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三峽水路交通與瓷器貿易（3）
清代瓷器藝術
清代共計260多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堪稱盛世，這時期的製瓷質量和數量均達到曆史的高峰。
由於康熙、雍正、乾隆都愛好瓷器，康熙本人重視西洋科學技術，著名的琺琅彩品種，就是康熙時引進國外彩料創製的，為粉彩奠定了基礎。雍正更是十分重視瓷器的質量，對製瓷技術的提高，采取了重獎辦法。乾隆亦更酷愛各種工藝品，還親自對宋官窯作詩讚頌，足見其對瓷器藝術之深愛，幾乎達到了狂熱的程度，怎不促進清代官窯瓷器生產迅速發展呢！此外，外銷到歐、美及東亞鄰國之瓷量十分驚人，而且多按國外指定的器形與紋飾進行製作，這對民窯瓷業的發展無疑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整個清代，景德鎮始終保持著中國瓷都的最高地位。
景德鎮瓷業，明末清初因戰亂，曾一度受到影響。康熙十年負起“奉造祭器”的任務。康熙中期之初，清廷派臧應選、江西巡撫郎廷極監管景德鎮官窯製瓷，即稱“臧窯”、“郎窯”，官窯瓷器走上正軌，不但恢複了明永樂、宣德以來的所有瓷種特色，還創燒了許多新品種，其郎窯紅和豇豆紅獨步一時，顏色釉的天藍、灑藍、豆青、嬌黃、仿定、孔雀綠、紫金釉都是極其精致的成功之作。彩繪瓷方麵，引進國外彩料，新創了琺琅彩瓷、粉彩裝飾藝術。雍正時間雖短，但官窯瓷工藝之成就達到登峰造極的水平，康熙晚期創燒的粉彩器，不論官窯或民窯，雍正時都達到極高水平。自此以後，整個清代粉彩成為彩瓷的主流。乾隆時，更是精益求精，當時的仿木紋、仿竹器、仿漆器、仿玉器、仿石器、仿象牙，無不惟妙惟肖。裝飾上盛行錦上添花，鮮紅、大綠，金碧輝煌，繁縟極致。
所謂郎紅釉，是指康熙指派郎廷極監管景德官窯器所燒製的紅色釉。釉色深紅，釉麵透光，器口有白色露邊，稱之為“燈草邊”，器裏器外均有的開片是其主要特點。
所謂豇豆紅，是幾次吹釉高溫燒成。表麵為淡紅色釉中現綠色斑點，與植物中的蔬菜之豇豆色彩極似，故稱“豇豆紅”。豇豆紅器內一般為白釉，釉麵無開片，是紅銅釉。
所謂琺琅彩，是康熙引進國外彩料，仿銅胎畫琺琅，繪在瓷器上，又稱“瓷胎畫琺琅”，是宮廷的禦用瓷。瓷胎為景德鎮燒製，以宮廷製紋樣渲染繪製，以700℃低溫燒成。其玫瑰紅、胭脂紅色料中含有微量黃金，又稱金紅。中國傳統的紅色，是用鐵、銅為著色劑。中國傳統上彩法是用膠或清水，琺琅彩是用油施彩，彩麵多有細小的開片。
所謂粉彩，是受琺琅彩的啟迪而產生的。粉彩創燒於康熙晚期，成熟於雍正時期。其彩繪技法，是在事先勾畫紋飾的輪廓之內，填上一層含砷的玻璃白，而後再以色料渲染，色料與玻璃相互滲融，即有濃淡明暗之感。紋麵較厚而無開片。
粉彩與琺琅彩、五彩的主要特點：粉彩與琺琅彩均含砷，胭脂紅玫瑰紅中粉彩與琺琅彩均含有微量黃金，兩者皆施用渲染法與用油上彩，同為700℃燒成。不同之處是琺琅彩料中含有大量的硼，粉彩則無。粉彩與五彩的區別：粉彩是用玻璃白打底，而後再施色料渲染；五彩則不打底，而是直接用單線平塗。五彩所用色料是中國傳統料，如紅色是用以鐵為著色劑的“礬紅”；粉彩則用進口的所謂“洋彩”，如以黃金為呈色劑的胭脂紅等。施彩方法，五彩是用清水或膠水，粉彩用油上彩，這是中國製瓷史上的一大改革。五彩是800℃的高溫燒成，又稱硬彩；粉彩是700℃的低溫燒成，又稱“軟彩”。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國瓷器文化發展的頂峰。其文化內涵豐富極致，題材情韻深邃，有的既注入了統治者的政治主張，同時又體現了瓷器繪畫藝術更加接近於生活現實的特點。如在政治方麵，清政府為懷柔南方愛國知識分子，舉辦博學鴻詞科以表示求賢，瓷器上就出現小楷《聖主得賢臣頌》；為宣傳忠君愛國出現了《出師表》。此外文采洋溢的《滕王閣序》、《赤壁賦》等長篇詩文即始於康熙時。又如為改變清初受戰亂影響的蕭條景象，清王朝獎勵農耕，瓷器上大量出現了“耕組圖”、“漁家樂”等畫麵。康熙時繪畫風格多以清初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翬、王原祁）、吳（吳曆）、惲（惲壽平）的畫法為時尚。雍正時，花鳥、山水多宗蔣廷錫。瓷畫緊步跟進，瓷畫與紙畫趨於一致。雍正的琺琅彩之山水、花鳥的畫麵配以相呼應的題詩，且於題詩的引首之句後，配朱文或白文胭脂水或抹紅印章，其印文又多與畫麵題詩內容相配合，如畫竹的用“彬彬”、“君子”章，畫山水的則用“山高”、“水長”章，畫梅花的用“先春”章等等。這是將中國傳統的紙畫集詩、書、畫、印於一體的審美意識，全麵地移植於瓷器上。乾隆時的瓷畫藝術更精益求精，粉彩或琺琅彩除沿襲前朝外，亦有創新，其琺琅彩與粉彩紋樣特盛行錦底開光，及以《聖經》為題材的西洋人物故事畫。山水畫多宗董誥、張宗蒼，嬰戲紋以全廷標為本，花鳥多據鄒一桂等等。
清三朝瓷胎硬薄，釉白如玉，又與文人的詩、書、畫、印相結合，相互輝映，既表現了中國瓷器文化，又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具有無限的觀賞價值，又是科學和藝術的綜合產物，無怪乎深受世人垂愛。
乾隆以後，由於國內統治者的日益腐朽、外國資本主義的步步入侵，中國瓷器文化走向衰落，共和國建立後，瓷業才得到複蘇與發展。
後記
我很興奮、很愉悅，經過五年漫長時間的求索與琢磨，《三峽與中國瓷器》一書就要付梓問世了，我思緒湧動，感慨萬千……
我是一個幸運的考古工作者，又是一個大不幸的人。幸運的是20世紀50年代，當我剛出校門時，即率先發掘了雲南滇王墓，又於不惑之年即70年代初發掘了巴王墓。大不幸的是“整風反右”、“文革”十年浩劫，剝奪了我的自由，十餘年的青春年華無情地流逝了。在曆史的長河中，十年隻是彈指一揮間，但對一個考古工作者來說卻是極可寶貴的。在無奈的境遇中，青春流逝無可挽回，但獻身文物考古事業的夢想，我從未放棄。在“昨夜西風凋碧樹”、不惑之年的歲月，國家號召“文物考古為生產建設服務”、為“高峽出平湖”提供曆史文物、水文考古依據，我有幸貼近三峽、擁抱三峽。1972—1976年，我曾反複或乘車或乘船，而更多的是步行於三峽，飽覽了三峽雄奇秀美的風光，感受了三峽英姿偉美的人文情懷，讓我深深地敬仰三峽、酷愛三峽。我也曾粗淺地寫過一些考古發掘、調查報告和研究論著，很想繼續調查研究，卻因經費匱乏而中斷。1994年舉世矚目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啟動，國家調撥足夠的經費保護文物、搶救文物，我很激動，很羨慕，可我已退休了；幸運的是，在比我年輕的四川省博物館考古專家、摯友陳顯雙，重慶市博物館考古隊鄒厚曦隊長（現為重慶市文物考古所所長），袁東山副隊長（現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長）的信任、邀請、推薦下，1994年起到2005年夏，我時斷時續地行走於三峽考古工地，並在有關大學進行古陶瓷鑒定、鑒賞、講學，或被聘為客座教授等，甚而在交往中還和個別考古學者成了忘年交。我有了充分的時間反複觸摸觀賞美而多的曆代瓷器，萌生了撰寫《三峽出土曆代瓷器》的願望。但考慮到自己是局外人，以及諸多條件不具備，隻好望洋興歎。
2005年春，王川平局長要編《中國三峽古代曆史與文化叢書》，當得知這一信息後，我喜出望外，不自覺地以一種莫名的曉鏡不懼雲鬢改（時年已古稀有三）、有花堪折直須折、老驥伏櫪夢成真的衝動與期待，擬出撰寫提綱，自薦請纓，呈送給王川平局長。他看後欣然應允，並親筆手書信件，請各文管所配合。自此，筆者就和董小陳連年不息地奔走於三峽各文管所搜集資料。
瓷器是科學和藝術的產物，是中國人民向世界人民貢獻的一塊名牌，是中國人兩千餘年享有的一塊名牌，是中國人引以自豪的一塊名牌。完美無瑕地展示她的靚麗，不負三峽先民的珍藏、曆史的遺存，不負考古工作者的辛勞，將所發現的瓷器資料整理成冊，貢獻於世，讓今人與後人共享，是我們這代陶瓷考古人的使命與責任。
《三峽與中國瓷器》一書，無論時間或空間跨度均較大。以時間而言，自兩漢至明清，曆兩千餘年；以空間而論，從東北到西南，從漠北到沿海的瓷器，幾乎在三峽地區均有出土。要詳盡而科學地作出標準無誤的判斷難度很大，問題較多。為減少謬誤，弄清窯口的特征與藝術成就，時代的承傳，以及各窯係的特點與差異，燒造時間的始末，本書皆以實物與文獻對照或運用科學測試數據而下定語。對一些疑難處，再到有關窯址、博物館、考古所調查對比，甚而帶著照片與有關專家共議，最後下定語。但仍有較多的南北朝瓷器，或特征不突出之瓷器，與現今發現的窯口對不上號，當為何窯尚是待解之謎。又由於知識不足，有些研究僅是淺嚐輒止，或仍有不少錯誤，但絕大部分是清楚無誤的。我們預想此書的問世有以下幾方麵的意義：第一，憑借考古發掘出土的眾多曆代瓷器照片，及有紀年墓出土的瓷器斷代，定能為國內外專家學者提供研究的新依據，豐富論述，為弘揚中國陶瓷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第二，對兩漢以來的墓葬、遺址考古，不失為考古工作人的一本備用參考書；第三，窯口的繁多，定名斷代的準確，必為古陶瓷收藏家、鑒賞家所青睞並成為他們不可或缺的參考書；第四，對大學碩士、博士研究生從事古陶瓷研習，亦是重要的備用參考書。賢夫良師董其祥在病魔纏身將離世之年，還強打精神履行一個考古人的職責，與我形如一對未婚情侶甜蜜地遊覓於清溪河畔，複查巴縣清溪宋代瓷窯，此情此景常在我腦海中浮現，如果他九泉有知，看到本書的出版，定會欣慰地微笑！
此書的完稿，雖主要由董小陳與我共同寫就，但我的研究生胡習珍（現雲南大學博士生）、重慶師大的傅裕、鍾麗英碩士生三人為此書查核文獻資料、打印校對文稿、刻錄光盤等，特別是傅裕還為此書的國內外聯係與收發資料，為有關刊物與赴研討會送稿和繪製本書示意圖、編排出樣付出了極大的辛勞。她們勤奮熱情的合作，功不可沒，再致以深深的感謝。
特別要感謝全國政協委員、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館長（現名譽館長）、三峽文物保護領導組組長、重慶文化（文物）廣播電視局副局長、中國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王川平教授對此書的命名，他在百忙之中通讀了初稿，提出了高水平高要求的修改意見，大大地為本書增輝，進一步提高了本書的學術價值。
此外，還深深地感謝重慶出版集團董事長羅小衛先生、總編輯陳興蕪女士、總經理喻楊先生。
還應當感謝重慶市文物考古所所長鄒厚曦教授，無論在經費上、人力上、資料提供上均給予極大的支持與配合。還得到該所副所長袁東山、所長助理白九江、隊長李大地的協助支持，均一並致謝。
感謝中國科技陶瓷考古界的張福康、葉宏明、王昌燧等教授，河南省考古所趙青雲研究員，景德鎮陶瓷學院張茂林博士多年來提供科學測試數據，增添了此書陶瓷研究自然科學的內涵。
感謝四川遂寧博物館莊文彬館長提供遂寧金魚村窖藏論著與未公開的重慶巴縣清溪窯鈞釉瓷碗照片。
感謝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研究員申世放、胡昌健，副研究員藍娥人、餘曉玲等先生，重慶市文物考古所藍開衡老師為作者查核有關實物與文獻資料提供了很多的幫助，謹致謝忱。
感謝《重慶晚報》總編陳聰先生，成都收藏協會陶瓷專委會秘書長代開林先生提供重慶巴縣清溪窯宋代仿鈞釉瓷照片。
我已將至耄耋之年，還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這要歸功於當今社會的美好，但也得益於我的知心女重慶市教委董蜀華處長對我無微不至的愛護與孝敬。
感謝我的長子三峽博物館副研究員董越自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從不間斷地為母親、為弟弟進行中、英文翻譯所付出的辛勞。
重慶教育學院郭旭老師為本書圖片的處理作了大量艱苦的勞動，在此致以感謝。
原中國陶瓷學會會長（今名譽會長）、廈門大學教授葉文程先生；前任維多利亞艾爾伯特博物館遠東藏品部總館長，英國李約瑟研究所榮譽研究員、英中協會教育托管主席、格拉斯哥大學榮譽研究員，前東方陶瓷協會主席柯玫瑰（Rose Kerr）；中國考古學者、中國古陶瓷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錢幣學會理事、學術委員周世榮研究員為此作序。對此，我表示深深的謝意！
陳麗瓊
2009年11月22日於重慶巴渝書齋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讀陳麗瓊、董小陳“長江三峽與中國瓷研究”長江三峽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在這裏，誕生了中國古老的人類，孕育了中國古老的文明。近年來，學者們利用三峽地區的考古資料，通過曆史學、文化人類學、環境保護學、社會學、藝術學、民族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麵對三峽曆史文化進行了多方位研究，取得了一係列研究成果。陳麗瓊、董小陳著作的《長江三峽與中國瓷器研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本書主要作者陳麗瓊先生致力於陶瓷研究近40年，取得一係研究成果，贏得了包括陶瓷界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的尊重和讚譽。退休後，她仍鼎力宏揚中華瓷器文化：奔波於遺址發掘現場、跨越大洋在異國他域鑒賞國粹精品、在學術研討會上慷慨陳詞，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每有心得，她總有抑製不住的喜悅，在與她的交談中，我能感受到她青春般的激動。她認為，三峽曆史文化的研究不能缺了三峽陶瓷這一領域。年愈七十之後，她本可以菊南山，息影泉林，但學者的責任感和對古陶器的熱愛所湧現出來的激情，使她毅然投入到撰寫本書的勞作中，她克服一係列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以極大的勇氣，高舉斧鉞，芟夷開拓，披荊斬棘，和董小陳先生一道完成了這部新作。
“長江三峽與中國瓷器研究”上下兩篇及附錄組成，長篇是長江三峽出土的曆代瓷器研究，包括三峽出土的東漢瓷器、三國瓷器、西晉瓷器、東晉瓷器、南北朝瓷器、隋唐五代瓷器、宋元瓷器、明代瓷器；下篇為長江三峽窯係研究，包括浙江德江原始青瓷窯址調查、邛窯陶瓷的發展曆史及外銷狀況、三峽地區唐宋瓷器與茶文化、達州窯與耀州窯的關係、重慶巴縣清溪宋代瓷窯址研究，四川廣元瓷窯宋代瓷窯及建水窯調查、三峽水路交通與瓷器貿易等，附錄為中國瓷器發展概覽，為讀者了解三峽地區瓷器發展史提供了更為宏闊的背景。上篇、下篇、附錄既相對獨立，又緊密聯係。全書既有辨析毫芒的細致考證，又有高屋建瓴的視野、胸襟是一部資料詳贍，氣魄宏偉、論證縝密、新意迭現的拓荒之作。讀書稿如下特色，最能引人注目。
