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卷）

蔣經國上海“打虎”以失敗告終

　　◎劉 統

　　一九四八年是中國曆史上關鍵的一年。這一年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共產黨開始與國民黨進行戰略決戰，勝利的曙光已經映現。

　　為什麽國民黨會一敗塗地？腐敗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的1948年兩種命運的決戰》(劉統著)詳盡分析介紹了這一年中國經曆的風風雨雨。以下是書中部分內容的摘錄——

　　一九四八年六月以後，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節節敗退，經濟上危機重重，兩者相互影響，惡性循環，形勢出現了全麵崩潰的前兆。

　　隨著戰爭的延伸和規模的擴大，國民黨的軍費猶如無底的黑洞，吞噬著金錢和物資。入不敷出，物價飛漲，全靠發行新鈔票支撐。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前，已發行法幣六百六十億元，相當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四十七萬倍。而國統區的物價如同脫韁的野馬，一路狂漲。惡性的通貨膨脹引起連鎖反應。

　　經濟破敗到如此程度，而前方打仗和困守孤城的五百四十萬國民黨軍天天要錢要飯要子彈。從東北、華北和中原逃亡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城市的原國民黨政府人員、地主家屬以及形形色色的“難民”多達百萬。他們天天向國民黨政府要救濟，成了另一個沉重的負擔。上海市市長吳國楨手裏沒錢，急得到幾十家富豪門上乞討，要他們捐錢。然而響應者寥寥，氣得吳國楨威脅要把他們的劣跡公開登報。

　　國民黨政府的經濟窘迫到如此捉襟見肘，另一方麵文武官員和豪門大亨卻狼狽為奸，利用種種特權囤積貨物，大搞金融投機，牟取暴利。當時官員的貪汙腐化，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法幣既已走到了絕路的盡頭，各種投機活動又把經濟秩序搞得如此混亂，看來不想辦法改革幣製、整頓經濟秩序是不行了。蔣介石指示翁文灝內閣開會研究，想出辦法來。財政部長王雲五提議以中央銀行所存的黃金證券作保證，發行金圓券代替法幣。實施的辦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來收兌或收存百姓手中持有的黃金、外幣，實行管製經濟。在幾個重要城市設置管製區，派經濟督導員負責執行。這個方案得到蔣介石的批準，以俞鴻鈞擔任上海的督導員，特派他的長子蔣經國協助督導，實際上大權是掌握在蔣經國手裏。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全國各大報都刊登了蔣介石幣製改革的命令。這次改革是蔣介石孤注一擲的決策。搞得不好，就是全盤崩潰，再無挽救的餘地。

　　然而，幣製改革令尚未發布，就有搶先作案的。上海《大公報》記者季崇威從內部渠道獲悉，就在國民黨政府公布金圓券法令的前一天，某要員乘夜車來上海，在證券交易所拋售巨額股票牟取暴利。出於義憤，季崇威寫了一條新聞《豪門巨富紛紛搜購金公債，隱名之人曾大批拋售股票》，登在八月二十一日的《大公報》上：“十九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從南京乘夜車抵滬，下車後不洗麵不吃東西，匆匆趕到某熟悉證券號，一個上午向市場拋售三千萬股永紗，照昨天股票慘跌的行市計算，此人大約可獲利四五千億元。”

　　蔣介石獲悉後，大為震怒。幣製改革屬於核心機密，竟然有人敢搶先一步發橫財，說明國民黨內部的腐敗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他派了兩名監察委員專程到上海徹查此事，從交易所賬目上查到那天兩個拋售股票的大戶，一個是青幫頭子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一個叫李國蘭，是南京財政部秘書陶啟明的老婆。杜、李、陶三人一同被捕後，陶啟明招供是從財政主任秘書徐百齊處獲悉機密消息，便趕到上海用老婆名義拋售股票的。結果陶被處決，徐百齊撤職查辦。杜維屏和李國蘭則轉交特刑庭，以金融投機罪公開審理。

　　蔣經國到上海，躊躇滿誌地要幹一番大事業。他帶著贛南時期培養的一批親信，調來了以青年為主的“戡亂建國大隊”，共三千餘人。在上海中央銀行設立辦公室，雷厲風行地幹起來。第一項措施就是限製物價。按照政府公布的物價管製辦法，所有的商品都必須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價上，稱為“八一九防線”。目的就是要打擊投機和囤積行為，“革上海人的命”。在他的統一指揮下，從八月二十二日起，全市警方和檢查機構四出檢查市場、倉庫、水陸碼頭，凡是違背法令者，商店吊銷執照，負責人逮捕法辦，貨物全部沒收。

