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啟示

第五講 乘時

　　乘時就是追隨時代大環境。我們無法選擇時代，卻可以順應時代。我們無法主宰潮流，卻可以跟隨潮流。凡有大作為的人，無不是乘時而動。逆時而動，逆流而行，或錯過良機，都難以成就大事。即使追求一般的成功，也應該抓住機會。

　　同治六年，那時太平天國運動已經鎮壓下去，曾國藩跟他的幕僚趙烈文說：“成就大事，往往運氣占六分，人事占四分。”趙烈文應和說：“老師說得對。《易經大傳》也講，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奉天時”就是“乘時”。六分運氣（天時），四分人力，可知曾國藩把“乘時”看得比主觀努力還重要。這是針對成就大事來說的，而在別的方麵，他就主張在人不在器，人比武器重要。

　　曾國藩的啟示

　　追逐天下大勢，方可成就偉業。

　　今日社會成功的途徑很多。一是在政府任職，政治領域一直保持著它的權力優勢，總統大選總會成為頭條新聞。二是追求經濟/財富上的成功。三是娛樂、影視、體育界的超級明星，他們被少男少女追上了天。四是在文化、藝術、科研領域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常常被尊稱為專家、學者。

　　不論在哪個領域有所成就，超越了昨天的自己，都可以說成功，隻要肯努力，誰都做得到。成就大事卻沒那麽簡單，幾乎隻集中在政治和經濟兩個領域，必須與很多人協同工作。事者，勢也。勢就是權力（也當包括地位、聲望等等，金錢也是一種權力）。沒有權力，你不能成事。

　　黑馬，冷門，這種成功確實給人驚喜，但機會又有多少？大家懂得概率論。相反，新生事物因為新，空白多，好出成果，因此成功的機會最多。張藝謀與餘秋雨相比，哪個名氣更大（婦孺皆知）？當然是張藝謀，因為電影電視是今天的藝術主流，文學與學術已經退居其次。賺錢也是如此，趕上熱潮，才能又快又多。中國要繼續大力發展經濟，學曆史的與學經濟的相比，哪種人才更受歡迎？所以說，最熱門的地方機會最多。唯有思想者才冷眼旁觀。

　　如果你想成就一番事業，又快又好的辦法就是乘時，唯有立在時代潮流的浪尖上，最易奪取功名。當然也更容易被打倒，這個世界是辯證的。個人就像一滴水，隻有趕在時代潮流的最前端，才能最快地流入大海。

　　曾國藩那個時代，成功的標準幾乎隻有一個，就是做大官、做清官、做好官。成功的途徑也隻有一個，就是參加科舉考試。曾國藩很幸運，27歲就考中進士，有了做官的資格。不過，要做大官、做清官、做好官，還必須：1.要有學問，以提高聲望；2.博得權貴賞識，以便被提攜。上頭都不知道你，怎麽提拔你？上頭都不喜歡你，怎麽重用你？考中進士，已經走好人生第一步。要做大官、成大名、享大福，還得加倍努力。與曾國藩同時代的那些漢族文臣，幾乎都是學問高深的人，官越大，學問越高。

　　無心之語的刺激

　　曾國藩生於1811年，比辛亥革命早100年，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唯一法門，就是參加科舉考試。通過秀才、舉人、進士的三級選拔，成為國家的預備官員，也就成了社會上的大爺，至少普通百姓得讓著你、寵著你、尊敬你。

　　曾國藩從7歲開始，在父親的私塾裏讀書，為科舉考試而努力。這是他在社會和家長的安排下，被動地追逐人生目標，可謂被動乘時。

　　19歲那年，他和弟弟離開老家，去衡陽讀私學。

　　據一份不十分靠得住的資料說，有一次，老師讓他背書，卻不流暢，老師罵道：“你將來要有出息，我給你打傘！”這話傷害了一個年輕人的心。

　　考中進士、衣錦還鄉之後，要去答謝師門，他特意帶了一把傘，告辭出來，跟老師說：“糟糕，老師，我把傘落在你家了。”

　　等老師取過傘來，曾國藩說：“謝謝老師給我拿傘。”

　　看曾國藩走得遠了，老師回到屋裏，猛然想起數年前的話，滿臉愕然。

　　老師的刺激，大概是曾國藩發奮讀書的開端，還說不上是有誌於學。因為受到刺激而發奮，這種事經常有，但結果如何，還要看你怎麽努力。有愚而不能知者，有知而不能行者，有行而終見棄者。

　　曾國藩的啟示

　　有決心，無毅力，行百裏而九十者，都無法成就大事。

　　這也表現了曾國藩的某些性格特征，一飯之德必嚐，睚眥之怨必報，跟後來主張多殺人有一點聯係。

　　曾國藩22歲考中秀才，之後去長沙，到著名的嶽麓書院深造。嶽麓書院就像今天的湖南大學，是湖南省的最高學府，嶽麓書院也正被湖南大學所環抱（毛澤東也在那裏讀過書）。去那裏的第二年，曾國藩考中舉人。同年深秋，動身去北京參加由朝廷主持的會試，但他沒有考中，也不在意，因為他沒有想一舉成名。鄉巴佬進京，一待兩年，收獲很大，開闊了眼界，也結識了不少人，可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裏路。錢花得差不多了，就準備回家。路上借了一筆債，還典當了衣物，才湊夠錢，買了一套二十三史。