1.研究領域的開創新。對古老文明的研究，必須以文獻和考古資料為依據，而自古以來，三峽地區遠離中原，交通阻塞，信息不暢，文化教育也不發達，故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有限。這樣，在研究三峽文明及社會發展曆史時，除了很好地利用這有限的文獻資料外，更多地則要依靠考古資料。1949年以來，特別是三峽水利根紐工程的上馬，給這一地區的考古發掘帶來了極大的曆史機遇，考古工作者在這一地區發掘了大量的遺址和文物，其中當然也包括各個朝代的瓷窯及瓷器。但在本書問世之前，隻有若幹篇幅的瓷窯遺址發掘報告，沒有出現係統研究這一地區瓷器文化的專著，沒有研究該區域陶瓷文化與周鄰區域陶瓷文化的關係，這與長江三峽在中華文明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本書稿以《長江三峽與中國瓷器研究》為題，填補了該研究領域的空白。
2.學術觀點的新穎性。本書第一次對三峽地區出土的曆代瓷器作了全麵的梳理；第一次以豐富的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為依據，闡明了三峽地區是中華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重大的學術發現；第一次根據三峽地區出土的瓷器，闡明了三峽與外界的貿易通道。這一個個的“第一次”如春風撲麵，悅人耳目。又如，本書下篇“再論邛窯外銷陶瓷》一文，作者根據21世紀三峽考古最新出土物與曆史文獻相參照，提出了邛窯是有外銷的觀點，並認為外銷路線為，從岷江、涪江、嘉陵江入長江三峽，並由此直入揚州港出海，否定了‘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邛窯不可能有外銷的臆斷。類似這樣的新觀點，書中俯仰可拾，值得讀者珍惜。”
3.資料詳贍的文獻性。本書研究成果的取得均以地下出土的最新陶瓷實物為依據，書中有大量的長江三峽地區瓷器遺址發掘報告和出土瓷器的類型分析，這些科學描述，同曆史文獻有同等重要的價值，是後來者研究這一地區瓷器及相關曆史問題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
4.研究成果的借鑒性。本書所取得的不少學術成果，均會對瓷器研究、相關曆史問題研究產生借鑒作用。如下篇《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窯址調查收獲》一文，作者根據出土青瓷，推斷春秋時期，可能就具備了成熟青瓷的水平，如果是這樣，我國瓷器的發明又提早了近5個世紀。又如《三峽地區出土的瓷器與茶文化》一文，作者闡述了三峽地區是中華茶文化的發源地這一重要學術觀點。《三峽水路交通與瓷器貿易》一文，根據瓷器論證了各個曆史時期，三峽與周鄰地區的貿易狀況，等等。這些相關研究成果必須會引起相關專家的高度重視，為他們研究相關問題提供傳證。
5.研究視野的開闊性。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麵。第一，作者在長江窯係研究，中國瓷器發展史這些大背景下研究三峽瓷器，這從全書的篇章安排上即可看到作者這樣的用心，如下篇為“長江瓷（窯）係研究”，附錄為“中國瓷器發展概覽”，作者在提示閱讀者，研究區域瓷器史原有陶瓷發展史的整體觀念，而瓷器發展的整體曆史不能在長江三峽這一區域得到充分的體現，在作者的筆下，長江仿佛就是中國瓷器發展史的一個宏大卷軸。正確地把握部分與整體的關係，使部分和整體互相觀照，這是作者在本書中體現的重要研究方法，又是作者視野開闊的重要表現之一。第二，注意各區域陶瓷文化的交流。如《再論邛窯外銷陶瓷》一文就論證了邛窯的外錯狀況。又如“達州窯的調查及其與耀州窯的關係》，論證了陝西耀州與四川達州瓷器文化交流的實際狀況和原因等。第三，作者將陶瓷研究的視野伸向社會、經濟中外文化交流的方方麵麵，如《略論明靖江潘王青花摩羯紋梅瓶》，從瓷器的摩羯紋的演變，闡述了印度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影響。第四，在瓷器研究中，作者特別注意使用自然科學方法。如上篇《三峽與涪江出土的宋元瓷器·漆光閃耀的建窯係》中，作者引用化學分析方法，對塗山窯的‘曜變’作了細致的分析，由於這種闡述是以自然科學的報告為依據，結論顯得可靠。又如，為了探索兩宋的南北名窯黑釉瓷的微觀差異。作者將塗山窯係與其他名窯的黑釉瓷的胎、釉化學成分列表比較，得出了一係列重要的學術結論，類似的研究方法又見《霓虹閃爍的鈞窯係》等處。”
本書作者以三峽瓷器研究為支點，鉤沉稽玄，探幽索微，考鏡源流，在許多領域取得了新收獲。佛經中說，唯智者能於一粒沙中觀世界，一滴水中見大海，一刹那間看滄桑，我認為，本書作者就是具有這種風範的智者。
在與陳麗瓊先生的交流中，我得知她還有許多具體的研究課題，不少課題已搜羅了完整的資料，隻待空暇執筆寫就。陳麗瓊先生有深厚的學術涵養，視眼高瞻，才思湧動自在情理之中，我祝願陳麗瓊先生有更多創新性成果的問世。
多年來陳麗先生堅持給陶瓷考古領域的研究生傳遍業，她的這項工作至今仍在進行，我相信親炙春風的弟子一定能將她的高尚人格和學術思想發揚光大。同時，我也相信“吉人自有天相”的古語，豁達大度、慈悲待人、渾身書卷氣，中國陶瓷考古作出了突出貢獻的陳麗瓊先生一定能夠福壽延年，如意吉祥！
長江三峽——中國三峽詩歌的搖藍
長江三峽是世界著名的大峽穀，是宇宙的一個奇觀，是中國南方文化的搖籃。
瓷器誕生於中國，傳播於世界，是世界文明的偉大創造，是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三峽河段是長江標誌河段，她不僅是東方人類的發源地，也是“世界文明的搖籃之一”。文化積澱深厚，在舊石器時代（距今約12萬年至200萬年前），是我國南北文化的大通道；新時期時代（距今約8000年至4000年）是東傳西遞的文化大動脈；進入文明時期，是溝通四川盆地與長江中下遊政治、經濟、文化的咽喉要地。
一、長江三峽的誕生與英姿
三峽地區，昔僅指瞿塘峽、巫峽、西陵峽全長204公裏。今包括西起重慶，東至湖北宜昌的長江及其支流的地域，全長632公裏。其自然景觀雄奇壯美，秀麗幽深。他的形成，是在漫長的地質曆史時期逐漸形成。大約在中生代以前（距今7000萬年前），這裏是一片汪洋大海，到大約在距今7000萬年之時，我國發生了一個巨大的地殼運動，稱之為燕山運動，才由海洋變內陸湖泊。四川盆地和三峽地段的岩層，被擠壓成波浪形的彎曲狀，這種形狀在地質上稱之為“褶皺”。其岩層凸起的叫“背斜”，向下凹的稱為“向斜”。在三峽地段就形成了三個背斜、兩個向斜，三個背斜即瞿塘峽背斜、巫山背斜、黃陵峽背斜。在三個背斜之間夾著兩個向斜，從而在三峽地區就出現了連綿起伏隆起的新的山脈。又大約在距今2000萬年，又發生了喜馬拉雅山運動，使我國大陸發生了西高東低的地形變化，從而改變了水勢向較低的東部流去。此後在漫長的歲月裏，由於向斜地段岩層多泥岩、葉岩、砂岩，其岩性鬆軟，易被江河衝刷，江水易向兩側擴展，就形成寬穀。而背斜地段，岩層多致密堅硬，抗水蝕能力強，是垂直裂隙比較發育的石灰岩，江水經過，向兩側侵蝕力受到阻止，就造成逐漸裂隙崩塌、垮落，形成懸岩峭壁，和溶洞密布，又由於流水浸蝕和重力作用等的大自然雕刻修飾等，就形成了深切的大峽穀。在峽穀裏，山巒起伏，高峰聳立，溪河縱橫，險灘急流，飛泉瀑布，溶洞奇觀，多姿多彩；植被豐茂，鬱鬱蔥蔥。人們生息過往於此，共創神奇，名勝古跡煌煌。故人們稱三峽之美，在雄、險、奇、幽、雅；無處不可以成詩，無處不可以入畫。三峽不僅是地理上的偉大峽穀，還更是一條文化上的大峽穀，中華大地因為有了他而世界聞名。
二、遠古的三峽人
三峽地區的人類活動，早在200萬年至1萬年的舊石器時代，就有人類生息繁衍於此。經考古發掘，出土有約距今200萬年的“巫山猿人”、12萬年的“長陽猿人”在今重慶奉節發現有14萬年的智人化石。其舊石器時代遺址，在三峽沿江發現有40餘處。新石器時代遺址80餘處。新石器時代，大約距今8000年到4000年間，有的是以漁獵經濟為主，有的是以農業經濟為主，但漁獵經濟卻占相當比重。進入文明時期，據文獻記載，三峽地區約於新石器晚期或夏之際，有巴部族的祖先廩君住於峽區之清江流域的武落鍾離山，鍾離山即今湖北宜都。大約到商代中期廩君部族日益壯大，沿清江西進，在今之恩施建夷城巴國。至商周時，除巴國而外，有湖北竹山縣為中心的庸國、重慶奉節為中心的魚國秭歸丹陽為中心的楚國、巫山縣巫峽鎮北楚之支係的夔國。到春秋戰國時，三峽地區主要是巴、楚相持息居於此。秦統一六國後，即為巴、楚、漢與其它族共處。
三、山巍水秀育英豪
長江三峽，山雄水秀，奇偉壯麗，寬闊幽深，氣勢軒昂。在她的哺育滋養中，熏陶感染下，造就了無數的文武英傑，開發她、捍衛她、讚美她、譜寫了引人欽羨崇敬，真實而神話般的豪情華章。
在遠古時期，三峽曾養育了多個部族或邦國，但最後主要還是巴、楚先民擁有這方美麗的山川。
據文獻記載與專家的考證，距今約4000年的夏代，在三峽域內有五姓，為巴氏、樊氏、潭氏、相氏、鄭氏，均居於武落鍾離山，即今清江的長陽。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居於赤穴，其它四姓住於黑穴，未有其首領，隻信其鬼神。為推選有其才能領袖，便約以擲劍比武，誰能投入石穴，即奉以為君。巴氏務相獨中之，餘四姓皆未投入，尚有不服之意，則又提出的操船為事，誰能浮者，奉以為君，其巴氏務相又獨浮之，餘四姓皆沉沒，於是四姓即共立巴氏務相為“廩君”。其後在廩君的率領下，巴部族溯夷水西進，到達夷水流域今之恩施。遇到了一個尚處於母係社會的鹽水神女部族，鹽水女神愛慕癝君魁偉強壯俊俏的體貌；習於行水操舟製舟、善於射獵之才能，願與廩君相好，鹽水女神為與廩君共同開發，共享其利，並以此地廣大富饒，魚鹽所出與之相告，誠請廩君留此共居。廩君是一強悍，技能超群的首領，怎會與一弱小鹽水女神共歡或與之相等呢！便謝絕不從，還要獨占其地。鹽水女神，激怒為仇，便召集眾多成員，成群集隊，以“掩蔽日光”之勢，與廩君絕一死戰，鏖戰十餘日，悲狀激烈，打得天昏地暗，最後，廩君占據了這片產魚鹽之地，不斷開發，建設於此，築城為都，都名“夷城”。四姓皆臣之，建立奴隸製的國家——巴王國，巴人以虎為圖騰崇拜，好鬼神。廩君就是長江三峽區域最早最強悍的國王。
巴國立國後，巴民族在國君廩君善於操舟行水，長於射獵，精於戰鬥，勤勞勇猛的傳承下，不斷的“開發了大巴山脈、巫山山脈，武陵山脈三大地區。開發了清江流域、沅水流域、漢水流域、烏江流域、嘉陵江、涪江流域眾多的江河，做出了重要貢獻”。廩君是巴人英雄的化身，是遠古時代開發長江三峽地區的第一位首領。
在巴國將領中，還有一愛國名將，巴蔓子將軍，是值得效法與讚頌的。據《華陽國誌》記載：在戰國時，巴國有內亂，求楚救巴，巴王派巴蔓子將軍出使楚國商請，楚國同意出兵相救，但必須於事平後，巴割讓巴楚交界的三座城池作為謝禮。其後巴楚聯合終於平息內亂，巴國既寧，楚王便派使前來索取三座城池，巴蔓子是個愛國將領，對楚國索城之事早有準備，於是當著巴王與群臣及楚使，高昂大聲地說：頭可斷，血可流，割與楚國城邑不可許！於是即拔刀自刎，以身殉國。楚使捧著血跡未幹的巴蔓子將軍的頭見楚王，楚王歎息不已，還說：假若我有這樣的文臣武將如巴蔓子一樣的剛烈忠勇，為國捐軀，又何愁得不到天下的城啊！於是下令以上卿之禮厚葬其頭，在巴國也令以上卿之禮葬巴蔓子之身於重慶，在今之七星崗的蓮花池地側。巴將軍的愛國氣慨可歌可泣，充分體現了三峽人的高貴情操。
在楚人中，有我國最早的大詩人屈原，名平、字原，字靈均，又自名正則，大約生於公元前340年，是戰國時楚國的大臣，楚武王的後代子孫。他出生在今湖北的秭歸，其地望正是在長江三峽、西陵峽與巫峽之間，這裏山峰林立雄偉，急流險灘密布，風景綺麗。雄險的三峽風光，培育熏陶感染了屈原聖賢的成長；造化了他壯美情懷與奇思妙想的翅膀，他是我國最早最偉大愛國主義詩人。在文學上，其詩篇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而最突出，是他創立的極高浪漫主義的騷體詩歌深刻影響著我國的文化傳統。在政治上是一個革新者，他明於治亂，主張修明法別，選賢授能實現富國強兵。為維護楚國的存亡奔波，提出要強楚必須進行改蔽任賢，以慷慨激昂的筆觸，寫出了義辭酣暢激烈的《離騷》，其中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不畏艱難險阻，堅持維護真理的意誌。這一名句，成為後世中國知識分子堅持真理，追求光明的座右銘。
宋玉，是戰國時期的楚國人，後於屈原，或稱屈原的弟子。是中國著名的辭斌家。曾事於楚頃襄王，但很不得誌。常用辭斌抒發情懷，其《九辨》就是敘述他在政治上不得誌的悲傷，與抑鬱不滿的流露。為諷諫楚頃襄王之淫惑，作了《高唐賦》、《神女賦》。把長江三峽迷人的風光，托以幻蘿，用其真實的三峽山川地理，互動的把巫山神女、雲霞變幻，林茂鬱蔥，山崖嶇嵌，水美灘險，描繪得淋漓盡致，這麽動人心弦的筆觸，就是三峽的大自然養育了他，熏陶了他，否則是寫不出這流傳千載的神話故事。此二斌便為後世曆代詩人騷客來往三峽吟詠的遐想題材。
王昭君，名王嬙。西漢時期出生於屈原的故鄉秭歸，今之湖北興山縣。原是一農家女，在三峽綺麗的大自然陶冶下，滋養出王昭君天生麗質。在一次漢王朝選美中，被選進宮。在大漢國與北方匈奴長年交戰中，國無寧日，至公元前33年，即漢元帝建昭五年，匈奴呼韓邪單到長安請和親，王昭君主動要求遠嫁漠北，光任和親使者，她的勇敢精神，使滿朝文武為之欽佩。她到了茫茫無際的大草原，不畏勞苦，學會了騎馬射箭，馳騁在漠北遼闊的草原上，成了漢人和匈奴的和平使者，兩族保持了和平安定的局麵，“長城內外五穀豐登，牛羊肥狀的繁榮景象”。牧民們為紀念她，在呼和浩特修建了著名的王昭君墓。在秭歸建有昭君廟、祠、台等，甚而在地少年時曾在溪浣邊浣洗過衣的溪流，命名為香溪河，昭君溪等。她的感人故事，為後來的詩、詞、歌賦、戲曲、小說、電影、電視謳歌的時尚流行題材。
四、長江三峽是南方文學的發源地
“奇麗弘深的長江文化，也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她和黃河文化南北交會，澎湃激蕩，形成奔湧不息的中華文化之巨流，匯入古代世界文明的海洋”。這一觀點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考古與史學界的共識。我國著名學者季羨林，相繼又於20世紀90年代末提出：“中國的北方文化源於黃河流域，南方文化源於長江流域，南北文化的特點是比較明顯的。專就文學而論，北方可以《詩經》為代表，南方可以《楚辭》為代表。藝術風格和思想內容，都是各不相同。北方可以說是現實主義的，南方則是浪漫主義的”。這是很有見地看法。