　　為了表示他的決心，蔣經國於八月二十七日首次發表談話。他說：“關於檢查工作，此次對任何方麵絕不留情，但絕對不擾百姓。執行經濟政策的原則是‘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凡人民能負責準確的指出奸商貪官汙吏，一定能夠懲辦。”他指出：“今後風浪或風波在所不免，但隻要冷靜堅決，相信沒有什麽困難。天下沒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沒有說話比人民說話更準確。”他指示“戡建大隊”設立人民信箱，接受群眾舉報，並表示要親自接見群眾，聽取群眾的呼聲。

　　蔣經國說到做到，他微服私訪小菜場，了解限價後的食品供應情況。自從以金圓券規定蔬菜魚肉價格後，上海的物價真是便宜了許多。但是《大公報》記者去暗訪時，小販們卻叫苦不迭。

　　用行政命令強行限價，能收到一時的效果，但經濟運行有其自身的規律，限價能維持多久就很難說了。國民黨政府隻在幾個大城市實行經濟管製，而大多數中小城市依舊如常。這就導致了一個人為的差價空間。上海的商人按限價出售商品貨物，必賠無疑。於是他們把商品囤積在倉庫裏，等待觀望。還有的暗中抽逃資金，轉移到香港。針對這些情況，蔣經國再下狠招。派人清查所有倉庫，凡是囤積在三個月以上的貨物，全部沒收。沒收的商品在商場中開設平價櫃台出售。誰知事與願違，商場剛開門，投機的“黃牛”就蜂擁而入，將價格便宜的罐頭食品、棉布等搶購一空，還擠壞了商場的玻璃櫃台。盡管有許多警察維持秩序，仍然無法應付擁擠的人群。不到半天，商場就被迫關門。

　　限價造成了市場商品的緊缺，另一方麵資本家將工業產品偷運出上海，轉到外地銷售牟利。蔣經國意識到，不打倒這些控製經濟命脈的“老虎”，上海的經濟秩序就無法建立，控製物價就更談不上。他法出令行，果真轟轟烈烈地打起“老虎”來。他召見上海經濟界的頭麵人物劉鴻生、錢新之、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軟硬兼施。要他們擁護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黃金、外匯，否則即勒令停業。他揚言：“你們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誰手裏有多少黃金美鈔，我們都清楚。誰不交，就按軍法辦！”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也四處出動，設立崗哨。檢查行人；並與警察、警備司令部人員混合編隊，組成許多三人或五人小組。檢查商店、工廠的倉庫，登記囤積物質。對違反規定者，蔣經國采取了嚴厲的措施。紙商詹沛霖、申新紗廠大老板榮鴻元、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國梁、美豐證券公司總經理韋伯祥等六十餘人，均因私套外匯，私藏黃金，或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先後被捕入獄。九月二日榮鴻元剛從香港返回上海，即被逮捕。詹沛霖則被查出囤紙三千噸，被送交特種刑事法庭。誰都知道一進特刑庭，是凶多吉少，詹沛霖嚇得麵如土色，當場大哭起來。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作為證券交易所老板，牽扯到陶啟明的永紗股票投機案，被特刑庭審判。社會都關注審判結果，當時他判了八個月的徒刑，在法庭上大呼冤枉。懲治了這一批大老板後，蔣經國還大開殺戒，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因私套外匯被處死，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亞民、稽查大隊長戚再玉因貪汙勒索罪被槍決。蔣經國宣稱：“在上海應當不管你有多少財富，有多大的勢力，一旦犯了國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進監獄，上刑場。”

　　蔣經國的“鐵腕”暫時發揮了作用，因此，上海的物價在一個時期內保持了穩定。在當局的威逼和嚴令之下，兌換金圓券的工作也進展順利。當時規定一兩黃金兌換金圓券二百元，一元美鈔兌換金圓券四元，而法幣則是三百萬才兌換金圓券一元。限期兌換，過期嚴罰。中央銀行門前每天排著長隊，市民們將自己手中的黃金、美鈔、銀元換成金圓券。許多人並不是情願把黃金美鈔捐給國家，而是迫不得已。蔣介石的親信吳忠信的老婆私下對人說：“蔣經國是我抱大的，現在連我的棺材本都被他搶去了。”

