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卷）

“趙丹遺言”的前前後後

　　◎袁 鷹

　　趙丹曾因在銀幕上塑造許多光彩奪目的形象，而受到觀眾的讚揚。可是這位優秀藝術家六十五歲便撒手西去。去世前兩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篇被稱作“趙丹遺言”文章卻引起了一陣風波。

　　當年經手此文的《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袁鷹同誌，最近在他所著的《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中國檔案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回憶了當年的情況，現摘錄如下——

　　話要從一九八○年九月中《人民日報》文藝版上發起的一次討論說起。

　　一九八○年九月十七日，我們在報紙第五版上發表了北京兩位文藝幹部題為《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把文藝事業搞活》的來信。來信在肯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文藝事業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也提出：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生活進一步活起來了，政治生活也進一步活起來了，精神生活特別是文學藝術生活，存在不存在需要進一步活起來的問題呢？文藝界的現狀有很多方麵還是死得很。放任自流、不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的情況是存在的；不按文藝規律辦事、搞一言堂、瞎指揮、領導者同文藝工作者關係不正常的情況更為普遍。領導人權力過於集中、限製過死的問題相當突出。近一個時期以來，橫加幹涉的現象有所抬頭。對某些領導自認為有問題的作品，哪怕影片已拍攝完成，也不準上映；刊物印刷好了，也強令銷毀或停止發行；對某些雖有缺點和不足，但為廣大群眾所喜愛的好作品，有的領導人還是堅持要把它打成“毒草”，對作者進行人身攻擊甚至政治誣陷；某些領導部門的不適當幹涉，已經不僅幹涉到作家寫什麽和怎麽寫，甚至連作品的細節、作者的署名、刊物的命名都要過問。這封讀者來信認為：我們的文藝領導體製，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進的地步。

　　發表這封讀者來信時我們加了“編者按”，歡迎有關的領導同誌、文藝工作者和廣大讀者，聯係當前工作的實際，敞開思想，暢所欲言，積極參加這次討論。報社領導人支持我們文藝部在報紙上開展討論，要我們積極約請文藝界人士參加，還特別關照注意不要搞“輿論一律”，要發表不同意見，把討論搞得熱烈些、活潑些。

　　為此我們在九月二十三日邀請幾位藝術界人士座談，又請他們根據座談會發言整理成文章，在十日一日版麵上發表了七篇文章。

　　那個時候，趙丹正住北京醫院治療，而且病情很重。

　　近兩年他的心情越來越壞，四年前剛剛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時的歡欣鼓舞、豪情滿懷，由於接連遇到許多不如意事，漸漸變為抑鬱、苦悶以至憤懣。在他看來，補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文聯全國委員”的榮譽，落實住房、補發工資以及安排出國訪問之類，都無關緊要，不過像球賽中的“安慰杯”。作為一名前半生心血和精力都獻給人民、又被桎梏十多年的藝術家，他最大的心願就是重返銀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他演了《聶耳》、《林則徐》之後，滿腔熱情地參加《魯迅》攝製組，扮演那位他最崇敬的文化巨人，結果由於種種原因，影片未能攝製，使許多人為之扼腕三歎。“文革”結束以後，他曾經被邀請在一部以黃河滄桑為題材的新片中飾演周恩來總理，為此他作了許多準備，有一年我去上海，就在他住處看到過他化裝演周總理的照片，結果由於某位高級領導人一句話而被否定，使他一片真情成了虛願。最後，當又一次機會來臨，中日兩國電影家合作拍攝《一局沒有下完的棋》，請他擔任中方主角時，他已臥病在床，隻好改請孫道臨。但是雖然遠離影壇，拿起畫筆，他卻一直未能忘情文藝界的事。他有許多話要說，有許多建議要提，有一肚子的心願要傾訴啊！

　　十月初，他的病情已臨彌留時刻，但他忽然要愛妻黃宗英向他一直尊敬的主管思想文化戰線的領導同誌提出，能不能來聽一聽一個病危人的意見，他怕匆忙間說不清，要宗英先將意見整理好。那位領導同誌果然應邀來到醫院探視。趙丹躺在病床上，強打起精神，聽宗英代他詳盡地陳述他考慮很久的意見，時不時地插幾句補充。貴客聽得很認真，不住點頭讚許，連聲說：“很對，很重要，很有意義。”臨別時還緊握趙丹的手，安慰他安心治療養病，要宗英代他將這些意見寫成文章發表。客人走後，宗英打電話告訴我，說已經整理好一篇文章，我當即去北京醫院取回立即發排，個別地方同宗英商量後作了些改動，十月八日全文發表。

　　文章見報當天下午，我帶著報紙去醫院，趙丹病勢垂危，已處於彌留狀態，正在搶救中。宗英忍淚告訴我，她上午告訴阿丹文章發表了，阿丹眼珠動了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聽清了。我們都沒有料到，第三天即十月十日，他就帶著一腔遺憾，帶著“一局沒有下完的棋”撒手西行了。

　　人們幾乎是同時讀到趙丹的文章和聽到他逝世噩耗的。一方麵為失去這樣一位優秀藝術家而痛心，一方麵更為他臨終前還那樣關心垂注文藝事業的前途而感動。他的意見提得坦誠、直率、中肯，也是許多人都親曆過的切身體會，酸甜苦辣都嚐過，因而都有同感，盡管其中有的話可能說得偏激，不無片麵之處，但句句都是發自內心的真話。文藝界人士多數衷心讚賞，阿丹替他們說出了心中積壓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說出口的話。也有少數人士則搖頭表示不同意，認為有些關於黨對作家藝術家如何領導的話說得有點出格，有的意見有悖於多年來已經形成傳統的主流意識，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一時間議論紛紛，沸沸揚揚，同行相遇，都會提到“趙丹遺言”。我還聽到一位前輩文藝家頗有預見性地說：“趙丹那些意見不是沒有道理，人民的利益總是要放在第一位。隻是他說早了。”

　　不久，文藝界便盛傳據說來自高層領導人的一句批評：“趙丹臨死前還放了個屁。”另一個版本更厲害，說趙丹“放了一個反黨的屁”。不管是哪個版本，反正是極其嚴厲而且粗鄙的口吻。這句分量很重的話有如當時的深秋氣候，讓人頓覺西風瑟瑟，寒意襲來。某些慣於揮鞭打棍子的人，不免故態複萌，仿佛又可以抓到一條大魚。但是，畢竟不是過去一二十年那樣一兩句話就能呼風喚雨的年代，人們的頭腦清醒多了，文藝界雖然感到有些震動，倒也沒有驚慌失措，聽聽也就過去。報社領導人自然受到點壓力，就要我們文藝部設法緩和一下氣氛。正好我去看望夏衍同誌，向老人請教。夏公也聽到了這句批評，這類事他經曆得多了，隻微微一笑，勸我不必緊張，然後說：“找人寫篇文章轉個彎就行了。”停了一會，他想到一個合適人選：金山。我說，我同金山沒有打過交道，不知他是不是願意。夏公輕輕擺擺手：“我跟他說一下。”這種“轉彎”的文章不大好寫，但金山很快寫成，寄來一篇題為《馬克思主義宇宙觀引導著他的藝術道路》的文章。

　　文章開頭便說：十月八日，趙丹同誌去世前兩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他很關心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他認為，對於文藝創作，對於那些“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的文藝家們，不要“管得太具體”，像他所比喻的那樣，管“作家怎麽寫文章、演員怎麽演戲”等等。我認為趙丹同誌的這個意見是正確的。列寧說：“無可爭論，文學事業最不能作機械的平均、劃一、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這一切隻證明，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文學部分，不能同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列寧的這個論點，對我們今天仍有指導意義。