季羨林先生提出的南方《楚辭》，是集楚國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的辭賦編集所成。全書以屈原之作為主，其餘各篇都是承襲屈原的形式，敘寫楚地風土物產等，具有濃鬱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辭》。屈原的主要作品，據載有25篇，即《離騷》、《九章》、《九歌》、《天問》、《招魂》、《遠遊》、《卜居》、《漁父》。除《九章》的少數篇章如《桔頌》是早年作品外，多是遭讒流放的創作。屈原之作是在《詩經》的基礎上，更有發展和創新。屈原在《離騷》中以香草、香花象征美人；以春芏秋菊，比喻高潔，創造了具有濃鬱芳香，內美與外修兼備的美人形象，從而表達了詩人渴望實現美政理想的強烈願望。這個奇幻瑰麗的美人形象的出現，即顯示了中國詩歌自始走向審美創作的自覺階段。如《九歌》原是民間流傳的祭歌，經過屈原的整理，語言精煉，格調清新，更具有思想性與藝術性。其中的《山鬼》是描寫一個女鬼和她的戀人相親相愛的關係。在屈原筆下，既描繪了三峽一帶山高路險，石磊葛蔓，雷雨風急，秋猿夜鳴的山地景色，同時更別有創意的，驚人的寫出這個女鬼並不猙獰凶惡，而是一個美貌端莊，身姿窈窕，性格溫雅的絕代佳人。這種女鬼的塑造，對後來文學影響很大，如清初蒲鬆齡的《聊齋誌異》中的女鬼狐精即有其影子。又如《湘君》、《湘夫人》中的洞庭波湧，湘女來遊；《大司命》、《少司命》中的秋芏麋蕪，羅生堂下，荷衣蕙帶，九河揚波……展現了一幅幅楚天遼闊的水鄉風光。在《九歌》中屈原第一率先描寫三峽與楚地景色，並匯中國東部與西部兩種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觀於一體的偉大作家；開了中國山水詩的先河。
在《離騷》中，詩人的“哀民生之多艱”渴望實現“美政”，他不顧“路漫漫其修遠兮”而“上下求索”，其理想不能實現，即大聲呼喊“既莫足以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詩人為美政不能實現，即以身殉國。這是他捍衛自我完美人生及高貴品質的宣言，是人生價值第一次在中國文學中充分的展現、也展示了先秦時代高揚的人文精神。
“屈原及其辭賦對中國文化與文學有很大的影響。在思想上他的愛國憂民，獨清獨醒，出淤泥而不染的氣節，鑄就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高貴性格，是民族靈魂的象征；在藝術上，他的作品哺育了曆代文人騷客，所以劉勰說他‘衣被辭人，非一代也’。自屈原誕生之後，以它的鮮明的浪漫主義詩篇與北方以《詩經》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異水分流，雙峰並峙，成為中國文學中兩大主流，奔騰浩蕩，向前發展，構築成中國藝術的輝煌殿堂，在世界文苑中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宋玉的主要作品，除《九辨》外，即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鳳賦》及《對楚王問》等。他的辭賦，對屈原的辭賦又有了發展，在語言上，將戰國散文的行文用語引進了辭賦，促進了詩歌與散文的結合，擴大了辭賦反映事物的廣闊內容。
在《詩經》中，有不少男歡女愛的言情之作，但僅具片段，很少對女性美麗的容顏與身姿及心靈的美，作深俊的細致描繪。而宋玉在《高唐賦》、《神女賦》中，以精細筆觸，描寫了女神的超凡絕世，傾國傾城雅麗動人的藝術形象。在他的濃墨重彩筆染之下，讓人感到“其象無雙”、“其美無極”。不愧是中國文學以女性為中心的言情之作的先軀。他的這類言情辭賦，對中國後世文學影響深遠，如曹植《洛神賦》中美麗的洛神，應是曹植心中的女神。以及後世的有關巫山高及男女情場中的雲雨之情的描寫，多是受了宋玉辭賦的影響。
三峽與楚郢都一帶，雄偉奇特壯麗的山川，對宋玉有深刻的影響。在《高唐賦》中：高唐巍峨，無物可比。巫山高大，不可匹敵。登高危岩而下望，如臨水中大洲。遇天雨初晴，觀百穀聚集……礫石巨石摩擦，震天巨響轟隆聲。水搖動而回旋，鳥獸蹄足灑血。充滿了奇險與驚歎！令人神往，是一篇氣勢磅礴，語言華簡歌頌巫山三峽山水的最佳傑作。
至此後，在屈原與宋玉的影響下，曆代詩人墨客，插上想象的翅膀，以無盡的情懷描寫三峽歌頌三峽，中國南方文學，更加發揚光大；相繼與北方文學匯聚，共同構築了中國文學的光輝藝術殿堂。
五、詩的長江三峽
在《楚辭》之後，三峽又一朵奇葩——《巫山高》
在西漢初漢惠帝（公元前195-188年設樂府令掌管雅樂，漢武帝於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設樂府署掌管俗樂，即指民間音樂詩章，集樂章詩章統稱《樂府詩》或簡稱《樂府》。在《樂府詩》中，有“漢饒歌”18曲中，第七曲即《巫山高》。這是迄今見到最早以《巫山高》為題的詩歌：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
我欲東歸，害（梁）不為？我集無高曳，
水河（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
淚下露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此詩是寫，漢代長江上下遊商業交往頻繁，一家居江南入川經商遊子，臨巫山峽江思歸不得之作。詩中突出“我欲東歸”、“遠道之人思歸”以巫山之高而大，聯係家鄉淮水之深，據《漢書·地理誌》淮水在安徽南陵縣南，北注大江，當為作者家鄉所在，“害（曷）不為”為何不能歸去，巫山高峽，水盛流急（錫錫，河道迂回（回回）難於競渡，臨水隻能望遠當歸，淚沾衣裳。集中描繪了巫峽山水之險，形象明晰動人。
由於《巫山高》具有嶄新的內容，在樂府詩中具有巨大的開創意義和重大的社會影響；同時它又是以寫三峽風光或神話故事為主；因而引起了後世曆代詩人仿效，甚而掀起了以巫山高為題材的創作旋風，或描寫三峽歌頌三峽風光的第二個高峰，如南齊的虞羲、梁王融、及劉繪、梁元帝、範雲、黃昶、王泰、陳的後主、蕭詮、唐的鄭世翼、沈詮期、盧照鄰、張循之、劉芳平、皇甫冉、孟郊、李賀……等等。現將範雲、王融、劉虞羲《巫山高》錄於下：
範雲（451-503年）南朝梁詩人，河南泌陽人，11歲能詩賦，操筆仍就，下筆成文，曾官至吏部尚書。原有集三十卷，今詩存四十餘首，以《巫山高》、《別詩》著名。
《巫山高》
巫山高不極，白日陷光暉。
靄靄朝雲去，溟溟暮雨歸。
岩懸獸無跡，相望空依依。
此詩以巫山高為題，突出巫山高無盡頭，可遮天蔽日。由於山高懸崖，猿猱難攀；以及日昏林暗，飛鳥鳴驚，險峻空寂；朝暮帷見陰雨綿綿，濃雲漫漫。從而聯想到巫山神女薦寢夢楚襄王事，在如此險境中，襄王何能到此？隻好空相望了。
王融。字符長，琅邪臨沂人（今山東臨沂）（467-493年），與範雲同為“競陵八友”之一。作詩文藻富麗，為當世稱頌。
《巫山高》
想象巫山高，薄暮陽台曲。
煙雲乍舒卷，猨鳥時斷續。
彼美如可期，寤言紛在矚。
憮然坐相望，秋風下庭綠。
詩人王融雖未曾到過巫山，但由於當時“巫山高”，為詩人墨客泳頌的時尚題材。如範雲與他曰為“競陵八友”，以詩互贈尤多，他讀後必有奇興，亦對三峽風光爛熟於胸，故以“想象”二字發端，聯想到《高唐賦》。前半首寫巫山景色，後半首敘神女情事，前後呼應。高山雲霧舒卷，映襯巫山之高，攀高之猿哀嘯，高飛之鳥悲鳴，點綴其間，傳出一種愴涼之情。由於巫山之高，神女雖有寤言，可期而難期；徒然在矚，相望不相及，秋風薄暮，能不憂然若失？雖未身臨，想象宏富，寫出巫山雄奇壯麗，聲色俱繪，情神皆備。
齊·虞羲，此人生卒與事跡記載不詳
《巫山高》
南國多奇山，荊巫獨靈異。
雲雨麗以佳，陽台千裏思。
勿言可再得，特美君王意。
高唐一斷絕，光陰不可遲。
此詩仍是襲用宋玉《高唐賦》之內容，描寫巫山之山美。但開頭一二句卻說南國多奇山，尤以荊楚巫山最靈異，其後才用筆於高唐，楚王之事。是一首寫景抒懷之詩。
此後，在兩晉南北朝記敘三峽風光的歌謠與詩章和文學記著著亦層出不穹。
晉·無名氏《三峽謠》
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水經注》說：峽中有灘，名曰黃牛灘，岩石既高，江湍紆回。
黃牛灘，在西陵峽之江的南麵，有一高山遠望似一黑人牽著一條牛，神態逼真，而山下多亂石水淺，紆回曲折、灘險，故名黃牛灘。謠中的“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即說明溯江而上行船之緩慢與艱辛。
晉、無名氏《謠豫》
淫豫大如馬，瞿唐不可下。
淫豫大如象，瞿唐不可上。
淫豫，即灩澦堆，灩澦堆在瞿唐峽口之西，長江中的一巨大礁石。1958年整治河道已炸毀。此歌謠是三峽河段船工們行船的經驗總結。即是說灩澦礁石大如馬與象，皆不能行船，否則即觸礁或被驚濤駭浪衝擊沉沒。它充分說明了三峽行船之艱難險惡。灩澦石不啻行船瞿唐口的警示航標。
北魏、無名氏《峽中行者歌》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這峽中行者歌，真實的唱出了三峽最長的是巫峽，其峽中森林茂密蔥蔥，而人煙稀少，野獸出沒其間，聽到猿猴淒傷的悲鳴，更增添行者的孤苦，不禁淚流沾衣。讀後亦讓人感傷。
北魏酈道元（472或466-527年），字善長，範陽涿縣（今河北涿縣）人，地理學家，散文學家，文筆深峭，在各地“訪讀收渠”，留心觀察水道等地現象，著《水經注》，是具有文學價值的地理巨著。其中就有不少關於三峽風物的記載：
自三峽七百裏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迭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裏，雖乘奔禦風，不以疾也。
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回清倒影，絕若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敕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穀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點裳”！
文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迭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幾句文詞，即把瞿塘峽兩岸懸壁高峭，江麵奇窄的自然風光勾畫得十分逼真。其“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寫出了盛夏進三峽水速之急，足勢不可擋。“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回清倒影，絕岩與生椰柏，懸泉瀑布，飛漱向，清榮峻茂，良多趣味”，寫出春冬時節，仍是山青水秀，綠潭倒影，泉水瀑布飛漱其間，呈現清榮峻茂的美景，更是趣味無窮。其最後一段：“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淒異，空穀傳響，哀持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是寫秋末，山寒洞水斷。在雨後初晴到秋霜之晨，高山上常有猿聲哀鳴不絕，引人淒傷不已。故漁夫們歌中：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酈道元這段綺文不到三百字，即精妙的把三峽山勢之奇偉，水勢之奔騰，風景四季優美的轉換，猿聲的哀鳴，漁夫們生活之淒苦傳神的描繪，令人神往。三峽之美名，從此更加揚名天下，引來無數唐宋詩人墨客、文人學士讚美三峽、開發三峽、享受三峽，再鑄三峽文化。
唐代詩人墨客，在屈原與宋玉的影響下，插上奇想的翅膀，以無盡的情懷讚美三峽，抒發三峽。
唐代是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的又一個高峰，詩的發展同是又一個高峰。由於三峽自然景觀繁麗，人文情懷靈厚，為唐代詩人馳騁才華，發抒靈性提供了美好的創作平台，培育升華了詩人的胸懷，所著的華章更增加了三峽無盡的風采。
初唐時，為三峽傾注情懷，讚美三峽發抒靈性的詩家畫家，有馳名隋唐的山水人物畫大家，詩才過人的閻立本（601-673年）、初唐四傑之一，詩風由纖柔轉為明快清新的盧照鄰（約637-680年），長於七言，文辭靡麗，律體嚴密的沈全期（713年）、能詩善政，詩境壯闊，樸素遒勁，寄慨遙深的張九齡（678-740年）皆以《巫山高》為題詠誦三峽，把峽中景色、神話故事，古代諺語融於詩中。此外，以其它為題描繪三峽人文地理的，有以詩抒發政治感慨，風格清新，才氣縱橫作《滕王閣序》膾炙人口的王勃（650-676年），以及詩文風雅，樸實暢達，高昂清峻，上承阮籍、曹植下開李白、杜甫的陳子昂（661-702年）。
盛唐時，有其詩以寫田園山水得名於陶淵明、謝靈運的後繼者，措語精深華妙的孟浩然（689-740年），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文人畫的創始者王維（701-760年），其詩大源於《楚辭》，落筆驚風雨，詩成注鬼神，浪漫派的詩仙李白（701-762年），其詩多源於《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的詩聖杜甫（712-770年）。
中唐時，有情感真摯，造句力避平庸淺率，與賈島齊名的孟郊（751-814年），善畫山水兼詩的顏況（約725-約814年），文學家兼哲學家，其詩語言生動，風格清新的劉禹錫（772—842），文學家李肇（約824年），樸質清新，明白如話與王建齊名的張籍（約676-730年），提倡以詩歌“補察時政”，“泄導人情”，詩文明晰曉暢，通俗易懂的白居易（772-846年），作詩清而不淡，秀而不媚與白居易友善，世稱元白的元稹（779-831年）。
晚唐時，有作詩生動奇雄，才華橫溢的陸龜蒙（約881年），詩畫兼善的貫體（832-913年），構思精妙，詩句清婉明白的鄭穀（約897年），語言清麗，素雅含蓄的齊已（約863-937年）等。
