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啟示

第十四講 狠絕

　　漢武帝臨死前立了小皇帝，卻把幼帝媽媽殺了，才二十二三歲的樣子吧。新皇帝還小，他怕她幹政，所以狠下心來，不管她的青春。對自己狠，對親友狠，對敵人狠，是狠的三個方麵。項羽對敵人不夠狠，結果烏江自刎。唐太宗對女人不夠狠，結果武媚娘反了天。商鞅對別人狠，不夠變通，自己被五馬分屍。

　　曾國藩要做成大事，也不得不狠。他的狠卻另有一種高明。他對朋友對皇帝都狠下了心，卻又不曾做絕，持定忠君大義，所以才能在狠心之餘，得以保全自身。狠而不絕，狠中存義，因此官場人樂意向他學習，大概是這樣吧。

　　曾國藩的啟示

　　不狠無以成事。狠而不絕，狠中存義，才是真的高明。

　　對外的狠

　　曾國藩的“狠”，首先就體現在殺人毫不手軟。

　　曾國藩去長沙當團練大臣。團練大臣名字好聽，其實沒有實權，既不是欽差大臣，也不是地方大吏，什麽事情都要跟地方商量。曾國藩卻不管那麽多，冷靜觀察了湖南的形勢。

　　太平軍離開湖南，奔湖北去了，沿長江而下，攻占南京。湖南的清兵都尾隨而去，卻不敢交戰，隻遠遠跟著。這樣一來，湖南境內武備薄弱，兵力空虛，萬一太平軍再打回來，就無力抵抗。太平軍搖旗東下，湖南的會黨群眾也受到鼓舞，活動更加頻繁。如果沒有重兵防守，不論是太平軍打回來，還是地方民眾造反，湖南都會變顏色。

　　這就是曾國藩最擔心的問題。他不是杞人憂天，湖南民眾確實造反了，太平軍也確實打回來了。這就是曾國藩比別人高明的地方。

　　曾國藩不顧湖南地方官員的白眼、嘲笑、阻撓，堅決執行自己的團練主張。這就是常被提及的，他創造性地把團練拆分成團與練兩個概念。經過他的創造，團成為一種民兵組織，協助維護鄉裏治安，報告各地民眾的造反消息，練就是編練一支軍隊，鎮壓民眾會黨的武裝反抗。這是辦團練時的想法，後來這支軍隊出省作戰，被稱為湘軍。

　　鑒於太平軍不會立刻就回來，曾國藩把團練重點先放在清剿湖南“土匪”上麵，穩定湖南民心：“專意以團結人心、搜查土匪為事，較為易施而省費。”計劃雖好，無法實施，仍然沒有用。曾國藩把團結人心、搜查“土匪”作為團練重點，就是考慮到執行，容易實施，又節 省經費。

　　他說的“土匪”，包含了影響湖南“安定團結”的全部壞人。他跟鹹豐帝寫信說，湖南會匪眾多，人所共知，串子會、紅黑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名目繁多。地痞、流氓、教匪、盜匪也是“土匪”之一種。各種逃兵散勇流竄返鄉，隨處搶掠，也是“土匪”。還有那些進入湖南的小股起義軍，統統都是他要痛剿的“土匪”、“亂匪”。實際執行的時候，還包括了不聽話、敢反抗的百姓。

　　當時的湖南，數十年來，有些罪犯該殺而不殺，該判而不判，因此鄉裏無賴之民，遂以為法律不足憑，官府不足畏，反抗不斷，人心難安。針對這種情況，曾國藩采用嚴刑峻法，對“土匪”痛加殺戮，即使是形跡可疑的人，不論是亂黨，還是百姓，也不問證據，一律加倍嚴懲，或者立即處決。

　　曾國藩跟鹹豐帝報告說，我要用嚴刑鋤強暴，隻求安定良民，即使有人罵我殘忍嚴酷，也在所不辭。鹹豐帝回信說：“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

　　曾國藩沒有地方實權，即使審理犯人，也得先跟湖南當局商量。最初確定各路“土匪”都送到省城，統一審理。他嫌辦案人員殺人不多、不快，幹脆就在團練大臣公館設立審案局，直接審案殺人，重犯立刻處決，輕者斃於杖下，次輕者鞭打千百下，大概也活不成了。

　　過去衙門辦案都有公文移送，頗耽擱時間。曾國藩把公文省去，要各州縣團練頭子便宜行事。這樣一來，殺人就不需要法律手續，也不要什麽證據，稍加審訊，就可以結案，或殺或放，全憑團練頭子、土豪劣紳一句話。

