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名人的心理奧秘

第五型：客觀的思考者陳寅恪（1890—1969）

　　陳寅恪的人品正氣浩然、學問博大精深，德高望重，代表了20世紀中國文史學術的最高水平。他一生主要事跡就是讀書、進修，留學，教課，科研，著述。他他的千古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僅是他生命所係的座右銘，也成了中華文明傳統的最高價值所在。

　　陳寅恪的個性屬於深沉透徹的思考型或觀察型（Thinker/Observer）。

　　對於知識的極度熱愛、對於真相、真知、真理的不懈追求，是他生命的支撐點。他是一個很有智慧和非常冷靜的學者，總跟周圍的人和事保持一段距離，不會讓情緒失控。很多時，都會先做旁觀者，之後才投入參與。喜歡從客觀的角度來關注生活中的一切，讓自己的看法不受情感偏見的影響。另外，也需要充分的私人空間和高度的私隱，否則會覺得焦慮不安。他在社會環境中保持不被涉及的狀態；感到威脅時，第一道防線是撤退或者係緊安全帶。強調自我心態的控製和延遲，隻當幽居獨處時，才對最親近者表露情感。

　　陳寅恪給人們的思考型印象

　　陳寅恪（1890.。—1969.10.07）的形象，是真學者，大學者。

　　吳宓對陳寅恪的學識早就非常欽佩，1919年3月26日吳宓日記：“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誌行高潔，深為傾倒。”

　　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回憶：“1919年他在哈佛大學時開始學習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維同時也選修這門課，但是學了半年便畏難而退了（這是俞大維親口對我說的），先叔卻一直繼續學了二十多年，當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國教授鋼和泰求教。我幼時見過他在書房內朗誦梵文經典拓片。使我親聆了‘梵音’，並問他在念什麽咒語，引起他大笑。”有一次，陳寅恪隨便翻了一下侄子封雄所用的世界史教科書，此書是根據美國教科書編譯的，圖文並茂。其中一張精致圖片的注釋是“刻有巴比倫文的出土碑碣”。陳寅恪見到後立即來了精神，待仔細一看搖頭道：“這不是巴比倫文，是突厥文，寫書的人用錯了圖片。”陳封雄多少年後還能清晰地記得六叔當時的苦笑。

　　陳寅恪20年代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存64本，門類繁多，計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22類。從中可以看出陳先生治學鑽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門學科的文獻目錄，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這些目錄是十分齊備的。

　　1930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的季羨林說：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裏麵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板，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麵，他給季羨林留下了畢生的印象。（季羨林：陳寅恪先生）

　　清華園內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陳寅恪先生了。你們中誰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課表上有《唐詩校釋》或《佛經翻譯文學》等科目的鍾點，然後站在三院教室的過道上等一等，上課鈴響後，你們將看見一位裏麵穿著皮袍，外麵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戴一頂兩邊有遮耳的皮帽，腿上蓋著棉褲，足下蹬著棉鞋，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老先生從對麵彳亍而來，這就是陳寅恪先生了。

　　（李格非《陳寅恪——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陳寅恪先生講授《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閉著眼睛，一隻手放在椅背上，另一隻手放在膝頭，不時發出笑聲。他講課時、或轉述多種語言文獻，佐證中外曆史；或引經據典、詠賦誦詩，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歎服！

　　陳寅恪在清華大學上課時安排在上午第二、三兩節。那時他有黃藍兩種顏色的包袱皮各一個，如果是講佛經文學、禪宗文學課，他一定用黃布包袱皮，而講其他課時，則用藍布包袱皮。上課時，總見他吃力地把一大包書抱進教室，絕不要助教替他抱。下課時，同學們想替他抱回教員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講課講到需要引證的時候，他就打開帶來的參考書，把資料抄在黑板上，寫滿一黑板，擦掉後再寫。同學們為保護他的身體，常常主動替他擦黑板，這一點他倒不拒絕。

　　就是這樣的“純粹國貨式老先生”，卻得到了下至普通學生，上至大師鴻儒的尊敬和推崇。當時的清華文學院長馮友蘭，學問不可謂不高，學術地位不可謂不尊，在清華也曆任係主任、文學院長、代理校長等職務。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的時候，總有人看見馮友蘭十分恭敬地跟著陳寅恪先生從教員休息室裏出來，邊走邊聽陳的講話，直到教室門口，才對陳寅恪深鞠一躬，然後離開。“這個現象固然很使我們感覺到馮先生的謙虛有禮，但同時也讓我們感覺到陳先生的實在偉大”。

