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北京十年——思想篇

第三節 李大釗的愛國反帝思想

　　李大釗以勤學向上、敦信篤行的優良品格，從革命烈士的愛國情操中汲取精神營養，加之，目睹帝國主義侵略下國家危亡的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矢誌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強烈的反滿、反帝，民族主義愛國情懷，使他成為堅定的愛國主義者。

　　不斷深化的愛國反帝思想

　　李大釗在《言治》月刊上發表的《隱憂篇》（1912年6月），是他發表的第一篇政論文章，指出了民國初建後存在邊患、兵憂、財困、食艱、業敝、才難等諸多弊病，呼籲“凡百君子，其有以嘉謀嘉猷而弭於未然者乎？曷有以解我憂？”

　　時年23歲的李大釗通過撰寫論文、評論、通信、詩歌等，關注國內外時事，研究中國國情，揭露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野心，暴露軍閥禍國殃民的罪惡和社會的黑暗，激發民眾奮起救國。隨著時局的發展，李大釗對國事的“隱憂”轉成為“大哀”，1913年4月的《大哀篇》，揭露了少數“豪暴者”當政，“各豎一幟”，“敲吾骨吸吾髓”，“蠅營狗苟”，致使“滿地兵燹，瘡痍彌目，民生凋敝”，假“共和”之名欺騙民眾。“所謂民政者，少數豪暴狡獪者之專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權者，少數豪暴狡獪者之竊權，非吾民自得之權也；幸福者，少數豪暴狡獪者掠奪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

　　“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

　　對民國初年的國內政局表示了失望。

　　1913年冬，李大釗含憤東渡，赴日本求學，更加關注中國局勢發展，留意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動向，專注思考如何解決“亡國之禍”。1914年章士釗在日本創辦《甲寅》雜誌，李大釗向其投稿，結識章士釗並成為《甲寅》主要作者之一，著文《風俗》（1914年8月10日）指出國內“政如疾風，民如秋草”，“豺狼橫行於道路，雄豪自專其政柄，強藩把持其兵權”。抱著一腔熱血以“匹夫之責”挽救國家。“雖以不肖之陋，亦將贔屭其匹夫之任以從之。”

　　“以講學明恥為天下倡，崇尚道義，砥礪廉節，播為風氣，蒸為習尚”。1915年1月，得知日本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李大釗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寫出《警告全國父老書》、《留日學生全體泣告全國同胞書》（1915年）。由於當時形勢複雜，鋒芒針對日本的侵略陰謀，避開對袁政府的批判。而1915年6月發表的《國民之薪膽》一文中，則明確指出了袁世凱“複古之非，棄民之失”，個人立場轉向反袁，並指出今“日本乘歐人不暇東顧之時，狡焉思啟，作瓜分之戎首，逞吞並之野心”。為此，他大聲疾呼：“舉國一致，眾誌成城”，以“破釜沉舟之決心”

　　誓死抵抗強暴。雖然中國“瀕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

　　……“惟有本其自覺力，黽勉奮進，以向所誌”。

　　他在《警告全國父老書》中指出：“吾國民今日救國之責維何？曰：首須認定中國者為吾四萬萬國民之中國，苟吾四萬萬國民不甘於亡者，任何強敵，亦不能亡吾中國於吾四萬萬國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與國同盡耳。顧外交界之變幻，至為詭譎，吾國民應以銳敏之眼光，沉毅之實力，策政府之後，以為之盾。決勿許外敵以虛喝之聲，愚弄之策，誘迫我政府，以徇其請。蓋政府於茲國家存亡之大計，實無權以命我國民屈順於敵。”

　　“政府果不願為亡國之政府，則宜及早覺悟其複古之非，棄民之失，速與天下更始，定根本大計，回複真正民意機關，普及國民教育，實行征兵製度，生聚訓練，以圖複此深仇奇辱。國民而不願為亡國之國民，亦宜痛自奮發，各於其本分之內，竭力振作其精神，發揮其本能，鍛煉其體魄，平時貢其知能才藝於社會，以充足社會之實力，隱與吾仇競爭於和平之中；戰時則各攜其平時才智聰明素積之績效，貢其精忠碧血於國家。”