　　由於根本利益一致，那些稱霸一方的土豪劣紳都響應曾國藩的政策，站出來充當團練頭子，把那些形跡可疑、眉眼不順，不服從他們的人，統統捆綁押送到縣城就地處決，或者送交曾國藩處理。有的幹脆抓到之後，也不打報告，就直接殺掉。結果，很容易的，各族長、鄉長就乘此機會，濫用權力，隨意捆送、捕殺那些敢於反抗他們的人。活下來的，當然就是那些老老實實、肯聽話的良民。

　　曾國藩跟鹹豐帝報告說，五個月來，他直接命令處決的有一百三十七名，差不多每天一名。這隻是一例。從鎮壓太平天國來看，有人估計，那場戰爭使中國減少了兩千萬人。做一個主觀估計的話，死於戰場的職業軍人應該還不足兩百萬人。

　　有一本非官方著作講道，一個朋友跟曾國藩說，不殺不足以立威，他直點頭。經過一個村子，看到兩個人在那裏爭吵。過去一問，原來是買東西，買的人說他付過錢了，賣的人說沒有。曾國藩審問明白，立刻把賣東西那人就地處決。消息傳開，全城嘩然，有人就說：“欽差殺人了。”

　　也有一書明確寫道：“官家殺良民乃曰誅土匪。”作者是當時一個湖南人。另有一個人是曾國藩的部下，當時專管審案殺人事。他死之後，留下兩本冊子，是他的刑案記錄，定死刑的人有上千名。他在很多地方寫了一行小字：“此人不可殺，滌帥要辦，奈何！”滌帥就是曾國藩。

　　“曾剃頭”、“曾屠戶”的綽號就是這麽來的。

　　他開了一個非常惡劣的先例，就是捉人、殺人不經司法機關，不用法律手續，也不需要什麽證據，抓來殺了就是。“就地正法”從此開始，並被後來的軍閥濫加利用。

　　團練是一種地方武裝，曾國藩很清楚它的性質和作用。他跟鹹豐帝報告說，這種組織雖不足以對付“粵匪”（太平軍），清剿“土匪”卻綽綽有餘。因此他也在抓緊編練軍隊，當湖南某處有武裝反抗，當地團練無力鎮壓，就派軍隊去，亦殺人如麻。安化藍田一地，捕獲一百三十二人，處決一百零七人，隻有二十五人活命。

　　屠殺的目的使百姓心生恐懼，不敢起義反抗，從而孤立太平軍。聽說太平軍到了江西，沿途百姓紛紛跟隨響應，端茶送水送糧食，曾國藩就跟朋友說：“賊若來我湖南，敢有亂民跟他們學，我就是沒有能力剿賊，也必定先把這幫人洗刷幹淨！”

　　湘軍出省作戰之後，屠殺更為殘忍，攻破一城，就洗劫一城，屠滅一城。曾國荃因為殺人太多，感到心寒，曾國藩寫信跟他說，既然帶兵，就以殺人為業，隻求不能多殺，哪裏還計較數量？

　　最早刊刻的《曾國藩家書》，刪除了不少文字，其中一類就是關於屠殺的，這裏隻舉一例。曾國荃圍攻江西吉安，曾國藩給他寫信，其中一句是：“隻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網耳。”方括號中的四字被刪去了。江西吉安是湘軍較早克複的城市，全城屠戮，以後大都照此辦理。

　　毛澤東在看曹操的傳記時，寫下四個字：殺俘不祥。曾國藩及湘軍殺俘虜卻有點白起長平之戰的樣子。

　　攻克安慶之後，太平軍有萬人投降，部下問曾國荃怎麽辦。

　　曾國荃反問道：“長毛賊又多又凶悍，如何處置才好？”

　　部下說：“殺了最妙。”

　　曾國荃說：“殺也要有殺法。”

　　部下說：“小開營門，每次十人，殺了再帶下一批，半天就完了。”

　　曾國荃說：“我心不忍，你來辦吧。”

　　部下就出去了。從早晨七八點開始，到下午五六點止，萬餘俘虜全部處決。

　　一個英國人著文說，守軍三個旅（至少該有九千人吧），由於沒有糧食，湘軍又答應寬宥不殺，便繳械投降，隨即全部被殺，沒留一人，那些沒有頭顱的屍體，全部被拋進大江。

　　從曾國藩的立場，兩軍對壘，你不殺他，他就殺你，似乎有其理由。俘虜也要吃飯，還要人看守。湘軍本來軍餉都不夠，常常發半餉，更沒有錢來安頓俘虜。曾國藩又強調兵貴精不貴多，也不會收編他們。教育一番，把他們放走，那等於縱俘為敵，更不是辦法。結果隻有殺掉了事。

