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名人的心理奧秘

第四型：浪漫者郭沫若（1892—1978）

　　郭沫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多產的詩人、文學家、劇作家、曆史學家，是中國現當代曆史（不僅是文學史）上的奇人，一個非常值得深刻解剖的最複雜的存在，是多種矛盾衝突集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對於郭沫若的多麵性人格分析，也必須從多麵視角進行。由於篇幅關係，也出於研究的複雜性和階段性，本文先行分析青年時期的郭沫若。

　　青年郭沫若的個性，基本上屬於自我表現的情緒型或浪漫型（the Romantic，Artist/Individualist）。

　　他擁有浪漫藝術家的天資，多愁善感且想像力豐富，常沉醉於自己的形象世界裏。善於自我表現，要求個性的解放，個人主義意識很強。自然而然地地讓無意識的內在衝力上升到意識層麵。自我表露，容易感動青年人，產生強烈的共鳴。

　　郭沫若具有藝術氣質、多情，他尋找理想伴侶，追求一生的誌向。他受到強烈的情緒性體驗吸引，表達出與眾不同的一麵。

　　消極的未覺悟的郭沫若是煩惱不安的，受道德感罪惡感折磨、自困且情緒過度膨脹的矛盾體，容易頹廢沮喪，搖擺於狂妄與消沉的兩個極端之間。要求別人注意他的痛苦，伸出同情的支援的手，以幫助他達到靈魂的解脫。

　　積極的覺悟的郭沫若，通過自我懺悔而煥發創造性，在鼓勵下能夠表現出天才的藝術魅力。他靈感激發時，能夠成為出色的詩人。在一定環境下，克服了浮躁的主觀性而走向冷靜客觀性，以他天才的直覺加上敏銳的思考力，也能夠做出驚人的學術發現。

　　郭沫若的兩麵性甚至多重性複雜人格，在他的青少年時代已見端倪。

　　郭沫若早期給人們的情緒型印象

　　郭沫若（1892.11.16—1978.6.12）前期是表現自我的浪漫者，後期轉化為逢場作戲型的浪漫者，早年以新詩集《女神》奠定在五四新文壇的地位，他領導的創造社揭竿而起，成為浪漫新文學的主力軍。20世紀20年代初在美國留學的聞一多，讀到郭沫若詩集《女神》之後激動地寫道：“五四之後的中國青年，他們的煩惱悲哀真像火一樣燒著，潮一樣湧著，而郭沫若的《女神》不獨喊出人人心中底的熱情來，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聖的一種熱情呢！”（聞一多《女神之時代精神》，載聞一多文集）

　　1922年的聞一多，曾在一封通信中這樣讚揚：“朋友！你看過《三葉集》嗎？你記得郭沫若、田壽昌（漢）締交底一段佳話嗎？我平生服膺《女神》幾乎五體投地，這種觀念，實受郭君人格之影響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葉集》中所考見的，還是同田君締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們的朋友（梁）實秋談及此二君之公開的熱誠，輒感歎不已。”郭田締交，首先以真誠懺悔為前提。於是感人至深。《三葉集》和《女神》所表現的人格力量，引起當時新進的熱血青年們的強烈共鳴。

　　不久，郭沫若、鬱達夫、成仿吾和田漢等，從日本回到上海十裏洋場，幾乎是赤手空拳地組建了新浪漫文化團體創造社。他們是精神上的貴族，生活上的遊民。當時梁實秋與聞一多對創造社主要成員們的讚美不斷升級，聞一多說：“你信中提到沫若所講關於藝術與人生之關係的話，很有見地，”“假如全國人都反對我，隻要郭沫若讚成我，我就心滿意足了。”（《梁實秋傳》第100頁）聞一多得知郭沫若在泰東的生活境況後，在家信裏寫下了一段十分憤慨的話：“昨與友人梁實秋談，得知郭沫若在滬賣文為生，每日隻辣椒炒黃豆一碗佐飯，飯盡猶不飽腹，乃飲茶以止饑。以郭君之才學，在當今新文學界當首屈一指，而窮困至此。世間豈有公理哉！”