　　文章在此處轉了一下：“當然，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不管如何保證‘個人的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文藝隻能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因此維護黨對文藝事業的正確領導，尤其是在方向、路線和政策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領導，乃是十分必要的。”

　　在評論了趙丹文中談到創造魯迅的藝術形象一事後，文章歸結道：“從這裏我深深感到，對待這些忠於黨的事業，為人民的幸福進行藝術創造的藝術家們，對他們所從事的事業，應當像母親對待孩子、園丁對待鮮花一樣，要非常敏感、愛護、精心培育，保護其成長，使其長大成才，開花結果。……趙丹是中國共產黨員。他藝術上的主要成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

　　金山這篇“轉個彎”的文章與作家李準的《領導要改善，體製要改革》一文在十月二十九日同天見報，李準最後說：“我們國家的各條戰線正在日新月異的發展，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已經出現，作為文化藝術，她應該是這個時代潮流的潮頭。如何把文藝工作搞‘活’，我想隻有認真的改革。”這幾句，實際上成了這次討論的簡要結論。

　　“趙丹遺言”沸沸揚揚了一陣，終於漸漸沉寂，留給人們的是一種複雜的心情：既有哀痛，又有感傷；既有沉思，又有無奈。我曾寫過一篇《送趙丹遠行》，其中提到“遺言”時，有這麽幾句：“他用最後的心血，向黨向人民陳述自己的意見，呼喊出多麽真摯的心聲！他的意見可能有不確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頗處，人們盡可以這樣那樣地提出嚴格的要求。但要知道，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 ！就像宗英說的：阿丹用生命最後一星火苗點燃文藝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後的呼吸催動勇往直前的風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親愛的黨，偉大的人民，是會聽一聽一個忠誠的兒子最後的呼聲的。”二十五年後我重新審視這幾句話，仍覺得沒有什麽不對的對方。重讀趙丹遺言，重睹他生命最後的一星火苗，仍會感到那從未熄滅的熠熠光芒。■

　　■|漫畫家廖冰兄的遺囑|■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漫畫家瘳冰兄老人走完了自己九十一年的人生曆程。他在臨終前留下了一份《預立遺囑放言》，現摘登如下：

　　我早和家人說過了，如果我死了，千萬別開追悼會，也不要搞什麽遺體告別。

　　遺體告別，其實有點兒像屍體示眾。人老了，本來形體容貌都不雅了。……這豈不是讓死者獻醜，活人受罪？又何苦如此？以後我死了，希望我的孝子賢孫千萬別做這種事情．可以一死便燒，骨灰也不留。

　　骨灰這玩意，既非生活用品，也非可供觀賞擺設。當然，留或不留。留來何用？放在家裏，不單徒占空間，還會影響家人特別是來客的情緒。誰喜歡這副迷你棺材？倘若寄放到公墓的骨灰存放室，對我也不妥。當今之世，活著還幾乎處處講究等級，連宴會也得論官階大小分席次座次呢。死了，在不少角落裏，同樣等級森嚴，骨灰存放就是官室民室之分。官室之內又有部委級櫃、廳局級櫃、處科級櫃以及等而下的櫃，按級存放，不得僭越。人在活著時，按他的專長、能力、貢獻等等不同來定級別、評工資，還有道理。死了之後，大家都是一把灰，還有什麽差異呢？所以，一視同“灰”，平等對待，按化灰之先後依次擱放，不是更合情合理麽？

　　有人說，你廖某現在級別不低了啦，死後排座次準占便宜。這種按等級排座次的便宜，我廖某實在不願占，也不敢占。

　　我這個人穿起龍袍也不像皇帝，若死後同大人物擺在一起，既會有辱人家的尊嚴，也會使我自慚形穢。如果我那個“灰”盒子正好擱在一位“馬列主義老太太”的盒子旁邊，她老是給我嘮嘮叨叨地“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會不時心驚肉跳，我怎受得了啊？所以，不如把骨灰散盡，讓我魂遊四方，豈不快哉！■

　　“名作”製作工廠

　　深圳大芬村，被稱為“油畫第一村”。在這個深圳的小鎮，聚集了畫家和畫工八千餘人，每天都有大批的油畫作品流向世界各地。創造了占領世界百分之六十以上油畫市場的奇跡。僅去年一至十一月就出口了各類油畫五百萬幅，文化產業出口額超過五億元人民幣。

　　令人驚訝的是，繪製這些“名作”的絕大多人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幾年前，他們根本不知油畫為何物，如今都每天與畫筆為伴。

　　事情的起端是這樣的，生於廣東汕尾陸豐村的吳端球，八歲開始學畫，生活壓力讓他終止學畫，後來靠賣水果自己做小生意支持哥哥學畫。此時，一位香港畫家黃江看到大芬村毗鄰香港的優越的地理位置，人工和房租又低廉，便在此安營紮寨，經營油畫的生產和出口。吳瑞球和他哥哥聞訊也來到大芬村。吳瑞球靠自己的能力辦起了培訓班，培養了學員八十多人，這批人後來成為油畫產品訂單的重要集散力量。

　　一九八九年吳瑞球將生意上的積累拿出來，創辦自己的藝術策劃公司和藝術工廠，招聘大批畫師、畫工，在流水線上臨摹製作世界名畫，然後轉經香港畫商之手，銷往歐美及世界各地。十幾年過去了，為今吳瑞球已成為大芬村集藝源藝術公司董事長，擁有畫工六百多名，每年有超過三十萬幅油畫運往世界各地。

　　如今全國各地畫家及高等院校學生也紛至遝來，在大芬村尋求自己發展的空間。這個不是四平方公裏的大芬村，到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已擁有畫廊、油畫小作坊、大工廠一千多家。

　　畫工們的生活是艱辛的，每天長時間站在流水線上，在簡陋的工作條件下模仿不同大師的繪畫風格，畫一幅畫不過賺幾十元錢。但他們還是非常樂意，因為油畫耕作遠比田地的耕作更接近他們的理想。他們說，每月有一二千元收入，又能幹自己喜歡的活，很快樂！

　　《深圳商報》攝影主任記者餘海波，用自己的鏡頭，記錄了這些“名畫”的製作過程。在第四十九屆世界新聞攝影比賽（WPP）中，他們這組照片獲得藝術類組照二等獎。

　　——據《數碼攝影》

　　沒有生活在名人的光環下

　　——魯迅的曾孫女周景欣

　　名人之後，大凡都會生活在先輩的光環下。有的借助這一光環為自己添色，有的卻感到不可承受之重。

　　而魯迅的曾孫女周景欣都與眾不同。她從小長在台灣。她從課本裏讀不到曾祖父的文章，至今隻讀過兩三篇魯迅作品，卻不怎麽讀得懂。她對文學不感興趣。她上學，打工，上網，喜歡唱歌、遊泳和打“撞球”。她的偶象是蔡依林。她時尚靚麗，參加電視娛樂節目。“魯迅”這個符號所承載的意義，對她而言，“實在有些遙遠。《中國青年報》記者周欣宇撰寫的《沒有魯迅的日子裏》一文對周景欣作了介紹，現摘刊為下——

　　兩年前，在台灣非常紅火的電視節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要做一期主題為“千金大小姐”的節目。周景欣的一個朋友恰好在節目組，拉她去當嘉賓。