　　李大釗的思想不斷進取，勉力奮進，他確信“率我四萬萬忠義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黃帝以降列祖列宗光榮曆史之末頁”。

　　質樸純真素的愛國、反帝思想是李大釗早期思想的根本出發點。

　　陳獨秀在《甲寅》上發表《愛國心與自覺心》（1914年11月），其中說：“中國人之視國家也，與社稷齊觀；斯其釋愛國也，與忠君同義”。“近世歐美人之視國家也，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是故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則罔；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則殆”。“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若中國之為國，外無以禦侮，內無以保民，不獨無以保民，且適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殘民之國家，愛之也何居？”進而得出結論：“殘民之禍，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國家實不能保民而致其愛，其愛國心遂為自覺心所排而去爾”。

　　李大釗提出質疑，寫出了《厭世心與自覺心》，指出，當中華民族外部遇有強敵，內部“惡政苦民，有如猛虎”之時，產生厭世心、喪失自信心，產生“惡國家甚於無國家”的結論是不對的，不是要首先進行“國家善惡之辨”，而是要喚起整個民族的“自覺心”，“亟謀所以自救之道”。“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

　　這才是挽救民族和國家的首要的任務。

　　李大釗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在愛國態度上，有的表現為言辭激烈，憤世若狂，不久又陷入迷惘彷徨，或是頹唐絕望；有的則是走向反麵，以奴顏媚骨成了敵人的幫凶。李大釗的愛國反滿反帝思想所經曆的發展過程則是：

　　李大釗是在深入研究國情過程中，使愛國反帝思想不斷深化。李大釗不斷加深對國情的觀察和思考。1914年寫出使世人振聾發聵的《國情》一文，並總是在其他文章中從對國情的分析中引出自己的見解，抨擊時政或抒發情懷。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他的認識總在逐步加深。為了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同解決國內政治問題聯係起來，他大聲疾呼：國人“值此千鈞一發之會，當懷死中求活之心”，以“臥薪嚐膽”的精神，誓死抵抗強暴，保衛“錦繡之江山”。

　　李大釗是在了解民眾疾苦過程中，使愛國反帝思想伴隨人民鬥爭而發展。愛祖國，本質上是熱愛自己國家的人民，熱愛各民族的文明發展和幸福生活。李大釗寫出的許多論著，都是關心人民的疾苦、重視民眾在曆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一點要比同時代知識分子鮮明許多。李大釗相信民眾是曆史前進的推動者，重視“基礎社會之心理，”聽群眾的呼聲。“此種基礎社會之心理，實有以秘持真正輿論之權威，不惟不可漠視，且校都市中人，共和則群趨共和，帝製則群趨帝製，徒為一時勢力之氣焰所驅役，以致喪其識察之真知直覺者，真實確正萬分矣。”

　　聽取民眾呼聲，遵循民眾意誌。李大釗堅信：民眾的要求，“不以正達必以變達”，“不以和達必以激達”，必定要實現。

　　李大釗是在確信神州定能再造過程中，使愛國反帝思想更加堅定而深沉。當李大釗認識到中國外遇帝國主義者日本侵略，內部“惡政苦民，有如猛虎”時，堅定自信地指出：“夫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覺力，黽勉奮進，以向所誌，何時得達，不遑問也”。

　　以“多難興邦，殷憂啟聖”激勵國人：“惟國民勿灰心，勿短氣，勿輕狂躁進，困心衡慮，蘊蓄其智勇深沉剛毅果敢之精神，磨煉其堅忍不拔百折不撓之誌氣，前途正自遼遠。光明緝熙之運，惟待吾民之意誌造之，惟賴吾民之實力辟之”。

　　忠貞愛國，感動人心。

　　李大釗是在不懈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使愛國反帝思想向共產主義思想升華。李大釗在求學時期就認定“理財致個人之富，亦殊違我素誌”，鄙視追求金錢和權力之徒。“赴利祿之途也，如蟻之就羶，蛾之投火”，“強負黃金與權勢之重荷以趨，幾何不為所重壓而僵斃耶？”決心一生要貢獻於“挽救民族、振奮國群”，“解民於倒懸”。李大釗最可貴之處在於強烈的救國救民願望，祖國和民族利益至上。確信“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達於真理”。

