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三峽水路交通與瓷器貿易（2）
（四）萬斛之舟行若風，南青北白匯峽中
隋代之交通：據《隋書·楊素傳》，楊素曾在川江永安（今重慶奉節）造艦船，以五牙艦為主力組成艦隊，與陳交戰，曾三戰三捷。於開皇八年（公元588年）首戰於長江三峽，“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萬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而“楊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使陳將敗走，“悉俘其眾”。二戰是在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夜襲陳，將戰呂仲肅，破其橫江三條鐵鎖，仲肅軍夜潰。三戰“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俘甲士二千餘”《資治通鑒》卷177.
隋興建運河，將南北聯成一氣，鞏固了全國統一，特別是對南北的經濟、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運河成為貫通南北的大動脈。運河中“商旅往還，船乘不絕”。杜佑在《通典·州郡典·河南府》中說：“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煬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揚州）焉，其交廣、荊、益、揚、越等州，運漕商旅，往來不絕”。南至廣州以西（交州），東到福建、浙江、江蘇，西到四川成都，糧舟商舶，前後相望，揚帆無阻。
經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瓷器，在峽路中，不僅有浙江、湖南、河南的青瓷，還新增有江西洪州窯青瓷，同時長江上遊川西地域的邛窯青瓷已運銷至峽江的忠縣、秭歸等地。由此可知長江上下遊的瓷器已發展為相互貿易爭市的商品。
唐代水上交通，利用隋代開鑿的運河汴渠（通濟渠）和長江幹支流為主道，以揚州為中心，形成一個通江達海的水運網。其水運交通路線，由蜀中沿江而下到揚州；廣州經湘江、贛水進長江至揚州，再經汴渠進黃河入渭水至長安。長江及其以南的商旅集中到揚州，自此向西北可水運至長安和洛陽，甚至經永濟渠可達清河（河北清河）和幽州。唐代的貢調物資亦由揚州集中運往長安。
唐有“揚一益二”的說法，這兩個經濟都會之所以繁榮，除了自身的富庶外，當於水運交通有關。這時四川的交通是四通八達，尤以水運交通最為繁忙，成都可從岷江而下至長江出三峽，到長江中下遊抵揚州出海。
關於從揚州出海之依據，可以文獻記載與出土物為證。文獻有唐詩，盧綸《送何召下第歸蜀》：“水程通海貨”盧綸：《送何召下第歸蜀》，《全唐詩》卷2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09頁。《送從叔權牧永州》：“浪裏爭迎三蜀貨”盧綸：《送從叔叔牧永州》，《全唐詩》卷27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8頁。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成都）》：“濯錦清江萬裏流，雲帆龍舵下揚州”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全唐詩》卷17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頁。杜甫《解悶十二首》“商胡離別下揚州”杜甫：《解悶十二首》，《全唐詩》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頁。岑參《萬裏橋》：“成都與維揚，相去萬餘裏。滄江東流急，帆去如鳥翅。”岑參：《萬裏橋》，《全唐詩》卷1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頁。從這些詩中可窺見成都運載貨物入三峽達海港揚州的壯景。以出土物為證，有三峽沿江城市出土的邛窯三彩罐、瓶、碗、杯、四係盤口罐、貼塑三彩熏爐、青釉褐黃彩繪瓶、圈足硯、黃釉綠彩玉米大盤等；長江下遊有南京博物館收藏的邛窯短嘴壺、水注、小瓷塑等；揚州有揚州出土的邛窯青釉褐彩大罐。關於海外邛窯陶瓷，在日本久留未市出土有邛窯聯珠紋壺[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時代的陶瓷》，載《中國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二輯，1983年版。在兩河流域的撒瑪拉遺址也當有邛窯陶瓷出土：據美國學者葛維漢於20世紀40年代所著《邛窯陶記》的附注中說，“為了寫這篇文章，我獲得機會訪問歐美一係列博物館，在大英博物館中藏有底格裏斯河附近撒瑪拉和羅明納德遺址（原位）出土的中國瓷器，這些屬於公元800—900年的瓷片，有的與邛窯出土物極為相似”[美]葛維漢著，成恩元譯：《邛窯陶瓷》，載《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冊，四川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這附注又可以說明兩河流域，有邛窯唐五代瓷器的可能。其次是2001年在邛崍參觀邛窯博物館陶瓷展覽時，北大秦大樹教授說：“我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看到這類彩繪瓷，還以為是清代瓷器，沒想到還是邛窯產品”。2004年秋，筆者專程赴大英博物館考察邛窯外銷瓷，即在大英博物館的東方文物藏品庫中，發現有邛窯三彩臉麵譜、黑褐釉麵譜殘件，綠釉龜蓋硯、釉下綠彩碗、白釉（似生燒）小葫蘆瓶、侈口杯、綠釉小龜、長頸帶把壺等，入館時間最早是1905年，最晚是1937年，有的是捐贈的，有的是收購的。當然這些器物，不一定是唐、五代時入境的，但也不能排除在唐、五代時邛窯已有外銷到西亞與東非，甚而至歐洲的可能。
從以上詩句與三峽沿江城市、揚州出土的以及大英博物館藏品中的邛窯陶瓷、北大秦大樹教授在埃及所見的邛窯陶瓷，足證從成都穿三峽直抵揚州這條水運路線，在唐、五代時，已成為重要的國際交通線了。
成都通過水運與長江中下遊商貿交易仍十分頻繁。杜甫詩《絕句四首》“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杜甫：《絕句四首》之三，《全唐詩》卷4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9頁。《客居》“蜀船久不來，吳鹽擁荊門”杜甫：《客居》，《全唐詩》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頁。《秋風二首》“吳檣楚柁牽百丈，暖向成都寒未回”杜甫：《秋風二首》，《全唐詩》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頁。《夔州歌十絕》“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杜甫：《夔州歌十絕》，《全唐詩》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頁。《遊子》“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杜甫：《遊子》，《全唐詩》卷2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9頁。杜牧《揚州三首》“蜀船紅錦重”杜牧：《揚州三首》，《全唐詩》卷5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3頁。劉禹錫《洞庭秋夜行》“蕩槳巴童歌竹枝，連檣估客吹羌笛”劉禹錫：《洞庭秋夜行》，《全唐詩》卷35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85頁。《鬆滋望渡峽中》“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劉禹錫：《鬆滋望渡峽中》，《全唐詩》卷3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96頁。盧綸《送朝長吏赴荊南舊幕》“月明三峽路，浪裏九江船”盧綸：《送朝長吏赴荊南舊幕》，《全唐詩》卷27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03頁。等等。通過詩人筆下的描繪，不僅證實唐時長江三峽水運通暢，來往船隻頻繁，還為我們展現了一幅距今千年，長江上下遊途經三峽的大小商旅船隻穿梭往來、航運繁忙的盛況畫卷。這些船隻載運貨物，一般史書所記載，主要是蜀麻、蜀錦、茶葉、吳鹽、珠寶、香料等，現根據近數十年考古資料，尤其是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動工以來搶救發掘的唐代文物中，是以瓷器為大宗。
交通的發達，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商貿的繁榮。以瓷器商品生產而論，在隋唐五代，是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各顯其美、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共謀發展的新時期。黃河流域在北朝已有白瓷的萌生，到隋代臻至成熟，至唐代已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長江流域上遊的邛窯青瓷，在長江下遊越窯釉下褐彩的啟迪下，於隋代首先創燒了高溫釉下褐、黑、綠與釉下白彩瓷。從此打破了僅單色瓷的格局，到唐代邛窯三彩著稱於世，屬邛窯係的窯場遍布長江上遊支流的岷江、沱江、涪江沿岸，以成都為中心計13個市縣。長江中遊的湖南湘陰嶽州窯又承傳發展了邛窯釉下彩，啟發了舉世矚目的長沙窯，長沙窯釉下彩集中國傳統花鳥、人物、山水、詩歌於一體，將繪畫與書法藝術移植於瓷器上，為當今五彩繽紛的彩繪瓷之先驅，到唐末五代時，窯場遍布湖南長沙銅官鎮湘江東岸十裏河濱。浙江的越窯青瓷燒製成功類玉之美的“秘色”瓷，其窯場以浙江慈溪上林湖計，唐代即有66處。唐代因茶文化的蓬勃興起，對盛茶器具極為講究。陸羽《茶經》中，評越窯青瓷類玉似冰，邢窯白瓷類銀、類雪。詩人對此也有類似描述，如杜甫詩《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杜甫：《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全唐詩》卷2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頁。劉言史《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湘瓷泛輕花，滌盡昏渴神”劉言史：《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全唐詩》卷46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7頁。等。詩人墨客與“茶仙”陸羽的評述、讚美與飲茶的需求也相應地推動了瓷業的發展，有了發展就必然要尋求市場銷售，唐時不僅在國內廣為銷售，而且以一種新興的商品進入國際市場，遠銷東南亞與西亞及東非。中國的絲國（Seres）之名，即因瓷業的蓬勃興盛，也逐漸被瓷國（China）所替代。
瓷器商品在唐代銷往長江三峽與長江上遊的情況史無記載，但我們可以商品交易的規律與出土瓷器為據作一探討。
商品交易興茂繁榮之地，必是商業繁榮交通發達之地，唐時的長江三峽，夔州是川東的門戶、水運的咽喉、商貿繁榮交通發達的城市，其根據可從李白之詩與杜甫於765年9月—768年1月於夔州所作之詩中尋得。
李白《江上寄巴東故人》
“瞿塘饒商賈，音信莫令稀”。李白：《江上寄巴東故人》，《全唐詩》卷1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頁。
杜甫《長江二首》
“眾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杜甫：《長江二首》，《全唐詩》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4頁。
《白鹽山》
“白榜千家邑，清秋萬估船”。杜甫：《白鹽山》，《全唐詩》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頁。
《三韻三篇》
“蕩蕩萬估船，影若揚白虹”。杜甫：《三韻三篇》，《全唐詩》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頁。
《柴門》卷
“風煙緲吳蜀，舟楫通鹽麻”。杜甫：《柴門》，《全唐詩》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頁。
《夔州歌十絕》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杜甫：《夔州歌十絕》，《全唐詩》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頁。
《秋風二首》
“吳檣楚柁牽百丈，暖向成都寒未回”。杜甫：《秋風二首》，《全唐詩》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頁。
《灩澦》
“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杜甫：《灩澦》，《全唐詩》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頁。
《最能行》
“峽中丈夫輕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家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杜甫：《最能行》，《全唐詩》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頁。
總括以上詩句可說明三點：
（1）夔州商人不僅數量眾多，其停泊的船隻，集長江上遊支流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與中下遊之船隻擁塞於夔州，或行於江上。足見其商貿之繁榮。
（2）商船所載之貨為吳鹽蜀麻，是吳蜀的主要特產，其貨船之大有萬斛且行若風，可見通行之速捷與博利之厚。
（3）來此經商的有下遊的吳檣、中遊的楚船，波斯商賈也雲集於夔州和本地富商小販共同經營開發，形成船舶輻輳、商貿繁榮的盛況。此外，需說明的是，杜詩中所言的“舟楫通鹽麻”、“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似乎所裝載之物僅為吳鹽蜀麻了，這是不可能的，而詩人又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描述呢？主要是吳鹽蜀麻產量大，又是生活必需，還是兩地主要特產，具有代表性，舉其為例而已。實際上商船中所載之物應無所不有。其他商品暫且不論，僅以瓷器而言，蜀麻船中必有邛窯陶瓷。因邛窯和所有瓷窯一樣，為產品銷售快捷，均建於江岸水上運輸方便之地，邛窯地處長江上遊，其產品輸往三峽與中下遊是順水順舟之事，而水運載量大，尤以順水而下快捷，用費低廉，絕不可能走陸路耗時耗力。所以以成都為中心，擴展於岷江、沱江、涪江的唐五代邛窯瓷器在長江三峽上下沿江城鎮多有出土。又如吳鹽貨船中同樣有下遊逆水而上的浙江越窯、安徽的壽州窯、繁昌窯；中遊的江西洪州窯、湖南的湘陰窯、長沙窯；甚而黃河流域的河北邢窯、定窯等瓷器。故這些窯口的瓷器在長江三峽上下沿岸城鎮均有出土，而這些瓷器就是吳蜀貨船經由夔州而運往所屬各地的。
