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名人的心理奧秘

第六型：反省的質疑者嚴複（1853—1921）

　　嚴複是清末很有影響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也是由皇權專製下的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的過渡型人物。

　　嚴複的個性屬於反省的質疑者（疑問型）。

　　嚴複給人們反省的質疑者（疑問型）印象

　　嚴複（1853.。—1921.10.27）學識淵博，頗具才子意氣，陳寶琛稱讚他“器識閎通，天資高朗”。但是他恃才傲物，有點不通人情世故。文筆犀利，言詞尖刻，而且“好為偏往獨自之論”，闡發卓爾超群的高見。

　　在嚴複留學英國期間，郭嵩燾對嚴複的才華寄予厚望的同時，也看到嚴複年輕氣盛的個性，曾告誡說：“又陵才分吾甚愛之，而氣性太涉狂易。”為此提醒他：“今負氣太盛者，其終必無成，即古人亦皆然也”。

　　接替郭嵩燾任英法公使的曾紀澤也斥責嚴複為“狂傲矜張”。

　　李鴻章曾經賞識他的才智，但是“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孫中山評論嚴複道：“君為思想家。”

　　嚴複質疑型個性特點

　　嚴複的個性基本上屬於質疑型（思想型）。

　　一百多年前的嚴複就尖銳指出了“華風之弊，始於作偽，終於無恥”的無奈現實；而四百多年以前，李贄就猛烈抨擊過講假話、行假事、做假人、滿場是假、無所不假的病態社會。

　　嚴複對這“作偽與無恥”提出質疑。

　　（一）清高，倔強，不善阿諛奉承

　　（二）習慣坐而論道，缺乏實踐能力

　　（三）意誌薄弱，尋求自慰

　　（四）執著於漸變，教育救國

　　（五）注重方法論，提倡歸納法

　　（六）在新知舊法之間搖擺

　　（六）新舊矛盾，前後矛盾

　　下麵根據曆史資料和已經發表的回憶錄、訪談錄，摘引一些實例，加以論證。

　　（一）清高，倔強，不善阿諛奉承

　　嚴複才高誌遠、不落俗套，不善於阿諛奉承，這在客觀上也影響了他的仕途。

　　同鄉老友陳寶琛稱讚他，將他推薦給洋務派大臣李鴻章。調任嚴複為北洋學堂教習。“李鴻章嚐示意其執稱弟子，而先生勿屑也”。嚴複沒有崇拜李鴻章，更沒有讚成李鴻章的“中體西用”的政治主張。盡管嚴複努力工作，展示了自己的才華，至光緒十五年（1889年）李鴻章才將他從任職9年的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晉升為會辦（副校長），第二年晉升為總辦（校長）。嚴複沒有再對李鴻章趨奉，李鴻章對嚴複的“提拔”也僅此為止。

　　嚴複目睹當時清政府的黑暗統治和李鴻章洋務派任人唯親、培植黨羽、片麵學習西方文化，感到非常悲憤憂慮。他經常對人說，“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悖牛耳！”用不了30年，中國要像老牛一樣讓外國人牽著鼻子走！李鴻章聞知以後：“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1893年中法戰爭發生，在中國軍隊打勝仗的情況下，李鴻章卻與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訂立了“簡明條款”，激起國人憤怒上書，要求嚴懲李鴻章的妥協行為，李鴻章“疑忌”嚴複參與所為，嚴複亦“憤而自疏”。

　　由於得不到上司的器重，政治仕途不暢，提調補缺無望，嚴複感歎：“四十不官擁梟比，男兒懷抱誰人知？”嚴複還曾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以期“一舉成名”。然而，這位才華橫溢的留學生，從1885年至1894年，連續4次參加鄉試，因無法適應清朝陳腐的科舉考試，一次次名落孫山。他終於拋棄通過科舉實現救國圖強的幻想。

　　（二）習慣坐而論道，缺乏行動能力

　　嚴複生平習慣於紙筆口舌，坐而論道，缺乏社會實踐的能力，甚至在具體的政治責任麵前帶有某種恐懼，所以他一生都在痛苦地抱怨沒有被重用，無職無權。人們或許能感到，他在政治領域之所以沒有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去積極主動地尋找機會，以及他基本上不願意搏擊政治風雲。