　　抗戰時期，北平燕京大學南遷成都，租借華西大學校舍繼續開課。據燕京大學曆史係學生石泉與李涵回憶，陳寅恪所開的課為“魏晉南北朝史”和“元白詩”兩門。自1944年秋季始，又繼續開設“唐史”和“晉至唐史專題研究”兩門大課。由於陳寅恪講課內容精辟，極富啟發性，前來聽講者不僅是校內學生，整個華西壩其他幾所大學的教授都雲集而來旁聽，因而關於陳寅恪乃“教授之教授”的聲名繼清華之後，又在成都高校廣為流傳開來。

　　據40年代在燕京大學曆史係任講師的王鍾翰說：“陳先生初開魏晉南北朝史，繼開唐史，一時慕名前來聽講者，不乏百數十人，講堂座無虛席，侍立門窗兩旁，幾無容足之地。記得先生開講曹魏之所以興起與南北朝之所以分裂，以及唐初李淵起兵太原，隋何以亡，唐何以興，源源本本，剖析入微，征引簡要，論證確鑿。每一講有一講的創獲和新意，多發前人未發之覆。先生講課，稍帶長沙口音，聲調低微，每令人不易聽懂。而聽講內容，既專且深，我亦不甚了了，自然更難為一般大學生所接受。兩課能堅持聽講到底者，不過二十人，其中大多數今已成為文史研究的專家了。”

　　陳寅恪的思考型個性特點

　　陳寅恪平生最大的欲望就是求真知，最大的樂趣就是教學與研究，獲得創新的學術觀點。他的思考型個性特點如下——

　　（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二）勇於開拓學術新方向

　　（三）為求真知而不為虛名

　　（四）治學嚴謹，才識淵博

　　（五）藐視權貴，無傲氣有傲骨

　　（六）維護“士”的理想規範

　　（七）嚴格培養弟子

　　（八）言談笑貌風趣而從容

　　下麵根據曆史資料和已經發表的回憶錄、訪談錄，摘引一些實例，加以論證。

　　（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7年在清華學校研究院，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之碑文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54年，中國科學院準備設立中古曆史研究所（史學二所），擬請陳寅恪出任所長，為此專派他的弟子汪籛到廣州敦勸他北上就職。老師對汪籛有一次重要談話，並命汪籛向北京當局轉達。談話內容保存《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書中，坦率地表達了陳寅恪的態度。下麵抄錄談話中的幾段：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

　　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曆史這樣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情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

　　最後，陳寅恪據此提出要他接任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以作擋箭牌”。

　　要問陳寅恪是何等樣人，這就是陳寅恪！他是在聲明“我不必對共產黨說假話”之後才說這番話的。

　　陳寅恪絕不是一個“閉門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麵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裏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

　　陳寅恪和國共兩黨都沒有關係，也不想有什麽關係。他隻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學人，進行自己獨立的學術研究。正如《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作者陸鍵東所言，政治這個範疇，“已難以覆蓋陳寅恪的文化意蘊，也無法盛得下陳寅恪的人文世界”。

　　（二）勇於開拓學術新方向

　　陳寅恪一生追求的是“把學術作為生命的價值所在”。

　　說到陳寅恪的學術思想，他自己有一句名言：“生平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引自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汪榮祖解釋第一句，“所謂不古不今指國史中古一段，也就是他研究的專業。就此專業而論，寅恪固有異於乾嘉諸老之雜博，亦與梁啟超、王國維諸人之上下古今之學，有所不同；而與近代中外專業史家近似。”筆者細讀之，認為這樣的解釋不確。筆者認為，實際上陳寅恪是表白自己不偏於“古文學派”（當時由康有為等人代表）也不偏於“今文學派”（當時由章太炎等人代表）。陳寅恪對於兩者皆不以為然，而力主開拓“新史學”。

　　後麵兩句主要是說他所受的經典教育和所受學術傳統的影響，但並不是說他跟清代末年曾國藩（湘鄉）、張之洞（南皮）的主張完全一致。不能這樣理解他。例如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陳寅恪有時也這樣說，用以闡釋中國古代文化。但兩者的內容有別：張之洞的“中學為體”是維護孔孟之道；陳寅恪所說的“中學為體”，則主要是借用它來表達他所主張的“中國文化本位論”，維護中國文化的特性，而他所說的“文化”，又是“大文化”概念，將社會、政治、經濟、學術等等均溶入其內。按照陳寅恪的看法，三民主義也好，馬克思主義也好，自由主義也好，實證主義也好……都是外來文化，一切外來文化若要在中國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都須經國人的吸收改造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麵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動一時之人心，而卒歸於消沈歇絕。”（引自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

　　陳寅恪指出：禪宗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生重大久遠的影響而不歸於消沈歇絕，是因為經國人的吸收改造，成為中國化的佛教的緣故；馬克思主義、三民主義等思想，若要在中國發生影響，亦須經國人改造吸收，成為中國化的思想之後方能生效。陳寅恪根據他的博大精深的研究，得到一個重要的認識，就是在《〈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所闡述的“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陳寅恪又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闡明：“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