　　回來以後，發奮苦讀，一年沒出門。兩年後再去北京，竟然考中進士，是年27歲。曾國藩自己承認，正是第一次北京之行，他才開始立誌學問，那年24歲（孔子說自己是十五有誌於學）。在當時來說，這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不過，到了京城之後，還必須繼續努力，才能做大官、成大名、享大福。

　　曾國藩的啟示

　　傷害也可以是一種動力。

　　曾國藩的情況就是這樣，老師的傷害不過是一種刺激，24歲開始進入自覺狀態，主動、積極地參加科舉考試。

　　這時他對乘時的認識還是模糊、盲目、初級的，要等到30歲上，才對乘時形成完整、全麵、深刻、理性的認識。難怪民間說，30歲以前是爹媽給的，30歲以後是自己給的。

　　稱其為乘時，並不是牽強附會。那個年代，他不參加科舉考試，還能做什麽？洪秀全考了十四年，沒有成功，迫不得已，才造反。左宗棠三次未中，一怒之下，不考了，要不是洪秀全造反，他大概要教一輩子私學。

　　三十而立

　　考中進士之後，曾國藩入翰林院深造。翰林院是讀書養望的地方，為國家儲備人才，為朝廷培養高級幹部，除了讀書編書之外，一般沒有具體任務。雖說可以做官，但是官大官小，名高名低，還要看各自的造化，曾國藩再次麵臨新的挑戰。混得好，自然能往上爬；混得不好，至少也是個從七品官，類似今日的副處長、副縣長、副團長、副教授、副研究員、副主任醫師，或者別的一個副……。像杜甫那麽偉大的詩人，也隻得到一個從七品的官。

　　曾國藩混得如何？27歲進去，29歲定為從七品，一直到32歲初，還是從七品。不過，32～37 歲五年之間，卻節節高升，連越十級，官至正二品，比今天的省長部長都還高兩級。即使今日，我們越來越追求速度，也少有人爬得那麽快。究其原因，一是他自己有本事，很努力；二是爭取名士指點，得到權貴提攜。

　　曾國藩參加科舉考試就是為了功名，還寫過一句詩：古來名利客，誰不到長安。既然已經做官，當然希望官越大越好，名越響越好；辦法嘛，隻有一個，就是繼續讀書。

　　功名心其實是件好事，它支撐了中國文人兩千年來的奮鬥意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經由清朝一位著名皇帝的倡導，又被表述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個理想是崇高的，也是極嚴格的，甚至要求禁欲，在某些特定的時候，你不能做愛，更不能娶妻納妾。曾國藩本人曾惹來一片罵聲，說他是一個穿著長衫子的虛偽男人（偽君子，偽道學），因為他在鹹豐皇帝死的期間娶了一個小老婆。

　　他繼續鑽研的幾本書，其實小時候就背熟了，現在必須做到另有體會，才能得大官享大名。這個時候，他已經在主動乘時，治學是追求功名的唯一選擇。不過，他沒有名師指點，也沒有朋友切磋，完全依個人興趣而讀，大半年下來，沒什麽長進。本來對做文章還有一點信心，不免沾沾自喜，結果卻發現，別人早已走到前頭去了，追都追不上，那使他很傷懷。看來想靠文章出名是做不到了，必須另找出路。

　　問題是，讀什麽書，又該怎麽讀，曾國藩並無頭緒，就找名人著作來讀。30歲那年夏天，他去琉璃廠買來《朱子全書》。三天之後，又去向當時名氣很大的學者唐鑒請教。唐鑒是他的老鄉，湖南長沙人，官至太常侍卿（三品），後來加恩賞二品卿銜。唐鑒一席話，如醍醐灌頂，震醒了曾國藩，讓他明白了很多事，原來治學的方向也就是仕途的方向，要做大官，還必須有大學問。那正是他的人生理想，既能讀書，又能有所成就。從那一刻起，他算是真正自覺地乘時了。

　　唐鑒的話，今天可以看到痕跡的，大概是“為學隻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按照唐鑒的說法，義理（理學）是治學的根本，考核（考據學）求粗而遺精，文章本是小技，一點不難，經濟之學（經世致用之學，當時被視為做官術）本來就在義理之中，無非多看史書（曆代典章製度）。

　　唐鑒的話，今天看不到痕跡的，大概是清朝的學術演變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朱東安先生有係統論述，大略如下：

　　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經過認真比較，發現程朱理學所信奉的倫理道德，尤其是三綱五常、君為臣綱一條，很對他們的胃口，就把程朱理學定為治國基本理論。以康熙推崇得最勤奮、最成功，他自己就是一個理學家，其深度連一些儒學耆老都不能測。

　　下層人民以天地會為代表，武裝反抗滿清統治，金庸先生有一本武俠小說，名字叫《鹿鼎記》，裏麵的主要人物陳近南、韋小寶，都是天地會的重要頭目。以明朝遺老為代表的漢族士人，也不肯與滿清合作，他們以筆為武器，表達自己對前明的懷念、對滿清的仇恨。武裝反抗遭到武裝鎮壓，文字反抗遭到文字獄迫害。韋小寶那個可愛的雙兒，她先前的女主人，就是遭文字獄迫害的死難者的家眷。

　　另一部分漢族士人總結經驗教訓，采取了更隱蔽、更高明、更曲折，且合法的鬥爭方式。他們通過有理有據的考證，證明程朱理學的經典著作是偽造的。那些經典著作曆來被認為成書於2200年前。有一位漢學家用三十年時間寫成一書，列舉一百二十八條確鑿證據，證明《古文尚書》是偽作。連那個弄虛作假者的時代和姓名，也被另一位漢學家考證出來。朱熹的《周易本義》一書，采用了宋初某個著名道士的河圖洛書說，結果也被證明是編造的。他們以釜底抽薪式的一擊，證明了滿清統治者精心扶植的思想武器是靠不住的假貨，還有誰信呢？考據學由此興旺起來，創造了一個光輝燦爛的學術時代，理學反而少有人問津。

