這樣一個小插曲：趙匡胤得知“點檢做天子”之讖言已廣為傳布於京城時，其所作之反應是“懼”。即回家密告家人曰：“外間洶洶若此，將奈何？”其“姊麵如鐵色，方在廚房，引擀麵杖逐太祖（趙匡胤），擊之”，並喝道：“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內恐怖婦女似為耶？”趙匡胤聞言默然而出。此處“姊”當作“妹”。這“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之語，可謂擲地有聲，虎虎生色，顯示出將家無弱女的本色。同時，這則記載也說明，當今有研究者認為，趙匡胤為奪取政權而製造輿論，又派人到處散布“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為天子”，這一說法是不正確的。誠然，趙匡胤及其謀士趙普等人確實利用這現成的“點檢做天子”之讖言為自己篡位奪權製造輿論準備，遊說煽動三軍將士，也確實使得本來就慣於以擁立天子謀私利的禁軍將士一時膽氣頗壯，欲重演故伎，再來一幕“新桃換舊符”的鬧劇。但趙普和趙匡胤絕對不想把其策劃的、欲實現“黃袍加身”的重大政治陰謀，變成一場路人皆知的“陽謀”，這實在太過兒戲。所幸這自軍中密謀者輾轉流傳到社會上的“預言”，並沒引起應變之才不足的範質、韓通們的特別警惕，因而也沒有采收任何防範措施，從而隻是讓神經緊張的趙匡胤虛驚了一場。

　　初三，趙匡胤率數萬人軍自愛景門出京城開封，北上禦敵。因為三軍紀律嚴整，毫無異動，所以城中被流言嚇得心神不寧的市民們，由此稍微心安。當晚，出征將士駐宿於陳橋驛。

　　陳橋驛是當時自京城開封上河北、山東大道上的一個普通驛站，位於開封東北四十裏處（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與今日陳橋鎮位於黃河北岸不同，當時黃河從鄭州往東北方向流去，陳橋驛所在的封丘、長垣、滑縣等地都處在大河之南，自陳橋驛向北走百餘裏路方能抵達黃河岸邊。北宋以後，黃河在河南曾改道多次，約距今三四百年前的一次改道，才把陳橋鎮從大河之南“割”到了北岸。因為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黃袍加身，成為“龍興之地”，使得陳橋驛在北宋時聲名顯赫。宋初，改作“班荊館”，規模宏大，建造考究，陳設華麗，設施周全，成為接待契丹國使、過往官員和舉行國宴的場所，而不再僅是一個普通的驛站。宋徽宗時，班荊館又改為“顯烈觀”，以“顯揚祖烈”，成為宋朝皇室及朝廷官員經常活動的場所。北宋末，顯烈觀毀於金人鐵蹄，僅留下一棵老槐樹。民間有“趙匡胤拴馬時是將軍，解馬時就是皇帝了”的傳說，據說趙匡胤宿營陳橋驛時，就將坐騎係於這棵槐樹上，故稱“係馬槐”。該樹高丈餘，枝葉繁茂，曆盡滄桑，為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的唯一曆史見證。

　　當日，有一個殿前司軍校苗訓，曾學過占星術，善於望氣觀星，在軍中頗為知名。在行軍途中，苗訓與趙匡胤的幕僚謀士楚昭輔搭檔，一唱一和，說天上太陽下麵還有一個太陽，黑光縱橫，並煞有介事地指示給其他將士觀看，宣揚這是天命有歸之征兆。中國古代一向以太陽代表帝王，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今天上兩個太陽相鬥，其含義不言自明。既然天意也是如此，那軍中將士圖謀兵變的信心不免更受鼓舞了。

　　當日夜裏，駐紮於陳橋驛兵營中的三軍將士，麵對“主少國疑”的局麵本已猜測不安，現今又在“點檢做天子”的讖言、太陽下麵還有一個太陽的征兆和趙匡胤的謀士之遊說、煽動下，不由得心中騷動難耐，摩拳擦掌。於是，那些為富貴欲望所驅使的禁軍將士們紛紛匯聚在一起商議道：“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日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又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拒敵，未為晚也。”從聚議者的說辭上看，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為趙匡胤的親信。

