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名人的心理奧秘

第一型：求全者聞一多（1899—1946）

　　聞一多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鬥士、詩人、學者。是“真名士自風流”的典範文化人。

　　聞一多的個性，是剛直型的求全者（Perfectionist）。

　　他剛強直率，愛憎分明，有強烈的正義感。他有高度的倫理道德觀念，講理、自律。對他說來，真理與正義是最基本的價值觀。

　　誠實與正直，使他成為傑出的道德典範。他有純真的情操，總是要求公正，願意為眾人的利益提升自己。具有很高的智慧與辨別力，超越的眼光，高遠的理想。由此，蔑視權貴，不合時宜，不懂妥協，以至於引來殺身之禍，壯烈犧牲。

　　凡事追求完美，經常對自己和他人提出評判。因對自我處處都從嚴要求，給自身很大的壓力。勤奮刻苦，不貪圖安逸；生活節儉，除了茶和煙以外，就是耽於思考、讀書、教學與寫作，沒有什麽其它嗜好。很少放鬆自己去吃喝玩樂，更不用說奢侈縱欲。對於傾心盡力的事業，懷有苦行僧的操守，由於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差距，往往憤世嫉俗，直言不諱，嫉惡如仇，容易樹敵。而對於知己的親友、莘莘學子，則誠摯愛護，全力相助。有時好心不得好報。

　　隻接受自我認為正確的事物，固執，苛求，不圓通；信念堅定，決不苟且。要求自己在芸芸眾生中出類拔萃。很在意他人的批評，生怕做出錯誤的決定。有時因為不夠完美而感到失落。言論激烈，有時一意孤行，讓人們感到他好走極端。

　　聞一多給人們的剛直型印象

　　聞一多（1899.11.24—1946.7.15）青少年時期傾向於自省、含蓄，內心蘊含熾熱的理想抱負，而外表嚴謹羞怯，言行一絲不苟。激動時往往憋得滿臉通紅而說不出話。他的口才是成長後努力鍛煉得來的。

　　成熟後的聞一多，外表顯露出“詩人、學者、鬥士”的三重氣質：麵貌棱角分明，衣著樸實端莊，腰板筆直硬挺，目光炯炯有神，風度嚴肅而又瀟灑。精悍嚴肅者乃為石破天驚的學問，悠然瀟灑者乃為格調嚴整的新詩，剛強激烈者乃為奮不顧身的鬥士。

　　1927年夏他在致饒孟侃的信中說：“繪畫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歸來，逡巡兩載，發妻背世，詩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個妙齡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麵貌，亮能籠擅專房，遂使詩夫人頓興棄扇之悲。”有學生為撰寫論文而請教聞一多，聞一多說：“我勸青年朋友們暫且不要談創作，先讀二十年書再說。”

　　梁實秋與聞一多，20年代就是長期的留美同學，回國後又同在青島大學任教，有著非比尋常的情誼。晚年梁實秋在《憶青大，念一多》一文中說，他到學校去要經過我的門口，時常呼我同行赴校。青島多山路，所以我們出門都攜手杖一根，一多很欣賞策杖而行的那種悠然的態度。

　　1930年聞一多應聘到青島大學講授中國古典文學。因為聞一多在美國是學西洋繪畫的，學生反對他，貼“打倒聞一多”的標語。聞一多發奮好強，天天鑽進故紙堆裏埋頭苦讀，記筆記，寫教材。1930年到1932年聞一多的學生臧克家對他有著深刻印象：研讀圖書資料時目光專注入微，整日嚴謹地向古代典籍鑽探。誌趣正濃，目不窺園，足不下樓，不動不響，無聲無息。居住處被戲稱為“何妨一下樓”。

　　1933年下學期，聞一多到北京大學講課。學生王廷林回憶：聞一多講授《詩經》，地點在紅樓二樓西頭一個能容納六七十人的大教室，坐滿聽課者，門外也坐滿了人。聞先生光頭未蓄發，滿麵紅光，雙目有神，身著銀灰色夾袍，足穿布鞋，褲腳用帶子紮著。講課樸實無華，沒什麽開場白和客套，更不吹噓自己。他第一課寫在黑板上的“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八個字，卻深深印在我心裏。

　　聞一多的服飾也有特色：青年詩人時期，西服革履，洋裝筆挺；壯年學者時期，長袍手杖，名士風度。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清華大學西遷。1938年，聞一多從長沙率領學生步行到昆明。在路上一個多月沒有刮胡子，到昆明後，索性留起來成為美髯公，表示如果抗戰不勝利則決不剃胡須！

　　40年代，在朋友和學生們心目中，中年的聞一多的形象鮮明——

　　據西南聯大同學們回憶：浪漫詩人聞一多講課有兩個充滿詩意的癖好。一是將上午的課調到黃昏時分，認為有氣氛，精彩。二是上課時穿深色長衫，抱著大疊稿本，昂然走進教室。學生起立致敬坐下後，聞一多也在講台坐下，慢條斯理掏出紙煙匣，打開，笑一笑問：“哪位吸？”學生們一陣笑，當然沒人吸，他自己便點上一支，長長地吐一口煙霧後，舒緩地念道：“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

　　同事吳晗教授記載：“一部好胡子配上發光的眼睛，在演講，在談話緊張的時候，分外覺得話有力量，尤其是眼睛，簡直像照妖鏡，使有虧心事的人對他不敢正視。”

