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名人的心理奧秘

第二型：奉獻者陶行知（1891—1946）

　　陶行知是我國現代偉大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五·四”運動後，畢生從事“平民教育”運動。陶行知因勞累過度而猝死，身殉事業。

　　陶行知的個性，基本上屬於奉獻型、助人型（the Helper/Giver）。

　　真正奉獻型的人格，是自然而然地“以天下為己任”、以實際行動做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習慣於把大眾事業放在第一位，首先考慮“大我”然後考慮“小我”，精神需求大於物質需求。積極主動，慷慨大方，慈悲為懷，富有同情心。最重要的是真，是誠，是堅持不懈。

　　對大眾的文化饑渴很敏感，卻經常忽略自己的物質饑渴，滿足別人比滿足自己更重要，很少提出個人的請求。因此，自我意識並不很強。主動爭取得到他人支持，避免被他人反對。時常改變自己以確保獲得眾人的愛。為自己身處重要位置而自豪，對自己能滿足眾人的需要而感到驕傲。給予他人無條件的愛並不求回報，覺得使別人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

　　從不說假話，不說空話，不說大話。

　　世上很少人能夠真心誠意地做到如此奉獻，所以有時得不到他人理解，被誤認為“別有用心”、“沽名釣譽”。但卻並不在意，處之坦然。

　　陶行知給人們的奉獻型印象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外表給人們的印象：自然坦蕩、天真淳樸，經常笑容滿麵，永遠有一張真誠的孩子臉。能體恤別人，熱心助人，替人設想，同情別人處境。待人熱情，容易親近，是個受大眾歡迎的人。

　　他從南京金陵大學（教會學校）畢業後，1914年赴美國進修（學曆跟胡適相似）。1917年學成回國，應聘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員、教務主任等。提倡現代教育體係，反對“沿襲陳法，異型他國”。1923年他擔任國立東南大學教務主任，又被選為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幹事，可謂社會名流。

　　而他卻辭了高校職務和幾百銀圓的月薪，全心全意推廣平民教育，努力實踐教育改革的主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他脫掉西服革履，換上土布草鞋，穿戴為普通老百姓模樣，甚至像個鄉巴佬。

　　陶行知於1927年在南京市郊創辦了曉莊師範學校。開學典禮那天，他撰寫了一副對聯，張貼在會場兩邊柱子上：“和牛馬羊雞犬豕做朋友；對稻粱菽麥黍稷下功夫。”

　　曉莊學校開學後，陶行知打赤腳、睡稻草、住牛棚，同學生一起修廁所蓋校舍，把每一天的勞動和生活都當作學習的課程。

　　陶行知曾邀請戲劇家田漢率領南國社為曉莊師生和附近農民演出，舉行盛大歡迎會。陶行知致歡迎詞：“今天我是以‘田漢’的身份歡迎田漢。曉莊是為農民辦的學校，農民是曉莊師生的好朋友。我們的教育是為種田的‘田漢’而辦的教育。所以我是以一個‘田漢’代表的資格在這兒歡迎田漢。”田漢的答詞也非常有趣，他說：“陶先生說他是以‘田漢’的資格歡迎田漢，實不敢當。其實我是一個假‘田漢’，陶先生是個真‘田漢’。我這個假‘田漢’能夠受到陶先生這個真‘田漢’的歡迎，實在感到榮幸！我們一定要向真田漢學習！”

　　1939年7月30日，陶行知在重慶北碚鳳凰山古聖寺創辦了育才學校，從各個保育院收留的15省流亡到後方的難童中，擇優錄取了有特殊才能的少年兒童100多名入學。

　　1941年物價飛漲，育才學校經費緊缺，使陶行知陷於困境。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趁機向陶行知施加壓力，如同意他們向育才派出訓育主任，即可撥給全部經費。陶行知宣言：“由於物價飛漲及反動派的經濟封鎖和政治迫害，學校經費已臨山窮水盡難以維持之境地。但為了人才幼苗之培養，我不怕封鎖、恐嚇、威脅，除非中華民族都沒有飯吃了，那時也隻有大家餓死。”

　　在陶行知精神感召下，各基金會和慈善機構努力扶助他的教育事業。送來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養兒童。