　　她參加這檔節目的視頻截圖，最近卻突然在大陸無數網站上流傳，周景欣不明白自己怎麽一下子成了網絡紅人。

　　魯迅的這位曾孫女，身高一米六，體重隻有四十三公斤。她說話的聲音甜甜的。與父親周令飛濃眉、長臉、一撇標誌性胡子的形象相比，周景欣的外貌，似乎很難看出魯迅的痕跡。照片裏，她總帶著柔美的笑容，是個時尚的靚麗女孩。

　　周景欣從小生長在台灣，現在是淡江大學信息傳播係多媒體設計專業三年級的學生。她的印象中，台灣的年輕人大多對魯迅不太了解。聽說過魯迅的人，一般也隻知道他是個有名的文學家。曾經很多次，有同學問她：“既然魯迅是你曾祖父，怎麽一個姓魯一個姓周呢？”

　　對於這樣的問題，周景欣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因為，台灣的中小學課本，並沒有收錄魯迅的文章。

　　“那時候讀太爺爺的書，要偷偷的。”周景欣說。直到一九八〇年代，魯迅的著作仍被台灣當局列為禁書。如果有人從海關帶入，會被沒收，甚至判刑。

　　讀小學的時候，周景欣得知自己的曾祖父魯迅，是一個很不一般的人。她依稀記得，一位語文老師說，魯迅是個很會寫文章，而且敢於表達自己的人，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尊重。這是她對魯迅的第一印象。

　　她曾經找來魯迅的《阿Q正傳》和《狂人日記》，“但隻是很粗略地讀，不太能夠理解。”她隱約覺得，魯迅的文章總是話中有話，似乎在諷剌一些事情，但諷刺的究竟是什麽，她並不明白。

　　至今，她仍然隻讀過魯迅的兩三篇作品。她甚至沒有讀過《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大陸幾代人小學時便曾背誦過的這篇課文，周景欣隻是“聽說過有這個名字”。當然，她也沒有讀過曾祖父那些像“投槍匕首”的雜文。

　　高中二年級時，為了陪伴爺爺奶奶，周景欣被父母從台灣送到北京。爺爺周海嬰為她選擇了離家很近的魯迅中學。這一年，她學到了魯迅的文章《藥》，對其中“人血饅頭”的情節印象深刻，但沒有完全讀懂。

　　她還記得講到那一課的時候，老師先是意味深長地看了她一眼，後來幹脆說：“周景欣要特別注意認真聽。”

　　“實在是太有意思了。”她說著嗬嗬地笑出聲來。

　　也是這一年，周景欣終於明白自己的曾祖父魯迅是怎樣一個“大人物”。她常常看到許多人前來拜訪爺爺周海嬰。從他們的談話中，她覺出，在北京，人們對魯迅的熱忱就像“台灣人崇敬國父一樣”。

　　一天，在北京魯迅中學附近的圖書館，與她在一起的同學碰到一個朋友。那人聽說眼前的女孩就是魯迅的曾孫女，趕忙拿出語文課本，一定要周景欣簽名。

　　“感覺當然很妙啊。”說起這個故事，她有些不好意思。

　　在台灣，周景欣也曾有給別人簽名的經曆，但原因完全不同。“那次我在學校裏做MODEL，剪了個比男孩子更短的頭發，一個師妹覺得特別酷。”

　　在北京讀了一年書之後，周景欣回到台北。不僅因為想念媽媽，也因為許多課程沒有學過，沒辦法在北京參加考試。

　　她的生活重新脫離了魯迅光環的籠罩。在台灣，隻是偶爾有朋友問起：“聽說你是魯迅的曾孫女啊？”她便驕傲地回答：“沒錯，我就是。”但是話題總是至此為止，“因為大家都不了解魯迅，沒有更多的話題可談，也沒有更多的感覺。”

　　四年前，父親周令飛專門帶她去過一趟浙江紹興，參觀魯迅故居，還去了魯迅紀念館。不過，這次故鄉之行，似乎並未讓她跟魯迅走得更近些。

　　讀大學以後，周景欣選修了一門《中國文學》，其中“近代文學”的章節裏有對魯迅的介紹。她原本以為，這是一個了解曾祖父的好機會。可是，這個章節卻被老師一下子跳過了。老師的理由是，那個時代離現在有些遙遠了，大家可能不會感興趣，不如省下時間多讀些當代作家。

　　“真的有點失望，”周景欣說，“從來沒有一個老師，專門講過太爺爺。”

　　即便在家裏，父母也從來沒有主動向她提起魯迅。他們不要求女兒閱讀魯迅的文章，更不要求她作為魯迅的後人應該怎樣。

　　“爸爸雖然有一套《魯迅全集》，但早就收起來了。”周景欣說。

　　“為什麽一定要讀魯迅？”談到對女兒的教育方式，周令飛毫不含糊，“小孩子就應該無憂無慮，為什麽非要去背負那些沉重的東西？”

　　周景欣的父親周令飛曾有一段傳奇的經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周令飛在日本留學期間，愛上了來自台灣的女同學張純華。這段普通的同學戀情，卻因為政治的原因變得波瀾起伏。台灣和大陸方麵都曾竭力阻止。

　　為了愛情，周令飛決定到台灣定居。臨行前，他在機場發表聲明：此舉純粹為了愛，沒有其他目的。但是，周令飛的這一舉動，一度還是被冠以“叛逃”之名。其父周海嬰的工作不久後受到影響。周令飛在台灣也生活坎坷，曾經因為來自大陸並且是魯迅的後人而找不到工作。

　　“魯迅孫子”的光環在周令飛身上一罩就是幾十年。

　　或許因為無法改變自己的宿命，周令飛極力為女兒留出一片不被魯迅光環籠罩的天空。他希望女兒在“一個自然的狀態下生長，一切順其自然”。

　　在周令飛看來，女兒已經成年，她完全有能力選擇自己的人生。“她知道自己是誰的小孩子，如果有興趣的話，完全可以自己去探尋，而不需要我們教導她怎樣。”

　　正是在父母的這種寬容下，周景欣毫無負擔地走在與先輩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她坦言自己對文學沒有興趣，平時隻會讀些“資訊類的書”。她最喜歡的明星是蔡依林。她愛好唱歌、遊泳和打“撞球”。對影像合成、網頁設計比較在行。

　　最近，她參加《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節目的視頻截圖在大陸網站流傳開，“魯迅曾孫女變身網絡美少女”，迅速成為大陸網民的熱議話題。據說，短短一個月時間，她的網相冊就已有百萬點擊量。

　　有人質疑：“雖然是魯迅的曾孫女，但是思想和精神上沒有任何關聯，連自己曾祖父的作品都沒讀過幾篇，這不是給魯迅丟人嗎？”也有人痛斥：“魯迅的後人不在文學上發展，卻想進娛樂圈，成何體統！”

　　對於女兒參加娛樂節目，周令飛同樣表示尊重和支持，因為“她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做父親的對網上的議論感到氣憤，但周景欣覺得，網友們並沒有惡意。隻是一些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某些事情，離自己“真的有些遙遠”。

　　“在我心中，魯迅是我們家裏一個非常值得懷念的親人而已。”她慢慢地說。

　　因為這段時間周景欣忙得團團轉：一個月來，一個新的綜藝節目請她每周去做嘉賓。每天都要上課，每周末的中午十二點至晚上九點，還要在一家餐廳做服務生。她從十五歲開始打工，除支付自己全部的生活費以外，還有個小小的計劃，要為將來到國外留學做些經濟儲備。■

