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啟示

第十六講 中庸

　　曾國藩鹹豐八年（1858）複出，最大的變化是什麽？是他開始徹底貫徹中庸之道。

　　儒家文化發源於殷、周之際，創成於春秋末期的孔子，在漢武帝那裏獲得獨尊地位，在兩三千年的時間裏，經受過多次破壞，即使遭遇了1840年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動蕩，她的偉大傳統依然沒有頹廢，而表現出強大的自新能力。

　　儒家文化的核心傳統是什麽？如果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麽中庸之道就是其標準。曾國藩對中庸之道的理解，如果要用一句話來體現，就是他說的“入局”二字。入了局，才能體會當局者做決策時的心態，以及他們做決策時參考了什麽樣的標準。在他們所參照的那些標準當中，中庸之道是應該被給予高度肯定的一項。

　　曾國藩是儒家文化培養出來的傑出代表，如果不是他虧掉了民族大節，否則真是一個完滿的聖賢。鹹豐八年複出，是他的思想境界和做事手段的一個分割點，前後表現有顯著差異。他在家待了一年四個月，究竟想了些什麽，以致複出之後會有截然不同的表現？

　　他是一個溫文爾雅的讀書人嗎？讀書人的修養肯定不缺，但是他的性情也有暴躁的一麵。從家書、日記中都可以看到，他打罵下人不是一次兩次。大概在心情糟糕的時候，最難控製自己的情緒。據說他委軍奔喪，心情不好的時候，對弟媳都大聲嗬斥。這就不是一個讀書人的形象了。

　　曾國藩複出之後，處處用中庸、小心謹慎來要求自己，甚至有點夾著尾巴做人的意思。屈原卻是罵，沒人聽他的，就大動肝火，不僅被小人中傷，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盟友。

　　曾國藩的啟示

　　偏執狂可成就一時，唯中庸可成就一世。

　　拒絕出兵

　　最初曾國藩沒有使用中庸這個標準，尤其是在三次拒絕出兵這件事情上，他堅持的不是中庸，而是事情的輕重緩急，什麽最重要，就堅持什麽，結果得罪了皇帝，也被朋友質疑。

　　第一次拒絕出兵

　　鹹豐三年（1853）二月，太平軍攻占南京。鹹豐三年五月，他們派出一支部隊，沿著長江開始西征，計劃奪取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控製沿江的重要城市，好從上遊屏蔽南京，並解決南京的糧食供應問題。

　　鹹豐三年九月，太平軍在田家鎮大敗清兵，繳獲大量炮船，充實了水師，爾後準備攻打武昌。

　　曾國藩大概在十月接到皇帝的命令，要他出兵支援湖北。那時他移駐衡陽已經有兩個月。曾國藩接到命令沒幾天，太平軍卻主動撤除武昌一帶，集中兵力攻打安徽去了。

　　曾國藩就在十月二十四日給皇帝寫信，請求暫緩出兵。

　　這是曾國藩第一次拒絕出兵，形勢變化給了他一個暫緩出兵的好理由。鹹豐皇帝隻批了兩句話：“所慮俱是。汝能斟酌緩急，甚屬可嘉。”

　　這次拒絕出兵沒有引起什麽爭議，有兩個地方卻值得注意。

　　一是曾國藩發現了皇帝派他出兵的意圖。上諭是這麽說的：“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為得力，剿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即酌帶練勇，馳赴湖北，以助兵力之不足。”這跟曾國藩的想法完全不同，他想練成一支勁旅，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皇帝卻把他當民兵看，不過是兵力不足的補充手段，居從屬地位。

　　二是曾國藩對水師的重視。他認為，千裏長江，太平軍任意橫行，清兵卻無可奈何，就是因為“賊以水去，我以陸追，曾不能於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所以他把辦理船炮作為第一任務。

　　第二次拒絕出兵

　　太平軍打安徽的軍事指揮官是猛將石達開。鹹豐三年十月末，太平軍接連攻占皖北的桐城、舒城，工部侍郎呂賢基自殺。接下來太平軍就準備打廬州。安徽省會本來在安慶，被太平軍占領了，清政府就把廬州設為臨時省會。