　　陶行知的白話詩，給人的印象是：樸實明快，真情實感，知行合一，言為心聲。

　　陶行知的奉獻型（the Giver）個性特點

　　陶行知的的個性屬於奉獻型，表現出高尚的人格，具體說來有如下特點——

　　（一）慣於清貧，甘於奉獻；

　　（二）真心實意，以誠感人；

　　（三）勇於自我反省；

　　（四）諄諄善誘，言傳身教；

　　（五）倡導並實踐新武訓精神；

　　（六）以教育救國為生命，不怕犧牲。

　　下麵根據曆史資料和已經發表的回憶錄、訪談錄，摘引一些實例，加以論證。

　　（一）慣於清貧，甘於奉獻

　　凡人因生物的天性，大多習慣於趨利避害、好逸惡勞。而陶行知生於憂患，長於困境，從小到大一直在艱苦奮鬥，所以“利他”的稟性由習慣成為自然，而“利己”的物欲被壓縮到極小。在陶行知奉獻型的個性中，以“利他”的大事業為重，以清貧為榮，甘心情願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畢生堅持如一日，如此情操，難能可貴。

　　陶行知有兩段名言，一段是：“人生天地間，各自有稟賦。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另一段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因為他自幼家境貧寒，靠砍柴賣菜，靠母親在縣城的學堂幫傭，換來他讀書的機會。以至於後來，陶行知在金陵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時候，滿腔抱負都放在“普及教育、改造社會”的理想中。學成歸國後，便投身於平民教育運動。

　　陶行知自幼入塾讀書。一天下大雪，他趕到塾館時老師已經開講。他怕影響老師和同學，就站在門外，專心致誌地聽老師把課講完。由此開始養成他潛心苦學、埋頭苦幹的精神。

　　陶行知寫了《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情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

　　有一次陶行知得到了1萬多銀圓稿費，拿回家鎖在櫃子裏。承擔著所有家務的妹妹看見了，問他：“家裏有老有小，錢也不多，能不能留點給家裏用？”陶行知想了想，溫和地說：“我要去南京勞山腳下辦曉莊師範，這錢要作為辦學的經費。我們家雖窮，粗茶淡飯還能維持。中國34000萬農民非但沒有飯吃，更沒有文化。用這錢去辦學校，是為農民燒心香，是盡我們的綿薄之力去幫助他們。你在家裏省著點用，算是幫我去辦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點了點頭。1927年，陶行知辦起了曉莊師範學校，開展鄉村教育活動。

　　陶行知賦詩《鄉下先生》作為自我寫照：

　　人人呼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媽子。

　　同是為人帶小孩，穿不暖來凍不死。

　　人人呼我老夫子，生活不如小販子。

　　我賣知識他賣糖，吃不飽來餓不死。

　　在經濟最困難的40年代，陶行知夏天隻有一件襯衫，每當換洗時，他就光著背在屋子裏做事，待衣幹了再穿上。一些老朋友看到他日趨消瘦，都為他的健康擔心，而他自己依然笑嗬嗬地以艱苦為快樂，以破衣為光榮。

　　翦伯讚回憶說：抗日戰爭期間，陶行知自己的宿舍非常破舊簡陋，卻熱心幫助翦伯讚一家解決住房困難問題。

　　1944年9月，陶行知為《武訓畫像》題詞自勉：“朝朝暮暮，快快樂樂。一生一世，到處奔波。為了苦孩，甘為駱駝；於人有益，牛馬也做。”

　　（二）真心實意，以誠感人

　　在貧弱與戰亂的舊中國，陶行知毅然脫下教授的洋裝，換上布衣草鞋，“為三萬萬四千萬農人燒一柱心香”。

　　“因為愛人類，所以愛人類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中華民族；因為愛中華民族，所以愛中華民族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農人。”懷著這種深沉的愛心，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荒僻鄉村小莊，創辦曉莊師範學校，培養學生要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健康的體魄、藝術的情趣和改造社會的精神”。他成了中國鄉村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先驅者。

　　陶行知的朋友驚奇於馬路上的報童與他相熟，而陶行知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學生啊！”