　　曾國藩的“狠”似乎遭到了報應。按照傳統醫理的說法，在五行中，眼睛屬木，肝亦屬木，仁慈之心也屬木，貫通一氣。曾國藩殺人過多，傷了五德中的仁，因而木被傷，眼也被傷，難怪到晚年，他逐漸失明，幾乎什麽都看不清了。61歲上就死了，也跟肝氣被傷有關係。

　　這就是書生帶兵的狠。曾國藩自己就說了，書生好殺，時勢使然耳。如此狠辣，成效可謂顯著。湖南一省基本穩定，沒有什麽會黨，這給招募湘軍準備了條件。無論部隊被打散，還是因為作戰不力被遣散，都回湖南招募新兵，成為湘軍的根據地。曾國藩在評論劉邦時說，就是因為有蕭何在關中經營作為根據地，劉邦才打敗項羽。大肆屠殺俘虜，屠殺戰鬥經驗豐富的戰士，則明顯削弱了太平軍的戰鬥能力。

　　在大肆屠殺之時，為彌蓋恐怖氣氛，曾國藩也在團結人心。

　　《保守平安歌》寫在辦團練之前：“眾人謠言歲滿口，我境切莫亂逃走……地方公事齊心辦，大家吃碗安樂飯。”稍後的《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連“莫走人家取門板”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頗有點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意思。

　　至少他在文字上表達了愛民之心：賊寇毀壞民房十之七八，官軍毀壞十之二三，我看到很是心痛，因此在任命新的將官時，我總是反複告戒他們，把禁止擾民放在第一位。

　　曾國藩高明的地方還在於，他懂得分化敵人，分為首犯、甘心從逆和被脅迫而不得不從等情況，區別對待，對脅從者寬大處理，盡管事實上他沒有那麽嚴格去做，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團結了人心。

　　在爭取同一個陣營的人心方麵，他求賢若渴，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又高舉維護儒家傳統的旗幟，更迎合了當時的人心。

　　一麵高舉屠刀，一麵團結人心，這種手法確實可以適當地掩蓋或抵消大肆屠殺的負麵效果。

　　對內的狠

　　男人要對自己狠一些。

　　對自己狠就是對身體和心誌的狠。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有的人是沒有辦法，不得不接受痛苦的生活。有的人是刻意修煉自己的心性體質，野蠻其身體，文明其頭腦。

　　曾國藩對自己狠，第一次從北京回來，閉門苦讀，一年不怎麽出去，這是年輕人的一種狠，一種意誌力。聽說隻名列三甲，不能入翰林院，就想立刻買車南歸，已經考取的功名都不想要了。這也是一種狠，沒有多少人能夠做到。為了當理學家，靜坐到失眠，乃至吐血的程度，這也是一種狠。幸好他懂得變通，看情形不妙，就放棄了。通過殘酷的身體訓練來提高意誌力和戰鬥力，這就是男人經常使用的方法，對自己狠的一種方法。

　　曾經有一個12歲的男孩，為了鍛煉自己的意誌，晚上睡覺之前，用自行車輪胎把自己捆起來。父母發現他情況異常，趕緊解開輪胎，小男孩被勒得渾身青紫，差點暈過去。他後來成為世界上著名的財富大亨。

　　曾國藩的啟示

　　不計較利益得失，是一種狠，不怕死，不要命，更是一種狠。

　　有不可靠的資料說，曾國藩出省作戰時，帶了一口棺材，做了必死的準備。三國時期，曹操的部將龐德跟關羽作戰，抬了一口棺材去，果然不屈而死。左宗棠西征時，也準備了一口棺材。曾國藩兵敗之後，因為羞憤，三次要自殺，盡管都未遂，卻有敢於自殺的勇氣，比起那些連自殺勇氣都沒有的人，也算一種狠吧。第二次跳江被救起之後，他還想策馬赴敵，死了算了，可見羞憤的程度。至於在信中反複述說自己舍身忘死，那就更多，數不過來。

　　上戰場就莫怕死，怕死就莫上戰場。湘軍一邊，塔齊布是曾國藩最早重用的旗人將領。他被保為參將之後，仍然親赴一線，手執大旗，指揮將士奮勇向前。參將是三品官，等於今天的軍長。太平軍中也有這樣的勇士。曾天養封了丞相，都60歲了，在陣前看見塔齊布，立刻大吼一聲，單槍匹馬衝了過去，要跟他單挑，結果死於軍中。

