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名人的心理奧秘

第八型：權威者傅斯年（1896—1950）

　　傅斯年，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北京大學新潮社主持人，曆史學家，文化學術界領導人。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台灣大學校長。

　　傅斯年的個性基本上屬於支配型權威者，他是具有魄力的文化教育、科學研究的領軍人物。

　　他擁有很多當領袖的特質：豪爽大氣、不畏強暴、不拘小節、自視甚高、以強抗強、仗義直言。他清楚自己的目標，並努力前進。關注正義，喜歡保護他人（特別是弱者），好打抱不平。不願被人控製，且具有一定的支配力。由於他好勝的性格，有時具有進攻性，公開表達自己的憤怒，讓人感到壓力。他信任那些在正麵衝突中不退縮的人。他有時會產生極端化的看法和做法，缺乏對自身弱點的認識。

　　然而，他還有細致嚴謹的一麵。善策劃、多謀略，省視目光敏銳，洞察人情世故。辦事幹脆利落，決不拖泥帶水。

　　領導型的人是絕對的行動派，一碰到問題便馬上采取行動去解決，信守“作而言不如起而行”的生活哲學。他有堅強的意誌力，“君子報仇三年不晚”，遇上再大的挫折，也能“臥薪嚐膽”，卷土重來。

　　傅斯年給人們的領袖型（魄力型）印象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從北京大學畢業後，考取了官費留學。1919年至1926年，他先後留學英國、德國。留學期間，傅斯年一心撲在學習上。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的《雜憶趙家》記載，在“許多留學生都以求得博士學位為鵠”的世俗風氣中，傅斯年連個碩士學位也沒拿到。但是，沒有人不佩服他的學問淵博。當時赴歐留學生有些不務正業，鼓勵離婚，真正全副精力用來讀書、心無旁騖不理會男女關係的，幾乎隻有陳寅恪和傅斯年，以至於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

　　傅斯年是個滿腔熱血的愛國知識分子。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他和胡適等好友捐資出版《獨立評論》周刊，評論時政，發出知識分子的獨立聲音。

　　傅斯年的正義感和責任心，他那一往無前的勇猛和倔強，體現得淋漓盡致的，是他炮轟孔祥熙和宋子文兩任行政院長。這兩位權貴的背景和勢力眾所周知，即使在國民黨的黨國軍政高層，人們也往往敢怒而不敢言。傅斯年卻毫不顧忌其“皇親國戚”的身份，敢於隻手“揭龍鱗”，曆數其危害國家的罪狀，怒斥其貪汙腐化的罪行，直接要求他們下台謝罪。而且，他揪住不放，彈無虛發，最後都以告捷收場。

　　40年代初，蔣介石幾次費盡心思，要把他請到政府裏任職。蔣知道他不肯做，還讓陳布雷發動一幫人去勸他。如果換了另一些人，不知要怎樣感激涕零，高呼委員長萬歲。但傅斯年不肯就範，他給蔣介石寫信說：“斯年實愚憨之書生，世務非其所能，如在政府，於政府一無裨益，若在社會，或可偶為一介之用。”（《上蔣主席書》）

　　1945年7，傅斯年一行6人到達延安，見了毛澤東。當毛談及傅斯年曾在五四運動中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做出過貢獻時，傅斯年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聽罷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麵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有自己的觀感。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談開了，也並沒有使他們成為朋友。因為了政治觀念的分歧，傅斯年與毛澤東的關係，和後來的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極其相似。各自的性格與政治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對毛澤東產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

　　1949年有些人撰文攻擊台灣大學優容共產黨，說台灣大學的某某幾位教師是“共產黨分子或親共分子”。傅斯年兩次在報上著文反駁，義正辭嚴地說：“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這些言行，凸顯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專製統治淫威下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高大形象。與那些巴結專製統治者唯恐不及的學術官僚相比，真有雲泥之別。