　　“世間豈有公理哉？”在艱苦的生活中，郭沫若本人也一定這樣無數次地質問過。郭沫若等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負擔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間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見聞者感歎不止。

　　1923年10月11日在上海，胡適再訪郭沫若，陪同前去的徐誌摩在日記裏記下了他所見到的情景：“沫若自應門，手抱繈褓兒，跣足，敞服（舊學生服），狀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陳設亦雜，小孩羼雜其間，傾跌須父撫慰，涕泗亦須父揩拭，皆不能說華語；廚下木屐聲噠噠可聞，大約即其日婦。”從郭沫若家出來，胡適向徐誌摩迭發感慨：“然以四手而維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指創造社刊物），其情況必不甚愉適，且其生計亦不裕，或竟窘，無怪其以狂叛自居。”胡適甚至因此而理解並體諒了郭沫若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郭沫若等的“罵人”。

　　三天以後，郭沫若請胡適吃飯。趁著喝得半醉，胡適又說了一些“誠懇話”，而郭沫若則以浪漫詩人的衝動抱吻了胡適。據在場的徐誌摩記述，這次聚會是以“飛拳投詈而散”。隨著“飛拳投詈”的情感宣泄，郭沫若與胡適的對立關係也就告一段落了。到20年代末期以後，隨著形勢的變化和意識形態鬥爭的加劇，他們之間則又開始了另一輪的對立。

　　30年代沈從文談到郭沫若，其中的一段話不失為知人之論：“他……永不放棄那英雄主義者的雄強自信，他看準了時代的變，知道變中怎麽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時代的前麵，他就這樣做。他在那不拒新的時代一點上，與在較先一時代中稱‘為我們青年人做了許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新思潮而不傷食’的一個人。”（沈從文《論郭沫若》）

　　1928年以後郭沫若的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使他不愧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開山。1936年魯迅去世後，郭沫若被舉作中國左翼新文化運動的又一麵旗幟。早期的郭沫若也是熱血男兒，“四一二”國共分裂後，郭沫若憤筆疾書討蔣檄文《人民公敵蔣介石》因而遭到通緝，被迫逃亡日本。郭沫若對中國現代文學、曆史學的重大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客觀公正地說，郭沫若的傑出成就主要在1949年以前。此後，則基本淪為文化官僚。前期是表現自我的浪漫者，後期轉化為逢場作戲型的浪漫者。如今評論家們通常認為，郭沫若以1949年為界，分為兩大段。不少研究者認為有兩個郭沫若。前一個是才華橫溢、風流倜儻、個性張揚的才子和革命者；後一個則異化為迷失自我、惟命是聽、歌功頌德的文化官僚。這種人格上的明顯斷裂形成了“郭沫若現象”的特征。有人認為：郭沫若現象是20世紀幾代中國文化人的縮影，是某些精英——知識階層的悲劇，也是民族的悲劇，時代的悲劇。

　　郭沫若早期的情緒型個性特點

　　郭沫若早期的浪漫個性體現在：

　　（一）表現自我，自然流露

　　（二）偏於主觀、情感衝動

　　（三）傲慢不遜、具有反抗精神

　　（四）粗豪放浪，好走極端

　　（五）意誌薄弱，自知需要糾正與鍛煉

　　（六）懺悔情結

　　（七）性格不定，易動搖複多變

　　（八）向往著恢複赤子之心

　　下麵根據曆史資料和已經發表的回憶錄、訪談錄，摘引一些實例，加以論證。

　　（一）表現自我，自然流露

　　青年郭沫若確實有藝術天才，富於創造力，這種素質決定了他的文藝觀是崇尚天才、靈感、直覺。他向往歌德和孔子那樣的“球形天才”，追求多方位的自我實現。他全麵涉獵詩歌、戲劇、小說、散文、曆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以及政治、社會活動、中外文化交流等，而且在諸多方麵也都有所貢獻。