　　民間的黃金和外匯畢竟是有限的，財產的大頭掌握在上海幾家大的商業銀行手裏。蔣介石推行幣製改革的一大目的，就是要把商業銀行的外匯轉到中央銀行裏，由他親自控製。九月六日他在總理紀念周的講話中，命令商界、金融界切實遵守經濟政策，各商業銀行所有外匯，限期存入中央銀行。在這樣的威懾下，上海各商業銀行隻好在九月底將各自存留的外匯儲備向中央銀行申報。但是凡是能開銀行的人，都與國民黨政府及官僚資本有著密切的聯係。這些錢不是輕易能轉過去的。而且雖然申報了，但外匯資產仍在自己的戶頭上，並沒有轉賬。由於金圓券崩潰得太快，蔣經國還沒來得及把這些資產抓到手，自己的使命就結束了。

　　初戰的成績，使蔣經國信心大增。他決心乘勝前進，和上海的財富集團拚個你死我活。蔣經國說：“我們認定這次新經濟政策是一種革命運動，所以我們自開始以來，即主張發動廣大的民眾來參加這偉大的工作。應該告訴人民，人民的事情，隻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決。要想將舊社會翻過身來，非用最大的力量和最大的代價是不能成功的。今日已經到了徹底改革的時候了。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能安定一天的。”

　　蔣經國的革命言論，是當年在蘇聯學來的，難怪手下擔心他太激進。他的話確實打動了一大批渴望改革的青年人。為了開展工作的需要，蔣經國決定組建“青年服務總隊”。短短時間內，竟有一萬二千多人報名參加。可見群眾的熱情之高。遺憾的是，他們的集訓還沒結束，蔣經國的使命已經結束了。

　　在國民黨幣製改革和經濟控製的雙重壓力下，上海工商業主受到沉重打擊。但是這些人畢竟闖蕩多年，對付政府有多種辦法。在限價管製之下，商人采取種種辦法逃避檢查，轉移資金和貨物。工廠因為限價，開工不敷成本，也紛紛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經濟形勢不是好轉，而是惡化了。

　　商人在逃避，工廠在停工。“大老虎”們也開始反擊了。當年蔣介石起家，依靠的是上海工商業巨頭的支持。現在蔣經國要把刀架在他們的脖子上，真是不知好歹！如果把這些人得罪了，國民黨還能維持下去嗎？九月底，蔣經國在浦東大樓召集許多工商巨頭開會。會議開始，蔣經國照例客氣地表示感謝諸位對幣製改革的支持，接著話鋒一轉，帶著威脅的口吻說：“有少數不明大義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韙，投機倒把，囤積居奇，操縱物價，興風作浪，危害國計民生。本人此次秉公執法，誰若囤積物資逾期不報，一經查出，全部沒收，並予法辦！”他的話音剛落，老奸巨滑的杜月笙卻不緊不慢地說道：“犬子維屏違法亂紀，是我管教不嚴，無論蔣先生怎樣懲辦他，是他咎由自取。不過，我有個請求，也是今天到會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查一查。揚子公司囤積的東西，在上海首屈一指，遠遠超過其他各家。希望蔣先生一視同仁，把揚子公司囤積的物資同樣予以查封，這樣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此時滿座的目光都對著蔣經國，看他如何反應。杜的這番話反守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蔣經國的預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隨即表示：“揚子公司如有違法行為，我也一定繩之以法！”

　　蔣經國話雖然這麽說，事情卻是棘手萬分。因為揚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孔令侃，他是大財閥孔祥熙之子。其姨母則是“第一夫人”宋美齡。宋美齡沒有生兒育女，對孔令侃視如己出，倍加寵愛，孔、宋兩家早已聯為一體，密不可分，大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勢。而且揚子公司還在紐約、倫敦等地設有分公司，與美、英、法等國各大財團及國民黨政府許多機構都有密切關係。因此，孔令侃自認為靠山硬，誰也奈何他不得。蔣經國固然來頭大，但又能把他怎麽樣？所以他沒有把“太子”放在眼裏。明明有令規定：下午十二時以後實行宵禁，不準行入通行。孔令侃偏偏在這時開車闖關，揚長而去。明明規定禁止囤積居奇，揚子公司偏偏乘機大搞囤積物資。手下人為此向蔣告狀，蔣經國勃然大怒，但也不敢輕易在“太歲”頭上動土。如今杜月笙在會上這麽一逼，他無法回避，不得不予表態。揚子公司違法亂紀的事實路人皆知，整個上海都在拭目以待，看他如何動作。事情到這一地步，蔣經國隻好橫下一條心，向孔令侃開刀，於是命令經濟警察大隊長程義寬搜查並查封了揚子公司，但遲遲不對孔令侃本人采取進一步的行動，表明他手下留情，仍留有餘地和後路。