　　傅斯年領袖型（魄力型）的個性特點

　　傅斯年的個性，有魄力、有威望、敢擔當、敢負責，適合擔任文教、科研的領導職務。

　　他的領袖型（魄力型）個性具體表現在：

　　（一）敢做敢為、敢負責任

　　（二）有膽有識，敢說老實話

　　（三）真知第一，麵子第二

　　（四）記憶力和理解力都很強

　　（五）善於組織領導教育科研事業

　　（六）參政而不從政

　　（七）脾氣暴躁，言行偏激

　　（八）剛烈果敢，疾惡如仇

　　（九）心胸坦率，性情中人

　　下麵根據曆史資料和已經發表的回憶錄、訪談錄，摘引一些實例，加以論證。

　　（一）敢做敢為、敢負責任

　　五四運動那一天（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上午的遊行籌備會議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開始的遊行，總指揮也是傅斯年，他扛著大旗走在隊伍前列，後來又率領隊伍衝進趙家樓。從那時，他已經顯示了敢做敢為、敢負責任的精神。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他振臂高呼，大罵國民黨軍隊無能和漢奸走狗的無恥；抗戰時期，他向發國難財的貪官汙吏（行政院長孔祥熙、宋子文等）發出怒吼。一直到台北，他仍然保持著那樣一種精神，並以此維護教育的獨立和尊嚴。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之際，因驚恐而高度警惕，在學校肆意逮捕師生。傅斯年挺身而出，不準軍警入校捕人。國民黨政府下令實行聯保製度，他拒絕在台灣大學實行，說：“台大師生由我一人擔保。”因此，有人撰文攻擊他在台灣大學優容共產黨，傅斯年著文反駁，義正辭嚴地宣稱：“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

　　因此，有人說他是台灣唯一可以在蔣介石麵前蹺起二郎腿放膽直言的人，有人說他是敢說敢罵的山東好漢。其實，他並不傲慢，而所謂好漢，絕非往昔者可以相比。他所體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的現代性轉化在那個時代所結出的果實。

　　（二）有膽有識，敢說老實話

　　傅斯年外號“傅大炮”。所謂“大炮”，往往意味著“粗”和“直”，也意味著“猛”和“烈”。傅斯年的確耿直倔強，直言不諱，然而，正如胡適所說，他還有細致嚴謹的一麵。他堅持原則決不妥協，具有一絲不苟的徹底精神；他方正剛直，體現著一種正義感和責任感，而且他能把正義感直接化為責任感，使伸張正義成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胡適評價傅斯年：“他這樣的人，無論在什麽地方都能發揮其領袖的才幹。他有學問，有辦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膽量；敢說話，敢說老實話，這許多才性使他到處成為有力量的人。”

　　蔡元培和胡適都是他的前輩，但在紀念北大52周年的會上，傅斯年曾公開批評蔡元培和胡適：“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他認為自己的學問雖然比不上胡適先生，年紀小五歲，但辦事卻比胡適先生高明。他說的是老實話，的確如此，他意識到了，就這麽說，他的前輩也是願意承認的。胡適就說隻有傅斯年敢罵他，而傅斯年死後，就聽不到了。

　　蔣夢麟說過：“他心裏想說什麽就說什麽。他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其中毫無夾帶別的意思，但有時因此會得罪人”。（蔣夢麟《憶孟真》）這正是他的耿直之處。他的耿直使他不願隱瞞自己的觀點，不會做那種八麵玲瓏的乖巧之人，甚至對於自己尊敬的長者，也不會隻說奉承的話。

　　（三）真知第一，麵子第二

　　傅斯年的國學功底非常深厚。上大學時，雖然隻有十幾歲，但儼然一位“國學小專家”，他的治學功底甚至強過了北大當時的某些教授。據傅斯年好友羅家倫回憶，“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裏不免出了好些錯誤……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蔡先生自己對於這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適當的時候，這門功課重新調整了。”

　　傅斯年本是黃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機緣，傅斯年竟背叛師門，成了胡適的學生。胡適剛到北大教授中國哲學史的時候，因為講授方法和內容特別，在學生中引起不小的爭議。有人認為年紀輕輕的胡適遠不如國學大師陳漢章，想把他趕走；有人則認為，胡適讀的書雖然沒有陳漢章多，講課卻頗有新意。傅斯年（隻比胡適小五歲）本不是哲學係的學生，但在同室顧頡剛的鼓動下去旁聽了幾次胡適的課。結果聽完之後非常滿意，於是傅斯年對哲學係幾位要好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