　　他認為詩是寫出來的，並非“做”出來的。他說，詩人的心境如同一灣清澄海水，沒有風的時候，便靜止如一明鏡，宇宙萬匯底印象都涵映在裏麵，一有風的時候，便翻波湧浪起來，宇宙萬匯都活動在裏麵。這風便是直覺、靈感。（參看郭沫若、田漢、宗白華通信集《三葉集》1920年）

　　青年郭沫若宣稱：“詩是人格創造的表現”，“個性最徹底的文藝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藝，民眾的文藝”。他向往強有力的個人，在想象中塑造了那個具有無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把突出的個性看作詩的生命。他認為，“詩之精神在其內在的韻律”，“內在的韻律便是‘情緒底自然消漲’”，因此他在文學創造中竭力馳騁自己的藝術想像。

　　郭沫若主張“文藝要表現作家自己”，“文藝是作家的自敘傳”，文藝是出於自我的表現，文學的原始細胞是情緒，文學的本質是有節奏的情緒世界。在新文化運動中，他成為了突出自我意識、激烈解放個性、肯定主體精神、發揚自由創造的開路先鋒之一。

　　（二）偏於主觀、情感衝動

　　郭沫若在1923年自述：“我是一個偏於主觀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說，我自己也承認。我自己覺得我的想象力實在比我的觀察力強。我自幼便嗜好文學，所以我便借文學來以鳴我的存在……”

　　“我又是一個衝動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說，我自己也承認。我回顧我所走過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衝動在那裏奔馳；我便作起詩來，也任我一己的衝動在那裏跳躍。我在一有衝動的時候，就好象一匹奔馬，我在衝動窒息了的時候，又好象一隻死了的河豚……”（引自《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載《沫若文集》第10卷105—106頁。）

　　青年郭沫若不但性情衝動，在文藝觀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衝動，即靈感。《女神》中的許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這樣衝動的心理狀態中依靠靈感去創造，所以充溢著情緒流與奇麗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卻真切感人；雖然粗糙，卻更顯坦誠，郭沫若這種心理素質非常適於浪漫詩歌創作。

　　青年郭沫若豪放不羈、激情洋溢，而往往缺乏堅韌和冷靜。他說：“我隻是想當個饑則啼、寒則號的赤子。因為赤子的一啼一號都是他自己的心聲，不是如象留聲機一樣在替別人傳高調。”（引自《批評與夢》，載《沫若文集》第10卷110頁。）

　　他給新文化運動帶來重主觀、重表現、重情緒、重創造的新浪漫美學原則。

　　（三）傲慢不遜，具有反抗精神

　　20年代初，青年郭沫若自述：我郭沫若素來是富於反抗精神的人，我的行事是這樣，我的文字也是這樣……要叫我們“休”，除非叫我們死！（引自《暗無天日的世界》，載《沫若文集》第10卷162—163頁。）

　　1925年青年郭沫若自述：我自己本是一個傲慢不遜的人。（引自《哀感》，載《沫若文集》第10卷280頁。）帶有很強的逆反心理。

　　郭沫若和鬱達夫曾經自比為“孤竹君之二子”，寧願在首陽山上忍饑挨餓，也不甘心與濁世同流合汙。

　　郭沫若最初的戲曲集題名為“三個叛逆的女性”，號召反抗的精神。

　　在日本參與“無產階級文學派”的馮乃超，回到上海以後，於1927年12月18日作《藝術與社會生活》長文，文中說——

　　創造社的浪漫運動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我們若要尋一個實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就是郭沫若，”他對於社會的反抗，是進步的。馮乃超認為：葉聖陶、魯迅、鬱達夫、張資平等四種人都“沒落”了，隻有郭沫若“革命去了”。（參看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創刊號）