　　“去年（1945年）旅行路南遊石林，含著破煙鬥，穿一件大棉袍，布鞋，紮腳褲，坐在大石頭上歇腳的時候，學生給他拍了一張照，神情極好，歡喜得很，放大了一張，裝到玻璃框裏，到他家的人，都欣賞照片裏的胡子。”（吳晗：《哭一多》，原載《新華日報》1946年7月28日）

　　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那天，聞一多在鄉下看到報道，立即叫理發匠把蓄了多年的胡須剃光了，麵容煥然一新。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學生舉行大遊行時，忽見下起雨來，有些學生正要散開。聞一多卻走上高台，大聲呼喊：“武王伐紂誓師時也下了大雨，武王說這是‘天洗兵’，是上天給我們洗兵器，今天，我們也是天洗兵！”在他的激勵鼓舞下，隊伍照常遊行。

　　1946年在昆明的民主運動中，他經常走在遊行示威隊伍前列，昂首挺胸，長須飄飄，目光如炬，高唱民主進行曲：“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更強！向著法西斯蒂開火，叫一切不民主的製度死亡！”聞一多的大無畏形象，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不朽的象征。

　　聞一多的剛直型、求全型（the Perfectionist）個性特點

　　聞一多的個性屬於剛直型、求全型。剛強，正直；有毅力，認真，勤奮，刻苦耐勞；講求公平，公正；激進，難免言辭偏激；有抱負，有原則，盡忠職守。自我要求高，喜歡評判自己與別人。

　　（一）剛——剛強，剛毅，充盈陽剛之氣，具有強烈的正義感；

　　（二）精——精心，風格精悍，精益求精；

　　（三）激——激進，容易激動，說話言辭偏激；

　　（四）內熱——內在的烈火般的熱忱；

　　（五）迷醉——沉醉於學問

　　（六）自律——嚴格要求自己，潔身自好，經常自責；

　　（七）刻苦——勤奮，不貪圖享受，以埋頭苦幹為榮；

　　（八）追求美——理想美，邏輯美，才華美；

　　（九）大無畏——叛逆精神，身殉民主。

　　下麵根據曆史資料和已經發表的回憶錄、訪談錄，摘引一些實例，加以論證。

　　（一）剛——剛強，剛毅，陽剛之氣

　　聞一多的氣質是剛性的，剛強，剛毅，充盈陽剛之氣，具有強烈的正義感。

　　聞一多肚子裏有什麽，嘴裏說什麽，從來藏不住話。而且，受不了氣。在鄉下住，明白了農民的苦痛，他會氣得說不出話。談到政治上的種種，越談越多，他會一晚睡不著，輾轉反側到天亮。（吳晗：《哭一多》，原載《新華日報》1946年7月28日）

　　強烈的正義感，無顧忌到暢所欲言，有話便說，暢到使人起舞，使人猛醒，也使人捏一把汗。也就因為這，他抓住幾千萬青年的心。（吳晗：《哭一多》，原載《新華日報》1946年7月28日）

　　朱自清論及聞一多，指出：“他是一個鬥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時期的不同而或隱或現。”“他是一個鬥士……在詩人和學者的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為一個鬥士。”（朱自清：《聞一多全集序——聞一多先生怎樣走著中國文學的道路》1947年8月）

　　聞一多犧牲後，老朋友熊佛西致悼詞：我之悼念你，是基於你是一個好人，中國今日第一等的好人，一個有強烈正義感的好人，一個永遠反對黑暗而酷愛光明與真理的好人，一個愛國的誌士，民主的鼓手。為了爭取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幸福，為了爭取民主與和平，為了給中華民族的子孫打下一個自由的基礎，你英勇地貢獻了你的生命。你求仁得仁，死無憾矣！（引自熊佛西：“詩人，學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在1947年悼念聞一多時，郭沫若將魯迅與聞一多相提並論，並指出他們各自的特征為：“魯迅的韌，聞一多的剛”。

　　（二）精——精心，風格精悍，精益求精

　　聞一多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發表的文字雖然不算太多，但積存的稿子卻很多。這些並非散稿，大都是成篇的，如《唐詩雜論》《楚辭校補》《古典新義》，而且他親手抄寫得十分工整。隻是他總覺得還不夠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願意編篇成書。可見他對於學術忠實而謹慎的態度。（原載1946年《國文月刊》；錄自《朱自清選集》，開明書店1951年7月版）

　　1937年聞一多在北京休年假。他向學校申請了一名助教，想在休假期間編一部《毛詩字典》。這位20年代的著名新詩人，這時把做詩的熱情大多轉向了學術。

　　1938年西南聯大南遷之時，文學院曾經在南嶽衡山聖經書院舊址上課，宿舍緊張，聞一多曾與錢穆、吳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隻見他從容自若，一絲不苟潛心學術研究，認真讀書備課。錢穆回憶：“室中一長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燈置其座位前。時一多方勤讀《詩經》、《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燈下默坐撰寫。”生活艱難卻研究不懈。（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1946年初，朱自清因為寫文章，將聞一多的許多手稿都過了一遍，花了幾個小時。閱讀聞一多手稿給朱自清留下了很深印象：“聞先生的稿子卻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筆不苟，無論整篇整段，或一句兩句。不說別的，看了先就悅目。他常說鈔稿子同時也練了字，他的字有些進步，就靠了鈔稿子。”

　　郭沫若高度讚賞聞一多在學問上的真知灼見，痛惜道：“千古文章未盡才！”