　　當時江忠源在江西，鹹豐帝看到廬州危急，命令江忠源立即馳援，還臨時升他為安徽巡撫。江忠源的兵隻有兩千七百名，他自己也生了病，卻風雨兼程，迅速趕赴安慶。曾國藩也得到命令，要他挑選練勇，出洞庭湖，順流東下，與江忠源配合，水陸夾擊。

　　鹹豐皇帝的命令是這麽說的：“現在安徽逆匪猖獗，呂賢基已經殉難。江忠源又病住六安，不能前進。安徽情形萬分危急。著曾國藩趕辦船炮，立即東下，與江忠源會合，以期收複安慶、桐城、舒城，並牽製賊匪，不使其北竄。曾國藩忠誠素著，兼有膽識，必能統籌全局，不負朕的信任。”

　　曾國藩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到命令，二十六日寫成奏折，說：“自從田家鎮失防以來，總督吳文、巡撫駱秉章與我書信商量十幾次，都認為各省分防，糜餉多而兵力薄，不如數省合防，糜餉少而力較厚。與江忠源商量，也讚成四省合防。”

　　接下來，曾國藩就堅持他的意見，船炮未齊，不宜出兵：“惟炮船一件，實有不宜草率從事者。”原來，他試造的炮船，工匠手生，船又小，壓不住長江的風浪，也受不起大炮的震動。廣州水師派來技術主管，新船才逐漸造出來，油漆未幹，不能下水，向廣東購買的西洋大炮也沒到齊，所以不能馬上出發。

　　鹹豐帝要他與江忠源會合，水陸夾擊，曾國藩卻想自己編練水陸兩軍，合則兩相夾擊，分則自成一隊，不怕敵人衝散。曾國藩的見識顯然比年輕皇帝高明，所以他堅持認為，水勇還沒有練成就不宜出兵。

　　結論就是：“統計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辦就，必須明春乃可成行。”

　　鹹豐帝看了，很不高興：“現在安徽緊急，你卻固執己見。看你的奏章，似乎要把數省軍務，一人承擔。試問你有那個能力嗎？既然你這麽說了，就要辦給我看！”

　　曾國藩在奏章中先說數省合防，而不說出兵，所以鹹豐帝看到這裏就惱了，覺得他沒有江忠源聽話。江忠源能打仗，也聽話，要他救援江西，他就奔往江西，要他馳赴安徽，他就衝向安慶，一點不耽擱。

　　同一天曾國藩還寫了兩封奏章，其一是請求提用湖南漕米二三萬石，因為他聽說湖北以下沿江各鎮，逃走一空，千裏蕭條，買不到東西，如果帶兵東去，必須多備柴米油鹽，隨船行動。鹹豐帝批道：“用之於軍需，固不為浪費。”

　　第三次拒絕出兵

　　第二次拒絕出兵，曾國藩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出奏章，十二月十六日收到回複，知道皇帝生氣了，而且要他想辦法趕緊赴援。遂於五天後寫成回信，深入匯報不能出兵的理由，這就是第三次拒絕出兵。

　　第一，起行日期。曾國藩造船，隻用了八十天，就造出大小四百艘來，速度一點不慢。唯獨西洋大炮遲遲未到，耽擱了時間。他向廣東買了一千尊大炮，分十次運到衡陽，現在隻到了八十尊。

　　第二，湖北沿江各鎮，都有太平軍把守，必須一一掃清，才能向下遊進兵，這需要時間，也沒有把握，怕耽誤了安徽大事，所以向鹹豐帝預先說明。

　　第三，現在大局，論警報，則廬州為燃眉之急，論大局，則武昌為必爭之地。他請求先穩固武昌、湖北，以湖南、湖北為基地，再向下遊用兵，步步進逼，與江西、安徽四省合防，逐一剿清下遊。

　　第四，他練的兵勇目前還在湖南各地剿匪，不能馬上撤回。

　　第五，現在大局糜爛，軍餉少，兵力薄，對於攻剿，他並沒有勝算。唯有竭盡血誠，才能報答皇上的恩情。

　　末了說，以上五條，我據實直陳，毫無欺飾，並誠懇地伏在地上，請皇上聖鑒訓示。

　　鹹豐帝朱批道：“知道了。成敗利鈍，本來就不能先知。你的心可質天日，不隻我一人曉得。”