　　嚴複沒有能夠走上政治舞台，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他在思想界的影響足以讓後人對他產生深深的敬仰。他的性格是富於才情，敏於文思，善於動口議論、動筆譯述，但是不擅長實際行動。但也正是這種矛盾的性格成就了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意誌懦弱，尋求自慰

　　嚴複他一再流露出“懷才不遇”的思想，非超然物外之輩。他在晚年自比為獻“和氏璧”的卞和，頗有感慨地坦言：“平生獻玉常遭刖”。

　　嚴複最親密的學生熊純如對嚴複有過這樣的評價：嚴複在西學方麵，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不及，但在“勇德”方麵，嚴複則遠不如康、梁等人。

　　由於懷才不遇，長期不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而意誌薄弱，為尋求自慰、排遣憂愁，嚴複長期嗜賭、吸毒。

　　嚴複在任職水師學堂期間便嗜好賭博，遭受挫折以後更以搓麻將排遣悶氣。他在通信中說：“又陵（嚴複）博大勝，已到手者已萬金，水師學堂總辦大可不做矣。”（《汪康年師友書劄二》第10頁）直到嚴複老死，在他日記中的“博戲”記載屢見不鮮。

　　他又自我麻醉，以至於嗜鴉片如性命。這跟他軟弱的性格密不可分。他長期吸毒，晚年自述：“以年老之人，鴉片不複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間非服睡藥尚不能睡。嗟夫，可謂苦已！恨早不知此物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雖曰仙丹，吾不近也。”從鴉片戰爭前後起，對鴉片之害已說得夠多了。嚴氏與其說不知而上當，毋寧說是因軟弱而經受不起誘惑。

　　（四）執著於漸變，教育救國

　　孫文（中山）在當時認為，中國之進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他希望能夠與精英分子合作，同其誌。19世紀末年，當蜚聲海內外的大翻譯家嚴複到倫敦逗留時，孫文正在北美，他風塵仆仆地趕到倫敦，勸說嚴複支持革命。但嚴複表示：“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文因此回答了那句有名的話：“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餘世存：嚴複的偏激）

　　嚴複並沒有因為政治遭遇冷落、仕進不暢而消聲匿跡，恰恰相反，他終於拋棄個人仕進的念頭，在甲午戰爭後，更加奮力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首先傳播天演論（演化論），引進西方思想文化，喚醒國人保種自強、變法圖存，追尋自己崇高的人生價值。從而成為近代中國傑出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

　　嚴複一向反對頑固保守、力主變法。他不僅著文闡述維新的必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竟天擇、適者生存”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產生了巨大影響。戊戌變法後，他致力於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說及自然科學著作。嚴複信奉達爾文和斯賓塞的演化論，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嚴複在《原強》中提出，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於三個基本條件：“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慧之強，三曰德性義仁之強。”他主張通過智、體、德三方麵教育增強國威。“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舉；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廢除專製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倡導“尊民”。嚴複主張“除而不驟、惟不可期之以驟。”具體辦法就是“教育救國論”。

　　嚴複疾呼必須實行變法，否則必然亡國。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嚴複曆數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錮智慧”、“其二曰壞心術”、“其三曰滋遊手”。

　　嚴複主張多辦學校，他曾論述西洋各國重視教育，對“民不讀書，罪其父母”的強行義務教育表示讚賞。因為中國民之愚智懸殊，自然不能勝過人家。基於這種思想，嚴複積極辦學。他親自總理北洋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還幫助辦天津俄文館、北京通藝學堂等。

　　（五）注重方法論，提倡歸納法

　　科學方法問題是嚴複西學觀中的一個重要方麵，他曾翻譯《穆勒名學》（形式邏輯），並積極進行對“名學”的宣傳介紹。

　　他認為歸納法和演繹法是建立科學的兩種重要手段。我國幾千年來，從模糊概念出發、牽強附會的“演繹”甚多，而從分析大量真相出發、實事求是的“歸納”絕少，這也是中國“學術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個原因。嚴複更重視歸納法，主張要“親為觀察調查”，反對“所求而多論者，皆在文字楮素（紙墨）之間而不知求諸事實”。他曾用赫胥黎的話說：“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各物為我文字者，斯真學耳”。

