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啟示

第九講 高明

　　曾國藩成就大事，運氣之說姑且不論，見識高明卻表現在至少五個方麵：第一表現在努力建設新軍隊，並對軍隊進行政治教育；第二表現在鎮壓太平天國時，首先從思想上爭取多數、孤立少數，不走單純的軍事路線；第三表現在力主安慶之圍，把安慶作為主戰場，與太平軍做戰略決戰；第四表現在對功高震主有清醒認識，在大功告成之際，就給自己找好退路；第五表現在不擁兵自立，不采納部下的“勸進”主張。

　　曾國藩的啟示

　　與其精明，不如高明。

　　紛紛勸進

　　這裏著重討論第五點，曾國藩為什麽不做皇帝。

　　第二講已經提到曾國藩擁兵自立，說他可能根本就不想當皇帝，沒有那個大誌（野心）。外部環境是一個什麽樣子，清朝政府會怎麽應對，曾國藩又是如何判斷的？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結論也就出來了。

　　關於“勸進”一事，蕭一山先生整理了一些筆記小說資料，大致得出這樣一條線索。

　　早在湘軍攻克安慶之後，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就找到曾國藩，要他擁兵自立。據說湘軍進駐安慶，部將要求大擺宴席，好好慶賀一番，曾國藩不許，隻要部將各做一幅對聯，表達喜悅就行。

　　李元度最早寫成，拿過來一看，竟然說：“王侯無種，帝王有真。”顯然是要曾國藩自立為王，也屬一種造反。曾國藩抓起來，一把就撕掉了，還痛斥一番。曾國藩死後，那個冒失鬼又做詩曰：“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在哭泣與懷念中，暗指當年的勸進。

　　號稱曾門四子的張裕釗（1823-1894），也做了一幅對聯：“天子預開麟閣待，相公新破蔡州還。”

　　曾國藩看了，頗為欣賞，傳閱諸將。有人說，麟對蔡對不上，不工整。曾國藩勃然大怒，罵曰：“你們就知道拉我上草窠樹，好取功名，圖富貴，卻整天不讀書。麟是靈獸，蔡是靈龜，哪裏對不上了？”

　　原來，草窠樹是湖南土話，就是荊棘叢，要紮人的。又說蔡是靈龜，古書讀少了，還真不知道。《論語·公孫長》說：“臧文仲居蔡，山節藻，何如其知也？”如果望文生義，就是臧文仲居住在蔡這個地方，其實大謬。蔡指國君用的大龜，出自蔡這個地方，因此把大龜叫蔡。居是動詞，使大龜居住。山節藻，就是雕梁畫棟。用今天的話來說，臧文仲給大龜蓋房子，房子還雕梁畫棟，他這個人怎麽樣呢？孔子的言外之意，大龜是國君才有資格用的，臧文仲也用，還把房子裝飾得很豪華，顯然不守君臣規矩，逾越禮製，他這個人也就不怎麽樣了。

　　據曾國藩的一個幕僚說，有一次胡林翼來拜見曾國藩，親自做了一幅對聯：“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聊完天，要走了，悄悄留了一個紙條。曾國藩去送胡林翼，幕僚偶然看到紙條，上麵赫然寫著：“東南半壁無主，我公其有意乎？”幕僚大駭，趕緊退出房間。幕僚說，曾國藩很快就回來了，應該是看到那個紙條的。

　　還有雜聞說，攻克安慶之後，彭玉麟派人去接曾國藩，船還沒靠岸，又派親信送來一件密函：“東南半壁無主，老師豈有意乎？”曾國藩立馬變了臉色，說：“不成話，不成話，雪琴還如此試我，可惡，可惡！”把紙撕爛，揉成團，一口吞了下去。

　　左宗棠也寫了對聯，托胡林翼轉交曾國藩，還客氣地說，請胡林翼和曾國藩一起刪改。胡林翼一看，明白了他的意思，因此一字不動，密封之後，派人轉呈曾國藩。曾國藩打開來看時，裏麵寫道：“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曾國藩把“似”改為“未”，原封送還。胡林翼接過來看了，也不說話，拿筆寫道：“一似一未，我還說什麽呢？”

　　南京攻下來之後，有一天傍晚時分，曾國藩審問李秀成完畢，剛回來休息。那些部將幕僚，三十幾號人，不約而同，聚集到大廳來，口稱有事稟陳。左右覺得情況有異，趕緊報告曾國藩。