　　顧頡剛回憶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後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多年後胡適回憶：“那時北大中國哲學係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地想重寫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麽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

　　由於傅斯年在同學中的威信，年輕的胡適在北大講壇站穩了腳跟。後來胡適感慨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麵對著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孟真暗地裏做了我的保護人。”

　　（四）記憶力和理解力都很強

　　傅斯年逝世後，胡適在致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唁函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孟真的天才，是朋友之中最傑出的，他的記憶力最強，而不妨害他的判斷力之過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學術研究，同時又最能辦事……我每想起國內領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膽大心細，能做領袖……”

　　大約兩年後，胡適在《〈傅孟真先生遺著〉序》中又說：

　　孟真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間最難得合並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孟真離開我們已兩年了，但我們在這部遺集裏還可以深深地感覺到他的才氣縱橫，感覺到他的心思細密；感覺到他罵人的火氣，也感覺到他愛朋友，了解朋友，鼓勵朋友的親切……”

　　（五）善於組織領導教育科研事業

　　傅斯年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學和台灣大學的重要領導人。他隻活了55歲，在短暫的一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先後出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長和台灣大學校長。他有很強的行政能力，對北大來說，他隻出任代理校長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從1929年開始，直至1948年間，除很短時間外，一直兼任該校（包括西南聯大）教授，實際上做了很多校務工作，以至於羅家倫和他開玩笑，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們是“功狗”。傅斯年教育生涯的頂峰則是把一個頗為混亂的台灣大學整頓、引導進入正軌。有學者說：“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製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維護學術自由、教育特別是大學獨立；二是大學工作必須以學術為中心。這本來是辦大學的常識，但在國民黨的專製統治下，維護這些原則是非常艱難的。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變本加厲踐踏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的製度，肆意逮捕師生。他挺身而出，不準軍警隨意入校捕人。國民黨政府下令實行聯保製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純正”被判罪，其他人要連坐。麵對這樣極端反動摧殘思想和學術自由的製度，傅斯年憤慨地對國民黨當局聲明，台大師生由他一人擔保，發生問題，他負全部責任；從而迫使這個反動製度在台大無法推行。

　　傅斯年創辦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擔任曆史語言所所長23年，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學術宗旨，培養了大批曆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史語所分為曆史、語言、考古和人類學四個組，很快選定了研究課題。他組織了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掘，其後先後發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曆史的研究。出版學術著作70餘種，在經費、設備、製度等方麵都為曆史語言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是傅斯年一手創辦的，下轄四個組：曆史、考古、語言、人類學。他長期任所長，主編《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期間，他希望將曆史語言研究所辦成一個有科學性而能在國際間的學術界站得住的研究所。這對中國古代史料學及新考據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傅斯年規定曆史語言方麵的研究方向是：“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並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張，如是擴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

　　曆史組把整理清內閣大庫檔案、漢簡及敦煌材料作為重點研究的範圍。由於陳寅恪仍在北大、清華講課，曆史組事務多由傅斯年包辦。他組織了“曆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編刊會”。

　　他在《明清史料發刊例言》中為明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製定了幾項基本原則，並提出了具體要求。傅斯年主持《明實錄》整理校勘、清代所藏內閣大庫及軍機處檔案的整理，費資不少，便利了學者的使用。明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的搶救與整理使明清史研究有了突破，為當時曆史學界的一件大事。他對之寄以很高的期望，但在整理的過程中傅斯年卻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對李濟說：“沒有什麽重要的發現。”李濟卻問：“什麽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聽了大笑。

　　傅斯年極力提倡科學的田野考古，以取代傳統的金石學。他派董作賓到安陽做考古調查。1928年10月開始進行試探性發掘。1929年3月，在李濟、董作賓領導下，殷墟的規模考古發掘全麵展開。在發掘活動受阻後，傅斯年於11月抵開封，利用公私晤談、學術講演等多種形式，宣傳現代考古學知識，說明考古發掘旨在促進中國考古學、曆史學的發展。傅斯年在河南活動月餘，總算把事情解決。李濟後來說：“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辦，別人也辦不下來，而安陽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