　　但是，當聲勢浩大的白蓮教起義爆發之後，這種不合作態度就開始改變了。白蓮教起義發生在嘉慶初年，是康乾盛世的轉折點。經過那場大動蕩，漢族士人認識到，隻有鎮壓各種反抗，維護滿清王朝的統治，才能保住自己的飯碗，他們與清王朝是拴在同一根繩子上的兩隻螞蚱。加上清王朝的拉攏、分化政策，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使反清複明的民族仇恨也逐漸淡化等等原因，漢族士人的注意力就轉移到如何解決社會的現實問題上來。

　　盛極一時的考據學經過乾隆、嘉慶兩朝的發展，終於在道光年間，被經世致用之學所取代。道光後期，鴉片戰爭爆發，經世致用更被推向高潮。

　　這些東西曾國藩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突然有人說起，聽得他心都亮了。曾國藩在日記裏，在給兄弟的家書、朋友的信劄中，反複述說這種耳目一新的感受，說他看到一種茅塞頓開、豁然通達的新氣象。也正是經過唐鑒點撥，曾國藩才真正踏入治學門徑。從此之後，曾國藩徹底明白科舉考試、做學問與榮華富貴、功名利祿之間的關係，辨明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這就是曾國藩想有一番作為的自覺乘時，那時他30歲。

　　他就從文章轉到理學上來，開始“治經宜專一經”的讀書道路，也就是先把他買回來的《朱子全書》讀完、讀懂、讀透。第二年冬天，在一位顯貴學者的指導下，曾國藩又開始修習檢身之要。那是一種靜坐工夫，把讀書和修身結合起來。具體做法就是靜坐思考與寫日記，把每天的行為、欲望，一點一滴都記下來，在靜坐的時候，一日三省吾身。也就是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

　　以孔子為首的聖人們天真地以為，通過這樣的修煉，就能把學術、心術、治術貫通一氣，學問提高了，道德也就提高了，治理國家的本領也提高了。孔子是不幸的，生活在一個兵荒馬亂、道德淪喪的時代，像他那麽著名的人，還常常吃不飽飯，到處流浪。他整天想的就是要挽救混亂中的國家，解救被水火浸泡的小民，而對做大官、得大名、享大福之流的副產品不屑一顧。他的思想被逐漸演變成一種帶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的教育/治國方法，連續不斷地施行了兩千年，到後來竟成了宗教。這是他“像狗一樣落魄”時所不敢想的吧，這也該是他所自豪的。

　　曾國藩開始用理學家的修行辦法來要求自己。每天靜坐一個小時，記下各種不正確的欲念行為，傳給朋友、同事看，請他們提出意見。也經常去拜訪那位顯貴學者，像弟子一樣虔誠，一位勤奮而有天分的青年。學者也樂意幫他，寫了很多批語。這位顯貴學者名叫倭仁，滿族人，官至大學士，正一品，再沒有比他更大的官了。

　　曾國藩的啟示

　　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修身工夫卻做得不怎麽好，常常靜坐一會兒就睡著了，等到醒過來，就在日記裏痛罵自己，過了十幾天才漸漸適應。他身體本來就虛弱，這一修身靜坐，凡事檢討，搞得他很緊張，不過兩個來月，就患上了失眠症。再堅持二十幾天，突然吐起血來。

　　曾國藩很沮喪，知道自己做不了理學家了，跟兩個弟弟寫信說：“我身體本來就弱，現在耳鳴不止，稍稍用心，就覺得困頓。我也常常這麽想，既然老天讓我無法苦思，那是老天不讓我成就學問啊。所以這些天我心灰意懶。隻要得到一個差事，去地方上做官，還了舊債，就辭官回家，不再惦記什麽功名利祿了。”

　　那隻是他一時的衝動。很快，他就根據個人的身體狀況，大膽地放棄理學家的修身方法，而把精力放在自己感興趣的文章上麵。靜坐修身不搞了，寫日記這門工夫卻堅持下來，一直寫到他過世的前一天。讀書的範圍也大大擴展，什麽理學、考據、經濟、詞章，凡是好書，他都看，隻是仍然最偏愛詩文。他的學問之路其實在朝自己的方向發展，不管門派之別（儒家五派常常相互攻訐），是一條全麵發展的道路，所謂采眾家之長也，“務為通儒之學”，通儒就是什麽都精通的大學問家。

　　做文章就是為了出名，出名了自然好做官。他自信地說：“這樣堅持下去，即使不放外做官，也會在道德文章上有所成就。”他是漢人，要做大官，必須名聲好學問好才行。

　　他所交往的那些學問朋友，都在京師有一些名氣，也都是做官的。倭仁官至大學士，正一品，還是同治皇帝的老師。唐鑒官至太常侍卿，後來授正二品銜。吳廷棟官至刑部侍郎，正二品。最小的是國子監學正，正八品……

　　與他們交往，不僅增長了曾國藩的見識，更讓他在士林與官場獲得一種良好的名聲，這給他的官運鋪出一條道路來。後來，他在長江一帶跟太平軍打仗時，給弟弟寫信說：“過去我在北京的時候，還是有一些清望的。”他的學生更說他是“名稱重於京師”。他的好名之心有多強呢？他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話：“今早，名心大動，忽思構一巨篇，以震炫舉世之耳目……”