　　陶行知帶著自己編寫的《平民千字課》，奔走各地，踏踏實實教人識字。販夫走卒，漁夫士兵，廚子僧人，都是他教識字課的對象。他去監獄教囚犯識字，在街頭為流浪兒上識字課，他甚至在教育總長蔣夢鱗家裏，給幫傭老媽子和車夫們辦了平民讀書處。這些盼望識字的平民，沒有錢買這本小書，陶行知就送給他們，條件是要答應教會身邊的兩個人，都認識書裏的字。《平民千字課》在當時發行300多萬冊，連草原上的蒙古包裏，都有這兩本啟蒙讀物。

　　陶行知節衣縮食，常穿著敝衣舊鞋奔走於豪門院館。1938年他應邀出訪英國時買了件晴雨夾大衣，到40年代穿破了，他便把大衣翻個麵來穿。一次在重慶去找一位上層闊佬，門衛說：“先生，我們老爺向來不接待這樣裝束的人。”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張名片遞給他，門衛隻好恭順地送進去了。陶行知如武訓一般感人至深、募集捐款，他把募捐來的錢款都用來辦學，而自己分文不名。

　　（三）勇於自我反省

　　在陶行知終生言行如一的事跡中，有一個“自己進入反省室”的感人實例。

　　陶行知在創辦南京曉莊學校的初期，曾作規定：全校師生員工一律不準喝酒，違者要進自省室裏反省。一次，曉莊的農友請陶校長吃飯，農友們敬他一杯酒，陶行知一再解釋說不能喝，農友們卻堅持道：“您不喝就是瞧不起我們農民，瞧不起我們就不算我們的朋友。”陶行知沒辦法，隻好把酒喝了。農友們非常高興，把陶校長引為知己。他們哪裏知道，陶行知一返回學校，便立即進自省室裏了。

　　他提倡“以身作則、反躬自問、從我做起”的律己精神。在曉莊師範學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糞、種田、種菜、養魚，他請唐家窪一位出色的莊稼人唐老頭教大家耕種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頭的學生。他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行行都有我們的老師。那時候，大家都是自己掃地、抹桌、燒飯……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聽差、夥夫，陶行知也親自參與其事。

　　（四）諄諄善誘，言傳身教

　　有一天，陶校長看到一位男生要用磚頭砸同學，就上前製止，並叫他到校長室來。陶校長當場詢問情況後回到辦公室，見那個男生已在等他。陶行知掏出一塊糖遞給這男生，說：“這是獎勵你的，因為你立刻就來了，還比我先到。”接著又掏出第二塊糖給男生：“這也是獎給你的，我不讓你打人，你立刻就住手，說明很尊重我。”男生將信將疑地接過糖果。陶校長又說：“據我了解，你打同學是因為他欺負女生，說明你有正義感。”陶行知遂掏出第三塊糖給他。這時男生哭了：“校長，我錯了！同學再不對，我也不能采取這種方式。”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塊糖說：“你已認錯，再獎你一塊。我的糖分完了，我們的談話也該結束了。”

　　這看似簡單，但一般老師和家長難以做到。陶行知善於用多角度思維，從犯錯誤的孩子身上找出閃光點，並善於用他們身上的積極情感克服消極情感。

　　陶行知在《新時代的學生》一文中說：“舊時代之學生的生長過程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新時代之學生的生長過程是用活書、活用書、用書活。”

　　（五）倡導並實踐新武訓精神

　　若要理解陶行知的人格，必須理解陶行知倡導並實踐的新武訓精神。

　　陶行知說：“從前山東有個武訓先生，以一個乞丐而創辦三個義塾，我是一個博士，連一個學校也不能維持，將何以對得起小朋友們？又何以對得起中華民族？”

　　他表示決心學習武訓精神，並號召大家做“集體的新武訓”。

　　1922年7月，陶行知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屆年會社務報告中指出，“我們尚有一事可以效法，在我們眼前所掛的是武訓的遺像……世人以為無錢可以不辦學，但武訓不這樣想，他說就是窮到討飯也要辦教育，他是已經照這話實行的。武訓死了，他的辦學精神是永不死的。”

　　1923年，陶行知又在《平民千字課》中強調，“武訓雖然死了，他的精神可是要活到千萬年的。如果我們個個都有武訓的精神，還怕國家不進步嗎？”

