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卷）

拿破侖的埃及冒險紀

　　◎曉 安

　　《拿破侖書信集II》

　　法亞出版社

　　拿破侖生平所寫的書信正在陸續編輯出版，現在出到第二卷，收集了他從一七八九年初到一七九九年底的信，盡管隻是近二年間裏寫的信紮，這卷書信集已經厚達一千二百多頁了。

　　一七八九和一七九九年是拿破侖傳奇生涯中的關鍵時刻，當時他是法國東方遠征軍的總司令，他統帥大軍在埃及的冒險正是他霧月政變攫取最高政權的前奏。這些信件揭示了這個才智過人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在這個曆史關口的種種打算和安排。

　　拿破侖帶領法國軍隊來到埃及時，埃及還是個馬穆魯克統治的中世紀的封建國家，歐洲人對埃及的了解幾乎是空白。拿破侖遠征埃及，並不僅僅為了達到軍事目的，他還有他的文化上的雄心。在拿破侖統治埃及的短短六個月中，他給古老的埃及社會帶來了曠古未有的變化。拿破侖為埃及建立起了新式的政治機構，組織了一個醫療服務體係，一個現代的郵政網絡，合理化了埃及的稅收製度。這使現代西方文明第一次進入到了埃及。

　　在他的隊伍中，他還帶上了一百六十名科學家。這些科學家把那時侯的西方科學成就傳播到埃及。在拿破侖建立的埃及學院裏，法國科學家們向埃及的酋長和教長們演示西方科學的發明和發現，化學反應的奇異變化讓埃及人看得眼花繚亂。同時他們著手對埃及的古老文明進行田野考察，拿破侖本人親自參加了對法老拉姆西斯二世開掘的一條古老運河遺址的考古發掘。拿破侖帶去的學者在埃及進行的考察研究奠定了現代埃及學的基礎，使已經湮沒好久的古埃及文明逐漸地被人們認識。在破譯古埃及文字上起了決定性作用的羅塞塔石碑就是拿破侖軍中的一個工程兵軍官發現的。

　　拿破侖是個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在大力傳播西方文明的同時，很小心地注意不傷害本地埃及人的感情。他甚至為自己起了個東方式的尊號“艾爾克比蘇丹”，他公開地讚美伊斯蘭教的教旨，隆重地慶祝穆罕默德的節日，籠絡了一大批宗教領袖，使不少埃及人把拿破侖看作了阿拉的使者。

　　當然，拿破侖的埃及冒險最後是以失敗告終，但是這次進軍埃及給埃及和法國的未來都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即便對於拿破侖自己的軍事生涯，這次遠征也是相當關鍵的，以後在他的麾下轉戰歐陸功勳赫赫的許多元帥和將軍都是他在這次戰爭中發現和提拔的。■

　　被譽為“最有思想震撼力的專題片”《大國崛起》

　　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一部十二集的電視專題片《大國崛起》，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有人稱它是“中央電視台有史以來最有思想震撼力，以前不可能有的專題片。”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這部十二集的專題片竟在中央電視台的同一頻道連播了三次。《大國崛起》每集時長四十分鍾，中間不插播任何廣告，在寸秒寸金的中央電視台用這種方式播放，是極為罕見的，觀眾稱之為是“電視的神話”。

　　《大國崛起》的拍攝曆時三年，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等九個世界性大國進行采訪，有上百位國內外著名學者參與訪談。

　　揭秘《大國崛起》

　　二○○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新周刊》，刊登了陳豔濤采寫的《揭秘 <大國崛起>，好一部及時的TV大片》。作者通過采訪《大國崛起》總製片人任學安等人，向讀者介紹了《大國崛起》拍攝經過和有關情況——

　　任學安說起做《大國崛起》的由頭：那是二○○三年十一月底的一個清晨，他在上班途中聽到收音機裏播報了一個條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世界上九個主要國家自十五世紀以來的興衰史。九大國，五百年，在北京嘈雜擁堵的三環路上，一個念頭突然讓他激動不已。西方的曆史可能是當下的中國人普遍願意知道的事情，做這樣一個片子應該會受歡迎！

　　激動、興奮之後，則是巨大的茫然。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擴張，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日本明治維新……這些國家發展的輪廓和曆史的大線條，中國人一點兒也不陌生，但要在有限的容量裏梳理這九個國家的近代發展史，並最終形成電視語言傳達給觀眾，這是一個難題。千頭萬緒的事件、人物、時間、地點，眾說紛紜的因果、巧合、偶然、必然，都讓任學安茫然。

　　其後，是近一年的走訪學者，幾百冊曆史書，數易其稿，大量案頭準備，但麵對一個時間、空間跨度如此之大，多少人用一生都無法窮盡的命題，如何下手，仍然是一個問題。

　　作為這部電視片堅定的支持者，央視經濟頻道節目總監郭振璽一語道出任學安們曾經麵臨的最大難題：“選擇了這樣一個宏大厚重的題材，又是跨國采訪拍攝，肯定會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難。但我想，他們最大的困難還是創作中的痛苦，麵對這麽多的素材，怎麽梳理，怎麽表達，怎麽取舍，經過N次痛苦而快樂的蛻變，他們拿出了今天的《大國崛起》。”

　　任學安的理解，《大國崛起》的選題決定了它是一個思想性見長的電視片。思想性和可看性看上去是對矛盾，但如果用故事化、人物化、細節化的方式來講述，講述曆史中人的故事，人在曆史中的命運，就能化解這個矛盾。因此，《大國崛起》從一開始就明確提出，把人物放到曆史中去表達，另外就是用細節去複活曆史。“一個很好的細節就可能激活一段與之相關的曆史”，任學安覺得，《大國崛起》打動人的，除了宏大的曆史輪廓，更多的，就是很多不為人知的曆史細節、曆史故事。實地采訪獲得的很多第一手資料，龐大的專家資源，眾多保存完好的曆史遺物、油畫、雕塑，讓這一切成為可能。

　　比如俘虜了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的德國元帥毛奇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打敗法國，是在小學的課桌上完成的。”要用怎樣的鏡頭才能反映這句話？任學安跟導演說必須查資料，德國肯定會有保存完整的這樣一所小學，一定要找到。花了近二十天時間，終於找到了，就是才特爾鎮小學。這個小學有一張一八二○年講授自然課時所使用的掛圖，即便是處於當時普魯士王國最偏遠最落後的鄉村的德國孩子，也已經能了解到距離他們上萬公裏之遙的中國長城是什麽樣子，在五大洲居住的不同人種和不同的生活環境。一張課程表記錄了當時給小學們開設的課程：世界地理、自然、算術以及德語、書法、宗教和體操。到達才特爾鎮後，編導們都覺得收獲巨大：德意誌民族的崛起秘密，仿佛就藏在那張一八二○年的掛圖裏。

　　跨國拍攝是《大國崛起》節目組麵臨的最大難題。比如對數十位外國學者、前政要的采訪，事先經過了七個人花三個月時間通過大使館、互聯網和采訪對象進行反複溝通、確認。現在回過頭去想，任學安的感覺是：投入很大，收獲也很大。有專家罵過任學安太大膽，不考慮投入問題。任學安說其實不是沒有考慮，做電視哪個不難？稍微有點難度的題目題材，不論你到境外拍還是在境內拍，采訪手續、聯絡等等並不是很難，真正難的是對於題材的把握。“當然了，語言的障礙、跨國的艱辛、尋找人物的困難這些也是有的，是伴隨著題目而來的。”