　　魯迅在海峽兩岸的境遇

　　魯迅逝世七十周年，這個原名周樹人的作家在過去幾十年中，曾經被封為中國現代的“聖人”，極盡哀榮；也曾被臭之為“千古罪人”，極盡悲涼。

　　從過去到現在，魯迅一直活在爭論中，在爭論中顯現的則是中國現實、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未來的種種映照。

　　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一個人像魯迅這樣，曾經被捧上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也曾被貶損到無以複加的地步。

　　什麽時間魯迅被捧了上高高的神壇？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說，現在關於魯迅的一切爭論都起源於一九四〇年。毛澤東在這一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為魯迅戴上了三個家的“光環”：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毛澤東把魯迅立為了新中國的聖人。讓魯迅在“文革”中走上神壇，成為中國內地幾乎是唯一可以閱讀的舊時代作家，而這也正是魯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成為被批判的靶子的來由。

　　上世紀九十年代對中國來說是個特殊的年代。經濟、思想、文化上都發生了很多可圈可點的事件。似乎不約而同地，有眾多文化領域的名人、學者、批評家、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卷入到了一場關於“魯迅”的論爭中去，喧囂一時。

　　一九九八年，山西作家謝泳最先提出了“魯迅被專製所利用的”問題，引發爭論。謝泳提出：“為什麽魯迅以反專製為基本追求而卻總是被專製利用，魯迅的悲劇不在生前而在死後，他差不多可以說是中國近代以來唯一一個沒有被新時代否定的知識分子，這是為什麽？”掀起了關於魯迅的第一波論爭，但隻在小範圍內引起了反響。

　　緊接而來的第二波論爭中，被稱為中國新生代的作家們則采取更為激烈的方式。在由作家朱文發起的類似行為藝術的調查《斷裂：一份問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中，有五十六名活躍在文化領域的知識分子對魯迅說“不”。“魯迅是一塊老石頭”、“魯迅靠邊站”的說法讓中國傳統的魯迅研究者們大為震驚。盡管矛頭所指為魯迅的“文學成就”，但這樣的批評並未趕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創造社時期對魯迅的評價。“魯迅過時論”隻不過宣告了新一代作家與過去傳統的絕裂。這次論爭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據一位參加者透露，當時上級主管部門發出的批示是：“不討論、不批評、不宣傳”。

　　第三波的論爭來得更為猛烈，上海大學教授葛紅兵在一九九九年發表了《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寫一份悼詞》，文章對魯迅的人格進行猛烈的評擊，認為：“魯迅難道真的沒有一點兒性變態？魯迅的人格真的就那麽完美嗎？”葛同時認為，在文學上“魯迅實際上是一個半成品的大師”。隨後，王朔、張閎、裴毅然等相繼對魯迅以及魯迅研究提出了全麵的質疑，認為魯迅的思想、人格、作品均存在著明顯而又嚴重的缺陷，魯迅研究中存在著很大的弊端。

　　眾多責難的利箭射到魯迅的靶子上，儼然回到了一九四○年代。打倒“魯家店”對中國新一代的文化人來說，其重要性顯然不亞於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有批評者尖銳地指出，凡是“聖人”所背負的東西都應該把它打倒。

　　生前，從標靶到旗幟，死後，從旗幟到標靶。在遺言中聲稱希望把自己忘掉的魯迅卻成為現代文化中很難忘卻的人。

　　中國內地將魯迅捧上天的時候，在台灣魯迅則遇到封殺。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六年的三十餘年間，在台灣基本上看不到魯迅作品，也不允許閱讀魯迅作品。

　　魯迅在台灣被蔣介石列入了“共匪名單”，當時有關魯迅的文章常登在《匪情月報》、《匪情研究》等報刊上，屬於台灣當局“匪情研究”的一部分。這種情況延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

　　在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再次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文化新軍的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在台灣，則在報刊上展開了對魯迅的攻擊。一九五○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四日的一個多月內，《台灣新生報》曾連續刊出了十一篇有關魯迅的署名文章，有的要“解剖魯迅”，稱“魯迅不是好人”；有的要證明魯迅是“陰謀家”或“千古罪人”。

　　在台灣曾經發生過“陳映真事件”，這位在魯迅去世後第二年出生於台灣的作家，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因在家偷偷閱讀魯迅的《呐喊》而被捕入獄七年。

　　在長達三十年的時段裏，台灣人隻能通過手抄本、複印件等“地下”出版物，偷偷地閱讀魯迅作品。一些從海外帶回島內的作品故意被摳掉作者的名字。

　　一九八二年，魯迅孫子周令飛的跨海婚姻讓“魯迅”的名字再次出現在台灣報章上。台灣媒體大肆炒作“魯迅之孫叛逃台灣”。周令飛退黨事件震驚兩岸，周令飛夫婦在台灣也生活坎坷，一度還因為來自大陸及魯迅後人的身份找不到工作。

　　但這件事情帶來的另外一個效果卻是在台灣重提魯迅。說到“周令飛”，不可避免地要在前麵加上“魯迅之孫”的名號。“魯迅是誰？”這樣的疑問需要解答。這一年台灣的《傳記文學》刊出了《從周令飛來台論魯迅生平》特輯及其續集，發表了一係列關於對魯迅的看法，但卻是第一次涉及到了關於魯迅的各個方麵，使台灣人對魯迅有了重新了解。

　　但是，直到四年之後，台灣才第一次公開出版魯迅作品《阿Q正傳》一書。閘門推開之後，就如潮水一般，隨後幾年，共有三個版本的《魯迅全集》在台灣出版發行。

　　當中國內地學者開始討論讓魯迅從神還原到人的時候，台灣同樣發出了這樣的呼聲。

　　一九八七年十月，台灣學術刊物《當代》推出“魯迅專輯”，編者在《前言》中稱：魯迅在台灣是個禁忌，這是魯迅的悲哀，也是中國人的悲哀。他希望“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而不使學術路線成為政治鬥爭或政權運動中的一環。

　　稍後的一九九一年，魯迅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台灣再次掀起評說魯迅的熱潮。《中國論壇》推出了《魯迅定位的新起點——魯迅一百一十歲紀念專輯》，從各個角度來評價魯迅，其隆重程度不亞於內地。

　　總編輯蔡詩萍稱：魯迅是中國現代新文學的小說巨擘，由於魯迅生前的尖銳批判精神以及他曾參加“左聯”等原因，在台灣，他成了文學史上的“盲點”，刻意冷凍、掩藏的結果使魯迅成了文學史教程中不值一提的人物，這次專輯紀念的目的在於還原這位文學家的本來麵貌。

　　在今天，台灣人關注魯迅不再把魯迅當作“異類”來看，他們走進書店，喜歡看到的是一百年前的周樹人是怎樣講述那個年代的故事的。

　　七十年風雲變幻，人、神、鬼之間角色輪換，“魯迅”成為了一種現象，每隔幾年，就會有人出來，或者扛起魯迅的大旗，或者掄起打倒魯迅的大棒。

　　“中國知識分子的兩條不同道路”。二○○三年，謝泳在其編著的新書《胡適還是魯迅》中，請五十多位的知識分子來做這道選擇題。隨後，又有多本類似題目的新書先後出籠，在二○○五年引起新一輪的爭論。