　　查封揚子公司成為一時的重大新聞，引起輿論的普遍關注。十月八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各家報刊爭相報道“揚子公司囤積案”消息，有的表示歡欣鼓舞，呼籲“清算豪門”；有的則因處理此案拖泥帶水，缺乏前一階段的雷厲風行作風，表示不滿，指責是“隻拍蒼蠅，不打老虎”。

　　打虎打到自己人頭上，蔣介石和宋美齡終於坐不住了。揚子公司被查封後，孔令侃便到南京向姨媽求救。宋美齡專程到滬，把蔣經國、孔令侃約到永嘉路孔宅麵談，企圖緩和兩人的關係。宋美齡勸說道：“你們是表兄弟，我們一家人有話好說。”蔣經國對孔令侃說：“希望你顧全大局！”孔大吼一聲說：“什麽？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還要我顧全大局？”最後兩人大吵起來，蔣臨走時說：“我蔣某一定依法辦事！”孔令侃回答說：“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牆：假如你要搞我的揚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來，向新聞界公布我們兩家包括宋家在美國的財產，大家同歸於盡！”宋美齡隻好發急電給在北平的蔣介石，說上海出了大問題，要他火速乘飛機南下。當時，蔣介石正在北平主持軍事會議和親自督戰，聞訊後要傅作文代為主持，自己即乘飛機赴上海。

　　蔣介石一到上海飛機場，宋美齡就帶著孔令侃搶先告了蔣經國的狀。然後由警備司令宣鐵吾、市長吳國楨及蔣經國等陪同蔣氏夫婦到達天平路蔣宅，大家正準確坐下向蔣匯報情況，宋美齡卻宣布：“總統長途南下，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說。”蔣經國及文武官員隻得告退。宋美齡向蔣介石多方說明原委，謂兩家屬於姻親，有共同利害，家醜不可外揚等，得到蔣的首肯。第二天蔣介石召見蔣經國，痛罵一頓，訓斥道：“你在上海怎麽搞的？都搞到自己家裏來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揚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談不到半小時，蔣經國出來時一副垂頭喪氣之色。接著，蔣介石又召見上海文武官員，親自為揚子案開脫。大家一聽此言，隻得唯唯喏喏而退。在這之後，上海警察局發言人也出麵為孔令侃開脫，對外宣布：“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使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曾經積極報道“揚子案”的上海《大眾夜報》《正言報》卻很快被勒令停刊了。揚子公司案風波就此平息。

　　揚子公司案不了了之，蔣經國的部下都憤憤不平。賈亦斌回憶：“我還抱有一線希望，認為蔣經國是一個有抱負有能力的領導人。無論以公以私，作為部下和朋友，在此關鍵時刻，我都有責任有義務向他進言，提醒、勸告他：堅持原則，不要猶豫不決，消極退縮。為此，我主動到逸村二號去見他，開門見山地向他提出：‘你對孔令侃一案究竟辦不辦？如果不辦，那豈不真像報紙上所說的隻拍蒼蠅，不打老虎了嗎？’他本來情緒就不好，頓時發火了，以訓斥的語氣嚷道：‘孔令侃又沒有犯法，你叫我怎麽辦？’我見他不僅不承認自己軟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實，反而以孔令侃無罪的口實為孔洗刷，一種從未有過的失望和憤怒驅使我拍案而起，一掌擊在桌上，大聲說：‘孔令侃沒有犯法，誰犯法？你這個話不僅騙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騙不了我！’爾後，他終於平靜下來，歎了一口氣，又無奈何地說：‘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盡孝不能盡忠，忠孝不能兩全啊！’”

　　“揚子公司案”宣告了蔣經國“打老虎”運動的失敗，也使他喪失了剛剛在民眾中樹立起來的聲譽。國民黨的戰爭一天天耗費著大量的金錢，政府不得不以增發金圓券來彌補巨大的虧空。另一方麵，限價的經管製度嚴重破壞了經濟運行秩序，引起了人為的恐慌。