　　朱自清說：我聽他近來的演說，有兩三回也是這麽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稱量而出，卻又那麽自然流暢，他因此也特別能夠體會古代語言的曲折處。當然以上這些都得靠學力，但是更得靠才氣，也就是想像。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認識古代，有時也靠著這種幽默感。他能夠體會到別人從不曾體會到的古人的幽默感。（原載1946年《國文月刊》；錄自《朱自清選集》，開明書店1951年7月版）

　　（三）激——激進，容易激動，言辭偏激

　　聞一多富於詩人氣質，天生是一個詩人……在氣質上，在情感上，即使在政治要求上，還保留了徹頭徹尾的詩人情調。（吳晗：《哭一多》，原載《新華日報》1946年7月28日）

　　熊佛西回憶：1924年我們在美國求學的時候，聞一多對於國事是那樣關切，對於當時的軍閥當道是那樣的痛恨，聞一多當時所學的是繪畫，但覺得專憑顏色和線條是不足表現思想和感情，——不能傳達聞一多對於祖國與人民火一般的熱愛：於是聞一多改習了文學。常說：“詩人主要的天賦是‘愛’，愛他的祖國，愛他的人民。”（引自熊佛西：“詩人，學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他在美國留學時，痛感華人受到歧視。他曾對同學潘光旦說：“你研究優生學，如果你要證明中華民族應當淘汰、滅亡，我便用手槍打死你！”

　　聞一多留學回國，所乘海輪靠近上海碼頭的時候，他難以抑製內心的激動，把領帶和西服上衣扔進了大海。

　　聞黎明說：聞一多性格敏感、言論激烈，因此受到學生的歡迎。

　　聞一多不止一次對五弟聞家駟說：“千百萬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自己也在饑餓線上掙紮；不是我們不想研究學問，現實逼得我們不得不走出書齋啊！”

　　朱自清論及聞一多，指出：他是一個詩人和學者……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詩人，而在詩人和學者的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為一個鬥士。（朱自清：《聞一多全集序》）他要的是熱情，是力量，是火一樣的生命。（朱自清：《中國學術的大損失》）

　　朋友間一言不合，會得當場吵架，眼睛都紅了，口吐白沫。等到誤會消釋以後，又會握手言歡，自動賠不是。（吳晗：《哭一多》，原載《新華日報》1946年7月28日）

　　進入民盟後，聞一多的極端性格仍然如故，雖然資格並非最老，但在黨內聲音總是最大。

　　他在給臧克家的信上說：“此身別無長處，既然有一顆心，有一張嘴，講話定要講個痛快！”

　　從四十年代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中國民主現狀有一種特別急迫的要求。聞一多的激進，就與他那種急迫的心情有關。

　　（四）內熱——內在的烈火般的熱忱

　　聞一多稟性內向，不喜無謂的應酬。五弟聞家駟回憶：“一多兄年輕時，每於家人說他糊塗，不喜應酬時，便脫口而出回答道：呂端大事不糊塗”。

　　吳晗說：聞一多的內熱，心內一團熊熊烈火，是火熱的詩篇。他內在的滿腔熱忱為他的事業燃燒著，所以他的詩作，著述，論文，都令人感到深沉渾厚的熱情；所以他能為詩，為學術，為民主而奮身不顧。

　　每個青年當他是慈父，是長兄，向他訴苦，抱怨，求援，求領導。也因為這，敵人非置之死地不可。（吳晗：《哭一多》，原載《新華日報》1946年7月28日）

　　聞一多發表了許多具有特殊風格的偉作。歌頌風花雪月的實在不多，大多數都是有血有淚的作品。沒有絲毫“文人相輕”的積習和偏見。（引自熊佛西：“詩人，學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抗戰後期，聞一多給臧克家的信中說：“我隻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卻始終沒有能力（就是技巧）炸開那禁錮我的地殼，放射出光和熱來。隻有少數跟我很久的朋友（如夢家）才知道我有火，並且就在《死水》裏感覺出我的火來。說郭沫若有火，而不說我有火，不說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專家而說我是，這樣的顛倒黑白，人們說，你也說，那就讓你們說去，我插什麽嘴呢？我是不急急求知於人的，你也知道。”（致臧克家1943年11月25日）

　　摯友吳晗說：聞一多熱心的情形到這個地步——民盟是沒有錢的，請不起人，有文件要印刷時，往往是他自告奮勇寫鋼板，不管多少張，從頭到尾，一筆不苟。昆明那時還沒有公共汽車，私家也無電話，任何文件要找人簽名，跑腿的一人多一定是一個。要開會，分頭個別口頭通知，他擔任了一份，挨家挨戶跑，跑得一身大汗，從未抱怨過半句。這兩年（1945—1946年），經過磨煉太多的憂患，真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即使在極不快意的時候，對任何一個來訪的朋友，溫言悅色，從無倦容。並且，他還有一套說服人的本領，左說右說，連求帶勸，一直說到對手同意方甘休。（吳晗：《哭一多》，原載《新華日報》1946年7月28日）

　　（五）迷醉——沉醉於學問

　　聞一多新婚那天，親友紛紛前來賀喜。好久了，還不見新郎，大家以為他更衣打扮去了。當迎親花轎快到家時，人們才在書房找到他，原來他仍然穿著舊長袍在看書。家裏人說他一看書就“醉”。