　　（六）在新知舊法之間搖擺

　　嚴複一生的性命在新知舊法之間動搖不定：他年輕時不相信政府的改革，中法戰爭後更不相信洋務派的“新政”設施能夠“富國自強”，對洋務運動非常不滿。

　　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時，為了籠絡社會名人，1909年，清廷賜給嚴複文科進士出身；1910年，海軍部特授他協都統，又征為資政院議員；1911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與清廷的關係密切起來後，他對革命就持否定態度。

　　辛亥革命前的幾年間，進士、海軍協都統、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資政院議員、海軍一等參謀官等頭銜接踵而至，他的個人欲求大體都已滿足。朝野都視之為“碩學通儒”，躊躇滿誌。

　　社會正在急劇轉型，清政府麵臨何去何從的嚴峻選擇。偏偏在這個曆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嚴複成了為現狀辯護的“政府黨”。（嚴複：《與汪康年書》十，《嚴複集》第四冊，3279頁。）

　　清政府失去了推動它前進的強大壓力，卒至陷入滅頂之災。而嚴複失掉的則是作為知識分子標誌的靈魂——永不休止的批判精神。

　　辛亥革命以後，他懷念清王朝，常常發表言論，詆毀革命，認為中國人的“識度不適於共和”；順理成章地，他參加了楊度等人組織的“籌安會”，鼓吹複辟帝製，為袁世凱做皇帝開辟道路。因此，革命黨人對嚴複的評價是：“隻曉得自私自利，隻享權利不盡義務。”章太炎對嚴複有過這樣的評價：在政治上視漢人為猥賤，於革命、立憲非其所措意；在中國文史知識上是僅得句讀而未領其要；在譯介西學上是以與中學偶合為真為喜。

　　嚴複與袁世凱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一方麵嚴複對袁世凱的品性才識頗為不滿，另一方麵又希望借助袁世凱實現報效祖國之誌；一方麵嚴複必須考慮維持一家三十餘口在京城體麵生活的薪水問題，另一方麵又要盡可能保持自己的價值觀念及知識者的自尊。

　　這決定了嚴複一方麵與袁世凱有一定的私人交情，同時又注意保持距離。（參照皮後鋒著《嚴複大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七）新舊矛盾，前後矛盾

　　嚴複在《原強》中提出，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於三個基本條件：“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慧之強，三曰德性義仁之強。”他主張通過體、智、德三方麵教育增強國威。“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舉；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廢除專製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倡導“尊民”。

　　嚴複大聲疾呼必須實行變法，否則必然亡國。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嚴複曆數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錮智慧”，“其二曰壞心術”，“其三曰滋遊手”。

　　但是他自己卻在1885至1893年間，四次參加科舉“鄉試”和再三忍受落榜之辱。身為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和會辦（副校長）、總辦（校長）的嚴複，竟不惜花錢買來一個“監生”資格。他對皇權專製和宗法製度下的台閣和清流一往情深，視為畢生追求。他耿耿於懷的是未能循科舉“正途”出身，雖在1909年獲“賜文科進士出身”的“薦賞”，仍願以年近花甲之身，再度收拾考籃趕考。

　　甚至廢科舉後依然情愫未變，令人驚異地表白：“無何八股亡，大恥末由濯。晚雖蒙薦賞，何異遭呼蹙。所以平生談，於此尤刻轢。內實抒宿憤，外示昌新學。”“卻願複製科……垂老飛衝天！”（嚴複：《太夷繼作有‘被刖’諸語見靳，乃為複之》，《嚴複集》第一冊，368頁。）

　　嚴複也不善於處理好自己的家庭內部關係，無可奈何地周旋於妻、妾、兒、女的矛盾衝突之間。

　　在生活道德方麵，嚴複大聲疾呼必須禁絕鴉片，但是他自己卻在意誌消沉時就禁不住吸食鴉片煙。李鴻章得知便勸告他：“汝如此人才，吃煙豈不可惜！此後當仰體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是嚴複並沒有“革去”此不良嗜好，反而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講究，要專門從上海購買上好的煙膏，他的書信中就有許多囑其妻從上海購買煙膏的記錄。

　　他長期吸鴉片一直持續到晚年，死前一年才痛悔，但已無力自拔，1919年寫道：“以年老之人，鴉片不複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間非服藥不能睡。嗟夫，可謂苦已！恨早不知此物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雖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語一切世間男女少壯人，鴉片切不可近。世間如有魔鬼，則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書也。”（嚴複：《與熊純如書》，《嚴複集》第三冊，704頁。）