　　不幸，1937年武訓百年誕辰時，日寇大舉侵犯中國，山東堂邑武訓故鄉一帶相繼淪陷，使得原計劃的紀念武訓活動無法舉行。

　　從1940年到1945年在重慶，陶行知領導的育才學校，年年開展紀念武訓的活動。

　　1940年6月1日陶行知在《新武訓》一文中提出新武訓精神，他說：“讓我們大家跟武訓先生學吧！學他自食其力，學他貫徹宗旨，學他苦口婆心勸人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共興義學。”

　　陶行知指出，我們今天所要學的是武訓的真精神，要配合時代需要為抗戰建國培養人才，“中國不能等待數十年出一位武訓。我們大家要合起來做集體的武訓，孳生千千萬萬的新武訓來扶助貧苦的小朋友，取得求學機會。我更希望有財富的，有學問的，有青春的都做起新武訓來，督促自己慷慨出錢，督促自己認真教人，督促自己努力求學，毋須別人來苦勸。這樣教育不但容易普及，而真正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國也可以創造成功了。”陶行知先生的學校多年來，一直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他硬是靠學習武訓募集經費，度過了經濟難關。

　　1941年，物價暴漲不停，陶行知感慨“我不得不和米價賽跑”！育才學校入不敷出，常有斷炊之憂。4月6日，陶行知在重慶育才學校朝會上向全體師生宣布，“我決心要跟武訓學，我們要做集體的新武訓。”他一邊帶領全體師生開源節流，自力更生，忍痛宣布：全校節衣縮食，每天改吃兩餐。一邊像武訓那樣，用“行乞興學”的精神四處化緣，度過難關。

　　1942年，陶行知在給夫人寫的一封信裏說，武訓“為興學而生，為興學而死。一切為興學，興學為苦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之生是苦孩的幸福，他之死是苦孩的損失。”

　　1943年11月26日，他在《武訓先生誕辰——致育才之友及生活教育社同誌》的信中說，武訓是“普及教育之先導，私人興學之表率。”

　　1944年12月，陶行知在《武訓先生畫傳·再版跋》和《談武訓精神》裏，把武訓精神概括為“三無、四有”：

　　我常說武訓先生的精神，可以用三個無、四個有來表現它。他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教育設備。但他所以能辦三個學校，是因為他的四個有：一、他有合於大眾需要的宏願；二、他有合於自己能力的辦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潔；四、他有盡其在我堅持到底的決心。因為他有這四個法寶，他不但以一個乞丐辦了三個學校，而且他的三個學校經過千災萬難還一直存在到現在，而且還會存在於無限之將來，而且還會於不知不覺之中影響改變千千萬萬有誌之士，跳出自己之小圈而致力於大群之幸福。

　　這是對於武訓精神的精辟概括，也是陶行知的夫子自道。

　　1945年12月，陶行知發表《把武訓先生解放出來》。他不讚成把武訓劃進聖人的小圈子，也不讚成把武訓說成是那一黨那一派。陶先生認為，武訓“隻是一位老百姓，平凡而偉大的老百姓。他所想的，老百姓都想得到；他所說的，老百姓都說得出；他所幹的，老百姓都幹得了。隻要肯學習武訓的盡其在我，每一個老百姓都可以成為武訓先生。四萬萬五千萬老百姓都可以成為千千萬萬不同的武訓先生。”同時，陶行知指出，中國需要一百萬武訓先生來完成普及教育的任務。假如把武訓看成聖人，說是要等五百年才產生一位武訓先生，那麽要等五萬年才產生一百萬位，不但普及教育幹不成功，一切的一切都沒有希望了。然而假使四萬萬五千萬人，人人都有成為武訓先生的可能，不但普及教育幹得成功，而且要創造出自由平等幸福進步的新中國也並不難。同時，陶行知還認為，武訓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的。他是屬於四萬萬五千萬人中之每一個人。他呼籲說：

　　讓我們把武訓先生從我們的小圈子解放出來吧。讓武訓先生從我們的小圈子裏飛出去，飛到四萬萬五千萬人每一個的頭腦裏去，使每一個人都自動地去興學，都自動地去好學，都自動地幫助人好學，以造成一個好學的中華民族，保證整個中華民族向前進，向上進，進步到萬萬年。