　　可惜晚年洪秀全失去了狠勁。早年親身赴敵，後期寧可在寶座上幻想，幻想上天會來保佑，也不肯狠下心來，親自去前線，親自去督陣，親自去衝鋒，親自去鼓舞士氣。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沒有狠勁，如何能成大事？

　　李鴻章也是一個傳奇人物，人長得高大英俊瀟灑，盡管跟洋人辦外交，他說他是打痞子腔，戰場上也當過逃兵，卻有一些資料記載說，在上海時，他曾騎著戰馬，“不做生還之想”，鼓勵部下戰鬥，並最終贏得勝利。

　　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就是一種狠勁。不狠成不了大事。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慈不掌兵，不狠怎麽能掌兵機？

　　在紅軍飛奪瀘定橋的時候，毛澤東下了死命令，要先鋒團二十四小時急行軍二百四十裏，務必趕到瀘定橋奪取瀘定橋。二百四十裏全是峽江山路，有時是石頭，個別戰士連草鞋都沒有，還要跟沿途的敵人戰鬥。他們以鋼鐵般的戰鬥意誌和無所畏懼的戰鬥決心，一口氣不停歇，終於搶在敵人援兵前頭到達瀘定橋，為紅軍打開生命之門。如果不是毛澤東用兵狠，如果不是先鋒團戰士狠，紅軍真不知往哪裏去。

　　必要時，還要敢於舍棄家人和朋友的利益，甚至他們的性命。古時候，皇帝就用這樣的辦法來控製前線的將領，把他們的家人留在京城，他們就不會輕易倒戈。

　　曾國藩對家人沒有狠，大概是沒有機會。他對孩子比較嚴格，還說不上狠，對朋友卻是狠過的。

　　他在湖南籌建水師，是當時中國裝備最先進的內河水師，全用洋炮，火力強，能夠及遠，船也堅固。還沒有練成，鹹豐帝就命令他率隊出征，去營救湖北和安徽。

　　湖廣總督是他的老師吳文安徽巡撫是他的好友江忠源，兩個人對他都很重要。吳文如果不死，可以幫他在鹹豐帝麵前說好話，江忠源不死，可以幫他帶兵打仗。他自己就說，他把一萬兵練好之後，是要交給江忠源的。江忠源是湘軍中第一個能打仗的人，蓑衣渡設伏就是他的傑作，迫使洪秀全改變行軍路線。

　　曾國藩接到命令，非常為難。兵還沒有練成，槍炮也沒有備齊，如果草草出征，必敗無疑，不僅救不了湖北江西，連自己也要賠進去。自己賠進去不要緊，辛勤訓練的軍隊也跟著玩完，那是他所不願意的。因此他跟鹹豐帝寫信，竭盡血誠地訴說暫不出征的理由。也跟吳文寫信，請老師諒解他的苦心。

　　他的血誠感動了鹹豐帝，同意他暫不出兵。吳文也終於表示理解，決心“以身殉國”。

　　曾國藩內心很苦悶，也猶豫。見死不救是其一，違逆皇命是其二，背負罵名也堪憂，但為了大局，他都不管了。他也知道，當他拒絕鹹豐帝和老師、朋友時，也就沒有退路了，要麽死在戰場，要麽徹底戰勝敵人。

　　沒有狠勁，他難以拒絕皇帝的命令，難以麵對老師的求救信，也難以麵對江忠源的死魂靈。不過，他終於還是狠下心來，決定不去救援，眼睜睜看著吳文死，看著江忠源死。江忠源死了，曾國藩不得不自己帶兵，才有了跳水自殺的一幕。

　　江忠源去北京趕考，專門拜見曾國藩。曾國藩看他氣宇不凡，非常喜歡。告辭出來，曾國藩目送他走，說了一句話：“這是個人才。可惜十餘年後會悲壯慘節而死。”當時天下太平，旁人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麽。

　　一起去京城趕考的人，有一個病死了，江忠源親自護送他的靈柩，千裏迢迢送回老家。這是義士之壯舉，曾國藩非常欣賞，當鹹豐帝下令求賢時，首先就推薦了他。

　　江忠源的父親七十大壽，曾國藩貴為二品京官，江忠源不過農村一秀才，曾國藩仍然為湖南鄉下那個沒有謀麵的老頭子做了一篇壽文，可知曾國藩是如何看重江忠源。

　　江忠源跟曾國藩說，湖南新寧有青蓮會匪，這是動亂之兆。兩年之後，曾國藩戲謔他：“你不是說有青蓮會匪嗎？現在如何了？這麽久沒有動靜？”卻不知道，江忠源回了新寧之後，團結壯丁，修繕兵甲，提前做好武裝準備。等雷再浩一起事，江忠源就把他幹掉了，因功提拔為知縣。曾國藩很滿意，江忠源果然沒有辜負他的期望，是一個勇於解救國難的人才。