　　嚴複經曆對個性的影響

　　嚴複原名宗光，字又陵，1853年生於福建侯官（今閩候），一個醫生家庭。後改名複，字幾道。

　　嚴複從小就受係統的儒學教育。少年時期，因為謀生的需要，被迫放棄科舉的正途，1866年考入福州船廠附設的馬江學堂（船政學堂），接受了西方科學教育，學習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五年後以優等成績畢業。

　　1877年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複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尤為讚賞達爾文的演化論觀點。1879年畢業回國，到福州船廠船政學任教習，次年調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不是總教習或教務長），後升為總辦（校長）。又曾任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嚴複積極倡導西學啟蒙，完成了《天演論》的譯述。

　　他的譯著既區別於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於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在《天演論》中，嚴複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號召救亡圖存。譯文簡練，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

　　嚴複主辦《國聞報》影響很大，“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為流傳。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係統地引入中國，啟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

　　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複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複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此時嚴複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複歸。

　　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於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於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一層的憂慮，嚴複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一，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於不墜。”

　　嚴複還曾擔任過上海複旦公學校長、安慶高等師範學堂校長，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編輯等職。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終年68歲。著作有《嚴幾道詩文鈔》等。著譯編為《侯官嚴氏叢刑》、《嚴譯名著叢刊》。

　　嚴複的知識結構

　　從小受係統的儒學教育。少年時期，被迫放棄科舉的正途，考入馬江學堂（船政學堂），接受西方科學教育。1877年到1879年，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毛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回國後，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完成《天演論》等譯述工作。

　　嚴複質疑型的16種個性特質（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嚴複的16種個性根源特質的測試結果：

　　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敢為性（+——）、敏感性（——）、懷疑性（——+）、幻想性（——）、世故性（+——）、憂慮性（——）、求新性（+）、獨立性（+）、自律性（+）、緊張性（——）。

　　嚴複不善於交際、不喜歡熱鬧、不大合群；他聰明、富有才識、抽象思考能力強；他平時情緒並不穩定、易衝動；他好勝心強、但不好鬥，也不溫情、不謙遜、不隨和；他熱情、但又沉靜、審慎；他自覺、負責任、講道德、不敷衍、遵守規則；他膽大心細、敢作敢當、但不冒險，有時退縮、猶豫畏卻；他敏感、但抱幻想、感情用事，也著重實際、理智、能自我克製；他警覺、但有時剛愎自用，他不善於接受、容納別人的正確意見；他狂放，而現實、腳踏實地；他世故、精明能幹，但又坦率、樸實、天真；他自信、沉著；他求新、思想自由、愛批評、不守舊；他自立、自有主張，不隨大流；他受約束、但任性、鬆懈、不拘小節；他常有緊迫感、困擾，拘束、難以鎮定和放鬆自如。

　　嚴複的個性因素（特質），可以概括為下表——

　　嚴複的質疑型個性因素表

　　A，樂群性（——）外向、愛社交——內向、不善交際（+）

　　B，聰慧性（+）聰明、理智——遲鈍、欠理智（——）

　　C，（情緒）穩定性（——）沉著、情緒穩定——易激惹、情緒不穩（+）

　　E，恃強性（+）爭強好勝——溫順、隨和（——）

　　F，興奮性（——）活潑、熱情洋溢——嚴肅、冷靜（+——）

　　G，有恒性（+）道德觀念強——玩世不恭、漠視規則（——+）

　　H，敢為性（——）膽大、冒險——退縮、猶豫（+）

　　I，敏感性（+）感覺敏銳——不敏感（——）

　　L，懷疑性（+）懷疑、警覺——輕信、麻痹（+——）

　　M，幻想性（——）富於幻想、心不在焉——現實、腳踏實地（+——）

　　N，世故性（+——）世故、老練——坦率、樸實（+——）

　　O，憂慮性（+）憂慮、不安——無憂無慮、滿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舊、保守傳統（+——）

　　Q2，獨立性（+）獨立自主、有主見——服從、依賴群體（——）

　　Q3，自律性（+）自律、受約束——任性、無拘束（——）

　　Q4，緊張性（+）緊張、緊迫感——放鬆、鎮定（——）

　　五因素模型檢測嚴複的人格結構

　　（E）傾向性（——）

　　（A）隨和性（——+）

　　（C）認真性（+）

　　（N）情緒性（——+）

　　（O）開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