　　宣誓為追求和實現真理，“勇往奮進以赴之”，“斷頭流血以從之”，“癉精瘁力以成之”。

　　愛國反帝思想的凝聚：青春中華之再造

　　李大釗的《青春》發表於1916年9月1日，其寫作時間應在1916年3月至5月，即在李大釗回國之前。1916年2月23日，袁世凱被迫下令暫緩登基，3月23日發表取消帝製令，當時的中國處在黎明即將來臨的樂觀前景之中。李大釗在《青春》中指出，宇宙無始無終，它具有的生命活力也無始無終，這個生命活力就是宇宙無盡的“青春”，地球、社會、民族、國家、青年，同樣具有著無盡的“青春”。“青春”就是生活的活力，生活的活力可以使宇宙、地球、社會、民族、國家、青年都實現再生、再造。

　　李大釗認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確“各有其生命”。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國家，斯有白首之國家。李大釗認為，“吾之國族，已閱長久之曆史，而此長久之曆史，積塵重壓，以桎梏其生命而臻於衰敝者，又寧容諱？”在當時的世界潮流麵前，要承認中國這個民族已經陷於衰敗危機當中。“青春中華”對中國舊傳統、舊勢力采取了不妥協態度。青年應沿著這條道路通往青春之道，“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國人特別是愛國有誌青年，應該認識到既然民族社會人生自然，青春與白首，新生與衰老，都是無盡的過程。如果能夠獲得青春之“機軸”，掌握它、利用它，白首的人，白首的民族，都可以重新獲得無盡之青春。青年們“又何作傷”？“吾輩青年之謀所以致之回春為之再造者，又應以何等信心與願力從事，而克以著效？”“此則係乎青年之自覺如何耳！”

　　“由曆史考之，新興之國族與陳腐之國族遇，陳腐者必敗；朝氣橫溢之生命力與死灰沉滯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滯者必敗；青春之國民與白首之國民遇，白首者必敗。此殆天演公例，莫忽能逃者也。”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屢遭失敗，是整個國家民族的素質問題、國力問題。青年們必須立誌為青春中國之再生而奮鬥。“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於世者，不在齦齦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吾族今後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複活。”

　　青年們如果願意擔當起創造新中國的重任，那就必須對人生之義有一種徹底的自覺。青年要有“回天再造之精神”、“拔山蓋世之氣魄”，就應該擺脫已成的各種觀念的束縛影響，每天都保持無拘無束的青春活力；另一方麵應當放棄對金錢、權力的追求，擺脫機械生活的負擔。衝破自我的束縛和客觀現實的束縛。自我的束縛是使人苦惱、墮落、消沉的種種庸俗欲望，客觀現實的束縛是指“曆史之積塵”。擺脫這些束縛，青年就能有特立獨行的氣概，就能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昂首闊步，乘風破浪，就能有優美高尚的生活，有無盡的青春。

　　1916年5月，時年27歲的李大釗從日本回到祖國，6月6日，袁世凱和他的複辟一起死亡。6月7日，一度辭職的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宣布8月1日前重開國會。李大釗於7月11日從上海北上。經過一個月的緊張工作，8月15日，《晨鍾報》創刊號麵世。李大釗發表了《晨鍾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李大釗向國人又一次闡述了他的理想主張——創造青春之中華。他指出《晨鍾報》的使命就是“青春中華之創造”。“今者，白發之中華垂亡，青春之中華未孕；舊稘之黃昏已去，新稘之黎明將來。際茲方死方生、方毀方成、方破壞方建設、方廢落方開敷之會，吾儕振此‘晨鍾’，斯與我憤慨悲壯之青年，活潑潑地之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奮進，徑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愛國反帝思想的發展：新亞細亞主義。20世紀初，日本朝野大肆宣揚大亞細亞主義，宣稱日本應當成為“亞細亞的盟主”。李大釗指出：“苟無中國即無亞細亞，吾中國人苟不能自立即亞細亞人不能存立於世界”。“吾中國位於亞細亞之大陸，版圖如茲其宏闊，族眾如茲其繁多，其勢力可以代表全亞細亞之勢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亞細亞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誇，亦實舉世所公認。”