　　洪秀全起義之後，江忠源在蓑衣渡伏擊，重創太平軍，繳獲大量物資，還打死了太平軍早期優秀領導人南王馮雲山。江忠源因此成名，傳於天下。

　　更為難得的是，曾國藩以創建水師最為得意，控製長江上遊，順水而下，最終攻克南京，這個建議正是江忠源提出來的。

　　江忠源守廬州，被太平軍包圍，缺糧食，缺彈藥，諸軍相去四十裏，卻觀望不救。曾國藩也隻派出區區一千人馬，卻無濟於事，還沒有到達城下，城就被攻破了。那時江忠源正好得了病，跳水而死，時年42歲。

　　二人是這樣一層關係，曾國藩仍然堅持不救，看著他去死，盡管有大義在前，這狠勁也是練到家了。

　　總的說來，對敵人狠更為容易，對自己對親友更難。對敵人狠，至少良心和道義上都站得住腳，對自己狠需要恒心毅力，對親友狠要麵對輿論譴責。沒有一副鐵石心腸、金剛肝膽，怕是狠不到家的。厚黑學之起源，大概就跟“狠”沾一點邊。

　　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在於，在狠之外，別出一種辦法，來彌補、削弱、消解、淡化“狠”的負麵效果，給自己留一條後路。所以他平常總愛講這些話：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花未全開月未圓……

　　他拒絕鹹豐帝時，也說出自己的忠心和血誠：“臣自維才智淺薄，惟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現在進退兩難，懇請皇上可憐我的處境。自當竭盡血誠，絕不敢半分退縮。”不出兵也難，出兵也難，搞得他兩頭不是人。

　　他的話感染了鹹豐帝，朱批道：“知道了。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

　　曾國藩的啟示

　　狠而不絕，狠中存義。

　　能成功說服鹹豐帝，自然達到他的兵不精不出征的目的，又為“見死不救”留下後路。狠要有力度，又要懂得妥協退讓，為日後留條去路。這個分寸把握好了，就是非常高明的鬥爭藝術。

　　狠也要承擔惡名。如果這狠對你確實有益，利甚於弊，那就死死挺住，不要放鬆。如果相反，就要明智放棄。隻有從民族大義上出發，承擔惡名才是值得的，即使狠毒過巨，也要放手去做，不可猶豫，懷婦人之仁。曾國藩晚年落得一個賣國賊的罵名，就跟此有關係。他向洋人妥協投降，不是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而是從他那個集團利益出發。所以說他雖贏得聖賢美名，卻虧掉民族大義。

　　朕非亡國之君，處處乃亡國之象——崇禎皇帝的軟弱悲劇崇禎皇帝是一個很好的借鑒。他有大誌，卻沒有狠勁，也不懂得妥協，最終成為一個本非亡國之君的亡國之君。

　　朕非亡國之君，處處乃亡國之象，這是崇禎皇帝給自己的判語。他即位之後，首先鏟除了魏忠賢，在位十七年，勵精圖治，想挽救大明王朝。為節約出一點錢來做軍餉，宮中連金銀器皿也不讓使用，也不吃葷，或者少吃葷。他不是一個偷懶的皇帝，也沒有不務正業，但大明朝還是亡在他手裏。除了一句“朕非亡國之君，處處乃亡國之象”，他無話可說。

　　他的大誌就是勵精圖治，挽救大明朝，盡管夙夜焦勞，卻不見成效。他失敗在過於軟弱。以最後四件大事為例。

　　第一件是軍費問題。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大明朝最後一個春節，早朝結束後，崇禎帝留下幾個首席大臣議事，國庫已經空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動用宮中的內帑。

　　崇禎帝兩手一攤，歎息一聲說：“我也是無可奈何。宮中哪裏還有錢？連金銀器皿都不使用了。”話還沒說完，就流下眼淚來。

　　國家窮到什麽地步呢？

　　崇禎跟兵部尚書說：“你，馬上派個人，到南邊兩百公裏的地方，去給我打探一下軍情，盡快回來報告。”

　　兵部尚書說：“是派騎兵偵察嗎？他們要吃飯要工錢，我這裏一分錢都沒有啊，沒法派。”