　　1946年為紀念陶行知逝世編輯的《陶行知先生紀念集》中，收錄了郭沫若、翦伯讚、文幼章等眾多人士紀念陶行知的文章，其中談到陶行知與武訓的關係的就有十幾處。

　　翦伯讚《我和行知先生》中回憶在育才學校最困難的時期，陶行知曾經送他《武訓畫集》，還說，在“中國史上，我發現了一個偉人，他不是一個英雄，是一個乞丐……如果我不發現武訓，育才學校恐怕要關門，現在有了武訓領導我，育才不會關門了。”

　　楊大戈在《沉痛的悼念》一文說，陶行知先生在世之時，“很多人都時常稱讚陶先生為新武訓，因為他為了培養一批人才的幼苗，替國家人民服務，正象義丐武訓似的，不顧風吹雨淋太陽曬，不管自己的溫飽，一切都為苦孩子著想。”

　　（六）以教育救國為生命，不怕犧牲

　　陶行知創辦育才學校，雖沒有任何人授命於他，但是為了眾多的失學兒童，他把全部的愛奉獻給了他們。有人說他這是“抱著石頭遊泳”，他卻回答道：“我不是抱著石頭遊泳，而是抱著愛人遊泳——越遊越起勁！”

　　陶行知本可以不必四處“乞討”籌款辦學，但是為了與腐敗的政府劃清界限，他堅決拒絕將育才學校變成“官辦”做政治交易。為了反獨裁，爭民主，他不惜付出寶貴的生命。

　　抗日戰爭勝利後，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爭和平的鬥爭。他在育才學校開展了“民主教育年”活動。民主鬥士李公樸、聞一多遭國民黨特務暗殺，陶行知得知自己被列為黑名單上的第三名。他平靜地說：“我等著第三槍。”

　　他在“致育才學校”的信中寫道：“我提議為民主死了一個，就要加緊感召一萬人來頂補，這死了一百個就是一百萬人，死了一千個就是一千萬個人……隻有這樣才是真正的追悼。”（1946年7月16日陶行知致育才學校的信，《陶行知全集》第5卷）

　　1951年對於《武訓傳》的大批判，實際上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

　　由陶行知生前提議，1951年拍攝了電影《武訓傳》感動了廣大公眾，受到國內外空前熱烈的歡迎。但是，隨之由毛澤東親自指揮發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政治鬥爭。這場批判運動非常片麵、非常極端，完全是錯誤的。這場批判運動有特定的曆史原因，但一直到30年後才敢於悄悄地進行重新評價。《武訓傳》批判形成了以後一係列“思想政治批判”的模式，強化了毛澤東的權威地位和個人迷信，加深了毛澤東對所謂白區（國統區）知識分子文化人的偏見，也是對《共同綱領》規定的公民言論與出版自由的一次非常殘暴的踐踏。

　　緊接著開展了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大批判運動，1952年3月出版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此後30多年，陶行知在新文化史上的作用被全盤否定，一筆勾銷。

　　真相終究是掩蓋不住的，真理終究是抹殺不了的。

　　改革開放時期到來以後，曾在山海工學團學習過的國務委員（前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在《黨史通訊》1984年12期上發表《追憶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文，其中指出，50年代對於《武訓傳》（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無論是從政治與教育兩方麵來看……都未能按照曆史唯物主義觀點進行具體分析，都不是實事求是的”。

　　陶行知經曆對個性的影響

　　要養成陶行知這樣高尚的人格，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家庭、他成長的環境，都必須具有一種忠厚、誠懇、坦蕩、慈愛的氛圍。

　　1891年10月18日，出生於安徽歙縣西鄉黃譚源村一個農民家庭。原籍浙江紹興府會稽縣陶家堰，後遷居安徽古城徽州。幼年學名文浚（文睿）。父親陶位朝，接管了祖傳的醬園，後倒閉破產。陶文浚自小聰敏好學。六歲時在鄰家廳堂玩，看見牆上對聯，便坐地臨摹，被鄰村方庶鹹秀才看見，免費為其開蒙。後入家鄉蒙童館吳爾寬處就讀。十五歲時，母親曹翠仂在歙縣教會中學“崇一學堂”幫傭，他幫母親做事，被校長英國人唐敬賢看中，免費讓他入學。他在宿舍牆上寫了“我是一個中國人，應該為中國做出一些貢獻來”。他兩年學完三年課程。