　　他在學林士人中建立了一種好名聲，仕途上也出奇順利，37歲就官至正二品，因為他得到權臣穆彰阿的青睞。穆彰阿願意幫他、看得起他，首先是因為他自己有本事。清朝一貫限製漢人，曾國藩也沒有政治背景，很難靠一味巴結來升遷，因此他在學問上所獲得的名聲，以及在鑽研學問時發展起來的遠見卓識（才需學，學需識），就成為他仕途的基礎。

　　曾國藩無意中把治學的方向從文章轉到理學上來，再主動向唐鑒請教，向倭仁請教，積極與各類士人交往，更結識了權臣穆彰阿，為做大官鋪出道路來，終於完成生平第一次乘時。

　　這一次乘時，開始是憑著某種直覺做出的，卻歪打正著；在與各種士人的交往中，尤其是在見到穆彰阿之後，他深刻領悟到乘時的重要意義，因而既堅持著學問，也不放棄穆彰阿。從學問中得到的清譽，還有穆彰阿的提攜，是他乘時的兩把寶劍，也是時代特點，他隻有努力追隨，積極適應。也正因為此，加上別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原因，他37歲就當上大官。在他那個時代，這算是一個巨大成功。

　　一次挫折

　　如果不是太平天國運動，曾國藩看得到的政治前途，大概有兩個，一是成為顯貴學者，既有學問，又得富貴；二是如果趕上一個好皇帝，還能成為一代名臣。

　　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死了，鹹豐帝上台，才19歲。即位二十餘天，大概剛辦完父親的喪事，鹹豐帝就下令征言，要各大臣針對時政，據實直陳，封章密奏。曾國藩似乎看到了希望。這希望一是為挽救貧弊、混亂的國家，二是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也就是他的功名心，如果運氣好，他將成為一代名臣。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才有功名巨偉的臣子。

　　他一連給鹹豐帝寫了十四封奏章，最重要的有三封。

　　一是談人才問題。他看到那些做官的，個個貪財怕死，不幹實事的多，有氣敢往的少，一旦將來有事，國家就沒有人才可用，建議要重視人才的選拔、培養、考察。曾國藩的看法是對的，太平天國都占領江南半壁江山了，鹹豐帝也沒找出一個能夠與之相抗的人才來。

　　二是《議汰兵疏》。他在兵部待過，知道全國綠營兵已衰朽，又聽說廣西兵亂爆發之後（洪秀全1851年1月11日在金田起義），廣西三萬七千兵，竟無一人可用，因此提出三項建議，就是裁兵、節餉、訓練，通過減少數量、加強訓練來重鑄戰鬥力。鹹豐帝隻是嘉勉了他，卻沒有動靜。眼看大局已壞，現在卻報國無門，曾國藩著急、憤懣、愁苦，對新皇帝有些失望了。

　　大概一個半月之後，他又上了一封奏章。這回不是建議，而是批評，批評年輕的皇帝謹於小而忽於大：某大臣小步跑失檢被參，某大臣道旁叩頭不當被參，這種小事皇帝也要管，而像廣西兵亂那麽大的事情，卻連一張軍事地圖都不掛出來研究；自從征言以來，大臣的奏章不下百餘，都以“毋庸議”了之；選拔人才時，隻看毛筆字寫得漂亮不，而不看文章思想。

　　這封信言辭激烈，批評直切，稍微歪曲一下，就會變成一篇詆毀文章，把皇帝說成是一個思想浮淺、流於形式的驕矜之人。鹹豐帝看了，勃然大怒，當場就把信扔到地上，要治他的罪。幸好鹹豐帝的老師在場，苦苦勸說，才熄滅怒火，轉而“優詔褒答”，顯示了皇帝的寬宏大度，成為一時盛傳的美德。

　　曾國藩逃過此劫，原因何在？無非是有人說情。說情的兩個人，一是皇帝的老師，他叫祁雋藻，跟穆彰阿政見不和，官至大學士，正一品，曾國藩還寫過二百六十個一寸見方的大字送給他；另一個人叫季芝昌，官至閩浙總督，從一品，是曾國藩中進士的主考官，師生關係。

　　這一回乘時不成功，原因在於他對鹹豐帝存有幻想，希望他是一個勵精圖治的好皇帝。

　　曾國藩的啟示

　　做事情有一個重要法則，就是確認前提的真實性。

　　鹹豐帝下令征言，決心大，卻不能執行。一是限於他的政治經驗，二是他缺乏康熙那樣遠大的政治胸懷和寬廣的用人雅量。康熙用旗人，也重用漢人。按照一般情形，既然你曾國藩提出了裁汰兵員，加強訓練，那就著你去辦妥此事，我作為皇帝，在人力、財力、物力方麵多多支持你就是了；由於你是漢人，不大放心，就想辦法分你的權，限製你，監督你。鹹豐帝卻沒有那麽做，一來當時局麵還沒有壞到生死存亡的境地，洪秀全還沒有直接威脅京師，二來鹹豐帝才19歲，對自己頗有信心，白蓮教都可以鎮壓，廣西亂匪自然也可鎮壓。事實證明他的信心是盲目的，既沒有看透清朝內部的腐敗衰朽，也不了解洪秀全的聲勢。鹹豐後期，這種情況才得到改變，因為朝廷已經無人可派，也無兵可派，隻有依靠曾國藩和他的湘軍了。