　　以上就是曾國藩三次拒絕出兵的實際情形。他不敢違抗皇帝的權威，又堅持以事情的輕重緩急為根本，比較起來，他重視事情本身的輕重緩急，甚過皇帝的權威。

　　所以鹹豐帝不大喜歡他。鹹豐四年八月，曾國藩收複武昌，鹹豐帝大喜，任命他為湖北巡撫，曾國藩就有了地方實權。不料一個大臣插嘴說：“他一個書生，振臂一呼，就能打這樣的勝仗，恐怕不是國家的福啊。”鹹豐帝一驚，聽懂了言外之意，就收回任命，改曾國藩為兵部侍郎。湖北巡撫當了七天就撤銷了。

　　從辦團練以來，曾國藩的處境一直不順，被士兵追殺，坐困江西，一會兒去四川，一會兒援浙江，飄忽不定，因為他總是得不到地方實權，不論糧餉、人事、賞罰，事事要跟地方商量，處處不得方便，遇到很多不該有的困難。

　　原因在哪裏呢？

　　曾國藩就錯在不想順應環境。他要成就大事，必須過這一關，必須得到朝野最廣泛的支持。試想一下，如果一個人處處被刁難，他如何成就大事？對皇帝尚且不肯妥協，對一般大臣就更不輕易妥協了。

　　曾國藩的啟示

　　個人無力改變環境，卻能夠選擇順應環境。

　　他也並非不懂中庸之道。鹹豐三年十二月，他給朋友寫信說：“我當官也有一些年頭了，飽閱京城風塵。現在我就是要變為慷慨激烈，斬滅肮髒之氣，努力改變三四十年來不黑不白、不痛不癢的壞習氣，矯枉過正，難免會違背中庸之道，流於偏激，這是我的苦衷啊。”

　　在家悔悟

　　鹹豐七年二月十一日，正是他坐困江西的時候，老家突然來了一封信，說他父親死了，二月初四死的。曾國藩立即奏報請假，不等批複，就帶著他的弟弟，於二月二十一日從江西出發，八天後回到湖南老家。這個弟弟就是曾國華，與湘軍悍將李續賓一起死在三河之役。

　　他是前線的軍事指揮官，不等上頭批準，就離開軍營，按理是要獲罪的。由於湘軍的功勳，也由於湖南巡撫駱秉章、湖北巡撫胡林翼多方說情，鹹豐帝答應給他三個月假，還要他假滿之後，仍回江西前線。至於擅自回家一罪，鹹豐帝難得裝一個糊塗，不予追究。

　　五月二十二日，三個月假滿了，曾國藩又給鹹豐寫信，懇請在家終製，就是要在家守孝。他跟皇帝嘮叨說：“我在京十四年，在軍五年，二十年間，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先後謝世，我都沒有為他們守孝，寸心愧負，實為難安。又兩次奪情，古來從不曾有過。觀天下大局，南京內亂，湖北肅清，水師精勁，各路皆有起色。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見其損。所以我懇請在家終製。”

　　鹹豐帝卻不同意，要他馬上回前線，並答應等九江克複、江麵肅清之後，就賞給假期，讓他回家守孝。曾國藩隻得說出實情。六月六日，他跟鹹豐帝寫信說：“現在辦事艱難，我害怕誤了大局，還是懇請在籍守製。”他列舉了三大困難：

　　一、我身為兵部堂官，權力還不如提督、總兵。將士跟隨我數年，雖然保舉至二三品，哨長仍然隻領哨長薪水，隊長仍然隻領隊長薪水，空有保舉之名，而無保舉之實。甚至要保舉千總、把總這麽小的官職，也必須跟巡撫婉言協商。

　　二、我沒有地方權力，處處受到牽製。我是客官，隻管軍事，籌餉、捐款等事，由地方官專管，他們做得不妥，甚至以斷餉要挾，我都無可奈何。

　　三、我沒有欽差大臣職銜，隻有幫辦團練的身份，鐫刻木質關防，又更換太多，結果經常被視為偽造。李成謀戰功卓著，已保至參將（正三品），竟在湖南芷江縣遭到刑辱，因為他出示我的印劄，卻被當成偽造。周鳳山曆備艱苦，已保至副將（從二品），卻在長汀縣被關押，也是因為他們懷疑我的印劄是假的。

