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名人的心理奧秘

第六型：質疑者瞿秋白（1899—1935）

　　瞿秋白，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後最早赴莫斯科進行長期采訪報道的中國記者，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魯迅的知己之交，散文作家，評論家，俄羅斯文學及文藝理論翻譯家。他在36歲遇害，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大損失。

　　瞿秋白的個性屬於疑問型（the Questioner）或稱為謹慎型（Team Player/Loyalist），他是清醒的質疑者。

　　通常心理學家指出：這種個性（第六型）非常可愛，是九種個性人格中最具有吸引力的。笑容動人，說話易於感染對方。質疑—謹慎型的女性迷人，有小女孩的嬌憨；質疑—謹慎型的男性有豐富的幽默感，有小男孩的靈巧。然而不健康的第六型因為缺乏安全感，疑心頗大，不易信任別人，處事缺乏彈性。當遇到陌生的人和事，都會令他產生煩惱憂慮甚至誠惶誠恐。他亟需安全感。

　　質疑-謹慎型的人，通過豐富的想像力和專一的注意力來獲取直感。疑心很重。他認同被壓迫者的反抗事業，忠心盡責。對於被壓迫者或者強大的領導者表現出忠誠和責任。他對權威的態度首鼠兩端，要麽順從，要麽反抗。經常懷疑他人的動機，尤其是權威人士的動機。

　　習慣於合作、苦幹，但工作難於善始善終。動作遲疑、拖延。幾乎會忘記對成功和快樂的追求。往往用思想代替行動。凡事都會作最壞的打算。為人比較悲觀，也傾向於逃避矛盾和衝突。

　　健康的質疑-謹慎型個性，能吸引他人強烈的情感回應，親切、友善、可靠、負責、討好人、值得信賴。非常重視誠信，這是與他人相處並持續長久關係的基礎。他對認同的對象付出承諾和忠實，他覺得自己屬於家人和朋友。

　　最佳狀況：經過鍛煉變得自信，逐步肯定自己、能夠獨立而又平等地相互依賴。對自我的信心使他產生積極的態度，顯示出勇氣、領導才能、豐富的創造力、表現力。

　　瞿秋白給人們的質疑—謹慎型印象

　　瞿秋白（1899.1.29—1935.6.18）是魯迅的摯友。魯迅給他一幅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可見評價之高。

　　誕生於江南一個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父親早逝，慈母自盡後，少年瞿秋白沉默寡言。他相貌俊秀，生活儉樸，不喜穿著修飾，唯一愛好是讀書。他平時很少說話，可是一旦話匣子打開了，卻滔滔不斷，娓娓動聽……他的身體虛弱，麵容消瘦，經常咳咳嗆嗆。他在人生道路上曆盡曲折，而在人品上始終一片潔白如霜雪。（周君適：《瞿秋白同誌》）

　　蕭三回憶說：我認識瞿秋白同誌是在1922年底，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期間……我們走進一間大房間，屋子裏人很多，其中有陳獨秀、張太雷、伍廷康等，也有一些不認識的。經介紹我認識了秋白同誌。他聰明，睿智，博學多才，談吐文雅，一看便知是大知識分子。待人非常和善，沒有架子。（蕭三：《憶秋白》）

　　跟瞿秋白在蘇聯相處的時間頗久的韋素園，認為瞿秋白“是一個和藹可親，責任心強，滿腔熱情的人。”他們在蘇聯的時候，內戰後接著荒年，生活很苦，往往吃都吃不飽，但瞿秋白總是精神興奮，時時暢談終日，在朋友間彌漫著樂觀主義氣氛。他為他們補習俄文，還給他們鼓勵。