　　但收獲也特別大。比如約瑟夫·奈爾、保羅·肯尼迪這樣的社會史大家，還是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電視片中。“一九八○年代中期看他們講大國興衰，都不知道是誰，現在我們能把這些人拉到鏡頭前去采訪他們，把他們介紹給中國的觀眾，這個還是很讓我們自豪的。”同時，這些學者還給任學安們補充了很多新鮮的觀點，指出了很多中國人還沒有注意到甚至不知道的曆史問題。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國內研究這方麵的專家相對偏少，編導們幾乎是完全依賴外國的專家。比如借助鯡魚和小刀，荷蘭人開始了商旅生涯。這個細節就是專家告訴他們的。

　　大 國 之 謎

　　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這一天，大西洋強勁的信風將哥倫布的船隊送上了夢寐以求的新大陸，也就此吹開了隔絕各個大陸的無形屏障。從這一天起，來自歐洲的航海家們，用新航線連接起一個完整的“世界”。正是他們，用激情劃破了海麵幽藍的平靜，滿載著貿易貨物和火炮利器，在追求財富的雄心鼓蕩下，啟動了大國的旅程。

　　從此，大國、強國的興衰，將不再是封閉舞台上自我演繹的故事。相互的注視、融合和衝突，影響著所有劇情的走向。世界性大國出現了。那些擁有強大凝聚力的國家，最先把機會搶到手裏。

　　采 訪：中國北京大學曆史學係 教授 錢乘旦：

　　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地形成了民族國家，這對於國家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中世紀的歐洲它是非常分散的。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麵都是分裂的。可是民族國家形成之後，就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力量，在這樣一個統一的力量的支持下國家就可以發展，而且很快就會變得強大。

　　采 訪：美國耶魯大學 教授 保羅·肯尼迪：

　　就像你把你的雙手放在一起，就會變得更強大，這就是力量，而別的國家沒有。因為他們失去了一些手指。

　　當海洋注定要成為孕育大國的搖籃時，曆史首先記住了葡萄牙的恩裏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貝爾女王。

　　是恩裏克王子以國家名義來支持航海家們對未知世界的探索，使葡萄牙的航海大發現不再是個人的孤立冒險，而成為了有計劃有組織的國家戰略。

　　當懷揣著航海計劃的哥倫布同西班牙王室討價還價時，伊莎貝爾女王在談判中接受這個普通百姓的利益要求。為了資助哥倫布的遠航，女王甚至賣掉了自己王冠上的球寶。但是，她由此贏回了更加輝煌的王冠，那是世界霸主的桂冠。

　　近代世界曆史的大幕，就這樣從海洋上拉開了。但是，民族國家和海洋優勢，是大國崛起的決定性因素嗎？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後，為什麽恰恰是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成為了世界性的大國呢？人們能揭開沉澱已久的大國之謎嗎？

　　采 訪：美國耶魯大學 教授 保羅·肯尼迪：

　　單一的因素一定是錯誤的，一定是各種因素的綜合造成了大國的崛起。

　　采 訪：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阿列克謝·沃斯克列先斯基：

　　必須在世界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顯，經濟脆弱的國家，不可能成為大國。

　　采 訪：英國前外相 傑弗裏·豪：

　　國家強大必須經濟發達，政治穩定，特別是民眾與領導者之間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采 訪：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 研究員 皮埃爾·羅桑瓦隆：

　　一個強國僅僅物質力量強大還不夠，它還應該具有吸引力。

　　采 訪：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必須要具有一定的規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軍事實力，一定的內部凝聚力。

　　采 訪：英國諾丁漢大學 教授 鄭永年：

　　所有的以前的國家，崛起中的大國，都是因為它內部的國家製度的健全。所謂的一個國家外部的崛起，實際上是它內部力量的一個外延。

　　在采訪中我們發現：直到今天，大國之謎依然是一個難解的題目，各國的學者提供的答案也是眾說紛紜。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訪的國內外專家在談論這個話題時，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響力，在大國崛起中的作用。

　　英國首相丘吉爾有這樣一句名言：我寧願失去一個印度，也不肯失去一個莎士比亞。在成為大國的過程中，戲劇家莎士比亞的作品提升了英國的人文精神，科學家牛頓的力學定律開啟了英國工業革命的大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英國提供了一個新的經濟秩序。他們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寫在英國走過的大國之路上。

　　在法蘭西思想與精神的聖地先賢祠，正門上銘刻著這樣一句話：“獻給偉人，祖國感謝他們。”這裏安葬了七十二位法國曆史人物，其中隻有十一名政治家，其餘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多少年來，法蘭西共和國一直以其卓爾不群的文化影響力，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其根源也許就在於此。

　　采 訪：中國外交學院 院長 吳建民：

　　一個國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創新吧，對吧。如果全是老思想，國家能崛起嗎？崛起不了。思想如果都束縛住了，能創新嗎？創新不了。所以文化的作用在這裏出現了。

　　采 訪：德國慕尼黑應用政治研究中心 常務副主任 約瑟夫·亞寧：

　　我們可以說文化因素很重要，比如說國民教育水平很好，這非常重要。

　　采 訪：法蘭西科學院人文及政治學院 院士 瑪麗安娜·巴斯蒂：

　　一種文化對世界的影響，取決於產生這種文化的強盛經濟。

　　大國之謎，當然還有另外的答案，那就是體製創新。十七世紀時，麵積隻相當於兩個半北京的荷蘭，憑借一係列現代金融和商業製度的創立，締造了一個稱霸全球的商業帝國。他們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聯合股份公司來聚集資本，壟斷了當時全球貿易的一半；他們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個股票交易所，比紐約的證券交易早了三百年，資本市場就此誕生；他們還率先創辦現代銀行，並發明了我們沿用至今的信用體係。

　　繼荷蘭之後，英國通過推行自由貿易，建立起全球市場，並逐步確立起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當這種模式的弊端，引發社會危機的時候，美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又加入了政府幹預的手段。從此，“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交相作用。改變了人們對傳統的市場經濟模式的認識。有曆史學家認為，近五百年來，真正意義上擁有過世界霸權的隻有三個家：荷蘭、英國和美國。這三個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了接力棒式的創新和發展。學者們還認為，英美兩國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相應的製度保障。

　　采 訪：中國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錢乘旦：

　　英國最早地確立了現代的國家製度。比如說我們現在熟悉的內閣製、君主立憲製、兩黨製、政府對議會負責等等這樣的一套政治製度，在英國都是最早地確立。這樣的政治製度能夠使得這個國家長治久安，長久地保持一種穩定的狀態，所以對經濟發展是有利的。

　　采 訪：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王緝思：

　　歐洲移民到了美國以後，等於是在一個新大陸上建立了一個嶄新的國家。這樣的一個國家，它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憲法》，在《憲法》下麵有一套很完整的法製體係，通過這個權力製衡，相對來說呢，就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大國之謎之所以難解，還在於各國的發展模式，從來都無法簡單地複製和模仿，而必須尋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對於後發國家來說，他們成為大國的謎底又在哪裏呢？