　　曾國藩遲疑了一下，問：“九帥也來了嗎？”九帥就是曾國荃。他是攻破南京城的主帥，善於圍城，綽號曾鐵桶。

　　左右回答說：“沒有。”

　　曾國藩慢慢站起來，凝神不語，挺拔如天人，對左右說：“請九帥！”

　　不一會兒，曾國荃抱病過來，曾國藩這才出來，要眾人坐下說話。往日曾國藩都有說有笑，頗為幽默，今天卻滿臉威嚴，跟平常大不相同，眾人發覺情勢不對，都不敢仰視，更不敢坐。大廳一時鴉雀無聲。

　　沉默良久，曾國藩突然開口說：“拿紙筆來。”左右取來平常用的簿冊紙。曾國藩看了說：“去換大紅紙。”左右也不敢多問，匆匆取了大紅紙來。曾國藩拿起筆來，滿蘸濃墨，一氣寫成一幅對聯：“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寫罷，也不說話，投筆而去。

　　大廳三十餘人，都為當時精英，卻連呼吸聲都聽不到。過了好久，曾國荃才第一個走出來，去案前看曾國藩的字，其他人也都圍上來。看了對聯，各人表情不一，有的歎息，有的搖頭，有的高興，有的點頭，更有的熱淚盈眶（筆記小說寫的真太藝術化了）。唯有曾國荃表情有些憤懣，轉而凜然不語，最後說：“以後誰也不得再說此事。這事我曾某一個人擔了。”眾人惶惶然一番，跟著就散了。

　　據蕭一山先生推測說，曾國荃與諸將攻破南京，包攬大功，就有人嫉恨他們，接著就有謠言中傷他們，說什麽滿城財寶，盡被他們私藏，要求朝廷嚴厲追查。湘軍包圍南京長達兩年四個月，屯兵於堅城之下，眾人拚了死命，才打下來，為的就是進城搶掠一把。現在有人想剝奪勝利果實，他們當然不幹了，因此想擁戴曾國藩造反。

　　清朝被推翻之後，已經是中華民國。收藏該聯的朱君後人，拿去給王運看，想找他老先生寫跋記。老家夥驚訝地說：“有這樣的事嗎？曾國藩的胸襟，今天之前，我隻知道一半，從今之後，我才知道全部。我老了啊，如果不是你把這個給我看，我都不知道文正之所以為文正（曾國藩），左老三之所以為左老三（左宗棠）。”

　　沉思了一會兒，拿起筆來，另鋪開一張紙，做對聯曰：“花鳥總知春浩蕩，江山為助意縱橫。”然後跟朱君後人說：“我不敢在他的聯上著墨，怕汙髒了文正。所以另寫一紙，記錄曾公的大胸襟，和我的過失。”

　　原來王運也是積極勸進之人，祖籍湖南湘潭，著《湘軍誌》一書。他去見曾國藩，喋喋不休地說個沒完，就是想勸說曾國藩擁兵自立。曾國藩隻唯唯諾諾，不做明確表態，而以手指蘸杯中茶水，在桌子上寫寫畫畫。等曾國藩有事離座，王運探過頭來一看，寫的卻是“荒謬”二字。看自己的縱橫術不管用，王運隻好離開。走的時候，做了《別曾幕諸友詩》，“我慚攜短劍，真為看山來”，給自己做的挽聯也說，“縱橫計不售，空留高詠滿江紅”。後來他在衡陽、成都等書院講學，常埋怨“曾大不受抬舉”。

　　據一些不怎麽可靠的資料稱，王運先後勸進三次，都被拒絕，所以對曾國藩大發牢騷，《湘軍誌》一書可以看到若幹痕跡。

　　不過，等他經曆了清朝覆亡、張勳複辟、袁世凱稱帝等一係列重大變故之後，看到“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終於理解曾國藩不肯稱帝的思想，所以感慨萬千。

　　以上材料從曾國藩的主觀願望方麵來討論他不做皇帝，大都來自各種雜談筆記，語言都在影射，而不敢直承其事。材料固然不少，卻未必可信。

　　從外部環境看，曾國藩真要做皇帝，最佳時機不是在攻克南京之後，而應該是進駐安慶之時。南京有洪秀全，北京是大清朝，他據守安慶，控製長江上遊，若聯合洪秀全共同對付清朝，很容易成三分鼎立之勢。既可以與清政府合作，也可以跟洪秀全合作，誰都沒有力量同時打擊兩個對手。既然安慶之時曾國藩都不想做皇帝，攻下南京了，更沒有理由做皇帝了。大功告成之日，他相當清醒理智，沒有走袁世凱的道路。