　　（四）粗豪放浪，好走極端

　　青年郭沫若往往一味追求“全”，而忽視“深”；他積極進取，卻又好走極端；他豪放大膽，但常隨意樹敵；由於缺乏反思和自省，他個性中的優點和缺點每每混為一體，相伴相生。

　　早期郭沫若和鬱達夫的放蕩不羈，形成“創造社”的一大特色。

　　聞一多1923年家信中說：“沫若等天才與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擊文學研究會至於體無完膚，殊蹈文人相輕之惡習，此我所最不滿意於彼輩者也。”

　　中年以後的郭沫若越來越注重政治功利性，同時他的文藝審美力也越來越淡薄衰弱。

　　（五）意誌薄弱，自知需要糾正與鍛煉

　　青年郭沫若認識到：“我這種人意誌是薄弱的，要叫我勝勞耐劇，做些偉大的事業出來，我沒有那種野心，我也沒有那種能力。我既曉得我自己性格的偏頗，意誌的薄弱，但是我也很想從事於糾正與鍛煉。我對於我不甚嗜好的科學也從事研究……想養成我一種慎密的客觀性，使我的意誌力逐漸堅強起去……反乎性格去從事糾正與鍛煉，也不能完全無補。我近來對於客觀的世界也漸漸覺得能夠保持靜觀的態度了。”（引自《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載《沫若文集》第10卷105—106頁。）

　　（六）懺悔情結

　　專家學者們研究郭沫若的論著，汗牛充棟。但幾乎還沒有人注意到，郭沫若的一種特殊心態，就是他時不時萌生的“懺悔情結”。郭沫若早期以“自我表現”多次公開暴露自己內心的陰暗麵，並期望以光明照亮自己的靈魂。郭沫若的懺悔情結，也不同於胡適之、聞一多、徐誌摩、鬱達夫諸君子，而另成一種特色。

　　根據《三葉集》的記載，郭沫若到28歲時，對於自己過去生活中的頹廢、墮落，表示悔悟、深惡痛絕、翻然自新，這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看來，確實不比尋常。宗白華老師告訴我：“五四運動前夕，由李大釗等人發起，我們組織了‘少年中國學會’……先前郭沫若嫖娼挾妓、搞同性戀、酗酒鬧事、自暴自棄的不良行為，我也有所耳聞。”

　　《三葉集》載，1920年初，28歲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歲的宗白華、田漢表示懺悔。他信中說：“今晨上學，又接到你的惠書，我才知道我從前所鬧出的事情，時珍早對你說了。你同時珍更肯不念我的舊惡，我今後惟有努力自奮，以期自蓋前愆，以期不負我至友之厚愛……我罪惡的負擔，若不早卸個幹淨，我可憐的靈魂終久困頓在淚海裏，莫有超脫的一日。我從前對於我自己的解決辦法，隻覷定著一個‘死’；我如今卻掉了個法門，我要朝生處走了。我過去的生活，隻在黑暗地獄裏做鬼；我今後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裏做人了。白華兄！你們便是我彼岸的燈台，你們要永遠賜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這樣懺悔的自述，體現了五四時代精神。

　　宗白華老師對我說：“你看，把《三葉集》跟郭沫若《女神》的壓卷之作《鳳凰涅槃》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郭沫若懺悔情結跟他詩歌創作的直接關係！再說，長詩《鳳凰涅槃》是在1920年1月20日完成的。時間正好是在寫這封信的兩天以後。”

　　同一年2月9日，田漢看到了《時事新報·學燈》上刊載的郭沫若長詩《鳳凰涅槃》以後，立即給郭寫信道：

　　“你說你現在很想能如鳳凰一般，把你現有的形骸燒毀了去，唱著哀哀切切的挽歌，燒毀了去，從冷淨的灰裏，再生出個‘你’來嗎？好極了，這決不會是幻想。因為無論何人，隻要他發了一個更生自己的宏願，造物是不能不答應他的。我在這裏等著看你的‘新我’啊！”