　　崇禎聽了，推案而起，騎偵的事也不了了之。兵部尚書固然可恨，崇禎皇帝亦為可憐。

　　當最後關頭，崇禎要各大臣捐餉，除三個高級太監各捐銀五萬兩外，其他高級官吏都來裝窮。首輔（等於宰相）陳演說自己一向清廉，身無餘財。次輔魏藻德隻捐了五百兩。崇禎的嶽父封為嘉定伯，太監找他捐錢，卻不肯答應，氣得那太監拂袖而起，說：“老皇親如此吝嗇，大事一去，你守著那些錢有什麽用？”被逼無奈，這個富得流油的家夥才捐出一萬兩來。還有一些人幹脆就嚷嚷著賣房子，門口貼上條子，說“此房絕兌”，或者把古玩、家具搬出來，擺個攤，沿街叫賣，仿佛窮得非變賣家當不可。還表現出一副亡國嘴臉，公開貼出這等文字：“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等李自成大軍一到，他們都露了餡，崇禎的嶽父家抄出金銀五十萬兩，裝清貧的陳演家也抄出四萬兩。崇禎逼不出來的東西，起義軍卻一舉拿下，可知崇禎帝是如何懦弱。

　　其實宮中有錢，崇禎帝不知道罷了。李自成打進來以後，派人在宮中搜，四十幾個地窖裏藏滿了金銀，足足有三千七百萬兩。原來，都是前一個皇帝藏起來的，“內監皆畏先帝”，不敢說，結果崇禎帝一點不知道。

　　當時一位著名文人評議說：“嗚呼！三千七百萬，拿出一個零頭來，也足夠兩年軍費……卻留給老鼠來挖掘……多麽可悲也！”

　　即使按照另一個說法，那些錢是宮中太監曆年累積的贓財，崇禎也無法推卸這個責任：身為皇帝，竟然不知道身邊藏有如此巨款。除了一聲歎息，還能說什麽？金銀最後被李自成撤離北京時全部帶走了。

　　第二件是擇將出征。

　　年還沒過完，李自成就發來戰書，說他的大軍三月初十抵達北京，要跟大明朝決戰。崇禎帝又急又累，幾天不吃飯。上朝時，當著大臣說：

　　“朕非亡國之君，處處乃亡國之象。我有何麵目見祖宗？幹脆親自上陣，死在沙場算了，但死不瞑目啊。”

　　“現在內外交困，府庫空虛，你們誰能替我分憂？”

　　說著說著，眼淚鼻涕一起流下來。除了眼淚，還是眼淚，而不以必死的勇氣來領導群臣，這皇帝確實軟弱了些。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皇帝一熊，舉國皆熊。

　　首輔陳演站出來說：“臣願代皇上親征。”

　　崇禎說：“南人不可。”

　　次輔魏藻德站出來說：“臣願代皇上親征。”

　　崇禎說：“不可。”

　　蔣德站出來說：“臣願代皇上親征。”

　　崇禎說：“不可。”

　　一連六個大臣想代帝親征，崇禎都否定了。

　　最後，一個名叫李建泰的人站出來說：“我是山西人，熟悉賊情。把我的家財拿出來，也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請讓我代皇上親征，提兵西向。”國家連軍餉都發不出了，他的家財竟然可以資萬人數月之糧！

　　崇禎大喜，當即說：“若是你去，我當仿效古禮，親自為你餞行。”

　　原來，這家夥雖然是個文人，卻是個山西大漢，高高的個頭，生得滿腮胡須，臉皮黑黑的，頗像那衝鋒陷陣的大將。

　　崇禎想親自到郊外餞行，李建泰堅決推辭，因為大明朝沒有過那樣的先例。崇禎就讓禮部另議，最後決定在正陽門城樓上為他餞行。

　　餞行那天，崇禎當場手書“代朕親征”四個大字，還準許大臣全部使用金杯。餞行完畢，崇禎憑欄良久，目送李建泰離開，才起駕回宮。

　　崇禎如此看重他，完全是因為眼前無人可派了。楊嗣昌兩年前已死，洪承疇又降了清兵，孫傳庭是唯一的家當，也在兩個月前戰死了。

　　這個家夥寄托著崇禎的全部希望，竟然不顧軍情緊急，規定每天行軍不超過三十裏，因為古兵法雲“百裏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裏而趣利者軍半至”。《孫子兵法》也說，“三十裏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照他的速度，如何救得了山西。山西一失，北京難保。李自成的軍隊也確實是從山西打過來的。