　　以上三點，事情雖小，關係甚巨。我仔細察看現在局勢，除非位任巡撫，否則不能治軍。

　　原來，曾國藩不想回前線，真實目的不是要守孝終製，而是因為沒有實權，要求鹹豐帝給他江西巡撫的職位。

　　鹹豐帝自然看懂了他的意思，他也有自己的立場，他要堅持祖訓，不給漢人地方實權。那時太平天國已開始衰落，即使沒有曾國藩，似乎大局也無妨，鹹豐帝就順水推船，批準了曾國藩的請求：“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

　　這下曾國藩就虧大了，陷於進不得、退不得的境地，就在老家待了一年四個月。

　　這一年多，外麵形勢變化很大。天平天國內訌之後，石達開又率兵出走，力量由盛而衰。湘軍在胡林翼指揮下，也收複了九江，包括江西省大部，整個形勢朝清政府一邊倒過去。楊載福、李續賓賞穿黃馬褂，官文、胡林翼加太子少保銜。曾國藩卻不過是一個在家守孝的在籍侍郎。

　　這下他著急了，因為他預言，也許隻要一年，太平天國就會被鎮壓下去，那麽他就沒有出頭的機會了。

　　他伸手跟皇帝要權力，即使是全出於公心，也不符合儒家家禮製，因此被輿論大肆攻擊，得下了不寐之疾，再也睡不好覺。

　　被輿論深重攻擊，又擔心失去機會，這引得曾國藩深思，反省自己過去的種種行為，開始悔悟了。在家無事，也有時間、有心情、有環境來反省。所以，鹹豐八年四月初九日，他給江西前線的曾國荃寫信說：“兄回憶往事，時形悔艾。”

　　反省的效果非常明顯，雖然對清政府的看法沒有改變，但在做事方法上，卻明顯變化了。

　　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二日，他給曾國荃寫信，總結自己過去的行為說：

　　“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圖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恒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當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功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功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製而克去之。”

　　文中說的丁巳、戊午兩年大悔大悟，就是鹹豐七年、八年，他在家深刻反省。

　　曾國藩的啟示

　　做人要堅持內方外圓，做事要秉持中庸之道。

　　鹹豐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他跟曾國荃說：“餘此次再出，已滿十月，而寸心之沉毅憤發、誌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複，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

　　他幡然悔悟的是什麽？是對自己的過去全麵否定嗎？不是。他仍然堅持著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但在做事方法上，卻做了極大的改變。他跟郭嵩燾說：“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鹹豐六、七年間浩然不欲複問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

　　秉行中庸

　　他反省自己，發現了一個大缺點。第一次出山，練兵平賊，他的想法是，生死都不顧了，也就不管毀譽，結果看來效果並不好，不僅得不到支持和同情，甚至招來辱罵和責難，因為他背離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伸手向皇帝要權力，即使出於公心，也不符合儒家的君臣觀念。

　　坐困江西的時候，曾國藩一心想著為朝廷滅賊，自己在前線衝鋒陷陣，命都不打算要了，後方那些握著權勢的人，卻處處詬病他責難他，搞得他非常絕望，甚至跟好朋友說，假設現在我就死了，你幫我寫墓誌銘的時候，一定要為我喊屈鳴冤，幫我討回一個公道，否則在九泉之下，我也不會瞑目。曾國藩以為，自己在前頭憤誌殺賊，卻被官場刁難，使他百不遂誌，所以覺得委屈，又被小人誣蔑中傷，更是覺得冤枉。從為公來說，曾國藩說的似乎並不為過，但外部環境如此，光發牢騷，並不能改變他的困難處境。

　　經過一番深刻反思，他醒悟過來，那些年他過於偏激，既然不能改變環境，那就隻有融入環境。這樣一來，他徹底運用中庸之道。

　　第一次帶兵，“力辦此巨賊”，隻想成功，越快越好，所以十個月打到了九江，然後有湖口慘敗。這次複出，他變得圓潤了、通融了，並不急急求成、事事趕快，而願意“聽之在天”。