　　當時，在驛站中休息的趙匡胤，卻一改往日帶兵時的謹慎之態，大喝了一通老酒之後，假裝醉酒，高臥帥帳，而讓掌書記趙普擔負起直接發動兵變的重任。夜深了，都押衙李處耘巡視一遍營寨，見眾心已動，便回到中軍帳內，與趙普商議下一步安排。不一會兒，一大幫禁軍將領擁入趙普帳內，眾說紛紜，欲馬上推戴趙匡胤為天子，一時間亂作一團。趙普還擔心軍心有反複，見狀就故意勸誡說：“太尉（唐、宋時對高級軍官的尊稱，此指趙匡胤）赤膽忠心，必定不會寬恕你們如此言行。”諸將聞聽後不覺一愣，心想這算怎回事，於是有些人就慢慢地散開了。但這隻不過是趙普所計劃的，即所謂欲擒故縱，果然過了不久，眾將再次匯聚前來，舞動刀劍，對趙普叫道：“按軍規，軍中有聚謀者就要遭到滅族的刑罰。現今已經定下此議了，太尉如若不從，則我輩豈肯就此退下而遭受刑罰？”趙普見火候已到，就假意大聲嗬斥道：“策立，大事也，固然應當仔細圖謀，汝等怎敢如此放肆、狂妄！”命諸將坐下聽令。趙普為了萬無一失，再次說道：“現今外寇壓境，誰有對付之法？不如先驅逐外寇，凱旋時再商議此事。”諸將主意已定，便一口拒絕：“方今政出多門，如若等到驅逐外寇凱旋之日，則事情變化有不可預知者。隻要立刻回軍入京城，策立點檢為天子，再引兵北征，破敵並不難。太尉如若不肯接受策立，那三軍將士亦決難使其向北矣。”趙普見目的達到，就轉換了口風。由於五代篡位的帝王為取悅將士，有在率軍攻入京城時，縱兵大掠數日的惡習，稱“夯市”或“靖市”，由此大失民心，故皆國祚不長。趙普為免蹈覆轍，極想改變這一兵變惡習，因此，趙普告誡參預密謀的禁軍將校說：“興王易姓，雖說是天命，但實係於人心向背。現今北征之前軍已北渡黃河，各節度使駐兵四方。如若將士劫掠京城，必定生亂；而京城生亂，則外寇將愈烈，並使四方百姓驚亂生變。諸位如能嚴教軍士，勿令剽掠，使京城人心不亂，則四方自然安定，諸位也可長保富貴不失。”在場將領都表示同意。於是趙普遣趙匡胤衛隊軍校郭延贇連夜馳奔開封，急告留守京城的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審琦，讓他們秘密做好接應大軍回京的準備。同時，趙普又命親軍將士守衛在帥帳及營寨中的重要場所，持槍待旦。

　　因為事情進展一如預期，所以醉臥帥帳的主將自然也就一直酣睡不醒。

　　四日清晨，天色還未大亮，兵營中的鼓噪聲四處響起，聲震原野。趙普便進入帥帳，禁軍將校亦擐甲執兵，一起擁入趙匡胤的寢室，嚷嚷道：“諸將無主，願策立太尉為天子！”趙匡胤也就此從夢中驚起，披衣下床，還沒來得及與諸將應酬，就被眾人攙扶著來到公案前，一件早已準備好的象征天子身份的黃袍（皇帝之衣色黃）就披在了趙匡胤的身上，眾人然後紛亂地退後跪拜在地，高呼“萬歲”。當年郭威發動兵變時，其手下於匆忙中是撕裂一麵黃色的軍旗權當黃袍，相比之下，此次趙匡胤的準備可充分得多。

　　不過，趙匡胤雖已得到參預密謀的將校允諾不入京劫掠，但還不知三軍士兵是否也持同樣心思，故擺出堅決不肯答應之態，然而箭已在弦，不容不發，所以眾將士也就不再多言，爭相將趙匡胤扶上戰馬，簇擁著向京城開封進發。趙匡胤於是攬轡駐馬對眾將士說道：“汝等自己貪圖富貴，擁立我為天子，如能聽從我命令即可，不然，我不能為汝等之主。”眾將士一齊下馬表示：“唯命是從！”趙匡胤便與擁立者約法三章，說：

　　少帝和皇太後，我曾北麵事之為君，公卿大臣，皆我朝中比肩之人，汝等不得輒加淩暴。近代為帝王者，初入京城時，皆縱兵大掠，搶劫國庫、街市，汝等不許再如此。事情成功之後，我定當重賞汝等。如若有違令者，當加滅族之刑罰。

　　三軍將士擁立趙匡胤代替後周，其主要目的就在於獲取錢財，既然所擁立的新皇帝答應事成之後有重賞，自然應允照辦。趙匡胤的這道命令使得陳橋兵變與五代時期其他頻繁發動的兵變有了本質差異，使得此次兵變成為天下由亂到治的轉折點。得到三軍將士全力擁戴的趙匡胤，便先遣親將潘美去京城見宰相等文武大臣通報兵變之事，並派遣幕僚楚昭輔入城安慰其母杜氏等家人，告訴他們兵變已獲成功，然後整頓三軍，掉轉馬頭，直撲守衛空虛的京城。

　　趙匡胤領兵進城時，宰相範質、王溥早朝未退。聽說發生兵變，範質走下殿來抓著王溥的手說：“沒有慎重考慮，倉促地派趙匡胤出征，這是我們的罪過呀！”王溥惶恐得說不出話來，範質也十分緊張，王溥的手幾乎被範質抓出血。