　　30年代初在青島大學期間，聞一多住在樓上，全身心地鑽進古書堆裏。他的屋子裏到處是書，就連古色古香的太師椅上，也堆滿了書，有客人去才將書搬開。他有時一連幾天都不下樓，人稱“何妨一下樓先生”。他宣稱：“仰之彌高，越高，攀得越起勁；鑽之彌堅，越堅，鑽得越鍥而不舍”。又一說：聞一多到西南聯大後，愈發潛心學術，在蒙自分校，他在教授朋友們中贏得了“何妨一下樓主人”的著名稱號。他孜孜不倦、終身以赴做學問，是迷醉書籍不肯下樓的教授。他表示“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

　　郭沫若在聞一多追悼會上致詞，說得很沉重：“聞先生有目的地鑽了進去，並沒有喪失目的地又鑽了出來，剛剛鑽出來，正有資格‘創造將來’的時候，就犧牲了，這是一個學者的‘千古文章未竟才’的悲劇”。

　　（六）自律——嚴格要求自己，經常自責

　　1932年他從青島大學到清華中國文學係任教，在大師雲集的清華文科，學生並不買詩人的賬。據吳組緗回憶，聞一多在講台上侃侃而談，他們這些學生就在底下搓腳作聲，表示對詩人教授的不屑。聞一多為此深受刺激，反躬自省，激起了在學術上有所成就的雄心。

　　他在詩歌中無情地解剖自己的兩麵性：

　　“但是還有一個我，你怕不怕？——蒼蠅般的思想，垃圾桶裏爬。”

　　抗戰八年期間，聞一多在昆明過著非常貧困的生活。聞一多的兒女多，負擔重，所以除了在西南聯大授課以外，聞一多還兼任昆華中學的國文教員，同時還為人治印（篆刻圖章）掙錢。他不投機，不取巧，本本分分，安貧樂道。以自己的血汗換取生活的報酬。是何等淡泊的一個君子啊！（引自熊佛西：“詩人，學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聞一多刻圖章掙錢貼補生活費，但是有一次，兒子立鶴怒氣衝衝地責問他：“這是不是發國難財？”聞一多聽了沒有生氣，沉思了好半晌，末了隻說了一句：“立鶴，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

　　聞一多不僅在思想上獨立思考、而且在生活上自力更生的精神，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超越官場的威勢、擺脫商界的羈絆，堅守人格自由的精神，跟五四運動、跟北大清華的優良傳統是一脈相承的。這種傳統，一言以蔽之就是“反專製、爭自由”。

　　聞一多治印是為了謀生補貼家用，但他操守極嚴。1945年“一二·一”慘案以後，鎮壓昆明學生運動的禍首李宗黃，表麵上附庸風雅，居然送了一方玉石來，請聞一多刻印，限兩天刻好，答應潤例優厚。對此，聞一多不屑一顧，將玉石原樣退回。特務對聞一多恨之入骨，公然把大街上商店中的代聞一多收件的吊牌砸爛，想從經濟上使得聞一多陷於絕境。然而聞一多毫不畏懼。

　　（七）刻苦——以埋頭苦幹為榮

　　聞一多鑽研學問非常勤奮刻苦。“他一回到清華就拚命下功夫，許多蠅頭細字的讀書筆記都是在新南院寫出來的。”（趙儷生《籬槿堂自敘》）

　　五弟聞家駟回憶：一多兄主張多讀子史集。他每年暑假回家，也正是利用這兩個月的時間來大量讀書。他嫌一般的書桌不夠使用，於是便把裁縫做衣服用的案板拿來當書桌，上麵堆滿了各類書籍以及稿紙和稿本，重疊遝雜，每隔幾天，總得有人替他整理一番。‘聞一多先生的書桌’從他青年時代起，就不是很有秩序的。一多兄暑假回家消夏，對我也是一大解放，在他的影響下，我也讀起《史記》、《漢書》、《古文詞類纂》、《十八家詩鈔》這一類書籍。

　　聞一多暑假給朋友的信裏寫道：“歸家以後，埋首故籍，著述熱大作，校訂增廣《律詩的研究》，作《義山詩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筆記數則，暇則課弟、妹、細君及諸侄以詩，將以詩化吾家庭也。”

　　在國立青島大學，聞一多的研究筆記，寫滿了一個又一個的四方竹紙大本子，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蟻排衙。他不喜歡高談闊論，而一心埋頭苦幹做學問：“人家說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說。”“人家說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說。”（臧克家：《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

　　聞一多為了研究惜寸陰分陰，潛心貫注，心會神凝。總是無暇梳頭，長發零亂。經常忘記了吃飯，夜間睡得很少，深宵燈火是他的忠實伴侶。

　　孜孜不倦地鑽研二十多年如一日。他從唐詩下手，又轉向楚辭校補和古典新義。兀兀窮年，瀝盡心血。

　　聞一多和朱自清兩人在性情上大不相同，而在治學態度上，卻有著一致的謹嚴。西南聯大期間，朱自清曾與聞一多及幾位同事在昆明龍泉鎮司家營的清華文科研究所裏一塊住了兩年多。那時聞一多的研究涉獵已相當廣泛，上他已花了十多年功夫鑽研《詩經》《楚辭》；這時又研究《莊子》《周易》，後來轉到伏羲神話。在朱自清眼裏：“聞先生是個精力集中的人，他的專心致誌，很少人趕得上。研究學術如此，領導行動也如此。”