　　這正是由王國維、陳寅恪、陳垣等人努力所要達成的。對於陳寅恪來說，“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才是他的新學術方向。陳寅恪所持的思想，不是僅由國外輸入的思想，而是中國自己的新史學思想。（轉引自互聯網，論壇文摘1998年9月）

　　（三）為求真知而不為虛名

　　1919年以後，陳寅恪、湯用彤（1893—1964）吳宓（1894年——1978）三位在哈佛大學研究所同讀研究生課程，由於學業皆出類拔萃，當時就號稱“哈佛三傑”。吳宓早就對陳寅恪的學識非常欽佩，1919年3月26日吳宓日記：“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誌行高潔，深為傾倒。”吳宓多次坦言，陳寅恪和他誼兼師友。吳宓獲得碩士學位，湯用彤獲得博士學位；然而他們倆人都公開承認自己的學識成就比不上陳寅恪。

　　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曾好奇地問陳寅恪：“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麽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隻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後來，陳封雄半信半疑地向姑夫俞大維提起此事，俞大維說：“他（寅恪）的想法是對的，所以是大學問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由此可看出，陳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為知識而不為世俗名利，為學術而不為學位。

　　陳寅恪家學淵源，自幼聰慧敏捷，得到傳統考據學的深切熏陶，又留學國外多年，對於現代科學研究方法融會貫通（包括攻讀德國曆史比較語言學），真正做到了“學貫中西”。

　　俞大維回憶說：“我們這一代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讀的書。”陳寅恪對清代經學所取得的成就，是極其熟悉的。

　　吳宓日記中載：“陳君昔亦未嚐苦讀，惟生於名族，圖書典籍，儲藏豐富，隨意翻閱，所得已多；又親故通家，多文士碩儒，側席趨庭，耳濡目染，無在而不獲益。況重以其人之慧而勤學，故造詣出群，非偶然也。”

　　陳寅恪奉行“從史實中求史識”即研究從事實出發而不是從“原則”出發，他盡可能掌握詳盡的第一手資料弄清曆史真相，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因此獲得了引人注目的豐碩成果。

　　1923年梁啟超推薦陳寅恪先生為清華研究院導師，對校長曹雲祥說：“我梁某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

　　（四）治學嚴謹，才識淵博

　　季羨林於1930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係（改名為外國語文係）。選修課旁聽了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季羨林曾到城裏一個大廟裏去買過此書。

　　季羨林回憶：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發，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仿佛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無法比擬的享受。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裏計。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季羨林的一生。

　　陳寅恪每次講課，開宗明義就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我不講。現在隻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有一位聽陳寅恪課的清華學生曾不無感慨地說：“陳先生講課也夠怪的，講白居易的《長恨歌》時，第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為了考證一個漢字，旁征博引竟講了四堂課。低年級學生聽他的課，自然難以消受！”其實，陳寅恪的深意在於說明，每一個漢字，都是一門文化。（李格非：《陳寅恪——“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陳寅恪治學態度向來嚴肅，決不嘩眾取寵。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學用英文作學術講演，講題是《武則天與佛教》。許多中外人士聽說是以那位風流蓋世、豔絕古今的女帝為題材，都以為必有許多“宮闈秘事和佛教因緣”。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紛紛去聽，希望一飽耳福。誰知陳寅恪講的純是學術性考據，他從武則天的宗教思想來說明她為什麽有那麽多麵首，原來是佛經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的，若要成佛，除非是廣蓄麵首，如此這般利用采補術了”。結果，為好奇而來聽講的仕女們，隻好大失所望而去。

　　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國、奧地利的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陳寅恪。他向陳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

　　前蘇聯學者在蒙古發掘了三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後來，陳寅恪以突厥文對譯解釋，各國學者都毫無異詞，同聲歎服，又如唐德宗與吐蕃的《唐蕃會盟碑》，許多著名學者如德國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難以解決，又是陳寅恪作了確切的翻譯，才使得國際學者感到滿意。

　　（五）藐視權貴，無傲氣有傲骨

　　清高，倔強，重人品，守氣節，藐視權貴，無傲氣有傲骨，有膽量。他在中山大學的時候，曆史係組織拜年，被他拒之門外；炙手可熱的黨政要員來訪，也被多次擋駕。譬如，中共中央理論權威康生到了廣州，指名要見中山大學的陳寅恪，料想不到陳寅恪看不起他，托病不見。