　　對曾國藩個人來說，盡管冒了遭遇不測的風險，卻是一個勝利。信是寫給皇上看的，當然要深思熟慮之後才動筆，因此能夠較早思考用兵與建軍問題，那對後來創建湘軍肯定有幫助。不過，要等到在湖南辦團練時，他才決定重起爐灶，別開世界，另外建設一支軍隊。

　　歸結起來，曾國藩這次乘時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是直言敢諫。有些大臣是官場上的老狐狸，鹹豐帝年輕氣盛，一時看不明白他的底細，就來個裝傻，沉默。官氣太重，固然可以坐穩你的官，卻不能成就大事。要想成就大事，就得有某種膽量。

　　二是能說出有效的解決辦法。憑著個人勇氣，一通亂說，說不到點子上去，還不如不說。這要求有膽有識，方可成就大事。

　　三是看鹹豐帝不喜歡，立刻就不說了。這就是官場上的見風使舵，也算察言觀色、見機行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像屈原，楚懷王不聽，就著急，就亂罵，他本來有能力挽救祖國，卻因為不懂得適時沉默，反而被小人陷害，結果被貶到江邊去發牢騷，固然寫成千古不易的名篇，卻沒能挽救他的國家。冒死直諫的人，可視為忠臣，未必能稱明智。

　　總之，既然鹹豐帝下令征言了，就應考慮及時跟進，不能等待、觀望。至於說如何進言，要講究方法、技巧、策略，一是要敢說，二是要能說，三是要靈活變通，是繼續說，還是停止不說，視具體情況而定。此後，曾國藩再也不直接說皇帝的壞話了，寫奏章也小心用詞。這也算他的一個收獲吧。

　　不過這隻是一次小的乘時，算不得大時代背景下的乘時。下令征言不過是年輕皇帝心血來潮，並沒有成為一種國家政策。何況天下形勢最主要者，已經不是什麽納言進諫、做個名臣，而是嚴重的內憂外患，是中國不可避免地卷入整個世界，遭到發達國家的侵略、奴役、霸占、殖民。如果鹹豐帝是一個明君，大膽使用曾國藩，改革時弊，整頓吏治，說不定曾國藩會成為一代名臣。這是一種假設，天下形勢已經變了，所以他得不到那個機會。

　　但他在這裏所表現出的“澄清天下”的胸懷，為後麵鎮壓太平天國奠定了若幹基礎。

　　臨危受命

　　鹹豐二年（1852），曾國藩得到去江西做主考官的差使，立即收拾東西，從北京南下。一個月後，走到安徽太湖縣境內，得到家人來報，說母親去世了，曾國藩就掉轉船頭，回家奔喪去了。原本打算走水路，由長江轉入湘江，再到長沙。路過武漢時，湖北巡撫告訴他，長沙已經被太平軍包圍，就改從陸路回了湘鄉白楊坪。

　　儒家以孝治國，凡死了父母的人，一般要在家守孝三年。如果是當官的，也要放下手頭的工作，回家守製，這叫丁憂。情況特殊時也可以不回家，但要經上頭批準。曾國藩急急回家奔喪，就是這樣。

　　他回到家中，辦完喪事，本來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他家住在高嵋山下，屬衡山餘脈。有孝在身，當然不好意思去衡山，但在高嵋山下轉轉還是可以的。那裏的小橋溪流，盡管闊別了十四年，大都還是熟悉的。不過才三個多月，他就接到皇帝命令，要他在湖南省幫辦團練。

　　他在鄉下歇著的時候，全國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洪秀全的起義部隊節節勝利，於1852年12 月開始攻打武漢。從武漢北上，可以直達北京。鹹豐皇帝終於意識到事態嚴重，不僅調集大軍圍追堵截，還迅速命令各在籍大臣幫辦團練。曾國藩是第二個被任命的地方團練大臣，可知鹹豐帝還記得他這個觸怒天威的人。

　　1853年1月8日，鹹豐帝任命曾國藩為湖南團練大臣。1月12日，天平軍攻克武昌，並集結十萬大軍，號稱五十萬之眾，浩浩蕩蕩，沿長江而下，攻打南京去了。1月21日，曾國藩在老家接到命令。3月19日，天平軍攻克南京（金陵）。

　　曾國藩很為難。他想做一個孝子，就不宜在母喪期間外出公幹、墨從戎（，喪服中的麻帶，在首為首，在腰為腰）。一年前，江忠源墨從戎時，他還極力反對，現在輪到自己了，理當拒絕，就給鹹豐帝寫信，請求在家守孝，不去辦團練。

　　信還沒來得及發出，湖南巡撫就來信說，武昌已經失守，湖北巡撫也戰死了，形勢非常危急。當夜，曾國藩的一個朋友郭嵩燾也登門拜訪，他是受了湖南巡撫的委托，專程來勸說曾國藩的。

　　郭嵩燾跟曾國藩說：“公本有澄清天下之誌，現在不乘時而出，卻拘守孝道，如何對得起君王父母？而且墨戎，本來就是古製。在家守孝是古製，墨從戎也是古製，還猶豫什麽呢？”還去動員曾國藩的父親。老頭子似乎深明大義，隻說了一句話：“郭嵩燾的話是對的。”曾國藩遂決定出山，收回了寫給鹹豐的奏章。