　　胡適和魯迅，一直是中國現代文化中不得不麵對的選擇題。

　　當大陸舉起魯迅旗幟的時候，台灣則把胡適視為聖人。半個世紀後，中國內地開始熱衷胡適，而台灣則開始研究魯迅。

　　胡適還是魯迅應該成為中國知識界所代表的方向，成為一個新的話題，而答案備選項目有四個：魯迅、胡適，兩者都不是，兩者相結合。選擇哪一個，現在仍沒有答案。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魯迅又在大陸一項選舉中被評為“國學大師”，這個稱號讓許多人都感到意外，關於魯迅頭上應不應該再戴這樣一頂帽子一時間成了網上爭論最多的話題。除了糾纏於魯迅是反國學的還是國學代表這樣的具體問題外。還有人再度提出，魯迅究竟應該還原到什麽程度，他代表的到底是什麽？

　　重返魯迅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在他的文字中隱藏有中國現實的一切問題。解讀、誤讀、過度闡釋，利用、反利用，認識、重新認識，所有的紛爭都試圖回答同一個問題，但找到的卻是不同的答案，而這將是魯迅一直會被人們爭下去的原因。

　　(摘自《鳳凰周刊》 作者張宇楨)■

　　馬英九的絕妙口才

　　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是兩岸三地頗具人氣的政治偶像之一。中國國際廣播音像出版社出版的《馬英九傳》(範永紅著)詳盡地介紹了他的經曆，以下是此書中一節的摘錄——

　　在曆史上，許多政治家都以一流的口才，為人津津樂道。政治家所使用的語言，對於整個社會，有風行草偃的指針效果。馬英才的語言，堪稱台灣社會的一股清流。

　　聽馬英九說話，他很少會聲嘶力竭地呐喊，總是不疾不徐，清楚而完整地表達他想說的事情。台灣政大法律係教授蘇永欽，是馬英九的老友兼老同學，他用一個英文字，Witty(機智雋永的)，來形容馬英九的口才，可以說是十分貼切。

　　馬英九不追星，但也有崇拜的人物，在他崇拜的人之中，有孫中山、劉銘傳、丘逢甲以及撒切爾夫人。一九八七年，在德國柏林舉行的“國際民主聯盟(IDU )”黨魁大會上，馬英九有機會見到了自己的偶像、時任英國首相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當時，參加這次活動的人非常之多，而且，全都是國際知名人士，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量級要員。相對而言，馬英九隻是新人一個，撒切爾夫人大概連他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

　　馬英九很清楚，因為外交禮節，自己和她隻有一次握手的機會。而這個機會稍縱即逝，如果把握不好，說不定，僅僅握握手，就過去了。

　　普通人通過電視轉播看那些國際要人們見麵的情景，往往能夠看到某些人見麵握手時，會隨意地聊上幾句，他們到底在聊什麽？誰都不清楚，而且，大家也都很好奇。馬英九自然清楚，他們聊的話題千奇百怪，或許也會有人說：“今天天氣不錯”之類的話吧。當時說什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給對方留下印象。

　　他想了想，冒出一個主意。當他終於有機會和她握手的時候，他便主動說：“撒切爾夫人，我來自台灣，我們現在麵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作為政治強人，撒切爾夫人當時一愣：台灣麵臨嚴重問題？這是某種信號嗎？所以，她立即追問是什麽問題。馬英九回答說：“我們現在外匯儲備高達七百五十億美元，不知道該如何使用。”

　　這種英式幽默立即引起了撒切爾夫人的極大興趣，她那緊繃的神經為之一鬆，也立即冒出一句俏皮話：“那你們可以拿到倫敦，請專業人士幫你們運用。”就這麽一句話，在他們之間建立了某種外交上的投契，兩人隨後開始熱烈交談。

　　另一次令馬英九得意的外交經曆是麵對現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的父親老布什。對於布什，馬英九自然不會陌生，問題是，他們見麵時，隻有一兩句搭話的機會，怎樣才能令老布什對自己感興趣並且留下印象，這才是最為重要的。

　　見麵後，馬英九說：“總統先生，雖然你是耶魯這種大學出身的，不過你做得還算不錯。”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式幽默。在美國，耶魯和哈佛是兩所極為重要的大學，絕大多數政治人物，都出自這兩所大學，而這兩所大學的學生，又彼此不服，相互看輕。他們一旦走在一起，便相互“踩低”對方的學校，卻又相互評價對方本人。所以，如果“猛踩”對方學校，並不會為對方所計較，反而認為你非常“幽默”，算是一種見麵禮式的玩笑。

　　老布什聽到馬英九這樣說，立即明白了一件事：麵前這個人，肯定是哈佛畢業，否則，他可不會這樣說。而且，他竟然如此幽默，自然便討得了老布什的好感。老布什笑著問馬英九：“是不是哈佛大學出身的？”馬英九笑著點頭，於是，兩個相顧大笑。

　　他也會為了公關場麵而調侃自己，例如說自己是台灣製造、香港交貨、然後出口轉內銷、再回到台灣，以對照企業家林百裏是生在上海、香港加工、台灣製造。總之這些說到底都不算是太幽默，隻能看出他的機智和風度，但是大家倒很捧場。他很樂於“變裝”，曾經一身黃色打扮，去參加製服為黃色的景美女中活動，一句“今天台北市停止掃黃”，其實並不好笑，但是大家喜歡他，看到他就樂了，隻等他一開口，大家都配合。他常常自鳴得意地說出：“我姓馬，生肖屬虎，所以跑步成績馬馬虎虎！”這類自嘲式的幽默，同樣很得賞識。

　　他比較精彩的幽默感，反而是出現在一些回擊對手的耍嘴皮功夫上，例如某次李登輝酸溜溜地刺激他：“不要再穿短褲跑步了！”記者就來問他的回應，他一臉無辜地說：“沒有人穿長褲跑步的。”而當陳水扁向市民“撒嬌”說：“市長真不是人幹的！”預備和他競逐市長的馬英九則向市民喊話：“市長不是人幹的，是馬幹的！”

　　飽讀詩書的國學基礎，讓馬英九格外重視語言表達的品質和層次。馬英九這麽講究語言，自己也會很仔細聆聽周遭人群交談。馬英九發現，很多人即使是說中文，也都說得不通順。

　　歐化是其中一個大問題。馬英九舉例說，詩人餘光中曾寫過一篇文章：《從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從日常生活中，提出五十七個實例，說明不必用歐化的句子，就可以把意思表達得簡潔有力，也不少在說中文時還夾雜著英文。“餘先生的這篇文章讓人拍案叫絕。在句子裏夾雜英文或許是自卑感使然，其實中文大部分是短句，根本不必有副詞子句或形容詞子句。”馬英九的體會是，如果不特別注意，平時，我們可能根本不會察覺自己說話、寫作時出現這些毛病。所以學好中文，並不容易，就像要學好英文，重點就在大量接觸，反複練習。

　　他以自己的經驗為例：“我在美國留學七年，這期間，我持續用中文寫作投稿，就是不想讓自己的中文荒廢掉。因為在美國，我隨時都有機會用英文寫作，要使用中文反而沒那麽容易。”因此，有些留洋的年輕人說中文時，夾雜一串英文單字，還辯解說，是自己英文太好了，所以中文都變差了。每次聽到這種說法，馬英九心裏就感到很失望，因為真相是，這個年輕人，既沒有把英文學好，也沒有把中文學好。

　　重點是要用心。馬英九剛從美國留學回來時，非常注意自己說中文時，避免夾帶英文單字。因為以前人形容留學生是“穿著土氣、開口洋氣、出手小氣”，馬英九就是要避免自己“開口洋氣”。