　　李建泰自告奮勇，為君分憂，代帝出征，看著像是危難之際的大誌，頗有忠君報國之風。但是，他還沒有走出河北省，就聽說家鄉曲沃被起義軍占領了，驚悚而病，進退失據，在原地徘徊觀望——“聞曲沃以破，家貲盡沒，驚悚而病”。他毅然興起滅賊之誌，原來是為了自己的財產。再後來他就投降了，據說似乎擔任過李自成的丞相，清兵入關以後，又做了清朝的內院大學士。

　　挑來挑去，崇禎卻挑出一個叛徒來，貪生怕死。大明朝如何不亡！

　　第三件是南遷之議。

　　既然擋不住了，幹脆遷到南京去，也是一個應急的辦法。大概崇禎最早提出南遷，母後卻說：“十二祖墳都在此，如何遷？”崇禎隻好放棄。

　　正月初三日，李明睿跟崇禎帝說：“今日之計，惟有南遷，可緩目前之急。”

　　崇禎見左右無人，悄悄說：“斡久有此意，無人幫我，才拖到今天。”

　　午後，再次召見李明睿。夜間，又把李明睿召到宮中。一日三次，足見崇禎對南遷一事的心情。李明睿就寫了奏章，公開提出南遷之議，還對崇禎提出了批評：“日逐一日，優柔不斷，天下事還有什麽可為？”

　　首輔陳演卻反對南遷，還暗授癟的大臣起來諫阻，說李明睿的提議是邪說，不斬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拿曆史說話，證明南遷是中興的希望。盤庚之遷，使商朝出現中興局麵。安史之亂，唐玄宗遷往四川，使唐朝繼續延續。西晉南遷而為東晉，北宋渡江而為南宋，保住了一半江山。

　　還有大臣提出皇上南遷和太子南遷兩個方案，如果皇上礙於朝議，不好南遷的話，就讓太子去南京。這是一個可以執行的方案，執兩用中，即使有人強烈反對，讓太子南遷則無可非議。

　　首輔陳演堅決反對，其他大臣也都裝聾作啞，不出來說話，搞得崇禎大為光火，幹脆徹底否定了南遷。他的本意是，隻要以內閣首輔為代表的大臣都站出來提議南遷，他就借坡下驢，專意南遷。結果搞來搞去，南遷之議就這麽夭折了。到最後想重提時，李自成的部隊已經兵臨城下，來不及了。

　　南遷本來是很有希望的。江南有史可法，長江中遊有左良玉和她的幾十萬部隊，吳三桂手上也還有幾萬精兵。即使不能中興複國，延續大明朝的正統卻還是能夠做到。清兵入關以後，南明小朝廷不是也存續了幾十年嗎？

　　鄭成功在台灣堅持鬥爭，天地會在大陸堅持鬥爭，明朝遺老則用筆和紙來表達他們對前朝的懷念和對滿清的憤怒……如果崇禎坐定南方，堅持戰鬥的人們會是怎樣一種心誌？反過來說，清兵入關之後，比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機構，正好彌補了他們所欠缺的東西，這對他們接管天下、征服南明小朝廷起了極大的幫助。如果崇禎南遷，清朝就得不到那些東西。一正一反，曆史又會怎樣呢？

　　即使讓太子南遷，也會有一種希望。

　　南遷之議失敗，首要原因在崇禎軟弱無力，不敢專斷獨行，又不能適時妥協，處處優柔寡斷，而錯過時機。專製的優點就是皇帝說了算，卻一點沒有發揮。其次是大臣誤國，以首輔陳演為代表。陳演辭職以後，繼任首輔魏藻德也裝啞巴，隨崇禎怎麽問，就是不做聲，不表態。軍國大事依靠這些人，還有什麽指望？真不知道崇禎在怎麽選人用人。本來有個袁崇煥，偏偏還被他殺了。

　　罷免陳演的前一天，崇禎對他說了這麽一句話：“我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我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第四件是調兵勤王。

　　正月十九日，崇禎提出調吳三桂入關，保衛京師。眾大臣推諉不決，沒有結果。原來，吳三桂一旦入關，寧遠及山海關之外的國土就不歸明朝所有，大臣擔心背上賣國罵名，就來個遲疑不答。

　　正月廿一日，崇禎要陳演再次討論：“這麽重大的軍機決策，本應由先生來主持，不得推委誤事。”

　　陳演答複說：“一寸山河一寸金，寧遠兵萬萬不能調。否則錦州就完了。”

　　兵部尚書幹脆說：“調不調吳三桂，要看寧遠棄不棄。如此重大的事情，我們實在不敢亂說。”

