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啟示

第十三講 多助

　　人們也經常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現實卻沒有那麽單純，隻有道，沒有勢（實力），你未必能得到幫助；沒有道，隻有勢，也未必能夠多得幫助；唯有道與勢（實力）相結合，才可以得到盡可能多的幫助。民間說的多個朋友多條路，朋友多了路好走，也是對多助有益成功的通俗說法。

　　曾國藩不僅得到很多人才的配合（天下人才他籠絡了一半），朝廷上也有人幫他，所以才能起死回生，成就大功。穆彰阿幫助過他，肅順幫助過他。用老百姓的話來說，穆彰阿、肅順都是本事通天的人物，有他們這樣的人物幫忙，曾國藩才能幾起幾落，而能最終站穩腳跟。

　　團結可以團結的多數，孤立必須孤立的少數，支持者多，反對者少，成功的道路才能寬闊豁達。如果支持者少，反對者也少，而中立者多，應該想辦法把中立者中那些可以爭取的人爭取過來。中立者少了，左右搖擺的人也就少了，即使不能減少反對者，也可以保證反對者隊伍得不到補充，從而更好地孤立他們。這就給自己掃清了道路。

　　鹹豐八年（1858），曾國藩複出以後，盡管仍然不去巴結人，卻不願再多得罪人，比起以前更加小心。所以肅順被清洗抄家時，沒有發現他的信，慈禧太後非常高興，認為他忠心可嘉。

　　曾國藩的啟示

　　有些事情靠個人努力就夠了，成就大事卻必須多得配合。

　　爭取多數

　　爭取多數，孤立少數，盟友增加了，敵人就減少了，這個思想首先體現在他的一篇文章裏。

　　從衡陽出發時，他寫了《討粵匪檄》，把太平軍稱為“粵匪”，目的是向世人宣告，他的主要敵人是以洪秀全、楊秀清為首的廣西老長發，三江兩湖的人都是被裹脅的，盡管也在太平軍中，卻不是他的敵人。曾國藩的謀略企圖就是想分裂太平軍。不管這個方法有沒有效，卻表明曾國藩的做事規則，他想爭取多數，孤立少數。

　　因此後麵他又說：“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發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他的意思是說，凡是“被裹脅的人”，隻要主動投降，我就會論功行賞，或者一概免死，發給路費。

　　話這麽說，其實是一種帶有欺騙性的政治口號。他親自招降的很少，而被殺死的降卒卻多得難以計數，僅安慶一戰就多達萬人。韋俊投降清兵，程學啟投降李鴻章，陳國瑞投降黃開榜，還有跟陳國瑞打架的那個李世忠，雖然都在清政府一方效力，曾國藩對他們並不怎麽喜歡。韋俊是北王韋昌輝的弟弟，對家人受政治迫害一事大為不滿，所以找個機會投降了。毛澤東看曹操的傳記，讀到他殺俘一節，批注說：“殺俘不祥。”曾國藩隻活了61 歲，或許跟他多殺俘虜有關。

　　在湖南剿匪的時候，他讓山裏的貧困農民來當兵，跟著他鎮壓太平天國。這些山民既淳樸，又貧困，活不下去了，不跟他走，就會跟太平軍走。把他們招入營中，既能替清朝賣命，鎮壓太平軍，又減少了太平軍的候補力量，兩個目的都達到了。

　　對待敵方陣營，曾國藩采用分化、孤立的政策。對待自己一方，曾國藩也采用了類似的政策，團結多數，打擊少數，不使自己樹敵過多。盡管不完全如此，多數時候還是在那麽做，所以得他保舉的人要遠遠多過被他參劾的人。即使陳國瑞，那麽不喜歡他，在天津教案中，洋人幾次要求判陳國瑞死刑，曾國藩也沒有落井下石，乘機弄死他，結果反而是公平論事，沒有給他任何懲罰。

　　在長沙的時候，他參劾了副將德清，盡管出了胸中一口惡氣，卻惹來被士兵追殺的羞辱，不得不移到衡陽去。靖港之敗，湖南巡撫駱秉章跟他隻隔一船，都不願意過來見他，這完全不是官場的做法，可知曾國藩當時是如何窘迫。如果不是湘潭大捷，他的處境會更加糟糕，說不定命都保不住。