　　出身貧苦，服務貧民

　　陶行知從小家境貧寒，靠砍柴賣菜、靠母親在縣城的學堂幫傭，換來他讀書的機會。以至後來他讀書的時候，滿腔抱負都放在“普及教育、改造社會”的理想中。學成歸國後，便投身於平民教育運動。國家與民眾的慘痛景象，更使他把自己的理想轉化為博大深厚的愛國愛民的熾熱情懷，把為勞苦大眾辦教育的事業，做得紮紮實實。

　　1908年十七歲時考入了杭州廣濟醫學堂，但因這所教會學校歧視非入教的學生，入學僅三天即退學。1909年他考入南京匯文書院，次年轉入金陵大學文科。大學期間，他信仰明代王守仁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知行學說，遂改名為“陶知行”。辛亥革命爆發，他曾回鄉投身革命運動。

　　1914年，他以全校總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金陵大學。在畢業論文《共和精義》中，他寫道：“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畢業後他考取公費留學，8月15日從上海乘中國第一艘自置郵輪赴美，正好陳鶴琴（1892——1982）也在這條船上，也是公費赴美留學。這次同行成為他們終身友誼的開端。9月5日，他倆抵達舊金山，陶知行進入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一說1915年獲政治學碩士）；因認識到學市政隻能做官不能救國，半年後轉學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孟祿、克伯屈研究教育，獲“都市學務總監資格憑”。陶知行為搜集博士論文《中國教育哲學與新教育》的材料，於1917年回國，途中改變主意，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之邀，任該校教育學專任教員。陶知行說：“我要使全體中國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曆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教務長等。

　　為平民教育而奮鬥

　　“五·四”運動後，他全力從事平民教育運動。於1927年在南京市郊創辦曉莊師範。

　　1930年4月，國民黨政府以“勾結叛逆，陰謀不軌”為借口，封閉南京曉莊學校。陶行知受到通緝，被迫臨時避難日本。

　　1931年春，陶氏返回上海，任《申報》總管理處顧問，對當時《申報》的革新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1932年他創辦生活教育社，提倡“教學做合一”和“小學生製”，形成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論體係。同年在上海郊區創辦了“上海工學團”業餘學校，提出“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又先後創辦了“山海工學團”，“晨更公學團”，“勞工幼兒團”。

　　陶知行的哲學思想在實踐中發生了重大轉變。1934年2月，他創辦《生活教育》半月刊，並在7月的該刊上發表文章，把王守仁唯心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改為唯物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並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陶行知”。對聯寫道：“行是知之始，學非問不明”。

　　陶行知與胡適至少有“六同”：兩人同歲，同是安徽省徽州老鄉（陶行知歙縣人，胡適績溪人），自幼同學，又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陶行知獲都市學務總監資格證書、胡適博士），同是美國教育家杜威的門生，回國後同在教育領域工作。他們各自在新文化領域開辟一片新天地。兩人私交雖好，但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從事抗日救亡運動

　　“九一八”事變後，陶行知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7月，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聯合發表《團結禦侮宣言》。接著，受全國救國聯合會的委托，擔任國民外交使節，在1936—1938年出訪歐、美、亞、非28個國家和地區，出席“世界和平大會”，“世界新教育會議”第7次年會。

　　1938年8月，陶氏回國路過香港，倡導舉辦了“中華業餘學校”，推動香港同胞共赴國難。

　　1939年7月，在四川重慶附近的古聖寺為兒童創辦育才學校，培養有特殊才能的兒童。1945年，陶行知當選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主辦《民主》周刊。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慶創辦社會大學，推行民主教育。不久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獨裁、爭民主、反內戰、爭和平”的鬥爭。終因“勞累過度，健康過虧，刺激過深”於1946年7月25日患腦溢血於上海病逝，年僅55歲。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致電悼念“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1946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與陝甘寧邊區政府各界代表兩千餘人，在延安舉行追悼大會。會場中央有毛澤東敬獻的花圈，上題：“痛悼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陸定一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發言，讚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正是為人民服務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生前著有《中國教育改造》、《中國大眾教育問題》、《古廟敲鍾錄》等。現已整理出版《陶行知教育文選》、《陶行知全集》。

　　陶行知的知識結構

　　6歲入家鄉蒙童館就讀，念四書五經。15歲入教會學校“崇一學堂”讀書，接受現代教育，學會英文。1908年（17歲）考入了杭州廣濟醫學堂，因受歧視，入學僅三天即退學。1909年考入南京匯文書院，次年轉入金陵大學（教會學校）文科。1914年，畢業於金陵大學。