　　不過才四天，曾國藩就完全改變了想法，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形勢急轉直下，不容他安心山林。最初，他跟鹹豐帝一樣，都輕視了洪秀全，廣西離北京遙遠得很，聽起來當說故事，沒有什麽親身感受。現在，太平軍距他不過幾百裏，湖北不保，湖南也就危險，何況湖北巡撫也戰死了，這個人他也認識，就不能不心動，甚至感到震撼：廣西亂匪來勢凶猛，絕對不是什麽小毛賊。在家守孝，既無法保全自己，也無法實現忠孝兩全的理想。一年前他勸說江忠源不要墨從戎，主要是因為他跟朝廷一樣，還沒有認識到太平天國的力量，既然是毛賊鬧事，大局沒壞，當然以奉守孝道為先。

　　二是曾國藩個人的考慮。他是一個熱愛榮譽的人，功名心非常旺盛。“公本有澄清天下之誌”，這未必是郭嵩燾的恭維話。郭嵩燾本在京師翰林院讀書，兩人一直有往來，對曾國藩比較了解，按理不會憑空亂講、任意編造。如果隻是危害鄉裏的小毛賊，曾國藩大概是不屑於親自動手的，這也是他在家服喪時編寫《保守太平歌》的初衷。現在他們從廣西打到了湖北，連湖北巡撫都戰死了，哪裏還是什麽小毛賊？鎮壓叛亂，留名青史，他們不可能想不到；沒有想到的，可能就是太平天國差點顛覆清朝江山。

　　皇帝的命令，父親的批準，還有湖南巡撫與郭嵩燾的勸說，是曾國藩最好的下階石。即使沒有郭嵩燾，隨著形勢發展，他也會出來。

　　結果如何呢？一方麵吃了很多苦，在長沙被士兵追殺蒙羞，也吃了不少敗仗，又三次自殺未遂，還被鹹豐帝冷嘲熱諷，在江西、在祁門還差點丟了老命；另一方麵，十年辛苦沒白費，最終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成就蓋世功勳，獲得聖賢美譽，名垂史冊。

　　這裏簡單勾畫一下鎮壓太平天國的經過。

　　鹹豐三年（1864），他以團練大臣的身份在長沙和衡陽練兵，創造性地把團練分成團與練兩個概念，為自己編練軍隊找到理論依據。別人以為他的湘軍不過是民兵，事實卻證明，他的民兵不僅鎮壓了太平天國，淘汰了清朝的正規軍，還影響到中國20世紀初期三十年的政治格局。

　　鹹豐四年，開始帶兵出征，盡管有嶽州之敗、靖港之敗，卻為清政府第一次打了大勝仗，連續攻克武昌、黃州等城，出兵才十個月，就打到九江來了。

　　鹹豐五年至鹹豐七年，有湖口慘敗，水師被分割，炮船損害嚴重，陸軍也被一分為四，塔齊布死了，羅澤南死了，都是他的心腹大將。他本人也坐困江西。如果不是石達開被調回南京，曾國藩能不能活下來，都是一個問題。

　　鹹豐八年，從老家複出。

　　鹹豐十年，授兩江總督，全權指揮大江南北水陸各軍，成為整個清朝權力最重的漢人。

　　鹹豐十一年初，在祁門鎮數次遇險，老命都差點沒了，卻輕鬆活過來，趕緊移駐到長江邊上去。從那之後，再也不親臨前線。也是他親自帶兵而“三戰三敗”的最後一次。

　　鹹豐十一年八月，攻克安慶。太平軍精銳損失慘重，陳玉成也在城破不久被害。整個戰事明顯朝曾國藩一邊傾斜。曾國藩的名聲更隆、權力更重，身兼六位地方大吏之職責。

　　同治三年，攻陷南京，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宣告失敗。為了不落一個功高震主、功成身死的悲慘下場，曾國藩主動裁撤湘軍，解除清政府對他的疑懼，結果皆大歡喜，清政府不用擔心他造反，他也保住性命，保住聖賢名臣的美譽。

　　後來剿撚軍、辦洋務，都是以鎮壓太平天國為基礎的。

　　應名出山辦團練，這是曾國藩一生最重要的一次乘時，也是一次不容錯過、無法再來的一次乘時。這種機會隻有一次。

　　不僅他，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江忠源，甚至連薛福成等人，都是因為參與到這次軍事鎮壓活動中來，才能夠建立功勳、留名史冊。尤其是左宗棠，40歲了，還不過是個秀才、湖南鄉下的教書先生，如果不是這次乘時、參與鎮壓太平天國，有誰會知道他？他不參與鎮壓太平天國，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收複新疆，更得不到民族英雄這個榮譽。收複新疆是湘軍唯一一個有民族氣節的壯舉。40歲之前跟他一樣命運的，多如牛毛，而能像他一樣翻身的，曆史上可沒有幾個。

　　如果曾國藩堅持要在家守孝三年，結果會怎樣？一種可能性是死在混亂之中。他是朝廷二品高官，目標過大，難以藏身。不過，他不會選擇坐以待斃的，他不會那麽傻。以他的為人和性情，即使鹹豐帝不命令他出來，形勢也會逼他出來，或者說他自己也會主動出來。

　　案例：關於企業成長的話題

　　從曾國藩熱中科舉來說，應該去學習當前最熱門的專業，還必須有至少三十年的發展空間。固守某個領域，持之以恒，功夫深了，也會成功，而想成就大事，卻必須在“乘時”上有高明的判斷。曇花一現，哪裏能夠成就大事？