　　過去他銳意討賊，用心專一，以“不怕死、不愛財”為口號，毀譽榮辱都不管，結果呢，得到的支持少，得罪的官貴多，事情極不順暢。複出以來，放棄“事求可、功求成”的企圖心，事無大小都認真應付，官場應酬則更加周到，盡量不惹來浮議流言，混跡官場的本事大大增強了，人就變得越來越中庸，甚至百般忍讓。據傳，有一個官居極品的高人指點他說，關鍵不在於大臣怎麽說，而在於皇上怎麽聽，不外乎是仔細揣摩皇上心思，知道皇帝怎麽想了，就能投其所好。

　　一方麵是他官場術成熟的表現，處處委曲求全，另一個方麵也是他對中庸之道的現實理解，舍小而就大。清朝後期的官場環境，曾國藩沒有力量改變，他必須融進去，才能舒展大誌，做一點事情。以前他與官場處處不合，改變之後呢，大體能與官場相安。鎮壓太平天國之後，大名之下，全身而退，沒有遭到文種、韓信那樣被屠戮的結局，跟這次反省有莫大關係。

　　這一年四個月時間成為他做人行事的一個轉折點。這個轉變的現實結果是什麽呢？在衡陽練兵的時候，他三次拒絕出兵，因為他堅持以事情的輕重緩急為根本，而不顧皇帝的權威。盡管他說服了鹹豐帝，卻讓皇帝不喜歡。複出之後，他也遇到兩次情況，都是皇帝要他出兵救援，一是援救浙江，一是北上勤王。

　　鹹豐十年二月、三月，李秀成帶兵攻打浙江、蘇州、杭州等地，目的是想調動清兵江南大營去救，好殺個回馬槍，一舉踏平江南大營，解除它南京城的威脅。江南曆來富庶，是清政府重要的財富基地，所以鹹豐帝慌了，要江南大營派兵去救，卻不知道太平軍的真實意圖。江南大營本有四萬清兵，在鹹豐帝的命令下，派出一萬三千人去救杭州。李秀成迅速回師，與陳玉成配合，不過半天，就擊潰了清兵堅守了兩年的江南大營。

　　曾國藩當時正要攻打安慶，也接到命令，要他去援救蘇州、常州。但他手下隻有一萬人，兵力單薄，就沒有去。這既是因為曾國藩重視安慶重視上遊，不想分兵去救江南，也因為他無兵可分。

　　鹹豐十年四月，原兩江總督何桂清革職拿問，鹹豐帝讓曾國藩做兩江總督，大江南北水陸各軍都歸其節製，並要他趕緊派兵救援浙江、蘇州、常州。這樣一來，曾國藩就沒有理由拒絕了。

　　雖說他已經節製江南諸軍，真正能打仗的，其實隻有湘軍，最多也不過五六萬人。他的戰略全局觀是，寧可丟掉下遊，也不撤安慶之圍，而要在安慶與敵人決戰，圍點打援，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安慶是整個戰略的根本所在，下遊丟不丟、保不保，其實是次要的事情。

　　安慶之圍絕對不能撤，但皇帝的命令又不能違抗，能不能兩邊兼顧呢？還要像在衡陽練兵的時候那樣，堅決拒絕嗎？

　　曾國藩施行了中庸之道。

　　安慶之圍堅決不撤，他把重兵都留在安慶。但為了應付皇帝的命令，為了表達自己的感謝之心（鹹豐帝終於給了他地方實權），也為了給江浙士紳一點希望，他決定親自帶兵去援救浙江、蘇州、常州。

　　他計劃帶一萬三千人馬，從皖南出發，分三路進兵，第一步進駐祁門，肅清皖南之後，順勢進入浙江，一並援救蘇州、常州。這就是曾國藩祁門曆險的起因。

　　不過，他擺出那個架勢，隻是做出來給皇帝看的，並不真想去浙江、蘇州、常州，因為他的重點和中心仍然在安慶。他選擇從皖南進兵，表麵看，那是陸路援救浙江、蘇州、常州的唯一路線，根本目的還是在聲援安慶，既可以吸引、阻擋太平軍，又能夠溝通江西、安徽、浙江三省的聯係。