　　馬英九也觀察到，現代新新人類講起話來，普遍都少了點讓人回味的餘韻。他猜想，是不是現代有太多科技新玩意，吸引了年輕人的注意力，讓他們無法專注地把語文學好。比方說，時下流行的ICQ，每個人都你Q我、我Q你，用的也都是最簡略的溝通語言。馬英九強調：“我並不是說這樣不好。但是當你習慣於用ICQ的語言和別人溝通，你可能就忘了語言那種精致、細膩的美。”

　　馬英九的好口才，讓他在各種場合都能表現得宜。在輕鬆的場合，他更是擅長帶動氣氛。這一天晚上，馬英九和歌手李玟在一個頒獎典禮見麵。政治小天王遇上流行樂壇天後，馬英九自稱是李玟的忠實歌迷，逗得李玟很開心。李玟笑說：“市長這麽捧場，那我想要幫台北市民做一件事，來回報馬市長。”

　　馬英九認真地想了想：“隻要你以後在歌詞裏，記得宣導酒後不駕車、垃圾要分類就好了。”台下的觀眾、媒體記者聽了都哈哈大笑。風趣、優雅、雋永，這就是馬英九的“Witty”，一開口，就讓人如沐春風，也為自己贏得許多機會。

　　馬英九的父親馬鶴淩，國學修養極其深厚，對於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以及其它一些國學經典，有著很深的研究。當馬英九還很小的時候，他便要求兒子涉足國學，今天的馬英九，除了是一位法學專家，同時，還具有極深的國學素養，中國文學的功底非常之深。

　　有一次，台灣《慈恩》雜誌和馬英九約定一個采訪，這個雜誌主要刊載仁孝親情之類的文章，采訪時，記者突然提出一個議題：“中國人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你認為這個說法對嗎？”馬英九立即說，他覺得這個提法是錯誤的，他本人不讚成。他覺得父母有錯，仍要和顏悅色地規勸，這才是人子之道。他隨口說道：“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記者被他這一番之乎者也弄昏了頭，後來才知道，這一段，原來出自孔子學生所編的《孝經》第十五篇，內容是孔子和學生曾子的對答，幾乎和此次記者同馬英九的對答相似。

　　馬英九當“法務部長”時掃黑，受到了一些人的責難，有人拿他抓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說事，又指他放寬假釋尺度，使得很多犯人出獄，然後重又犯罪。馬英九回答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語出自《論語為政》，講的是法家和儒家兩種不同的為政之道。法家以刑法治天下，儒家以德治天下。 ■

　　清華、北大連環爆炸案

　　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隊長、從警四十年的王軍，經他領導參與偵破的刑事案件上萬起。北京市民稱讚他是這座城市的守護神。

　　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一生守候——京城神探刑偵檔案》( 刑軍著 )一書，記敘了他領導和參與偵破的許多重案名案。發生在二○○三年的清華、北大連環爆炸案就是其中一件案件——

　　清華大學坐落於北京市區西北角的海澱區，這是一處安寧的所在。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天氣清冷但晴朗。十一點五十三分，毫無任何征兆，校園西北角猛地傳出一聲悶響。好些人都聽到了這不尋常的響聲，不久“水木清華”(校園BBS)上就有人發帖子了：是爆炸！發生在荷園！

　　荷園是清華大學的教工餐廳，離教學區較遠，學生們一般不在那裏就餐。大家在“水木”上紛紛猜測爆炸原因，很多人都以為：食堂嘛，可能是煤氣爆炸——隻是一樁不幸的意外而已。

　　但情況遠沒那麽樂觀。爆炸當場炸傷六人：其中一位是博士後，一位是北京廣播學院的進修生，其餘四人皆為清華教師，所幸傷者並無生命危險。事發三分鍾後，清華大學派出所立即出警，初步判斷這是一起人為的爆炸事件，隨即封鎖現場，報告刑偵總隊。

　　十二點十五分，王軍率隊趕到清華大學，展開現場勘察。

　　荷園餐廳共兩層，爆炸發生在一層大廳。傷者已經送醫。大廳內彌漫著一股爆竹火藥味兒。服務台區域附近桌椅散亂，地麵灑落著蓄電池、漆包線、黑火藥、水暖管殘件、小鬧鍾、鬧鍾齒輪、一根針、空的康師傅方便麵碗等物品，另有一藍色尼龍單肩提包。

　　這邊廂正在布置偵破，十三點二十分，又傳來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與清華一街之隔的北京大學校內，農園餐廳也發生了爆炸！

　　全國頂尖的兩所高校相繼發生爆炸，現在又是十屆全國人大、政協一次會議召開前夕——事情這下嚴重得多。還可能發生什麽？王軍沉住氣，立即兵分兩路，派員驅車直奔北大。

　　農園餐廳位於北大三角地附近，麵積約四千平方米，是北京高校最大的學生食堂之一。爆炸發生在農園一層，爆炸使餐廳部分頂棚受損，窗戶玻璃被震碎。由於爆炸發生時間已過就餐高峰，三名傷者都不是學生，一位是餐廳管理員，一位是餐廳保潔人員，一位是餐廳應聘者。

　　現場同樣發現了蓄電池、漆包線、黑火藥、水暖管殘件、鬧鍾、鬧鍾齒輪、針、空方便麵碗等物品，還有一個雙肩背包。

　　得知這些，王軍的心中倒踏實了一些：兩案現場類似，案發時間臨近，初步能判斷是同一人或一夥人所為；而現場越多，線索就越多，案犯就越不容易逃脫法網。

　　當即，王軍作出六個方麵的部署：

　　第一，走訪兩餐廳經理，著重關注因被兩餐廳開除，可能心懷不滿的人員；第二，訪問傷者，詢問其受傷前在餐廳內與誰鄰近，附近人員有何外貌特征，攜帶什麽物品，是否曾看到什麽可疑現象；第三，到清華、北大兩校各校門值班室調取今日進出校門情況的錄像，重點關注荷園爆炸發生後一段時間內離開清華和進入北大的，形跡可疑、神色慌張的人；第四，在全市範圍內搜集情況，通過“秘密力量”調查所有曾揚言要炸高校、製造情況的人，搜集對社會不滿的分子的線索；第五，派刑偵技術部門搜索清華、北大兩校上空出現的手機信號，對其中吻合爆炸時間、分別出現在兩處的信號進行分析；第六，研究爆炸裝置，根據現場物品進行組裝，恢複裝置。

　　通過對爆炸裝置的調查：兩處所用炸藥都是爆竹火藥，火藥都裝在水暖管件之中，炸彈都是用石英鍾定時，兩個小鬧鍾齒輪相同，方便麵盒內都有雙麵膠粘貼痕跡……種種跡象表明，這兩個定時炸彈確屬同一手法所製。

　　現場勘察之後，王軍判斷：這兩起爆炸不是臨時起意，而是有預謀的。但有幾個特點值得注意：第一，在校園內製造爆炸，選擇的地點是食堂，而不是人更多的教室；第二，爆炸裝置的安置盡量靠近服務台而不是餐桌；第三，爆炸發生的時間基本錯開了就餐高峰時段。——看來，案犯的心理不完全是要人的命，主要是想要影響。

　　案犯是想要什麽影響呢？

　　為了防止判斷失誤，北京市局請到了新疆公安廳爆破專家前來協助。在塔利班培訓的恐怖組織活動中曾出現過類似的定時爆炸裝置，新疆的專家對此了解很深。但他們帶來了所有的爆炸裝置圖解，比對後發現不像，遂排除了這一可能性。