　　這種懺悔情結，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現的方式，構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漢所創導的“新浪漫”的特色。

　　後來，郭沫若有時反省道：“我一生最討厭最憎恨的就是虛假造作。不過，我們自己有時也不幸沾染了這種惡習。‘出淤泥而不染’隻是形容罷了，像我們這樣從淤泥中鑽出來，誰都難免沾染上汙泥的。應該不斷地衝刷身上的肮髒。”

　　（七）性格不定，易動搖複多變

　　許多人的個性人格中或多或少帶有兩麵性。對於郭沫若的兩麵性，魯迅概括為“才子加流氓”。或者說：貴族性加遊民性。杜亞泉曾指出：知識者與遊民相結合，就會產生了一種特殊的人格，以尚遊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計、嫉惡官吏、仇視富豪為特色。知識分子若是缺乏獨立思想，就會動搖多變——達則與貴族同化，窮則與遊民為伍，由此在人格上也具有兩麵性（雙重性）。

　　一麵傾向貴族性，誇大傲慢，凡事過於主觀，好自矜貴，視當世人皆卑鄙，不屑與之為伍；另一麵則傾向是遊民性，輕佻浮躁，凡事偏於過激，常懷憤恨，視當世人皆醜惡，而憤世嫉俗。傲慢主觀則喜武斷，憤恨過激則喜破壞。往往同一人，處境拂逆則顯遊民性，順利則顯貴族性；或表麵上屬遊民性，根底上屬貴族性。以此性質治產必至於失敗，任勞動必不能忍。

　　郭沫若個性人格中的兩麵性，或可看做這種“才子加流氓”或貴族性加遊民性的典型。（此外，創造社諸君子如鬱達夫、成仿吾、張資平、潘漢年等人，多多少少也都帶有這種“才子加流氓”的習氣。）

　　他富於激情，政治敏銳，卻又具有搖擺性。他的夫人安娜曾指出，郭沫若的“性格不定，最足擔心”。在政治方麵，郭沫若的性格不定表現得尤為突出。對於蔣介石、魯迅和毛澤東這三大人物的態度，顯示了郭沫若性格不定的人格。

　　（八）向往著恢複赤子之心

　　郭沫若晚年曾有一場發自肺腑的表白：“我一生最討厭最憎恨的就是虛假造作。不過，我們自己有時也不幸沾染了這種惡習。‘出淤泥而不染’隻是形容罷了，像我們這樣從淤泥中鑽出來，誰都難免沾染上汙泥的。應該不斷地衝刷身上的肮髒。當然也不要傾盆大雨似的猛衝下來，衝得個落花流水，葉敗枝殘……如果大家都回複純真的童心，那該多好啊。不要有這麽多的假麵具，這麽多裝腔作勢的表演。大家都恢複赤子之心吧！”

　　這是文革前夕，郭沫若在對現實已經煩透了的情況下，告訴小朋友陳明遠的話。

　　郭沫若經曆對個性的影響

　　1892年11月16日，（清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生於四川省樂山市觀峨鄉沙灣鎮，原名郭開貞，乳名文豹，號尚武。

　　1897年春入家塾讀書。習讀《詩經》《唐詩三百首》，喜歡王維、孟浩然、李白等詩人的作品。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編印的新式教科書授課。

　　1905年春長兄郭開文赴日留學，有意偕從同行，父母未準。

　　1906年春入樂山縣高等小學。第一學期成績本名列第一，因受年長同學忌妒，被降為第三名。1907年春因反對教師專製，被學校開除，經斡旋返校。夏升入樂山中學堂，閱讀林琴南的譯述小說。