以上詩家中，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曾三次過三峽，杜甫、白居易留居三峽兩年，劉禹錫達三年之久，歌詠三峽詩歌最富。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701-762年），出生於碎葉城（今巴爾克什湖之楚河流域），五歲時隨父入川，居綿陽青蓮鄉。25歲離蜀，抱著“大丈夫必有四方之誌”的雄心，辭親遠遊。曾三次過三峽，第一次25歲，恰是風華正茂之時，揮筆寫出：
《峨嵋山月歌》
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洲。
全詩共28字，五個地名。峨嵋——平羌——清溪——渝洲——三峽。詩境就這樣緩緩的展開，真是一幅美不勝收的，千裏江川行旅圖。其詩所表現的空間跨度之大，真可謂自由馳騁之妙筆。其末句“思君不見下渝洲”，表達年輕的李白辭親遠遊依依不舍的無限情思。
《江上寄巴東故人》
漢水波浪遠，巫山巫雲飛。
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
覺後思白帝，佳人與我違。
瞿塘饒賈客，音信莫令稀。
此詩是李白離家赴巴東小住後，第一次出峽，來到漢水流域，回過頭來思念白帝城親朋好友之作。東風點名已是春天，因積思而成夢，仿佛夢魂為風吹送，渡越漢水洪波，隨著巫雲飛繞巫山峰頂，落入白帝城中。“此中時”暗含夢中歡唔情景，醒來“惟覺時之枕席”，夢中親朋消逝，轉添煩愁。唐代長江上下遊多商賈活動。李白《丁都詵歌》雲：“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可證。他的《長幹行》也是寫一個思婦想念入川的丈夫為題材的“此時”見麵無緣，轉籍書信，惟有寄望於往來賈客，頻為傳遞，而且“莫含稀”少，方能稍慰深思渴慕。本詩以“波浪遠”寫漢水之寥闊汪洋，以“巫雲飛”狀巫山之高聳入雲，即景生情，聯係自己和故人，情深意摯，感人肺腑。
《巴女詞》（27）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如飛。
十日三千裏，即行幾時回。
此詩主題寫巴女盼望出川東去的夫君早日歸來。重點顯示峽江流水之急，從入峽到出峽，水位驟降百餘公尺，水流落差極大，故此段水路，從白帝城到宜昌，可以“千裏江陵一日還”。船隨水急，駛著飛箭，襯出心情之急，心逐郎去，夫君去時值在十日，計程當在三千裏外，相去日遠，相思日深，各在天涯，歸期難計，結句以問語付出惶急切盼之情。
《觀元丹丘巫山屏風》（28）
昔遊三峽見巫山，見畫巫山宛相似。
疑是天邊十二峰，飛入君家彩屏裏。
寒鬆蕭瑟如有聲，陽台微芒如有情。
錦衾瑤席何寂寂，楚王神女徒盈盈。
高唐咫尺如千裏，翠屏丹崖燦如綺。
蒼蒼遠樹圍荊門，曆曆行舟泛巴水。
水石潺潺萬壑分，煙光草色俱氳氛。
溪花笑日何年發，江客聽猿畿歲聞。
使人對此心緬邈，疑如嵩丘夢彩雲。
此詩是李白出峽後，看到著名道士元丹丘作的巫山屏風畫時，即興所作。這就是少年氣盛，生性瀟灑，天才狂放的李白，在詩中把三峽的山山水水，古往今來，神話故事盡收筆端的佳作之一。
第二次入峽，是幹元二年（759年）2月，時年58歲，與第一次入峽相隔34年之久，即從英姿煥發的年輕人，變為垂老之人。因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李白出於愛國熱情，進入永王李璘的幕府，李璘借平安史之亂為名叛唐，被肅宗李享所敗，李白受株連，流放夜郎（今之貴州遵義附近）。此時三峽山水依舊，而自己卻人生沉浮。憤懣落魄的李白，在逆水行舟途經灘險水湍，迂回曲折的黃牛峽時，觸景傷情，即寫出了：
《上三峽》詩（29）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
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
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
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
此詩前兩句，是詩人心靈之氣。後兩句是巧用晉，無名氏《三峽謠》（30），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對三峽的西陵峽中的黃牛灘行舟緩慢的真實寫照。融入詩中，絕妙的表達了詩人流放中的苦澀愁情，“青天無到時”的哀怨；“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的逆境悲歎！
應知李白那憤慨消沉之情，並非他本性所在，當離黃牛灘，上行至瞿塘峽，峽中美景令他迷戀，雖還在逆境中及溯江行船的疲憊，已讓人難已支撐，但詩人仍不放過巫山登高觀覽之機，在夜幕時，還以豪情浪漫飄逸的筆觸，寫出了《自巴東舟行經瞿塘登巫山高晚還題壁》（31）。全詩僅結尾兩句略有淒苦之歎！餘皆是忘憂寫景，其中的“江行畿千裏，海月十五圓。始經瞿塘峽，逐步巫山巔。巫山高不穹，巴國盡所曆”，“飛步淩絕頂，極目無纖煙。卻啟失丹壑，仰觀臨青天。青天若可捫，銀海去安在。望去知蒼梧，永記辨銀海”。等等的記景抒懷佳句。讀後讓人沉醉，遐想於詩人描繪的勝景中。
第三次過三峽，是759年3月，正流放行舟至白帝城。即逢天下大赦，是因關內大旱，唐肅宗為慶祝新立太子，即大赦天下犯人，其令：“天下現禁囚徒，死罪從流，流罪以下，一切赦免”，李白在絕望落魄之時，忽得赦啟，驚喜不已，旋即放州東下江陵，再過巫山時，寫出：
《宿巫山下》（32）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
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
雨色負吹去，南行拂楚王。
高台懷宋玉，訪古一沾裳。
這首詩心情與二過三峽迥然有別，再也聽不到“青天無到時”，看不到“揮策還孤舟”之哀怨的場影，而是興高采烈的喜悅輕快的，把巫山濃豔的春景，名勝與人文情懷盡收筆下。
回到江陵，李白驚喜興奮之情更為熾烈，以歡快激蕩之筆墨，寫出了“驚風雨而泣鬼神”（33）的：
《早發白帝城》（34）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此詩是歌泳三峽的千古絕唱，是李白才華橫溢的傑作。全詩給人一種鋒淩挺拔，空靈飛動之感。洋溢著詩人經過艱難的歲月之後，突然迸發的一種激情，故雄峻速疾中，又有豪情歡悅，快意快船，使人神遠。千百年來一直令人百誦不厭。
讓人歎惋的是，李白三次過峽後的第二年唐肅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不幸病逝安徽當塗。
杜甫，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陽人，（712-770年）出生於河南鞏縣，幹元二年（759）入蜀居成都草堂，入四川節度使嚴武幕府，曾官至校檢工部員外郎，人稱杜工部。嚴武逝後，於大曆元年春到大曆三年春寓夔州（今三峽瞿塘峽口奉節縣）兩年。飽覽了三峽奇闊雄麗的山川；豐彩的人文淵藪。為詩人馳騁靈性，釋放憂國憂民，抒發悲涼情懷，提供了創作平台。兩年間作詩400餘首，占流傳之詩1400餘首總數的三分之一強。謳歌三峽詩，多氣勢蒼涼，鏗鏘偉麗。如：
《登高》（35）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此詩是大曆二年（767年）秋在夔州所作。全詩通過登高所見的秋江景色，傾訴詩人長年漂泊，老病孤愁的淒涼心情。尤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句氣勢磅礴，有古今獨步之譽，顯示了杜詩“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此詩詞語凝煉，格律嚴謹，被公認為七律壓卷之作。”
《宿江邊閣》（36）
瞑色延山徑，高齋次流水。
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
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
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是大曆元年（766年）秋於夔州長江邊上瞿塘關的西閣所作。詩的前半四句寫西閣夜暮山徑高齋緊貼流水，因而可以見到薄雲似宿山腰間，一輪明月翻動水中之美景。後半四句，即景生情，原江上飛追啄食的水鳥已停息，反襯自己尚未得安身，而那生性貪狠的豺狼就出來爭喧噬食，豺狼意有所指，勾起了詩人不眠之因，是憂“戰伐”。其戰伐是指詩人離錦城東下之時，嚴武剛死不久，繼任的郭英義又暴戾驕奢，釀成蜀中戰亂。現今漂泊異地，無力扭轉局勢憂心國事的情懷，與潦倒淒苦蒼涼的真實情態。全詩筆力蒼勁清新，既寫景又寫情，通過不眠之時所見所聞，抒發懷情，是一首情景並茂的傑作。
《白帝》（37）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峽雷霆鬥，翠木蒼藤日月昏。
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此詩仍於大曆九年（774年）夔州所作。前半首以峽江雷雨景物起興，暗喻時代動亂，白帝城中落入峽江匯入急流，以“高江”寫江流落差之大，以“急峽”寫峽口湍流之急，於時雷霆震怒，日月無輝。惟見古樹挺拔，老騰懸掛，景象蕭森淒涼。後半首轉寫江村戰後實景，抒發悲憤之情；征馬長年作戰，疲於奔命，逃歸之馬四處閑蕩，無人看管。黎民百姓，或因抽丁，或因避難，十室九空，人亡房空，誅及於寡婦，村閭丘墟，皆聞哭聲，情景可悲可泣。兩組畫而相互映照，構成全幅戰後流民荒涼悲慘實況。
《灩澦堆》（38）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
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
天意存傾覆，神工接混茫。
幹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此詩作於大曆元年（766年）。首句標明灩澦堆位置，是橫在瞿塘峽口江心的一塊巨石，江寒水落，部分露出水麵，暗引“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的謠諺。此時舟楫封航，必需沉牛祭神，祈禱出行大吉，妙在作者認定此係天造地設於混茫水中的標幟，警示行舟者注意傾覆之險，暗喻君民關係亦能載舟覆舟。此時幹戈接連，解纜來夔，則有雙重恐怕。戰亂催人出走，行舟又畏沉溺，因而行止都想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史記·袁盎傳〉）的名言，因愛惜身體，惟恐坐堂下受瓦落受傷的考慮。詩借瞿塘之險，比喻時局之危，身處不安境地，複流露出愛國愛民之忱。
《永懷古跡》（39）
是大曆元年在夔州寫的組詩五首。三峽一帶有庾信宅，宋玉宅、蜀永安宮，諸葛八陣圖古跡，引發他懷古傷今幽思。寫庾信、宋玉是以他們的文章傳承為已任，兼亦感慨身世搖落飄淪之共命，寫王昭君是因其入宮被妒受禍，頗與自身遇讒遭黜境遇相似；寫蜀先主武侯，則感慨君臣際遇，千古難逢。今舉其二、三、五首略加說明：
其二：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酒，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主要是懷念宋玉。前四句予以合寫，杜甫歎年老事業無成，亦與宋玉悲秋草木搖落同慨，懷才不遇，異代皆同。時過千秋，悵望惜時，怎能不為之灑淚？然而深願追蹤先賢的文彩風流，學識儒雅，願奉為典範。後四句宋玉與楚王合寫，揚抑有致。《高唐》、《神女》賦本無其事，而是借夢托諷，其奈楚王不悟，終致亡國，其今豪華楚宮已與宋玉一起泯滅無跡，舟人指點疑不可考。然而宋玉文藻獨能傳後世，光照輝煌。此與李白《江上吟》中“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寓意相似。
其三：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名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麵，環佩空歸月夜魂。
千載琶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同情王昭君，起句點明秭歸縣昭君村的位置。“千岩總競秀，萬壑爭流”渲染一派氣勢；地靈故生人傑，靈氣鍾於昭君，是虛寫其超絕美貌。三、四兩句概括昭君一生，入選漢宮（紫台），追嫁絕漠，一住不還，死後埋魂異域，白草成片，其塚獨青，黃昏夕照，襯其孤寂荒涼。接寫漢帝錯於知人，僅從畫圖誤認昭君，貽誤紅顏。昭君生不得歸，死後魂靈尤戀漢關；但魂靈無知，月夜空歸，於事無補，沉淪匈奴，但作胡語，惟藉琶琶曲調傳送心事，怨已遠嫁，恨無思，即流傳千秋之《昭君怨》，婦女是弱者，其悲劇遭遇，眷戀故土，皆與作者相似，故特寄予深深同情，寫得極有韻致。
其五
諸葛大名垂宇廟，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侶，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作終難複，誌決身殲軍務勞。
諸葛為杜甫平生最推崇的人物，曾多次作詩讚頌。此詩起句即作定論，稱譽他“大名垂宇宙”，為當代及後世所景仰。觀其遺像肅穆，清白高尚，令人起敬。接寫他於危難中受命，尚能艱撐時局，聯吳敗曹，深費運籌，造就三分鼎足之勢，萬古以來一人而已，直可比諸九霄鸞鳳。他與商代開國君主的大臣伯仲、周時輔周文王滅商有功之臣伊尹、呂尚才略不相上下；而指揮若定，堪足壓倒大漢功臣元勳蕭何、曹參。他七擒孟獲，六出祁山，軍中大小事務，皆親謀策劃操勞，其誌堅決，鞠躬盡瘁。身死之後，局勢遂難收拾，漢祚不可恢複，深為惋惜，亦即《蜀相》所詠：“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意，留下遺憾。
杜甫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其特點有“史詩”、“政治詩”的美譽，其長江三峽詩更為矚目。詩中的內涵，大至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關係，小至風景名勝，動植物生態、城市鄉村、江水漲落、暗礁險灘，商賈船泊皆有所涉，是我們研究長江三峽的珍貴史料。現僅將其有關長江三峽這條黃金水道的