　　（八）追求美——理想美，邏輯美，才華美

　　聞一多處處追求美。他主張詩歌有韻律（聽覺）美、圖畫（平麵視覺）美、造型（立體）美。這是綜合的美，通感的美。

　　聞一多的詩，是他的藝術主張的實踐。他的大多數詩作，猶如一張張重彩的油畫，他不僅喜用濃重的筆觸描繪形象，渲染氣氛，尤擅於在大膽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變幻種種不同的情調色彩，再配上和諧的音節、雕琢的詩句這些優美的藝術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詩成為一幅完整的藝術品。聞一多的詩開創了格律體的新詩流派，影響了不少詩人。

　　汪曾祺在《聞一多先生上課》一文中，繪聲繪色地描寫了聞一多先生：我在讀西南聯大時，聞先生先後開過三門課：楚辭、唐詩、古代神話。

　　楚辭班人不多。聞先生點燃煙鬥，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聞先生的課可以抽煙的），聞先生打開筆記，開講：“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真名士！”聞先生的筆記本很大，長一尺有半，寬近一尺，是寫在特製的毛邊紙稿紙上的。字是正楷，字體略長，一筆不苟。他寫字有一特點，是愛用禿筆。別人用過的廢筆，他都收集起來，禿筆寫篆楷蠅頭小字，真是一個功夫。跟聞先生讀一年楚辭，完全讀懂的有兩句“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還可加上幾句：“成禮兮會鼓，傳葩兮代舞，春蘭兮秋菊，長毋（無）絕兮終古。”

　　他把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聯係起來。講李賀，同時講到印象派裏的pointlism（點畫派），說點畫看起來隻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覺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係。這樣講唐詩，隻有聞一多做得到。因為他既是詩人，也是畫家。別人誰能做得到？！

　　聞先生教古代神話，非常“叫座”。不單是中文係的、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聞先生講課“圖文並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墨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按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揚，引人入勝。聞先生是一個好演員。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理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他的學生汪曾祺感歎：為了聽這樣的課，穿越一座城，也值得。

　　（九）大無畏——叛逆精神，身殉民主

　　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聞一多掛牌治印，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譜，有一枚“叛徒”之章。他給人題詞，常蓋這方印章。人問為何自命“叛徒”？他說：“我要做一個舊世界的叛徒！”聞一多說到做到。他走在遊行示威隊伍前列，昂首挺胸，長須飄飄，目光如炬。言行完全一致，這是人格的寫照，而且是以生命為代價的。

　　熊佛西回憶：“李公樸先生蒙難的次日，有幾位朋友來訪我（熊佛西），談及昆明各位民主鬥士今後的安全問題。大家特別惦念聞一多，有人提議打電報給聞一多，暫時躲避一下，我便說：‘躲避？一多決不肯的，我深知他的脾氣，為了真理與正義，他是一條不怕死的硬漢！’過了兩天，昆明有朋友飛到了上海，報告了公樸死後，聞一多憤不欲生的情形，他曾痛哭流涕地撫著公樸的遺體說：‘公樸，你走吧，我一定跟著你來！我決不躲避！’雖然朋友們再三勸聞一多避一避，但是聞一多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引自熊佛西：“詩人，學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在李公樸被害之後，警報迭起，形勢緊張，明知凶多吉少，而聞一多先生大無畏地在群眾大會上，大罵特務，慷慨淋漓，並指著這群敗類說：你們站出來！你們站出來！他宣告：“我們要準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他終於以寶貴的生命，實證了他“爭民主爭自由”的言和行。（參看臧克家：《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

　　聞一多經曆對個性的影響

　　聞一多在1899年11月24日（清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生於湖北省黃岡市蘄水縣（今浠水縣）下巴河鎮的一個書香門第。本名聞家驊，號友三，後改名“多”。家學淵源，自幼愛好古典詩詞和美術。5歲入私塾啟蒙。

　　20世紀初，湖北省在洋務派大員張之洞主持下，開辦了一批新式學堂，大約二百多所，規模在全國首屈一指，僅武昌一地學生達5千多人。1910年秋天，聞一多考取兩湖師範學堂附屬高等小學堂。不久即爆發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由傳統古典教育到留美遊學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這時聞一多的生活踏入第一個轉折點。

　　秋天，聞一多以複試鄂藉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同學都在13歲上下，有42人。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興趣廣泛，喜讀中國古代詩集、詩話、史書、筆記等。1916年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係列讀書筆記，總稱《二月廬漫記》，同時創作舊體詩，並任《清華周刊》、《新華學報》的編輯和校內編輯部的負責人。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聞一多激清難捺，手書嶽飛《滿江紅》貼於學校飯廳門前，並創作新詩，成為“五·四”新文藝園中的拓荒者之一。他還作為清華學生代表，赴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

　　1920年4月，發表第一篇白話文《旅客式的學生》。同年9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西岸》。

　　1921年11月與梁實秋等人發起成立清華文學社，次年3月，寫成《律詩底研究》，開始係統地研究新詩格律化理論。

　　1922年7月聞一多23歲時赴美國留學。先後就讀於芝加哥美術學院、珂泉科羅拉多大學和紐約藝術學院。1923年9月出版第一部詩集《紅燭》。

　　1925年5月回國，擔任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教務長，並參加新月社從事《晨報》副刊《詩鐫》的編輯工作。但由於政府長期克扣教育經費，次年辭職。

　　1926年夏天，受軍閥專製迫害，北京文化人紛紛南下。聞一多應聘為上海吳淞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兼任訓導長。同時擔任新月書店董事。