　　1908年秋患傷寒並發中耳炎，聽力受損。病中讀先秦諸子等古籍，偏愛《莊子》。1909年秋因參加罷課，請求校方與當地政府交出懲辦打傷同學的肇事者，被學校開除。

　　1910年春進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設中學堂。冬參加成都學界要求早開國會的罷課風潮，任班級代表，又受開除處分，因故未實行1911年冬清帝退位。回鄉組織民團響應辛亥革命。

　　1912年，2月在父母包辦下與張瓊華（1890—1980）結婚，5日後即離家返成都。（兩人沒有離異，此後68年張瓊華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還鄉時向還在守活寡的張瓊華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張病逝於樂山，無子女。）

　　留日十年，棄醫從文

　　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學堂理科，未學。夏，被天津軍醫學校錄取，未就學。年底得長兄資助，決定東渡日本留學。

　　1914年1月抵東京。秋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與鬱達夫同學。1915年秋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與成仿吾同學。閱讀泰戈爾、歌德、海涅、莎士比亞、屠格涅夫、惠特曼等人作品，與斯賓諾莎思想接近。

　　1916年夏與東京聖路加醫院護士佐藤富子（1894——1995）相識。冬，與佐藤富子在岡山結合同居。佐藤富子為此斷絕了與父母的關係，郭沫若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郭沫若離開日本，與安娜斷絕了聯係。此後佐藤富子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大連，改名郭安娜，跟兒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文革爆發後，受到一定影響。在此間她還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歲的母親，但在很長時間內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歲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國她處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過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當時已住院的郭沫若，這也成為他們最後一次見麵。）

　　1917年試譯泰戈爾詩集，因無法出版而中止。

　　1918年參加留日學生罷課，抵製簽訂“二十一條”。夏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與留日同學張資平醞釀出版文學刊物。1918年春寫《牧羊哀話》是他的第一篇小說。1918年初夏寫《死的誘惑》是他最早發表的新詩。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他在日本福岡發起組織救國團體夏社，寫出《鳳凰涅槃》《地球，我的母親》《爐中煤》等詩篇，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震動文壇，在中國文學史上開拓了新一代詩風。

　　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鬱達夫等人組織創造社，編輯《創造季刊》，並出版第一部詩集《女神》。1923年春自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隨即回國從事文學活動，編輯出版創造社刊物《創造周報》和《創造日》。譯尼采《查拉圖斯屈拉鈔》前半部。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出版。

　　參加革命，戎馬書生

　　1923年後，郭沫若係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倡無產階級文學。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岡翻譯河上肇《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屠格涅夫《新時代》。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冬，歸國調查江浙戰禍。作《水平線下》。1924到1927年，創作曆史劇《三個叛逆的女性——王昭君、卓文君、聶嫈》。

　　1925年在上海結識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目睹五卅慘案實況，作二幕劇《棠棣之花》。《文學論集》出版。譯愛爾蘭約翰沁孤戲曲集。發表組詩《瓶》。

　　1926年3月與鬱達夫等赴廣州，任廣東大學文學院學長，實行文科改革。結識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創造社出版部成立。7月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少將秘書長，後升任中將副主任、代主任。12月任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科教官。

　　1927年3月在南昌朱德住處作《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痛斥蔣介石叛變革命。被蔣介石政府通緝。7月任第二方麵軍政治部主任。8月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起義部隊總政治部主任。經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冬潛回上海。重譯《浮士德》第一部。因患斑疹傷寒，錯過乘船到蘇聯去的機會。

　　亡命生涯專攻文史

　　1928年2月為躲避國民黨政府緝捕，得內山完造幫助離滬，化名旅日，定居千葉縣，行動受警方監視。通覽東京東漢文庫先秦史籍，從事中國古代史和古文字學的研究工作。譯美國作家辛克萊長篇小說《石炭王》。