　　曾國藩的啟示

　　一時的快意往往會帶來長時的麻煩。

　　盡管如此，他還是得到很多助手。塔齊布是一個旗人，也是湘軍第一勇將。他是由曾國藩一手提拔上來的，對曾國藩忠心耿耿。武昌打下來之後，塔齊布做了湖南提督，二品銜，已經比曾國藩的官職高了（曾國藩不過以在籍侍郎身份當團練大臣，實際上沒有什麽權力），對曾國藩還是當作上級一樣來尊敬。他手下的四員大將，塔齊布、羅澤南、彭玉麟、楊載福，都是那個時候到他帳下的。胡林翼也是在那個時候被他推薦給朝廷。

　　坐困江西那兩年，曾國藩除了軍事上大不如意之外，在政治上、經濟上也被百般刁難。收複武昌之後，因為大臣一句話，鹹豐帝讓曾國藩當了七天湖北巡撫，就把任命收回去了。既然皇帝對他是這樣一個態度，趨炎附勢的官吏也會照做，他們做官的能耐遠勝過帶兵打仗。所以曾國藩苦惱：老子在外邊打仗，命都不要了，你們卻在北京算計我，什麽世道。

　　更可怕的是一個相國對他的攻擊，使他想起東漢一個大臣的悲慘命運。東漢那個大臣叫楊震，是一個著名學者，官至太尉，三公之一，很大的官了，跟今天的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三軍副總司令一個級別，卻因為得罪權貴，不僅遭到官場排擠，最後還被迫自殺。曾國藩擔心自己也會落得那個下場，可知他的苦悶。

　　這不是曾國藩自尋煩惱。他隻不過是團練大臣，手卻伸得很長，不僅越權殺人，把湖南司法機關擱置一旁，還要像國家正規軍那樣，擔負起清澄天下的巨任，難免被地方官吏嘲笑、刁難。憤走衡陽是因為這個，坐困江西也跟此有關。在湖南，他參劾副將德清，在江西，他參劾巡撫陳啟邁。這些做法雖然有好處，但也搞得別人不願意與他共事，擔心自己哪裏做不好了，就被他參劾。曾國藩這麽做，沒有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反而孤立了自己，多樹了敵人。

　　他這麽做，固然是出於公心，在道義上是符合儒家聖人的訓導，卻又背離了儒家的中庸哲學，達不到理想的做事效果。中庸哲學與法家的最大不同，就是中庸哲學重在追求結果，法家卻重視規則。也許更理想的中庸之道就是在結果與規則之間尋求到一個更新更好的平衡點。

　　盡管在江西遭遇那些苦難，曾國藩是不是就寸步難行呢？不是。因為他還得到很多人的幫助。有一個叫黃讚湯的人，跟曾國藩一樣，本是在籍刑部侍郎，江西官場對曾國藩百般刁難，動不動就以軍餉要挾，他卻為曾國藩勸捐籌餉，多到八九十萬兩，不亞於雪中送炭。還有一些士紳都給了曾國藩幫助。這些人可謂患難之交，可惜都不是當權者。

　　對於那些政治上沒有出路的知識分子，一般稱為士紳階級，他們有文化、有見識、有理想，如果不被曾國藩使用，就可能成為他的敵人。所謂“臨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曾國藩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積極團結這些士人。容閎是中國第一位留學生，他先去了洪秀全那裏，不被看重，才跑到曾國藩這邊來。結果呢，曾國藩就成了洋務運動的先驅和領袖。據說左宗棠也是先去拜見了洪秀全的，沒有被重用罷了。如果洪秀全也記得“臨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把左宗棠留用；即使留不住，也把他軟禁起來，甚至殺掉，至少為自己減少了一個凶惡對手。

　　他在《討粵匪檄》中號召那些“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義仁人”都到他帳下來，實際上也達到爭取多數、孤立少數的目的。在後來的軍事生涯中，也多次請求朝廷給那些滿門忠烈的士紳樹立忠烈牌坊。

　　五年十級

　　在朝廷上，他是否刻意巴結過誰，現在沒有證據，但做官出奇順利，而幾次遇險，都有人幫他說話，可見他得到的幫助還是非常多。

　　曾國藩做官，一般論他“十歲七遷”，其實說“五年十級”更準確。

　　27歲考中進士，入翰林院。29歲授從七品銜。從1843年起，年年升遷，到1847年，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正二品，那時才37歲。

　　29歲從七品，然後一直沒有動。而32歲到37歲五年間，從七品、七品、從六品、六品、從五品、五品、從四品、四品、從三品、三品、從二品、二品，連續越過十級。僅憑這一點，他也可以笑傲官場。一個從湖南來的鄉巴佬，沒有任何背景，完全靠個人奮鬥，即使巴結上了權貴，這樣的升遷速度也讓人羨慕。

　　究其原因，朱東安先生說道：“一是靠個人幹練，在士林中有一定聲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舉薦。”