　　1927年夏天聞一多到南京，應東南大學（不久改名為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更名為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文學院長宗白華的聘請，擔任教授兼外國文學係主任。1928年10月又到武漢出任武昌中山大學首任文學院長。

　　1930年秋，聞一多受聘於國立青島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係主任。當時的青島是一個殖民統治影響相當嚴重的海濱名城，日本人在此氣焰囂張，為非作歹。曾有青島大學學生在海灘上無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體鱗傷，日本浪人反把學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麵向日本人諂笑，一麵打電話指責校方放縱學生。聞一多聞而大怒，一麵大聲疾呼：“中國！中國！你難道亡國了嗎？”一麵找校長評理。在聞一多和學生們的強烈抗議下，警方不得不釋放學生。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和山東地方勢力的爭權奪利鬥爭延伸到青島大學內部，派係紛爭，風潮迭起，聞一多受到不少攻擊與誹謗，被迫辭職。

　　1932年聞一多離開青島，夏天，聞一多應聘到北平擔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教授，月薪300圓左右。除任清華教授外，聞一多還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藝專等校兼課，學術方麵也從唐詩的研究上溯到先秦兩漢詩歌的研究，重點開拓了《詩經》與《楚辭》的研究領域。

　　由向外（社會活動）轉到向內（書齋與教研）發展

　　1933年是聞一多生平的第二個轉折點。他在致饒孟侃（1933年9月29日）的信中說：“我近來最痛苦的是發見了自己的缺陷，一種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適應環境。因為這樣，向外發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轉向內走。在這向內走的路上，我卻得著一個大安慰，因為我實證了自己在這向內的路上，很有發展的希望。因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內的路走通了，這也可說是塞翁失馬，是福而非禍。”

　　1937年6月，聞一多在清華任教滿四年，按例可以休假一年進行研究，他準備著手編著《詩經字典》，學校已同意，並派了助手。暑假開始，夫人高真帶著兩個大兒子回湖北武昌省親……

　　在抗戰以前，他也許是唯一的愛國新詩人。這裏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的態度。新文學運動以來，許多作者都認識了文學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而有所表現，可是聞先生認識得特別親切，表現得特別強調。他要的是熱情，是力量，是火一樣的生命。（原載1946年《國文月刊》；錄自《朱自清選集》，開明書店1951年7月版）

　　突然，盧溝橋的炮聲震破了寧靜的生活。抗日戰爭爆發。聞一多帶領兩個小兒女和保姆趙媽離開北平，乘坐津浦路火車南下。

　　聞一多的孫子聞黎明說：戰爭改變了我祖父的一生。

　　聞一多輾轉來到長沙，積極參與“臨時大學”即一年後的西南聯大籌建工作。國難當頭，此時所有的教職員都領取七成薪水。然而生活並不發愁。到昆明後，起初經濟生活尚有保障；1940年開始愈來愈嚴重的艱苦時期，一直到他去世，全家生活極其困難。

　　自聞一多在清華念書時起，直到為民主自由獻出生命，一直是忠貞熱情的愛國者和理想主義者。他曾為“五四”而興奮，為北伐而高歌，為“九一八”而憤怒，為“七七”開始的抗戰而鼓舞。聞一多看見前線節節敗退，後方官僚腐敗，前方英勇作戰，後方糜爛享樂，他悲憤，他狂叫！抗戰後期，聞一多再也無法局限於他的書齋與教學研究的學者生涯。他從個人的圈子走出來，從小我走向大我……（引自熊佛西《詩人，學者，民主的鼓手》）

　　由學者教授到民主的鼓手

　　抗戰後期，特別是1943年以後，聞一多走上了生平的第三個轉折點。

　　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其中排斥外來文化的說法，使得聞一多大為震驚，表示：“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裏麵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指責蔣介石倒退為義和拳民。及至1944年日本侵略軍在西南發動新的攻勢、國民黨軍隊從湘桂大敗退，洛陽、長沙、衡陽、桂林，一路失守，難民如潮湧往後方，更激起知識界對政府普遍不滿。聞一多見國事愈來愈不成話，內地到處貪汙橫行，民生多艱達到極點，他才挺身出來為民主呼號，深感非民主政治的實現不能救中國。知識界對軍事受挫和自身赤貧的反思，最終上升到了政治反思的層麵。

　　一向冷漠於政治，曾以“君子群而不黨”為由，拒絕吳晗讓他參加政黨的提議的聞一多，終於在1944年加入了民盟。聞一多之加入民盟，決不是為了爭取政權，不是想做官。聞一多最厭惡做官，對於實際的政治一向毫無興趣。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隻問政不參政”的愛國學者。（引自熊佛西：“詩人，學者，民主的鼓手”，1946年）

　　作為一個貫通中西文化的知識分子，聞一多身上具備兩種氣質：學者的儒雅氣質和詩人的激情氣質。

　　拍案而起，身殉民主

　　作為民主鬥士，聞一多屬於詩人型的鬥士。

　　聞一多安身立命之處在於學問愛好、在於文化追求，但往往不能對世事忘情，不時要出來對現實問題發表議論。他本質上是一個儒雅的學者，學術是他的終身事業，但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作為一個激情詩人——鬥士“可殺不可辱”的視死如歸。聞一多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基礎中受儒家影響很深（他最欽佩的詩人是屈原、杜甫）、受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也很深（他最欽佩的英雄是林肯、羅斯福），在這雙重影響下，憂國憂民的思緒更加突出。