　　1929年作自傳《我的幼年》、《反正前後》。譯辛克萊長篇小說《屠場》。譯德國米海裏斯《美術考古發現史》。

　　1930年論證中國古代存在奴隸製社會形態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譯辛克萊長篇小說《煤油》。

　　1931年作《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係》。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譯俄國托爾斯泰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英國威爾士《生命之科學》等。

　　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生命之科學》等譯稿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被焚。作《金文叢考》《創造十年》。1933年作《卜辭通篡》《金文餘釋之餘》《古代銘刻匯考》等。1934年作《兩周金文辭大係考釋》《先秦天道觀之演進》《屈原研究》。再譯《生命之科學》。輯譯《日本短篇小說集》。1936年作曆史小品數篇，輯為《豕碲》。譯日本林謙三《隋唐燕樂調研究》。譯德國席勒《華倫斯太》。

　　1937年初作《殷契粹編》、《創造十年續編》。（下略）

　　逢場作戲晚年有失

　　1966年文革爆發，郭沫若發表談話：“在一般的朋友、同誌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麽曆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這段談話常被後人指責：郭沫若隻顧自保，為全盤否定曆史的極“左”思潮推波助瀾。談話內容流傳國內外，對郭沫若的聲譽產生嚴重的負麵影響。

　　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書中過於美化李白，貶低杜甫，為人詬病。郭沫若以毛澤東的詩友著稱，和毛時有詩詞唱和。他曾高度讚頌毛澤東的詩詞和書法；也曾賦詩讚美斯大林。郭沫若在文革初期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別保護；他寫了許多讚美文化大革命的詩作，包括直接讚美江青的詩，在整個70年代安然無恙。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病逝，郭沫若悲痛欲絕導致病情惡化，不顧醫生和家人勸阻抱病堅持前往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寫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但過了僅僅5個月，四人幫被逮捕之後，他立即又賦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抨擊“四人幫”；這也是後來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質疑的原因之一。

　　1978年3月，郭沫若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發表了《科學的春天》的書麵報告，號召知識分子鑽研學術，迎接“科學的春天”，引起與會人員強烈反響。

　　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病逝，終年86歲。根據其遺囑，郭沫若的骨灰灑在山西昔陽縣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

　　郭沫若的知識結構

　　1897年春入家塾讀書。打下國學根底；習讀《詩經》《唐詩》等。他自幼受古典文化的熏陶，以及對川劇的愛好，還有愛讀林紓改寫的外國文學作品，深深影響了他後來對於曆史學的研究和話劇劇本的創作。

　　1914年秋，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1915年秋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接觸到歌德、席勒、雪萊、惠特曼、泰戈爾等，啟發了他的新詩創作。

　　1923年春，自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但沒有行醫，而從事文史哲的寫作。

　　精通日文，能用日文寫作，又閱讀並翻譯了大量德文，英文的文藝作品。

　　郭沫若情緒型的16種個性特質（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郭沫若的16種個性根源特質的測試結果：

　　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敢為性（+）、敏感性（+）、懷疑性（——+）、幻想性（+）、世故性（+——）、憂慮性（——）、求新性（+）、獨立性（+）、自律性（+——）、緊張性（——）。

　　郭沫若善於交際、赤誠、樂群，他不慣孤獨、喜歡熱鬧；他聰明、富有才識、抽象思考能力強；他情緒不穩定、易衝動；他好勝心強、武斷好鬥，缺乏謙遜隨和；他熱情、不夠沉靜審慎；他膽大心細、敢作敢當，不退縮、不猶豫畏卻；他敏感、抱幻想、感情用事，年輕時難以自我克製；他警覺、不善於容納別人的意見；他狂放而現實；老練、世故、精明能幹，但又坦率；他自信、求新、思想自由、愛批評、不守舊；他自立、當機立斷、自有主張，不隨大流；他任性、一般很少緊迫感，無拘束。