　　傅斯年聘請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語言、語音學家，用科學的工具、實驗的方法研究中國語言學。語言學組曾對14個省區的方言進行調查，並建立語音實驗室，用科學的方法對各種方言進行分析。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崛起，傅斯年的領導、規劃之功不可沒。

　　人類學組成立較晚，遵照傅斯年提出的使用直接材料、搜求新材料的原則，人類學組的學者對邊疆少數民族的體質、文物、風俗、製度等進行了調查。從1928年起，他們先後調查了廣西的瑤族、湖南的苗族、鬆花江下遊的赫哲族、浙江的佘族、雲南的傣族，以及貴州、四川、台灣的少數民族及古代的羌、戎等民族；並對安陽出土的殷周時期人體骨骼進行了研究。

　　（六）參政而不從政

　　傅斯年積極主張抗日，提出“書生何以報國”的命題要大家討論，並聯合方壯猷、徐中舒、蔣廷黻一起編寫《東北史綱》，用大量原始記載和各種史料，證明東北一直是中國的領土。1935年，他的兒子出生，取名仁軌，乃因紀念唐代在朝鮮打勝日軍的大將劉仁軌，由此可見傅斯年的強烈民族意識。

　　他在擔任國民參政員時，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後來還是讓他抓住了孔祥熙貪汙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蔣介石為保護孔祥熙，親自出麵宴請傅斯年，想為孔祥熙說情。二人有這樣的對話。蔣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蔣介石無奈，隻得讓孔祥熙下台。

　　1945年6月，宋子文繼任行政院長。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對宋子文的胡作非為進行了猛烈抨擊。朝野震動，宋子文也隻好在社會上的一片反對聲中辭職。

　　抗日戰爭爆發，國難當頭，國民政府先後成立國防參議會（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國民參政會（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為朝野各方谘詢性的參政、議政機構。傅斯年先後被聘請為參議員和參政員。他不願像禦用文人那樣講“好聽的空話”，一再猛烈抨擊腐敗官員，贏得“傅大炮”的美名。

　　1942年國民黨政府利用美國貸予的5億美元，提取1億美元為準備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定按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勝利後憑券兌換美元。當時美元的黑市價已經是110元兌1美元，孔祥熙一麵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儲蓄券，一麵則由其部屬出麵，利用職權將尚未售出的350萬美元儲蓄券按官價購進，歸入他的私囊；還有799.5萬美元的儲蓄券則由中央銀行其他人員購進私分。

　　1943年，當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傅斯年提出質詢，監察院院長也提出彈劾時，蔣介石竟一麵利用新聞檢查製度封鎖新聞，一麵通過他的侍從室拿走全部材料。蔣介石派遣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說服傅斯年，以國家利益為借口，力圖把醜聞隱瞞下來，說一旦公開腐敗案，日後恐再難得到美國的支持。蔣介石還請傅斯年吃飯，極力拉攏，冀圖讓傅斯年相信，他會認真處理此案。蔣的真實意圖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經過傅斯年等人反複抗爭，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同樣是個大貪官。傅斯年在1947年1月3日出版的《觀察》雜誌上發表題為《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的文章，尖銳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兩家”，“古人說‘化家為國’，現在是‘化國為家’。”“他（宋子文）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在如此猛烈的大炮轟鳴聲中，蔣介石立即在1月15日又一次請傅斯年吃飯。傅斯年毫不客氣地對蔣介石說：“宋與國人全體為敵，此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接著又在2月15日的《世紀評論》上發表題為《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報刊立即紛紛轉載，轟動全國。在列舉宋子文的各種胡作非為後，他說：“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麵一樣，國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乘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宋子文隻好黯然下台！

　　（七）脾氣暴躁，言行偏激

　　早期傅斯年常有偏激的言行：“一曰提倡全盤歐化，對西方文化崇拜得過了頭，二曰對中國傳統文化否定過了頭。但傅先生當時正是一名年輕氣盛的大學生，有比較大的偏激情緒，並不為怪。成熟後，很多觀點便修改了。”（袁良駿：《不必為賢者傅斯年先生諱！》（《中華讀書報》2001年4月28日）