　　要想成就大事，必須走在主流的最前端，並且需要勇氣、智慧、人才等諸多要素。有能力做領導者的話，就莫謙虛，大膽做去好了。沒有那個能力，就做好一名跟隨者，緊隨其後，多做改良，也是一種貢獻。不論是潮流的領導者，還是跟隨者，大都有其成就。實在不行，就做好本職工作，平安也是福嘛。

　　這就要求我們給自己做一個恰當的人生定位。

　　“乘時”還要考慮兩點，一是看不看得清大勢；二是看清之後，敢不敢去參與，有沒有無所畏懼的決心和破釜沉舟的勇氣；三是能不能做成，“重在參與”是說給老百姓聽的，手段無所謂，結果最重要。

　　曹操打算討伐張魯。司馬懿對他說：“劉備用詭計俘虜劉璋，蜀地人心不服，他又想奪取江陵，這是危險的事情。因此也是破蜀的好時機，不容錯過。今若列兵示威，益州人心震動，乘時而舉，必能成功。聖人不違時，也不失時。”曹操說：“人不知足啊。既得隴，又望蜀。”終於沒有聽司馬懿的意見，而失去取蜀良機。

　　又拿財富來說，做一個有錢人，立誌比乘時重要。任何生意，都可以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若想成為大富豪，隻靠立誌卻不夠，還必須乘時。乘時包括兩個內容，一是跟著產業形勢走，二是跟著國家政策走。中國這些年來，電器、股票、電腦、網絡、房地產……，熱潮一波又一波，真正趕上了的有幾個？電腦產業造就了一大批富翁，也造就了聯想這樣的大企業，中國十四億人，有多少在做電腦生意？做房地產的就更少。

　　是不是一定要有錢才能做房地產？不是的。如果總是走在形勢後麵，那你總是覺得資金不夠。走到前頭的人，沒有資金也能發大財。

　　有一搞房地產的，最初他什麽都沒有，沒錢，沒地，沒關係，也不認識什麽人，隻有一個想法。那時他三十好幾了，成熟而有幹勁，是那種敢想敢做的人。

　　他先去找到村支書，說能不能拿出一塊地來開發房地產，村裏出地，他負責開發、銷售。村支書說行，反正不掏一分錢，那就做。

　　拿到地皮後，他就開始跑建築隊。大建築商不理他，就去找小包工隊。小包工隊願意做，但他們也沒錢，說：“我們租那些重型設備，什麽挖掘機、推土機、攪拌機，一定要先給錢。你至少要把租設備的錢先付給我們。”

　　沒錢，鋼筋、水泥也買不回來。

　　該死的錢、錢、錢！

　　苦思冥想，他找到一個辦法，以開發出來的房子作為交換，包工隊給幾套房子，設備商給幾套房子，材料商給幾套房子。總之，統統以房子做交易。

　　他以極大的熱情推銷自己的產品（大膽設想），嗓子喊啞了，房子也就慢慢建起來了。他的利潤就是剩下的幾十套房子。

　　那個時候房子好賣，政策也管得鬆，在工地邊支一塊牌子，甚至就是一塊紙板，寫上幾個字，就能銷售……就那麽開始，他成了大老板。

　　今天，再像他那麽做，根本不可能。錯過了時機，即使你想出那個主意，也無法執行。做鬼都要走到前頭，諸如此類的話，其實都是在說“乘時”。這需要前瞻性的眼光。即使不能成為領導者，也要成為最早的跟隨者。魏源、林則徐最早提出了“師夷之長以自強”，他們是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曾國藩是最先的行動者，李鴻章、張之洞等則緊隨其後，也都各有成就。

　　外部環境在不斷變化，也就不能一勞永逸。一勞永逸是懶漢思想，成不了氣候。為確保“乘時”有效，大致每過三年，就要對外部環境做一個認真、細致、全麵的考察。一年一小察，三年一大察，以確保你和你的團隊仍然走在潮流最前端，而不是落後了。即使如此，要想永遠保持住浪尖位子，總是困難的。一生哪怕有一次“乘時”，也能造就個人輝煌。

　　對外部環境有正確的認識，才不會犯一相情願、主觀主義的錯誤。

　　是人都會立誌，卻不是人人都會乘時。乘時比立誌難，乘時不僅要有誌，還要有膽有識。膽為執行力，識為判斷力。隻能想，不能做，你無法完成大事。有誌，人生就成功了一半；成就大事，卻非乘時不可。正因為此，本書把乘時排在第一，立誌排在第二。

　　如果以企業家行為來考察，這一點似乎更加突出。多數人最初隻是為了弄口飯吃，或者找點什麽事情做，絕對不是想要成為偉大的企業家。他們從一無所有開始，正好趕上高速發展的市場機會，勇敢、敏捷、睿智、熱烈地撲身進去，經過一段轟轟烈烈的發展，企業逐漸做大了，獲得意外的喜悅。

　　看看“2002中國富豪榜”前十位的創業者，你將驚歎，他們是怎樣寫成財富神話的。

　　第四名，魯冠球。1960年代，借來創業資金三千元，開沒有掛牌的打米廠，因為那時不準私營，失敗，傾家蕩產還債款。第二次創業，是他精通的鐵匠鋪（他做了三年鐵匠學徒），掛了大隊農機修配組的牌子，生意紅火。

　　第六和第八名，希望集團劉氏兄弟（2000年、2001年排第一名）。1982年，為了有錢給孩子買肉吃，四兄弟賣手表、當自行車湊齊一千元，打算做生意賺點錢，在四川農村搞養殖，年底賺了七百二十元。