　　鹹豐帝要他派水師從長江越過南京去救蘇州、常州，太平天國在長江已經沒有力量，越過南京去救蘇州、常州完全做得到，曾國藩卻不派水師，因為楊載福的水師要用來攻打安慶。但他也給出建議，請求抓緊籌備淮揚、寧國、太湖三支水師，作為攻取南京、援救江浙的預備力量。

　　就這樣，他來到了祁門，卻在那裏徘徊不前，客觀上因為太平軍往來攻占徽州、寧國、景德鎮等地，他被困在那裏，主觀上也跟他的重心在安慶有關係。他跟皇帝解釋說：“各路肅清，後方堅固，這才是進軍浙江的穩妥辦法。”鹹豐帝也認可了他的解釋，認為他老成持重，不過仍然要他設法進兵，救江浙於水火。

　　曾國藩在祁門曆險，差點丟了性命。如果軍事順利，是不是就會進入浙江呢？他一定會想出別的辦法來應付朝廷，而全力保證安慶戰場不受影響。

　　他親自帶兵，固然沒有必要，目的在掩人耳目，誰還能說他在變相抵製皇命呢？正應和了他複出時“消除浮議流言”的官場哲學。

　　李秀成攻打浙江的時候，江南大營總管是和春。他得到情報，對太平軍聲東擊西、目的卻在江南大營的戰略意圖有所察覺，所以他對援救浙江並不積極。但是，鹹豐帝卻多次命令他出兵救援，又讓他兼辦浙江軍務。和春沒有辦法，隻好調出一萬三千人。江南大營的力量被削弱，也就更容易被太平軍攻破。

　　兩相對比，可知曾國藩中庸之道的高明。

　　中庸之道與折中主義並不相同。中庸之道不是兩邊平均使力，是在保持大勢穩定的情況下，而有所側重。和春就是折中主義，結果既不能援救浙江，也不能保護江南大營，犯了分兵的錯誤。曾國藩也分出了一萬人，重點仍然在安慶，從皖南這邊與安慶戰場遙遙呼應。事實也證明，他在祁門遇險，也有效阻擋了李秀成的進兵道路，並牽製了太平軍力量。唯一遺憾的是，李秀成不知道他在祁門，隻有三千護兵。

　　北上勤王一事，也達到了中庸之道的要求，既沒有分兵北上，也沒有違抗皇命，雖然耍了手段，卻是中庸之道的高明辦法。

　　曾國藩沒有責怪鹹豐帝東一槍、西一槍，跟著太平軍的P股轉，而是執兩用中，把相互對立的情況巧妙地應付過去。跟三次拒絕出兵相比，他的做事哲學確實有了一個明顯變化，那就是遵循中庸之道。

　　曾國藩的啟示

　　不偏執，不激進，也不平均主義，而是兩邊有情，側重一點。

　　盡管中庸之道沒有解決他的全部困難，但效果顯著，其一就是保住了他們曾家的命運，沒有遭到大功之後被屠殺的結局。複出之後，他以中庸之道，對清政府采取退讓之勢，過去的剛健氣勢沒有了，卻對整個湘軍集團的命運有利。大概也正是這種中庸到處處退讓的心態，導致了他在天津事變中，毫無道理地淪為賣國賊。

　　似乎可以這麽說，在中庸之道上，他前期偏左，盡管見識高明，也打了不少勝仗，卻不被信任，還招來一身責難；中期數年基本能恪守中庸之道（鹹豐八年至同治五年），也與他一生的輝煌頂點相應，安慶打下來，南京打下來，並規劃出剿滅撚軍的河防大局（李鴻章基本沿用了他的辦法）；晚期偏右，處處退讓，總以不得罪朝廷為標準，結果搞得在天津事變中落了個賣國賊的罵名。

　　這個說法當然有些牽強，但在他所處的那個環境，能做到這些，已經非常不容易了。難怪有人說，他的一生，十分之四在與太平軍戰，十分之六在與文法吏戰。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曾國藩複出之後，性格並沒有變化，他還是他，變化的是他的做事方法。這不是來自性格，而是來自觀念和思想。所以說，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是不靠譜的。不過，性格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的決定，並進而影響到人們的命運，卻是真的。