　　穆彰阿是道光皇帝最寵信的大臣，執掌軍機大臣二十年，類似乾隆身邊的權臣和。鴉片戰爭期間，什麽喪權辱國啊，排斥、打擊、貶謫林則徐啊，都是穆彰阿跟道光皇帝一起幹的。穆彰阿的門徒多，一時號稱穆黨。老皇帝一死，穆彰阿就被新皇帝收拾了。

　　曾國藩考進士，正總裁就是穆彰阿，他就成了穆彰阿的學生。曾國藩32歲那年，翰林院舉行大考，總考官又是穆彰阿。從那之後，曾國藩年年升遷，隻五年時間，就爬到正二品高官。因此曾國藩也屬穆黨。

　　舊曆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初六日，大概午後兩點，曾國藩得到通知，說是本月初十大考，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舉行，甚覺驚惶。好久沒有做賦了，眼睛也有點蒙蒙看不清，怕進了考場答不完卷。即使那樣，當天還是出門拜會了兩位朋友，晚上十點才回來，開始試筆。

　　初七日早晨去琉璃廠買筆墨紙硯，考試要用。買完了回家吃早飯，才上午九點多一點。吃完飯，約了一個朋友，結伴去圓明園。中午十二點到了那裏，住旁邊的大樹庵。

　　初八日寫了兩篇文章，《班超通西域論》、《與人不求備論》。責備自己平時不用功，臨渴而掘井。

　　初九日，又拜訪兩個朋友，大概都是來參加考試的，看他們文章寫得氣勢流利，他很羨慕。

　　初十日，淩晨三點半起來。七點剛過，到賢良門外聽點名，然後進入正大光明殿。考試從八點開始，一共考三項，一篇賦、一篇文論、一首詩。中午一點過，他構思成熟，兩點開始動筆，六點交卷，隻補了一個字，似乎比較滿意。出場之後，與朋友對答案，發現犯了一個大錯，後悔不迭，惱恨自己粗心。監考老師似乎非常嚴格，若是發現作弊，將被送刑部治罪，那就慘了。

　　十一日回家。因為考試的錯誤，他患得患失，心中惶惑，跟老婆對坐無語，當晚還睡不著覺。說自己平日達人知命，遇到事情就這個樣子，真是可羞。

　　十二日外出會客，仍然唉聲歎氣。而且四處打探消息，行坐不安，稱自己“醜極”。

　　十三日上午八點得到考試結果，他考了二等第一。一百二十四人參加考試，一等五人，二等五十五人，三等五十七人，四等七人。大概非常高興，他理了頭發，然後又去圓明園，仍住大樹庵。

　　十四日早晨六點去排班，知道自己升為正七品。回家之後，來跟他道喜的人很多，還得一一回訪。回訪這一天，他早晨七點出門，傍晚六點才回來，走了五六十家，累得要死。

　　按照曾國藩的說法，就在圓明園升官的那天，也就是十四日，穆彰阿當麵要他的考試文章，他卻遲至廿八日上午才謄寫一遍，親自送到穆彰阿府上。晚了兩周才送去，不知何故。

　　從此之後，曾國藩連連升遷，到37歲時，已經是二品高官了。兵、刑、工、禮、戶、吏六部，他在五部做過侍郎。六部主官為尚書，官秩從一品，侍郎隻比尚書低一級，正二品，是尚書的第一副手。

　　做官如此成功，曾國藩當然無限滿意：“湖南人37歲官至二品的，本朝尚無一人。”也就在那一年，他成為湖南籍京官的首席代表，領銜奏事。而在29-33歲的五年間，雖然為京官，卻是虛職，清湯寡水，常常要靠借債度日。32歲的一封家書寫道：“我在北京該賬四百金，如果還得不到差使，日子就一天比一天緊了。”據他說，還有幾個京官跟他一樣困窘，都在靠借債度日。所以他想得到一個差使，就有辦法弄錢，千裏做官隻為財嘛。難怪那時他做詩說：“橫天如此寒。”

　　背後的提攜

　　曾國藩升遷之快，曆來都不多見。其關鍵要素，一般人都認為是穆彰阿大力提攜的緣故。他是漢人，又在和平時期，如果沒有權貴提攜，無論如何也難以在五年當中越過十級。關於兩人關係的資料卻非常少，大概跟穆彰阿被鹹豐帝收拾有關。