唐、五代時，長江三峽出土瓷器極為豐富，幾乎所有的名窯產品都有，可見其交通之便利，瓷業商貿之昌盛。三峽沿江城鎮出土瓷器之地較多，不便一一盡述，僅選其具有代表性的墓葬、遺址簡介於下：
1978年萬州出土有唐永徽五年（655年）冉仁才駙馬墓，墓中其他珠寶金銀器不計，單瓷器就達102件，若此墓早年未被盜掘，數量則不知又為多少。四川省博物館：《四川萬縣唐墓》，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這批瓷器經研究對比鑒別屬湖南湘陰窯青瓷，其種類有日用器與冥器兩大類，日用器有碗、盤、杯、勺、唾壺、燭台、燭台、硯、棋盤等。冥器是大宗，有房屋、灶、車輪、案俎等，而數量最多，藝術價值最高的是瓷塑的人物俑、動物俑，其中人物俑數量最大，計有81件，占現存瓷器總數的4/5.人物俑中有武士俑、武吏俑、騎士俑、文吏俑、樂伎女俑、侍從俑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士俑與侍從俑中有16個胡人俑。動物俑有生肖俑、戰馬、駱駝、牛、雞、展翅欲飛的神鳥等。這些湘陰窯青瓷胎質白細，釉色明潤亮麗，造型端莊，瓷塑的各種俑像均神形兼備，栩栩如生，大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勢。當然這批瓷器是皇親國戚享用的陪葬品，並非商品貿易瓷，但數量之多，質地之優，至少證實唐代瓷器除越窯外，湘陰窯異軍突起，尤其是在瓷塑藝術水準上，是遙遙領先優於越窯的，充分顯示了唐代製瓷業的高度發展，同時，證實在唐早期三峽水運已很暢通。
2002年雲陽明月壩發掘出一個唐宋時的集鎮遺址。此遺址位於重慶雲陽澎溪河明月江岸的一級台地上，總麵積25萬平方米，台地東西長，南北窄，形如彎月，故名“明月壩”，地勢平坦，臨江靠山，交通便利。經田野發掘，揭露出了衙署、佛教寺廟、道路、公共建築遺址等。出土瓷器有邛窯、青羊宮窯、長沙窯、湘陰窯、越窯、邢窯、定窯等窯口的青瓷、白瓷、釉下彩繪瓷和大量的博具、錢幣、權等。李映福：《明月壩唐代遺址初步研究》，《重慶2001年三峽文物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頁。表明這是一個非農業經濟型的集鎮，而是唐宋時期雲陽澎溪河流的交通商業中心。
此外，在秭歸、巴東、巫山、奉節、萬州、忠縣、涪陵、重慶等地均有長沙窯、邛窯瓷器。邢窯白瓷在巫山、奉節、萬州、雲陽、忠縣有出土，壽州窯在忠縣有出土，湘陰窯在雲陽、萬州有出土，越窯除雲陽出土外其他地方還不夠了解，洪州窯瓷器萬州有出土。五代時雲陽有定窯瓷器、奉節有衡州窯瓷器出土，五代末宋初有巫山出土的遼三彩瓷器。
從以上所述，可知唐、五代三峽庫區幾乎全國名窯產品都在這裏進行商貿了。產品分布最廣的是邛窯、長沙窯，其產品亦多於其他各窯口。其他各窯口僅日用瓷的餐具碗、盤，或茶具的壺、罐等，而邛窯與長沙窯，幾乎凡生活用瓷的餐具、衛生器、文房用具、陳設器、寢具、茶具等無所不有，真可謂是這裏瓷貿商品的領軍者。
為何唐、五代三峽庫區瓷器商貿的領軍者是長沙窯與邛窯產品？商品經濟發展規律是：誰的商品最符合社會需要，誰的商品最物美價廉，兩者兼備，誰就是領軍商品。邛窯與長沙窯及其他瓷窯皆符合社會需要，但物美價廉，邛窯與長沙窯產品為其他窯所不及，故而還是邛窯、長沙窯產品領先。邛窯與長沙窯為三峽庫區瓷貿商品的領軍瓷，出土瓷器帶來的信息，約有：一、邛窯與長沙窯是一種新興的商品瓷，具有釉下多色多彩繪紋的藝術魅力，雅俗共賞，極合人們的審美情趣。二、兩窯與三峽庫區地緣臨近，運輸方便，來往耗費少，成本低，具有價廉物美的特點，很受人們的青睞。三、是長沙窯薄利多銷，明碼實價，如曾於油瓶子上標價“伍文”，這種價格不會超出社會最底層的承受能力，能滿足社會各階層需要。四、長沙窯產品已優於邛窯，集詩、書、畫於瓷器上是最大的創新，最獲世人的珍愛。同時長沙窯為擴大市場，增強競爭力，刺激購買者的欲望，用詩文題寫於商品瓷的瓶上：“買人心惆悵，賣人心不安。題詩安瓶上，將與買人看”，其意義既明白又含蓄，正如唐代詩人張祜《題詩徹上人舊房》中所言：“滿堂詩板舊知音”張祜：《題詩徹上人舊房》，《全唐詩》卷5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8頁。即尋覓買主，尋覓知音。這是一千多年前的文化與商品結合開拓市場、占領市場的一種高招。故長沙窯不僅在三峽庫區是商貿瓷的領軍者，在東南亞、西亞及東非商貿瓷中仍是領軍者。
綜前所述，三峽庫區出土的瓷器與瓷器商貿的情況、詩人的記載，充分證實隋唐五代三峽水上交通是暢達而繁忙的，三峽航運為長江上下遊與黃河流域的商貿往來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長江三峽，素有“瞿塘天下險”之稱，在唐時又是怎樣化險為利的？檢索史料，李白《荊州歌》言“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李白：《荊州歌》，《全唐詩》卷1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頁。唐李肇《唐國史補》全書所記之事，始自唐開元至長慶一百來年之事（721—824年），記有“五月下峽死而不吊”。可見三峽之瞿塘峽雖已通船，其危險性仍很大，即便是通航也是有季節性的。但到大曆765—768年，杜甫於夔州《最能行》詩句“欹帆側柁入波濤，撇漩捎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征”杜甫：《最能行》，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頁。可見到大曆時船工對三峽水勢已有所掌控。《唐國史補》又記：“江淮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三峽，河之三門……皆絕險之所，自有本地人為篙工”。此表明為控製絕險之三峽，夔州本地駕船的篙工，終於經過千百年的探索總結使三峽水運暢達。《唐國史補》續記：“近人杜邠從川西除江陵，五月下峽，官舟千艘，不損一隻”。從這些記載，足證三峽人為發展商貿，經過千辛萬苦，逐漸攻克了三峽瞿塘天險，溝通了長江上下遊這條黃金水道，為水運通達、商貿繁榮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長江三峽庫區隋唐五代瓷器商貿路線。隋代開鑿運河，即溝通了南北及西蜀，水運事業進入新的裏程碑，至唐時更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尤其是逐步控製“瞿塘天險”後，三峽水運更是興旺發達，其商貿路線以水運為主。
黃河流域的河北邢窯白瓷、五代定窯白瓷以及漠北的遼三彩，入三峽庫區路線約有三條：
（1）從永濟渠到洛陽至潼關，經廣通渠到長安，而後經金牛道，由岷江進長江，入三峽。
（2）經永濟渠達通濟渠（即汴河），至淮陰，達鎮江，逆水而上至江陵，再直入三峽庫區。此線有王維《千塔主任》詩句“臨窗汴河水，門渡楚船人”王維：《千塔主人》，《全唐詩》卷1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頁。李端《送吉中孚拜官歸楚州》“孤帆淮上歸，商估夜相依”李端：《送吉中孚拜官歸楚州》，《全唐詩》卷28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20頁。為證。
（3）經永濟渠到洛陽，再經漢水到江陵，由江陵轉運入三峽庫區。此線有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句“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全唐詩》卷2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7頁。為證。
長江中下遊的越窯、壽州窯、繁昌窯、洪州窯、湘陰窯、長沙窯、衡州窯及長江上遊的邛窯的商貿瓷通過水運入長江三峽庫區或長江上下遊，分別有五條不同路線匯於長江幹流，或逆水而上，或順水而下，集於江陵再分轉，或直達入峽路，或直入揚州；
（1）越窯產品經汴渠運河至京口（鎮江），入長江，逆水而上至江陵；
（2）壽州窯產品經淮河到漢水，至江夏（武漢），入長江至江陵，繁昌窯產品直達蕪湖，入長江，至江陵；
（3）洪州窯產品沿贛江過鄱陽湖達九江至江陵；
（4）湘陰窯、長沙窯、衡州窯產品沿湘江穿洞庭湖至巴陵（嶽陽），至江陵；
（5）邛窯產品分別由成都經岷江、沱江、涪江順水而入長江至三峽達江陵。有張祜《送蜀客》詩句“萬裏一船發，行行三峽夜”張祜：《送蜀客》，《全唐詩》卷5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8頁。為證。
以上五條瓷器商貿路線集中江陵而後分別轉上下遊，有杜甫詩《客居》“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杜甫：《客居》，《全唐詩》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頁。為證。
（五）吳帆蜀楫過如織，冰肌玉骨青白瓷
兩宋時，長江流域由於未直接受到戰爭的破壞，以及政治經濟中心南移趨於完成。社會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人稱“東南諸郡，饒富繁盛”、“今之沃壤，莫如吳、越、閩、蜀”。四川的成都平原和長江下遊平原最為發達，當時的川、淮、浙都是糧食的大產地，同時又是手工業發達之區，人口稠密，都市繁盛，是財富繁盛之區。其流通貨物以茶、鹽、糧、瓷器為大宗。由於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出於東西聯係的需要，以及當時川滇、川黔交通梗阻，川陝交通受到軍事的約製，唯峽路貫穿東西，使峽路便成為與宋政權唯一的通途。也是維係宋政權的經濟與軍事的生命線。北宋寶祐三年（1254年）董槐上書要求“置司夔州”，以通荊南《宋史·理宗紀》卷44.即說明峽路之重要。
宋時，峽路是轉運蜀布帛、茶葉、鹽、瓷器、糧食和馬的重要漕運路線。當時，重慶已是“商貿之往來，貨泉之流通，溯江而上下者，又不知幾許”清道光版：《重慶府誌·輿地誌》卷一。嘉陵江也是“商販溯嘉而上，馬綱順利而下”《宋會要·兵》卷23之36.的繁忙景象。據載，自成都“順流而下，委輸之利，通西蜀之寶貨，傳南土之泉穀。建帆高掛則越萬艘，連檣直進則倏逾千千裏，為富國之資，助經邦之略”《全蜀藝文誌·蘇德祥·新修江瀆廟記》卷37上。《宋史·食貨誌》卷175：“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自嘉州，水運達荊南，自荊南遣史綱運送京師”。《玉海》卷182：“川益諸州市載嘉州水運至荊南，遣綱送京師，歲達六十六萬，分十綱”。這些記載均說明宋時這條水道極為重要，船運事業空前繁榮。同時也可見當時漕運的起點不僅在成都，而且還有嘉州。其“運輸量，僅官府漕運的布匹一項，宋初每年就達百萬匹”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論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頁。可謂“峽路交通發展在四川交通史上發展到了高峰”藍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頁。
瓷器的第一屬性，是商品的經濟產品，是為社會消費的物質產品，它的發展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
北宋初重新統一了全國，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注重農業生產，鼓勵農民開墾土地，擴大耕種，興修水利，農業有了發展，促進了南北經濟繁榮，擴大了商業與手工業的興旺發達。北宋的城市裏，商鋪毗連，買賣不限地區。有些城市的商貿交易擴大於城外，被稱為“草市”、“虛市”發展為固定的市鎮。唐時十萬戶的城市隻有十餘個，至北宋時則增加到四十餘個，都城開封居住著百萬人口，有各種各樣的交易行業，還有六七處娛樂場所，叫做“瓦市”。南宋時，政治中心的南遷，經濟文化得到充分的交流，南方的社會經濟、農業手工業生產更加繁榮昌盛，都城臨安（杭州）居住著上百萬人口。商業興茂，從食品、日用品到奢侈品應有盡有。其中還有專設銷售青白瓷的商店，可見其瓷業商品之多，又可見瓷器的商貿交易按窯係分工了，其瓷業手工業的發展已非往昔可比。其他城市如平江（蘇州）、建康（南京）、鄂（武昌）、江陵、成都、重慶等地的工商業都市亦很發達，有的達到了“商賈輻輳，舟車駢集”的盛況。重慶是一個新興商業城市，其商貿之盛，已是“商貿之往來，貨泉之流行，溯江而上下者，又不知幾許”的繁盛局麵。在海外貿易方麵，也相應地發達起來，與南宋通商的國家有50餘個，出口的物資主要以絹帛、錦綺、瓷器為大宗。市舶司的稅收成為南京政權的重要收入。
宋代瓷業，在唐五代長足發展的基礎上，更有新的突破與創造，是中國瓷器發展的黃金時代，形成了萬花齊放、爭豔媲美的新局麵：民窯林立，官窯崛起，除五大名窯定、汝、官、哥、鈞外，還形成了六大窯係。在北方有集刻畫印花青瓷的耀州窯係與色彩璀璨雅麗的鈞窯係於一身，融刻、剔、繪畫、書法於一體的磁州窯係，白如霜雪的定窯係；南方有青翠如玉的龍泉窯係，冰肌玉骨的青白瓷係。筆者認為在南方還應加上漆黑窯變多姿的建窯係，共為七大窯係。這七大窯係除擁有資深的龍頭產品外，也根據自身的資源與技能模仿、學習其他窯係的精華以滿足市場的供求。
四川陶瓷手工業的發展，雖在著名的七大窯係中未排上名次，但在原有基礎上，也是鮮花綻放，各競其美的。如在唐五代已負盛名的邛窯三彩，到宋時仍在不斷地創新改進，青釉瓷與釉下彩瓷，無論從工藝還是質地上都比唐代顯得精進。唐時的省油燈，南宋時還贏得詩人陸遊的讚美：“蜀中有夾瓷盞，注水於盞唇竅中，可省油之半”。這樣的省油燈，在樂山屬邛窯係的蘇稽窯亦有燒造。其屬邛窯係的瓷窯，在宋時遍布於長江上遊支流的岷江，涪江流域的邛窯、蒲江、郫縣、灌縣、綿陽、江油、蘆山、樂山等市縣。特別是成都東郊屬邛窯係的琉璃廠窯，興於晚唐，盛於兩宋，除燒有邛窯特色的瓷器外，在北宋還創燒了宋三彩的冥器陶俑，無論是人物俑、動物俑還是各類神話俑均栩栩如生。其瓷器的種類無論是日用餐具或陳設器、文房用器，均無所不具，在20世紀70年代調查時，還遺存21個窯包，占地麵積達340畝，出土的碗、盤之底部，還打印有工匠的標記。◇◇、□、☆、□、幹、玉、席、太、九、香、吳、劉等，以及作坊主的姓氏：王造、竇造、範造、苟造等。從其工匠標記之多，可見其生產規模之大、產品之多，其作坊主姓氏、標記因商品品牌的不同而各具特點，這也是一種競爭意識的反映。白瓷碟發展，唐時杜甫已有詩記載，在20世紀70年代作過專題調查，雖有些線索，但終未找到窯址，仍處於雲遮霧罩中。可就在同一時期，彭州窯經科學的考古發掘，出土有窯爐與大量白瓷，與有紀年銘文“嘉祐”（1056—1063年）的六方軸座，及紹興七年碗陳麗瓊：《四川古代陶瓷》，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頁。出土的白瓷除裝燒工藝遜於定窯，其他如刻花、印花紋飾的題材與構圖均與定窯類似，但總體不如定窯，可它卻是蜀中瓷器之首，故在成渝兩地的瓷窯中多有仿造。宋時北方耀州窯青瓷，位於蜀中的達州窯亦在仿燒承傳。
兩宋時，四川黑釉瓷異軍突起，無論瓷質還是產量均獨領風騷，為各瓷之冠。在仿建窯黑釉窯係中，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其黑釉窯的分布，川北有廣元窯、南充果州窯，川南有樂山西壩窯，川西有蒲江窯、成都灌縣金鳳窯；在重慶有塗山窯、巴縣清溪窯、薑家窯、榮昌昌州窯、合川合州窯等。它們均在主燒黑釉瓷中，也仿燒其他名瓷，且均各有自己獨特風格。現僅選成都金鳳窯、重慶塗山窯列舉如下：