　　在批判大亞細亞主義的同時，形成了自己的新亞細亞主義思想。

　　新亞細亞主義是李大釗愛國反帝思想的發展，構成李大釗愛國反帝思想向更高形態——民族主義思想轉變的一個發展階段。新亞細亞主義是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大亞細亞主義、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武器。李大釗指出：“不要震於日本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勢力，輕視弱小民族和那軍國主義、資本主義下的民眾勢力……我們應該信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

　　李大釗認為，“在相同的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國民，都可歸之為一民族。”台灣當時被日本占據，但台灣人民屬於中華民族。李大釗渴望民族統一、驅逐帝國主義的態度，是在用愛國反滿反帝思想激勵國人“再造中華”，促進“中華民族之複活”。

　　1917年2月，李大釗發表《新中華民族主義》；4月，發表《大亞細亞主義》；1918年7月，發表《Pan……ism之失敗與Democracy之勝利》；1919年1月，發表《庶民的勝利》。都是有針對性地批判大亞細亞主義，指出大亞細亞主義的本質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專製的隱語”。

　　1919年2月，李大釗發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12月，發表《再論新亞細亞主義》。這兩篇文章，基本上形成其民族主義思想的內核——新亞細亞主義。

　　一、大亞細亞主義是“並吞中國主義的隱語”。“表麵上隻是同文同種的親熱語，實際上卻有一種獨吞獨咽的意思在話裏包藏”；

　　二、大亞細亞主義是“大日本主義的變名。就是日本人要借亞細亞孟羅主義（即門羅主義——引者注）一句話，擋歐、美人的駕，不令他們在東方擴展勢力”。

　　同時，李大釗提出用新亞細亞主義代替大亞細亞主義。

　　從批判大亞細亞主義到提出新亞細亞主義，可以發現李大釗從民主主義轉變到馬克思主義的線索。《庶民的勝利》一文是這種轉變的轉折點。此前，李大釗是典型的民主主義者、是“Democracy”的信徒。此後，他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

　　在《Pan……ism之失敗與Democracy之勝利》一文中，李大釗指出，大亞細亞主義就是“專製之隱語”，“本專製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擴張一己之勢力”，“仗著自己的強力蹂躪他人欺壓他人的主義”，而對抗大亞細亞主義的隻有“Democracy”。他認為，順“Democracy”者昌，逆之則亡。

　　不過，到了1918年11月，李大釗已經將民主主義與勞工主義並稱。《庶民的勝利》一文認為，歐洲戰爭的結果是民主主義勝利，“大……主義”失敗，而“民主主義戰勝，就是庶民的勝利”。他提出：“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勞工主義的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

　　這時的李大釗將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同為一。《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稱德國戰敗“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

　　在《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中，他開始使用“民族自決”、“民族平等”分析、批駁大亞細亞主義，“主張拿民族解放作基礎，根本改造。凡是亞細亞的民族、被人吞並的民族都該解放，實行民族自決主義，然後結成一個大聯合，與歐、美的聯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聯邦，益進人類的幸福。”

　　《再論新亞細亞主義》表明，他提出的新亞細亞主義，“是為反抗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是為亞洲的民族解放的運動”。“順應世界主義”，“是‘自治主義’，是把地域民族都化為民主的組織的主義，不是‘排外主義’，不是‘閉鎖主義’。”

　　把民族自決、民族解放注入新亞細亞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

　　參考資料：

　　朱建華、何榮棣：《試論李大釗的反帝思想》，載《史學集刊》，1982年第2期。

　　黃振武：《李大釗憂國愛民和獨立解放的愛國思想述評》，載《高校社科信息》，1999年第5期。

　　林平漢：《李大釗愛國革命思想論略》，載《世紀橋》，2001年第6期。

　　範玉雙：《李大釗愛國主義思想與其人生道路》，載《蘭台世界》，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