　　曾國藩是不是過於巴結穆彰阿呢？沒有資料證實。穆彰阿是總考官，又跟他當麵要考試文章，肯定是賞識他的。穆彰阿有沒有要別人的文章呢，或者說要文章是不是一種慣例呢？不得而知。總之，日記看不到曾國藩巴結穆彰阿的痕跡，別的資料也看不到。唯獨清朝的一點野史講了一個故事，後來被廣泛流傳。

　　野史說，某一天，曾國藩得到諭旨，要他明天進宮，等候皇帝召見。當晚他便住到穆彰阿府上。為什麽要住穆府，野史沒有說。

　　第二天，他進了皇宮，發現不是往日召見大臣的地方，就在那裏候著，白白等了半天，也不見動靜，隻好退回穆府，打算明天再去。

　　晚上，穆彰阿問他：“你去的那個地方，牆上有幾幅字，你看到沒有？”

　　曾國藩茫然不知所問。

　　穆彰阿歎口氣說：“可惜。可惜。”

　　躊躇良久，叫來一個下人，是那種辦事很得力的，跟他說：“你馬上取四百兩銀子，去找某某內監，就跟他說，某處牆上有幾幅字，要他原樣不動，趕緊抄出來，銀子不過是一點辛苦費。”

　　第二天，曾國藩再進宮去，皇上問他一些問題，竟然都是牆上掛的那些祖上聖訓。曾國藩從容做答，皇上聽了，非常滿意。

　　事後，皇上跟穆彰阿說：“你說曾國藩這個人細心，果然不錯，我喜歡。”

　　從此，曾國藩官運亨通，暢如流水。

　　曾國藩的啟示

　　做事情不能苟且，認真積極的態度是成功的必要條件。

　　以曾國藩的一貫性格看，他不是一個喜歡巴結鑽營的人。比如在湖南為團練期間，他跟當地官員關係緊張，一者可能是他自高身份，不屑與之並列，二者也是因為他不善於巴結逢迎。即使鹹豐七年（1857）在家深刻反省，有了一些轉變，能夠與人融洽相處，性格也不可能做徹底轉變，不過是更加謹慎而已。更主要的還是因為他的地位越來越高，權勢越來越重，地方上沒有誰敢跟他叫板。

　　如此看來，他也難以對穆彰阿一味巴結逢迎。從穆彰阿一方來看，如果曾國藩沒有什麽過人之處，他也不會大力提攜。究其原因，大概首先是曾國藩自己確有不同凡響之處，才得到穆彰阿的賞識；其次，他對穆彰阿也尊敬有加，即使不巴結逢迎，也一定在某些方麵有他的特別表現。曾國藩應該是有過人之資的，否則憑什麽去鎮壓太平天國？

　　曾國藩對穆家也一直比較照顧。曾國藩進京朝見慈禧太後時，專程去拜訪過穆宅。辦理天津教案時，擔心自己再無機會進京，還專門寫信給兒子，要他親自去穆宅，跟穆彰阿的兒子致意。

　　他那封批評鹹豐帝的奏章，鹹豐帝看了，勃然大怒，要治曾國藩的罪，好多大臣都為他擔憂。

　　曾國藩逃過此劫，原因何在？無非是有人說情。說情的兩個人，一是皇帝的老師，他叫祁雋藻，跟穆彰阿政見不和，官至大學士，正一品，曾國藩還寫過260個一寸見方的大字送給他；另一個人叫季芝昌，官至閩浙總督，從一品，是曾國藩中進士的主考官，跟曾國藩是師生關係。

　　肅順對曾國藩的推薦，更能表現他這個人的特點。

　　鹹豐十年五月，曾國藩得到兩江總督的位子，終於有了地方實權。不過這個職位不是他自己爭取來的，而是因為肅順的大力推薦。

　　肅順是鹹豐帝的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因為他敢任事、敢擔當，所以鹹豐帝很信任他。他欣賞有才華的人，沒有民族偏見，對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尤其讚賞，認為曾國藩有識量，胡林翼有才略，很想重用他們。

　　兩江總督本來是何桂清，因為浙江、蘇、常被李秀成踏平，他被革職拿問，朝廷就需要一名新總督。鹹豐帝首先想到了胡林翼，肅順卻認為：“胡林翼在湖北跟官文處得很好，所以湖北非常穩定，最好不要挪動，不如讓給曾國藩，這樣長江上下遊都有人了。”

　　鹹豐帝覺得有理，曾國藩才有了出頭之日。

　　這裏不能不提一件事情。肅順肯幫曾國藩說好話，是因為曾國藩跟他有私交嗎？不是。從現有資料來看，曾國藩顯然不屬於肅黨。鹹豐九年（1859）他跟胡林翼寫信說：“近來科場一案株連太廣，對洋人又太柔，都不讓人滿意，常想陳述一下我個人的意見。但這幾年我自己也沒什麽成就，幹脆就沉默不語吧。”從這裏似乎可以看到，肅順的對內對外政策，曾國藩並不怎麽讚同。奇怪的是，他處理天津教案的時候，不是同樣“對洋人又太柔嗎”？也許這就是所提倡的“入局”精神。