清代共計260多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堪稱盛世，這時期的製瓷質量和數量均達到曆史的高峰。
由於康熙、雍正、乾隆都愛好瓷器，康熙本人重視西洋科學技術，著名的琺琅彩品種，就是康熙時引進國外彩料創製的，為粉彩奠定了基礎。雍正更是十分重視瓷器的質量，對製瓷技術的提高，采取了重獎辦法。乾隆亦更酷愛各種工藝品，還親自對宋官窯作詩讚頌，足見其對瓷器藝術之深愛，幾乎達到了狂熱的程度，怎不促進清代官窯瓷器生產迅速發展呢！此外，外銷到歐、美及東亞鄰國之瓷量十分驚人，而且多按國外指定的器形與紋飾進行製作，這對民窯瓷業的發展無疑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整個清代，景德鎮始終保持著中國瓷都的最高地位。
景德鎮瓷業，明末清初因戰亂，曾一度受到影響。康熙十年負起“奉造祭器”的任務。康熙中期之初，清廷派臧應選、江西巡撫郎廷極監管景德鎮官窯製瓷，即稱“臧窯”、“郎窯”，官窯瓷器走上正軌，不但恢複了明永樂、宣德以來的所有瓷種特色，還創燒了許多新品種，其郎窯紅和豇豆紅獨步一時，顏色釉的天藍、灑藍、豆青、嬌黃、仿定、孔雀綠、紫金釉都是極其精致的成功之作。彩繪瓷方麵，引進國外彩料，新創了琺琅彩瓷、粉彩裝飾藝術。雍正時間雖短，但官窯瓷工藝之成就達到登峰造極的水平，康熙晚期創燒的粉彩器，不論官窯或民窯，雍正時都達到極高水平。自此以後，整個清代粉彩成為彩瓷的主流。乾隆時，更是精益求精，當時的仿木紋、仿竹器、仿漆器、仿玉器、仿石器、仿象牙，無不惟妙惟肖。裝飾上盛行錦上添花，鮮紅、大綠，金碧輝煌，繁縟極致。
所謂郎紅釉，是指康熙指派郎廷極監管景德官窯器所燒製的紅色釉。釉色深紅，釉麵透光，器口有白色露邊，稱之為“燈草邊”，器裏器外均有的開片是其主要特點。
所謂豇豆紅，是幾次吹釉高溫燒成。表麵為淡紅色釉中現綠色斑點，與植物中的蔬菜之豇豆色彩極似，故稱“豇豆紅”。豇豆紅器內一般為白釉，釉麵無開片，是紅銅釉。
所謂琺琅彩，是康熙引進國外彩料，仿銅胎畫琺琅，繪在瓷器上，又稱“瓷胎畫琺琅”，是宮廷的禦用瓷。瓷胎為景德鎮燒製，以宮廷製紋樣渲染繪製，以700℃低溫燒成。其玫瑰紅、胭脂紅色料中含有微量黃金，又稱金紅。中國傳統的紅色，是用鐵、銅為著色劑。中國傳統上彩法是用膠或清水，琺琅彩是用油施彩，彩麵多有細小的開片。
所謂粉彩，是受琺琅彩的啟迪而產生的。粉彩創燒於康熙晚期，成熟於雍正時期。其彩繪技法，是在事先勾畫紋飾的輪廓之內，填上一層含砷的玻璃白，而後再以色料渲染，色料與玻璃相互滲融，即有濃淡明暗之感。紋麵較厚而無開片。
粉彩與琺琅彩、五彩的主要特點：粉彩與琺琅彩均含砷，胭脂紅玫瑰紅中粉彩與琺琅彩均含有微量黃金，兩者皆施用渲染法與用油上彩，同為700℃燒成。不同之處是琺琅彩料中含有大量的硼，粉彩則無。粉彩與五彩的區別：粉彩是用玻璃白打底，而後再施色料渲染；五彩則不打底，而是直接用單線平塗。五彩所用色料是中國傳統料，如紅色是用以鐵為著色劑的“礬紅”；粉彩則用進口的所謂“洋彩”，如以黃金為呈色劑的胭脂紅等。施彩方法，五彩是用清水或膠水，粉彩用油上彩，這是中國製瓷史上的一大改革。五彩是800℃的高溫燒成，又稱硬彩；粉彩是700℃的低溫燒成，又稱“軟彩”。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國瓷器文化發展的頂峰。其文化內涵豐富極致，題材情韻深邃，有的既注入了統治者的政治主張，同時又體現了瓷器繪畫藝術更加接近於生活現實的特點。如在政治方麵，清政府為懷柔南方愛國知識分子，舉辦博學鴻詞科以表示求賢，瓷器上就出現小楷《聖主得賢臣頌》；為宣傳忠君愛國出現了《出師表》。此外文采洋溢的《滕王閣序》、《赤壁賦》等長篇詩文即始於康熙時。又如為改變清初受戰亂影響的蕭條景象，清王朝獎勵農耕，瓷器上大量出現了“耕組圖”、“漁家樂”等畫麵。康熙時繪畫風格多以清初四王（王時敏、王鑒、王翬、王原祁）、吳（吳曆）、惲（惲壽平）的畫法為時尚。雍正時，花鳥、山水多宗蔣廷錫。瓷畫緊步跟進，瓷畫與紙畫趨於一致。雍正的琺琅彩之山水、花鳥的畫麵配以相呼應的題詩，且於題詩的引首之句後，配朱文或白文胭脂水或抹紅印章，其印文又多與畫麵題詩內容相配合，如畫竹的用“彬彬”、“君子”章，畫山水的則用“山高”、“水長”章，畫梅花的用“先春”章等等。這是將中國傳統的紙畫集詩、書、畫、印於一體的審美意識，全麵地移植於瓷器上。乾隆時的瓷畫藝術更精益求精，粉彩或琺琅彩除沿襲前朝外，亦有創新，其琺琅彩與粉彩紋樣特盛行錦底開光，及以《聖經》為題材的西洋人物故事畫。山水畫多宗董誥、張宗蒼，嬰戲紋以全廷標為本，花鳥多據鄒一桂等等。
清三朝瓷胎硬薄，釉白如玉，又與文人的詩、書、畫、印相結合，相互輝映，既表現了中國瓷器文化，又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具有無限的觀賞價值，又是科學和藝術的綜合產物，無怪乎深受世人垂愛。
乾隆以後，由於國內統治者的日益腐朽、外國資本主義的步步入侵，中國瓷器文化走向衰落，共和國建立後，瓷業才得到複蘇與發展。
後記
我很興奮、很愉悅，經過五年漫長時間的求索與琢磨，《三峽與中國瓷器》一書就要付梓問世了，我思緒湧動，感慨萬千……
我是一個幸運的考古工作者，又是一個大不幸的人。幸運的是20世紀50年代，當我剛出校門時，即率先發掘了雲南滇王墓，又於不惑之年即70年代初發掘了巴王墓。大不幸的是“整風反右”、“文革”十年浩劫，剝奪了我的自由，十餘年的青春年華無情地流逝了。在曆史的長河中，十年隻是彈指一揮間，但對一個考古工作者來說卻是極可寶貴的。在無奈的境遇中，青春流逝無可挽回，但獻身文物考古事業的夢想，我從未放棄。在“昨夜西風凋碧樹”、不惑之年的歲月，國家號召“文物考古為生產建設服務”、為“高峽出平湖”提供曆史文物、水文考古依據，我有幸貼近三峽、擁抱三峽。1972—1976年，我曾反複或乘車或乘船，而更多的是步行於三峽，飽覽了三峽雄奇秀美的風光，感受了三峽英姿偉美的人文情懷，讓我深深地敬仰三峽、酷愛三峽。我也曾粗淺地寫過一些考古發掘、調查報告和研究論著，很想繼續調查研究，卻因經費匱乏而中斷。1994年舉世矚目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啟動，國家調撥足夠的經費保護文物、搶救文物，我很激動，很羨慕，可我已退休了；幸運的是，在比我年輕的四川省博物館考古專家、摯友陳顯雙，重慶市博物館考古隊鄒厚曦隊長（現為重慶市文物考古所所長），袁東山副隊長（現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長）的信任、邀請、推薦下，1994年起到2005年夏，我時斷時續地行走於三峽考古工地，並在有關大學進行古陶瓷鑒定、鑒賞、講學，或被聘為客座教授等，甚而在交往中還和個別考古學者成了忘年交。我有了充分的時間反複觸摸觀賞美而多的曆代瓷器，萌生了撰寫《三峽出土曆代瓷器》的願望。但考慮到自己是局外人，以及諸多條件不具備，隻好望洋興歎。
2005年春，王川平局長要編《中國三峽古代曆史與文化叢書》，當得知這一信息後，我喜出望外，不自覺地以一種莫名的曉鏡不懼雲鬢改（時年已古稀有三）、有花堪折直須折、老驥伏櫪夢成真的衝動與期待，擬出撰寫提綱，自薦請纓，呈送給王川平局長。他看後欣然應允，並親筆手書信件，請各文管所配合。自此，筆者就和董小陳連年不息地奔走於三峽各文管所搜集資料。
瓷器是科學和藝術的產物，是中國人民向世界人民貢獻的一塊名牌，是中國人兩千餘年享有的一塊名牌，是中國人引以自豪的一塊名牌。完美無瑕地展示她的靚麗，不負三峽先民的珍藏、曆史的遺存，不負考古工作者的辛勞，將所發現的瓷器資料整理成冊，貢獻於世，讓今人與後人共享，是我們這代陶瓷考古人的使命與責任。
《三峽與中國瓷器》一書，無論時間或空間跨度均較大。以時間而言，自兩漢至明清，曆兩千餘年；以空間而論，從東北到西南，從漠北到沿海的瓷器，幾乎在三峽地區均有出土。要詳盡而科學地作出標準無誤的判斷難度很大，問題較多。為減少謬誤，弄清窯口的特征與藝術成就，時代的承傳，以及各窯係的特點與差異，燒造時間的始末，本書皆以實物與文獻對照或運用科學測試數據而下定語。對一些疑難處，再到有關窯址、博物館、考古所調查對比，甚而帶著照片與有關專家共議，最後下定語。但仍有較多的南北朝瓷器，或特征不突出之瓷器，與現今發現的窯口對不上號，當為何窯尚是待解之謎。又由於知識不足，有些研究僅是淺嚐輒止，或仍有不少錯誤，但絕大部分是清楚無誤的。我們預想此書的問世有以下幾方麵的意義：第一，憑借考古發掘出土的眾多曆代瓷器照片，及有紀年墓出土的瓷器斷代，定能為國內外專家學者提供研究的新依據，豐富論述，為弘揚中國陶瓷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第二，對兩漢以來的墓葬、遺址考古，不失為考古工作人的一本備用參考書；第三，窯口的繁多，定名斷代的準確，必為古陶瓷收藏家、鑒賞家所青睞並成為他們不可或缺的參考書；第四，對大學碩士、博士研究生從事古陶瓷研習，亦是重要的備用參考書。賢夫良師董其祥在病魔纏身將離世之年，還強打精神履行一個考古人的職責，與我形如一對未婚情侶甜蜜地遊覓於清溪河畔，複查巴縣清溪宋代瓷窯，此情此景常在我腦海中浮現，如果他九泉有知，看到本書的出版，定會欣慰地微笑！
此書的完稿，雖主要由董小陳與我共同寫就，但我的研究生胡習珍（現雲南大學博士生）、重慶師大的傅裕、鍾麗英碩士生三人為此書查核文獻資料、打印校對文稿、刻錄光盤等，特別是傅裕還為此書的國內外聯係與收發資料，為有關刊物與赴研討會送稿和繪製本書示意圖、編排出樣付出了極大的辛勞。她們勤奮熱情的合作，功不可沒，再致以深深的感謝。
特別要感謝全國政協委員、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館長（現名譽館長）、三峽文物保護領導組組長、重慶文化（文物）廣播電視局副局長、中國博物館學會副理事長王川平教授對此書的命名，他在百忙之中通讀了初稿，提出了高水平高要求的修改意見，大大地為本書增輝，進一步提高了本書的學術價值。
此外，還深深地感謝重慶出版集團董事長羅小衛先生、總編輯陳興蕪女士、總經理喻楊先生。
還應當感謝重慶市文物考古所所長鄒厚曦教授，無論在經費上、人力上、資料提供上均給予極大的支持與配合。還得到該所副所長袁東山、所長助理白九江、隊長李大地的協助支持，均一並致謝。
感謝中國科技陶瓷考古界的張福康、葉宏明、王昌燧等教授，河南省考古所趙青雲研究員，景德鎮陶瓷學院張茂林博士多年來提供科學測試數據，增添了此書陶瓷研究自然科學的內涵。
感謝四川遂寧博物館莊文彬館長提供遂寧金魚村窖藏論著與未公開的重慶巴縣清溪窯鈞釉瓷碗照片。
感謝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研究員申世放、胡昌健，副研究員藍娥人、餘曉玲等先生，重慶市文物考古所藍開衡老師為作者查核有關實物與文獻資料提供了很多的幫助，謹致謝忱。
感謝《重慶晚報》總編陳聰先生，成都收藏協會陶瓷專委會秘書長代開林先生提供重慶巴縣清溪窯宋代仿鈞釉瓷照片。
我已將至耄耋之年，還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這要歸功於當今社會的美好，但也得益於我的知心女重慶市教委董蜀華處長對我無微不至的愛護與孝敬。
感謝我的長子三峽博物館副研究員董越自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從不間斷地為母親、為弟弟進行中、英文翻譯所付出的辛勞。
重慶教育學院郭旭老師為本書圖片的處理作了大量艱苦的勞動，在此致以感謝。
原中國陶瓷學會會長（今名譽會長）、廈門大學教授葉文程先生；前任維多利亞艾爾伯特博物館遠東藏品部總館長，英國李約瑟研究所榮譽研究員、英中協會教育托管主席、格拉斯哥大學榮譽研究員，前東方陶瓷協會主席柯玫瑰（Rose Kerr）；中國考古學者、中國古陶瓷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錢幣學會理事、學術委員周世榮研究員為此作序。對此，我表示深深的謝意！
陳麗瓊
2009年11月22日於重慶巴渝書齋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讀陳麗瓊、董小陳“長江三峽與中國瓷研究”長江三峽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在這裏，誕生了中國古老的人類，孕育了中國古老的文明。近年來，學者們利用三峽地區的考古資料，通過曆史學、文化人類學、環境保護學、社會學、藝術學、民族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麵對三峽曆史文化進行了多方位研究，取得了一係列研究成果。陳麗瓊、董小陳著作的《長江三峽與中國瓷器研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本書主要作者陳麗瓊先生致力於陶瓷研究近40年，取得一係研究成果，贏得了包括陶瓷界在內的社會各界人士的尊重和讚譽。退休後，她仍鼎力宏揚中華瓷器文化：奔波於遺址發掘現場、跨越大洋在異國他域鑒賞國粹精品、在學術研討會上慷慨陳詞，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每有心得，她總有抑製不住的喜悅，在與她的交談中，我能感受到她青春般的激動。她認為，三峽曆史文化的研究不能缺了三峽陶瓷這一領域。年愈七十之後，她本可以菊南山，息影泉林，但學者的責任感和對古陶器的熱愛所湧現出來的激情，使她毅然投入到撰寫本書的勞作中，她克服一係列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以極大的勇氣，高舉斧鉞，芟夷開拓，披荊斬棘，和董小陳先生一道完成了這部新作。
“長江三峽與中國瓷器研究”上下兩篇及附錄組成，長篇是長江三峽出土的曆代瓷器研究，包括三峽出土的東漢瓷器、三國瓷器、西晉瓷器、東晉瓷器、南北朝瓷器、隋唐五代瓷器、宋元瓷器、明代瓷器；下篇為長江三峽窯係研究，包括浙江德江原始青瓷窯址調查、邛窯陶瓷的發展曆史及外銷狀況、三峽地區唐宋瓷器與茶文化、達州窯與耀州窯的關係、重慶巴縣清溪宋代瓷窯址研究，四川廣元瓷窯宋代瓷窯及建水窯調查、三峽水路交通與瓷器貿易等，附錄為中國瓷器發展概覽，為讀者了解三峽地區瓷器發展史提供了更為宏闊的背景。上篇、下篇、附錄既相對獨立，又緊密聯係。全書既有辨析毫芒的細致考證，又有高屋建瓴的視野、胸襟是一部資料詳贍，氣魄宏偉、論證縝密、新意迭現的拓荒之作。讀書稿如下特色，最能引人注目。