　　清朝的防範

　　大清朝一方也不會對此無動於衷，也當會有所考慮，有所防範。

　　鹹豐帝不肯把地方大權交給曾國藩，就是大清防範湘軍的第一步棋。又感歎什麽“去了一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也是防範的信號。鹹豐帝死了之後，同治立，年齡小，由葉赫那拉氏掌權。這個女人頗有見識，也頗有心計。她大膽使用漢臣，終於延續了大清朝風雨飄搖的江山。她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手段確實有其高明的一麵。大清朝一直就限製、防範漢臣，現在不重用漢人不行了，一邊是祖宗的政治傳統，一邊是眼前的混亂局勢，如何協調？她的辦法就是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把兩者統一起來。重用漢人，曾國藩等果然建立了蓋世功勳。大功告成，他們手上就握了重兵，如何防備？那拉氏當然不是傻瓜。

　　據薛福成說，鹹豐帝在臨死前，對顧命大臣說：“誰能克複金陵，就封為郡王。”金陵攻克之後，朝廷討論曾國藩的封賞，認為以文臣封王，賞賜太大了，也不合舊製，就拆開來辦，封侯、伯、子、男各一。曾國藩死的時候，頭銜一大串，就有“一等毅勇侯”，墓碑上也刻著“毅勇侯”。

　　明裏說不合舊製，其實是對曾國藩的一種限製。暗中也早有布置。

　　官文是旗人，鹹豐五年授湖廣總督，不曾建立什麽功勳，每年還揮霍百萬銀兩，卻一路升遷，協辦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那拉氏掌權之後，為讓曾國藩賣命，升他為協辦大學士，而官文卻升文華殿大學士，曾國藩到死也隻是武英殿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比文華殿大學士低一級，文華殿大學士常為四大學士之首。其中的深意，就是在限製曾國藩。官文坐居武漢，實際有從長江上遊來監控湘軍集團的作用。

　　都興阿等旗人領兵駐揚州、鎮江一帶，控製長江中遊，僧格林沁的騎兵部隊駐紮在安徽北部，對曾國藩形成隱約的包圍態勢，即使他有什麽動作，也難以全力北顧，北京方麵至少可以贏得時間。曾國藩以文人帶兵，且一生謹慎，對以上軍事部署，不可能沒有警覺。

　　清政府對湘軍內部，亦采取了分離之策，以分割他的兵權，削弱他的威信。

　　湘軍分五個派係，江忠源死得早，胡林翼死了之後，他倆的派係都沒有力量了，剩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派。在曾、左之間，清政府利用了幼天王南京突圍這件事。南京城攻破之後，湘軍滿城燒殺搶掠，炸開的城牆豁口無人把守，李秀成帶著幼天王一幹人等從豁口衝出。清政府要曾國藩認真查找幼天王的下落，務必不使幼天王逃脫。曾國藩卻輕信了部下的謊言，向清政府報告說幼天王在城破之時，滿屋堆積柴火，把自己燒死了，也可能死於亂軍之中，絕對沒有逃出去。左宗棠卻得到幼天王逃出的確切消息，就報告了朝廷。曾國藩與左宗棠從此不和，以致終身不通音問。清政府正好利用了這個機會，完全向著左宗棠一邊，達到分裂湘軍的目的。

　　按理說，左宗棠也起自湘軍，而且是因為曾國藩大力推薦，才有了一席之地，他應該站在曾國藩一邊才對，其實不然。鹹豐七年（1857），曾國藩坐困江西，江西方麵不買他的賬，處境非常困難。得到父親去世的消息，不待朝廷命令，他就奔回湖南老家，有點臨陣逃跑的意思。左宗棠應該同情他才對，卻公開站在清政府一邊，大肆攻擊、討伐、批評曾國藩。以他為首，整個湖南都群起攻之。麵對強大的輿論壓力，曾國藩竟患上不眠之症。

　　幼天王問題上，左宗棠仍然堅決站在清朝一邊，似乎可以做這樣的推想，他仿佛在向清政府表明心跡：我是堅定站在朝廷一邊的，曾國藩若要造反，我第一個反對。這個推測是有若幹政治痕跡為基礎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個人，是清朝後期最顯赫的漢臣，曾國藩鎮壓了太平軍，李鴻章鎮壓了撚軍，左宗棠收複了新疆，也都官至大學士，卻隻有左宗棠兩度成為軍機大臣，這固然是因為他收複了新疆，更加關鍵的卻是他對清政府的忠誠。又據左宗棠後人講，他抵毀曾國藩，目的在保護曾國藩。