　　還有，王運曾勸他聯合肅順一起反對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曾國藩沒聽。據王運的後人說，王運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您應該帶兵入朝，申明祖製，支持肅順，反對太後把持朝政。”曾國藩沒有理他。王運大為歎息，甚至有些惱恨，惱恨曾國藩不用他。

　　如此看來，王運給曾國藩添了不少麻煩，這是一次，勸他做皇帝又是一次。曾國藩若聽了他的，結果如何，就很難說了。這大概是對他善於知人的一種獎勵吧。

　　是曾國藩不讚成王運的話嗎，還是他不看好肅順？有資料表明，他確實不看好肅順的為人，但在國家大事上，他還是願意支持肅順當政，而反對太後掌權。李鴻章遊曆歐洲的時候，遇到德國首相俾斯麥，跟他請教治國方法。俾斯麥沉默良久，說：“你在女人手下做事，還能怎麽樣呢？”在曾國藩那個時代，他一個大男人，連跟鹹豐帝寫奏章都從不說“奴才”，隻稱“臣國藩……”，又如何會主動自願地匍匐在女人腳下。

　　後來肅順還是被慈禧太後殺了。從他家裏搜出一箱信，都是大臣與肅順的私人信函，卻不見曾國藩一個字。慈禧太後歎息說：“曾國藩是一個好人啊。”她信任曾國藩，把四個省的軍政大權交給他，大概與此有關係。

　　曾國藩沒有站在肅順一邊，除了政治利害之外，還因為他的小心謹慎。他知道自己位高權重，為保身家性命，不再與朝中大臣私人往來，免得落一個“權臣竊朝綱”的悲慘下場。

　　他沒有主動靠攏、巴結肅順，肅順卻肯支持他重用他，隻有一個解釋，曾國藩自己有本事。肅順確實愛才，也為鹹豐帝做了不少事情。如果曾國藩自己沒有本事，且不說肅順要不要幫他，即使幫他，頂多能夠當一個大官，卻無法成就大事。難怪毛澤東說：“一句話，必須自己有力量。”“打不贏，不怪天，不怪地，隻怪自己打不贏。”

　　簡單的折中主義和自以為清白的中立立場，並不能切實保證你成功，而必須以個人秉持與睿智的分辨力為依托。個人有所秉持，可以使自己保持冷靜，睿智的分辨力可以知道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

　　夏啟為何能夠建立夏朝——多助的一種解釋這裏使用“多助”這個概念，不完全是多得人才、多得助手這個意思。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時，其中就專門說到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目的，是團結多數，孤立少數，不樹敵過多，同時又多得支持。

　　如果曆史學家沒有搞錯的話，秦人的遠祖，那個賜姓為嬴的大費，又名伯益。大費就是伯益，伯益就是大費，這一點非常重要，為何改名，暫時還沒有搞清楚——改名卻成為一種習慣，一直流傳下來，不論人名、地名、機構名、組織名，總在改，如河流必定遭遇彎道一般，改了幾千年了，今天仍然在改，未必是一個好習慣。

　　伯益是一位英雄，他與大禹率領各自的族民，在大禹的統一指揮下，雙方精誠合作，治理了水患，平定了苗亂，功勞不小。又為舜帝馴化鳥獸，深得賞識。正因為那樣的功勳、德行、名望，大禹臨死前，把位子禪讓給伯益。如果不是出了一個大亂子，今天也許會說堯、舜、禹、益四大聖人，而不是三個。大禹屬華夏集團，伯益屬東夷集團，他們的合作表明夏夷兩族一度非常團結。

　　可是，伯益成為天下共主之後，人民卻不去朝見他，而去朝見大禹的兒子啟，打官司也不找他，而去找大禹的兒子啟，因為啟是“吾君之子也”。那個時代，幾乎人人都會唱歌跳舞，但他們不唱頌伯益，而唱頌大禹的兒子啟，因為啟是“吾君之子也”。人心不服，就危險了。

　　大禹的兒子啟，在一些氏族首領的擁戴下，似乎經過反複鬥爭，終於驅逐、謀殺伯益，建立夏王朝。這大概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陰謀篡權行動。