　　1914年8月赴美國公費留學，入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1915年獲政治學碩士；又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隨杜威教授研讀教育學，獲碩士學位。獲都市學務總監資格證書。

　　1917年回國。準備博士論文《中國教育哲學與新教育》，未完成。

　　陶行知與胡適至少有“六同”：兩人同歲（1891年生），同是安徽省徽州老鄉（陶行知歙縣人，胡適績溪人），自幼同學，又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陶行知獲都市學務總監資格證書、胡適獲博士學位），同是美國教育家杜威的門生，回國後同在教育領域工作。兩人私交雖好，但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陶行知奉獻型的16種個性特質（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陶行知的16種個性根源特質的測試結果：

　　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敢為性（+）、敏感性（——+）、懷疑性（——+）、幻想性（——）、世故性（+——）、憂慮性（——）、求新性（+）、獨立性（+）、自律性（+）、緊張性（——）。

　　陶行知善於交際、赤誠、樂群，但不太喜歡熱鬧；他聰明、富有才識、抽象思考能力強；他平時情緒穩定、態度溫和；他好勝心強、但不武斷，不好鬥，而是溫情、謙遜、隨和；他熱情、但又沉靜、審慎；他自覺、負責任、講道德、不敷衍、遵守規則；他膽大心細、敢作敢當、但不冒險，不退縮、不猶豫畏卻；他敏感、但不抱幻想、不感情用事，而是著重實際、理智、能自我克製；他警覺、但決不剛愎自用，他善於接受、容納別人的正確意見；他不狂放，而是現實、腳踏實地、合乎常規；他老練、精明能幹，但又坦率、樸實、天真；他自信、安詳、沉著、滿足；他求新、思想自由、愛批評、不守舊；他自立、當機立斷、自有主張，不隨大流；他嚴於律己、受約束、不任性、不鬆懈、重視細節；他一般很少緊迫感、不困擾，無拘束、鎮定、放鬆自如。

　　陶行知的個性因素（特質），可以概括為下表——

　　陶行知奉獻型的個性因素表

　　A，樂群性（+）外向與熱心——冷漠與刻薄（——）

　　B，聰慧性（+）聰明與抽象思考能力強——愚鈍與抽象思考能力弱（——）

　　C，（情緒）穩定性（+）沉靜與情緒穩定——不穩定與易激惹（——）

　　E，恃強性（——）武斷與好鬥——溫順與隨和（+）

　　F，興奮性（——+）熱情與活潑——冷靜與嚴肅（+）

　　G，有恒性（+）自覺與道德——玩世不恭與漠視規則（——）

　　H，敢為性（+）膽大與冒險——退縮與猶豫（——）

　　I，敏感性（——）富於幻想與敏感——講求實際與自恃其力（+）

　　L，懷疑性（——+）懷疑與警覺——信賴與接納（+）

　　M，幻想性（——）想象與心不在焉——現實與腳踏實地（+）

　　N，世故性（+——）老練與精明——坦率與樸實（+）

　　O，憂慮性（——）不安與焦慮——自信與滿足（+）

　　Q1，求新性（+）思想自由與求新——保守與傳統（——）

　　Q2，獨立性（+）自立與足智多謀——依賴群體與遵從（——+）

　　Q3，自律性（+）受約束與強迫——任性和鬆懈（——）

　　Q4，緊張性（——+）緊迫感與緊張——無拘束與沉著鎮定（+）

　　五因素模型檢測陶行知的人格結構

　　（E）傾向性+

　　陶行知屬於外向性格，心理活動傾向於外部世界，經常對客觀事物表示關心和興趣，不願苦思冥想，常常要求別人來幫助自己滿足自己的情感需要。外傾的特點：1、常注意外界所發生的事情，尋求刺激，勇於冒險；2、隨和，樂觀，無憂無慮，好開玩笑，情緒來得快，去得也快，易衝動；3、好為人師，喜歡與人說話；4、喜歡變化的生活，有許多朋友；5、善於交際，不喜歡獨處。常懷有積極的情緒體驗。