　　一六九七年，一批俄國青年來到了荷蘭讚丹鎮的一家造船廠做學徒，學徒中最出色的是一個身高兩米，自稱彼得·米哈伊洛夫的人，師傅和工友們都推薦他為“優秀工匠”。這個人就是俄國沙皇彼得。彼得大帝的這番舉動，拉開了俄羅強國的序幕。這位雄心勃勃的沙皇把首都從莫斯科遷到了聖彼得堡，他要縮短的不僅是與歐洲的空間距離，還有國家實力的差距。

　　打開視野，向發達國家學習，無疑是後發國家走上強盛之路的開端。學習的目的是趕超。在曆史上，像俄羅斯一樣實施趕超戰略的後發國家，還有德國和日本。他們構建的社會體製，他們所走過的現代化道路，和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有著明顯的區別。

　　采 訪：中國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 董正華：

　　由國家來推動經濟建設，像德國、日本、蘇聯，還有其它一些二十世紀的國家那樣，可以說是後起的工業化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因為這些國家大都是剛剛經曆了國家重建，相對於社會力量，國家的力量比較強大。

　　采 訪：國際曆史學會 會長 於爾根·科卡：

　　德國的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從上而下由國家發起和實現的。美國和英國卻主要是由社會來推動的，動力來自於社會。

　　采 訪：中國外交學院 院長 吳建民：

　　現代化的過程，它是一個入流的過程。所以後發國家要起來，它得要入流，你不入流你就要落後。那麽這個入流的過程當中，它必須要國家來主導。

　　成為大國的原因，或許是一個無法窮盡的話題。大國之謎，無疑是一個多解的答案。在不同的時期，隻有那些根據自己的國情和時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確戰略判斷的國家，才能獲得曆史的青睞。

　　但曆史的胸懷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慷慨，它總是讓那些在第一時間適合它的規則，並擁有那個時期的核心競爭力的國家，來充當世界的主角。

　　今天，當我們環視世界，不難發現：二戰結束六十年了，戰前的大國，依然是當今世界最為活躍的強國。因為，在絕大多數國家還沒有完成現代化的時候，這些國家已率選走過這段曆程。

　　采 訪：日本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依田熹家：

　　日本實現了現代化，從另一方麵證明了現代化不是西歐獨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采 訪：俄羅斯政府國民經濟科學院 院長 弗拉迪米爾·馬烏：

　　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強國，必須要走過一條漫長的道路，必須有一個經濟與政治現代化的過程。

　　采 訪：中國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 董正華：

　　一個國家的崛起，就是崛起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也就是實現現代化，近五百年的曆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尤其是大國。■

　　改變中國曆史的一夜

　　三十年前，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這天夜晚在北京中南海發生了一件震驚全世界的事，從此也改變了中國曆史的進程。

　　夜色籠罩的中南海，中共中央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采取了隔離審查的措施。從此，十年浩劫中止，中國的大門開始打開，改革開放之風漸漸吹拂起來。

　　關於這一夜，已有很多人寫過文章，但記敘得都不夠完整，更有一些史家，妙筆生花，雜揉了不少傳言和想象。就編者所見，發表在《三聯生活周刊》二○○六年第四十期上的由李菁撰寫的《1976年10月6日，中國政治大地震》是最為完整的。現摘刊如下，以饗讀者———

　　不尋常的會議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星期三。

　　下午三點多，葉劍英就動身從玉泉山九號樓的住地來到辦公室所在地——軍事科學院二號樓，為晚上的政治局會議做準備，這讓辦公室主任王守江有些迷惑不解：“離八點的會還早著呢，葉帥為什麽這麽早就來參加會議了？”

　　關於這次會，王守江已經接到了中央辦公廳的通知：晚八點，在中南海懷仁堂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題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設計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葉帥提前一個小時到。看到這份通知時，王守江在心裏嘀咕了一下：平時開會，隻要提前十分鍾到就可以了，這次為什麽要提前這麽多？但這一行的特殊紀律要求又讓他把種種疑惑壓在心裏。

　　像往常一樣，王守江把會議要討論的幾份文件準備好，裝進了葉劍英的公文包，又簡單匯報了一下。葉劍英隻是點頭應著，表情也看不出任何有異於以往之處。工作人員讓葉劍英先在臥室裏小憩一下，但葉劍英有點坐不住。“走吧，我去跟他們談一談。”他起身離開臥室，讓工作人員備車去中南海。

　　當馬錫金陪著葉劍英坐上紅旗車、離開二號院時，王守江習慣性地抬腕看了眼手表：剛下午四點多一點。幾年前，馬錫金從中央警衛局調到軍委警衛局，擔任葉劍英的貼身警衛，起初大家都喊他“小馬”，又有一個姓馬的女護士加入後，他就被葉帥喊成了“馬頭”。在這個圈子裏，“馬頭”比他的真名——馬錫金要有名氣得多。作為葉帥的警衛，他的行蹤隻有一個人——辦公室主任王守江知道。

　　馬錫金很早就接到指令：十月六日晚上有會，他和司機老趙都不能回家；葉帥又親自叮囑：開會期間，“馬頭”站在會議廳門口不能離開，老趙坐在車裏不要出去。時隔三十年再回想這一幕，馬錫金說：“老師從來沒有囑咐得這麽細。”

　　“紅旗”剛駛出軍事科學院。不久，坐在後排的葉劍英說：“‘馬頭’，你看看，機場的飛機還都在嗎？”那時的北京，樹沒那麽多，樓也沒那麽高，從西山這裏放眼望去，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遠處西郊機場裏停的飛機。一、二、三……馬錫金一直數到了“十八”，“飛機都在！”——馬錫金解釋說，當時西郊機場本來有二十架三叉戟，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時帶走了一架，後來機場自己出事故又損失了一架，就剩下了十八架。葉劍英應了一聲，沒有說話。

　　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大街上幾乎沒有什麽車。車很快過了五棵鬆，一路向東急駛而去。過了一會兒，葉劍英又想起一個問題：“‘馬頭’，懷仁堂正廳有沒有後門？”對中南海很熟悉的馬錫金馬上回答：“有，前麵有個大草坪還能停車，東邊還有一個門，平時毛主席都是從東門進來，進東側休息室。”葉劍英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快到軍事博物館時，葉劍英又開口了：“‘馬頭’，你看一下釣魚台那邊有沒有‘紅旗’出來？”馬錫金知道，葉帥關心的是張春橋和王洪文的動靜，他們一直住在釣魚台，他趕緊盯住釣魚台方向的來車，還好什麽也沒看見。“我現在想起來，葉帥是擔心走漏了風聲，江青等人先動手，他們的全部計劃就打亂了。”

　　車行駛到六部口一帶，葉劍英又問：“‘馬頭’，你對中南海熟悉嗎？”馬錫金回答：“熟啊！”說話間，車已駛入中南海。葉劍英問：“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麽變化嗎？”馬錫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時進進出出很多車的中南海今天顯得格外安靜，“奇怪，今天怎麽一輛車都沒有……”他嘀咕了一句。作為中央警衛局的一員，馬錫金還曾參加過抓捕王(力)、關(鋒)、戚(本禹)的行動，他在心裏一邊暗暗說了句：“怎麽那麽像抓那三個人的那天？”一邊納悶葉帥今天為什麽有那麽多奇怪的問題。