　　拒人千裏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況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理論權威康生？雖然對康生的拒絕是有禮貌的，理由也還說得過去：陳先生病了，正在臥床休息。但當真願意一見，也還是可以見一見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無論學校辦公室的人如何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不見也就罷了，他還要賦詩雲：“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記》雲：“解放後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態度，人民政府先後派汪筏、章士釗、陳毅等來見，勸請移京居住，寅恪不從，且痛斥周揚（周在小組談話中，自責，謂不應激怒寅恪先生雲雲）。”’

　　周揚說：“1959年我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係。他說1958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隻隔了半年，為什麽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如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麽幾次。他不太滿意，說實驗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遠，但差一點是可能的……”周揚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吳宓的日記中說他曾“自責”，可見當時沒能說服陳寅恪先生。（引自謝泳：《陳寅恪與周揚》）

　　陳寅恪專心致誌於學問，從不涉足政界。例如，他早年留學日本時曾與魯迅同在宏文學院就讀並有過密切交往，20年代在德國又曾與周恩來有過交往，但是後來從不公開提及，更毫無炫耀之意。

　　陳寅恪樂於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長（如陳序經、馮乃超）、教授（如冼玉清），還有護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認為“不好接觸脾氣大”的陳寅恪，對老校工梁彬卻十分客氣熱情，信任有加，不但敬稱他為“彬叔”，還讓他參與一些家事。陳寅恪並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1964年5月，陳寅恪向晚年知心的弟子蔣天樞托以“後事”，並寫下了帶有遺囑性質的《贈蔣秉南序》一文。在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裏，陳寅恪稱自己雖“奔走東西洋數萬裏而終無所成”，現在又“奄奄垂死，將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驕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六）維護“士”的理想規範

　　跟王國維相似，陳寅恪生活在新舊文化交相嬗替的時代。他的價值觀念，自覺地堅守著傳統儒家關於“士”的理想規範：砥礪氣節，高尚情操，渺視榮祿，淡泊自守。晚年的思想和操守，如鳳毛麟角，堪為今後知識分子的表率。

　　他在《元白詩箋證稿》中寫下一段沉痛的感受：“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氣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錯綜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氣與舊社會風氣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氣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謝泳讚歎：陳寅恪作為中西文化養育大的一代學人，在為人處事、為學為文，特別是時勢變遷、道德混雜之時，能以極清醒的判斷，持一認定之道德標準而行事，絕不以享受歡樂，富華榮顯而稍有改變，這是何等的氣節。

　　陳寅恪認為，一個人在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雙重道德標準，而以兩種或多種標準為自己行為的不一互做辯解。陳寅恪的這種觀念很早即形成，吳宓1961年秋在廣州謁陳寅恪後，知陳寅恪盛讚黃浚《大覺寺杏林》詩中的“絕豔似憐前度意，繁枝猶待後遊人”之句，並在讀書筆記中對陳寅恪盛讚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說：“至論三、四兩句何以佳，宓以己意為解之如下：絕豔指少數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懷古篤舊，故特對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則是多數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隨時順世，求生謀利，國家社會文化道德雖經千變萬滅，彼皆毫無顧戀，準備在新時代新習俗中，祈求滔滔過往之千百遊客觀眾之來折取施恩而已。”吳宓的解釋與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中的那段話是一致的。

　　吳宓對陳寅恪的評價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決不從時俗為轉移。”

　　陳寅恪先生1949年後的辭不赴京及“著書唯剩頌紅妝”等行為，絕不是一時迂執，而是在固定價值觀念支配下的清醒選擇。

　　陳寅恪時常懷念他在清華學校研究院的時光，那是一個講究傳統禮義道德的新式書院。據清華早年畢業生周傳儒說，院中五位教授的序列是：“趙（元任）李（濟）以後學自居，陳（寅恪）以長輩待梁（啟超）王（國維），而梁又事事推讓海寧（王國維），故五大師排座次，即王、梁、陳、趙、李。”

　　1927年王靜安（國維）遺體入殮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長袍馬褂，跪在地下叩頭，並三叩頭。陳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研究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寅恪先生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陳寅恪向往“師道尊嚴”，有親身體驗：他做學問用功極苦以致眼睛受損，不得不住院治療，而有師生晝夜輪流守護。陳後來對梅貽琦校長說：“想不到師道尊嚴，今日尚存於學校之中。”幾十年後，梅貽琦認為：“辦了幾十年教育，陳先生這句話，對我是最高獎賞。”

　　季羨林回憶說：1948年內戰後期經濟崩潰。法幣通貨膨脹急劇貶值改為金元券，越改越亂，後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到冬天，陳寅恪先生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季羨林把這情況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適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寅恪先生卻拒不接受。最後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於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讓季羨林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西文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書。陳先生隻收二千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籍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而寅恪師對於金錢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七）嚴格培養弟子