　　李鴻章是曾國藩的學生，兩人關係一直很好。李鴻章本是安徽合肥人，在曾國藩的安排下，他回安徽，照湘軍製度編練了一支軍隊，是為淮軍。在曾國荃圍困南京的時候，上海財團請求曾國藩派一支軍隊去保護上海，他們願意出糧餉。最初，上海不過是一個海邊漁村，西洋諸國侵淩中國之後，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逐漸發展起來。太平軍攻占南京前後，江浙財團紛紛逃往上海，上海逐漸成為江南財富的集散中心。曾國藩當然想控製這個肥缺，讓曾國荃帶兵去上海。曾國荃卻不肯去，兩眼死盯著南京城裏的金銀財寶。曾國藩無奈，就讓李鴻章帶著他的淮軍去上海。為了躲避南京太平軍的搜查，上海財團花了十六萬兩銀子，租用洋人的艦船，偽裝成商船，從長江水路悄悄把淮軍運送到了上海。由於得到上海財團的支持和洋人長勝軍的幫助，這支部隊的戰鬥力也很強。

　　李鴻章雖然是曾國藩的學生，卻不是亦步亦趨的主。在一般事情上，李鴻章總是把曾國藩掛在嘴邊，開口閉口都說“吾師如何如何”，但在造反這種殺頭滅九族的大事上，他不會那麽講義氣。早在曾國藩祁門大營遇險時，他就獨自逃走了的。如果曾國藩造反，他不會貿然追隨，大概也不會像左宗棠那麽明確反對。最可能的舉動是，先駐足觀望形勢，再做打算。當初曾國藩不分兵北上勤王，就是李鴻章的主意。李鴻章有自己的見識，也有自己的打算，不會那麽鹵莽，不會因為曾國藩是老師，就事事追隨。

　　清政府還迅速提拔和扶植一些湘軍將領，提高他們的官階，跟曾國藩平起平坐，感情可能會逐漸疏遠，打破從屬關係，不再像以前那樣一呼即應。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楊載福、劉長佑等人逐漸與曾國藩官階相當，呈分庭起立之勢，甚至互相不合，湘軍的凝聚力被削弱了。

　　提拔曾的嫡係將領是為了分化他的勢力，削弱他的個人影響力。那個時候，太平軍餘部還在繼續活動，撚軍也剛剛興起，湘軍將領都還有用途。南京剛剛被攻破，清政府也不好做得太露骨，所以采用了提拔與分化的辦法。

　　不過，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那些被提拔的將領，有一些人又逐漸落職。同治五年（1866）正月，陝西巡撫劉蓉免職，二月，廣東巡撫郭嵩燾落職，八月，陝甘總督楊載福免職。同治六年十月，曾國荃被免去湖北巡撫一職，回籍“養病”；十一月，直隸總督劉長佑被革職處分。

　　找好退路

　　湘軍雖有三十萬之眾，曾國藩直接指揮的有十二萬，即使都肯追隨他造反，其中曾國荃的五萬部隊，卻在士氣和戰鬥力上有問題。他們在南京城燒殺搶掠，奪得很多財富，當初那種不怕死的勁頭有所減弱，其中不少人也盤算著如何回家享受。他們恰恰又是曾氏兄弟最核心、最精銳的力量。依靠這樣一支隊伍來造反，勝算不是很高。曾國藩肯定能看到這一點。在決定裁撤軍隊的時候，他說湘軍暮氣已重，這未必是他的客氣話，有一定的事實依據。由於他們已經搶到財寶，驅逐韃虜之類的民族口號，對他們沒有多少號召力。

　　《孫子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況於無算乎？”以曾國藩一貫的做法，如果他真的想當皇帝，必須對外部情況有一個準確判斷之後，才會下決心。

　　曾國藩不做皇帝，多來自筆記小說雜聞錄，雖然不甚可靠，卻能反映當時的一些政治背景。敵人尚在，讓曾國藩手握兵權，那是迫不得已；現在敵人沒有了，他還執掌兵權，清政府當然會擔憂。因此，清政府一方做了不少動作，以打壓、限製、逼迫曾國藩。

　　南京城被包圍之後，太平天國逐漸式微，清政府就開始打壓曾國荃。那時他已經升任浙江巡撫，按理可以單獨給朝廷寫報告。不料他才寫了第一個報告，就遭到批駁，認為他還沒到浙江赴任，就不能單獨寫報告，必須先報曾國藩，由曾國藩向朝廷報告。不去浙江赴任本是清政府的意思，那時曾國荃還在包圍南京城，當然不能去杭州。