　　果然，十月初上海掀起了搶購風潮。二日《申報》的新聞標題是《黃牛黨無縫不鑽，長蛇陣隨處可見。絨線香煙西藥等物無一不被搶購，藥房門外占地待頂更屬聞所未聞》。報道說政府每天向市場投放的二十萬磅絨線，開門不到半小時就被搶購一空。時裝店也是熙熙攘攘，小姐們在搶購時裝和衣料。價格昂貴的裘皮大衣，也銷售一空。最後連櫥窗裏的模特都被“剝光了身子”。每個商場門前都聚集著成百上千的“黃牛黨”(從事倒賣的投機分子)，從前一天黃昏就開始排隊。一些平時消費不多的藥品，如魚肝油、盤尼西林、維生素都成了搶購對象。而被迫拋售物資的紡織廠、卷煙廠因限價不及成本，難以為繼，不得不宣告停產或半停產。生產的萎縮更刺激了搶購，市民人心惶惶，本來不急需的東西也先買回來，免得貨幣貶值遭受損失。幾天後，“黃牛黨”的搶購波及到無錫、杭州等城市，嚇得商店紛紛關門。

　　限價是造成搶購的一個原因，而另一個原因更重要，就是國民黨政府濫發金圓券，引起民眾對金圓券信心的崩潰。

　　蔣經國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幾天的日記，反映出他的痛苦心情：

　　十月十四日，自星期六開始，市場已起波動，搶購之風益盛。一方麵因煙酒漲價，同時亦因通貨數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現象。目前搶購之對象，為漲布呢絨等物，恐怕將來要以米為對象了。這是非常嚴重的現象，所以一夜未安睡，且內心非常不安，因責任所在而不敢忘也。

　　十月六日，搶購之風，雖然比較好轉，但是問題的嚴重性並沒有解除。米的來源空前的來得少，而市民向米店買米量則較往日增加一倍。這是個嚴重的問題，真是日夜所不有安心者。

　　更奇特的是，“搶購病”又演化為“享樂病”。《申報》十月八日報道，上海近期出現了一窩蜂的“享樂狂”。有錢人家紛紛出遊，上海附近各風景區人滿為患。飯館裏如果一天不客滿，反而成了怪事。舞廳裏人頭湧動，舞女應接不暇，就是姿色一般，平日沒什麽主生意的，這幾天收入也成倍增加，而且都是現鈔交易。這種世界末日的怪現象，被報紙稱為“浮動病”。浮動者，人心浮動也。人人到了今日有酒今朝醉的時候，這個社會還有指望嗎？

　　十月二十四日，蔣經國發表《向上海市民進一言》的談話，企圖挽回局麵，安定人心。他說：

　　有許多人勸我們不要再限價，認為不限價一切都可以買到了。請大家想一想，這種情形，方便的是那些有錢人，高興的是投機商，而痛苦的卻是老百姓。我們現在雖然使人民一時感到不方便，但無論米、菜、肉、油等人民所最需的物品，一般來說，總算是維持了以前的限價。當我們聽到一般市民說起買不到這個那個，以及看到許多商店門前排長隊時，內心是非常難受。處在這種情況之下，最簡單的推卸責任的辦法，或者就是下令取消限價。但在個人的良心和責任心上，實不應亦不能如此做。希望大家明了，這是人民自己的事情，要大家協助我們共同解決如許的困難問題。我相信在下個月，如人民切實與政府合作，實行配給製度，采取采購辦法，上海市場，無論如何，是可以安定下來的。

　　形勢不依個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當時解放軍攻克濟南，遼沈戰役正在進行，蔣介石應付軍事焦頭爛額，經濟上根本無力支撐限價管製。市場越來越混亂，民心越來越浮動。

　　十一月二日，翁文灝向立法院報告，公開承認經濟改革的失敗。作為承擔責任者，翁文灝和王雲五分別辭去行政院長和財政部長職力。

　　翁文灝內閣倒台，蔣經國的使命也結束了。十一月二日，他在上海向部屬作告別講話，沉痛檢討失敗原因。他說：“檢討七十來天工作，深感新的力量尚未成熟長成，而反動勢力已結成一條戰線，狼狽為奸。我們有高度的情緒，坦白的胸懷，但尚缺乏鬥爭經驗，不足以對付老奸巨滑的經濟敵人。”但是他聲稱“問心無愧”。實際上他的內心非常痛苦。

　　他情緒消沉，一麵喝酒，一麵燒文件檔案，甚至連印好的請柬也燒，他說：“亡國了，還請什麽客！”他黯然離開上海回南京，與他剛來時的轟轟烈烈形成鮮明的對照。

　　經濟改革是國民黨政府為挽救崩潰的最後的一搏，終以失敗告終。蔣介石既是大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表，就不可能真正觸動特權階層的利益。當人們希望打擊豪門的時候，他們就退縮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