　　陳寅恪的弟子季羨林回憶說：我們談到當代學術，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對青年學人，隻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就連那一位由於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陳師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褒貶的話。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季羨林：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的屋子裏全是書，連地上、床上、椅子上全擺滿了書。學生走進來，他便先要把椅子上的書搬掉，學生才能落座。在屋子裏走動，也得倍加小心，繞道而行，不然便會踩在書上。學生到他家裏去，身上總要帶著幾個小本子，隨時記錄下他說的話，因為他張口就是學問，而且是別人不知道的新鮮學問。

　　陳寅恪先生講《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提醒學生們提問不可太幼稚，如：“獅子頜下鈴誰解得？”解鈴當然還是係鈴人了。問題也不可以太大，如兩個和尚望著“孤帆遠影”，一個說帆在動，另一個說是心在動，心如不動，如何知道帆動？心動帆動之爭問題就太大了。問題要提得精，要注意承上啟下的關鍵，如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楊貴妃的問題，因為“玉顏自古關興廢”嘛。

　　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陳寅恪先生受命擬國文係文學試題。他別出心裁拋出一道“對對子（出上聯求答下聯）”的題目，包含五小題：1.“孫行者”；2.“人約黃昏後”；3.“少小離家老大回”；4.“人比黃花瘦”；5.“莫等閑，白了少年頭”。

　　當時許多人對大學國文試題“對對子”頗有微詞：“今年考對聯，明年是否要考八股？”陳先生解釋說：“對對子可以測試學生的國文程度：1.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分別虛字與實字及其應用；2.可以測驗應試者能否分辨平仄聲；3.可以測驗應試者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4.可以測驗思想條理。”

　　陳寅恪對弟子要求極為嚴格：“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陳寅恪的弟子也不辜負陳先生的期望。蔣天樞編著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1967年條下記載：“本年底紅衛兵要抬先生去大禮堂批鬥，師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結果，由前曆史係主任劉節代表先生去挨鬥。會上有人問劉有何感想？劉答：我能代表老師挨批鬥，感到很光榮！”

　　也正是陳寅恪的弟子劉節，當他被告知（或暗示）隻要他批陳寅恪將會很快過關時，他的回答是：“批判陳寅恪有如大興文字獄。清朝乾嘉時代的學者不敢談論當朝，隻搞考據，因為當時大興文字獄，講現代者要砍頭，比現在還厲害！”而他敢於在“大鳴大放”的年代說出如：“過去帝王還有罪己詔，毛主席沒有作自我檢討還不如封建帝王”、“什麽大躍進人人意氣風發，人人一起發瘋”之類的話，又都是陳寅恪所要求“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之體現。

　　（八）言談笑貌風趣而從容

　　陳寅恪出過一道中文題，是對聯的上聯：“孫行者”，考下聯。有一個學生對為“胡適之”。這個學生就是後來的語言學家周祖謨。

　　清華學校研究院的學生聚會，陳寅恪作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意思是康南海（康有為）是梁啟超的老師，而這幫學生又是梁啟超的學生。下聯是“大清天子同學門人”，意思是王國維是南書房行走，在某種意義上是宣統的師傅，你們呢，就是宣統的師傅的弟子，與天子是同學啦！（周一良《畢竟是書生》第155頁）

　　抗日戰爭期間在西南聯大，為躲避日本飛機轟炸，陳寅恪曾在防空洞中待過，風趣地作了一副對聯，唯妙唯肖：“見機而作，入土為安”。（轉義，“機”指日寇轟炸機，“土”指地下防空洞。）

　　文革十年浩劫初期，陳寅恪自知不容於世。1968年，就是陳寅恪遇害前一年，他對黃萱（曾做陳寅恪助手十六年之久）說：“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識的。我死之後，你可為我寫篇談談我是如何做科學研究的文章。”黃萱難過地說：“陳先生，真對不起，您的東西我實在沒學到手。”陳用很低沉的聲音說：“沒有學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這風趣中微含憤激，語氣仍是那樣從容閑淡，哀而不怨。（蔣天樞編著《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

　　陳寅恪經曆對個性的影響

　　陳寅恪（1890—1969）生於江蘇南京，祖籍義寧（今修水縣）。他是清朝著名詩人陳三立的第三個兒子。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就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在晚清時期領導了湖南新政，是一位有魄力、有建樹的封疆大吏。他的父親陳三立是維新四公子之一，清末同光體詩派代表人物。他的兄長陳衡恪是畫家，與齊白石齊名。他的夫人唐篔，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宣告了祖父和父親的政治生涯結束。陳寅恪剛8歲，就目睹了一代家世如夢般消失浮沉。他到晚年還有詩感慨：“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盛衰之痛和興亡之歎，是陳寅恪深心中永遠的憂傷。

　　中國最博學的文化人

　　光緒二十八年（1902），陳寅恪12歲時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與魯迅同學日文。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複旦公學。