　　郭沫若的個性因素（特質），可以概括為下表——

　　郭沫若的情感型個性因素表

　　A，樂群性（+）外向、愛社交——內向、不善交際（——）

　　B，聰慧性（+）聰明、理智——遲鈍、欠理智（——）

　　C，（情緒）穩定性（——）沉著、情緒穩定——易激惹、情緒不穩（+）

　　E，恃強性（+）爭強好勝——溫順、隨和（——）

　　F，興奮性（+）活潑、熱情洋溢——嚴肅、冷靜（——）

　　G，有恒性（+）道德觀念強——玩世不恭、漠視規則（+——）

　　H，敢為性（+）膽大、冒險——退縮、猶豫（+——）

　　I，敏感性（+）感覺敏銳——不敏感（——）

　　L，懷疑性（+）懷疑、警覺——輕信、麻痹（——）

　　M，幻想性（+）富於幻想、心不在焉——現實、腳踏實地（——）

　　N，世故性（+）世故、老練——坦率、樸實（——）

　　O，憂慮性（——）憂慮、不安——無憂無慮、滿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舊、保守傳統（——）

　　Q2，獨立性（+）獨立自主、有主見——服從、依賴群體（+——）

　　Q3，自律性（——）自律、受約束——任性、無拘束（+）

　　Q4，緊張性（——）緊張、緊迫感——放鬆、鎮定（+）

　　五因素模型檢測郭沫若的人格結構

　　（E）傾向性（+）

　　（A）隨和性（+——）

　　（C）認真性（+）

　　（N）情緒性（——+）

　　（O）開放性（+）

　　“附錄”

　　是什麽力量徹底改變了郭沫若？答案很清楚，是時代、環境、集體和他自身的相互作用。

　　郭沫若是這個時代的締造者之一，當這個整體出現毛病時，他的身份已經發生變化，他不再是一個處江湖之遠的嫉惡如仇的熱血詩人，而是一個進入廟堂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當人性與“革命”利益發生不一致時，鋼鐵般的紀律要求他服從於革命而放棄人性。比如說當“革命”需要把“鹿”說成馬時，你就隻能橫下心說“對，那就是馬”。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可能選擇集體“失語”。因為看到有人挺著硬骨頭說“不，那明明是鹿”而被整的家破人亡，而且沒有可能逃亡避禍。

　　郭老的可悲在於他連選擇“失語”的權利也沒有。他是那個時代的“旗手”，是一個集團的喉舌，是一個群體的“領頭羊”。別的羊可以不叫喚，他還必須叫喚。所以每到一場運動的風刮來，人們都能聽到郭沫若在熱情頌揚。沒有人知道那些歌唱的後麵，詩人是在歡笑還是在哭泣。或許他的心在流血還是在流淚？

　　好久以來我們一直無法求證建國後尤其是晚年的郭沫若的心路曆程。他無奈嗎？他掙紮嗎？他有苦嗎？他有淚嗎？他有反思和懺悔嗎？今天終於有了答案。文匯報及一些史料披露了郭老當年給忘年至交陳明遠的一批信件，讓我們終於有了一孔窺探郭老晚年心路曆程的小窗。郭老曾在給陳的信中談了他對時局的看法，與公開發表的講話判若兩人；郭老還說他那些排成詩行的散文和標語口號，實際上都是應時應製之作，並囑咐後人在將來編輯《沫若文集》時務必統統刪去，免得後人笑話。

　　人們願意相信這些書信是真的。一個政權也好，一種勢力也罷，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營造出萬馬齊喑的氛圍，他可以愚弄百姓於一時（哪怕這個一時長達十年、幾十年），但不可能徹底征服人心。尤其是象郭沫若這樣至情至性的才子文人的心。

　　郭沫若現象是一代甚至幾代中國知識精英的縮影，是一個國家的悲劇，一個時代的悲劇。好在這一頁曆史已經揭過。讓我們祈禱這種曆史永遠不再重演。（摘自網絡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