　　李霽野回憶說：1923或1924年，瞿秋白住在北京東城大羊宜賓胡同，他留給我的印象確是像素園所說的，是那麽溫文爾雅，同時又顯得那麽年輕活潑，談吐從容而有風趣。使人很難相信他的肺病已經很沉重，而還是堅持著革命工作的人。他顯得很瘦弱，臉色頗為蒼白，不過眼睛卻明亮有神。覺得他很富有詩人的氣質。（李霽野：《瞿秋白先生給我的印象》，原載天津《文藝學習》1950年第6期）

　　蕭三又說：我認識了秋白以後，覺得他和鄧中夏、張太雷等同誌不同。鄧中夏和張太雷等同誌精神愉快活潑，學生們很容易接近他們，可以常常和他們談笑。而秋白卻是嚴肅沉靜。在講台上，他滔滔不絕，把問題講得很透徹；在會議上他的口才像快刀利刃，能說服人。但在平時，他不肯多講一句廢話。

　　有人說秋白“驕傲”、“冷酷”，這種看法不對。他從不輕視“小”工作，每次都很認真地去做。從工作接觸中，我覺得他很誠懇，很願意幫助別人。他不但不驕傲，而是很謙虛；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熱情。他的熱情，不是浮在表麵，而是蘊藏在內心。隻有當人們和他在一起工作時，才能深切地感覺到這種熱情的力量。（蕭三《憶秋白》）

　　1923年丁玲進入上海大學文學係學習。第一次見麵，瞿秋白就給她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玲後來回憶說：“這個新朋友瘦長個兒，戴一副散光眼鏡，說一口南方官話，見麵時話不多，但很機警，當可以說一兩句俏皮話時，就不動聲色的渲染幾句，惹人高興，用不驚動人的眼光靜靜的飄過來，我和（王）劍虹都認為他是一個出色的共產黨員。這人就是瞿秋白同誌。”“瞿秋白是屬於這樣的人——神采俊秀，風骨挺拔，真摯坦誠，毫無矯飾，使人望之俗念俱消，油然生愛慕之情。”（丁玲回憶錄）

　　在上海大學舊校址上課時，人都擠滿了。房子陳舊，人多了，樓房震動，似乎要塌倒下來，但是人們還是靜靜的聽，一直到下課為止……後來上海大學從慶雲路搬到西摩路，最大的課堂在敦厚裏。當課堂裏開始安靜下來的時候，我看到秋白從人叢中走進課堂，走上了講台。他穿著一件西服大衣，手上拿著一頂帽子，他的頭發向後梳，額角寬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視眼鏡，與他的臉龐很相稱。他和藹親切地微笑著，打開皮包，拿出講義和筆記本，開始講課了。他的神態安逸而從容，聲音雖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課堂外的同學也能聽到。在他的講話中，沒有華麗的詞藻和空談。（楊之華：《憶秋白》）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瞿秋白向全軍政工人員作報告。主持人介紹：“請著名理論家和宣傳家、曾三次見到列寧的瞿秋白先生作《關於如何做好北伐戰爭宣傳報道工作》的報告，請大家歡迎”。瞿秋白目光炯炯地注視著聽眾：“宣傳關鍵是一個‘要’字，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要拳拳打在要害上”。講畢，走下講台。全場千名聽眾愕然。瞿整個報告二十六字，比主持人介紹詞還少。

　　30年代，瞿秋白的肺病據蘇聯大夫診斷已經是沒有希望的了，休養也不過是拖延一點時日，講露骨些，回國也隻好等死。使我驚異的是他說到這個事實時態度那樣從容自然，仿佛在談著與他自己毫無關係的什麽事一樣。更使我敬佩的是他在這樣情況中，還勇敢的堅持著工作的精神……他的溫雅而勇敢的態度，明亮有神的眼睛，從容而有風趣的談吐，很富有詩人的氣質。（李霽野：《瞿秋白先生給我的印象》）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來到上海，扶持王明一夥上台。作為職業革命家的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每個月僅發給17銀圓生活費，隻相當於工人的最低工資。黨中央批準瞿秋白在上海養病，但以他的政治身份不可能謀得公開職業。他和楊之華的生活，每月17銀圓僅能糊口而已。