成都灌縣金鳳窯，既仿燒建窯的烏泥黑胎盞，亦燒黃胎，以黃胎為主，其紋飾有兔毫狀紋、虹彩窯變等。其種類，主要為茶盞，造型有斂口、敞口、弇口等，值得注意的是，其弇口不啻建窯、吉州窯，重慶塗山窯的弇口凹凸線僅於內唇下5至7毫米處，它還有下落於唇下1.5至2厘米處的腹壁上，這種下落弇口盞在樂山西壩窯有發現，但腹壁淺坦，不如金鳳窯腹深。金鳳窯除燒大量茶盞外，其他日用的碗、盤、罐、壺、爐、瓶、研磨器皆有之。從造型品種的多樣性來看，超過了建窯黑釉瓷，因經濟利益的驅動，建窯除主燒黑釉瓷外，也兼燒青瓷青白瓷，金鳳窯也兼燒彭州窯白瓷、磁州窯係的白底黑花瓷。此窯曾於2000年，經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揭露出36座半倒焰似的饅頭窯，足見其生產規模之大。
重慶塗山窯經過了20世紀80年代的考古調查，在以重慶南岸黃桷埡街道為中心、南北延伸長約8公裏的範圍內散布著12個兩宋時的黑釉瓷窯。經1982年至2005年斷斷續續的搶救性考古發掘，總麵積2360平方米，揭露出27座以煤為燃料的石結構半倒焰式的饅頭窯，及作坊房屋與淘洗池等。出土瓷器與窯具不計其數，揀選標本達6000餘件。瓷器類有黑瓷、白瓷、青白瓷，而以黑瓷為主。器類種類以茶盞、碗、盤、碟、罐為主，其他日用瓷的壺、茶托、瓶、爐、盒、水注、鳥槽、研磨器，大小、造型多姿，各不相同。其裝飾紋樣有刻畫、模印、刻填、繪畫、堆貼、剔花等技法，而最具特色而又為主要裝飾的釉中裝飾，以釉的含鐵量的多少、濃淡不同而各異，有漆黑、紺黑、褐黑、褐紅、柿色等。釉中裝飾，主要是窯變，有兔毫、玳瑁、鷓鴣斑、五瓣至八瓣花朵紋，有似菊花，花紋多無定式常呈條狀，一花之中常有黑褐閃藍，色彩紛呈，互相交融，這種紋飾是塗山窯的獨創。此外還有少而精的“虹彩”、“曜變”紋。
重慶巴縣清溪窯、榮昌昌州窯、合川合州窯，因其共同點較多均被列為塗山窯係，但各窯亦有自身的特點，如清溪窯在主燒黑釉的同時，還兼仿鈞窯、磁州窯、彭州窯，以仿鈞窯最為出色，特點明顯，其釉為開片的乳濁天青、天藍，紅霞燦爛。胎為細白胎，碗、盤、杯多有芒口，其他如瓶、壺，少數有芒口。又如榮昌的昌州窯兔毫盞，有的在褐釉中呈現藍色參白的兔毫斑。合州窯仿彭州窯篦畫紋碗、盤均各具特色，這些產品分別在三峽重慶庫區的沿江城鎮多有出土。
綜塗山窯所論：重慶南岸塗山窯，在8公裏內就發現了12座兩宋時期的瓷窯點，其醬園窯址，僅在705平方米內，早年破壞不計，就殘存17座窯爐，足證當年窯爐之密集，產量之多。在三峽庫區沿江城鎮出土較多的塗山窯各類瓷器，真讓人聯想、興奮，激動不已，在眼前展現出一幅重慶塗山窯瓷業生產與重慶商貿盛況的真實情景：煙火相望，紅焰蔽空；水上大舸小艓，輻輳而至。陸地運輸，車馬駢集，運來貨物，換回瓷器，來來往往的商貿繁忙熾盛，熱鬧非凡。
兩宋時，全國瓷業的迅速發展，必尋求市場，市場是商品經濟賴以生存的基礎，而市場的發展又依賴於交通的發展。
三峽庫區沿江城市出土的兩宋瓷器，琳琅滿目，無所不有，除皇室獨家享用的官窯與汝窯瓷器未發現外，南北各地名窯及七大窯係均在三峽庫區爭豔媲美。這說明兩宋時三峽庫區水運交通比唐五代更通達繁忙。主要原因是兩宋時，長江三峽的某些險灘被整治，人們對長江三峽的水情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加速了三峽水運事業的暢通，促進了三峽庫區的商貿發展，市場經濟的繁榮。現將改造自然、掌握水性之事例簡記如下：
1.改造險灘，舟楫通達
（1）陸遊《入蜀記》記：“新灘為峽最險之處……有一碑，碑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州趙誠疏鑿之，灘害始去，皇祐三年（1051年）也”蘇軾《新灘記》注釋，《蘇軾詩集》卷1，第41頁。
（2）政和三年（1113年）歸州炸除了峽路險灘人鮓甕，使峽路更加通達藍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頁。
（3）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王敦夫主持疏通了渝州（重慶）附近的大小糯米灘。清乾隆《巴縣誌》卷一二《藝文誌·糯米灘記》：“巴渝上遊有大小糯米堆，當中流危險可畏……淳熙乙巳（1185年），常平使者廣漢楊公節持峽道……於是出金捐粟，或屬邑吏，悉用疏鑿，向之為患者，自是而息，舟船之下，安然順利以達吳楚”。
2.掌握水性，克險行舟
（1）宋時曾任夔州知州的王十朋說：“蜀江號天下之至險，與其他水路大不相侔，瞿塘、灩澦及諸患灘密如竹節。巴峽之民，生長於水者以舟為家，消撇漩欹，桅側沲於波濤洶湧之間，習知水性之曲折，操舟若神”《梅溪王先生文集》卷4《再論馬綱狀》。這說明時人又進一步摸索出水性的規律，諳悉險灘位置和對應的辦法，這樣才有“操舟若神”的絕技。
（2）為克遏江流湍急，船舶撞擊的危害，宋範成大說：“帥司遣一卒，執一旗次第立之上下，一舟平安，則簸旗以招後船”範成大《吳船錄》。這種看似簡易而行之有效的導航形式，從宋一直沿襲到2006年三峽水位漲至156米，瞿塘峽中行船方才停用。
長江三峽整治河灘成效顯著，及人們進一步諳悉水性規律，為長江三峽水運事業的繁榮撐起了騰飛的翅膀。無數詩人目睹而吟詠，為我們留下了真實的記錄：蘇洵《遊淩雲寺》詩“千航萬舸膝前過”、“奔走荊蜀如長街”蘇洵：《遊淩雲寺》，《全宋詩》卷35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9頁。歐陽修《黃牛峽》詩“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未去”歐陽修：《黃牛峽》，《全宋詩》卷28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6頁。《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詩“巴江船賈集，蠻市酒旗風”歐陽修：《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全宋詩》卷229，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9頁。《鬆門》詩“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荊江見蜀江”歐陽修：《鬆門》，《全宋詩》卷291，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7頁。司馬光《送峽州陳廉秘丞三首》詩“樓高出楚塞，煙齊識巴船”司馬光：《送峽州陳廉秘丞三首》，《全宋詩》卷50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5頁。範祖禹《資水》詩“資水（沱江）過巫峽，誰家萬裏船”、“五月江流萬賈船，迅飛如電掣群山。荊雲峽雨須臾過，白帝江陵朝暮間”範祖禹：《範太史集》卷1，《詩·資水》。楊鹹亨《江效亭新成賦詩》稱“吳船蜀楫過如織”楊鹹亨：《江效亭新成賦詩》，《全蜀藝文誌》卷13.陸遊《黃牛峽廟》詩“吳船與蜀舸”陸遊《黃牛峽廟》，《陸遊集》卷2，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50頁。這些寫實與浪漫結合的鏗鏘詩句，句句描繪出宋時三峽水運的通達，吳、蜀、渝、楚商貿交往的興盛繁榮。商貿物資的鹽、麻、糧、絹、茶葉、香料、瓷器是大宗，唯瓷器年久而不腐成了曆史的見證。
由於三峽水運事業的開發，緩解了水患的險阻，加速了水上交通的發展，為商品經濟的拓展啟開了方便之門，為瓷業商品帶來了大好商機，宋代七大窯係與四川、重慶瓷業商品聚集在三峽庫區，爭豔媲美，占領市場，而媲美爭奪的結果，又是什麽窯獲得市場桂冠，史無論載，為尋找答案，我們可以從出土的瓷器中進行比較分析。
長江三峽庫區沿江城鎮的墓葬、遺址、窖藏多有宋元瓷器出土，不必一一盡述，僅選有代表性的舉例證明。
1.墓葬出土瓷
（1）1987年重慶南川出土了南平軍武功大夫張子碩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墓，其金銀珠寶不計，出土瓷器19件，湖田窯青白瓷13件，定窯白瓷5件，建窯兔毫黑釉盞1件。
（2）1954年重慶北碚出土了元代元貞三年墓（查元貞僅兩年，此當改元政令未知），總計瓷器16件，全為湖田窯青白瓷。
（3）2003年重慶市兩路口清理一殘石室墓，出土瓷器10件，全為湖田窯元代青白瓷。
2.遺址出土瓷
（1）奉節永安遺址，經過2003年發掘證明是一個曆宋、元、明、清的市鎮遺址，2003—2004年筆者曾參加了該遺址的瓷器整理工作。出土瓷器有宋代定窯、磁州窯、耀州窯、臨汝窯、鈞窯、龍泉窯、吉州窯、繁昌窯、景德鎮湖田窯，四川邛窯、琉璃廠窯、彭州窯、達州窯、蘇稽窯、西壩窯、昌州窯、塗山窯、清溪窯等瓷器，加上不知窯名的瓷器約20來個，但各窯瓷器數量懸殊較大，少的隻四五片，從出土比例看湖田窯占70%，宋元龍泉窯青瓷約10%，塗山窯占10%，其他各窯總和約10%，說明湖田窯青白瓷最多。
（2）萬州大地嘴遺址，1999年發掘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南京師範大學文博係：《萬州大地嘴遺址簡報》，《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8卷，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頁。揀選了不少宋代瓷器。有龍泉窯蓮花紋碗、耀州窯嬰戲紋碗、定窯白瓷碗、鈞窯瓷片、湖田窯青白瓷40件、彭州窯36件、清溪窯105件、塗山窯138件，該遺址瓷器塗山窯係最多，其次是湖田窯青白瓷。
3.窖藏瓷器
（1）開縣窖藏瓷器。1997年出土，共計24件器物，銅器10件，瓷器14件，其中龍泉窯7件、湖田窯青白瓷7件陳麗瓊：《中國三峽重慶·開縣出土宋元青白》，《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頁。兩窯相等。
（2）榮昌窖藏瓷器。1984年出土，有145件被遺失不計，定窯8件、耀州窯66件、龍泉窯9件、吉州窯48件、廣元窯9件、建窯1件，此遺址最多是耀州窯瓷器，其次是建窯係瓷器。
（3）遂寧金魚村窖藏瓷器。1997年出土，有定窯、耀州窯、廣元窯、清溪窯、龍泉窯、湖田窯青白瓷。總計985件，其中龍泉窯355件，湖田窯青白瓷598件，龍泉窯占30%，湖田窯青白瓷占瓷器總數60%以上莊文彬：《四川遂寧金魚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第4期。龍泉窯青瓷的質地、造型、釉色均是龍泉窯之精品。湖田窯是整個瓷器中最傑出的代表。出土的刻花梅瓶高達41.6厘米，是青白瓷中罕見的大件精品。同時出土的銅鍾有“鳳祥樓錢鑫”字樣，“鑫”表示財富興盛，常為古代商店字號名稱，“錢鑫”應是“錢莊”，鳳祥樓是錢莊的名字，可見窖藏主人，當是一錢莊老板，因財力雄厚，才能購置如此大宗瓷器精品。有人認為這批瓷器是錢莊主人經銷的商品瓷，但從多數瓷磨損程度看，應是家藏珍品。因宋元戰亂逃亡所藏，主人慘受戰爭蹂躪，妻離子散亡而不歸，即永埋至今，成為供今人研究與欣賞之瑰寶。
總計前麵列舉墓葬、遺址、窖藏瓷器，雖各類窯係均有，但數量最多的是湖田窯青白瓷，計691件，其次是龍泉窯青瓷，計371件，建窯係黑釉（塗山窯產品為主），計301件。其他各窯係最多者不足100件，可見三峽庫區商品瓷以湖田窯青白瓷、龍泉窯青瓷、以塗山窯為主的建窯係黑釉瓷三大窯係為主，而奪得桂冠之商貿瓷是湖田窯青白瓷。
景德鎮湖田窯青白瓷、龍泉窯青瓷、建窯係黑釉瓷在三峽庫區獲得暢銷之因，主要是這三種皆具有沉靜素雅、高潔含蓄之美。這種美正是宋人的審美觀所體現的美，三峽人亦不例外，無論湖田窯青白瓷或龍泉窯青瓷均有似玉如玉的質感，在唐宋時景德鎮青白瓷就被譽為“假玉”、“如玉”、“饒玉”之美稱，五代周世宗柴榮命柴窯燒製的“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青白瓷，其質、色為“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優質瓷。景德鎮青白瓷達到了這樣的水平，故宋真宗在景德年間（1004—1007年）見昌南鎮光致茂美的青白瓷，十分欣賞，命昌南鎮進禦瓷底書“景德鎮製”四字，從此昌南鎮遂微，景德鎮揚名天下。在帝王的倡導下，在中國曆來的“貴玉崇玉”思想的驅動下，世人又怎不偏愛具有玉質特色的瓷器呢？湖田窯青白瓷為擴大生產，降低成本，采用支圈覆燒工藝，故其價廉物美，即在三種窯係中奪得三峽庫區市場銷售第一大桂冠。關於以塗山窯黑釉瓷為主的建窯黑釉瓷，雖不具有玉的特色，但由於兩宋時是茶文化的高峰，上自宋徽宗和皇親貴胄，士大夫、文人墨客，下至庶民百姓莫不飲茶。如嗜茶家丁謂，官至宰相兼轉運使，曾在夔州任職數年，著茶詩不少。又如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黃庭堅在四川黔州、戎州前後六年，他嗜茶並作《踏莎行》記采茶情況：“畫鼓催春，蠻歌走餉，雨前一焙誰爭長。低株摘盡到高株，株株別是閩溪樣（閩溪茶是貢茶）”黃庭堅：《踏莎行》，唐圭璋編《全宋詞》卷1，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88頁。南宋時著名的愛國詩人陸遊，自稱是茶神陸羽的後人，流寓四川9年，在夔州任通判兩年，作茶詩320多首，是曆代茶詩之冠。離蜀25年後，還念念不忘夔州城市的華麗、花市的熱鬧，他記白帝山采茶盛景：“錦繡樓前看賣花，麝香山下摘新茶”陸遊：《三峽歌九首》其四，《陸遊集》卷2，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9頁。這時人們不僅飲茶，還特別盛行鬥茶、品茶，鬥茶以茶盞之茶痕為白色勝，且青白勝黃白，並要求茶色鮮明，黑釉茶盞由此被人視為珍品。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說“盞色貴青黑，玉兔條達者為上”。由於帝王與士大夫、文人學士的倡導和飲茶鬥茶的需求，黑釉瓷獲得迅猛發展，促使塗山窯黑釉瓷的崛起。黑釉瓷原料易於獲取，重慶塗山窯以煤為燃料，重慶煤炭資源豐富，是重慶特色礦產之一，除最精細的窯變紋外，一般成本低、價位便宜，易為峽區人民所接受。因而以重慶塗山窯為主的建窯係產品在三峽庫區瓷貿市場中榮奪季軍寶座。
兩宋瓷業貿易入三峽庫區路線：北方的定窯係、鈞窯係、耀州窯係產品主要沿襲前述之唐、五代時水陸路線。唯耀州窯至南宋時，多從銅川至西安，經寶雞達鳳縣至略陽，沿嘉陵江南下廣元，再順江而下至重慶入峽；或由西安至漢中經達州、開縣、忠縣，再逆水而上至重慶，順水而下至峽江城市。
南方的龍泉窯係的入峽線路是：從麗水至永康到金華達楠溪江入富春江抵杭州；或從麗水至磐安入曹娥江至杭州，再統由經運河到鎮江，再溯江而上到江陵入三峽。
建窯入三峽庫區的路線是：從福建水吉經南浦溪至浦城，達浙江龍泉溪，過遂昌到龍遊入富春江至杭州，經運河到鎮江入長江，再抵江陵入三峽。
湖田窯入三峽庫區路線：從景德鎮出發沿昌江入鄱江西行入鄱陽湖，北上至九江入長江逆水而上，至武漢達江陵入三峽；或從鄱江向南折入贛江，修水轉入湖南汨羅江入洞庭湖入長江，逆水而至江陵，直入三峽。
四川與重慶瓷貿路線：四川瓷業貿易，仍沿襲唐五代的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入長江，順水而下入三峽庫區。
重慶瓷貿路線，有逆水而上至嘉陵江，涪江。順水而下有至烏江武隆，及長江三峽沿江城市。
兩宋時三峽庫區出土瓷器，名窯係列全、品種多，從而說明：整個兩宋時期，全國瓷業商品經濟發達，貿易區域廣闊，充分反映了兩宋時三峽庫區交通之繁榮；出土瓷器中四川、重慶瓷器數量亦較大、品種多，說明四川與重慶瓷業商品經濟亦很繁榮，在與各窯產品競爭中頗受三峽庫區民眾青睞，在各名窯爭豔媲美中最受寵的是景德鎮湖田窯青白瓷，其次是建窯係中的重慶塗山窯產品。