　　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回國。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度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與湯用彤、吳宓相知，稱為“哈佛三傑”；1921年，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各方麵的知識而且具備了閱讀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陳寅恪到底掌握了多少種語文？他的侄子陳封雄說：“一般說來，寅恪叔能讀懂14種文字，能說4、5國語言，能聽懂7、8種語言，是大致不差的。這些成績基本上是他在36歲以前取得的。”

　　多種語言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陳寅恪國學功底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學問深不可測，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空前絕後。

　　授書育人桃李天下

　　1925年，陳寅恪回國。這時，清華學校設立研究院，基本觀念是“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聘任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為研究教授（導師）。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地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他們都極力向校方舉薦陳寅恪。1926年6月，他隻有36歲，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教授，並稱“清華四導師”。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滿蒙語文和曆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任曆史；或引詩舉史，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歎服！名教授如吳宓、朱自清等也常來聽課。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

　　當時的清華研究院培養了很多第一流學人。趙萬裏、徐中舒、薑亮夫、劉盼遂、王了一等，都是清華研究院的高才生。

　　1928年陳寅恪在上海結婚，夫人唐篔，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也是一位女教師，在清華園相識，兩人誌同道合。

　　1930年，清華研究院停辦，陳寅恪任清華大學曆史、中文、哲學三係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曆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搜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曆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係考察曆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係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係列問題，求得曆史麵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曆史考據學。

　　陳寅恪對佛經翻譯、校勘、解釋，以及對音韻學、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淵源、府兵製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課題的研究，均有重要發現。在《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論文，是國內外學術界公認的博學而有見識的史學家。1938年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終於得到準確破譯。

　　顛沛流離，碩果累累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係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占領香港，寅恪立即辭職閑居，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他堅決拒絕。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麵對民族危亡，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禦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製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

　　1945年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診斷：雙目失明已不可避免。陳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1948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係調整，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晚年失明死不瞑目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受到政府的猶待，先後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據《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僅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曆史研究所第二所長記載，並注明辭謝未就，薦陳垣代己。上述職務據《修水縣誌稿》），繼續任中山大學教授。

　　1956年以後，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中央領導人先後看望過他。陶鑄尊重他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為他配備助手和治療眼疾。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給他派護士輪班照顧，在廣東知識界傳為美談。同年，胡喬木前往看望，他關心文集出版。陳寅恪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在助手黃萱的幫助下，他把《隋唐製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塞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唐柳堂記夢》。他的助手黃萱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1966年文革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他曾預作挽夫人唐篔聯：“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讀。最慘痛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動。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在廣州被迫害致死，死不瞑目。終年七十九歲。

　　陳寅恪一生一心一意致力於文史教學和研究工作。他不僅為大史學家，舊體詩亦卓然成家。他最推崇白居易，在《論再生緣》中自述“論詩我亦彈詞體”，有《詩存》問世。

　　《陳寅恪選集》於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附錄”陳寅恪的主要學術貢獻

　　（一）陳寅恪選擇研究的中國中古史，即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正是中華民族第二次大融合的曆史。

　　這是一段極重要的曆史，也是一段最為紛繁複雜多頭緒的曆史。研究這段曆史需要有大功力，特別需要有關於中國西北邊疆各少數民族（當時亦稱種族）的曆史知識及熟悉其語言文字。陳寅恪恰巧有此優勢。關於民族間的交融，依科學的觀點，起最終決定作用的自然是生產力，生產力落後的向生產力先進的靠攏、看齊。但是，文化在其中也起著重大的作用，特別在漢民族與各少數民族的接近、融合中。

　　陳寅恪認為種族和文化問題是“治吾國中古史最重要關鍵”，無論種族的形成或種族間的交融、融合，都是文化重於血統。他治中國中古史得出的結論是：中華民族的統一是由文化上的融合而非血統的同一。

　　就相對於血統而言，這自然是一個正確的命題。前麵談過，陳寅恪的“文化”概念是“大文化”概念，所謂文化上的融合包括社會、政治等方麵的觀念的融合。就漢族來說，儒學文化在各民族融合無疑起著重大的作用。但融合又是雙向的，即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互相融合，漢族也同樣吸取少數民族優秀文化。在中國，不論是中原漢族臣服少數民族，或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生產力接近的基礎上，最後都由文化上的融合而變成一體，而又各自保持民族的血統和某些民族文化特性不變。這就導致中華民族的多元統一體。在我看來，這是中華民族形成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陳寅恪提出這個問題來極有價值。