1.研究領域的開創新。對古老文明的研究，必須以文獻和考古資料為依據，而自古以來，三峽地區遠離中原，交通阻塞，信息不暢，文化教育也不發達，故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有限。這樣，在研究三峽文明及社會發展曆史時，除了很好地利用這有限的文獻資料外，更多地則要依靠考古資料。1949年以來，特別是三峽水利根紐工程的上馬，給這一地區的考古發掘帶來了極大的曆史機遇，考古工作者在這一地區發掘了大量的遺址和文物，其中當然也包括各個朝代的瓷窯及瓷器。但在本書問世之前，隻有若幹篇幅的瓷窯遺址發掘報告，沒有出現係統研究這一地區瓷器文化的專著，沒有研究該區域陶瓷文化與周鄰區域陶瓷文化的關係，這與長江三峽在中華文明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本書稿以《長江三峽與中國瓷器研究》為題，填補了該研究領域的空白。
2.學術觀點的新穎性。本書第一次對三峽地區出土的曆代瓷器作了全麵的梳理；第一次以豐富的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為依據，闡明了三峽地區是中華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重大的學術發現；第一次根據三峽地區出土的瓷器，闡明了三峽與外界的貿易通道。這一個個的“第一次”如春風撲麵，悅人耳目。又如，本書下篇“再論邛窯外銷陶瓷》一文，作者根據21世紀三峽考古最新出土物與曆史文獻相參照，提出了邛窯是有外銷的觀點，並認為外銷路線為，從岷江、涪江、嘉陵江入長江三峽，並由此直入揚州港出海，否定了‘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邛窯不可能有外銷的臆斷。類似這樣的新觀點，書中俯仰可拾，值得讀者珍惜。”
3.資料詳贍的文獻性。本書研究成果的取得均以地下出土的最新陶瓷實物為依據，書中有大量的長江三峽地區瓷器遺址發掘報告和出土瓷器的類型分析，這些科學描述，同曆史文獻有同等重要的價值，是後來者研究這一地區瓷器及相關曆史問題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
4.研究成果的借鑒性。本書所取得的不少學術成果，均會對瓷器研究、相關曆史問題研究產生借鑒作用。如下篇《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窯址調查收獲》一文，作者根據出土青瓷，推斷春秋時期，可能就具備了成熟青瓷的水平，如果是這樣，我國瓷器的發明又提早了近5個世紀。又如《三峽地區出土的瓷器與茶文化》一文，作者闡述了三峽地區是中華茶文化的發源地這一重要學術觀點。《三峽水路交通與瓷器貿易》一文，根據瓷器論證了各個曆史時期，三峽與周鄰地區的貿易狀況，等等。這些相關研究成果必須會引起相關專家的高度重視，為他們研究相關問題提供傳證。
5.研究視野的開闊性。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麵。第一，作者在長江窯係研究，中國瓷器發展史這些大背景下研究三峽瓷器，這從全書的篇章安排上即可看到作者這樣的用心，如下篇為“長江瓷（窯）係研究”，附錄為“中國瓷器發展概覽”，作者在提示閱讀者，研究區域瓷器史原有陶瓷發展史的整體觀念，而瓷器發展的整體曆史不能在長江三峽這一區域得到充分的體現，在作者的筆下，長江仿佛就是中國瓷器發展史的一個宏大卷軸。正確地把握部分與整體的關係，使部分和整體互相觀照，這是作者在本書中體現的重要研究方法，又是作者視野開闊的重要表現之一。第二，注意各區域陶瓷文化的交流。如《再論邛窯外銷陶瓷》一文就論證了邛窯的外錯狀況。又如“達州窯的調查及其與耀州窯的關係》，論證了陝西耀州與四川達州瓷器文化交流的實際狀況和原因等。第三，作者將陶瓷研究的視野伸向社會、經濟中外文化交流的方方麵麵，如《略論明靖江潘王青花摩羯紋梅瓶》，從瓷器的摩羯紋的演變，闡述了印度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影響。第四，在瓷器研究中，作者特別注意使用自然科學方法。如上篇《三峽與涪江出土的宋元瓷器·漆光閃耀的建窯係》中，作者引用化學分析方法，對塗山窯的‘曜變’作了細致的分析，由於這種闡述是以自然科學的報告為依據，結論顯得可靠。又如，為了探索兩宋的南北名窯黑釉瓷的微觀差異。作者將塗山窯係與其他名窯的黑釉瓷的胎、釉化學成分列表比較，得出了一係列重要的學術結論，類似的研究方法又見《霓虹閃爍的鈞窯係》等處。”
本書作者以三峽瓷器研究為支點，鉤沉稽玄，探幽索微，考鏡源流，在許多領域取得了新收獲。佛經中說，唯智者能於一粒沙中觀世界，一滴水中見大海，一刹那間看滄桑，我認為，本書作者就是具有這種風範的智者。
在與陳麗瓊先生的交流中，我得知她還有許多具體的研究課題，不少課題已搜羅了完整的資料，隻待空暇執筆寫就。陳麗瓊先生有深厚的學術涵養，視眼高瞻，才思湧動自在情理之中，我祝願陳麗瓊先生有更多創新性成果的問世。
多年來陳麗先生堅持給陶瓷考古領域的研究生傳遍業，她的這項工作至今仍在進行，我相信親炙春風的弟子一定能將她的高尚人格和學術思想發揚光大。同時，我也相信“吉人自有天相”的古語，豁達大度、慈悲待人、渾身書卷氣，中國陶瓷考古作出了突出貢獻的陳麗瓊先生一定能夠福壽延年，如意吉祥！
長江三峽——中國三峽詩歌的搖藍
長江三峽是世界著名的大峽穀，是宇宙的一個奇觀，是中國南方文化的搖籃。
瓷器誕生於中國，傳播於世界，是世界文明的偉大創造，是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三峽河段是長江標誌河段，她不僅是東方人類的發源地，也是“世界文明的搖籃之一”。文化積澱深厚，在舊石器時代（距今約12萬年至200萬年前），是我國南北文化的大通道；新時期時代（距今約8000年至4000年）是東傳西遞的文化大動脈；進入文明時期，是溝通四川盆地與長江中下遊政治、經濟、文化的咽喉要地。
一、長江三峽的誕生與英姿
三峽地區，昔僅指瞿塘峽、巫峽、西陵峽全長204公裏。今包括西起重慶，東至湖北宜昌的長江及其支流的地域，全長632公裏。其自然景觀雄奇壯美，秀麗幽深。他的形成，是在漫長的地質曆史時期逐漸形成。大約在中生代以前（距今7000萬年前），這裏是一片汪洋大海，到大約在距今7000萬年之時，我國發生了一個巨大的地殼運動，稱之為燕山運動，才由海洋變內陸湖泊。四川盆地和三峽地段的岩層，被擠壓成波浪形的彎曲狀，這種形狀在地質上稱之為“褶皺”。其岩層凸起的叫“背斜”，向下凹的稱為“向斜”。在三峽地段就形成了三個背斜、兩個向斜，三個背斜即瞿塘峽背斜、巫山背斜、黃陵峽背斜。在三個背斜之間夾著兩個向斜，從而在三峽地區就出現了連綿起伏隆起的新的山脈。又大約在距今2000萬年，又發生了喜馬拉雅山運動，使我國大陸發生了西高東低的地形變化，從而改變了水勢向較低的東部流去。此後在漫長的歲月裏，由於向斜地段岩層多泥岩、葉岩、砂岩，其岩性鬆軟，易被江河衝刷，江水易向兩側擴展，就形成寬穀。而背斜地段，岩層多致密堅硬，抗水蝕能力強，是垂直裂隙比較發育的石灰岩，江水經過，向兩側侵蝕力受到阻止，就造成逐漸裂隙崩塌、垮落，形成懸岩峭壁，和溶洞密布，又由於流水浸蝕和重力作用等的大自然雕刻修飾等，就形成了深切的大峽穀。在峽穀裏，山巒起伏，高峰聳立，溪河縱橫，險灘急流，飛泉瀑布，溶洞奇觀，多姿多彩；植被豐茂，鬱鬱蔥蔥。人們生息過往於此，共創神奇，名勝古跡煌煌。故人們稱三峽之美，在雄、險、奇、幽、雅；無處不可以成詩，無處不可以入畫。三峽不僅是地理上的偉大峽穀，還更是一條文化上的大峽穀，中華大地因為有了他而世界聞名。
二、遠古的三峽人
三峽地區的人類活動，早在200萬年至1萬年的舊石器時代，就有人類生息繁衍於此。經考古發掘，出土有約距今200萬年的“巫山猿人”、12萬年的“長陽猿人”在今重慶奉節發現有14萬年的智人化石。其舊石器時代遺址，在三峽沿江發現有40餘處。新石器時代遺址80餘處。新石器時代，大約距今8000年到4000年間，有的是以漁獵經濟為主，有的是以農業經濟為主，但漁獵經濟卻占相當比重。進入文明時期，據文獻記載，三峽地區約於新石器晚期或夏之際，有巴部族的祖先廩君住於峽區之清江流域的武落鍾離山，鍾離山即今湖北宜都。大約到商代中期廩君部族日益壯大，沿清江西進，在今之恩施建夷城巴國。至商周時，除巴國而外，有湖北竹山縣為中心的庸國、重慶奉節為中心的魚國秭歸丹陽為中心的楚國、巫山縣巫峽鎮北楚之支係的夔國。到春秋戰國時，三峽地區主要是巴、楚相持息居於此。秦統一六國後，即為巴、楚、漢與其它族共處。
三、山巍水秀育英豪
長江三峽，山雄水秀，奇偉壯麗，寬闊幽深，氣勢軒昂。在她的哺育滋養中，熏陶感染下，造就了無數的文武英傑，開發她、捍衛她、讚美她、譜寫了引人欽羨崇敬，真實而神話般的豪情華章。
在遠古時期，三峽曾養育了多個部族或邦國，但最後主要還是巴、楚先民擁有這方美麗的山川。
據文獻記載與專家的考證，距今約4000年的夏代，在三峽域內有五姓，為巴氏、樊氏、潭氏、相氏、鄭氏，均居於武落鍾離山，即今清江的長陽。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居於赤穴，其它四姓住於黑穴，未有其首領，隻信其鬼神。為推選有其才能領袖，便約以擲劍比武，誰能投入石穴，即奉以為君。巴氏務相獨中之，餘四姓皆未投入，尚有不服之意，則又提出的操船為事，誰能浮者，奉以為君，其巴氏務相又獨浮之，餘四姓皆沉沒，於是四姓即共立巴氏務相為“廩君”。其後在廩君的率領下，巴部族溯夷水西進，到達夷水流域今之恩施。遇到了一個尚處於母係社會的鹽水神女部族，鹽水女神愛慕癝君魁偉強壯俊俏的體貌；習於行水操舟製舟、善於射獵之才能，願與廩君相好，鹽水女神為與廩君共同開發，共享其利，並以此地廣大富饒，魚鹽所出與之相告，誠請廩君留此共居。廩君是一強悍，技能超群的首領，怎會與一弱小鹽水女神共歡或與之相等呢！便謝絕不從，還要獨占其地。鹽水女神，激怒為仇，便召集眾多成員，成群集隊，以“掩蔽日光”之勢，與廩君絕一死戰，鏖戰十餘日，悲狀激烈，打得天昏地暗，最後，廩君占據了這片產魚鹽之地，不斷開發，建設於此，築城為都，都名“夷城”。四姓皆臣之，建立奴隸製的國家——巴王國，巴人以虎為圖騰崇拜，好鬼神。廩君就是長江三峽區域最早最強悍的國王。
巴國立國後，巴民族在國君廩君善於操舟行水，長於射獵，精於戰鬥，勤勞勇猛的傳承下，不斷的“開發了大巴山脈、巫山山脈，武陵山脈三大地區。開發了清江流域、沅水流域、漢水流域、烏江流域、嘉陵江、涪江流域眾多的江河，做出了重要貢獻”。廩君是巴人英雄的化身，是遠古時代開發長江三峽地區的第一位首領。
在巴國將領中，還有一愛國名將，巴蔓子將軍，是值得效法與讚頌的。據《華陽國誌》記載：在戰國時，巴國有內亂，求楚救巴，巴王派巴蔓子將軍出使楚國商請，楚國同意出兵相救，但必須於事平後，巴割讓巴楚交界的三座城池作為謝禮。其後巴楚聯合終於平息內亂，巴國既寧，楚王便派使前來索取三座城池，巴蔓子是個愛國將領，對楚國索城之事早有準備，於是當著巴王與群臣及楚使，高昂大聲地說：頭可斷，血可流，割與楚國城邑不可許！於是即拔刀自刎，以身殉國。楚使捧著血跡未幹的巴蔓子將軍的頭見楚王，楚王歎息不已，還說：假若我有這樣的文臣武將如巴蔓子一樣的剛烈忠勇，為國捐軀，又何愁得不到天下的城啊！於是下令以上卿之禮厚葬其頭，在巴國也令以上卿之禮葬巴蔓子之身於重慶，在今之七星崗的蓮花池地側。巴將軍的愛國氣慨可歌可泣，充分體現了三峽人的高貴情操。
在楚人中，有我國最早的大詩人屈原，名平、字原，字靈均，又自名正則，大約生於公元前340年，是戰國時楚國的大臣，楚武王的後代子孫。他出生在今湖北的秭歸，其地望正是在長江三峽、西陵峽與巫峽之間，這裏山峰林立雄偉，急流險灘密布，風景綺麗。雄險的三峽風光，培育熏陶感染了屈原聖賢的成長；造化了他壯美情懷與奇思妙想的翅膀，他是我國最早最偉大愛國主義詩人。在文學上，其詩篇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而最突出，是他創立的極高浪漫主義的騷體詩歌深刻影響著我國的文化傳統。在政治上是一個革新者，他明於治亂，主張修明法別，選賢授能實現富國強兵。為維護楚國的存亡奔波，提出要強楚必須進行改蔽任賢，以慷慨激昂的筆觸，寫出了義辭酣暢激烈的《離騷》，其中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不畏艱難險阻，堅持維護真理的意誌。這一名句，成為後世中國知識分子堅持真理，追求光明的座右銘。
宋玉，是戰國時期的楚國人，後於屈原，或稱屈原的弟子。是中國著名的辭斌家。曾事於楚頃襄王，但很不得誌。常用辭斌抒發情懷，其《九辨》就是敘述他在政治上不得誌的悲傷，與抑鬱不滿的流露。為諷諫楚頃襄王之淫惑，作了《高唐賦》、《神女賦》。把長江三峽迷人的風光，托以幻蘿，用其真實的三峽山川地理，互動的把巫山神女、雲霞變幻，林茂鬱蔥，山崖嶇嵌，水美灘險，描繪得淋漓盡致，這麽動人心弦的筆觸，就是三峽的大自然養育了他，熏陶了他，否則是寫不出這流傳千載的神話故事。此二斌便為後世曆代詩人騷客來往三峽吟詠的遐想題材。
王昭君，名王嬙。西漢時期出生於屈原的故鄉秭歸，今之湖北興山縣。原是一農家女，在三峽綺麗的大自然陶冶下，滋養出王昭君天生麗質。在一次漢王朝選美中，被選進宮。在大漢國與北方匈奴長年交戰中，國無寧日，至公元前33年，即漢元帝建昭五年，匈奴呼韓邪單到長安請和親，王昭君主動要求遠嫁漠北，光任和親使者，她的勇敢精神，使滿朝文武為之欽佩。她到了茫茫無際的大草原，不畏勞苦，學會了騎馬射箭，馳騁在漠北遼闊的草原上，成了漢人和匈奴的和平使者，兩族保持了和平安定的局麵，“長城內外五穀豐登，牛羊肥狀的繁榮景象”。牧民們為紀念她，在呼和浩特修建了著名的王昭君墓。在秭歸建有昭君廟、祠、台等，甚而在地少年時曾在溪浣邊浣洗過衣的溪流，命名為香溪河，昭君溪等。她的感人故事，為後來的詩、詞、歌賦、戲曲、小說、電影、電視謳歌的時尚流行題材。
四、長江三峽是南方文學的發源地
“奇麗弘深的長江文化，也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她和黃河文化南北交會，澎湃激蕩，形成奔湧不息的中華文化之巨流，匯入古代世界文明的海洋”。這一觀點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考古與史學界的共識。我國著名學者季羨林，相繼又於20世紀90年代末提出：“中國的北方文化源於黃河流域，南方文化源於長江流域，南北文化的特點是比較明顯的。專就文學而論，北方可以《詩經》為代表，南方可以《楚辭》為代表。藝術風格和思想內容，都是各不相同。北方可以說是現實主義的，南方則是浪漫主義的”。這是很有見地看法。