　　城破之日，曾國荃與楊載福、彭玉麟一起，連夜寫了報告，由八百裏加急送京，滿以為會得到嘉獎和慰問。誰知十天之後，清政府就把曾國荃指責了一頓：“該逆死黨尚有萬餘……倘曾國荃驟勝而驕，令垂成之功或有中變，必惟曾國荃是問。”論官階，當時楊載福升陝甘總督，彭玉麟本已升兵部右侍郎，堅辭不受，都高於曾國荃，因此在朝廷的回信中，提及三人姓名時，楊載福第一，彭玉麟第二，曾國荃第三。若論軍功，曾國荃未必就遜於二人，官階卻比二人低，不過是清政府限製曾國藩的一個手段。

　　跟著又要求曾國藩追查南京金銀財寶的下落，報告戶部，以備撥用。金銀財寶都被攻城部隊搶光了，怎麽追查？有一個人把當時的情形記錄在日記中，他叫趙烈文，是曾國藩的得力幕僚。他在日記中記載了一段上諭：

　　“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曆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澤。”

　　這話可就點明了朝廷的態度，曾國藩如果不好好管束自曾國荃以下各部屬，就不能“長承恩澤”了。

　　曾國藩以文臣帶兵，哪裏會看不懂言外之意？所以在攻破南京之前，曾國藩就對大功告成之時，究竟何去何從，做了深入考慮。南京城破之日，就是曾國藩最危難、最緊張之時。功高震主而被殺戮的事，曆史上多得很，曾國藩非常清楚。

　　清政府的目的，就是逼曾國藩表態，要麽迅速造反，要麽立刻交出兵權。曾國藩表態越早，對清政府越有利。

　　如何自全，曾國藩可謂想碎了腦袋。盡管身居高位，內心卻苦得很，帶兵作戰，打不贏傷腦筋，打贏了也傷腦筋。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既能看到當時與清政府的緊張形勢，又能沉下心來，自裁羽翼，自削兵權，主動打消清政府的疑慮，把一場災難平靜化解。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是他主動提起，石守信等人才醒悟過來，交出兵權。

　　曾國藩複出之後，變得非常小心謹慎，祁門大營曆險之後，更不肯輕易冒險。做不做皇帝，這是一步大棋，也是一步險棋，且沒有必勝的把握；做大清朝的忠臣卻容易得多，無非交出兵權罷了，再多加忍讓就是，可以得到中興名臣的美名，甚至成為一位聖賢。唯一擔心的，是交出兵權之後，會不會就變成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呢？也許他在盡人事之時，能想到的就是成天意了。從清政府來說，曾國藩自削兵權，威脅消失了，自然沒必要殺他，落個殺功臣的罵名，同時也能穩定左宗棠、李鴻章等人。

　　關鍵一步棋是裁撤湘軍。既然清政府最不放心曾國荃的部隊，他就拿曾國荃五萬人開刀，東裁西裁，或者歸入別部，最後能直接調動的隻剩六千人。

　　其次讓曾國荃提前退休，回老家療養。這著棋正合了清政府的心意，而且賞給曾國荃六兩人參。

　　曾國藩的啟示

　　作為對手，絕不走正中敵人下懷的棋子，巴結上頭，卻要正中下懷才好。

　　曾國荃大為惱恨，卻又無可奈何。曾國藩也盡力撫慰這個能打仗，又能給他惹事的弟弟：“弟何必鬱鬱。從古有大勳勞者，不過本身一爵耳。吾弟於國事家事，可謂有誌必成，有謀必就，何鬱鬱之有？”同治三年八月，即攻破南京之後兩個月，正好曾國荃滿四十周歲。曾國藩寫了九首詩歌撫慰曾國荃。曾國荃讀著讀著，放聲大哭。他回老家之後，隨著時間遠去，才逐漸釋懷，並做有對聯曰：“百戰歸來再讀書。”曾國藩老家，今日湖南雙峰縣荷葉鄉大坪村，現存富厚堂，規模宏大，正麵寬五百米，保存基本完好，就是曾國荃修建的，曾國藩其實一天也沒住過。

　　再次，把財權也交出去。曾國藩督任四省軍務，除了兵權，財政大權也握在手中，固然有利於更好地鎮壓太平軍，也使自己手上的權力更大，難怪說他有坐斷東南之勢。兵權都交出去了，財權也沒有用了，因此他最早交出的就是財權。