　　1932年初夏，瞿秋白由馮雪峰陪同，到魯迅家拜訪，一見如故。許廣平還是在女師大讀書時，聽過剛從蘇聯回來的瞿秋白的講演，她回憶：“那時是一位英氣勃勃的青年宣傳鼓動員的模樣，而1932年見到的卻是剃光了頭，圓麵孔，沉著穩重，表示出深思熟慮……我幾乎認不出他來了。”1932年初秋，周建人和瞿秋白相會於魯迅家的印象是：“我幾乎認不出秋白了，他已經不是原來那個樣子了。隻見他滿臉病容，麵目浮腫，氣色和神情都很壞。身上穿著一件長衫，破舊不合身，好像是從舊貨攤上弄來的。”

　　1934年1月瞿秋白在上海話別魯迅，赴中共蘇區江西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紅軍主力長征，將36歲的瞿秋白留下來打遊擊。1935年2月從江西往福建轉移途中被國民黨逮捕，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臨刑前，在福建長汀留下最後一張照片：上身著黑色中式對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褲，黑線襪、黑布鞋，背著兩手、昂首直立，恬淡閑靜而又莊嚴肅穆。

　　瞿秋白寫了《集唐詩絕句》：“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據36師師長宋希濂說，瞿秋白向軍官們掃視了一下，正其衣履，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現場記者報道：在刀槍環布之下，“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瞿秋白信步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神色無異，酒半笑道：人之公餘，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隨後，緩步走出中山公園，手持香煙，泰然自若，沿途用俄語唱《國際歌》、《紅軍歌》，到達兩華裏外的羅漢嶺刑場之後，選擇一處草坪（墳墓堆）上，盤膝而坐，微笑點頭說：“此地很好”，並要求劊子手正麵開槍，坦然就義。

　　瞿秋白視死如歸，理應名垂青史，但他在就義前在獄中寫的《多餘的話》，卻讓他長時期背負了“叛徒”的名聲。實際上《多餘的話》是瞿秋白最後的心聲，是留給我們分析他“質疑—謹慎型”人格發展的最真實的第一手史料，彌足珍貴。

　　瞿秋白的質疑—謹慎型個性特點

　　瞿秋白生前經常進行自我解剖，他臨終的《多餘的話》坦述心路曆程，為我們留下了人格分析的寶貴素材。瞿秋白的質疑—謹慎型個性特點具體表現在：

　　（一）襟懷坦白，自我省視

　　（二）從小對窮人充滿同情心

　　（三）鍾情文藝，未盡其才

　　（四）兩元化的人格

　　（五）生理和心理上的軟弱

　　（六）對於政治缺乏興趣和能力

　　（七）勉力而為，忠誠負責

　　（八）傾向於逃避矛盾和衝突

　　（九）戀世情深，響往美麗的未來

　　下麵根據曆史資料和已經發表的回憶錄、訪談錄，摘引一些實例，加以論證。

　　（一）襟懷坦白，自我省視

　　瞿秋白自我省視的坦白、泰然與深刻，勇於直麵、不文過飾非，是令人欽佩的。他真誠而不虛偽，這種精神是當代中國文化人最缺乏、也就最難能可貴的。

　　瞿秋白臨終說：“我願意趁這剩餘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多餘的話》便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終於忍不住把明知不應當說的話，將充滿矛盾的心裏話盡情表白，一吐為快，讓後人去解剖一個大變動時代典型人物的靈魂。

　　將近半個世紀以後，丁玲說到《多餘的話》，仍然感慨不已。她說，“當今給自己塑像的人多，生怕自我批評，更怕別人批評。像秋白這樣坦然陳述自己的種種，這樣的人今天太少了，秋白豈不是一個罕有其匹的大勇者！我也自問過：何必寫這《多餘的話》呢？其中有些話會被某些思想簡單而又淺薄的人據為把柄，發生誤解或曲解……秋白的一生是戰鬥的，而且戰鬥得很苦。秋白一生遭遇的厄運，不是他自身的錯誤，而是他沒有能夠跳出一個時代的悲劇。”（陳鐵健：《瞿秋白案複查紀事》1979—1980）