　　第七名，葉立培。1973年，沒有什麽資金，處女創是火車押運員，最遠從上海押到新疆，苦累無人訴，跑一趟能賺一百多塊，幹了五年。

　　第九名，郭廣昌。1992年，三萬八千元，開始做彩色火焰蠟燭、咕咚健身糖、嬰兒尿濕報警器，都不成功。轉來做市場調查，賺到一百萬。

　　第十名，劉漢元。1984年，父親賣掉肥豬湊給他五百元，做溝渠網箱養魚，年底賺一千九百五十元。然後做魚飼料，大發展起來。

　　他們幾乎都是為了弄口飯吃，或者找點什麽事情做。郭廣昌文化最高，資金最多，財富的增長速度也最快，這跟時代背景有關。創業之初，他們並不知道能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

　　同樣，國際上著名的大公司，創業時有偉大誌向嗎？

　　“我偶爾和商學院的人提起那段經曆。我說我們創業時沒有任何計劃，我們是地地道道的機會主義者。管理學教授聽了都大驚失色。那時侯隻要能賺錢，我們什麽都做。我們做過保齡球越線指示器、望遠鏡時鍾驅動器、馬桶自動衝水器，還有一種讓人減輕體重的震蕩器。當時我們是這樣子的，大約有五百美元的資本，設法做一些別人認為我們或許能做的東西。”

　　上麵這段話是休利特說的，他是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創造者之一，公司名字是兩個創始人的名字，誰的名字在前，是他們倆拋硬幣來決定的。今天，我們把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翻譯成惠普公司，英文寫作HP，世界成功企業的標誌。他們倆決定先創建公司，再考慮做什麽，遂於1937年8月23日成立公司。事實上，他們最初做的那些產品，都沒有收獲。摸索了將近一年，才做成一筆像樣的生意——向迪斯尼公司賣出八部聲音示波器，在電影《幻想曲》中使用。但還是沒有目標，東搞西搞。一直到1940年代初，珍珠港事件後，得到國防合同，他們的公司才大有起色。

　　1945年8月，日本，八個人聚在一起，長時間開會，決定剛剛成立的公司應該生產什麽。會議開了好幾周，希望找到業務，可以讓公司賺點錢，以支撐下去。他們考慮了很多東西，味噌湯，小型高爾夫球機，計算尺……第一個產品電飯煲不能使用，開發的重要產品錄音機也銷售失敗，靠粗糙的電熱毯維持生計——布裏縫上電線，就是電熱毯。

　　他們的境遇不怎麽好吧？他們的公司名稱是“春日無線電器公司”，後來的名字叫索尼SONY。

　　零售業巨頭沃爾瑪的創始人薩姆·沃爾頓，他在創業時，同樣沒有大誌。1954年，他開一間小雜貨店，對“我自己要創立的事業規模，沒有任何夢想”。那時，他已經步入中年。直到他創立公司二十年，沃爾瑪連鎖店的“偉大誌向”才自然地跳出來。

　　3M公司，透明膠帶、即時貼的發明者，創建目的是開辦一座礦藏，實際僅售出一噸材料，采礦業務就失敗了。在掙紮求活的十一年裏，它的總裁沒有領過薪水。

　　摩托羅拉，創業之初生產蓄電池，那時高爾文26歲，開張幾個月即被關閉。七年後，他與朋友再度聯手創業，就是今天的摩托羅拉公司，生產收音機幹電池替代器，因為新產品出現故障，被查封拍賣。拍賣會上他又把公司買回來。業務剛剛正常一點，遭遇1929經濟大危機，幾乎破產。1930年想到製造汽車收音機，那年仍然勉強生存。直到1931年，公司創建三年，才出現利潤，並開始穩定增長。

　　寶潔公司，1837年創立時，隻想到經營肥皂和蠟燭。十五年後，才搬離寒酸的辦公場地。

　　菲利普·莫裏斯煙草公司，1847年創立，隻是街頭的一個普通的煙草店。七年後才開始製造香煙。著名的萬寶露在1924年被推出時，是打算專供女性抽的。

　　韓國三星集團元勳李秉哲，第一次創業是為了找點事做，第一年虧蝕資本三分之二，掙紮在破產的邊緣上。賺錢之後，仍然縱情聲色，吃喝玩樂，常常把整個藝妓館包下來，還因此跟日本人幹了一仗。

　　當然，以上材料並不證明，所有成功企業，創業之初都沒有大誌。但要承認，多數人創辦企業是為了生存，而不是為了要實現當一個偉大企業家的夢想，是在事業發展過程中，大誌才逐漸成型的。那是一個過程，人的能量將逐漸釋放出來。他們從一無所有開始，是在準確把握高速發展的市場機遇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為大企業的。有的人一開始就在高速發展的市場中幹，有的是邊做邊摸索，無意中撞下高速發展的市場機會，才成就大事。

　　如果想在有生之年成為大企業家，你必須乘時，準確把握高速成長的市場機會。另外一個辦法是，成為大企業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掌門人。即使如此，想成就大誌，想坐穩你的位子，成為名副其實的大企業家，也必須乘時，準確把握市場機會。市場是不斷變化的，錯過這個變化，企業就開始衰退，甚至徹底消失。三十年前，“世界企業五百強”上的那些名字，還有多少保持到了今天？

　　也正是因為市場一直在變化，所以高速發展的機會永遠都有，就看誰能準確把握。換言之，隻要人類還在，就有成就大事的機會。除了立誌，還必須乘時，才能實現你的偉大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