　　究其原因，跟當時的曆史背景大有關係。

　　啟的爺爺，也就是大禹的父親鯀（祖孫三代的說法未必可靠，可能是子孫相繼），被堯帝派去治水。他用堵的辦法，初期頗有成效，後來洪水越來越大，堵也堵不住了。大概就在這個時候，堯要把帝位禪讓給舜，鯀起來反對，想自己當王，鬧得很凶，結果被誅於羽山（是否發生過武力衝突，不得而知）。

　　大禹是否懷恨，不見文獻記載，但他接替父親，繼續治水，則是確定無疑的。傳說他治水十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穿山鑿石，疏導洪水，終於平定水患，勞苦功高，經由舜帝禪讓，而成為天下共主（穿山鑿石同樣屬於傳說，其可靠性，有學者試圖證實，他去到今天洛陽龍門、黃河壺口下流等地，並沒有發現人工開鑿的痕跡）。

　　大禹死前，一個說法是，他把天下共主的位子禪讓給伯益，這就出了問題。

　　經過昌意（鯀的父親）、鯀、禹、啟四代，他們的權力根基已非常深厚，在華夏集團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那時，私有觀念也正在全麵形成，從黃帝到堯、舜、禹，天下共主都出自華夏集團，現在跑出一個東夷人（指伯益）來，華夏集團自然不服。尤其是禹、啟一族，既然鯀時代就敢公開爭奪領導權，發展到啟，就更敢了。

　　據說，伯益代大禹之後，就把啟拘禁起來，啟卻越獄跑了，還回過頭來殺了伯益。照這樣看來，夏啟在大禹死之前，就已獲得強有力的支持者，才能爭取時間，迅速反擊。伯益手裏有王權，不爭搶時間、做閃電式攻擊，篡位就難了。這是不是可以稱為有文獻記載的最早的閃電戰呢？

　　還有一個說法是，大禹發布了禪讓的消息，七年之後才去世，如果屬實，夏啟就有足夠的時間做準備。伯益拘禁他，大概也正是察覺到這一點，才先發製人。現在看來，伯益的先發製人似乎欠妥當。啟畢竟是大禹的兒子，堯、舜、禹之間，都沒有因為禪讓而關押前任的兒子，甚至還主動讓位，伯益卻把啟拘禁起來，容易失去人心。

　　在爭取支持者與盟友方麵，伯益做得也不夠積極。啟不僅篡權，還殺了共主，本該遭到強烈譴責才是，卻隻有有扈氏公開起來反抗。如此看來，伯益不僅缺少生死與共的政治夥伴，也疏忽了鞏固王位的重要性，沒有積極去爭取人心，組建統一戰線，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啟則不同，他一奪得王位，就舉行聯盟會議，積極聯絡其他部落，爭取更多的支持。從謀略而言，啟比伯益要高明。

　　盡管伯益是失敗者，但無損他的英雄形象。他如果再積極一些，大概可以這麽做，接過王權之後，就立刻派出間諜，嚴密監視啟，同時安排強有力的衛隊，保護好自己，並立刻召開部落聯盟會議，建立統一戰線，爭取各個方麵的支持。人心已定，啟想篡權，也就難了。如果再狠一些，幹脆一刀殺了啟，不留後患——輿論又能持續多久呢？啟殺了伯益，天下也沒有翻過來嘛，重要的是後續措施要得當、跟得上。也許伯益是一個大聖人，不屑於謀略，而信守天命——那就顯得迂闊了。

　　也有文字說，這是聖人大禹蓄意製造的政治謀殺案。一本非常權威的史書記載說（《戰國策》），大禹老了，覺得啟的能力、威望都還不夠，就把王位傳給伯益，啟聯合他的同黨，一起攻擊伯益，才奪得王位，名義上是大禹把天下禪讓給伯益，其實是大禹想讓啟依靠自己的實力去奪：有那個本事，你就去奪，沒那個本事，就不要當王。如果真是這樣，大禹的謀略可謂高明隱伏了，也可謂用心良苦。

　　當然，以上這些都是傳說，還有我個人的主觀臆測，多大程度上靠得住，不好說，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按照另外一本更加權威的史書的記載（《史記》），伯益是把王位讓給啟的，沒有流血鬥爭。

　　啟奪得王位，是一些氏族首領支持的結果，部分地表現了原始社會末期民主化的特征，此後再沒看到類似的文獻記載。從夏啟之後，中國的天下就為某個家族所有，延續了四千年，直到公元1911年，才告結束。