　　有一次開會討論中醫問題，傅斯年反對孔庚的議案，兩個人激烈辯論，孔庚當然辯不過傅斯年，於是在座位上開始辱罵傅斯年，說了許多的粗話，傅斯年氣得說：“88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要和你決鬥。”等到會散之後，傅斯年真的攔在門口要和孔庚決鬥，可是他一見孔庚七十幾的年紀，身體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將雙手垂了下來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了罷！”

　　人們通常認為，傅斯年性格剛烈，近於古代狷介之士，不太通人情世故，與他共事或交友要格外小心，說不準何時就會讓別人尷尬甚至難堪。

　　（八）剛烈果敢，疾惡如仇

　　恨他之極的周作人卻認為傅斯年不過是外強中幹，“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麵上故意相反的顯示得大膽，動不動就叫囂，人家叫他傅大炮，這正中了他的詭計。”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後，西南聯大解散並遷回平津，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長，欲替胡適回國主持校務掃清障礙，嚴格執行他所說的“北大決不錄用偽北大的教職員”，認定“漢、賊不兩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在這方麵的確有過一些經典故事，最轟動的是抗戰勝利後，出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拒收偽教員，拍案大罵“文化漢奸”，一時成為學界熱點新聞。

　　日本投降後，百廢待興，文化教育事業也不例外，作為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當然是教育複興的重中之重。傅斯年的朋友、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朱家驊想請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並強調此次任命不僅是教育部，也是蔣介石的旨意。然而在傅斯年心目中，北大校長的最佳人選應該非遠在美國的胡適（胡適抗戰中曾任中國駐美大使）莫屬，遂上書蔣介石，除陳述自己“賦質愚憨，自知不能負荷世務”以及身體狀況“逐年迫切，醫生告誡，謂如再不聽，必生事故”外，力主由胡適出任北大校長。蔣介石表示認可，但因胡適還在美國，傅斯年答應其歸國之前的北大校務由自己暫為代理。

　　傅斯年之所以願意出任北大代理校長，除政府方麵盛意難卻，還有一個原因，即他決心替亦師亦友的胡適出任校長掃清障礙。其中最大的一個難題，就是新北大對淪陷時期北大偽教員如何處置問題殊感棘手。抗戰期間北京淪落敵手，北大等高校遷移到大後方，一些教職員由於各種原因未能南遷而在偽校任教，現在抗戰勝利，對這些教職員如何處理，不僅事關民族大義，也牽涉到紛繁的人事關係。傅斯年深知，以胡適溫和的性格，對這批出任偽教員的學界舊知不可能完全不顧情麵。基於此，傅斯年對朋友說，為了不讓胡先生以後為難，那現在隻有讓他自己來當“惡人”了。他宣布就任北大代理校長後，立即於報刊發表聲明：“為保持北京大學的純潔，堅決不錄用偽北京大學的教職員，但學生經過甄別和補習，可以接受。”1945年11月中旬，傅斯年到達北平，北大方麵派員到機場迎接。傅走下飛機的第一句話就問來人與偽北大教員有無交往，那人回答說僅限一些必要的場合。傅聞聽大怒道：“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當場表示對偽校教職員堅決不予錄用，不但不請他們任教，還要請司法部門將劣跡昭彰者捉拿歸案，嚴加懲處。麵對特地前來為偽教員說情的人，傅斯年說：如果這些人不受譴責，那麽就太對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重慶和昆明的教授和學生了，他們為了民族大義拋家別子去了大後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嗎？一席話讓說情者尷尬至極。