　　聞一多的孫子聞黎明說：聞一多的思想變化，與當時的中年知識分子的變化一致。隻是他表現得更極端。

　　20世紀40年代我國文化界自由職業者、知識階層對祖國前途比較樂觀，因為他們那時已爭得一些基本的民主權利，如思想自由、擇業自主權（表現在西南聯大的教學研究工作），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權（表現在民主同盟的社會活動）等，但因自由權利常受幹涉，所以知識分子經常不滿現狀，還要進一步為理想的民主觀念而奮鬥。聞一多等激進知識分子的這種心情特別急迫。但他並未能進入實際的政治操作，且對於社會前途的期望過於理想化。他極力反對一切專製！隻要有利於民主自由者，聞一多都認同，而一切不民主不自由的事物，聞一多都奮起抨擊。當時對於聞一多的激烈態度，有些朋友如梅貽琦、梁實秋並不以為然，認為過於極端，不夠現實。但聞一多義無反顧。他為自由民主的理想，明知死地而一往無前，慷慨赴難。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慘遭暗殺。當時西南聯大放暑假，許多人已經離開昆明。同事朱自清也已回到成都家中。他得到聞一多身亡的消息已是7月17日。朱自清當天日記悲憤地寫下：“此誠慘絕人寰之事。自李公樸被刺後，餘即時時為一多之安全擔心，但絕未想到發生如此之突然與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當月21日，朱自清出席了成都的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的聞一多追悼會，並作了《中國學術的大損失》的沉痛發言。

　　聞一多被暗殺以後，在中國知識分子當中激起強烈的悲憤反響，他們普遍認為這是國民黨統治到了最黑暗的時候，如此卑鄙殘暴的法西斯罪行，直接後果就是讓更多的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權喪失了最後的一點信心。“一個人倒下去，千百人站起來！”聞一多的死訊，在文化人和知識階層中敲響了國民黨獨裁專製的喪鍾。

　　聞一多的知識結構

　　聞一多自幼家學淵源，接受了傳統的古典教育。他除了熟讀四書五經以外，主張多讀子史集。1912年秋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2年7赴美國留學。先後就讀於芝加哥美術學院、珂泉科羅拉多大學和紐約藝術學院。1925年5月學成回國。

　　聞一多本來的專業是美術，他回國後曾擔任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教務長。但是沒有成功。

　　他起初愛好新體詩歌，寫有《紅燭》《死水》《奇跡》等。

　　1932年以後他放棄了美術和寫詩，改變為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著有：

　　聞一多剛直型的16種個性特質（Traits）

　　用因素分析法，可以得出聞一多的16種個性根源特質的測試結果：

　　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恃強性（——+）、興奮性（——+）、有恒性（+）、敢為性（+）、敏感性（——）、懷疑性（——+）、幻想性（——）、世故性（+——）、憂慮性（——）、求新性（+）、獨立性（+）、自律性（+）、緊張性（——）。

　　聞一多本來不善交際，但他赤誠、慣孤獨、不太喜歡熱鬧；他聰明、富有才識、抽象思考能力強；他情緒不夠穩定、易衝動；他好勝心強、但不武斷，不好鬥，而是溫情、隨和；他熱情、但又審慎；他自覺、負責任、講道德、不敷衍、遵守規則；他膽大心細、敢作敢當，不退縮、不猶豫畏卻；他敏感、抱幻想、感情用事，但又著重實際、能自我克製；他警覺、但決不剛愎自用，他善於接受、容納別人的正確意見；他腳踏實地、合乎常規；他不世故、能幹，但又坦率、樸實、天真；他自信、安詳、沉著；他求新、思想自由、愛批評、不守舊；他自立、自有主張，不隨大流；他嚴於待己、受約束、不任性、不鬆懈、重視細節；他一般很少緊迫感、不困擾，無拘束、鎮定、放鬆自如。

　　聞一多的個性因素（特質），可以概括為下表——

　　聞一多的剛直型個性因素表

　　A，樂群性（——+）外向、愛社交——內向、不善交際（+）

　　B，聰慧性（+）聰明、理智——遲鈍、欠理智（——）

　　C，（情緒）穩定性（——）沉著、情緒穩定——易激惹、情緒不穩（——）

　　E，恃強性（——+）武斷、好鬥——溫順、隨和（+）

　　F，興奮性（——）活潑、熱情洋溢——嚴肅、冷靜（+）

　　G，有恒性（+）道德觀念強——玩世不恭、漠視規則（——）

　　H，敢為性（+）膽大、冒險——退縮、猶豫（——）

　　I，敏感性（+）感覺敏銳——不敏感（——）

　　L，懷疑性（+）懷疑、警覺——輕信、麻痹（——）

　　M，幻想性（——+）富於幻想、心不在焉——現實、腳踏實地（+）

　　N，世故性（——）世故、老練——坦率、樸實（+）

　　O，憂慮性（+——）憂慮、不安——無憂無慮、滿足（+——）

　　Q1，求新性（+）求新、思想自由——守舊、保守傳統（——）

　　Q2，獨立性（+）獨立自主、有主見——服從、依賴群體（——）

　　Q3，自律性（+）自律、受約束——任性、無拘束（——）

　　Q4，緊張性（+——）緊張、緊迫感——放鬆、鎮定（+——）

　　五因素模型檢測聞一多的人格結構

　　（E）傾向性——

　　聞一多屬於內向性格，青少年時期尤其如此。他的心理活動傾向於內部世界，他珍視自己的內在情感體驗，對內部心理活動的體驗深刻而持久。不好交際，安靜、有保留、害羞。隱藏、嚴肅、獨立，不如外向性格那樣精力充沛。獨立和拘謹有時會被錯認為不友好或傲慢。