　　李世民的多助

　　如果要把“多助”理解成多得人才、多得助手，李世民是一個好榜樣。

　　唐太宗李世民的功績高得無法重複，他不僅統一了中國，也開創了中國唐朝的盛世偉業。別的開國皇帝隻完成了統一事業，卻沒有把王朝推向盛世高峰。

　　他的皇位是通過謀殺得來的，就是著名的玄武門事變。他謀殺了他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才獲得皇位。從這個玄武門事變中，可以看到李世民得到哪些人才的重要幫助。

　　李世民有功，封為秦王，住秦王府，李建成是太子，住東宮，秦王府與東宮逐漸形成對立。在這場權利競爭中，他們都在積極爭取各種支持力量。

　　那時，皇帝是唐高祖李淵，他有很多老婆。李世民與李建成自然要去爭取那些女人，為自己吹枕邊風。那些女人為了自己的將來，多願意支持李建成，因為李建成是名正言順的太子。李世民在外麵打仗，奪得很多寶貝，都拿來送給那些女人。他老婆長孫氏，也就是後來的長孫皇後，以女人的身份，積極出入宮闈，幫李世民活動。

　　朝廷大臣和地方實力派也是雙方爭取、拉攏的重要對象。唐高祖晚年，裴寂是主要的執政大臣，公開站在李建成一邊。另一個大臣封德彝，則兩麵討好，陰附建成。他的兩麵派策略很成功，李世民得手之後，他還做了宰相，直到死後，才被發覺。李世民也爭取到一些大臣的支持，但不及李建成。

　　李元吉也站在李建成一邊，形勢對李世民很不利，以致秦王府群僚都深懷恐懼。

　　秦王府與東宮兩派鬥爭日趨激烈。唐高祖李淵不想看到兒子爭鬥，想努力協調，保持均衡，卻沒有成功，反而加劇了對立情緒。流血事件終於不可避免。

　　李世民一邊，其最重要的支持者，有著名的“秦王府十八學士”。而玄武門事變，功勞首推長孫無忌與尉遲敬德。長孫無忌是他舅子，必須站在他一邊，別無選擇。尉遲敬德卻是降將，從敵人那邊投誠過來的，卻對他忠心耿耿。

　　隋煬帝末年，尉遲敬德加入政府軍，捉拿各地反賊，因為勇武封官，名曰朝散大夫。讓人奇怪的是，那是文官，不是武職，從五品下，放在今天，大概是副局（司）級中最低的一個官階。那也沒關係，他才剛剛入伍。

　　劉武周反隋，尉遲敬德做了他的偏將。唐朝建立後，劉武周被李世民打敗，跑到突厥去了，尉遲敬德就做了一個光榮的投降派，可謂棄暗投明。

　　不久，劉武周手下那些歸降的將領又反叛。李世民的手下懷疑尉遲敬德也會反叛，就把他關押起來。

　　屈突通、殷開山等人說：“這個人很凶猛，非同一般，也關押好久了，又不被信任，肯定有怨氣，留著是個禍患，不如把他殺了。”

　　李世民說：“我的看法跟你們不同。他若真有反心，會落在他們後麵嗎？”

　　就把尉遲敬德叫進來，賜給金寶，安慰他說：“大丈夫意氣相投，不以小事介心。我不會聽信讒言而殺害忠良，希望你能體諒。如果你要走，這點金寶就算代表我的一點心意。”

　　也就在那一天，李世民帶眾將領去打獵，當然也帶上了尉遲敬德。

　　恰好在路上遇到王世充引數萬人來戰。王世充的驍將單雄信帶領騎兵直撲李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一矛把單雄信刺於馬下。敵兵被尉遲敬德的氣勢鎮住了，紛紛往後退。尉遲敬德就保護著李世民逃出了敵人的包圍。

　　回來之後，李世民說：“大家都說你要反叛的時候，那是上天在考驗我啊，我相信你不會。福善相報，來得真快。”又賜給一筐金寶。

　　跟隨李世民征戰，功勞很多，又被李世民任命為護衛將領，作為隨身親信。

　　李建成為了削弱李世民，借唐高祖的命令，把秦王府的勇將程知節（在一些小說裏，他叫“程咬金”）、秦叔寶，謀士房玄齡、杜如晦等調離，讓李世民失去左右手，又贈給尉遲敬德一車珍寶，想收買他。

　　尉遲敬德說：“我本來是逆將，罪不容誅，幸得李世民留我性命，唯有以身報恩。我於殿下無功，哪裏敢接受賞賜？如果私許殿下，便是二心。見利忘義，舍棄忠誠，對殿下也沒有用啊。”

　　李世民知道了，說：“你的心如山嶽，哪裏移得動呢！以後再有送禮，隻管取，否則於你不利。”