　　（二）從小對窮人充滿同情心

　　瞿秋白上了小學高年級後，一些乞丐看到他就不停地叫他“少爺、少爺”。每逢這樣的場合，他一麵摸著袋子，把母親平時給他的零用銅元放到乞丐手裏，一麵對著年長的乞討者說：“你們就不要喊我‘少爺’了，我可不是‘少爺’！”

　　一次，他看到一個小孩未穿衣服，他就脫下自己的白短褂子給小孩穿上。還有一次，與他一起玩耍的少年光著背，他又把自己的褂子脫下來送給那個少年。他回家後，母親說：“你做這種事好是好，就是你的衣服也不多呀！”瞿秋白一時任性頂了母親，他說：“不多！不多！我的衣服總比人家多麽！”就為送褂子回嘴這件事，瞿秋白一直感到後悔。據羊牧之回憶，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在數十年後曾對羊牧之說：“秋白很遺憾地對她說過：‘我一生就隻有那一次回過母親的嘴。’”

　　瞿秋白少年時見一位衣衫襤褸的農民，身旁立著一個要賣掉的小女孩，頭上插一束稻草。瞿秋白對羊牧之說：“看見這可憐的小姑娘，就好像是在出賣我的妹妹一樣，心裏真是難過！”

　　瞿秋白在母親去世的第二年清明節，回到常州掃墓。他給羊牧之看了他所作的《哭母詩》，其中有一首是：“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饑寒此日無人管，落上靈前愛子身。”他對羊牧之說：“母親自殺後，使我想得很多，我感到當今社會的核心問題是貧富不均。從衝天大將軍黃巢到天父、天主、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鏟不均，可見做事必須從‘均’字著手。”

　　（三）鍾情文藝，未盡其才

　　魯迅最賞識瞿秋白的文學才華，他說：“何苦（瞿秋白的筆名）雜文，明白暢曉，一覽無餘，真有才華，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論文真是皇皇大論！在國內文藝界，能夠寫這樣論文的，現在還沒有第二人。”（馮雪峰《回憶魯迅》）

　　瞿秋白自述“我每每幻想著：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麽教育，隻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餘暇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四）兩元化的人格

　　瞿秋白自我解剖說：（我自己早已發覺）因為“曆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裏做著這個，心裏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自述：“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麵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爭……以致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裏不斷地鬥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刻壓製自己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地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裏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

　　“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於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裏去’休息。”

　　“這種兩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發覺——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經不能絲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會議之後，我並沒有公開地說出來，四中全會之後也沒有說出來，在去年我還是決斷不下，以致延遲下來，隱忍著，甚至對之華（我的愛人）也隻偶然露一點口風，往往還要加一番彌縫的話。沒有這樣的勇氣。”

　　（五）生理和心理上的軟弱

　　瞿秋白在實際生活中和思想上的獨立能力都比較弱，有依賴性，需要他“依傍”也就是需要有人幫助。他曾寫道：“我不能沒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裏，我其實從沒有做過一切鬥爭的先鋒，每次總要先找著某種依傍。”

　　瞿秋白自述：“體力的衰弱不容許我多所思索。感覺是：每天隻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分的畸形的興奮——無所謂的興奮，以致於不能睡覺，腦痛……冷汗。唉，脆弱的人嗬！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嗎？！我想，假定我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幹時候，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隻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

　　（六）對於政治缺乏興趣和能力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再三申明自己是一個文化人，實在對於政治、階級鬥爭缺乏興趣和能力。筆者認為這確實就是他內心深處最真實最坦白的思想，他說：