元代對瓷業發展較為重視，元政府統一全國的前一年（1278年），即至元十五年，便於景德鎮設立“浮梁瓷局”為專管窯務機構。為景德鎮瓷業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加之強大的蒙古帝國，曾征服歐亞部分各民族，其統治地區橫跨歐亞兩洲，中西交往頻繁，海外貿易發達，相應地刺激了景德鎮的瓷業生產，景德鎮這時除燒青白瓷外，又創燒了卵白釉（或稱樞府釉）瓷、黑釉瓷、紅綠彩與金彩等釉上彩，特別是青花與釉裏紅釉下彩繪瓷器的燒製成功，使我國瓷器的裝飾藝術別開生麵，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從而奠定了明代景德鎮瓷一統天下，成為全國瓷業生產中心地位。雖然河北彭城（邯鄲）、浙江處州（龍泉）、福建德化、江蘇宜興等窯係產品各具風格，但都無法與之抗衡。故王宗沐《江西通誌·陶書》：“自燕雲而北，南交趾，西被蜀，無所不至，皆取於景德鎮”。
元代在各地實行屯田製，四川夔路、重慶路設民屯和軍屯，其目的是“以資軍餉”，但對農業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商業也有一定的恢複，三峽庫區的交通，在宋代設驛站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三峽交通亦很通暢，有“巨舟臨峽”之情景。沿江出土瓷器有北方的鈞窯、磁州窯產品；南方的龍泉窯、景德鎮湖田窯、樞府釉瓷，四川的西壩窯產品，重慶的昌州窯、清溪窯產品，其中最多最美的是景德鎮元代青白瓷、卵白釉樞府瓷，其次是龍泉窯與四川重慶的黑釉瓷。
（六）千仞峭壁鑿纖道，景德瓷業獨霸峽
明承元製，峽路仍是明政府一條重要的漕運要道。明代初年，雲南的馬市及貢馬都要經過峽路，民船經歸州、荊州、嶽州、武昌至南京。元末明初，明玉珍在重慶建立大夏政權，就是溯夔州至重慶。明末張獻忠入蜀亦是取峽路。
出土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鎮的民窯青花瓷，以奉節永安遺址出土的瓷器為例：有明初洪武青花；早期永樂、宣德青花；空白期正統、景泰、天順青花；中期成化、弘治、正德青花；晚期嘉靖、隆慶、萬曆青花；末期天啟、崇禎青花皆有之，可見其峽路水運之暢通，景德鎮青花瓷器占領了整個峽路市場。
明萬曆時，景德鎮“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寢”王世懋：《二酉委譚》。“民窯二三百區，工匠人夫不下數十萬”朱琰：《陶說》卷1，轉付振輪《陶說譯注》，輕工業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頁。明宋應星《天工開物·陶埏》“合並數郡，不敵江西饒郡產……若夫中華四裔，馳名獵取者，皆饒郡浮梁景德鎮之產也”。還說“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於景德鎮”。到清代更有勝之，此後凡言及製瓷者，隻知景德鎮，而不知其他窯了。於此可見自明代始，景德鎮瓷產品在商品經濟自由競爭中，已步入壟斷階段，其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萌芽已初見端倪。長江三峽庫區出土的明代瓷器，即僅有景德鎮青花瓷，出土的清代瓷器仍是景德鎮民窯青花瓷與景德鎮民窯彩繪瓷，這直接地證實了，在明清時期景德鎮商品瓷已壟斷了市場。
清代，峽路為東水路，自湖北宜昌入巴東是正道，是清政府重要轉運銅、鋼、鉛的水道，也是糧米運輸水道，凡長江下遊遭災，四川的軍米和民間私米，多取峽路水道浮江而下賑濟其災。康熙時又曾開鑿纖道，垂鐵索石柱以資攀緣。乾隆時加寬加長了庫套子灘纖路。光緒時又在今瞿塘峽筆直峭壁上鑿道，“使千仞峭壁之腰嵌成五六尺寬平坦路，纖橋可並行其中”，致使“當水漲封峽之時，行人往來山路，肩挑臂負，絡繹稱便，而舟行有纖路，亦少覆溺之患”，今天，瞿塘峽這條古道仍存藍勇主編：《長江三峽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頁。
三峽庫區各地皆出有清代景德鎮的民窯青花、粉彩、五彩色釉瓷等。其他各地窯名窯產品，則一無所見，可見景德鎮瓷業商品經濟在明清時，確已“一統天下”，壟斷了整個三峽庫區的瓷業商貿市場。讓人惋惜與遺憾而又值得研究的是，這一帶有資本主義壟斷因素的瓷業商品經濟持滯數百年仍處資本主義萌芽期，未見其茁壯成長。
（七）騰飛的三峽交通，瓷業貿易之盛世
“天下之險，莫險於峽江，峽江之險，莫盛於瞿塘”、“五月下峽死而不吊”，這是古人對灩澦堆的哀歎，新中國成立後，首先對灩澦堆進行了粉碎性的爆破，徹底根除了灩澦堆水患。改革開放以來，舉世聞名的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竣工，三峽水位的提高，實現了“高峽出平湖”的宏偉目標。三峽大壩的修建，將抗十年一遇的洪水災害的能力，提高到百年一遇甚而千年一遇；其發電量可惠及半個中國；萬噸巨輪船隊可由上海溯江而上至武漢抵重慶，溝通華東、華中、西南三大經濟的聯係；對南水北調亦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建造，使三峽庫區的重慶就在大海邊，有了“向海而興、開海則強”的優勢。
長江三峽庫區除水運外，無論是陸路的公路、鐵路、航空皆四通八達，空前繁榮。在瓷業貿易上，可謂匯集東西南北各地，在重慶市有專事商貿的瓷器市場，重慶自產的青花瓷、彩色瓷、彩繪瓷以及建築材料亦與全國及海外互通商貿，三峽庫區的重慶，正借助長江黃金水道，以及周邊公路、鐵路環繞的優勢，成為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在曆史的長河中，長江三峽為人類譜寫了美麗的篇章，古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悲歎已成為永遠的曆史。
一個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長江三峽庫區，巍然屹立於祖國的西南，寰宇的東方。
瓷器是中國的偉大發明，製瓷技術是由中國傳播到世界各國，對世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中國瓷器文化始於公元1世紀左右，西歐製瓷始於17世紀，我國比他們約早1600餘年，中國瓷器深受世人珍寵，故中國在國際上的名稱為“China”，即瓷器。
瓷器，是科學和藝術的綜合產物，既有實用價值，又有觀賞價值；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載體。具有中華民族的特有風格與強烈的時代性與獨特的藝術性，是華夏藝術寶庫中最具魅力的奇葩。
瓷器是用瓷土或高嶺土做坯，在1200℃左右的高溫中燒成。器表有一層光滑的釉麵，可高溫消毒，清潔衛生。製瓷原料開采容易，可大量生產，比金、銀、銅、漆器經濟實用。故一經出現就獲得人們的喜愛，並迅速發展。至遲自漢起，瓷器就以一種獨立的新興的商品進入市場，逐漸由國內傳播到國外，豐富了人類生活，為人類文明作出了貢獻。
中國瓷器文化的發展，約是公元前21—前16世紀的夏代製成原始青瓷，經過商周戰國漫長時期的不斷改進創新，至西漢晚期才開始製造出成熟的青釉瓷器。到東漢中晚，其青釉瓷的釉色更為精美，“釉層透明有光澤，淡雅清澈，猶如一池清水”。同時，來源於原始瓷的醬色釉瓷發展成了黑釉瓷。並也以新興的商品暢銷長江中下遊與中原、北方等地。
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華青瓷進入到一個高峰期，生產規模與製作技術、藝術設計，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它以澄碧似玉的釉色、精巧多姿的造型、豐富多彩的裝飾，取代了日用器皿的陶器，價格昂貴的金、銀、銅、漆器，一躍成為人們所喜愛而又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品，以及嗣後的葬喪明器。
三國時，在裝飾藝術上出現了新的青釉下以筆繪畫的單色褐彩紋飾，其文化內涵，有具佛、道意識的羽人、佛像、仙山、瑞獸、神禽等。造型藝術，注重將實用與觀賞融為一體。善於吸取瑞獸、神禽的動物形象為器物裝飾或造型。為器物裝飾的，有馬鞍山宋山東吳墓出土的青瓷雞首雙係罐，即有雞首雞尾裝飾；東吳朱然墓出土的青瓷卣行壺，肩貼塑四羊頭鋪首、壓印聯珠紋與菱形回紋帶。以動物為造型的有當塗太白鄉出土的虎子瓷，該瓷以頭塑虎首，在兩肋刻畫羽翼，體態肥壯，造型生動優美，紋飾細膩。為死者喪葬的明器有鎮江東吳時期反映佛道文化的堆塑穀倉罐，俗稱“魂瓶”。罐上疊置一座三層廡殿式樓閣與雙闕，四周有雜技俑10人，頂部雲集展翅欲飛的神鳥，腹部有佛像與動物間隔環列。場麵壯觀，裝飾繁縟。這種穀倉罐源於漢代的五聯罐。它集捏塑、模印、貼塑於一身，不愧為實用與文化內涵豐富的珍貴藝術品。
兩晉時，裝飾手法多沿襲三國，以動物形體造型、裝飾和刻畫、堆塑、模印組合裝飾堆塑穀倉罐（俗稱魂瓶）依然流行，但以筆繪的具佛道文化內涵的釉下褐彩不見出現。其雞首罐除沿襲外，新創有於盤口壺上飾動物提梁。印花紋多承襲三國時常在器物的口沿或肩、腹處飾花蕊聯珠紋或圓圈聯珠紋與網紋組合的環帶紋，創新的環帶紋有虎、龍、鳳等紋，在漢、三國流行的弦紋與水波紋極少見。明器方麵新增有雞舍、鴨舍、狗舍、豬圈小件器，這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東晉南北朝，由於注重實用，花紋裝飾大大減少，器物造型，以動物形象為器物之形趨向衰落。但雞首壺變化大，一般在壺肩上稍作紋飾，而在器身飾褐彩斑塊，雞首增高，壺頸增長，肩飾橋形係，在口肩處設高曲柄的龍頭、羊頭、虎頭銜盤口，大小罐之肩上多做橋形係。碗的形式，漢與三國多圓鼓平底，兩晉至南北朝，碗底由淺餅足逐漸升高為高餅足（或稱鍛圈足）。南北朝時，由於佛教盛行，喜在碗、盤、壺、尊內外刻、貼、印蓮花紋，因蓮花是佛門的聖花，故為裝飾中的主題紋飾。
隋代瓷器，在瓷器史上是一個新時期的開端，也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不僅有其獨特的風貌，更有劃時代的創造。
器物造型特點，瓶、壺、罐、碗皆秀長，除碗外，於下足多有外撇。其壺、罐之耳係，不再是南朝時的橋形係，而是普遍改為複式係。碗壁瘦高，底足雖仍為實心的假圈足，但足體小，約為口大的三分之一，雞首壺之雞首更為寫實，雞頭長而曲，下足外撇是其獨具的特點。新出現一種雙柄龍首銜口雙腹瓶與高足盤，高足盤的高足呈空心喇叭狀，這是隋的典型器。
花紋裝飾，除沿襲南北朝盛行的蓮花外，還采用團花紋形的刻、印花朵紋、草葉紋、卷草紋為裝飾。在布局上巧妙地加以穿插，替換成新的圖案飾於碗、盤的中心，或飾於罐、缽的肩腹上。其裝飾藝術最突出的是四川邛窯率先創繪高溫釉下綠、褐、黑三色的聯珠紋與圓圈紋組合紋飾，飾於高足盤與斂口鼓腹缽上。在釉色上，北方河南鞏縣、河北臨城首創了白釉瓷。白釉瓷與高溫釉下三彩的成功燒製，不僅是隋代瓷器的重要成就，同時，也是瓷器史上的又一次飛躍。
唐代瓷器，是瓷器文化發展的又一高峰。在隋的基礎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許多名窯遍布南北各地，製瓷精美，凡生活日用的餐具、茶具、文具、樂器以及實用的瓶、罐、壺等無所不備，其品種、造型、紋飾新穎多彩，製作工藝遠遠超越前代。
這時瓷器的發展，形成了以越窯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窯為代表的白瓷兩大瓷窯係統。與此同時，四川邛窯於隋始創的高溫釉下綠、褐、黑三彩彩繪瓷更臻於完美，湖南長沙窯受其影響，於中唐異軍突起，破天荒地集詩、書、畫於一體，將中國傳統藝術移植於青瓷上。河南黃冶窯率先運用鈷藍繪畫於白瓷釉下，創燒了中國的原始青花瓷，從此中國瓷器文化進入了一個新天地。這些瓷器不僅行銷國內各地，還遠銷海外：如9世紀埃及的福斯塔、兩河流域的撒瑪拉遺址，及日本的奈良、京都、福岡和朝鮮等皆有中國瓷器出土。
唐代瓷器造型變化。三國兩晉南北朝流行的雞首壺已不見，而是一種喇叭口狀，曲柄深腹，圓管形或多菱形短流，平足的執壺。隋的高足盤消失，以矮圓足或三足盤代替。碗在初唐時留有隋的深腹、直口、平足的遺物，中唐則為淺腹、敞口外撇的玉璧底足碗，晚期向寬圈發展。這種碗式的流行，與唐代飲茶盛行有直接關係。唐時稱這種碗叫作“茶甌”，與茶甌相配的是“茶托”，或稱“茶船”。瓷枕於隋已出現，在唐有較大發展，一般為條形、腰子形。瓷硯多為圓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多為三、四、五、六不等的蹄足，唐則向多足或鏤空圈足發展。在瓷塑方麵，邛窯與長沙窯皆善塑各種動物與小娃娃像生瓷，特別是邛窯的小娃雜技俑惟妙惟肖，為我們留下了唐代雜技表演的形象。
唐代釉色，以越窯為代表的青瓷，最優者是秘色瓷，時人對其多有讚場，如陸龜蒙《秘色越器》“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徐寅《貢餘秘色茶盞》“嫩荷涵露”。以邢窯為代的白瓷，陸羽《茶經》有：“邢瓷類銀”、“邢瓷類雪”的評語。李肇《國史補》有“內丘白瓷甌，端溪瓷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足見其青瓷、白瓷之美與產量之多。
在裝飾上，唐代出現了花瓷，它以河南魯山為代表。所謂“花瓷”，是指一種在黑釉帶乳白中呈現針狀藍色斑的瓷器。這種花瓷與後世的鈞窯有直接關係。關於釉下多彩裝飾，邛窯與長沙窯皆於青釉下以褐、綠、黃或多色合用繪植物紋，雖草草幾筆，頗得寫意之妙。長沙窯的動物、人物與植物紋組合繪畫，意境清新深遠，這些特色和以詩文與書法作為瓷器裝飾是唐代瓷器文化又一特色，為後世瓷器裝飾樹立了典範。此外，在造型與紋飾上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如故宮所藏的青釉鳳頭龍柄壺，裝飾中有胡人形象、卷草、葡萄、聯珠紋等，即是波斯及西亞金銀器慣用的紋飾，但蓋上的鳳鳥形象及蟠龍形柄，則是非常傳統的中國風格，兩種不同風格的文化能夠和諧地統一在一種器物上，隻有在唐人勇於創新的氣度下才能實現。又如長沙窯的人物、獅子、葡萄、桫欏樹、椰棗紋、力士像；邛窯的大量圓圈聯珠紋等皆是異域風格的紋樣，是波斯金銀器、織錦上的常見紋飾。
五代瓷器，雖是政權分裂割據，但仍有不同的進步。越窯即於五代早期燒製成功青釉下繪褐彩紋飾，燒成大件缸、瓶、尊等。河北的定窯亦加工精細、造型新穎，釉色有純白和白中閃青。在河南密縣亦始燒白瓷、黑瓷、黃釉瓷，以白瓷為主，餘皆次之。江西景德鎮亦燒出青瓷、白瓷，青瓷與越窯近似，甚而有的可以亂真；白瓷與北方定窯接近，但透光度極好，這對宋代青白瓷，元、明、清時期的青花與彩瓷的發展，都有著極為重要奠基的作用。
在造型上，三國兩晉時期造型多以動物形象為範本，五代時期則以自然界中的植物取形。如瓜棱形曲流注子、菱花形盤、荷花形盞托、海棠式碗等等。碗的造型沿襲晚唐的玉璧底。盤碗口常作花形，有五
隋代之交通：據《隋書·楊素傳》，楊素曾在川江永安（今重慶奉節）造艦船，以五牙艦為主力組成艦隊，與陳交戰，曾三戰三捷。於開皇八年（公元588年）首戰於長江三峽，“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萬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而“楊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使陳將敗走，“悉俘其眾”。二戰是在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夜襲陳，將戰呂仲肅，破其橫江三條鐵鎖，仲肅軍夜潰。三戰“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俘甲士二千餘”《資治通鑒》卷177.