　　崇禎一看，這幫孫子又把皮球踢了回來，就命令寧遠兵退守山海關，調吳三桂入京。

　　陳演等仍然不肯起草文書，猶豫拖延，請求召集內閣及六部官員再來商量。會上，有幾個大臣堅決站在皇帝一邊。陳演等卻提出如下問題：寧遠放棄之後，山海關當如何守（寧遠是山海關的前哨，保衛山海關的屏障）？軍民如何安排？遼東的總督、巡撫、總兵如果不擬訂出實施細則，出了問題，誰來承擔責任？目的就是繼續推諉，不肯承擔擬旨的責任。

　　二月初二日，吳三桂都同意放棄寧遠，入京勤王了，陳演等還是拖延不決。

　　二月初八日，太原陷落，京師震動。太原奔襲北京是很方便的，要麽下太行山，從保定威脅北京，要麽從大同襲擊北京，一路都是平川，除了居庸關，無險可守。有人聯名上書，要求趕緊調吳三桂入京。

　　二月初十日，崇禎把奏章給陳演、魏藻德看，兩人不敢說話，退出來，背地裏悄悄商量說：“皇上著急，所以這麽做。等事情平定了，就會以棄地的罪名殺了我們，如何是好？”最後跟崇禎說：“無故棄地三百裏，我們承擔不起責任。請吳三桂的父親，寧遠總兵吳襄進京，皇上跟他商量如何？”

　　二月十二日，崇禎跟吳襄有下麵一段對話。

　　問：賊勢急迫，你們能夠打敗他們嗎？

　　答：我揣測他們隻是想占有陝西山西，未必來北京。如果李自成敢來送死，我等一定活捉了他，來獻給您。

　　聽吳襄如此信口開河，滿嘴亂說，崇禎一陣大笑。

　　問：你們父子兵有多少？

　　答：按冊八萬，實際三萬，因為幾個士兵的糧餉才能養活一個，各地都如此，非我一人（言外之意，他們早就在冒領軍餉了）。

　　問：三萬都勇敢能戰嗎？

　　答：隻有三千可用。

　　問：需多少軍餉？

　　答：百萬。

　　問：即使三萬人，也用不了這麽多啊？

　　答：這三千人在關外都有價值幾百兩銀子的田莊，如果撤回來，總要給他們補償吧。軍餉本來已經有十四個月沒有發了，怎麽補齊？還有數百萬百姓，又如何安置？百萬都不夠啊。

　　答：現在就是東拚西湊，最多也隻有二三十萬兩。

　　就這樣，由於缺乏經費，吳三桂入京勤王一事就拖著。

　　二月廿七日，形勢愈發危急。經由個別大臣接二連三地反複力爭，“今日事勢，當論緩急，毋論是非”，在崇禎的逼迫下，內閣才擬訂詔書，急調吳三桂入京。不過，非常遺憾，那已經是三月初六日了。

　　那些大臣究竟怎麽想的，他們有哪些權力，竟然讓崇禎都無可奈何，這值得研究。崇禎不是被大臣打敗的，是被他自己打敗的，遇到祖宗成法，遇到言官反對，就縮回去，而不敢堅持個人意見。他才是皇帝，卻又活得像奴隸。

　　最後的時間進程是，吳三桂的勤王大軍，據說有五十萬之眾，三月十六日才進入山海關。山海關到北京有三百八十公裏，隻有跑死馬，才能在兩天之內趕到北京。五十萬包括大批百姓，年年與清兵作戰，他們早就厭倦了，就想趁機遷回，所以動作遲緩。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軍隊到達西直門外，開始攻城。崇禎照例早朝。據說他在禦桌上寫了十二個字，其中六字是“文臣人人可殺”。

　　三月十八日中午，李自成攻破外城，要跟崇禎談判。他把投降的太監杜勳派進去傳話。杜勳見到崇禎就說：“亂賊兵馬強壯，鋒不可當，皇上還是自己拿主意吧。”把李自成提出的割地求和方案告訴崇禎：把西北割讓給他，分國為王，犒賞軍銀百萬兩，此後可為明朝鎮壓叛亂，尤其能以勁旅協助攻打清兵。

　　當時新首輔魏藻德也在場，崇禎問他：“你怎麽看？情況緊急，一句話說完。”

　　老狐狸跟先前一樣，隻是鞠躬俯首，卻不說話，連問數次，都不開腔。崇禎推倒龍椅，走出大殿，再也沒有回來。

　　當日深夜，在皇宮後麵的小山坡，崇禎把身體掛在一棵樹上，終結了自己，也終結了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