　　（二）陳寅恪重視文化的研究，也重視社會階級、政治的研究。他把種族、宗教、文化都歸結於社會階級。

　　他認為，“社會階級之意識能超出胡漢民族之識職。”（見《崔浩與寇謙之》一文）但他所說的階級及其鬥爭是指統治階級或貴族階級內部的鬥爭。例如，論魏晉時著重講曹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之間的鬥爭；在唐代著重寫“關隴集團”（唐皇室本出於胡漢六鎮關隴集團）和“山東士族”之間的鬥爭：初，唐太宗用“壓抑七姓十家之政策”削弱山東士族的勢力，後來武則天又利用科舉扶植“山東士族”勢力而抑製“關隴集團”勢力。此點頗受人非議，認為是歪曲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因為按照我們一些人的理解，階級鬥爭隻能是指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鬥爭。然而，恰好是這一點表明陳寅恪是忠於描述古社會階級鬥爭的客觀事實的。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指出古代社會階級鬥爭的特點，馬克思把古代享有特權的少數剝削者、統治者之間的鬥爭也納入階級鬥爭的範圍，並作為鬥爭的主要角色。

　　馬克思說：“人們忘記了最主要的一點，即在古代的羅馬，階級鬥爭隻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隻是在自由富人和自由窮人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是為這些鬥爭充當消極的舞台台柱。”（《馬恩選集》第p顊1卷第599—600頁）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或農奴製社會基本上也是這樣。中國的奴隸社會，有人能夠舉出有多少次奴隸暴動並說明其作用呢？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確實層出不窮而且轟轟烈烈，然而有哪一次最後能夠逃脫充當“舞台台柱”角色的命運呢？中國中古時代的胡漢民族都是這樣。當然，近代社會的階級鬥爭（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的鬥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有所不同。我不準備在這裏來展開說明這個問題，隻是提出問題供史學界朋友參考。

　　（三）中國的奴隸製是宗法奴隸製，皇權製也是宗法皇權製。

　　在我的有限的接觸中，中國的曆史學似乎很少有像陳寅恪那樣從經濟上及其他方麵生動地描繪過中國宗法皇權製的狀況。這裏指出兩例：

　　第一，陳寅恪在考察《桃花源記》時，指出這既是寓意之文，又是紀實之文。其所記的曆史事實，就是西晉末年五胡亂華時，當時中原人民逃難遠離本土，往往是糾合宗族鄉黨，屯聚堡塢，據險自守，以避戎狄寇盜之難。這種以宗族鄉黨為單位的塢堡，塢主為宗族豪帥，他們築塢以自守，耕種以自給，這等於把整個宗法社會分解為許多小宗法社會。這種小宗法社會起源很早，在袁宏的《後漢記》裏就有記載了。“北方社會宗法色彩之濃，與塢之組織互為因果，塢延長了北方宗族社會之生命。”（見萬繩南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第二，陳寅恪《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一文，亦指出這種婚姻集團的變遷實際上是唐皇族借婚姻關係在不同時期糾合其他大族（即李、武、韋、楊四大宗族）以組成最高統治集團，此中的鬥爭分合興替，都顯示各地士族、宗族勢力的盛衰。武則天政治勢力所以久而不衰，得力於山東士族眾多人才的支持。借婚姻關係糾集不同氏族、宗族勢力以組成最高統治力量的做法，中國早在氏族社會就有，以後一直繼續下來，或為中國的以父係血緣為紐帶的封建社會的一個特點。

　　當陳寅恪發表《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一文時，記得當時有人嘲諷說，這是以“生殖器關係”來代替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這自然是無知之談，無聊之舉。

　　（四）陳寅恪好談階級，也好談政治。比較扼要簡明的是分析魏晉清談（講玄學）的政治背景。

　　魏晉玄學清談之風，早植根於東漢末年由摧殘名士的黨錮之禍引起的動蕩險惡的政局，然後由魏晉兩朝的政爭所催發。清談的題目是名教與自然的關係：是周孔之名教重於老莊的自然，還是反過來自然重於名教，或者兩者“合二而一”？這種爭論這裏且不去說它。

　　據陳寅恪考證，魏末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由曹操黨羽與司馬氏之黨羽的鬥爭所引起。崇尚名教的人大抵偏向司馬氏一黨，而眷戀魏室不與司馬氏合作的人，則標榜老莊之學，以自然為宗。

　　陳寅恪舉“竹林七賢”（七名士）為例：“七賢”為首分子嵇康在政治上是積極反抗司馬氏的，嵇康的妻子是曹操曾孫之女，因此他也是主張老莊自然的最激烈的領袖，後來被司馬氏以不仁不孝違反名教的罪名所殺。山濤是司馬氏的姻戚，他雖“好老莊，與嵇康善”，但後來終於依附於司馬氏，佐成亡魏成晉之業。王戎、王衍也偏向司氏一黨。原來崇尚自然的向秀在嵇康被殺後變節。阮籍這個人最值得注意，他本心重自然而非名教，但不像嵇康那樣積極反晉，而虛與司馬氏委蛇，所以他得以保全性命，但他依然保持他的放蕩不羈的行為，滿口抽象玄理，隻是不評論時事，不臧否人物，被司馬昭稱為“天下之至慎”。