　　早在南京陷落之前，曾國藩就已經注意到功高震主和清政府的態度了，提前為自己想好了退路。他給李鴻章寫信說：“長江三千裏，幾乎每一條船都張著我的旗幟，而四省財政都歸我管，兵權、財權都太大了。自古掌大權者，無不是凶於國而害於家。我雖然愚笨，卻也知道遠權避禍。”給曾國荃的信也說：“處高位大權大名的人，自古有幾個得以善終？必須把權位二字推讓幾分，才能為晚年漸漸收場。”

　　正是因為他對當時形勢與中國曆史有清醒、完整、深刻的認識，才能把那些經驗運用在自己身上，從而順利、平穩、幹淨地化解危機，保住身家性命與榮華富貴，真的做到了“長承恩澤”，成為清朝一代的聖賢、名臣。但是，大清朝卻無法扭轉內輕外重的權力結構，在內憂外患之中轟然倒塌，形成辛亥革命之後二十年的軍閥混戰局麵。

　　劉邦，袁紹，曹操，秦孝公

　　劉邦最高明處，是他能夠聽取部下的正確意見。從史書記載來看，劉邦自己沒有出過什麽主意，幾乎都是部下建議，他聽取之後，吩咐實施。

　　劉邦還定三秦，奪得關中之後，率領五十六萬大軍，去打項羽的老巢彭城。項羽正在北邊與齊國作戰，得到消息，立刻率三萬精騎，日夜趕路，以漂亮的閃電戰術，一舉打垮劉邦。劉邦乘了一輛戰車逃命，車上有他的一兒一女，劉邦為減輕負載，幾次把兒女推下車，都被部下撿回來。李宗吾在《厚黑學》中罵劉邦臉厚心黑，這也是一個根據。

　　劉邦逃到滎陽，在那裏與項羽相持。項羽帶領軍隊日夜猛攻，劉邦著急萬分，卻又彷徨無主。

　　有一個儒生就跟劉邦建議：“我有一個辦法，可以削弱項羽勢力。過去夏桀無道，商湯討伐他，把他的後人封在杞。商紂失德，周武王討伐他，把他的後人封在宋。他們這麽做，收服了天下人心。現在秦朝暴虐，滅了六國。如果大王也分封六國後裔，他們感恩戴德，也會做您的臣子。項羽的勢力就大大削弱了，不得不南麵稱臣。”

　　劉邦一聽，覺得有理，就讓他去準備。

　　儒生還沒出發，張良正好從外地來。

　　劉邦正在得意，看見張良，張口就說：“你來得正好，有人幫我出了一個主意，可以削弱項羽力量……，不比你張子房差吧？”

　　張良聽了，大吃一驚：“誰為您出的主意？這可壞了大事了。”

　　劉邦也一驚：“為什麽？”

　　張良說：“商湯討伐夏桀，周武王討伐商紂，是因為能製其死命，現在您能製項羽死命麽？這是第一個錯誤。周武王打下朝歌，表彰商容的忠誠，頌揚比幹的堅貞，現在您做得到麽？這是第二個錯誤。把糧食分給百姓，把財寶散給黎民，現在您做得到麽？這是第三個錯誤。周武王打下朝歌之後，就把兵器收起來，放馬南山之下，表明天下從此太平，不再有戰爭，現在您做得到麽？這是第四個錯誤。況且天下人才都離開家鄉，拋棄父母，誓死追隨大王，日夜期盼的，就是大功告成之後，能得到封賞。現在分封六國後裔，就不好封賞別人，這些人才就會回去，還有誰跟著您打天下？這是第五個錯誤。而且，唯有項羽弱小，六國才不會聽從他，現在項羽卻很強大，你封了六國，他們都會去投靠強者，怎麽能做你的臣子呢？這是第六個錯誤。”

　　聽張良這麽一說，劉邦自己也嚇了一跳，竟然有這麽多錯誤，就把儒生臭罵一頓：“狗日的腐儒，幾乎壞了我的大事！”