　　我自己忖度著，象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曆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於政治，從1927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情形（形勢）實在懶得問。一方麵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方麵也是十幾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麽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負什麽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曆史的誤會’，是什麽呢？”

　　1923年丁玲由秋白動員來上海大學，施存統勸她入黨，秋白卻說“飛吧，飛吧，飛得越高越好！”實際是希望我在文學領域裏飛翔馳騁。（陳鐵健：《瞿秋白案複查紀事》1979—1980）

　　（七）勉力而為，忠誠負責

　　瞿秋白對於共產主義事業，自知力不勝任，勉力而為，但又竭盡全力，忠心耿耿，承受重擔，非常負責任。他多次自我表白一個很貼切的比喻，叫做“狗耕田”。這個比喻早在瞿秋白少年時期就產生了。他的生肖屬狗，瞿秋白對童友羊牧之說過：“我是犬耕田，力氣不夠，還要你這幫忙。”

　　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瞿秋白繼李大釗、陳獨秀等，作了很多基礎理論工作，黨內同誌對他特別讚賞，而他有自知之明：“沒有牛時，迫得狗去耕田，我是狗耕田。”

　　1927年，他在自選《瞿秋白論文集》序言中說他在1923—1927年所寫近百萬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文章隻是“馬克思主義的試作”，“有許多沒有成熟的、不甚正確的思想”。他看到：“中國的知識階級，剛從宗法社會佛老孔朱的思想裏出來，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實說，這是無知識的知識階級，科學曆史的常識都是淺薄得很。——隻是革命實踐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著無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來解決中國革命中之許多複雜繁重的問題。‘沒有牛時迫得狗去耕田’，這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情形”。他說自己在這幾年所做的“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是“在陳獨秀同誌指導之下，努力做這種‘狗耕田的工作’。秋白……自己知道是很不勝任的。”

　　當他用“犬耕”的筆名發表文章時，魯迅不解地問道：“此寓意為何？”瞿秋白說：“我不是政治動物，搞政治，無力且可濟。耕田本是用牛的，狗耕田當然就耕不好了。我就是那權當充數的耕田的‘犬’”。魯迅聽後微微額首，稍頃，便又叮囑道：“你對我說可以，不要再對別人說了，可能影響不好。”

　　正如《多餘的話》所寫：他知道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沒有係統的研究；對經濟學不感興趣，根本沒有讀過《資本論》；隻是從報章雜誌的零星文章和列寧的幾本小冊子，學到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依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編寫幾本講義；而“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的研究中國曆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嚐試”。——在1923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很少，於是，自雲“隻知道一點皮毛”、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的瞿秋白，“就逐漸的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虛名”了。

　　（八）傾向於逃避矛盾和衝突

　　瞿秋白自述：“因為我的政治上疲勞倦怠，內心的思想鬥爭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麽說，我就怎麽說，中央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麽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隻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隻因為六年的‘文字因緣’，對於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分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數較少。”

　　（九）戀世情深，向往美麗的未來

　　丁玲回憶：在上海大學時，秋白常對她和王劍虹說“要脫胎換骨”。他忙於革命工作，難得照料病重的愛妻劍虹。妻死後，他總是在給丁玲的信中自責，說他對不起“夢可”（他給愛妻起的法文名字，意為“我的心”）。秋白有病且忙，生活不能自理，連買毛巾、牙膏都不會。楊之華照料得無微不至，使他全力投入工作和著述。（陳鐵健：《瞿秋白案複查紀事》1979—1980）

　　瞿秋白在就義前寫道：我留戀什麽？我最親愛的人（筆者按：指妻子楊之華），我曾經依傍著她讀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裏，我其實從沒有做過一切鬥爭的先鋒，每次總要先找著某種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裏，我也沒有‘生存競爭’的勇氣，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極平常的瑣事。我一直是依傍著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我隻覺得十分難受，因為我許多<次>對不起我這個親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對於她也終究沒有徹底的坦白，但願她從此厭惡我，忘記我，使我心安罷。