隋興建運河，將南北聯成一氣，鞏固了全國統一，特別是對南北的經濟、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運河成為貫通南北的大動脈。運河中“商旅往還，船乘不絕”。杜佑在《通典·州郡典·河南府》中說：“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煬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揚州）焉，其交廣、荊、益、揚、越等州，運漕商旅，往來不絕”。南至廣州以西（交州），東到福建、浙江、江蘇，西到四川成都，糧舟商舶，前後相望，揚帆無阻。
經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瓷器，在峽路中，不僅有浙江、湖南、河南的青瓷，還新增有江西洪州窯青瓷，同時長江上遊川西地域的邛窯青瓷已運銷至峽江的忠縣、秭歸等地。由此可知長江上下遊的瓷器已發展為相互貿易爭市的商品。
唐代水上交通，利用隋代開鑿的運河汴渠（通濟渠）和長江幹支流為主道，以揚州為中心，形成一個通江達海的水運網。其水運交通路線，由蜀中沿江而下到揚州；廣州經湘江、贛水進長江至揚州，再經汴渠進黃河入渭水至長安。長江及其以南的商旅集中到揚州，自此向西北可水運至長安和洛陽，甚至經永濟渠可達清河（河北清河）和幽州。唐代的貢調物資亦由揚州集中運往長安。
唐有“揚一益二”的說法，這兩個經濟都會之所以繁榮，除了自身的富庶外，當於水運交通有關。這時四川的交通是四通八達，尤以水運交通最為繁忙，成都可從岷江而下至長江出三峽，到長江中下遊抵揚州出海。
關於從揚州出海之依據，可以文獻記載與出土物為證。文獻有唐詩，盧綸《送何召下第歸蜀》：“水程通海貨”盧綸：《送何召下第歸蜀》，《全唐詩》卷2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09頁。《送從叔權牧永州》：“浪裏爭迎三蜀貨”盧綸：《送從叔叔牧永州》，《全唐詩》卷27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8頁。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成都）》：“濯錦清江萬裏流，雲帆龍舵下揚州”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全唐詩》卷17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頁。杜甫《解悶十二首》“商胡離別下揚州”杜甫：《解悶十二首》，《全唐詩》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頁。岑參《萬裏橋》：“成都與維揚，相去萬餘裏。滄江東流急，帆去如鳥翅。”岑參：《萬裏橋》，《全唐詩》卷18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頁。從這些詩中可窺見成都運載貨物入三峽達海港揚州的壯景。以出土物為證，有三峽沿江城市出土的邛窯三彩罐、瓶、碗、杯、四係盤口罐、貼塑三彩熏爐、青釉褐黃彩繪瓶、圈足硯、黃釉綠彩玉米大盤等；長江下遊有南京博物館收藏的邛窯短嘴壺、水注、小瓷塑等；揚州有揚州出土的邛窯青釉褐彩大罐。關於海外邛窯陶瓷，在日本久留未市出土有邛窯聯珠紋壺[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時代的陶瓷》，載《中國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二輯，1983年版。在兩河流域的撒瑪拉遺址也當有邛窯陶瓷出土：據美國學者葛維漢於20世紀40年代所著《邛窯陶記》的附注中說，“為了寫這篇文章，我獲得機會訪問歐美一係列博物館，在大英博物館中藏有底格裏斯河附近撒瑪拉和羅明納德遺址（原位）出土的中國瓷器，這些屬於公元800—900年的瓷片，有的與邛窯出土物極為相似”[美]葛維漢著，成恩元譯：《邛窯陶瓷》，載《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冊，四川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這附注又可以說明兩河流域，有邛窯唐五代瓷器的可能。其次是2001年在邛崍參觀邛窯博物館陶瓷展覽時，北大秦大樹教授說：“我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看到這類彩繪瓷，還以為是清代瓷器，沒想到還是邛窯產品”。2004年秋，筆者專程赴大英博物館考察邛窯外銷瓷，即在大英博物館的東方文物藏品庫中，發現有邛窯三彩臉麵譜、黑褐釉麵譜殘件，綠釉龜蓋硯、釉下綠彩碗、白釉（似生燒）小葫蘆瓶、侈口杯、綠釉小龜、長頸帶把壺等，入館時間最早是1905年，最晚是1937年，有的是捐贈的，有的是收購的。當然這些器物，不一定是唐、五代時入境的，但也不能排除在唐、五代時邛窯已有外銷到西亞與東非，甚而至歐洲的可能。
從以上詩句與三峽沿江城市、揚州出土的以及大英博物館藏品中的邛窯陶瓷、北大秦大樹教授在埃及所見的邛窯陶瓷，足證從成都穿三峽直抵揚州這條水運路線，在唐、五代時，已成為重要的國際交通線了。
成都通過水運與長江中下遊商貿交易仍十分頻繁。杜甫詩《絕句四首》“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裏船”杜甫：《絕句四首》之三，《全唐詩》卷4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9頁。《客居》“蜀船久不來，吳鹽擁荊門”杜甫：《客居》，《全唐詩》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頁。《秋風二首》“吳檣楚柁牽百丈，暖向成都寒未回”杜甫：《秋風二首》，《全唐詩》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頁。《夔州歌十絕》“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杜甫：《夔州歌十絕》，《全唐詩》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頁。《遊子》“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杜甫：《遊子》，《全唐詩》卷2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9頁。杜牧《揚州三首》“蜀船紅錦重”杜牧：《揚州三首》，《全唐詩》卷5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3頁。劉禹錫《洞庭秋夜行》“蕩槳巴童歌竹枝，連檣估客吹羌笛”劉禹錫：《洞庭秋夜行》，《全唐詩》卷35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85頁。《鬆滋望渡峽中》“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劉禹錫：《鬆滋望渡峽中》，《全唐詩》卷35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96頁。盧綸《送朝長吏赴荊南舊幕》“月明三峽路，浪裏九江船”盧綸：《送朝長吏赴荊南舊幕》，《全唐詩》卷27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03頁。等等。通過詩人筆下的描繪，不僅證實唐時長江三峽水運通暢，來往船隻頻繁，還為我們展現了一幅距今千年，長江上下遊途經三峽的大小商旅船隻穿梭往來、航運繁忙的盛況畫卷。這些船隻載運貨物，一般史書所記載，主要是蜀麻、蜀錦、茶葉、吳鹽、珠寶、香料等，現根據近數十年考古資料，尤其是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動工以來搶救發掘的唐代文物中，是以瓷器為大宗。
交通的發達，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商貿的繁榮。以瓷器商品生產而論，在隋唐五代，是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各顯其美、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共謀發展的新時期。黃河流域在北朝已有白瓷的萌生，到隋代臻至成熟，至唐代已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長江流域上遊的邛窯青瓷，在長江下遊越窯釉下褐彩的啟迪下，於隋代首先創燒了高溫釉下褐、黑、綠與釉下白彩瓷。從此打破了僅單色瓷的格局，到唐代邛窯三彩著稱於世，屬邛窯係的窯場遍布長江上遊支流的岷江、沱江、涪江沿岸，以成都為中心計13個市縣。長江中遊的湖南湘陰嶽州窯又承傳發展了邛窯釉下彩，啟發了舉世矚目的長沙窯，長沙窯釉下彩集中國傳統花鳥、人物、山水、詩歌於一體，將繪畫與書法藝術移植於瓷器上，為當今五彩繽紛的彩繪瓷之先驅，到唐末五代時，窯場遍布湖南長沙銅官鎮湘江東岸十裏河濱。浙江的越窯青瓷燒製成功類玉之美的“秘色”瓷，其窯場以浙江慈溪上林湖計，唐代即有66處。唐代因茶文化的蓬勃興起，對盛茶器具極為講究。陸羽《茶經》中，評越窯青瓷類玉似冰，邢窯白瓷類銀、類雪。詩人對此也有類似描述，如杜甫詩《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杜甫：《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全唐詩》卷2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頁。劉言史《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湘瓷泛輕花，滌盡昏渴神”劉言史：《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全唐詩》卷46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7頁。等。詩人墨客與“茶仙”陸羽的評述、讚美與飲茶的需求也相應地推動了瓷業的發展，有了發展就必然要尋求市場銷售，唐時不僅在國內廣為銷售，而且以一種新興的商品進入國際市場，遠銷東南亞與西亞及東非。中國的絲國（Seres）之名，即因瓷業的蓬勃興盛，也逐漸被瓷國（China）所替代。
瓷器商品在唐代銷往長江三峽與長江上遊的情況史無記載，但我們可以商品交易的規律與出土瓷器為據作一探討。
商品交易興茂繁榮之地，必是商業繁榮交通發達之地，唐時的長江三峽，夔州是川東的門戶、水運的咽喉、商貿繁榮交通發達的城市，其根據可從李白之詩與杜甫於765年9月—768年1月於夔州所作之詩中尋得。
李白《江上寄巴東故人》
“瞿塘饒商賈，音信莫令稀”。李白：《江上寄巴東故人》，《全唐詩》卷1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頁。
杜甫《長江二首》
“眾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杜甫：《長江二首》，《全唐詩》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4頁。
《白鹽山》
“白榜千家邑，清秋萬估船”。杜甫：《白鹽山》，《全唐詩》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頁。
《三韻三篇》
“蕩蕩萬估船，影若揚白虹”。杜甫：《三韻三篇》，《全唐詩》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頁。
《柴門》卷
“風煙緲吳蜀，舟楫通鹽麻”。杜甫：《柴門》，《全唐詩》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頁。
《夔州歌十絕》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杜甫：《夔州歌十絕》，《全唐詩》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頁。
《秋風二首》
“吳檣楚柁牽百丈，暖向成都寒未回”。杜甫：《秋風二首》，《全唐詩》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頁。
《灩澦》
“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杜甫：《灩澦》，《全唐詩》卷2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6頁。
《最能行》
“峽中丈夫輕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家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杜甫：《最能行》，《全唐詩》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頁。
總括以上詩句可說明三點：
（1）夔州商人不僅數量眾多，其停泊的船隻，集長江上遊支流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與中下遊之船隻擁塞於夔州，或行於江上。足見其商貿之繁榮。
（2）商船所載之貨為吳鹽蜀麻，是吳蜀的主要特產，其貨船之大有萬斛且行若風，可見通行之速捷與博利之厚。
（3）來此經商的有下遊的吳檣、中遊的楚船，波斯商賈也雲集於夔州和本地富商小販共同經營開發，形成船舶輻輳、商貿繁榮的盛況。此外，需說明的是，杜詩中所言的“舟楫通鹽麻”、“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似乎所裝載之物僅為吳鹽蜀麻了，這是不可能的，而詩人又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描述呢？主要是吳鹽蜀麻產量大，又是生活必需，還是兩地主要特產，具有代表性，舉其為例而已。實際上商船中所載之物應無所不有。其他商品暫且不論，僅以瓷器而言，蜀麻船中必有邛窯陶瓷。因邛窯和所有瓷窯一樣，為產品銷售快捷，均建於江岸水上運輸方便之地，邛窯地處長江上遊，其產品輸往三峽與中下遊是順水順舟之事，而水運載量大，尤以順水而下快捷，用費低廉，絕不可能走陸路耗時耗力。所以以成都為中心，擴展於岷江、沱江、涪江的唐五代邛窯瓷器在長江三峽上下沿江城鎮多有出土。又如吳鹽貨船中同樣有下遊逆水而上的浙江越窯、安徽的壽州窯、繁昌窯；中遊的江西洪州窯、湖南的湘陰窯、長沙窯；甚而黃河流域的河北邢窯、定窯等瓷器。故這些窯口的瓷器在長江三峽上下沿岸城鎮均有出土，而這些瓷器就是吳蜀貨船經由夔州而運往所屬各地的。
唐、五代時，長江三峽出土瓷器極為豐富，幾乎所有的名窯產品都有，可見其交通之便利，瓷業商貿之昌盛。三峽沿江城鎮出土瓷器之地較多，不便一一盡述，僅選其具有代表性的墓葬、遺址簡介於下：