　　儒生的意見看似高明，所以劉邦聽了，還派他去執行。張良一番剖析，揭露了真相，劉邦也聽了，才沒有犯錯誤。

　　這裏不僅要討論張良比儒生高明，還有一個問題，如果出現兩種不同意見，領導該如何辨別、聽取？

　　曹操與袁紹大戰官渡，袁紹有謀士告誡過他，他不聽，失敗了。曹操打孫權，很多人勸孫權投降，魯肅卻請求抗戰，孫權聽了，也成功了。前秦苻堅要打東晉，弟弟和兒子都請求不打，另有一些部下又支持他打，他該聽誰的呢？最後他失敗了。朱元璋遭到陳友諒與張士誠夾攻的時候，有的人建議投降，有的人建議先打張士誠，因為張士誠兵力弱，唯獨劉基請求先打陳友諒，朱元璋又該聽誰的呢？最後他聽劉基的，也成功了。

　　曹操消滅呂布之後，統一了河南。袁紹則消滅了公孫瓚，統一了河北。河南、河北雖為兩省，卻是一塊完整的平原，不可能被兩種力量長期分據。因此曹、袁兩家的戰爭不可避免，這就是官渡之戰的起因。

　　論武裝力量，袁紹明顯強過曹操。他有精兵十萬，這還是保守估計。曹操兵力不過數萬，參戰的還不到兩萬。其中騎兵部隊，袁紹有馬鎧三百具，曹操不足十具。袁紹有鎧甲萬領，曹操僅二十領。

　　袁紹召集部屬開會，商量如何南下用兵。

　　謀士田豐認為，由於與公孫瓚打了多年，百姓疲憊，糧倉空虛，雖然部隊多，兵馬強壯，卻是一群驕兵，如果馬上就打，必定先敗。曹操那邊，由於他挾天子以令諸侯，馬上起兵去打，等於是打漢家天子，道義上也站不住。不如先向漢獻帝報告戰果，同時休養民力。如果報告受阻，就向天下宣布，曹操阻擋我尊王道路，揭露他挾持天子的本質，謀取政治上的主動。然後分兵南下，用騎兵騷擾邊境，讓他不得安寧，讓敵人普遍感受到彼弱我強的心理壓力，以動搖他的軍心，瓦解他的鬥誌。再以大兵壓境，也許還沒動手，敵人就潰散了。現在急於進兵，非完全之策，而是軍事冒險，容易失敗。

　　另外兩個謀士卻認為，我兵強馬壯，剛剛征服了公孫瓚，應該乘得勝之威，立刻討伐曹操，現在是上天給我們好時機，如果錯過，反而會遭天譴。周武王伐紂，也是臣子打天子，卻沒有人反對，何況我們打的是曹操，怎麽能說是道義上站不住腳？現在士氣旺盛，兵將一心，如不乘勝攻取，就失去機會。

　　兩邊意見不一，袁紹該聽誰的？如果要用民主的方式，投票表決，顯然田豐輸了，因為袁紹也想馬上出兵，三比一。何況袁紹還有大誌，想奪取天下。

　　袁紹選擇了立刻出兵，兩個謀士也得到嘉獎，田豐則被關進監獄。最終是袁紹輸了，敗得很慘，回去不久就死了。

　　袁紹的錯誤在於，他隻看到對自己有利的要素，而忽視了曹操的優勢，沒有看到自己的劣勢。兩個謀士的意見是因為迎合了他，所以被采納，而不是因為他們分析得正確。袁紹不根據外部環境來做決策，而隨自己的心意，正犯了一相情願的錯誤。

　　曹操沒有坐等勝利到來，由於敵強我弱，提前做了大量準備。其中聽取謀士荀、郭嘉、許攸的建議，是非常重要的。許攸在戰場上臨時叛逃過來。聽說許攸來了，曹操來不及穿鞋，赤著腳跑出去迎接，拍著巴掌說：“你小子來了，我的事情就成了。”許攸把袁紹的內部情況一五一十告訴曹操，幫曹操燒了袁紹的糧倉。

　　謀士能像張良那樣，把問題一一剖析明白，難。領導要準確分辨意見真偽，明白采信，也難。而且還有一難，那就是謀士明明知道領導錯了，能不能說服他，又是一難。謀士高明，領導者不采納，也無可奈何。

　　成就大事必須有人才輔佐，還必須領導高明，才能正確任用人才。齊桓公用管仲，秦孝公用商鞅，都成就了霸業。管仲、商鞅固然才不可及，齊桓公、秦孝公更應該被重視。他們有高明的政治眼光與寬廣的政治胸懷，所以能大膽提拔、放心任用，並防止人才專權、篡位。

　　齊景公伐宋，登高望遠，歎息一聲說：“先君齊桓公八百乘，就稱霸諸侯，我有三千乘，也不敢在此久留，是因為沒有管仲那樣的人才嗎？”大臣說：“我聽說，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過去有齊桓，所以有管仲，今天齊桓若在，那車下大臣都會是管仲。”