　　北京市內和清華、北大校內的信息收集尚無重大突破，專案組壓力很大。為了隨時關注案情進展，王軍和同事們組成的專案組住進了清華大學招待所，誰也不能回家，必須守在組裏。

　　很快，偵查員在清華西門附近的一家摩托車修理店得到了重要線索：二月二十三日，一名身高一米七左右，二十五六歲，留平頭，外地口音的男子在這家店購買了兩組蓄電池，和現場發現的一致。

　　由於涉及兩所知名高校，案發後網上對這起連環爆炸案掀起了如火如荼的討論，王軍意識到這也可能是破案的一個突破口，他特意安排了一組刑警從網絡搜尋案犯的蹤跡。

　　網絡與現實生活不同，這是個虛擬的社區，網絡上的信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從網絡找突破口難度也很大。經常有人在網上給清華、北大網站、郵箱發信息，聲稱對此事負責。說得繪聲繪色有鼻子有眼，於是偵查員們就得和他們聯係，調查案情的細節。好些個無聊好事的發信人紛紛原形畢露，偵查員排除了他們的可能性，不再理會；還有些膽小的發信人慢慢覺得牛皮吹得太大，也發現了對方是警察，事態嚴重，就乖乖地自己收手……但這一番幹擾，偵查員們也被折騰得夠嗆。

　　網上守候難道會無功而返？

　　終於，三月六日上午，北大、清大校園網電子郵箱先後收到了一封非同尋常的郵件：

　　“先生們：我是二月二十五日清華、北大爆炸事件的製造者。以下為證。

　　清華荷園的爆炸裝置共裝藥約二百克，藥室由鑄鐵水管配件［一個活接，兩個堵頭，其中一個堵頭鑽有孔，內徑約50mm］構成。12V蓄電池連接普通小燈泡形成紙雷管則為引信，在桶麵盒中粘有小鬧鍾一個［泡沫雙麵膠］，共有兩根與電線相連的接電針，其中一枚與鬧鍾分針粘牢。單肩包一個。

　　北大農園的爆炸裝置共裝藥約八百克，藥室由鑄鐵水管配件［一個內接、兩個外套，兩個堵頭，一個有孔，內徑約70mm］構成。另有一塑料飲水杯，內裝黑火藥約五百克。餘同前。雙肩包一個。

　　我之所以製造此事件是為了心靈的自由，卻不是為了傷人。且不說爆炸時間的選擇，隻需將兩處裝置對換定有更多人受到傷害。然而為了最終的理想，難免有人無辜受累也是無可奈何。近日餘遍觀眾媒體，竟無隻言片語提及，深感不安。有位肖餘恨幹脆直接說沒有很大影響是因為沒有人遇難，嗚呼！其內心之黑暗隻怕尤勝於我。可能發生的第三次事件能否避免取決於各位了。

　　我建議：3月8日前公開討論此事。

　　3月7日至3月10日在搜狐聊天/菁菁校園/校園文化聯係，您的網名：水木清華。

　　言念及此，望慎對之。”

　　這封信立即引起了王軍的注意。這絕不是一般好事者的故編亂造，也不是在調查過程中知道了部分案情的無聊人士的拚湊搗亂：來信提到水暖管配件頭上有鑽孔，刑偵人員在對外偵查時都留了一手，從未提過該細節。

　　王軍立即給市局局長打電話請領導立即到專家組，他說：有進展！我現在可以說寫這封信的人不是放炸彈的人，就是炸彈的製造者！

　　王軍與強衛見麵後，立即決定派出三名偵查員，一名網監處工作人員，於三月七日化名“水木清華”，和對方接觸。

　　三月七日上午，“水木清華”出現在對方指定的論壇上，不多時，一個叫“黃老邪”的賬號和他搭上了話。

　　“黃老邪”稱自己就是真正策劃清華、北大連環爆炸案的人，問及作案時間、炸彈放置地點、炸彈的製作方法、所用蓄電池的品牌等細節問題，他都能對答如流。有些細節甚至偵查員本人也不清楚。偵查員把此情況匯報給王軍後，王軍更加堅信這位“黃老邪”就是案犯——他說的細節的確不錯，為了保密，諸如用接電針作觸點控製起爆時間等情況，隻有專案組的主要領導和王軍本人才知道。

　　再問他現在身在何處，“黃老邪”口風很緊，不肯透露半句。大概他認為自己是安全的，才會肆無忌憚地細說案情點滴。

　　但偵查員們早已展開了對其地理方位的追蹤，發現近日來其IP地址都位於福建省境內，他們把這一情況報給了王軍。

　　對方一定是案犯，而且這幾天進出過北京、福建境內。王軍叫偵查員盯住“黃老邪”；又做出相應部署，清查各旅館二月二十五日前後的福建房客；同時將案情進展上報至公安部。

　　很快，鐵道部招待所反饋：二月二十一日，一位名叫黃旻翔的福建人入住二○九號房，二十五日上午離去。警察在暫住的房間搜查時，發現了爆炸定時裝置的剩餘零件。

　　黃旻翔，他就是“黃老邪”！

　　王軍下令：偵查鎖定福建！鎖定黃旻翔！

　　王軍將案情進展上報至公安部，請求福建警方支援。

　　根據對“黃老邪”的網絡跟蹤，偵查員最後將目標鎖定在福州市。公安部向福州市公安局下令：一定要抓到黃旻翔。福建警方為此成立破案指揮部專案研討部署，福建省公安廳動用了一百多名警察。王軍也派出北京刑警飛抵福建參戰。

　　三月七日晚，“黃老邪”又出現在論壇上。“水木清華”穩住他，繼續和他聊天，聽他傾訴“內心的自由”。

　　上網不多時，經過偵查分析，千裏之外北京警方的技術力量很快明確地掌握了他的實際地理方位：福州市交通路“獵人網吧”，四十八號機。

　　三月八日淩晨零時二十分，北京和福建警方協作，衝進“獵人網吧”，將四十八號機位上一平頭男子抓獲，擒拿過程不到一分鍾。

　　北京這邊，“水木清華”再沒等到“黃老邪”的回複。

　　三月八日下午二時，涉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校園餐廳製造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黃旻翔，被北京警方押解至京。

　　黃旻翔，男，一九七六年出生，福州市人，在海口瓊山市工作。他家境不錯，父母都是知識分子，有一個妹妹在美國讀研究生，他本人中專文化，相當聰明。平常不愛和人打交道，愛好上網，經常看兵器知識、無線電方麵的書。黃旻翔稱，二月十九日他從海口攜帶從爆竹中拆出的黑火藥乘火車來到北京，入住一家招待所，此後分別在朝陽區一家建材城購買了水暖管件，在海澱區一家摩托車修理店購買了蓄電池等物品，在招待所製作了爆炸裝置。二十五日中午，他來到清華大學荷園餐廳和北京大學農園餐廳，放置設置好的炸彈。二十五日下午，他乘火車到達石家莊，在當地報紙上看到有關清華、北大爆炸案的消息後，於二十八日乘火車到福州其父母處。

　　十天破獲舉國震驚的高校連環爆炸案，王軍對此感到十分欣慰。

　　王軍推測得不錯，黃旻翔此次製造事件，的確意在製造影響。

　　黃旻翔在接受警方審訊時稱：選擇在清華、北大製造爆炸案，是因為兩校都是名校。在那裏搞爆炸可以出名。之前他曾攜帶爆炸裝置去過北京的幾處教堂，但中國的教堂裏平時並沒什麽人，造成不了太大影響，於是作罷。

　　黃旻翔說自己得不到這個世界的認可和關注，這樣過一輩子有什麽意思呢？如果這一次不能出名的話，他還打算十月份再製造一次爆炸事件。

　　沒錯，他是出名了。而代價是法院無期徒刑的判決。■

　　作假的“專家”