1978年萬州出土有唐永徽五年（655年）冉仁才駙馬墓，墓中其他珠寶金銀器不計，單瓷器就達102件，若此墓早年未被盜掘，數量則不知又為多少。四川省博物館：《四川萬縣唐墓》，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這批瓷器經研究對比鑒別屬湖南湘陰窯青瓷，其種類有日用器與冥器兩大類，日用器有碗、盤、杯、勺、唾壺、燭台、燭台、硯、棋盤等。冥器是大宗，有房屋、灶、車輪、案俎等，而數量最多，藝術價值最高的是瓷塑的人物俑、動物俑，其中人物俑數量最大，計有81件，占現存瓷器總數的4/5.人物俑中有武士俑、武吏俑、騎士俑、文吏俑、樂伎女俑、侍從俑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士俑與侍從俑中有16個胡人俑。動物俑有生肖俑、戰馬、駱駝、牛、雞、展翅欲飛的神鳥等。這些湘陰窯青瓷胎質白細，釉色明潤亮麗，造型端莊，瓷塑的各種俑像均神形兼備，栩栩如生，大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勢。當然這批瓷器是皇親國戚享用的陪葬品，並非商品貿易瓷，但數量之多，質地之優，至少證實唐代瓷器除越窯外，湘陰窯異軍突起，尤其是在瓷塑藝術水準上，是遙遙領先優於越窯的，充分顯示了唐代製瓷業的高度發展，同時，證實在唐早期三峽水運已很暢通。
2002年雲陽明月壩發掘出一個唐宋時的集鎮遺址。此遺址位於重慶雲陽澎溪河明月江岸的一級台地上，總麵積25萬平方米，台地東西長，南北窄，形如彎月，故名“明月壩”，地勢平坦，臨江靠山，交通便利。經田野發掘，揭露出了衙署、佛教寺廟、道路、公共建築遺址等。出土瓷器有邛窯、青羊宮窯、長沙窯、湘陰窯、越窯、邢窯、定窯等窯口的青瓷、白瓷、釉下彩繪瓷和大量的博具、錢幣、權等。李映福：《明月壩唐代遺址初步研究》，《重慶2001年三峽文物保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頁。表明這是一個非農業經濟型的集鎮，而是唐宋時期雲陽澎溪河流的交通商業中心。
此外，在秭歸、巴東、巫山、奉節、萬州、忠縣、涪陵、重慶等地均有長沙窯、邛窯瓷器。邢窯白瓷在巫山、奉節、萬州、雲陽、忠縣有出土，壽州窯在忠縣有出土，湘陰窯在雲陽、萬州有出土，越窯除雲陽出土外其他地方還不夠了解，洪州窯瓷器萬州有出土。五代時雲陽有定窯瓷器、奉節有衡州窯瓷器出土，五代末宋初有巫山出土的遼三彩瓷器。
從以上所述，可知唐、五代三峽庫區幾乎全國名窯產品都在這裏進行商貿了。產品分布最廣的是邛窯、長沙窯，其產品亦多於其他各窯口。其他各窯口僅日用瓷的餐具碗、盤，或茶具的壺、罐等，而邛窯與長沙窯，幾乎凡生活用瓷的餐具、衛生器、文房用具、陳設器、寢具、茶具等無所不有，真可謂是這裏瓷貿商品的領軍者。
為何唐、五代三峽庫區瓷器商貿的領軍者是長沙窯與邛窯產品？商品經濟發展規律是：誰的商品最符合社會需要，誰的商品最物美價廉，兩者兼備，誰就是領軍商品。邛窯與長沙窯及其他瓷窯皆符合社會需要，但物美價廉，邛窯與長沙窯產品為其他窯所不及，故而還是邛窯、長沙窯產品領先。邛窯與長沙窯為三峽庫區瓷貿商品的領軍瓷，出土瓷器帶來的信息，約有：一、邛窯與長沙窯是一種新興的商品瓷，具有釉下多色多彩繪紋的藝術魅力，雅俗共賞，極合人們的審美情趣。二、兩窯與三峽庫區地緣臨近，運輸方便，來往耗費少，成本低，具有價廉物美的特點，很受人們的青睞。三、是長沙窯薄利多銷，明碼實價，如曾於油瓶子上標價“伍文”，這種價格不會超出社會最底層的承受能力，能滿足社會各階層需要。四、長沙窯產品已優於邛窯，集詩、書、畫於瓷器上是最大的創新，最獲世人的珍愛。同時長沙窯為擴大市場，增強競爭力，刺激購買者的欲望，用詩文題寫於商品瓷的瓶上：“買人心惆悵，賣人心不安。題詩安瓶上，將與買人看”，其意義既明白又含蓄，正如唐代詩人張祜《題詩徹上人舊房》中所言：“滿堂詩板舊知音”張祜：《題詩徹上人舊房》，《全唐詩》卷5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8頁。即尋覓買主，尋覓知音。這是一千多年前的文化與商品結合開拓市場、占領市場的一種高招。故長沙窯不僅在三峽庫區是商貿瓷的領軍者，在東南亞、西亞及東非商貿瓷中仍是領軍者。
綜前所述，三峽庫區出土的瓷器與瓷器商貿的情況、詩人的記載，充分證實隋唐五代三峽水上交通是暢達而繁忙的，三峽航運為長江上下遊與黃河流域的商貿往來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長江三峽，素有“瞿塘天下險”之稱，在唐時又是怎樣化險為利的？檢索史料，李白《荊州歌》言“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李白：《荊州歌》，《全唐詩》卷1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頁。唐李肇《唐國史補》全書所記之事，始自唐開元至長慶一百來年之事（721—824年），記有“五月下峽死而不吊”。可見三峽之瞿塘峽雖已通船，其危險性仍很大，即便是通航也是有季節性的。但到大曆765—768年，杜甫於夔州《最能行》詩句“欹帆側柁入波濤，撇漩捎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征”杜甫：《最能行》，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頁。可見到大曆時船工對三峽水勢已有所掌控。《唐國史補》又記：“江淮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三峽，河之三門……皆絕險之所，自有本地人為篙工”。此表明為控製絕險之三峽，夔州本地駕船的篙工，終於經過千百年的探索總結使三峽水運暢達。《唐國史補》續記：“近人杜邠從川西除江陵，五月下峽，官舟千艘，不損一隻”。從這些記載，足證三峽人為發展商貿，經過千辛萬苦，逐漸攻克了三峽瞿塘天險，溝通了長江上下遊這條黃金水道，為水運通達、商貿繁榮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長江三峽庫區隋唐五代瓷器商貿路線。隋代開鑿運河，即溝通了南北及西蜀，水運事業進入新的裏程碑，至唐時更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尤其是逐步控製“瞿塘天險”後，三峽水運更是興旺發達，其商貿路線以水運為主。
黃河流域的河北邢窯白瓷、五代定窯白瓷以及漠北的遼三彩，入三峽庫區路線約有三條：
（1）從永濟渠到洛陽至潼關，經廣通渠到長安，而後經金牛道，由岷江進長江，入三峽。
（2）經永濟渠達通濟渠（即汴河），至淮陰，達鎮江，逆水而上至江陵，再直入三峽庫區。此線有王維《千塔主任》詩句“臨窗汴河水，門渡楚船人”王維：《千塔主人》，《全唐詩》卷1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頁。李端《送吉中孚拜官歸楚州》“孤帆淮上歸，商估夜相依”李端：《送吉中孚拜官歸楚州》，《全唐詩》卷28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20頁。為證。
（3）經永濟渠到洛陽，再經漢水到江陵，由江陵轉運入三峽庫區。此線有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句“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全唐詩》卷2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57頁。為證。
長江中下遊的越窯、壽州窯、繁昌窯、洪州窯、湘陰窯、長沙窯、衡州窯及長江上遊的邛窯的商貿瓷通過水運入長江三峽庫區或長江上下遊，分別有五條不同路線匯於長江幹流，或逆水而上，或順水而下，集於江陵再分轉，或直達入峽路，或直入揚州；
（1）越窯產品經汴渠運河至京口（鎮江），入長江，逆水而上至江陵；
（2）壽州窯產品經淮河到漢水，至江夏（武漢），入長江至江陵，繁昌窯產品直達蕪湖，入長江，至江陵；
（3）洪州窯產品沿贛江過鄱陽湖達九江至江陵；
（4）湘陰窯、長沙窯、衡州窯產品沿湘江穿洞庭湖至巴陵（嶽陽），至江陵；
（5）邛窯產品分別由成都經岷江、沱江、涪江順水而入長江至三峽達江陵。有張祜《送蜀客》詩句“萬裏一船發，行行三峽夜”張祜：《送蜀客》，《全唐詩》卷5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8頁。為證。
以上五條瓷器商貿路線集中江陵而後分別轉上下遊，有杜甫詩《客居》“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杜甫：《客居》，《全唐詩》卷2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28頁。為證。
（五）吳帆蜀楫過如織，冰肌玉骨青白瓷
兩宋時，長江流域由於未直接受到戰爭的破壞，以及政治經濟中心南移趨於完成。社會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人稱“東南諸郡，饒富繁盛”、“今之沃壤，莫如吳、越、閩、蜀”。四川的成都平原和長江下遊平原最為發達，當時的川、淮、浙都是糧食的大產地，同時又是手工業發達之區，人口稠密，都市繁盛，是財富繁盛之區。其流通貨物以茶、鹽、糧、瓷器為大宗。由於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出於東西聯係的需要，以及當時川滇、川黔交通梗阻，川陝交通受到軍事的約製，唯峽路貫穿東西，使峽路便成為與宋政權唯一的通途。也是維係宋政權的經濟與軍事的生命線。北宋寶祐三年（1254年）董槐上書要求“置司夔州”，以通荊南《宋史·理宗紀》卷44.即說明峽路之重要。
宋時，峽路是轉運蜀布帛、茶葉、鹽、瓷器、糧食和馬的重要漕運路線。當時，重慶已是“商貿之往來，貨泉之流通，溯江而上下者，又不知幾許”清道光版：《重慶府誌·輿地誌》卷一。嘉陵江也是“商販溯嘉而上，馬綱順利而下”《宋會要·兵》卷23之36.的繁忙景象。據載，自成都“順流而下，委輸之利，通西蜀之寶貨，傳南土之泉穀。建帆高掛則越萬艘，連檣直進則倏逾千千裏，為富國之資，助經邦之略”《全蜀藝文誌·蘇德祥·新修江瀆廟記》卷37上。《宋史·食貨誌》卷175：“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自嘉州，水運達荊南，自荊南遣史綱運送京師”。《玉海》卷182：“川益諸州市載嘉州水運至荊南，遣綱送京師，歲達六十六萬，分十綱”。這些記載均說明宋時這條水道極為重要，船運事業空前繁榮。同時也可見當時漕運的起點不僅在成都，而且還有嘉州。其“運輸量，僅官府漕運的布匹一項，宋初每年就達百萬匹”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論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頁。可謂“峽路交通發展在四川交通史上發展到了高峰”藍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頁。
瓷器的第一屬性，是商品的經濟產品，是為社會消費的物質產品，它的發展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
北宋初重新統一了全國，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注重農業生產，鼓勵農民開墾土地，擴大耕種，興修水利，農業有了發展，促進了南北經濟繁榮，擴大了商業與手工業的興旺發達。北宋的城市裏，商鋪毗連，買賣不限地區。有些城市的商貿交易擴大於城外，被稱為“草市”、“虛市”發展為固定的市鎮。唐時十萬戶的城市隻有十餘個，至北宋時則增加到四十餘個，都城開封居住著百萬人口，有各種各樣的交易行業，還有六七處娛樂場所，叫做“瓦市”。南宋時，政治中心的南遷，經濟文化得到充分的交流，南方的社會經濟、農業手工業生產更加繁榮昌盛，都城臨安（杭州）居住著上百萬人口。商業興茂，從食品、日用品到奢侈品應有盡有。其中還有專設銷售青白瓷的商店，可見其瓷業商品之多，又可見瓷器的商貿交易按窯係分工了，其瓷業手工業的發展已非往昔可比。其他城市如平江（蘇州）、建康（南京）、鄂（武昌）、江陵、成都、重慶等地的工商業都市亦很發達，有的達到了“商賈輻輳，舟車駢集”的盛況。重慶是一個新興商業城市，其商貿之盛，已是“商貿之往來，貨泉之流行，溯江而上下者，又不知幾許”的繁盛局麵。在海外貿易方麵，也相應地發達起來，與南宋通商的國家有50餘個，出口的物資主要以絹帛、錦綺、瓷器為大宗。市舶司的稅收成為南京政權的重要收入。
宋代瓷業，在唐五代長足發展的基礎上，更有新的突破與創造，是中國瓷器發展的黃金時代，形成了萬花齊放、爭豔媲美的新局麵：民窯林立，官窯崛起，除五大名窯定、汝、官、哥、鈞外，還形成了六大窯係。在北方有集刻畫印花青瓷的耀州窯係與色彩璀璨雅麗的鈞窯係於一身，融刻、剔、繪畫、書法於一體的磁州窯係，白如霜雪的定窯係；南方有青翠如玉的龍泉窯係，冰肌玉骨的青白瓷係。筆者認為在南方還應加上漆黑窯變多姿的建窯係，共為七大窯係。這七大窯係除擁有資深的龍頭產品外，也根據自身的資源與技能模仿、學習其他窯係的精華以滿足市場的供求。
四川陶瓷手工業的發展，雖在著名的七大窯係中未排上名次，但在原有基礎上，也是鮮花綻放，各競其美的。如在唐五代已負盛名的邛窯三彩，到宋時仍在不斷地創新改進，青釉瓷與釉下彩瓷，無論從工藝還是質地上都比唐代顯得精進。唐時的省油燈，南宋時還贏得詩人陸遊的讚美：“蜀中有夾瓷盞，注水於盞唇竅中，可省油之半”。這樣的省油燈，在樂山屬邛窯係的蘇稽窯亦有燒造。其屬邛窯係的瓷窯，在宋時遍布於長江上遊支流的岷江，涪江流域的邛窯、蒲江、郫縣、灌縣、綿陽、江油、蘆山、樂山等市縣。特別是成都東郊屬邛窯係的琉璃廠窯，興於晚唐，盛於兩宋，除燒有邛窯特色的瓷器外，在北宋還創燒了宋三彩的冥器陶俑，無論是人物俑、動物俑還是各類神話俑均栩栩如生。其瓷器的種類無論是日用餐具或陳設器、文房用器，均無所不具，在20世紀70年代調查時，還遺存21個窯包，占地麵積達340畝，出土的碗、盤之底部，還打印有工匠的標記。◇◇、□、☆、□、幹、玉、席、太、九、香、吳、劉等，以及作坊主的姓氏：王造、竇造、範造、苟造等。從其工匠標記之多，可見其生產規模之大、產品之多，其作坊主姓氏、標記因商品品牌的不同而各具特點，這也是一種競爭意識的反映。白瓷碟發展，唐時杜甫已有詩記載，在20世紀70年代作過專題調查，雖有些線索，但終未找到窯址，仍處於雲遮霧罩中。可就在同一時期，彭州窯經科學的考古發掘，出土有窯爐與大量白瓷，與有紀年銘文“嘉祐”（1056—1063年）的六方軸座，及紹興七年碗陳麗瓊：《四川古代陶瓷》，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頁。出土的白瓷除裝燒工藝遜於定窯，其他如刻花、印花紋飾的題材與構圖均與定窯類似，但總體不如定窯，可它卻是蜀中瓷器之首，故在成渝兩地的瓷窯中多有仿造。宋時北方耀州窯青瓷，位於蜀中的達州窯亦在仿燒承傳。
兩宋時，四川黑釉瓷異軍突起，無論瓷質還是產量均獨領風騷，為各瓷之冠。在仿建窯黑釉窯係中，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其黑釉窯的分布，川北有廣元窯、南充果州窯，川南有樂山西壩窯，川西有蒲江窯、成都灌縣金鳳窯；在重慶有塗山窯、巴縣清溪窯、薑家窯、榮昌昌州窯、合川合州窯等。它們均在主燒黑釉瓷中，也仿燒其他名瓷，且均各有自己獨特風格。現僅選成都金鳳窯、重慶塗山窯列舉如下：