季羨林先生提出的南方《楚辭》，是集楚國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的辭賦編集所成。全書以屈原之作為主，其餘各篇都是承襲屈原的形式，敘寫楚地風土物產等，具有濃鬱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辭》。屈原的主要作品，據載有25篇，即《離騷》、《九章》、《九歌》、《天問》、《招魂》、《遠遊》、《卜居》、《漁父》。除《九章》的少數篇章如《桔頌》是早年作品外，多是遭讒流放的創作。屈原之作是在《詩經》的基礎上，更有發展和創新。屈原在《離騷》中以香草、香花象征美人；以春芏秋菊，比喻高潔，創造了具有濃鬱芳香，內美與外修兼備的美人形象，從而表達了詩人渴望實現美政理想的強烈願望。這個奇幻瑰麗的美人形象的出現，即顯示了中國詩歌自始走向審美創作的自覺階段。如《九歌》原是民間流傳的祭歌，經過屈原的整理，語言精煉，格調清新，更具有思想性與藝術性。其中的《山鬼》是描寫一個女鬼和她的戀人相親相愛的關係。在屈原筆下，既描繪了三峽一帶山高路險，石磊葛蔓，雷雨風急，秋猿夜鳴的山地景色，同時更別有創意的，驚人的寫出這個女鬼並不猙獰凶惡，而是一個美貌端莊，身姿窈窕，性格溫雅的絕代佳人。這種女鬼的塑造，對後來文學影響很大，如清初蒲鬆齡的《聊齋誌異》中的女鬼狐精即有其影子。又如《湘君》、《湘夫人》中的洞庭波湧，湘女來遊；《大司命》、《少司命》中的秋芏麋蕪，羅生堂下，荷衣蕙帶，九河揚波……展現了一幅幅楚天遼闊的水鄉風光。在《九歌》中屈原第一率先描寫三峽與楚地景色，並匯中國東部與西部兩種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觀於一體的偉大作家；開了中國山水詩的先河。
在《離騷》中，詩人的“哀民生之多艱”渴望實現“美政”，他不顧“路漫漫其修遠兮”而“上下求索”，其理想不能實現，即大聲呼喊“既莫足以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詩人為美政不能實現，即以身殉國。這是他捍衛自我完美人生及高貴品質的宣言，是人生價值第一次在中國文學中充分的展現、也展示了先秦時代高揚的人文精神。
“屈原及其辭賦對中國文化與文學有很大的影響。在思想上他的愛國憂民，獨清獨醒，出淤泥而不染的氣節，鑄就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高貴性格，是民族靈魂的象征；在藝術上，他的作品哺育了曆代文人騷客，所以劉勰說他‘衣被辭人，非一代也’。自屈原誕生之後，以它的鮮明的浪漫主義詩篇與北方以《詩經》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異水分流，雙峰並峙，成為中國文學中兩大主流，奔騰浩蕩，向前發展，構築成中國藝術的輝煌殿堂，在世界文苑中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宋玉的主要作品，除《九辨》外，即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鳳賦》及《對楚王問》等。他的辭賦，對屈原的辭賦又有了發展，在語言上，將戰國散文的行文用語引進了辭賦，促進了詩歌與散文的結合，擴大了辭賦反映事物的廣闊內容。
在《詩經》中，有不少男歡女愛的言情之作，但僅具片段，很少對女性美麗的容顏與身姿及心靈的美，作深俊的細致描繪。而宋玉在《高唐賦》、《神女賦》中，以精細筆觸，描寫了女神的超凡絕世，傾國傾城雅麗動人的藝術形象。在他的濃墨重彩筆染之下，讓人感到“其象無雙”、“其美無極”。不愧是中國文學以女性為中心的言情之作的先軀。他的這類言情辭賦，對中國後世文學影響深遠，如曹植《洛神賦》中美麗的洛神，應是曹植心中的女神。以及後世的有關巫山高及男女情場中的雲雨之情的描寫，多是受了宋玉辭賦的影響。
三峽與楚郢都一帶，雄偉奇特壯麗的山川，對宋玉有深刻的影響。在《高唐賦》中：高唐巍峨，無物可比。巫山高大，不可匹敵。登高危岩而下望，如臨水中大洲。遇天雨初晴，觀百穀聚集……礫石巨石摩擦，震天巨響轟隆聲。水搖動而回旋，鳥獸蹄足灑血。充滿了奇險與驚歎！令人神往，是一篇氣勢磅礴，語言華簡歌頌巫山三峽山水的最佳傑作。
至此後，在屈原與宋玉的影響下，曆代詩人墨客，插上想象的翅膀，以無盡的情懷描寫三峽歌頌三峽，中國南方文學，更加發揚光大；相繼與北方文學匯聚，共同構築了中國文學的光輝藝術殿堂。
五、詩的長江三峽
在《楚辭》之後，三峽又一朵奇葩——《巫山高》
在西漢初漢惠帝（公元前195-188年設樂府令掌管雅樂，漢武帝於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設樂府署掌管俗樂，即指民間音樂詩章，集樂章詩章統稱《樂府詩》或簡稱《樂府》。在《樂府詩》中，有“漢饒歌”18曲中，第七曲即《巫山高》。這是迄今見到最早以《巫山高》為題的詩歌：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
我欲東歸，害（梁）不為？我集無高曳，
水河（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
淚下露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此詩是寫，漢代長江上下遊商業交往頻繁，一家居江南入川經商遊子，臨巫山峽江思歸不得之作。詩中突出“我欲東歸”、“遠道之人思歸”以巫山之高而大，聯係家鄉淮水之深，據《漢書·地理誌》淮水在安徽南陵縣南，北注大江，當為作者家鄉所在，“害（曷）不為”為何不能歸去，巫山高峽，水盛流急（錫錫，河道迂回（回回）難於競渡，臨水隻能望遠當歸，淚沾衣裳。集中描繪了巫峽山水之險，形象明晰動人。
由於《巫山高》具有嶄新的內容，在樂府詩中具有巨大的開創意義和重大的社會影響；同時它又是以寫三峽風光或神話故事為主；因而引起了後世曆代詩人仿效，甚而掀起了以巫山高為題材的創作旋風，或描寫三峽歌頌三峽風光的第二個高峰，如南齊的虞羲、梁王融、及劉繪、梁元帝、範雲、黃昶、王泰、陳的後主、蕭詮、唐的鄭世翼、沈詮期、盧照鄰、張循之、劉芳平、皇甫冉、孟郊、李賀……等等。現將範雲、王融、劉虞羲《巫山高》錄於下：
範雲（451-503年）南朝梁詩人，河南泌陽人，11歲能詩賦，操筆仍就，下筆成文，曾官至吏部尚書。原有集三十卷，今詩存四十餘首，以《巫山高》、《別詩》著名。
《巫山高》
巫山高不極，白日陷光暉。
靄靄朝雲去，溟溟暮雨歸。
岩懸獸無跡，相望空依依。
此詩以巫山高為題，突出巫山高無盡頭，可遮天蔽日。由於山高懸崖，猿猱難攀；以及日昏林暗，飛鳥鳴驚，險峻空寂；朝暮帷見陰雨綿綿，濃雲漫漫。從而聯想到巫山神女薦寢夢楚襄王事，在如此險境中，襄王何能到此？隻好空相望了。
王融。字符長，琅邪臨沂人（今山東臨沂）（467-493年），與範雲同為“競陵八友”之一。作詩文藻富麗，為當世稱頌。
《巫山高》
想象巫山高，薄暮陽台曲。
煙雲乍舒卷，猨鳥時斷續。
彼美如可期，寤言紛在矚。
憮然坐相望，秋風下庭綠。
詩人王融雖未曾到過巫山，但由於當時“巫山高”，為詩人墨客泳頌的時尚題材。如範雲與他曰為“競陵八友”，以詩互贈尤多，他讀後必有奇興，亦對三峽風光爛熟於胸，故以“想象”二字發端，聯想到《高唐賦》。前半首寫巫山景色，後半首敘神女情事，前後呼應。高山雲霧舒卷，映襯巫山之高，攀高之猿哀嘯，高飛之鳥悲鳴，點綴其間，傳出一種愴涼之情。由於巫山之高，神女雖有寤言，可期而難期；徒然在矚，相望不相及，秋風薄暮，能不憂然若失？雖未身臨，想象宏富，寫出巫山雄奇壯麗，聲色俱繪，情神皆備。
齊·虞羲，此人生卒與事跡記載不詳
《巫山高》
南國多奇山，荊巫獨靈異。
雲雨麗以佳，陽台千裏思。
勿言可再得，特美君王意。
高唐一斷絕，光陰不可遲。
此詩仍是襲用宋玉《高唐賦》之內容，描寫巫山之山美。但開頭一二句卻說南國多奇山，尤以荊楚巫山最靈異，其後才用筆於高唐，楚王之事。是一首寫景抒懷之詩。
此後，在兩晉南北朝記敘三峽風光的歌謠與詩章和文學記著著亦層出不穹。
晉·無名氏《三峽謠》
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水經注》說：峽中有灘，名曰黃牛灘，岩石既高，江湍紆回。
黃牛灘，在西陵峽之江的南麵，有一高山遠望似一黑人牽著一條牛，神態逼真，而山下多亂石水淺，紆回曲折、灘險，故名黃牛灘。謠中的“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即說明溯江而上行船之緩慢與艱辛。
晉、無名氏《謠豫》
淫豫大如馬，瞿唐不可下。
淫豫大如象，瞿唐不可上。
淫豫，即灩澦堆，灩澦堆在瞿唐峽口之西，長江中的一巨大礁石。1958年整治河道已炸毀。此歌謠是三峽河段船工們行船的經驗總結。即是說灩澦礁石大如馬與象，皆不能行船，否則即觸礁或被驚濤駭浪衝擊沉沒。它充分說明了三峽行船之艱難險惡。灩澦石不啻行船瞿唐口的警示航標。
北魏、無名氏《峽中行者歌》
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這峽中行者歌，真實的唱出了三峽最長的是巫峽，其峽中森林茂密蔥蔥，而人煙稀少，野獸出沒其間，聽到猿猴淒傷的悲鳴，更增添行者的孤苦，不禁淚流沾衣。讀後亦讓人感傷。
北魏酈道元（472或466-527年），字善長，範陽涿縣（今河北涿縣）人，地理學家，散文學家，文筆深峭，在各地“訪讀收渠”，留心觀察水道等地現象，著《水經注》，是具有文學價值的地理巨著。其中就有不少關於三峽風物的記載：
自三峽七百裏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迭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裏，雖乘奔禦風，不以疾也。
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回清倒影，絕若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敕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穀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點裳”！
文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迭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幾句文詞，即把瞿塘峽兩岸懸壁高峭，江麵奇窄的自然風光勾畫得十分逼真。其“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寫出了盛夏進三峽水速之急，足勢不可擋。“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回清倒影，絕岩與生椰柏，懸泉瀑布，飛漱向，清榮峻茂，良多趣味”，寫出春冬時節，仍是山青水秀，綠潭倒影，泉水瀑布飛漱其間，呈現清榮峻茂的美景，更是趣味無窮。其最後一段：“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屢引淒異，空穀傳響，哀持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是寫秋末，山寒洞水斷。在雨後初晴到秋霜之晨，高山上常有猿聲哀鳴不絕，引人淒傷不已。故漁夫們歌中：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酈道元這段綺文不到三百字，即精妙的把三峽山勢之奇偉，水勢之奔騰，風景四季優美的轉換，猿聲的哀鳴，漁夫們生活之淒苦傳神的描繪，令人神往。三峽之美名，從此更加揚名天下，引來無數唐宋詩人墨客、文人學士讚美三峽、開發三峽、享受三峽，再鑄三峽文化。
唐代詩人墨客，在屈原與宋玉的影響下，插上奇想的翅膀，以無盡的情懷讚美三峽，抒發三峽。
唐代是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的又一個高峰，詩的發展同是又一個高峰。由於三峽自然景觀繁麗，人文情懷靈厚，為唐代詩人馳騁才華，發抒靈性提供了美好的創作平台，培育升華了詩人的胸懷，所著的華章更增加了三峽無盡的風采。
初唐時，為三峽傾注情懷，讚美三峽發抒靈性的詩家畫家，有馳名隋唐的山水人物畫大家，詩才過人的閻立本（601-673年）、初唐四傑之一，詩風由纖柔轉為明快清新的盧照鄰（約637-680年），長於七言，文辭靡麗，律體嚴密的沈全期（713年）、能詩善政，詩境壯闊，樸素遒勁，寄慨遙深的張九齡（678-740年）皆以《巫山高》為題詠誦三峽，把峽中景色、神話故事，古代諺語融於詩中。此外，以其它為題描繪三峽人文地理的，有以詩抒發政治感慨，風格清新，才氣縱橫作《滕王閣序》膾炙人口的王勃（650-676年），以及詩文風雅，樸實暢達，高昂清峻，上承阮籍、曹植下開李白、杜甫的陳子昂（661-702年）。
盛唐時，有其詩以寫田園山水得名於陶淵明、謝靈運的後繼者，措語精深華妙的孟浩然（689-740年），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文人畫的創始者王維（701-760年），其詩大源於《楚辭》，落筆驚風雨，詩成注鬼神，浪漫派的詩仙李白（701-762年），其詩多源於《詩經》和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的詩聖杜甫（712-770年）。
中唐時，有情感真摯，造句力避平庸淺率，與賈島齊名的孟郊（751-814年），善畫山水兼詩的顏況（約725-約814年），文學家兼哲學家，其詩語言生動，風格清新的劉禹錫（772—842），文學家李肇（約824年），樸質清新，明白如話與王建齊名的張籍（約676-730年），提倡以詩歌“補察時政”，“泄導人情”，詩文明晰曉暢，通俗易懂的白居易（772-846年），作詩清而不淡，秀而不媚與白居易友善，世稱元白的元稹（779-831年）。
晚唐時，有作詩生動奇雄，才華橫溢的陸龜蒙（約881年），詩畫兼善的貫體（832-913年），構思精妙，詩句清婉明白的鄭穀（約897年），語言清麗，素雅含蓄的齊已（約863-937年）等。