　　麵對形形式式的文物，“專家”的鑒定往往是舉足輕重的。我們能百分之百相信“專家”的鑒定嗎？中央電視台的“中國財濟報道”的記者曾帶著微型攝錄機進行了一次秘訪——

　　北京十裏河的華聲天橋民俗文化市場，是北京規模最大的仿古工藝品批發市場。在這兒買東西，老板一般都會告訴你，他們賣的是仿製品。在市場的另一條街上，仿紅山玉器的，也是成堆地賣，在這幾家店鋪中，“紅山玉”的批發價格，從幾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經一番討價還價，中央電視台“中國財經報道”的記者，花三十元錢買了一塊仿製的紅山玉梟，隨後來到了離這個市場不到二百米的北京古玩城，因為有一種說法，說這裏“鑒定中心”的專家很有名。

　　走進這家文物鑒定中心，迎而看到宣傳欄上有這樣一行字：本鑒定中心不做虛假鑒定，對贗品一律不出具鑒定證書。

　　交了一百塊錢鑒定費，記者提出要找一個知名的、有經驗的專家。

　　工作人員介紹說：“他是國家級的專家，級別比較高，其他(三位鑒定專家)都是北京的(就是北京文物鑒定委員會的)，他是國家鑒定委員會的。因為他在瓷器、玉器(的鑒定方麵)非常擅長。”

　　曾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有著六十年文物鑒定工作經驗，這樣的老專家，應該不會看走眼吧？拿著記者剛剛花了三十元買的玉梟，老先生端詳了不到一分鍾，就辨出了真假。

　　記者：“這個多少年了？”

　　專家：“這個，大約四五千年吧，這個東西不錯呀。”

　　既然如此，記者提出：“能否幫我開一個鑒定證書？”

　　老專家要價二千元，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在二千的基礎上，幾乎打了對折，收一千一百元。

　　如前所述，我國現在出土的紅山玉器，全國範圍大約有三百件，每件市場價約五十萬。但是，各地仿製的紅山玉到處都是，而且仿製的技術並不高超。玉器後麵機器打孔的痕跡，十分明顯——當然，這也包括剛才記者花了三十元買來的這件玉梟。

　　不過，就在記者花一千一百元得到的A0243號《鑒定證書》上，專家在“鑒定意見”一欄中是這樣寫的：“此燕為紅山文化，有一定收藏價值。”

　　收藏家王立軍揭示了其中奧妙：我曾問古玩城的一位老總，我說，你為什麽喊他(指那位所謂國家級的專家)來搞鑒定？那位老總回答說：“我要是找一個眼光好的專家來，那我們就一分錢也賺不到！”你看，這就是現狀。就是說，越是眼光好的專家，越沒有人來找；越是眼光差的專家，天天門庭若市。我認識一位專家，確實是專家，但他眼光也確實不行，隻要有人送東西來請他掌眼，他就一律“看真(鑒定為真品)”、“看好(鑒定為有收藏價值)”，我去他家，看到禮品很多。從床上到床頭到床底下，全是煙酒，滿了！

　　據悉，目前被業內普遍認可的文物鑒定權威機構，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但是，這個委員會隻針對文博係統包藏的文物和考古發掘，隻為這些國家級文物進行鑒定，這些優秀的專家，通常不為民間文物進行鑒定。於是，一些民間收藏者隻能轉向社會上的各種鑒定機構。而對於這種鑒定機構的資質，我國迄今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換言之，隻要某人在工商部門注冊了，他隨便找個專家，就可以開門迎客(幫人做鑒定)。而且這些機構開具的鑒定證書上，都會標明“僅供參考”，就是說，鑒定者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陸定一認為：中小學生應多識字

　　十五年前，曾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長的陸定一給正在從事小學識字和小學算術教學改革的實驗和研究的心理研學所劉靜和女士寫了一封信，提出對中小學生教學的一些看法。

　　靜 和同誌：

　　七月三十日來信收悉。祝您一切順利。我五歲讀書，第一本是清朝的第一本教科書。那是戊戌政變後才有的。第一課八個字“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六歲就是“民國”了，“民國”的教科書第一課一個字：“人”。再後來，“教育學發達了”，第一課是一張圖，沒有字。再後來，第一至第五課都是圖，到第六課才有字。“教育學越發達”，學生識字越少。

　　打聽原因，原來教育學主張，學生要“四會”。識一個字，要會讀，會寫，會講，會用。所以，每課的字越少越好。會讀會寫，這辦得到。會講會用，必須識得很多字以後才辦得到。對識字很少的人，要他會學會用，那隻能記豆腐賬。半文盲。

　　內容上也變得奇怪。《三字經》、《千字文》一上來就講大道理，“教科書”卻是“大狗跳，小狗叫，叫一叫，跳一跳”，根本不講做人的道理。

　　這種“教育學”，我非常反感。

　　中小學生，記憶力最好。應該讓他們多識字，快識字，不懂的字他們也能記。識了三千字，看書看報，不懂的字也就懂了。

　　您用科學的方法，不但在語文課，而且在數學和英文方麵做出了成績。我敢代表所有的中國人，向您致謝。

　　陸定一 一九八九。九。二十 ■

　　檢察官智鬥陳水扁

　　不久前台灣檢察官陳瑞仁，經過周密的調查，認定陳水扁和他的夫人吳淑珍有貪汙罪行，並提出《起訴書》，把吳淑珍等人告上法庭。這一史無前例的舉動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陳瑞仁是如何認定陳水扁夫婦的貪汙罪行的，《看天下》雜誌根據台灣、香港媒體以及新華社《參考消息》等方麵的材料，做了綜述——

　　在台灣島內民眾日夜不停的“倒扁”風潮衝擊下，經多次交涉，陳水扁終於同意在自己的官邸，二次會見台灣“高檢署”的檢察官——陳瑞仁。

　　十月二十七日，為了防止台灣記者的盯梢窮追，檢察官陳瑞仁不敢乘坐“高檢署”的公車，而是戴上了他太太剛剛給他買的新安全帽，騎著一輛摩托車出發了。

　　為了躲避記者，陳瑞仁把自己的摩托車停在距離陳水扁住處較遠的一所中學門口，然後再搭乘計程車，途中又與自己的同事陳仁龍會合，然後才進入陳水扁的住處。

　　陳瑞仁今年四十九歲，皮膚黝黑、臉圓圓的。當時是晚上九時許，“二陳對話”開始；次日淩晨一時許，“二陳鬥智”結束。

　　在長達四個小時的詢問、回答過程中，陳水扁喜歡兜圈子，談來談去總是在說“台灣外交”遭遇的困難，並強調說：“我做事很認真，絕對不可能貪汙！”當然，在陳瑞仁的追問下，他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請夫人吳淑珍幫助收集了不少發票，因為國務機要費中的一部分秘密開支，沒有預算，必須搜集發票作為支出憑證。

　　不過，陳瑞仁此次問訊的重點卻非常明確。他就是想搞清楚“甲君”是誰？

　　這裏有個背景：今年八月七日，陳瑞仁第一次約談陳水扁時，阿扁就多次講到過一位神秘“甲君”。阿扁說，“甲君”也大量領取了國務機要費，因為“甲君”需要幫助台灣搞“秘密外交”。他還強調說，“甲君”領取錢款的同時，也拿回了許多發票，用於報銷，但阿扁強調：“我要保護這個人，因為此人目前在大陸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