　　傅斯年的雷霆萬鈞震動了知識界。當時這批偽教員中不乏名人，不少是傅斯年的老朋友，有的甚至是其就讀北大時的師長，如周作人、著名翻譯家錢稻蓀、著名古文字學家容庚等。論私誼，傅氏和他們關係都不錯，像容庚，當年傅斯年籌備史語所時，請求禮聘的23名特約研究員中容庚名列第11位，可見傅氏對容庚學問的看重。但私情歸私情，公義歸公義，在原則問題上，傅斯年拒絕任何通融。這批教員當然不甘心就此退出北大，利用自己的名望和能量四處活動，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容庚還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致傅斯年的“萬言書”，為自己辯護：“淪陷區之人民，勢不能盡室以內遷；政府軍隊，倉皇撤退，亦未與人民以內遷之機會……我有子女，待教於人；人有子女，亦待教於我。則出而任教，餘之責也。策日寇之必敗，鼓勵學生以最後勝利終屬於我者，亦餘之責也。”但傅斯年毫不妥協，又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再次聲明：專科以上學校必須要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的青年們看看！北大有絕對自由，不聘請任何偽校偽組織之人任教。他還表示，不錄用偽教員，不僅是他個人，也是原校長蔣夢麟、即將回國的新校長胡適的意見，無論現在將來，北大都不容偽校偽組織的人插足其間。當記者提到淪陷區的學生時，傅慨然說道：“青年何辜，現在二十歲的大學生，抗戰爆發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孩子，我是主張善為待之，予以就學便利。”他在會上慷慨陳詞，一定要盡一切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幹幹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強調“這個話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說的”。

　　容庚的萬言書沒有收到效果，於是又找傅斯年當麵理論，哪知傅氏一見他，拍案而起，指著其鼻子大罵：“你這個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快滾，不用見我！”當場命人將容氏架了出去。次日新聞媒體登載此事，大字標題赫然是“傅孟真拍案大罵文化漢奸，聲震屋瓦”。

　　（九）心胸坦率，性情中人

　　這是他最惹人喜愛的地方。許多人多以他好發脾氣，說話直率而呼之曰“大炮”，這在知識分子中應是難得一見的。他能甩掉一些知識分子唯唯諾諾、明哲保身的習氣，努力擺脫在社會上的從屬地位，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話。

　　抗戰時期，他不滿意國民黨政府四大家族中的孔、宋二家，激烈抨擊孔祥熙，並寫出《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的時論文章，一時廣泛流傳，終於迫使宋子文的辭職。

　　試問知識分子中究有多少能有此壯舉？他對後學熱情關注，有時甚至會愛之深，責之切。我有位老友、已故的元史專家楊誌玖教授曾對我談過傅先生和他之間的一段逸事。傅先生很鍾愛楊誌玖這個學生，有意送他出國深造，並為之作好準備，但楊先生以自己年齡偏大，準備結婚而婉謝了，傅先生為此斥之為“沒出息”。楊先生一直對此事既遺憾，又感恩。

　　這種真率性格，可能會得罪一些人，但卻是知識分子中少有的可愛性格。

　　傅斯年經曆對個性的影響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生於山東省聊城，祖籍江西永豐。家學淵源，自幼熟讀經史。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1918年與同學羅家倫、毛準等組織新潮社，編輯《新潮》月刊。

　　德才兼備的高教帶頭人

　　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叱吒風雲，宣傳科學和民主思想。1919年，他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參加了這場反帝反專製的學生運動，被譽為為“五四”運動的幹將。

　　1919年底赴歐洲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學。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他懷著科學救國的願望，留學英德7年，廣泛涉獵哲學、曆史學、政治學、物理學、化學、數學、地質學等學科。

　　1926年10月，傅斯年應中山大學之聘擔任教授、文科學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係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曆史研究所，任所長。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積極籌劃並負責創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後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作為史學家，他曾長期主持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為搶救和保護祖國傳統文化遺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作為教育家，他對當時中國的教育宗旨、教育內容、教育方式和教育製度都進行了積極改革和實踐，作為高等教育的帶頭人，使北大、台大等教育機構各項工作突飛猛進，碩果累累。

　　憂國憂民，參政議政

　　作為社會活動家，他憂國憂民，積極參政議政，投身到抗日救國的社會洪流之中。他坦蕩正直，嫉惡如仇，不畏權勢，寫出了大量擲地有聲的政論文章，抨擊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腐敗行為，在當時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1944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孔貪汙舞弊，罵他是皇親國戚。事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我絕對信任。”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抗戰勝利前夕，他以國民黨參政員身份訪問延安，為國共合作進行幹旋，更是他社會活動中的一件大事，人生的一個亮點。

　　1945—1946年，傅斯年五十歲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堅持反對任用過去曾在汪精衛政權擔任教授的人。