成都灌縣金鳳窯，既仿燒建窯的烏泥黑胎盞，亦燒黃胎，以黃胎為主，其紋飾有兔毫狀紋、虹彩窯變等。其種類，主要為茶盞，造型有斂口、敞口、弇口等，值得注意的是，其弇口不啻建窯、吉州窯，重慶塗山窯的弇口凹凸線僅於內唇下5至7毫米處，它還有下落於唇下1.5至2厘米處的腹壁上，這種下落弇口盞在樂山西壩窯有發現，但腹壁淺坦，不如金鳳窯腹深。金鳳窯除燒大量茶盞外，其他日用的碗、盤、罐、壺、爐、瓶、研磨器皆有之。從造型品種的多樣性來看，超過了建窯黑釉瓷，因經濟利益的驅動，建窯除主燒黑釉瓷外，也兼燒青瓷青白瓷，金鳳窯也兼燒彭州窯白瓷、磁州窯係的白底黑花瓷。此窯曾於2000年，經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揭露出36座半倒焰似的饅頭窯，足見其生產規模之大。
重慶塗山窯經過了20世紀80年代的考古調查，在以重慶南岸黃桷埡街道為中心、南北延伸長約8公裏的範圍內散布著12個兩宋時的黑釉瓷窯。經1982年至2005年斷斷續續的搶救性考古發掘，總麵積2360平方米，揭露出27座以煤為燃料的石結構半倒焰式的饅頭窯，及作坊房屋與淘洗池等。出土瓷器與窯具不計其數，揀選標本達6000餘件。瓷器類有黑瓷、白瓷、青白瓷，而以黑瓷為主。器類種類以茶盞、碗、盤、碟、罐為主，其他日用瓷的壺、茶托、瓶、爐、盒、水注、鳥槽、研磨器，大小、造型多姿，各不相同。其裝飾紋樣有刻畫、模印、刻填、繪畫、堆貼、剔花等技法，而最具特色而又為主要裝飾的釉中裝飾，以釉的含鐵量的多少、濃淡不同而各異，有漆黑、紺黑、褐黑、褐紅、柿色等。釉中裝飾，主要是窯變，有兔毫、玳瑁、鷓鴣斑、五瓣至八瓣花朵紋，有似菊花，花紋多無定式常呈條狀，一花之中常有黑褐閃藍，色彩紛呈，互相交融，這種紋飾是塗山窯的獨創。此外還有少而精的“虹彩”、“曜變”紋。
重慶巴縣清溪窯、榮昌昌州窯、合川合州窯，因其共同點較多均被列為塗山窯係，但各窯亦有自身的特點，如清溪窯在主燒黑釉的同時，還兼仿鈞窯、磁州窯、彭州窯，以仿鈞窯最為出色，特點明顯，其釉為開片的乳濁天青、天藍，紅霞燦爛。胎為細白胎，碗、盤、杯多有芒口，其他如瓶、壺，少數有芒口。又如榮昌的昌州窯兔毫盞，有的在褐釉中呈現藍色參白的兔毫斑。合州窯仿彭州窯篦畫紋碗、盤均各具特色，這些產品分別在三峽重慶庫區的沿江城鎮多有出土。
綜塗山窯所論：重慶南岸塗山窯，在8公裏內就發現了12座兩宋時期的瓷窯點，其醬園窯址，僅在705平方米內，早年破壞不計，就殘存17座窯爐，足證當年窯爐之密集，產量之多。在三峽庫區沿江城鎮出土較多的塗山窯各類瓷器，真讓人聯想、興奮，激動不已，在眼前展現出一幅重慶塗山窯瓷業生產與重慶商貿盛況的真實情景：煙火相望，紅焰蔽空；水上大舸小艓，輻輳而至。陸地運輸，車馬駢集，運來貨物，換回瓷器，來來往往的商貿繁忙熾盛，熱鬧非凡。
兩宋時，全國瓷業的迅速發展，必尋求市場，市場是商品經濟賴以生存的基礎，而市場的發展又依賴於交通的發展。
三峽庫區沿江城市出土的兩宋瓷器，琳琅滿目，無所不有，除皇室獨家享用的官窯與汝窯瓷器未發現外，南北各地名窯及七大窯係均在三峽庫區爭豔媲美。這說明兩宋時三峽庫區水運交通比唐五代更通達繁忙。主要原因是兩宋時，長江三峽的某些險灘被整治，人們對長江三峽的水情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加速了三峽水運事業的暢通，促進了三峽庫區的商貿發展，市場經濟的繁榮。現將改造自然、掌握水性之事例簡記如下：
1.改造險灘，舟楫通達
（1）陸遊《入蜀記》記：“新灘為峽最險之處……有一碑，碑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州趙誠疏鑿之，灘害始去，皇祐三年（1051年）也”蘇軾《新灘記》注釋，《蘇軾詩集》卷1，第41頁。
（2）政和三年（1113年）歸州炸除了峽路險灘人鮓甕，使峽路更加通達藍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頁。
（3）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王敦夫主持疏通了渝州（重慶）附近的大小糯米灘。清乾隆《巴縣誌》卷一二《藝文誌·糯米灘記》：“巴渝上遊有大小糯米堆，當中流危險可畏……淳熙乙巳（1185年），常平使者廣漢楊公節持峽道……於是出金捐粟，或屬邑吏，悉用疏鑿，向之為患者，自是而息，舟船之下，安然順利以達吳楚”。
2.掌握水性，克險行舟
（1）宋時曾任夔州知州的王十朋說：“蜀江號天下之至險，與其他水路大不相侔，瞿塘、灩澦及諸患灘密如竹節。巴峽之民，生長於水者以舟為家，消撇漩欹，桅側沲於波濤洶湧之間，習知水性之曲折，操舟若神”《梅溪王先生文集》卷4《再論馬綱狀》。這說明時人又進一步摸索出水性的規律，諳悉險灘位置和對應的辦法，這樣才有“操舟若神”的絕技。
（2）為克遏江流湍急，船舶撞擊的危害，宋範成大說：“帥司遣一卒，執一旗次第立之上下，一舟平安，則簸旗以招後船”範成大《吳船錄》。這種看似簡易而行之有效的導航形式，從宋一直沿襲到2006年三峽水位漲至156米，瞿塘峽中行船方才停用。
長江三峽整治河灘成效顯著，及人們進一步諳悉水性規律，為長江三峽水運事業的繁榮撐起了騰飛的翅膀。無數詩人目睹而吟詠，為我們留下了真實的記錄：蘇洵《遊淩雲寺》詩“千航萬舸膝前過”、“奔走荊蜀如長街”蘇洵：《遊淩雲寺》，《全宋詩》卷35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9頁。歐陽修《黃牛峽》詩“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未去”歐陽修：《黃牛峽》，《全宋詩》卷28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6頁。《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詩“巴江船賈集，蠻市酒旗風”歐陽修：《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全宋詩》卷229，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9頁。《鬆門》詩“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荊江見蜀江”歐陽修：《鬆門》，《全宋詩》卷291，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7頁。司馬光《送峽州陳廉秘丞三首》詩“樓高出楚塞，煙齊識巴船”司馬光：《送峽州陳廉秘丞三首》，《全宋詩》卷50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5頁。範祖禹《資水》詩“資水（沱江）過巫峽，誰家萬裏船”、“五月江流萬賈船，迅飛如電掣群山。荊雲峽雨須臾過，白帝江陵朝暮間”範祖禹：《範太史集》卷1，《詩·資水》。楊鹹亨《江效亭新成賦詩》稱“吳船蜀楫過如織”楊鹹亨：《江效亭新成賦詩》，《全蜀藝文誌》卷13.陸遊《黃牛峽廟》詩“吳船與蜀舸”陸遊《黃牛峽廟》，《陸遊集》卷2，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50頁。這些寫實與浪漫結合的鏗鏘詩句，句句描繪出宋時三峽水運的通達，吳、蜀、渝、楚商貿交往的興盛繁榮。商貿物資的鹽、麻、糧、絹、茶葉、香料、瓷器是大宗，唯瓷器年久而不腐成了曆史的見證。
由於三峽水運事業的開發，緩解了水患的險阻，加速了水上交通的發展，為商品經濟的拓展啟開了方便之門，為瓷業商品帶來了大好商機，宋代七大窯係與四川、重慶瓷業商品聚集在三峽庫區，爭豔媲美，占領市場，而媲美爭奪的結果，又是什麽窯獲得市場桂冠，史無論載，為尋找答案，我們可以從出土的瓷器中進行比較分析。
長江三峽庫區沿江城鎮的墓葬、遺址、窖藏多有宋元瓷器出土，不必一一盡述，僅選有代表性的舉例證明。
1.墓葬出土瓷
（1）1987年重慶南川出土了南平軍武功大夫張子碩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墓，其金銀珠寶不計，出土瓷器19件，湖田窯青白瓷13件，定窯白瓷5件，建窯兔毫黑釉盞1件。
（2）1954年重慶北碚出土了元代元貞三年墓（查元貞僅兩年，此當改元政令未知），總計瓷器16件，全為湖田窯青白瓷。
（3）2003年重慶市兩路口清理一殘石室墓，出土瓷器10件，全為湖田窯元代青白瓷。
2.遺址出土瓷
（1）奉節永安遺址，經過2003年發掘證明是一個曆宋、元、明、清的市鎮遺址，2003—2004年筆者曾參加了該遺址的瓷器整理工作。出土瓷器有宋代定窯、磁州窯、耀州窯、臨汝窯、鈞窯、龍泉窯、吉州窯、繁昌窯、景德鎮湖田窯，四川邛窯、琉璃廠窯、彭州窯、達州窯、蘇稽窯、西壩窯、昌州窯、塗山窯、清溪窯等瓷器，加上不知窯名的瓷器約20來個，但各窯瓷器數量懸殊較大，少的隻四五片，從出土比例看湖田窯占70%，宋元龍泉窯青瓷約10%，塗山窯占10%，其他各窯總和約10%，說明湖田窯青白瓷最多。
（2）萬州大地嘴遺址，1999年發掘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南京師範大學文博係：《萬州大地嘴遺址簡報》，《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8卷，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頁。揀選了不少宋代瓷器。有龍泉窯蓮花紋碗、耀州窯嬰戲紋碗、定窯白瓷碗、鈞窯瓷片、湖田窯青白瓷40件、彭州窯36件、清溪窯105件、塗山窯138件，該遺址瓷器塗山窯係最多，其次是湖田窯青白瓷。
3.窖藏瓷器
（1）開縣窖藏瓷器。1997年出土，共計24件器物，銅器10件，瓷器14件，其中龍泉窯7件、湖田窯青白瓷7件陳麗瓊：《中國三峽重慶·開縣出土宋元青白》，《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重慶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頁。兩窯相等。
（2）榮昌窖藏瓷器。1984年出土，有145件被遺失不計，定窯8件、耀州窯66件、龍泉窯9件、吉州窯48件、廣元窯9件、建窯1件，此遺址最多是耀州窯瓷器，其次是建窯係瓷器。
（3）遂寧金魚村窖藏瓷器。1997年出土，有定窯、耀州窯、廣元窯、清溪窯、龍泉窯、湖田窯青白瓷。總計985件，其中龍泉窯355件，湖田窯青白瓷598件，龍泉窯占30%，湖田窯青白瓷占瓷器總數60%以上莊文彬：《四川遂寧金魚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第4期。龍泉窯青瓷的質地、造型、釉色均是龍泉窯之精品。湖田窯是整個瓷器中最傑出的代表。出土的刻花梅瓶高達41.6厘米，是青白瓷中罕見的大件精品。同時出土的銅鍾有“鳳祥樓錢鑫”字樣，“鑫”表示財富興盛，常為古代商店字號名稱，“錢鑫”應是“錢莊”，鳳祥樓是錢莊的名字，可見窖藏主人，當是一錢莊老板，因財力雄厚，才能購置如此大宗瓷器精品。有人認為這批瓷器是錢莊主人經銷的商品瓷，但從多數瓷磨損程度看，應是家藏珍品。因宋元戰亂逃亡所藏，主人慘受戰爭蹂躪，妻離子散亡而不歸，即永埋至今，成為供今人研究與欣賞之瑰寶。
總計前麵列舉墓葬、遺址、窖藏瓷器，雖各類窯係均有，但數量最多的是湖田窯青白瓷，計691件，其次是龍泉窯青瓷，計371件，建窯係黑釉（塗山窯產品為主），計301件。其他各窯係最多者不足100件，可見三峽庫區商品瓷以湖田窯青白瓷、龍泉窯青瓷、以塗山窯為主的建窯係黑釉瓷三大窯係為主，而奪得桂冠之商貿瓷是湖田窯青白瓷。
景德鎮湖田窯青白瓷、龍泉窯青瓷、建窯係黑釉瓷在三峽庫區獲得暢銷之因，主要是這三種皆具有沉靜素雅、高潔含蓄之美。這種美正是宋人的審美觀所體現的美，三峽人亦不例外，無論湖田窯青白瓷或龍泉窯青瓷均有似玉如玉的質感，在唐宋時景德鎮青白瓷就被譽為“假玉”、“如玉”、“饒玉”之美稱，五代周世宗柴榮命柴窯燒製的“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青白瓷，其質、色為“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優質瓷。景德鎮青白瓷達到了這樣的水平，故宋真宗在景德年間（1004—1007年）見昌南鎮光致茂美的青白瓷，十分欣賞，命昌南鎮進禦瓷底書“景德鎮製”四字，從此昌南鎮遂微，景德鎮揚名天下。在帝王的倡導下，在中國曆來的“貴玉崇玉”思想的驅動下，世人又怎不偏愛具有玉質特色的瓷器呢？湖田窯青白瓷為擴大生產，降低成本，采用支圈覆燒工藝，故其價廉物美，即在三種窯係中奪得三峽庫區市場銷售第一大桂冠。關於以塗山窯黑釉瓷為主的建窯黑釉瓷，雖不具有玉的特色，但由於兩宋時是茶文化的高峰，上自宋徽宗和皇親貴胄，士大夫、文人墨客，下至庶民百姓莫不飲茶。如嗜茶家丁謂，官至宰相兼轉運使，曾在夔州任職數年，著茶詩不少。又如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黃庭堅在四川黔州、戎州前後六年，他嗜茶並作《踏莎行》記采茶情況：“畫鼓催春，蠻歌走餉，雨前一焙誰爭長。低株摘盡到高株，株株別是閩溪樣（閩溪茶是貢茶）”黃庭堅：《踏莎行》，唐圭璋編《全宋詞》卷1，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88頁。南宋時著名的愛國詩人陸遊，自稱是茶神陸羽的後人，流寓四川9年，在夔州任通判兩年，作茶詩320多首，是曆代茶詩之冠。離蜀25年後，還念念不忘夔州城市的華麗、花市的熱鬧，他記白帝山采茶盛景：“錦繡樓前看賣花，麝香山下摘新茶”陸遊：《三峽歌九首》其四，《陸遊集》卷2，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49頁。這時人們不僅飲茶，還特別盛行鬥茶、品茶，鬥茶以茶盞之茶痕為白色勝，且青白勝黃白，並要求茶色鮮明，黑釉茶盞由此被人視為珍品。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說“盞色貴青黑，玉兔條達者為上”。由於帝王與士大夫、文人學士的倡導和飲茶鬥茶的需求，黑釉瓷獲得迅猛發展，促使塗山窯黑釉瓷的崛起。黑釉瓷原料易於獲取，重慶塗山窯以煤為燃料，重慶煤炭資源豐富，是重慶特色礦產之一，除最精細的窯變紋外，一般成本低、價位便宜，易為峽區人民所接受。因而以重慶塗山窯為主的建窯係產品在三峽庫區瓷貿市場中榮奪季軍寶座。
兩宋瓷業貿易入三峽庫區路線：北方的定窯係、鈞窯係、耀州窯係產品主要沿襲前述之唐、五代時水陸路線。唯耀州窯至南宋時，多從銅川至西安，經寶雞達鳳縣至略陽，沿嘉陵江南下廣元，再順江而下至重慶入峽；或由西安至漢中經達州、開縣、忠縣，再逆水而上至重慶，順水而下至峽江城市。
南方的龍泉窯係的入峽線路是：從麗水至永康到金華達楠溪江入富春江抵杭州；或從麗水至磐安入曹娥江至杭州，再統由經運河到鎮江，再溯江而上到江陵入三峽。
建窯入三峽庫區的路線是：從福建水吉經南浦溪至浦城，達浙江龍泉溪，過遂昌到龍遊入富春江至杭州，經運河到鎮江入長江，再抵江陵入三峽。
湖田窯入三峽庫區路線：從景德鎮出發沿昌江入鄱江西行入鄱陽湖，北上至九江入長江逆水而上，至武漢達江陵入三峽；或從鄱江向南折入贛江，修水轉入湖南汨羅江入洞庭湖入長江，逆水而至江陵，直入三峽。
四川與重慶瓷貿路線：四川瓷業貿易，仍沿襲唐五代的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入長江，順水而下入三峽庫區。