　　要能識別大才，又非常人所能為。商鞅就是這種情況的代表。

　　秦孝公上台之後，決心要重振秦國國威，要把秦國建設成為一個大國，稱霸中原，下令招賢。

　　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輕人，看到召賢令，包了幾件衣服，一路風塵仆仆，奔秦國而來。他本來是衛國的落魄公子，叫公孫鞅，有時也叫衛鞅，自有一腔抱負，不得施展。

　　戰國前期，魏國因為變法早，最先強大，所以他先到魏國，混了幾年，沒混出名堂。魏國國相倒是看好他，可惜病重，來不及提拔，就死了。

　　死的時候，魏王親自來探視，看他的樣子，知道不行了，就問他：“我尊敬的國相，萬一不幸，你掛了，誰能代替你？”

　　國相說：“公孫鞅可以。您莫看他年輕，卻是一個奇才，願大王舉國聽之。”

　　魏王不吭聲，國相明白了，又說：“大王，如果您不想用他，一定把他殺了，不要讓他去別的國家。”魏王答應了。

　　等魏王走了，國相跟公孫鞅說：“今天大王來問我，誰可以接替我，我推薦了你，他不說話，看樣子是不同意。我又跟他說，如果不用你，就一定把你殺了。你不要怪我，我這是先公後私，先國家後朋友。你趕緊逃吧，免得被抓。”

　　公孫鞅說：“你們大王既然不聽你的推薦用我，也不會聽你的意見殺我。”就不逃跑。

　　魏王出來，跟左右說：“國相病得很厲害啊，竟然要我把國家交給一個年輕人，豈不謬哉！”

　　國相不久就死了。跟著，公孫鞅就聽說了召賢令，決定去秦國碰碰運氣。

　　公孫鞅並沒有那麽好的運氣，馬到成功。他是外地人，誰也不認識，要見國君，顯然困難。大概是通過賄賂，公孫鞅結識了一個太監，名叫景，是秦孝公的寵臣。景是楚國人，或許是楚國戰俘的後裔，才成為太監，現在不能確知他的淵源。因為景的舉薦，公孫鞅終於見到秦孝公。這時，他在秦國已經住了兩年。

　　秦孝公召見公孫鞅，聽他說了很久，時時打瞌睡。完了，對景發火：“你推薦的什麽人啊，怎麽能用！”

　　景就去罵公孫鞅。公孫鞅解釋說：“我跟大王講了一通帝道，看來他不感興趣。請幫我再見一次。”

　　五天之後，秦孝公再見公孫鞅，時間更長。完了，又對景發火，景又罵公孫鞅。公孫鞅解釋說：“我跟大王講了一通王道，看來還是不感興趣。請再給我一次機會。”

　　秦孝公第三次聽公孫鞅說話，感覺還不錯，但沒有采納。完了，跟景說：“看來你的客人還是有一點本事，可以聽他再說。”

　　景把這個情況告訴公孫鞅，公孫鞅說：“我跟大王講了一通霸道，看來大王是想用霸道。他一定會再見我的，我明白他的想法了。”

　　秦孝公第四次召見公孫鞅，聽得入了迷，身體不斷往前移，竟然沒有察覺，連續聽了好幾天，一點也不厭倦。

　　景問公孫鞅：“我們大王非常高興啊，你是怎麽做到的呢？”

　　公孫鞅說：“開始，我跟大王講帝道和王道，他覺得那太遠古了，等不及。凡是賢明君主，都是在身前揚名，哪裏能等上幾百年才成為帝王？我就講富國強兵術，結果他非常滿意。霸道固然可以富國強兵，德行卻無法跟殷周相比啊。”

　　最後一句話很有意思，為秦國的未來和他自己的命運，預設下一個伏筆。秦孝公一波三折，才發現公孫鞅的才華，大有傳奇色彩，史書如此渲染，不知道有幾分可信。

　　秦孝公任命公孫鞅為左庶長（秦國二十級爵位中的第十級），在秦國變法，那是公元前359年的事，一個改變中國曆史進程的時刻。似乎也隻有秦孝公因為太監的推薦，而得到一個對曆史做出重大貢獻，乃至改變曆史命運的傑出人才。這個名叫景的太監，應該得到曆史的讚美才對，而不該被遺忘。

　　要不是商鞅堅持三見秦孝公，他這個大才可能就被曆史埋沒了。謀國謀政，決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