　　（A）隨和性+

　　隨和性高——有同情心、熱心、利他、善良、親切，友好合作，樂於助人，可信賴的，易被他人接納。注重合作而不強調競爭，愉快、利他、有感染力；往往與環境相一致，容納他人和環境，不易發生衝突。

　　重視和他人的和諧相處，因此他們體貼友好，大方樂於助人，願意謙讓。心腸軟、脾氣好、信任人、助人，寬宏大量、易輕信、謙虛、移情。

　　（C）認真性+

　　認真性高——公正性，有組織性、負責的、謹慎的責任心，本分及道義感，高分者願意承擔責任，有道義感，富有同情心。

　　組織能力強，做事嚴謹，有條理、有計劃，並能持之以恒，自我把握力強，準時守信，有道德原則，有野心。勤奮、自律、細心、整潔、有抱負，盡職、成就、謹慎、克製。

　　易避免麻煩，能夠獲得更大的成功。可能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或者是一個工作狂。極端謹慎的個體讓人覺得單調、乏味、缺少生氣。

　　（N）情緒性——

　　情緒性低——平靜、自我調適良好、不易出現極端和不良的情緒反應。穩定、冷靜、滿足，能自律和克製，情緒反應較平緩，接受規則。安全感，自憐對自我滿意，包括焦慮、敵對、壓抑、自我意識、衝動、脆弱等特質。平靜、放鬆、果敢，安全、自我陶醉安全感，自我滿意，較少煩惱，較少情緒化。積極情緒體驗的頻繁程度是外向性的主要內容。

　　（O）開放性+

　　開放性高——有創造性、聰明、開拓，好奇，活躍的想象力、自發接受新觀念、獨立思考，喜歡娛樂性的新穎的想法，不跟從習俗的價值觀。不服從眾人的態度和信仰，而保留他的獨特體驗，堅定自己的信念；按自己的方式行動。尋求變化，自主，對美的事物比較敏感。偏愛抽象思維，興趣廣泛。非傳統。

　　“附錄”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

　　陶行知教育思想，擺脫傳統教育的弊病，代之以“生活教育”的新機。

　　文革後出版的《周恩來選集》首次披露了毛澤東關於認識到中共革命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中心思想的原由時說：“五四以後，毛主席參加了革命運動，就先在城市專心致誌地搞工人運動。那時陶行知先生提倡鄉村運動。惲代英同誌給毛主席寫信說，我們也可以學陶行知到鄉村裏搞一搞。”不僅如此，1942年2月，直屬中共領導的中央研究院肯定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的進步性和人民性，並拿來作為中共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理論，同時在中共所屬的各解放區實際教育活動中推廣運用。

　　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的新思想，直到如今仍然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特簡介如下——

　　傳統教育是吃人的教育

　　（1）它教學生吃自己

　　傳統教育教學生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它消滅學生的生活力、創造力；它不教學生動手、用腦。在課堂裏，不許提問；好一點的，在課堂裏允許提問了，但不許學生到大社會裏、大自然裏去活動。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十六年的教育下來，等於一個吸了煙的蟲；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麵黃肌瘦，弱不禁風，在加上要經過那些月考、學期考、畢業考、會考、升學考等考試，到了一個大學畢業出來，足也癱了，手也癱了，腦子也用壞了，身體的健康也沒有了。大學畢業就進棺材，這叫做讀書死，也就是教學生自己吃自己。

　　（2）教學生吃別人

　　傳統教育教人勞心而不勞力，它不教勞力者勞心。傳統教育更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更明白一點，就是教人升官發財，發誰的財呢？就是發農民工人的財。因為隻有工人才是最大多數的生產者，他們吃農民、工人的血汗。生產品使農民工人不夠吃，就叫做吃人的教育。

　　生活教育與傳統教育完全相反

　　（1）生活教育不教學生自己吃自己，而教學生做人。生活教育反對殺人的種種考試，教人讀活書、活讀書。

　　（2）生活教育也不教學生吃人，不教人升官發財。生活教育隻教中國的民眾起來做自己的主人，做人中人。

　　教學方法：我們要活的書，不要死的書；要真的書，不要假的書；要動的書，不要靜的書；要用的書，不要讀的書。

　　總起來說，我們要以生活為中心的教學做指導，不要以文字為中心的教科書。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輸知識，而是將開發文化寶庫的鑰匙，盡我們知道的交給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