　　因為忌憚尉遲敬德的勇武，李建成又派壯士刺殺他。尉遲敬德大開房門，安然睡臥，刺客頻頻竄動，終不敢入。又進讒言，誣陷他，唐高祖李淵下令殺。李世民極力爭辯，才免一死。

　　玄武門事變開始時，李世民不想骨肉相殘，尉遲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八百甲士全副武裝，都已進宮來了，沒有退路。”

　　李世民密召房玄齡、杜如晦回來，當聽說二人不來時，大怒：“敬德，你拿我的刀去，若還不肯來，就砍了他們！”

　　六月四日，玄武門事變發生。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殺，尉遲敬德射殺齊王李元吉，並持了二人首級，驅散他們的部屬，迅速穩定局麵。又領兵到唐高祖李淵住所。

　　李淵大驚，問：“今天誰在作亂？你來幹什麽？”

　　尉遲敬德答道：“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作亂，秦王已把他們誅滅。特命令我來保衛皇上。”

　　李淵這才安心。

　　事畢，有人建議，李建成的家屬和親信等百餘人，都應該懲治或流放。

　　尉遲敬德力爭之，說：“元凶是李建成和李元吉，都已伏誅。若還要牽連其他人，恐怕人心不安啊。”讓李世民對東宮的人采取寬大和團結的政策。百餘人因此活命。

　　論功，尉遲敬德和長孫無忌為第一。後賜爵吳國公。

　　尉遲敬德性耿直，自負功高，常與長孫無忌（他妹妹是皇後）、房玄齡、杜如晦爭執。在一次宮廷宴會上，有人位在他前頭，尉遲敬德發怒曰：“你有什麽功勞，敢坐在我前頭？”唐太宗的弟弟，任城王李道宗來勸架。尉遲敬德竟然揮拳頭打傷了他的眼睛，差點打瞎了。

　　唐太宗說：“以前看《漢書》，見劉邦誅殺功臣，我認為很不對。現在你們動則犯法，我才體會到，漢高祖殺韓信、彭越、英布，不全是他的錯。國家大事，要靠賞罰分明。望你約束自己，不要將來後悔。”

　　終年74歲。唐高宗廢朝三日，命京城五品以上官吏，都去悼念他。

　　李建成想拉攏尉遲敬德，沒有成功。相反，李世民卻拉攏了他手下雖不著名、卻很關鍵的人，其中一個叫常何，掌管玄武門警衛。正是在那裏，李世民射殺了李建成，尉遲敬德射殺了李元吉。可知拉攏常何對事變成功有多麽重要。

　　李世民手下的人才，還有一個著名人物，叫魏征，原來也是李建成一邊的人。東宮與秦王府對立時，魏征曾勸李建成早做打算。玄武門事變後，東宮的人紛紛逃亡，唯魏征不逃。

　　李世民責問他：“你離間我兄弟關係，為何如此？”

　　魏征卻很鎮定，說：“太子如果聽我的話，就不會落到今天的下場。”

　　李世民很欣賞他的忠誠，轉怒為喜，留在身邊聽用。魏征也不辜負他的信任，成為貞觀時代著名的良臣：“我願陛下讓我做良臣，而不要讓我做忠臣。良臣於國家有利，君臣都能得到榮譽，忠臣卻不能保住國家，隻落得一個空名。”

　　據說，有一次李世民怒氣衝衝回到後宮，大聲說：“總有一天，我要殺了魏征這個糟老頭！”

　　長孫皇後正好在旁邊，問明緣故，原來魏征又一次當麵冒犯龍顏，搞得他下不了台，所以回來大發雷霆。

　　長孫皇後趕緊跪下來說：“恭喜皇上，賀喜皇上。”

　　李世民一愣，問：“這是什麽意思？”

　　長孫皇後答道：“我聽說，隻有聖明的君主，才有直言冒犯的大臣。現在魏征直言冒犯，說明他遇到了聖明的君主。”

　　李世民立刻高興起來。魏征死後，李世民親自給他寫了碑文，可見君臣關係如何融洽。

　　同樣，曹操有一個老婆，名叫卞氏，本來出身倡家，後來被立為夫人。有一次，外國給曹操送來一箱首飾。曹操就拿到後宮，讓老婆們挑選。卞氏是第一夫人，當然由她先來。卞氏認真看過了，挑了一件中等的。曹操覺得奇怪，問她為什麽不挑最好的。卞氏說：“取最好的是貪，取最差的是偽，所以我取其中。”曹操聽了，感歎不已。

　　連老婆都這麽聰明賢惠，難怪他們能成就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