　　這時，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也在宮內，聽說兵變，急忙回家，準備抵抗。結果被趙匡胤的軍校王彥升在路中遇上，王彥升躍馬緊追，追至韓家，韓通還未來得及關門，王彥升就闖了進去，把韓通及其妻子一齊殺死。

　　後來趙匡胤為了收買人心，不僅沒有表彰王彥升殺韓通之功，反而對王彥升定專殺罪而問斬，幸有眾臣講情才免一死，但終生未予重用。當趙匡胤即位後，追封韓通為中書令，以大禮埋葬。本是一場兵變，可是僅殺韓通一人而得天下，這在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事。

　　正月初四，趙匡胤入城後，在眾將士護擁下登上了明德門，他命令眾將士解甲回營，他也回到他平日辦公的公署，脫去了黃袍。不大工夫，將士們把宰相範質、王溥等擁來。趙匡胤見他們一到，便哭泣著說：“我受世宗厚恩，可現在被六軍所逼，一下子弄到這種地步，我非常慚愧，對不起皇天後土，可怎麽辦哪！”範質等還來來得及回答，軍校羅彥瑰按劍厲聲說道：“我們有君等於沒君，今日必得立個真正君主！”趙匡胤當即斥責了羅彥瑰，羅彥瑰也不在乎。這時範、王二人，我看你，你看我，不知如何是好。範質立而不拜，王溥急忙下階先拜，範質不得已隨拜，兩人齊呼“萬歲”。

　　範質、王溥請趙匡胤登崇元殿，然後召集百官到朝廷就列，舉行周帝禪位禮。禪位禮舉行得非常匆忙，還未來得及撰寫禪文。沒有禪文的禪位禮，怎個禪法，真是令人難以想象。正在急得沒辦法時，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卻從懷中突然掏出一紙禪文進上，從而使這個禪位的尷尬局麵大為改觀。有人出來，以周恭帝的名義宣讀禪位書。禪位書說：

　　上天生下眾民，設立君主來管理天下。不論是堯老了能把帝位無私地讓給舜，還是商湯伐桀、武王伐紂，這些都是順應時勢的行動，其終極目的都是一樣的。我是最末的一個小子，正遇上家父早逝的不幸。當前朝野上下，人心都已離去，但國家命運會有好的結局的。你這位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將軍，就是能秉承我太祖、世宗大業的人。你有神武的謀略，曾佐助我祖創業，能夠嚴從天命。當服侍世宗時，在那艱苦的鬥爭中有你的奇功。當你領兵東征時，西邊的人卻埋怨你怎麽不來西征。你的成績可太多了。隻有有德的人，才有資格去祭祀天地鬼神；隻有大仁大義的人，才可被歌頌執法嚴明。我要應天意順民心，效法堯把位讓給舜。讓出君位，真像是放掉了沉重的負擔。我將永居賓位了。唉！這就是我的意願，我必須如此，因為我深畏天命。

　　陶穀不愧是翰林學士，他在禪文裏引經據典，瞻前顧後，把用意寫得淋漓盡致。他這個人很聰明，早就料到，匆匆地舉行禪位大禮，很難有誰先寫出禪文。於是他急忙撰寫了禪文，藏而不露。他覺得在臨場急需沒有而著急的情況下，突然獻出來，更顯得可貴，必然會得到新皇帝的讚賞、感激。可是他聰明反被聰明誤，盡管他在關鍵時刻幫了趙匡胤的大忙，但是趙匡胤想的卻是：這小子，真會搞投機，以後對他可得小心點。

　　禪位書宣讀完畢，趙匡胤麵向北拜受，接著重新穿上黃袍，由宰相扶著登殿，即皇帝位，接受百官拜賀。

　　隨後，趙匡胤立國號為宋。國號宋，是因為趙匡胤曾任歸德軍節度使，歸德軍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所以取用了宋字。

　　改元建隆，建隆元年（960年）趙匡胤34歲，正是奮發有為的時候。

　　趙匡胤當上皇帝後，他非常可貴的是，不報複，不殺掠。不論是誰，甚至包括舊皇室以及反對過他的臣僚，都盡可能以仁相待。他封周恭帝為鄭王，符太後為周太後。他大赦天下，封賞百官，派使者通告郡國藩鎮。

　　在陳橋兵變中，趙普運籌帷幄，籌劃周密，指揮得力，迅速而成功地完成了奪權之舉，立下了“佐命巨勳”，初次顯露出他出色的政治才幹。陳橋兵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年郭威兵變的翻版，但是策劃得更加周密和成熟，奪權更加迅速。京城未遭洗劫，爭取了京城士民之心。一天之內，便麵臨著新皇帝和忠於他的強大軍隊，各地節度使和駐屯禁軍，一時手足無措，隻有俯首稱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