　　一九七六年的葉劍英

　　心底的諸多疑問雖然沒有問出口，但無論王守江還是馬錫金，都有一種預感：今天將有非同尋常的事情發生。

　　葉劍英一直享有比較特殊的地位，用王守江的話說，無論在政府和軍隊，他都沒有自己的嫡係，但葉劍英的人緣較好，與許多老幹部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文革”一開始，葉家子女中，先是女兒葉向真和女婿劉詩昆被抓，後來兒子葉選平、葉選寧、女兒葉楚梅與女婿鄒家華都相繼被逮捕。一九六七年，被“上海幫”激怒的葉劍英一拍桌子將手拍得骨折——不過王守江糾正了一個細節：“很多文章想當然地寫成是右手骨折，他們不知道葉帥是‘左撇子’，是我帶葉帥去的醫院，骨折的那隻手肯定是左手。”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央發出“一號文件”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鄧小平則被停止主持中央領導工作，隻管外事；葉劍英由於“身體原因”，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王守江回憶，從那時起，仍保留常委的葉劍英大多參加一些中央的會，而軍隊的事情則基本不再介入。

　　而在那時，被稱為“四人幫”的“文革派”，與老幹部之間的矛盾已愈演愈烈且日益公開。王守江回憶，那時身為軍委辦公會議成員的張春橋分管海軍，但海軍司令員肖勁光根本不買張春橋的賬，兩三個月也不向他匯報。有一次張春橋開會批評海軍，批了一上午，肖勁光一聲不吭，葉劍英也不發表意見，到了中午散會，肖勁光徑直走到葉劍英麵前，隻跟他告別，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這讓一旁的張春橋很是尷尬。

　　四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建議葉劍英參加一些中央的工作。於是，葉劍英又開始在公眾麵前露麵了。重新進入權力中心的葉劍英，便成了許多老帥們扳倒“文革派”的期望。與葉劍英在黃埔軍校時期就結識的聶榮臻，特意從城內來到西山，與葉劍英相鄰而住，兩人頻繁交談。而肖勁光、粟裕、宋時輪、楊成武、蘇振華等軍隊的高級將領們，都先後來到葉劍英住處，長期建立起來的信任使他們直接在葉劍英麵前表達他們對這四個“上海幫”的不滿。

　　據《葉劍英傳》記述，大多數時間，葉劍英是隻聽不說。隻是偶爾，他才會流露一點點內心的想法。有一次，以脾氣火暴、性情直爽著稱的王震來到西山，在談到“四人幫”時說：“我看，幹脆把他們幾個抓起來，問題不就解決了！”葉劍英沒有明確表態，他隻是向王震做了一個手勢：伸出一隻手握成拳頭，豎起大拇指向上晃了兩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說現在毛澤東主席還在世，投鼠忌器，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時機還不成熟。

　　在“四人幫”倒台後，關於這一段曆史的描寫，大多有葉劍英與李先念在九月間數次頻繁而秘密會麵的細節。但王守江與馬錫金謹慎地表示，他們能確切回憶葉、李之間的會麵並不在九月而是四月。一天，葉帥辦公室突然接到李先念的衛士打來的電話，告知李先念就在西山附近，想順路過來看葉帥。王守江和馬錫金回憶，葉劍英起初猶豫著是否見麵，後來還是答應了。他讓下麵的人抬了兩把椅子到院子裏，十分鍾左右，穿著風衣的李先念如約而來。王守江說，如那些正史與野史之描述，兩人見麵後的確有過這樣一番對話——

　　葉劍英問：“什麽風把你吹過來了？”

　　李先念答：“無事不登三寶殿。”

　　或許是出於謹慎，葉劍英本來隻想在院子裏接待李先念，但後來可能擔心失於禮節，還是把李先念從院子請到屋裏的小會客廳，十分鍾後李先念便告辭而去。兩人具體談了些什麽，王守江、馬錫金等人並不知曉。“但是沒有外麵傳說的什麽寫了個小紙條，然後又燒掉的細節，因為我回來收拾時，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個煙灰缸是幹淨的。”馬錫金說。

　　從這年年初開始，葉劍英便讓下麵工作人員每天坐車到天安門觀察形勢，下麵人回來向他匯報，他從不表態，隻是偶爾叮囑王守江注意具體觀察哪幾方麵的情況。從葉劍英自始至終平靜的表情中，即便是像王守江、馬錫金這些在他身邊最親密的人也不知道，在七十九歲的葉劍英心裏，一個足以改變中國曆史的計劃已經形成。

　　“文革派”的垮台

　　下午五點多一點，葉劍英乘坐的紅旗軍停在了中南海懷仁堂門口，馬錫金護著葉劍英下了車。平時來懷仁堂開會時，都是華國鋒的車停在左邊，葉劍英的停在右邊。而這一次車尚未停穩，便立即被門口的警衛人員調到他處。馬錫金準備扶著葉劍英上台階，也顧不上追問原因。

　　剛走上台階，中央警衛局的丁誌友攔住了馬錫金：“隨員一律不得入內。”丁誌友其實也是馬錫金以前的老上級，但今天顯得格外嚴厲。馬錫金一看從門口到會場還有二百多米，便攙著葉帥執意要送上去。丁誌友不放心，緊緊跟在後麵走了一大半。眼看著快到會議室門口，丁誌友堅決拽住馬錫金不讓他進；但走在前麵的葉帥又緊緊地拉著他往裏走，一拉一扯間，葉帥的公文包就從馬錫金的手裏滑落，掉在地上。而葉帥好像沒看見這一幕，也沒停下腳步，兀自往會堂裏走。馬錫金趕緊借送公文包的機會，尾隨葉帥進了懷仁堂——他一直相信，足智多謀的葉帥是故意把公文包“留”給他，讓他有理由進到會議廳裏麵。

　　很多細節都是馬錫金事後才知道的：當天的具體行動，都是汪東興親手布置的，執行抓捕任務的都來自中央警衛團的團職以上的幹部，汪東興都是一個一個地談，但他們彼此之間都不知道對方的任務。每個人站在什麽位置，怎麽抓，抓後放在哪裏，汪東興都一一考慮得很周到。

　　當馬錫金陪伴葉劍英到達懷仁堂廳時，看見華國鋒與汪東興早就到達，他們同時站起來迎接葉帥。對於這一細節，馬錫金特地澄清：“後來很多文章裏寫，是葉帥先到，起身迎接後來趕到的華國鋒，這是不準確的。”

　　葉帥坐下後，華國鋒招呼汪東興也坐下。汪東興卻反應很快地說：“今天是召集常委來開會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邊還有任務。”

　　當馬錫金老老實實地把公文包遞給葉劍英時，卻聽到汪東興、華國鋒說：“今天用不著公文包了！”馬錫金當時自然沒有領會出話中的深意，他隻好退了出來，出門時碰到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武健華，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麽了？車也被調走，人也被趕了出來！”武健華看了他一眼，馬上說：“你的位置在裏麵，進去吧！”——武健華是負責“裏麵”的警衛工作的。