　　“我還留戀什麽？這美麗世界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我替他們祝福。”瞿秋白之愛女兒，不僅因為她是妻子的骨肉，更因為她代表著美麗的世界，欣欣向榮的未來。他犧牲時年僅36歲。從照片上看，他不是個體魄強壯的男人。看上去是那麽清瘦文弱，現代人常掛在嘴邊的“陽剛之氣”。但他卻是個深情的丈夫，慈愛的父親，坦蕩的朋友。

　　瞿秋白喜愛龔定庵的詩，他認為定公的詩意含糊，正可利用來表現他自己的思想。他曾集了一首詩詠農民暴動，其中有句“忽聞大地獅子吼”。他在臨槍斃前幾日還集了幾首定公的詩，而且把“莫拋心力貿才名”改成了“莫拋心力作英雄”。

　　瞿秋白獄中留言：“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連豆腐都留戀，可見其戀世之深。

　　瞿秋白絕筆：“1935年6月17日晚，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方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煙雲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誌耳。”

　　瞿秋白經曆對個性的影響

　　瞿秋白於1899年1月29日出身於江南一個沒落的士紳之家。祖籍江蘇宜興，生於江蘇省常州府城內東南角的青果巷（今82號）一座花園住宅內的天香樓二樓。

　　瞿家是書香門第，世代為官，叔祖瞿賡甫當時任湖北布政使。

　　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擅長繪畫、劍術、醫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業，寄居叔父家中，經濟上依賴在浙江做知縣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濟。

　　母親金璿，也是官宦之女，精於詩詞。她的子女中長大成人的有5子1女，瞿秋白是家中的長子。由於瞿秋白頭發上生有雙旋，父母為其取名雙（或同音字霜、爽）。

　　1903年，叔祖瞿賡甫死在湖北任上，從此瞿家的家道開始中落。瞿賡甫的遺屬開始瓜分財產時，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作為瞿賡甫的侄兒被迫離開八桂堂，先後租住烏衣橋、星聚堂等處，一家的生活日益窘迫。

　　1904年，5歲的瞿秋白進入私塾啟蒙讀書，次年轉入冠英小學。

　　1909年春天，10歲的瞿秋白考入常州府中學堂（現江蘇省常州市高級中學）。該校校長屠元博，曾經留學於日本，是同盟會員。但是並沒有證據表明，瞿秋白從他那裏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的影響。但是，瞿秋白在中學時代確實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

　　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周年紀念日，他在瞿氏宗祠側門上方懸掛一隻白燈籠，上麵寫著“國喪”兩字，表示了自己的不滿。

　　辛亥革命後，瞿秋白的伯父瞿世琥棄官閑居杭州，將母親也接到那裏，並停止了對瞿世瑋一家的資助。於是瞿秋白家陷入經濟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廟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當、借債度日。

　　1915年冬，因交不起學費，瞿秋白被迫輟學，離開還有一學期就要畢業的常州中學。農曆正月初五（1916年初），母親金璿服毒自盡。

　　瞿秋白一家人分別投親靠友，瞿秋白先在楊氏小學教書。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資助，西赴漢口，寄居在京漢鐵路局當翻澤的堂兄瞿純白家中，並進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英文。

　　1917年春，瞿純白調外交部任職，瞿秋白也隨同北上到北京，參加普通文官考試未被考取，於是考入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免費入學），學習俄文。

　　自認“犬耕”勉力而為

　　1919年5月4日，性格內向的瞿秋白參與了五四運動。1920年3月，加入李大釗、張嵩年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1920年10月，瞿秋白成為北京《晨的》和上海《時事新報》特約通訊員，到莫斯科采訪。1921年1月25日到達莫斯科，取了俄文名字“維克多爾·斯特拉霍夫”。主要工作就是采訪俄國各方麵的社會生活，向國內讀者報道蘇俄現狀。