　　曾國藩給皇帝寫奏章，從不用奴才自稱，同時的許多人，卻卑躬屈膝，自稱奴才，可知曾國藩的自我秉持態度。

　　郭子儀如何保全終身

　　郭子儀保全終身的法門，其實是綜合了儒家的中庸哲學與道家的避世原則。

　　郭子儀爵封汾陽王，王府建在首都長安的親仁裏。汾陽王府自落成後，每天都是府門大開，任憑人們自由進出，郭子儀不準府中人幹涉。

　　有一天，郭子儀帳下的一名將官要調到外地任職，特來王府辭行。他知道郭子儀府中百無禁忌，就一直走進了內宅。恰巧他看見郭子儀的夫人和他的愛女兩人正在梳洗打扮，而王爺郭子儀正在一旁侍奉她們，她們一會兒要王爺遞手巾，一會兒要他去端水，使喚王爺就好像使喚奴仆一樣。這位將官當時不敢譏笑，回去後，不免要把這情景講給他的家人聽。於是一傳十，十傳百，沒幾天，整個京城的人們都把這件事當作笑話在談。

　　郭子儀聽了倒沒有什麽，他的幾個兒子聽了都覺得大丟王爺的麵子。他們相約，一齊來找父親，要他下令，像別的王府一樣，關起大門，不讓閑雜人等出入。

　　郭子儀聽了哈哈一笑，幾個兒子哭著跪下來求他。

　　一個兒子說：“父王您功業顯赫，普天下的人都尊敬您，可是您自己卻不尊敬自己，不管什麽人，您都讓他們隨意進入內宅。孩兒們認為，即使商朝的賢相伊尹、漢朝的大將霍光也無法做到您這樣。”

　　郭子儀收斂了笑容，叫兒子們起來，語重心長地說：“我敞開府門，任人進出，不是為了追求浮名虛譽，而是為了自保，為了保全我們的身家性命。”

　　兒子們一個個都十分驚訝，忙問這其中的道理。

　　郭子儀歎了口氣，說：“你們光看到郭家顯赫的聲勢，沒有看到這聲勢喪失的危險。我爵封汾陽王，往前走，再沒有更大的富貴可求了。月盈而蝕，盛極而衰，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人們常說要急流勇退。可是，眼下朝廷尚要用我，怎肯讓我歸隱；再說，即使歸隱，也找不到一塊能容納我郭府千餘口人的隱居地呀。可以說，我現在是進不得也退不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緊閉大門，不與外麵來往，隻要有一個人與我郭家結下仇怨，誣陷我們對朝廷懷有二心，就必然會有專門落井下石、妒害賢能的小人從中加油添醋，製造冤案，那時，我們郭家的九族老小都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這是明白禍是如何產生，應該如何去消除禍害的道理。郭子儀具有很高的政治眼光，他善於忍受災禍，更善於忍受幸運和榮寵，深諳中正平和、不變不驚的明哲保身道理，所以才能四朝為臣。

　　大概從介紹郭子儀個人曆史的幾個重點，就可以看出他的立身處事，真正做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怨天，不尤人的風格。

　　他帶兵素來以寬厚著稱，對人也很忠恕。在戰場上，沉著而有謀略，而且很勇敢。朝廷需要他時，一接到命令，不顧一切，馬上行動。等到上麵懷疑他，要罷免他時，也是不顧一切，馬上就回家吃老米飯。所以屢黜屢起，國家不能沒有他。

　　另兩件有關他個人的行誼。一是關於他與監軍太監魚朝恩的恩怨，在當時的政治態勢上，是相當嚴重的：魚朝恩派人暗地挖了郭子儀父親的墳墓。

　　當時唐代宗大曆四年（769）的春天，朝野人士都恐怕要掀起一場大風暴，代宗也為了這件事，特別吊唁慰問。郭子儀卻哭著說：我在外麵帶兵打仗，士兵們破壞別人的墳墓，也無法完全照顧得到，現在我父親的墳墓被人挖了，這是報應，不必怪人。