　　馬錫金回憶，懷仁堂的會議廳大概有二百多平方米，中間是一張很長的條形桌，華國鋒朝南而坐，葉劍英正在他的對麵。馬錫金與汪東興及其兩個警衛秘書、華國鋒的一個秘書、兩個警衛都躲在了屏風後麵，幾分緊張又幾分不安地等待著。

　　第一個出現在中南海的人，是四十一歲的王洪文。按照武健華的回憶，負責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動小組組長李廣銀和隊員吳興祿、霍際龍、王誌民。“因為王洪文年輕、有力氣，前兩個警衛沒摁住他，他往前踉蹌著衝了一個，後麵又衝上來兩個才將他摁住。”馬錫金說，“後來有小報上寫‘王洪文掙脫開，衝到華國鋒麵前’完全不屬實，他的位置離華、葉他們還遠著呢。”

　　剛把王洪文從後門押走，張春橋就從前門走了進出。第二行動小組解決張春橋，組長是紀和富，張春橋沒有反抗，隻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

　　張春橋在這一天還經曆了一個小插曲。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張春橋與有“曆史問題”的妻子文靜秘密離婚後，便委托徐景賢在上海為他再覓一個秘書。徐景賢起初並未領會張春橋的真實意圖，而向其介紹了幾個男性秘書，五月份，張春橋就給徐景賢送去一封“親啟”的“絕密”信，信中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於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於是又想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不久，徐景賢果然為張春橋物色到了一位合適的人選。十月六日上午，徐景賢把“她”的檔案裝進標有“絕密”字樣的大信封，從上海派機要交通員乘飛機直送中央辦公廳。然而就在當晚，張春橋被捕。徐景賢後來說：“一幕我為張春橋‘找伴’的戲劇，剛剛開場，就落下了帷幕。”

　　懷仁堂裏等來的第三人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鬧市口附近，因為他並不是政治局常委，得有一個合適的理由讓他到懷仁堂來。馬錫金聽見華國鋒給他打電話：“今天討論‘毛選’五卷，大家意見很多，你對‘毛選’比較熟，張春橋同誌建議讓你參加，你能不能馬上來一下？”

　　據說當時姚文元正在院子裏散步，正在發牢騷說華國鋒這麽長時間不開政治局會時，便接到要他開會的通知，因為走得匆忙，姚文元都沒來得及戴上一直不離頂的假發。在懷仁堂東休息室就被第四行動小組組長滕和鬆等截住。姚文元大聲喊：“我是來開會的……”對姚文元的逮捕決定，是武健華宣布的，而前兩位都是華國鋒直接宣布的。

　　按時間順序，第四個目標是毛遠新。毛遠新在哈軍工畢業後，被周恩來派到遼寧，給時任沈陽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做助手。據陳錫聯夫人王璿梅回憶，毛遠新初到遼寧時很低調，“不聲不響，工作也很認真”。一九七五年十月，新疆自治區成立二十周年，中央派了一個代表團前往慶祝，陳錫聯是團長，因為毛遠新的父親毛澤民是在新疆犧牲的，墓地還在新疆，毛遠新也被中央確定加入了代表團參加慶祝活動。“我們從新疆回到了遼寧，他卻沒有馬上回來，一直留在北京，這是江青的意思，後來政治局專門討論毛遠新的工作安排，華國鋒也讓他回遼寧工作，但江青等不讓他回。”從此，毛遠新也上了江青等人的戰車。

　　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後來回憶，二十點三十分左右，他帶領著幾位警衛前往毛遠新住處。那時，毛遠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後院，跟江青住處很近。對中南海了如指掌的張耀祠，輕車熟路地找到了毛遠新的住處。到了毛遠新那裏，張耀祠宣布：根據中央的決定，對他實行“保護審查”——張耀祠特別強調，毛遠新與“四人幫”有所區別，不是“融離審查”，並要他當場交出手槍。

　　毛遠新一聽，當即大聲說道：“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他拒絕交出手槍。張耀祠身後的警衛們立即上去，收繳了毛遠新的手槍，將其押走。

　　已經解決完三個主要人物的懷仁堂已是一片輕鬆氣氛，馬錫金聽到汪東興拿起電話，對電話那頭的人說：“這邊已經結束了，快點把她弄走算了！”他一下明白，最後，也是最特殊的一個目標便是江青。

　　“文革”中，江青長期住在釣魚台，但是在中南海萬字廊二○一號也有她的住處。毛澤東病重期間及去世這段時間，江青就暫住在中南海。

　　執行這一任務的也是張耀祠。當他帶著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走到江青住所時，江青剛吃過晚飯，正在沙發上閑坐。見張耀祠進來，點了點頭，依然端坐著。

　　“江青！”張耀祠一張口，江青馬上投來驚詫的目光，因為平時張耀祠都喊她“江青同誌”，“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張耀祠後來說，“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這兩句話是他臨時加上去的，其餘內容全是汪東興向他布置任務時口授的原話。

　　據馬曉先回憶，在張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話的時候，江青坐在沙發裏一動不動，沒有慌亂，好像並不意外，等張耀祠把話說完，她輕輕地說：“我沒聽清楚，你能不能再說一遍。”張耀祠就把剛說的話，重複了一遍。

　　江青聽完張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決定後，才站起身來。她從褲子口袋裏掏出鑰匙，放入一隻牛皮紙信封裏，折好口，拿釘書器釘好，用鉛筆寫上“華國鋒同誌親啟”，然後交給了張耀祠。江青很冷靜，上車之前還帶走了她常穿的一件深灰色披風。

　　張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機備車，把江青押上她平時乘坐的那輛紅旗防彈車。張耀祠特地澄清：當時並沒有給江青戴手銬，也沒有用外界想象的“囚車”；而且在十月六日夜裏，江青也並非被“連夜押往秦城”，而是在中南海的一處地下室裏度過的，一直呆了半年多才轉至秦城。江青並不知道，她的其他三位堅定的政治盟友都被押在中南海，隻是關在不同的房間中。而這幾處關押地點，細心的華國鋒早在行動前就一一仔細探訪過。

　　共商大事

　　若幹年事，葉劍英為這場行動做了這樣的概括：“抓‘四人幫’我們沒開過會，都是個別聯係。隻有我們三個人(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知道，沒有第四個人。”而華國鋒與汪東興，也在不同場合，表達過類似的意見。

　　據華國鋒自述，他與葉帥很早便比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號令時，把葉帥分散到長沙住了較長時間，我與他接觸比較多。一九七五年八月，葉帥接見梅縣地區縣委書記時，還叫我去參加了見麵。”

　　華國鋒對葉劍英的信賴，無疑是促成此事的最基本的條件。另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是，毛澤東在去世幾個小時前曾示意叫葉劍英單獨進屋見麵，但無奈當時毛澤東已說不出話來。外界紛紛揣測，毛的“召見”之舉有“托孤”之意，是想讓葉劍英照顧好自己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