　　1921年，他經赴俄的張太雷介紹加入俄共（布）黨組織，翌年轉為中共黨員。兼任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俄文教習和政治理論課的翻譯。

　　從1920年10月18日在哈爾濱寫的第一篇報道《哈埠見聞上之琿春事件》起，到1923年1月25日回到北京寫的第一篇報道《赤俄之歸途》止，他先後在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等報章上發表了50篇通訊報道和專論，計20餘萬字。還撰寫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俄國議學史》、《俄國革命記》等4本專著。

　　瞿秋白的雜文銳利而有才氣，俄語水平更是當時數一數二的。他翻譯了許多俄語文學、政治著作，並第一個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

　　從1923年1月回國後，瞿秋白主編黨的理論刊物《新青年》季刊，又負責編輯《向導》、《前鋒》，還承擔了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的編輯和撰稿。

　　瞿秋白還在上海大學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主講《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社會科學概論》、《現代民族問題》等課程。他還翻譯了蘇俄歌列夫的《新哲學—唯物論》一書。

　　瞿秋白一生有兩次婚姻。第一任妻子王劍虹，湖南人，是上海大學的學生，1924年1月與瞿秋白結婚。同年7月因肺病去世。第二任妻子楊之華，浙江蕭山人，也是上海大學的學生；在她與前夫沈劍龍離婚後，1924年11月7日，楊之華與瞿秋白在上海舉行了結婚儀式。沈劍龍也親臨祝賀。當時，在邵力子主辦的上海《民國日報》上同時刊登三條啟事：一是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啟事；二是沈劍龍與楊之華離婚啟事；三是瞿秋白與沈劍龍結為好友啟事。這在當時傳為佳話。

　　1925年五卅運動中，瞿秋白又創辦《熱血日報》。他一共撰寫了200多篇文章，100多萬字。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主持在漢口俄國租界三教街41號（今漢口鄱陽街139號）召開“八七”會議，通過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確定了武裝準備在湘、鄂、贛、粵四省發動秋收起義的決定。並選出了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

　　1928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會後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1930年夏，黨內出現李立三的“左”傾盲動錯誤時，他回國主持糾正。在1931年1月於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會上，瞿秋白遭到王明等人的批判，被排擠出中央領導機構。

　　《多餘的話》傾吐心曲

　　此後在上海養病，由茅盾和馮雪峰介紹認識了魯迅並結為莫逆之交。瞿秋白曾到魯迅家中避難，魯迅贈送他一副對聯：“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期世當以同懷視之”。瞿秋白也編了《魯迅雜感選集》並寫了著名的《序言》，對魯迅雜文作了中肯的評價。

　　1934年1月，瞿秋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抱病離開上海前往瑞金中共蘇區，擔任中央教育委員，及《紅色中華》報社社長兼主編。他創辦了國立蘇維埃大學，擔任校長。10月，紅軍主力開始撤離蘇區，瞿秋白被留在江西，擔任蘇區中央分局宣傳部長。

　　1935年2月11 日瞿秋白一行從瑞金九堡啟程，前往福建，準備轉道廣東到香港或去上海。2月24日到達福建長汀縣時，瞿秋白被捕。6月18日，國民黨宣布槍決令，他視死如歸，說：“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體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他高唱自己翻譯的《國際歌》走向刑場，年僅36歲。

　　瞿秋白作為一個典型的“文人”卷入政治旋渦中去，遭到排擠直到犧牲，這被人們視作一個悲劇。他曲折的心路曆程在《多餘的話》中有著真誠的表白。根據他臨終前的自述，他認為自己隻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參與政治運動乃至成為中共領袖，完全是“曆史的誤會”。