　　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這樣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和〈宋子文的失敗〉，痛批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灣後，他又被任命為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受命於危亂之際，他積極“替台大脫胎換骨”。據說，傅斯年常去找蔣中正要錢，他每去一次陽明山，必定是“滿載而歸”，他是敢在蔣中正麵前很從容地蹺起二郎腿，抽著煙鬥的人。胡適是蔣的“諍友”。

　　1949年台大發生“四六事件”，爆發軍隊闖入校園，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徑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準。他甚至向當時警備總司令部官員彭孟緝警告：“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灣省議會答複教育行政的谘詢時過度激動，因腦溢血而瘁逝，享年54歲。當時有郭大炮（郭國基）罵死傅大炮的說法。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鍾”；其中，傅鍾啟用後成為台大的象征，每節上下課會鍾響二十一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隻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傅斯年的知識結構

　　家學淵源，自幼熟讀經史。國學功底非常深厚。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國文門。

　　1919年底赴歐洲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留學英德7年，廣泛涉獵哲學、曆史學、政治學、物理學、化學、數學、地質學等學科。

　　回國後，他一直在學術和教育機構擔任要職，由於學識淵博，學貫中西，他在曆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及學校教育等領域均成果非凡。

　　傅斯年領袖型的16種個性特質（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傅斯年的16種個性根源特質的測試結果：

　　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敢為性（+）、敏感性（+）、懷疑性（——+）、幻想性（——）、世故性（+——）、憂慮性（——）、求新性（+）、獨立性（+）、自律性（+）、緊張性（+）。

　　傅斯年善於交際、赤誠、樂群，他不慣孤獨、喜歡熱鬧；他聰明、富有才識、抽象思考能力強；他情緒並不穩定、易衝動；他好勝心強、武斷，好鬥，缺乏溫情、不謙遜、不隨和；他熱情、但又沉靜、審慎；他自覺、負責任、講道德、不敷衍、遵守規則；他膽大心細、敢作敢當、但不冒險，不退縮、不猶豫畏卻；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著重實際、理智、能自我克製；他警覺、但決不剛愎自用，他善於接受、容納別人的正確意見；他不狂放，而是現實、腳踏實地、合乎常規；他老練、世故、精明能幹，但又坦率、樸實、天真；他自信、安詳、沉著、滿足；他求新、思想自由、愛批評、不守舊；他自立、當機立斷、自有主張，不隨大流；他嚴於待己、但任性、不鬆懈、重視細節；他一般很少緊迫感、不困擾，無拘束、鎮定、放鬆自如。

　　傅斯年的個性因素（特質），可以概括為下表——

　　傅斯年的實幹型個性因素表

　　A，樂群性（+）外向、愛社交——內向、不善交際（——）

　　B，聰慧性（+）聰明、理智——遲鈍、欠理智（——）

　　C，（情緒）穩定性（+）沉著、情緒穩定——易激惹、情緒不穩（——）

　　E，恃強性（+）爭強好勝——溫順、隨和（——）

　　F，興奮性（+）活潑、熱情洋溢——嚴肅、冷靜（——）

　　G，有恒性（+）道德觀念強——玩世不恭、漠視規則（——）

　　H，敢為性（+）膽大、冒險——退縮、猶豫（——）

　　I，敏感性（+）感覺敏銳——不敏感（——）

　　L，懷疑性（+）懷疑、警覺——輕信、麻痹（——）

　　M，幻想性（——）富於幻想、心不在焉——現實、腳踏實地（+）

　　N，世故性（+——）世故、老練——坦率、樸實（+）

　　O，憂慮性（——）憂慮、不安——無憂無慮、滿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舊、保守傳統（——）

　　Q2，獨立性（+——）獨立自主、有主見——服從、依賴群體（——）

　　Q3，自律性（+）自律、受約束——任性、無拘束（+——）

　　Q4，緊張性（——）緊張、緊迫感——放鬆、鎮定（+）

　　五因素模型檢測傅斯年的人格結構

　　（E）傾向性（+）

　　（A）隨和性（——）

　　（C）認真性（+）

　　（N）情緒性（——+）

　　（O）開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