　　但葉劍英對華國鋒並不十分了解。據軍事科學院《葉劍英》傳記撰寫組成員丁家琪的文章，在毛澤東去世前一兩個月左右，七八月間，葉劍英到中南海看望了病重的毛澤東以後，回家途中，曾繞到北京東四史家胡同華國鋒住地，第一次登門拜訪了他。看到七十多歲的葉帥親自來訪，華國鋒顯得由衷地高興。一番寒暄後，葉劍英說：“有的人要成立全國民兵指揮部，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裝。”此番話的目的是想試探華國鋒的態度。華國鋒不難領會葉劍英所言的“有的人”指的是王洪文他們，他表示對這種做法也不讚成。這一試探，讓葉劍英心中對華國鋒的態度多少有了一點兒底。據丁家琪撰文回憶，他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訪問汪東興時，汪東興這樣說：“葉帥與我和華國鋒談這個問題(注：指解決‘四人幫’問題)，一開始不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來，而是比較含蓄的，逐步試探。”“華國鋒對‘四人幫’問題，一開始態度不明朗，他的辦法就是不做聲。”

　　有“大內總管”之稱的汪東興和葉劍英在延安時期就很熟悉，後來葉帥的子女在見到汪東興時，提及這段經曆，汪東興說：“你爸爸考慮問題很周到，不愧為我們的‘參座’！”——曾任總參謀長的葉劍英在延安時期就被大家戲稱為“參座”。

　　汪東興在一九九六年接受采訪時說：“抓‘四人幫’的計劃，是很機密的。最後決策，就是華、葉、汪三個人商量，三個人知道，別人不知道。我們三個人還不是一起開會，葉帥對這一條把得很緊。他說，我們不能開會。你也不能到我那裏去，因為目標太大。還是我到你這裏來，你這個地方好，房子不顯眼(中南海南船塢)。”“葉帥在人民大會堂先同我談，然後同華國鋒談。同華國鋒談話後第三次又同我談，除了開政治局會議外，葉帥一共找我談了五次。”“我們兩人談得非常融洽，非常投機，真是題目對題目。”

　　馬錫金回憶，那段時間，葉劍英去得最多的是到汪東興那裏。

　　九月二十九日左右，葉劍英又趕到汪東興那裏談了一個多小時。談話間，突然傳來消息，說江青要找汪東興這裏“理論”某事，葉劍英趕緊起身離開。葉劍英後來囑咐馬錫金：以後到汪東興那裏，進出不能走同一個門。馬錫金依計行事，從這一次起，再去汪東興家，如果是從西門進的，出去時就要走東門，“葉帥考慮問題比較周全”。

　　有一次從汪東興那裏出來後，葉劍英問馬錫金：“汪東興的警衛怎麽樣？你打電話告訴汪，說，我對他的安全不放心！”馬錫金將原話轉告給汪東興。汪東興說：“是啊，有人暗害我。”汪東興問馬錫金，手上是否還有子彈，經葉帥同意後，給了汪東興三百發手槍子彈。一邊給汪東興子彈，馬錫金一邊抱怨，說以後不能給王洪文子彈，“給他多少他打多少，給五十發子彈他幾天就用完了”。

　　按照華國鋒的回憶，他在毛澤東去世後的第二天就已經開始醞釀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國鋒曾向原吉林省省長張根生這樣介紹當時的情況：“我於九月十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來家中密談，指出‘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請李先念親赴西山找葉帥交流看法，溝通思想。”

　　九月下旬，華國鋒向來訪的葉劍英明確表示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耿飆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後來華國鋒同誌告訴我，他請李先念同誌去拜訪葉帥，商談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但是葉帥當時並未深談。隔天，葉帥親自來拜訪華國鋒，首先解釋了未與李先念深談的原因，然後兩人進行長談，詳細討論了對‘四人幫’及其主要爪牙實行隔離審查的時間和措施，還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員通報的步驟及接管重要新聞機構的人選。”

　　九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國慶節的活動安排問題，結果會上“四人幫”在毛遠新的工作安排問題上與其他委員發生爭執。會議開到最後，多數人都走了，隻有“四人幫”對著華國鋒和汪東興，但華國鋒對“四人幫”的要求始終不表態。

　　此時，華、葉、汪三人的溝通更加頻繁。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們從不開會，總是個別交談，汪東興曾向葉劍英提出：“你年紀大了，還是由我來跑吧。”葉劍英說：“你住在中南海，目標大，容易暴露，還是由我來跑。”據王守江回憶，好幾次去史家胡同的華國鋒家，葉劍英都是從運煤的後門進來的。有時在中南海或人民大會堂開完會，葉劍英讓司機拉著他在附近轉了幾圈，再拐到華國鋒家。

　　國慶節晚上在天安門城樓開學習毛主席著作座談會，但葉劍英對參加會議的安全問題還是十分擔心。他幾次向汪東興了解當晚會議警衛工作情況，當得知城樓上的警衛是由汪親自掌握的中央警衛團的部隊擔任時，他才最後決定參加會議。

　　十月二日，葉劍英找到汪東興，提出不能再拖，要以快打慢。接著又馬不停蹄地造訪了華國鋒，希望盡快下手。當晚，汪東興也來到華國鋒在東交民巷的住地，決定製定具體執行措施。此後，三人分別進行相關部署。十月四日和五日，三人分別見麵，決定將國慶節後準備十天再動手的計劃提前到十月六日晚上實施。

　　其實，雖然決策的細節隻有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知道，但是一些老同誌已經對這場最終的對決方式有所感覺。老帥們經常出入葉劍英家，鄧穎超也在這一敏感時刻看望葉劍英。陳雲後來有文章回憶當時的情況：“我到葉帥那裏，見到鄧大姐談完話出來。葉帥首先給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談話記錄，其中有講黨內有幫派的字樣，然後問我怎麽辦？我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據王守江回憶，後來當葉劍英與華國鋒、汪東興醞釀對“四人幫”采取措施時，他決定再征求一下陳雲的意見。他把王震叫來，讓王震到陳雲那裏征求意見。

　　王震到了陳雲家裏，把葉劍英說的解決“四人幫”的辦法跟陳雲講了。陳雲經過反複思考以後，讓王震轉告葉劍英：“看來，隻有采取抓的辦法。不過，黨內鬥爭，隻這一次，下不為例。”

　　玉泉山的不眠夜

　　“‘馬頭’！馬上回家開政治局會議！”中南海懷仁堂裏，一場驚濤駭浪剛剛結束，馬錫金從葉帥的臉上能看出些微的興奮。聽到葉帥的指示，他一時有些錯愕：“問哪個家？”

　　“玉泉山！”葉帥回答。

　　“誰通知開會？”馬錫金又問了一句。

　　汪東興接過話來：“我來通知。”

　　馬錫金陪著葉劍英向車的方向走去，剛走兩步，葉帥又叮囑：“一定要帶好華國鋒的車，別讓他丟了。”將葉劍英扶上車，坐好、關上車門後，馬錫金特地叮囑華國鋒的司機跟上。臨出懷仁堂西門時，他從反光鏡裏看去，華國鋒的車已經穩穩地跟在後麵。

　　上了車，葉劍英告訴馬錫金：“告訴王守江，立即通知開會！告訴孩子們立即上床睡覺！”

　　一會兒，葉劍英與華國鋒的車相繼到達。葉劍英讓華國鋒一起到自己的臥室休息，工作人員立即端上牛奶、豆漿，華國鋒一向對葉劍英尊敬有加，他對工作人員說：“先照顧好葉帥！”葉劍英則推辭著說：“先照顧好華國鋒同誌。”