　　魚朝恩便來邀請他同遊章敬寺，表示尊敬和友好。這個時候的宰相元載，也不是一位太高尚的人物。元載知道了這個消息，怕魚朝恩拉拔郭子儀，問題就大了。這種政壇上的人事糾紛，古今中外，都是很頭痛的事。因此，元載派人秘密通知郭子儀，說魚朝恩的邀請，是對他有大不利的企圖，要想謀殺他。郭子儀門下將士，聽到這個消息，極力主張要帶一批武裝衛隊去赴約。

　　郭子儀卻毅然決定不聽這些謠傳，隻帶了幾個必要的家僮，很輕鬆地去赴會。

　　他對部將們說：“我是國家的大臣，他沒有皇帝的命令，怎麽敢來害我。假使受皇帝的密令要對付我，你們怎麽可以反抗呢？”

　　就這樣他到了章敬寺，魚朝恩看見他帶來的幾個家僮們戒備性的神情，就非常奇怪地問他有什麽事。於是郭子儀老老實實告訴他外麵有這樣的謠傳，所以我隻帶了幾個家僮來，如果真有其事，免得你動手時，還要煞費苦心地布置一番。

　　他這樣的坦然說明，感動得魚朝恩掉下了眼淚，說：“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如果不是郭令公你這樣長厚待人的大好人，這種謠言，實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的。

　　另有一則故事，是在郭子儀的晚年，他退休家居，忘情聲色來排遣歲月。

　　那個時候，後來在唐史《奸臣傳》上出現的宰相盧杞，還未成名。有一天，盧杞來拜訪他，他正被一班家裏所養的歌伎們包圍，正在得意地欣賞玩樂。一聽到盧杞來了，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會客室的屏風後麵去，一個也不準出來見客。

　　他單獨和盧杞談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們問他：“你平日接見客人，都不避諱我們在場，談談笑笑，為什麽今天接見一個書生卻要這樣的慎重。”

　　郭子儀說：“你們不知道，盧杞這個人，很有才幹，但他心胸狹窄，睚眥必報。長相又不好看，半邊臉是青的，好像廟裏的鬼怪。你們女人最愛笑，沒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見盧杞的半邊藍臉，一定要笑，他就會記恨在心，一旦得誌，你們和我的兒孫，就沒有一個活得成了！”

　　不久，盧杞果然作了宰相，凡是過去有人看不起他，得罪過他的，一律不能免掉殺身抄家的冤報。隻有對郭子儀的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情，他還是曲予保全，認為郭令公非常重視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史載郭子儀年八十五而終。他所提拔的部下幕府中，有六十多人，後來皆為將相。八子七婿，皆貴顯於當時。“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曆代功臣，能夠做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窮奢極欲而人不非，實在大難而特難。

　　中庸之器

　　古書記載，周公廟裏有一種祭器，常傾欹不正，名字就叫欹器。這個欹器，太滿了就傾斜，不滿也傾斜，唯有不多不少，才能平正。

　　孔子去周公廟拜謁，看到這個物具，不知道是什麽，就問守廟人：“這是什麽東西？”

　　守廟人說：“欹器。”

　　孔子說：“我聽說這個欹器，太滿了就傾斜，不滿也傾斜，唯有不多不少，才能平正。”

　　今天，曲阜孔廟也擺放著一種欹器，水裝多了，它要傾斜，把水倒出來，水裝少了，它也要傾斜，水也倒出來。唯有不多不少，它才能平正，水也不倒出來。孔子看到欹器，不知道是它是什麽，證明那個時候差不多就要失傳了。張衡、祖衝之等著名科學家都研究過欹器，即使他們那個時候研製的欹器，今天也都不見了。因此不知道現在孔廟中擺放的那個欹器，是不是就是孔子當年看到的那種。

　　做人做事遵守中庸之道，大抵不是壞事。古人雲，勿多言，多言則多敗；勿多事，多事則多患。孔子讀到這話，就跟學生說：“小子識之。行身如此，則豈有口禍哉！”

　　古人還說：“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都是做人做事的金玉良言啊。難怪曾國藩說：“吾亦不甘為庸庸者，近來閱曆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曾國藩不想庸庸活著，但位高名重，如果不能謹守中庸之道，性命也危險，所以他不得不小心謹慎，近於委靡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