　　瞿秋白被捕後魯迅曾想方設法委托人營救。瞿秋白被處決後，魯迅歎息良久，說過：“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指果戈裏《死魂靈》）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並親自編校了瞿的遺著《海上述林》。魯迅開始這一工作時，形銷骨立，他硬是抱病忍痛、殫精竭慮，負責編輯、校對，成書的全過程。《海上述林》上冊出版時魯迅尚健在，對這本書十分滿意，“那第一本的裝訂樣子已送來，重磅紙；皮脊太‘古典的’一點，平裝是天鵝絨麵，殊漂亮也。”他認為這是對瞿秋白的最好的紀念，“倘其生存，見之當亦高興，而今竟已歸土，哀哉。”

　　《海上述林》以“諸夏懷霜社”的署名出版，“諸夏”即中國，“霜”為秋白的原名，“諸夏懷霜”寓意中國人民永遠緬懷瞿秋白。它是“對於先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

　　瞿秋白的知識結構

　　1904年，瞿秋白5歲進入私塾啟蒙讀書，次年轉入冠英小學。1909年春，瞿秋白10歲考入常州府中學堂。

　　1916年年底，瞿秋白進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英文。

　　1917年春，考入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學習俄文。

　　他對於俄羅斯文學的翻譯和研究，是獨步一時的。

　　瞿秋白質疑—謹慎型的16種個性特質（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瞿秋白的16種個性根源特質的測試結果：

　　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敢為性（+）、敏感性（——）、懷疑性（——+）、幻想性（+）、世故性（+——）、憂慮性（+）、求新性（+）、獨立性（+——）、自律性（+）、緊張性（——+）。

　　瞿秋白並不善於交際、但是顯得赤誠、樂群，慣孤獨、不喜歡熱鬧；他聰明、富有才識、抽象思考能力強；他平時情緒穩定、態度溫和、不易衝動；他不武斷，不好鬥，而是溫情、謙遜、隨和；他熱情、但又沉靜、審慎；他自覺、負責任、講道德、不敷衍、遵守規則；他膽大心細、但不冒險，有時猶豫畏卻；他敏感、有時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著重實際、理智、能自我克製；他警覺、但決不剛愎自用，他善於接受、容納別人的正確意見；他不狂放，而是現實、腳踏實地、合乎常規；他老練、世故、精明能幹，但又坦率、樸實、天真；他不夠自信、不夠沉著；他求新、思想自由、愛批評、不守舊；他不夠自立、優柔寡斷，有時隨大流；他嚴於待己、受約束、不任性、不鬆懈、重視細節；他有緊迫感、困擾，但無拘束、鎮定、放鬆自如。

　　瞿秋白的個性因素（特質），可以概括為下表——

　　瞿秋白的疑問型個性因素表

　　A，樂群性（——）外向、愛社交——內向、不善交際（+）

　　B，聰慧性（+）聰明、理智——遲鈍、欠理智（——）

　　C，（情緒）穩定性（+——）沉著、情緒穩定——易激惹、情緒不穩（+——）

　　E，恃強性（——）爭強好勝——溫順、隨和（+）

　　F，興奮性（——）活潑、熱情洋溢——嚴肅、冷靜（+）

　　G，有恒性（+）道德觀念強——玩世不恭、漠視規則（——）

　　H，敢為性（——+）膽大、冒險——退縮、猶豫（+）

　　I，敏感性（+）感覺敏銳——不敏感（——）

　　L，懷疑性（+）懷疑、警覺——輕信、麻痹（+）

　　M，幻想性（——+）富於幻想、心不在焉——現實、腳踏實地（+）

　　N，世故性（——）世故、老練——坦率、樸實（+）

　　O，憂慮性（+）憂慮、不安——無憂無慮、滿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舊、保守傳統（——）

　　Q2，獨立性（+）獨立自主、有主見——服從、依賴群體（——+）

　　Q3，自律性（+）自律、受約束——任性、無拘束（——）

　　Q4，緊張性（——）緊張、緊迫感——放鬆、鎮定（）

　　五因素模型檢測瞿秋白的人格結構

　　（E）傾向性（——）

　　（A）隨和性（+）

　　（C）認真性（+）

　　（N）情緒性（——）

　　（O）開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