　　接到馬錫金的電話，王守江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麽事，他趕緊離開軍科院二號樓，奔赴玉泉九號樓，為這個特殊的政治局會議做準備。正躺在臥室休息的葉劍英見到王守江，沒有多說什麽，隻是用手比劃了一下，說：“剛剛把他們抓起來了。”王守江一下子就領會了老師的意思。用手勢傳遞意思，也是葉帥和手下人默契的交流方式。林彪出事第二天，葉劍英向王守江伸出第二個指頭，隻三個字：“他跑了。”

　　玉泉山九號樓有一個小會議室，平時是葉帥打乒乓球、看電影的地方，突然要來這麽多中央高層，下麵的工作人員一下子也手忙腳亂。有人說，幹脆在乒乓球台上鋪層東西當會議桌吧，這個意思又馬上遭到否定。大家開始將乒乓球台抬出，抬椅子，忙得滿身大汗，“那種木沙發很重的，大沙發4個人才抬得動”，工作人員為華國鋒、葉劍英準備了高靠背的椅子放在中間，第一圈是單人短沙發，第二圈是四人的長沙發，晚上十點五十分左右，臨時會場算是有了個模樣。而那時，一九七六年北京深秋的夜晚，從玉泉山看下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已有車陸陸續續地朝玉泉山方向疾馳而來。

　　考慮到皮沙發有些涼，工作人員又四處找出毛巾被鋪在沙發上。馬錫金說，遺憾的是當時沒有留下照片作紀念，那些五顏六色的毛巾被，綠的、紫的——這麽舉足輕重的會議，現在想起來也有意思。

　　辦公室的人又想起一件事：“這麽多人，連夜開會，還要吃夜宵吧？”一旁汪東興的秘書卻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早就安排好了，大會堂那邊送包子、酸辣湯，護士、服務員也都一起過來。”馬錫金一下子想起，十月五日那天，中央警衛局負責玉泉山的李釗專門跑到玉泉山九號樓，問馬錫金：“你們需不需要什麽辦公用品？”馬錫金覺得這句話問有些莫名奇妙：“大過節的，也沒什麽人過來，需要什麽辦公用品？”聽了馬錫金的回答，未多說一言，扭頭就走。“我現在想起來，他一是來看一下這邊的情況，為第二天晚上的會做準備，另一層用意可能是想試探一下我們是否知道消息吧。事隔三十年回憶此事，大家也不由得不感慨，不愧在中央警衛局服務多年，汪東興的確心思縝密、考慮周到。”

　　為安全起見，與會人員的車到了玉泉山之後，都停在另一個地方，然後步行一段距離到達九號樓。在會場還沒完全布置好時，紀登奎就先趕來了，隨後是倪誌福、陳永貴、吳桂賢，從一些細節來看，即使是李先念，也對這次活動並不掌握。葉帥的另一位秘書王文理回憶。當被通知連夜來開會的李先念到玉泉山時，還以為是葉帥生了病，一進門便問：“怎麽這麽晚還開會？葉帥病得很重？”

　　在“四人幫”被抓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共十五人。見開會的人都到齊了，工作人員請紀登奎、陳永貴等後麵一排的人，坐到前麵的空位上來，有人說：“不對啊，人沒到齊，還缺四個人哪！”馬錫金說：“已經齊了！”汪東興也說：“‘馬頭’說得對！到齊了！”一頭霧水的四個人猶猶豫豫地坐到了前麵。

　　人坐齊後，華國鋒、葉劍英手挽著手，笑容滿麵地走進會議室。華國鋒曾謙讓地表示讓葉劍英先發言，而葉劍英則說：“你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責無旁貸，你就主持開會吧！”

　　華國鋒在通報了今天晚上行動的情況後，高姿態地表示，希望由葉帥主持中央工作。葉劍英聽罷起來大聲說：“國鋒同誌這個提議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七十九歲了，且長期從事軍事工作，工作麵窄。經過慎重考慮，我提議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他年齡比我小二十多歲，有實際工作經驗，為人實在，民主作風好，能團結同誌，尊重老同誌，他現在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認為他是比較合適的人選。這個擔子是不輕，我們大家可以協助。請大家考慮。”

　　最終，會議一致通過由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待召開中央全會時予以追認。

　　這次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從十月六月晚十時開到十月七日清晨四點多，曆晚六個多小時順利結束。當天晚上，華國鋒住在五號樓；此後約半年時間，玉泉山成了中央一段特殊時期的辦公場所，直至一切恢複正常，中央領導們又回到中南海。

　　終點與起點

　　“四人幫”倒台之後，有一段時間，很多人曾要求葉劍英主持黨中央的工作，而葉劍英對此則一直保持難得的清醒。他多次說：“我是軍事幹部，搞軍事的，如果那樣做，豈不讓人說宮廷政變！”一九八六年，八十九歲的葉劍英去世時，中共中央審定的悼詞中對他做了相當高的評價：“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同誌相繼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在這個危急時刻，葉劍英同誌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誌一道，根據政治局多數同誌的意見，代表黨和人民的意誌，果斷地做出重大決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陰謀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曆時十年的災難，從危難中挽求了黨。在這場鬥爭中，葉劍英同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職位有所變化，征求一些老幹部的意見，據王守江回憶，在廣州的葉劍英看了這份意見，說了這樣一番話：“在抓‘四人幫’時，隻有我們三個人知道，如果我們三個人當中的任何一人走漏了消息，後果不堪設想。他們兩個是有功的，應該給予適當安排。”

　　“四人幫”粉碎後不久，葉劍英便安排鄧小平由城內搬到西山，在離葉劍英不遠的二十五號樓住下。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道：“有一天晚上，我們全家正在吃飯，葉帥的小兒子頭頭來了。他悄悄告訴我們，他是奉命來接我們家的‘老爺子’，去見他們家的‘老爺子’……葉帥是專程出來迎接鄧小平的，父親高聲喊道：‘老兄’，趕緊跑步向前。父親和葉帥兩人走到一起，熱烈而緊張地握手，長時間不放。……門緊緊地關著，他們談了很長、很長時間。”王守法回憶：“後來周啟才(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就傳達中央的指示，說是小平同誌要住到西山，為了他今後的工作的方便，先給他一套文件，中央決定由你直接給他送。”此後給鄧小平送文件的工作就由王守江和機要秘書李俊山負責。

　　曾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吳德回憶：在李先念的提議下，李先念、陳錫聯還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鄧小平同誌，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願望。鄧小平見到我們非常高興，他對我們說：“很好啊（指粉碎‘四人幫’）！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這種方式好，幹淨利索！”李先念講：“我們還要請你出來工作呢！”鄧小平同誌風趣地說：“出來幹什麽？”李先念說：“起碼官複原職。”當時，鄧小平同誌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過的房子裏，他還興致勃勃地請我們去看了為王洪文修的電影廳，鄧小平同誌說：“看，這就是電影廳！”

　　經過葉劍英等多方麵地做工作，終於克服阻力，於一九七八年七月，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複了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和軍委的領導職務。一場新的變革，由此開始。■

　　十月六日晚上的江青

　　“文革”期間擔任中南海保健組成員的馬曉先，曾在江青身邊工作了較長時間。在《紅牆醫生——我經曆的中南海往事》(王凡、東平著，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書中馬曉先回憶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她經曆的往事——