　　成年以後，他走向社會，又要教書、演說，必須跟人們交際，表麵上趨於外向。但他骨子裏仍保持內傾。他做事預先要計劃，三思而後行。控製自己的感情，很少有攻擊性行為；喜歡自我反省；喜歡讀書，除親密朋友外，對人保持一定的距離；很重視道德標準，但有些悲觀。他含蓄，自主，喜歡獨處。

　　（A）隨和性+

　　隨和性高——有同情心、熱心、利他、善良、親切，友好合作，樂於助人，可信賴的，易被他人接納。注重合作而不強調競爭，愉快、利他、有感染力；往往與環境相一致，容納他人和環境，不易發生衝突。

　　重視和他人的和諧相處，因此他們體貼友好，大方樂於助人，願意謙讓。心腸軟、信任人、助人，寬宏大量、易輕信、謙虛、移情。

　　（C）認真性+

　　認真性高——公正性，有組織性、負責的、謹慎的責任心，本分及道義感，高分者願意承擔責任，有道義感，富有同情心。

　　組織能力強，做事嚴謹，有條理、有計劃，並能持之以恒，自我把握力強，準時守信，有道德原則，有野心。勤奮、自律、細心、整潔、有抱負，盡職、成就、謹慎、克製。

　　易避免麻煩，能夠獲得更大的成功。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或者工作狂。

　　（N）情緒性+

　　情緒性高——情緒易波動。更易體驗不同的情緒。焦慮、不穩定、煩惱、情緒化、憂鬱、神經過敏；易產生心理壓力，有不切實際的想法，過分的渴望，無法做出克服困難的反應。憂慮，氣憤，抗議，沮喪，自我覺知，易衝動，易受傷。

　　憤怒、抑鬱。對外界刺激反應比一般人強烈，對情緒的調節能力比較差，有效應對外部壓力的能力比較差。

　　（O）開放性+

　　開放性高——有創造性、聰明、開拓，好奇，活躍的想象力、自發接受新觀念、獨立思考，喜歡娛樂性的新穎的想法，不跟從習俗的價值觀。不服從眾人的態度和信仰，而保留他的獨特體驗，堅定自己的信念；按自己的方式行動。尋求變化，自主，對美的事物比較敏感。偏愛抽象思維，興趣廣泛。非傳統。

　　“附錄”遺稿編為《聞一多全集》出版

　　西南聯大遷返北平後不久，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決定成立“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聘請了七教授：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吳晗、浦江清、許維遹、餘冠英擔任委員；指定朱自清為召集人。

　　據朱自清的學生王瑤說：“在生前，聞先生和朱先生的私交並不如一般所想象得那麽深。”1932年，朱自清遊曆歐洲回國，在清華大學任中國文學係主任；這時，聞一多離開青島大學到清華任教。此後二人同事，但性情各異。聞一多剛直激烈、熾熱如火，朱自清穩重平和、清淡似水；聞一多為猛士為鬥士，朱自清為隱士為居士；日常生活中的往來並不頻繁。然而，共同的學術誌趣，共同的理想情操，把他們相反相成的個性互補成為一座豐碑。

　　為整理亡友遺稿，朱自清反複考慮後，擬定《聞一多全集》分為八部：甲集“神話與詩”，乙集“古典新義”，丙集“唐詩雜論”，丁集“詩與批評”，戊集“雜文”，己集“演講錄”，庚集“書信”，辛集“詩選與校箋”，全集約一百萬字。按照專業具體分工：許維遹負責《周易》、《詩經》部分；陳夢家負責文字學和古史部分；餘冠英負責樂府和唐詩部分；朱自清總負責。吳晗說：“為了這部書，他（朱自清）花費了一年多時間，搜集遺文，編綴校正，遺稿由昆（明）北運時，有一部分遭了水漬，請人逐頁揭開，請人鈔寫。他擬定了目錄，選編了尺牘，發表了許多篇未刊的遺著。並且，在他領導之下，動員了中國文學係全體同人，分鈔分校，分別整理這集子以外的許多著作。一句話，沒有佩弦（注：即朱自清）先生的勞力和主持，這集子是不可能編集的。”

　　1947年8月，朱自清為《聞一多全集》寫了序言：“聞先生對於詩的貢獻真太多了……將古代跟現代打成一片，才能成為一部‘詩的史’或一首‘史的詩’。其實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體而微的一篇‘詩的史’或‘史的詩’，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詩的史’或‘史的詩’！這是我們不能甘心的！”

　　1948年7月15日，朱自清以病危之軀，堅持出席清華學生自治會舉行的“聞一多死難二周年紀念會”。就在朱自清去世的前一天，他手編的聞一多手稿分類目錄，在清華校刊公布；這批手稿的數量，是254冊又2包。目錄編畢，他又將這批手稿放在清華中文係妥善保存。後來，聞一多《管子集校》由許維遹和郭沫若續成，共4大冊。

　　《聞一多全集》於1948年8月底由開明書店出版，而朱自清不幸於8月12日積勞病逝。

　　“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