　　談論魏晉清談風之人、之書可謂多矣，但像陳寅恪這樣直接指出其政治背景的則殊不多見。也許正因為陳寅恪有這種史學訓練，所以有人說“足不出戶的陳寅恪對現實有很深的洞察”。

　　陳寅恪直言“不能先存馬克思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這實際上是他的“以史實求史識”的原則的另一種說法），從上引陳寅恪研究中古史的片斷及其方法來看，說明他所說的是有道理的。

　　50年代墨學專家杜國庠（馬克思主義學者）說過：“陳寅恪的史學思想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成分。”陳寅恪在研究中得出的某些“史識”，並不是出於主觀的臆斷，而是根據客觀的事實。

　　王國維、陳寅恪確是引導中國傳統史學由舊入新的兩個重要人物。所謂“新”，就是利用新材料，運用新方法，研究新問題，引出新史識。陳寅恪在王國維之後，因為種種原因（客觀環境和自己的身體條件）沒有能夠施展他的史才，完成他的史學抱負，例如他想撰寫一部中國通史終未能如願，這是很可惜的。

　　陳寅恪的知識結構

　　家學淵源，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從小能背誦《十三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1902年，陳寅恪12歲時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學日文。1905年就讀上海吳淞複旦公學。

　　1910年考取官費，先後留學德國，瑞士、法國。1914年回國。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度出國遊學。

　　陳寅恪是奇才、通才，他遊學西方23年，“奔走東西洋數萬裏”，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

　　留學期間，陳寅恪學習過英、法、德、日、蒙、藏、滿、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外文，尤以印度梵文和巴利文特為精通。

　　陳寅恪思考型的16種個性特質（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陳寅恪的16種個性根源特質的測試結果：

　　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敢為性（+）、敏感性（+）、懷疑性（——+）、幻想性（——）、世故性（+——）、憂慮性（——）、求新性（+）、獨立性（+）、自律性（+）、緊張性（——）。

　　陳寅恪不善交際，慣孤獨、不喜歡熱鬧；他聰明、富有才識、抽象思考能力強；他平時情緒穩定、態度溫和、不易衝動；他好勝心強、但不武斷，不好鬥，而是溫情、謙遜、隨和；他熱情、但又沉靜、審慎；他自覺、負責任、講道德、不敷衍、遵守規則；他膽大心細、敢作敢當、但不冒險，不退縮、不猶豫畏卻；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著重實際、理智、能自我克製；他警覺、但決不剛愎自用，他善於接受、容納別人的正確意見；他不狂放，而是現實、腳踏實地、合乎常規；他老練、世故、精明能幹，但又坦率、樸實、天真；他自信、安詳、沉著、滿足；他求新、思想自由、愛批評、不守舊；他自立、當機立斷、自有主張，不隨大流；他嚴於待己、受約束、不任性、不鬆懈、重視細節；他一般很少緊迫感、不困擾，無拘束、鎮定、放鬆自如。

　　陳寅恪的思考型個性因素（特質），可以概括為下表——

　　陳寅恪的思考型個性因素表

　　A，樂群性（——）外向、愛社交——內向、不善交際（+）

　　B，聰慧性（+）聰明、理智——遲鈍、欠理智（——）

　　C，（情緒）穩定性（+）沉著、情緒穩定——易激惹、情緒不穩（——）

　　E，恃強性（+——）爭強好勝——溫順、隨和（+）

　　F，興奮性（——）活潑、熱情洋溢——嚴肅、冷靜（+）

　　G，有恒性（+）道德觀念強——玩世不恭、漠視規則（——）

　　H，敢為性（——）膽大、冒險——退縮、猶豫（——）

　　I，敏感性（+）感覺敏銳——不敏感（——）

　　L，懷疑性（+）懷疑、警覺——輕信、麻痹（——）

　　M，幻想性（——）富於幻想、心不在焉——現實、腳踏實地（+）

　　N，世故性（——）世故、老練——坦率、樸實（+）

　　O，憂慮性（——+）憂慮、不安——無憂無慮、滿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舊、保守傳統（——）

　　Q2，獨立性（+）獨立自主、有主見——服從、依賴群體（——）

　　Q3，自律性（+）自律、受約束——任性、無拘束（——）

　　Q4，緊張性（——）緊張、緊迫感——放鬆、鎮定（）

　　五因素模型檢測陳寅恪的人格結構

　　（E）傾向性（——）

　　（A）隨和性（+——）

　　（C）認真性（+）

　　（N）情緒性（+——）

　　（O）開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