　　“文化大革命”的後期中南海裏搞了一些建築工程。在一座代號為二〇一的寓所竣工後，江青搬出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就一直住著的釣魚台，重新回到了中南海，住進了這座寓所。平時在她身邊工作的幾位工作人員，包括護士長馬曉先在內，也和她一同住進了中南海。

　　馬曉先記得十月六日，那天不是她值班。大約是下午五點鍾臨近黃昏的時候(按張耀祠的說法則是約八點鍾左右)，馬曉先正在宿舍裏洗衣服，腳上隻穿了一雙拖鞋。忽然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來到她的身後。

　　“喲，張團長怎麽來啦？”馬曉先看到了張耀祠。張耀祠對她說：“有點事，你跟我來一下。”馬曉先以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說：“今天不是我的班啊。”張耀祠說：“現在就是要你去一趟。衣服就別洗啦，快去換換衣服，換換鞋。”

　　馬曉先後來回憶說：她當時不知是怎麽的，這麽匆匆地被張耀祠叫走，分明地感到有些異樣，但她內心卻一點也沒有感到突然和驚異。

　　她換好鞋子就向江青辦公室走去，張耀祠跟在她的後麵。從馬曉先的宿舍到江青的辦公室，要經過二〇一前門邊的停車處。馬曉先發現此刻的停車處兩邊站滿了全副武裝的軍人，而她連一個都不認識。這種情況在江青身邊是從來沒有過的。她隨之感到要有什麽大事發生了，但她依然沒有產生特別意外的感覺。

　　當然，看到這種陣勢，馬曉先心理並非沒有思考。她記得她剛剛到釣魚台，被安排到江青身邊工作的時候，江青曾經對她說過意思大致如下的話：你們到我這兒來工作，要有思想準備。我要不就上去，幹一番大事業；要不就可能成為階下囚。馬曉先此刻就下意識地感到，江青當初所預計的那第二種情形降臨了。

　　張耀祠從這些全副武裝的軍人麵前走過時，一句話也沒有說，而是跟著馬曉先進了二〇一前門。據知情者透露，跟隨張耀祠到江青處執行這次特殊任務的警衛幹部還有高雲江、黃介元、馬盼秋，但他們沒有隨張耀祠、馬曉先進入江青辦公室。就在這時，馬曉先才想起當天晚上在江青這裏值班的護士是江慰琴。

　　首先進入江青辦公室的是馬曉先，江青正迎著她的麵坐在沙發裏。通常江青在辦公室的時候，就習慣這樣坐在沙發裏，把腳蹺在蹺腳墩上。馬曉先讓開身子後，張耀祠走到江青麵前，他拿著一張紙條，向江青宜讀道：“江青，我接到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實行隔離審查，馬上執行。……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

　　馬曉先回憶說：張耀祠宣讀的那段話非常簡短，江青聽著的時候坐在沙發裏一動不動，表麵上沒有顯出慌亂，但看得出她的內心絕不可能是平靜的。她等張耀祠把話說完，輕輕地說：“我沒聽清楚，你能不能再說一遍。”張耀祠就把剛說的話，又重新說了一遍。

　　江青聽完張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決定後，才站起身來。她從褲子口袋裏掏出鑰匙，放入一隻牛皮紙信封裏，折好口，拿釘書器釘好，用鉛筆寫上“華國鋒同誌親啟”，然後交給了張耀祠同誌。

　　這一連串的動作，江青做得不緊不慢，看似鎮定自若。在這之後，江青提出要上一下衛生間。衛生間就在辦公室的邊上，張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進去。張耀祠立即要馬曉先把江青的日常生活用品收拾一下，準備離開這裏。

　　因為一九七六年的江青曾頻繁地離京外出，去天津、去小靳莊、去大寨、去昌平等地，所以馬曉先他們為她準備好了一箱子，放好了出行常用的必備用品。每次出發，工作人員隻要把她身邊的東西稍稍一放，十分鍾之內肯定能夠動身。每次從外地回到北京，工作人員也是先把箱子裏的東西準備好，這樣哪怕是第二天就再度出發，也能拿起東西就走。所以馬曉先沒用多少時間，就把江青的東西都收拾好了。

　　然而，當馬曉先把東西收拾好了之後，江青還沒有從衛生間裏出來。張耀祠也覺得時間長了點，就讓馬曉先進去看一看。馬曉先進衛生間一看，江青正坐在那裏愣神，顯然她在思考著什麽。馬曉先沒說什麽就出來了，江青隨後也出了衛生間。

　　他們一起離開了江青的辦公室，在整個過程中，辦公室內隻有張耀祠、馬曉先、江青三個人。他們坐上了停在前門外的一輛大紅旗轎車。

　　在向江青宣布了隔離審查的決定後，江青被送到了一個預先安排好的隔離地點。讓馬曉先沒有想到的是，組織上在她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即安排她繼續留在江青身邊。因此她陪著江青，乘坐同一部車來到隔離地點。

　　轎車走的是地下通道，馬曉先開始也不知道這是去往何處。然而，當她們下車，在經過過道，走入到房間裏麵後，馬曉先漸漸地感覺到這過道，這房間，並不是一個她全然陌生的地方。

　　她此刻是在一個地下建築中，這裏的走廊和房子裏牆的下半截，有用水曲柳的材料裝飾的護板，在當時是很高級的。馬曉先想起來了，在毛澤東逝世後，遺體被送到一個地下建築中，進行了一係列長期保存處理。她曾跟隨有關的人員來看過，對那個地下建築內的環境。裝飾的樣子還有些印象。她又仔細環顧了一下周圍，再次確認這裏的環境和裝飾，是和處理毛澤東遺體的地方是一樣的。

　　在馬曉先估計到自己此刻所在的地點時，她感覺到江青好像也發現了這個地方似曾相識。因為在對毛澤東的遺體進行處理時，江青也到場觀看過。一天，她問馬曉先：“這是什麽地方？”馬曉先說：“我也不知道。”

　　她見馬曉先這樣回答，便不再問了，眼睛使勁盯著四壁看，凝思苦想。她想了一陣子，若有所悟地點點頭，繼而對馬曉先說了一句：“這是我預料之中的。”在和江青的接觸中，馬曉先對江青的精明早有領教，因此她推測江青對自己所處的地點已經心中有數了。

　　就這樣，馬曉先從她熟悉和經常相處的領導和同誌身邊悄然消失了，在她曾經到過的這個地下建築中，和江青一起生活了好幾個月。為了保密，馬曉先在這幾個月裏，和外界徹底斷了聯係，和所有的親人都通不了音訊，對外麵發生的一切也全然不知。

　　馬曉先和江青的所有活動、全部生活，都在地下建築中。吃飯、喝水，都是由警衛人員送到房間裏來。由於始終見不到陽光，馬曉先提出需要一盞太陽燈，從此以後他們每天就通過太陽燈來感受陽光的照射。 ■

　　江青在法庭上的醜惡表演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最高人民法院持法法庭開庭，法庭對江青犯罪事實進行辯論。

　　公訴人江文首先發言，他說：

　　審判長、審判員：

　　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就本廳指控被告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篡黨篡國、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的反革命罪行，從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共進行了六次庭審調查。通過審問被告人、出示和宣讀證據、聽取證人證言、播放江青的講話錄音，完全證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