重慶瓷貿路線，有逆水而上至嘉陵江，涪江。順水而下有至烏江武隆，及長江三峽沿江城市。
兩宋時三峽庫區出土瓷器，名窯係列全、品種多，從而說明：整個兩宋時期，全國瓷業商品經濟發達，貿易區域廣闊，充分反映了兩宋時三峽庫區交通之繁榮；出土瓷器中四川、重慶瓷器數量亦較大、品種多，說明四川與重慶瓷業商品經濟亦很繁榮，在與各窯產品競爭中頗受三峽庫區民眾青睞，在各名窯爭豔媲美中最受寵的是景德鎮湖田窯青白瓷，其次是建窯係中的重慶塗山窯產品。
元代對瓷業發展較為重視，元政府統一全國的前一年（1278年），即至元十五年，便於景德鎮設立“浮梁瓷局”為專管窯務機構。為景德鎮瓷業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加之強大的蒙古帝國，曾征服歐亞部分各民族，其統治地區橫跨歐亞兩洲，中西交往頻繁，海外貿易發達，相應地刺激了景德鎮的瓷業生產，景德鎮這時除燒青白瓷外，又創燒了卵白釉（或稱樞府釉）瓷、黑釉瓷、紅綠彩與金彩等釉上彩，特別是青花與釉裏紅釉下彩繪瓷器的燒製成功，使我國瓷器的裝飾藝術別開生麵，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從而奠定了明代景德鎮瓷一統天下，成為全國瓷業生產中心地位。雖然河北彭城（邯鄲）、浙江處州（龍泉）、福建德化、江蘇宜興等窯係產品各具風格，但都無法與之抗衡。故王宗沐《江西通誌·陶書》：“自燕雲而北，南交趾，西被蜀，無所不至，皆取於景德鎮”。
元代在各地實行屯田製，四川夔路、重慶路設民屯和軍屯，其目的是“以資軍餉”，但對農業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商業也有一定的恢複，三峽庫區的交通，在宋代設驛站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三峽交通亦很通暢，有“巨舟臨峽”之情景。沿江出土瓷器有北方的鈞窯、磁州窯產品；南方的龍泉窯、景德鎮湖田窯、樞府釉瓷，四川的西壩窯產品，重慶的昌州窯、清溪窯產品，其中最多最美的是景德鎮元代青白瓷、卵白釉樞府瓷，其次是龍泉窯與四川重慶的黑釉瓷。
（六）千仞峭壁鑿纖道，景德瓷業獨霸峽
明承元製，峽路仍是明政府一條重要的漕運要道。明代初年，雲南的馬市及貢馬都要經過峽路，民船經歸州、荊州、嶽州、武昌至南京。元末明初，明玉珍在重慶建立大夏政權，就是溯夔州至重慶。明末張獻忠入蜀亦是取峽路。
出土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鎮的民窯青花瓷，以奉節永安遺址出土的瓷器為例：有明初洪武青花；早期永樂、宣德青花；空白期正統、景泰、天順青花；中期成化、弘治、正德青花；晚期嘉靖、隆慶、萬曆青花；末期天啟、崇禎青花皆有之，可見其峽路水運之暢通，景德鎮青花瓷器占領了整個峽路市場。
明萬曆時，景德鎮“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寢”王世懋：《二酉委譚》。“民窯二三百區，工匠人夫不下數十萬”朱琰：《陶說》卷1，轉付振輪《陶說譯注》，輕工業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頁。明宋應星《天工開物·陶埏》“合並數郡，不敵江西饒郡產……若夫中華四裔，馳名獵取者，皆饒郡浮梁景德鎮之產也”。還說“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於景德鎮”。到清代更有勝之，此後凡言及製瓷者，隻知景德鎮，而不知其他窯了。於此可見自明代始，景德鎮瓷產品在商品經濟自由競爭中，已步入壟斷階段，其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萌芽已初見端倪。長江三峽庫區出土的明代瓷器，即僅有景德鎮青花瓷，出土的清代瓷器仍是景德鎮民窯青花瓷與景德鎮民窯彩繪瓷，這直接地證實了，在明清時期景德鎮商品瓷已壟斷了市場。
清代，峽路為東水路，自湖北宜昌入巴東是正道，是清政府重要轉運銅、鋼、鉛的水道，也是糧米運輸水道，凡長江下遊遭災，四川的軍米和民間私米，多取峽路水道浮江而下賑濟其災。康熙時又曾開鑿纖道，垂鐵索石柱以資攀緣。乾隆時加寬加長了庫套子灘纖路。光緒時又在今瞿塘峽筆直峭壁上鑿道，“使千仞峭壁之腰嵌成五六尺寬平坦路，纖橋可並行其中”，致使“當水漲封峽之時，行人往來山路，肩挑臂負，絡繹稱便，而舟行有纖路，亦少覆溺之患”，今天，瞿塘峽這條古道仍存藍勇主編：《長江三峽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頁。
三峽庫區各地皆出有清代景德鎮的民窯青花、粉彩、五彩色釉瓷等。其他各地窯名窯產品，則一無所見，可見景德鎮瓷業商品經濟在明清時，確已“一統天下”，壟斷了整個三峽庫區的瓷業商貿市場。讓人惋惜與遺憾而又值得研究的是，這一帶有資本主義壟斷因素的瓷業商品經濟持滯數百年仍處資本主義萌芽期，未見其茁壯成長。
（七）騰飛的三峽交通，瓷業貿易之盛世
“天下之險，莫險於峽江，峽江之險，莫盛於瞿塘”、“五月下峽死而不吊”，這是古人對灩澦堆的哀歎，新中國成立後，首先對灩澦堆進行了粉碎性的爆破，徹底根除了灩澦堆水患。改革開放以來，舉世聞名的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竣工，三峽水位的提高，實現了“高峽出平湖”的宏偉目標。三峽大壩的修建，將抗十年一遇的洪水災害的能力，提高到百年一遇甚而千年一遇；其發電量可惠及半個中國；萬噸巨輪船隊可由上海溯江而上至武漢抵重慶，溝通華東、華中、西南三大經濟的聯係；對南水北調亦有深遠而重大的意義；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建造，使三峽庫區的重慶就在大海邊，有了“向海而興、開海則強”的優勢。
長江三峽庫區除水運外，無論是陸路的公路、鐵路、航空皆四通八達，空前繁榮。在瓷業貿易上，可謂匯集東西南北各地，在重慶市有專事商貿的瓷器市場，重慶自產的青花瓷、彩色瓷、彩繪瓷以及建築材料亦與全國及海外互通商貿，三峽庫區的重慶，正借助長江黃金水道，以及周邊公路、鐵路環繞的優勢，成為長江上遊的經濟中心。在曆史的長河中，長江三峽為人類譜寫了美麗的篇章，古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悲歎已成為永遠的曆史。
一個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長江三峽庫區，巍然屹立於祖國的西南，寰宇的東方。
瓷器是中國的偉大發明，製瓷技術是由中國傳播到世界各國，對世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中國瓷器文化始於公元1世紀左右，西歐製瓷始於17世紀，我國比他們約早1600餘年，中國瓷器深受世人珍寵，故中國在國際上的名稱為“China”，即瓷器。
瓷器，是科學和藝術的綜合產物，既有實用價值，又有觀賞價值；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載體。具有中華民族的特有風格與強烈的時代性與獨特的藝術性，是華夏藝術寶庫中最具魅力的奇葩。
瓷器是用瓷土或高嶺土做坯，在1200℃左右的高溫中燒成。器表有一層光滑的釉麵，可高溫消毒，清潔衛生。製瓷原料開采容易，可大量生產，比金、銀、銅、漆器經濟實用。故一經出現就獲得人們的喜愛，並迅速發展。至遲自漢起，瓷器就以一種獨立的新興的商品進入市場，逐漸由國內傳播到國外，豐富了人類生活，為人類文明作出了貢獻。
中國瓷器文化的發展，約是公元前21—前16世紀的夏代製成原始青瓷，經過商周戰國漫長時期的不斷改進創新，至西漢晚期才開始製造出成熟的青釉瓷器。到東漢中晚，其青釉瓷的釉色更為精美，“釉層透明有光澤，淡雅清澈，猶如一池清水”。同時，來源於原始瓷的醬色釉瓷發展成了黑釉瓷。並也以新興的商品暢銷長江中下遊與中原、北方等地。
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華青瓷進入到一個高峰期，生產規模與製作技術、藝術設計，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它以澄碧似玉的釉色、精巧多姿的造型、豐富多彩的裝飾，取代了日用器皿的陶器，價格昂貴的金、銀、銅、漆器，一躍成為人們所喜愛而又不可缺少的日常用品，以及嗣後的葬喪明器。
三國時，在裝飾藝術上出現了新的青釉下以筆繪畫的單色褐彩紋飾，其文化內涵，有具佛、道意識的羽人、佛像、仙山、瑞獸、神禽等。造型藝術，注重將實用與觀賞融為一體。善於吸取瑞獸、神禽的動物形象為器物裝飾或造型。為器物裝飾的，有馬鞍山宋山東吳墓出土的青瓷雞首雙係罐，即有雞首雞尾裝飾；東吳朱然墓出土的青瓷卣行壺，肩貼塑四羊頭鋪首、壓印聯珠紋與菱形回紋帶。以動物為造型的有當塗太白鄉出土的虎子瓷，該瓷以頭塑虎首，在兩肋刻畫羽翼，體態肥壯，造型生動優美，紋飾細膩。為死者喪葬的明器有鎮江東吳時期反映佛道文化的堆塑穀倉罐，俗稱“魂瓶”。罐上疊置一座三層廡殿式樓閣與雙闕，四周有雜技俑10人，頂部雲集展翅欲飛的神鳥，腹部有佛像與動物間隔環列。場麵壯觀，裝飾繁縟。這種穀倉罐源於漢代的五聯罐。它集捏塑、模印、貼塑於一身，不愧為實用與文化內涵豐富的珍貴藝術品。
兩晉時，裝飾手法多沿襲三國，以動物形體造型、裝飾和刻畫、堆塑、模印組合裝飾堆塑穀倉罐（俗稱魂瓶）依然流行，但以筆繪的具佛道文化內涵的釉下褐彩不見出現。其雞首罐除沿襲外，新創有於盤口壺上飾動物提梁。印花紋多承襲三國時常在器物的口沿或肩、腹處飾花蕊聯珠紋或圓圈聯珠紋與網紋組合的環帶紋，創新的環帶紋有虎、龍、鳳等紋，在漢、三國流行的弦紋與水波紋極少見。明器方麵新增有雞舍、鴨舍、狗舍、豬圈小件器，這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東晉南北朝，由於注重實用，花紋裝飾大大減少，器物造型，以動物形象為器物之形趨向衰落。但雞首壺變化大，一般在壺肩上稍作紋飾，而在器身飾褐彩斑塊，雞首增高，壺頸增長，肩飾橋形係，在口肩處設高曲柄的龍頭、羊頭、虎頭銜盤口，大小罐之肩上多做橋形係。碗的形式，漢與三國多圓鼓平底，兩晉至南北朝，碗底由淺餅足逐漸升高為高餅足（或稱鍛圈足）。南北朝時，由於佛教盛行，喜在碗、盤、壺、尊內外刻、貼、印蓮花紋，因蓮花是佛門的聖花，故為裝飾中的主題紋飾。
隋代瓷器，在瓷器史上是一個新時期的開端，也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不僅有其獨特的風貌，更有劃時代的創造。
器物造型特點，瓶、壺、罐、碗皆秀長，除碗外，於下足多有外撇。其壺、罐之耳係，不再是南朝時的橋形係，而是普遍改為複式係。碗壁瘦高，底足雖仍為實心的假圈足，但足體小，約為口大的三分之一，雞首壺之雞首更為寫實，雞頭長而曲，下足外撇是其獨具的特點。新出現一種雙柄龍首銜口雙腹瓶與高足盤，高足盤的高足呈空心喇叭狀，這是隋的典型器。
花紋裝飾，除沿襲南北朝盛行的蓮花外，還采用團花紋形的刻、印花朵紋、草葉紋、卷草紋為裝飾。在布局上巧妙地加以穿插，替換成新的圖案飾於碗、盤的中心，或飾於罐、缽的肩腹上。其裝飾藝術最突出的是四川邛窯率先創繪高溫釉下綠、褐、黑三色的聯珠紋與圓圈紋組合紋飾，飾於高足盤與斂口鼓腹缽上。在釉色上，北方河南鞏縣、河北臨城首創了白釉瓷。白釉瓷與高溫釉下三彩的成功燒製，不僅是隋代瓷器的重要成就，同時，也是瓷器史上的又一次飛躍。
唐代瓷器，是瓷器文化發展的又一高峰。在隋的基礎上，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許多名窯遍布南北各地，製瓷精美，凡生活日用的餐具、茶具、文具、樂器以及實用的瓶、罐、壺等無所不備，其品種、造型、紋飾新穎多彩，製作工藝遠遠超越前代。
這時瓷器的發展，形成了以越窯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窯為代表的白瓷兩大瓷窯係統。與此同時，四川邛窯於隋始創的高溫釉下綠、褐、黑三彩彩繪瓷更臻於完美，湖南長沙窯受其影響，於中唐異軍突起，破天荒地集詩、書、畫於一體，將中國傳統藝術移植於青瓷上。河南黃冶窯率先運用鈷藍繪畫於白瓷釉下，創燒了中國的原始青花瓷，從此中國瓷器文化進入了一個新天地。這些瓷器不僅行銷國內各地，還遠銷海外：如9世紀埃及的福斯塔、兩河流域的撒瑪拉遺址，及日本的奈良、京都、福岡和朝鮮等皆有中國瓷器出土。
唐代瓷器造型變化。三國兩晉南北朝流行的雞首壺已不見，而是一種喇叭口狀，曲柄深腹，圓管形或多菱形短流，平足的執壺。隋的高足盤消失，以矮圓足或三足盤代替。碗在初唐時留有隋的深腹、直口、平足的遺物，中唐則為淺腹、敞口外撇的玉璧底足碗，晚期向寬圈發展。這種碗式的流行，與唐代飲茶盛行有直接關係。唐時稱這種碗叫作“茶甌”，與茶甌相配的是“茶托”，或稱“茶船”。瓷枕於隋已出現，在唐有較大發展，一般為條形、腰子形。瓷硯多為圓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多為三、四、五、六不等的蹄足，唐則向多足或鏤空圈足發展。在瓷塑方麵，邛窯與長沙窯皆善塑各種動物與小娃娃像生瓷，特別是邛窯的小娃雜技俑惟妙惟肖，為我們留下了唐代雜技表演的形象。
唐代釉色，以越窯為代表的青瓷，最優者是秘色瓷，時人對其多有讚場，如陸龜蒙《秘色越器》“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徐寅《貢餘秘色茶盞》“嫩荷涵露”。以邢窯為代的白瓷，陸羽《茶經》有：“邢瓷類銀”、“邢瓷類雪”的評語。李肇《國史補》有“內丘白瓷甌，端溪瓷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足見其青瓷、白瓷之美與產量之多。
在裝飾上，唐代出現了花瓷，它以河南魯山為代表。所謂“花瓷”，是指一種在黑釉帶乳白中呈現針狀藍色斑的瓷器。這種花瓷與後世的鈞窯有直接關係。關於釉下多彩裝飾，邛窯與長沙窯皆於青釉下以褐、綠、黃或多色合用繪植物紋，雖草草幾筆，頗得寫意之妙。長沙窯的動物、人物與植物紋組合繪畫，意境清新深遠，這些特色和以詩文與書法作為瓷器裝飾是唐代瓷器文化又一特色，為後世瓷器裝飾樹立了典範。此外，在造型與紋飾上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如故宮所藏的青釉鳳頭龍柄壺，裝飾中有胡人形象、卷草、葡萄、聯珠紋等，即是波斯及西亞金銀器慣用的紋飾，但蓋上的鳳鳥形象及蟠龍形柄，則是非常傳統的中國風格，兩種不同風格的文化能夠和諧地統一在一種器物上，隻有在唐人勇於創新的氣度下才能實現。又如長沙窯的人物、獅子、葡萄、桫欏樹、椰棗紋、力士像；邛窯的大量圓圈聯珠紋等皆是異域風格的紋樣，是波斯金銀器、織錦上的常見紋飾。
五代瓷器，雖是政權分裂割據，但仍有不同的進步。越窯即於五代早期燒製成功青釉下繪褐彩紋飾，燒成大件缸、瓶、尊等。河北的定窯亦加工精細、造型新穎，釉色有純白和白中閃青。在河南密縣亦始燒白瓷、黑瓷、黃釉瓷，以白瓷為主，餘皆次之。江西景德鎮亦燒出青瓷、白瓷，青瓷與越窯近似，甚而有的可以亂真；白瓷與北方定窯接近，但透光度極好，這對宋代青白瓷，元、明、清時期的青花與彩瓷的發展，都有著極為重要奠基的作用。
在造型上，三國兩晉時期造型多以動物形象為範本，五代時期則以自然界中的植物取形。如瓜棱形曲流注子、菱花形盤、荷花形盞托、海棠式碗等等。碗的造型沿襲晚唐的玉璧底。盤碗口常作花形，有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