以上詩家中，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曾三次過三峽，杜甫、白居易留居三峽兩年，劉禹錫達三年之久，歌詠三峽詩歌最富。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701-762年），出生於碎葉城（今巴爾克什湖之楚河流域），五歲時隨父入川，居綿陽青蓮鄉。25歲離蜀，抱著“大丈夫必有四方之誌”的雄心，辭親遠遊。曾三次過三峽，第一次25歲，恰是風華正茂之時，揮筆寫出：
《峨嵋山月歌》
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洲。
全詩共28字，五個地名。峨嵋——平羌——清溪——渝洲——三峽。詩境就這樣緩緩的展開，真是一幅美不勝收的，千裏江川行旅圖。其詩所表現的空間跨度之大，真可謂自由馳騁之妙筆。其末句“思君不見下渝洲”，表達年輕的李白辭親遠遊依依不舍的無限情思。
《江上寄巴東故人》
漢水波浪遠，巫山巫雲飛。
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
覺後思白帝，佳人與我違。
瞿塘饒賈客，音信莫令稀。
此詩是李白離家赴巴東小住後，第一次出峽，來到漢水流域，回過頭來思念白帝城親朋好友之作。東風點名已是春天，因積思而成夢，仿佛夢魂為風吹送，渡越漢水洪波，隨著巫雲飛繞巫山峰頂，落入白帝城中。“此中時”暗含夢中歡唔情景，醒來“惟覺時之枕席”，夢中親朋消逝，轉添煩愁。唐代長江上下遊多商賈活動。李白《丁都詵歌》雲：“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可證。他的《長幹行》也是寫一個思婦想念入川的丈夫為題材的“此時”見麵無緣，轉籍書信，惟有寄望於往來賈客，頻為傳遞，而且“莫含稀”少，方能稍慰深思渴慕。本詩以“波浪遠”寫漢水之寥闊汪洋，以“巫雲飛”狀巫山之高聳入雲，即景生情，聯係自己和故人，情深意摯，感人肺腑。
《巴女詞》（27）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如飛。
十日三千裏，即行幾時回。
此詩主題寫巴女盼望出川東去的夫君早日歸來。重點顯示峽江流水之急，從入峽到出峽，水位驟降百餘公尺，水流落差極大，故此段水路，從白帝城到宜昌，可以“千裏江陵一日還”。船隨水急，駛著飛箭，襯出心情之急，心逐郎去，夫君去時值在十日，計程當在三千裏外，相去日遠，相思日深，各在天涯，歸期難計，結句以問語付出惶急切盼之情。
《觀元丹丘巫山屏風》（28）
昔遊三峽見巫山，見畫巫山宛相似。
疑是天邊十二峰，飛入君家彩屏裏。
寒鬆蕭瑟如有聲，陽台微芒如有情。
錦衾瑤席何寂寂，楚王神女徒盈盈。
高唐咫尺如千裏，翠屏丹崖燦如綺。
蒼蒼遠樹圍荊門，曆曆行舟泛巴水。
水石潺潺萬壑分，煙光草色俱氳氛。
溪花笑日何年發，江客聽猿畿歲聞。
使人對此心緬邈，疑如嵩丘夢彩雲。
此詩是李白出峽後，看到著名道士元丹丘作的巫山屏風畫時，即興所作。這就是少年氣盛，生性瀟灑，天才狂放的李白，在詩中把三峽的山山水水，古往今來，神話故事盡收筆端的佳作之一。
第二次入峽，是幹元二年（759年）2月，時年58歲，與第一次入峽相隔34年之久，即從英姿煥發的年輕人，變為垂老之人。因天寶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亂，李白出於愛國熱情，進入永王李璘的幕府，李璘借平安史之亂為名叛唐，被肅宗李享所敗，李白受株連，流放夜郎（今之貴州遵義附近）。此時三峽山水依舊，而自己卻人生沉浮。憤懣落魄的李白，在逆水行舟途經灘險水湍，迂回曲折的黃牛峽時，觸景傷情，即寫出了：
《上三峽》詩（29）
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
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
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
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
此詩前兩句，是詩人心靈之氣。後兩句是巧用晉，無名氏《三峽謠》（30），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對三峽的西陵峽中的黃牛灘行舟緩慢的真實寫照。融入詩中，絕妙的表達了詩人流放中的苦澀愁情，“青天無到時”的哀怨；“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的逆境悲歎！
應知李白那憤慨消沉之情，並非他本性所在，當離黃牛灘，上行至瞿塘峽，峽中美景令他迷戀，雖還在逆境中及溯江行船的疲憊，已讓人難已支撐，但詩人仍不放過巫山登高觀覽之機，在夜幕時，還以豪情浪漫飄逸的筆觸，寫出了《自巴東舟行經瞿塘登巫山高晚還題壁》（31）。全詩僅結尾兩句略有淒苦之歎！餘皆是忘憂寫景，其中的“江行畿千裏，海月十五圓。始經瞿塘峽，逐步巫山巔。巫山高不穹，巴國盡所曆”，“飛步淩絕頂，極目無纖煙。卻啟失丹壑，仰觀臨青天。青天若可捫，銀海去安在。望去知蒼梧，永記辨銀海”。等等的記景抒懷佳句。讀後讓人沉醉，遐想於詩人描繪的勝景中。
第三次過三峽，是759年3月，正流放行舟至白帝城。即逢天下大赦，是因關內大旱，唐肅宗為慶祝新立太子，即大赦天下犯人，其令：“天下現禁囚徒，死罪從流，流罪以下，一切赦免”，李白在絕望落魄之時，忽得赦啟，驚喜不已，旋即放州東下江陵，再過巫山時，寫出：
《宿巫山下》（32）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
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
雨色負吹去，南行拂楚王。
高台懷宋玉，訪古一沾裳。
這首詩心情與二過三峽迥然有別，再也聽不到“青天無到時”，看不到“揮策還孤舟”之哀怨的場影，而是興高采烈的喜悅輕快的，把巫山濃豔的春景，名勝與人文情懷盡收筆下。
回到江陵，李白驚喜興奮之情更為熾烈，以歡快激蕩之筆墨，寫出了“驚風雨而泣鬼神”（33）的：
《早發白帝城》（34）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此詩是歌泳三峽的千古絕唱，是李白才華橫溢的傑作。全詩給人一種鋒淩挺拔，空靈飛動之感。洋溢著詩人經過艱難的歲月之後，突然迸發的一種激情，故雄峻速疾中，又有豪情歡悅，快意快船，使人神遠。千百年來一直令人百誦不厭。
讓人歎惋的是，李白三次過峽後的第二年唐肅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不幸病逝安徽當塗。
杜甫，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陽人，（712-770年）出生於河南鞏縣，幹元二年（759）入蜀居成都草堂，入四川節度使嚴武幕府，曾官至校檢工部員外郎，人稱杜工部。嚴武逝後，於大曆元年春到大曆三年春寓夔州（今三峽瞿塘峽口奉節縣）兩年。飽覽了三峽奇闊雄麗的山川；豐彩的人文淵藪。為詩人馳騁靈性，釋放憂國憂民，抒發悲涼情懷，提供了創作平台。兩年間作詩400餘首，占流傳之詩1400餘首總數的三分之一強。謳歌三峽詩，多氣勢蒼涼，鏗鏘偉麗。如：
《登高》（35）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此詩是大曆二年（767年）秋在夔州所作。全詩通過登高所見的秋江景色，傾訴詩人長年漂泊，老病孤愁的淒涼心情。尤以“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句氣勢磅礴，有古今獨步之譽，顯示了杜詩“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此詩詞語凝煉，格律嚴謹，被公認為七律壓卷之作。”
《宿江邊閣》（36）
瞑色延山徑，高齋次流水。
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
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
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是大曆元年（766年）秋於夔州長江邊上瞿塘關的西閣所作。詩的前半四句寫西閣夜暮山徑高齋緊貼流水，因而可以見到薄雲似宿山腰間，一輪明月翻動水中之美景。後半四句，即景生情，原江上飛追啄食的水鳥已停息，反襯自己尚未得安身，而那生性貪狠的豺狼就出來爭喧噬食，豺狼意有所指，勾起了詩人不眠之因，是憂“戰伐”。其戰伐是指詩人離錦城東下之時，嚴武剛死不久，繼任的郭英義又暴戾驕奢，釀成蜀中戰亂。現今漂泊異地，無力扭轉局勢憂心國事的情懷，與潦倒淒苦蒼涼的真實情態。全詩筆力蒼勁清新，既寫景又寫情，通過不眠之時所見所聞，抒發懷情，是一首情景並茂的傑作。
《白帝》（37）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峽雷霆鬥，翠木蒼藤日月昏。
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此詩仍於大曆九年（774年）夔州所作。前半首以峽江雷雨景物起興，暗喻時代動亂，白帝城中落入峽江匯入急流，以“高江”寫江流落差之大，以“急峽”寫峽口湍流之急，於時雷霆震怒，日月無輝。惟見古樹挺拔，老騰懸掛，景象蕭森淒涼。後半首轉寫江村戰後實景，抒發悲憤之情；征馬長年作戰，疲於奔命，逃歸之馬四處閑蕩，無人看管。黎民百姓，或因抽丁，或因避難，十室九空，人亡房空，誅及於寡婦，村閭丘墟，皆聞哭聲，情景可悲可泣。兩組畫而相互映照，構成全幅戰後流民荒涼悲慘實況。
《灩澦堆》（38）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
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
天意存傾覆，神工接混茫。
幹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此詩作於大曆元年（766年）。首句標明灩澦堆位置，是橫在瞿塘峽口江心的一塊巨石，江寒水落，部分露出水麵，暗引“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的謠諺。此時舟楫封航，必需沉牛祭神，祈禱出行大吉，妙在作者認定此係天造地設於混茫水中的標幟，警示行舟者注意傾覆之險，暗喻君民關係亦能載舟覆舟。此時幹戈接連，解纜來夔，則有雙重恐怕。戰亂催人出走，行舟又畏沉溺，因而行止都想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史記·袁盎傳〉）的名言，因愛惜身體，惟恐坐堂下受瓦落受傷的考慮。詩借瞿塘之險，比喻時局之危，身處不安境地，複流露出愛國愛民之忱。
《永懷古跡》（39）
是大曆元年在夔州寫的組詩五首。三峽一帶有庾信宅，宋玉宅、蜀永安宮，諸葛八陣圖古跡，引發他懷古傷今幽思。寫庾信、宋玉是以他們的文章傳承為已任，兼亦感慨身世搖落飄淪之共命，寫王昭君是因其入宮被妒受禍，頗與自身遇讒遭黜境遇相似；寫蜀先主武侯，則感慨君臣際遇，千古難逢。今舉其二、三、五首略加說明：
其二：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酒，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主要是懷念宋玉。前四句予以合寫，杜甫歎年老事業無成，亦與宋玉悲秋草木搖落同慨，懷才不遇，異代皆同。時過千秋，悵望惜時，怎能不為之灑淚？然而深願追蹤先賢的文彩風流，學識儒雅，願奉為典範。後四句宋玉與楚王合寫，揚抑有致。《高唐》、《神女》賦本無其事，而是借夢托諷，其奈楚王不悟，終致亡國，其今豪華楚宮已與宋玉一起泯滅無跡，舟人指點疑不可考。然而宋玉文藻獨能傳後世，光照輝煌。此與李白《江上吟》中“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寓意相似。
其三：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名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麵，環佩空歸月夜魂。
千載琶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同情王昭君，起句點明秭歸縣昭君村的位置。“千岩總競秀，萬壑爭流”渲染一派氣勢；地靈故生人傑，靈氣鍾於昭君，是虛寫其超絕美貌。三、四兩句概括昭君一生，入選漢宮（紫台），追嫁絕漠，一住不還，死後埋魂異域，白草成片，其塚獨青，黃昏夕照，襯其孤寂荒涼。接寫漢帝錯於知人，僅從畫圖誤認昭君，貽誤紅顏。昭君生不得歸，死後魂靈尤戀漢關；但魂靈無知，月夜空歸，於事無補，沉淪匈奴，但作胡語，惟藉琶琶曲調傳送心事，怨已遠嫁，恨無思，即流傳千秋之《昭君怨》，婦女是弱者，其悲劇遭遇，眷戀故土，皆與作者相似，故特寄予深深同情，寫得極有韻致。
其五
諸葛大名垂宇廟，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侶，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作終難複，誌決身殲軍務勞。
諸葛為杜甫平生最推崇的人物，曾多次作詩讚頌。此詩起句即作定論，稱譽他“大名垂宇宙”，為當代及後世所景仰。觀其遺像肅穆，清白高尚，令人起敬。接寫他於危難中受命，尚能艱撐時局，聯吳敗曹，深費運籌，造就三分鼎足之勢，萬古以來一人而已，直可比諸九霄鸞鳳。他與商代開國君主的大臣伯仲、周時輔周文王滅商有功之臣伊尹、呂尚才略不相上下；而指揮若定，堪足壓倒大漢功臣元勳蕭何、曹參。他七擒孟獲，六出祁山，軍中大小事務，皆親謀策劃操勞，其誌堅決，鞠躬盡瘁。身死之後，局勢遂難收拾，漢祚不可恢複，深為惋惜，亦即《蜀相》所詠：“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意，留下遺憾。
杜甫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其特點有“史詩”、“政治詩”的美譽，其長江三峽詩更為矚目。詩中的內涵，大至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關係，小至風景名勝，動植物生態、城市鄉村、江水漲落、暗礁險灘，商賈船泊皆有所涉，是我們研究長江三峽的珍貴史料。現僅將其有關長江三峽這條黃金水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