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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遭遇“宮廷政變”

  ◎述 弢

  蘇聯曾號稱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國內實行高度集中、黨政合一的體製。黨內第一把手儼然“一國之君”,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沒有權力製約機製,基本上是一個人說了算。按照慣例,第一把手都是終身製,可以無限期地執掌權力,直至他本人自然死亡之日為止。從列寧、斯大林直至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莫不如此。不過也有例外,如赫魯曉夫正當如日中天時突“因健康原因免去職務”,就特別耐人尋味。

  一九六四年是赫魯曉夫上台執政的第十年(如果從一九五四年算起的話)。四月十七日是他的七十大壽。蘇聯政要傾巢出動,前來祝壽。上午九點,祝壽的客人就陸續到齊。壽星姍姍來遲,笑容滿麵、身著盛裝的赫魯曉夫終於出現。大家擁上前去,熱烈握手,祝願健康長壽。一封全體主席團委員(即政治局委員)簽名的賀信,由極富表演天才的勃列日涅夫當眾宣讀。賀信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我們認為您不過才度過了前半生。希望您至少再活這麽多歲,也活得這麽輝煌,這麽富有成果。”賀信讀罷,勃列日涅夫拭去眼淚,同赫魯曉夫親切擁抱。

  赫魯曉夫本人當然是躊躇滿誌,信心百倍。他總是有新的想法,新的計劃,想把這些東西一一實現之後再退下來。不過偶爾也講過這樣的話:“我們這些老頭子已經幹滿了年頭。應該讓路了。要讓年輕人有工作的機會。”人們自然是異口同聲地表示反對:“您這是怎麽啦,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您氣色很好嘛!您精力也比年輕人充沛!”盡管如此,赫魯曉夫確實已經開始考慮自己的接班人問題了。權力繼承問題一直困擾著他。總是定不下來,他想找到一個稱職的人,還一定要年輕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起初他看中了時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的科茲洛夫。認為此人在地方上幹過,曾獨當一麵地處理過問題,對經濟了如指掌。豈料科茲洛夫突發急病——中風,並從此一病不起。赫魯曉夫又把目光轉向中央書記謝列平,認為這是個最佳人選:年紀輕,經過共青團工作的鍛煉,在中央工作過一段時間。缺點是對經濟工作知之甚少。因此建議他去列寧格勒當州委書記。不料遭到謝列平的拒絕:謝列平認為到列寧格勒去當書記是降職。本想是讓謝列平在列寧格勒呆上幾年,成為熟手,就可以提拔他擔任科茲洛夫的職位了。謝列平不行,那又該選誰呢?就中也曾考慮過勃列日涅夫,勃氏雖然經驗豐富,懂得經濟,也了解人,卻不能堅持自己的方針,太容易受別人的影響和受自己情緒的左右。一個意誌堅強的人可以輕而易舉地牽著他的鼻子走……後來,科茲洛夫病情進一步惡化,已經無法重返工作崗位。得找一個人來接替他。猶豫來猶豫去,選中了勃列日涅夫。讓他擔任中央的第二書記。從此,勃列日涅夫便握有中央的大權。

  然而,赫魯曉夫做夢也想不到,就在他為究竟讓誰接班的問題絞盡腦汁時,一場“倒赫行動”卻在暗地裏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二月十四日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當時在莫斯科。波德戈爾內和勃列日涅夫突然駕到。好像是來祝壽的。我覺得這有點不大對勁:他們給我祝的那門子壽啊?兩人一上來就問:‘你工作如何,情況怎樣?’‘你同赫魯曉夫的關係如何?’我說:‘馬馬虎虎。他有時候罵一罵,不過也沒什麽。’於是他們又說開了:‘我們跟他很難共事,他根本不聽我們的。’我回答說:‘那你們可以一起找他談談啊。’看來,他們是害怕同他直截了當地談。我說:‘可以大家坐到一起: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這個問題上你做得不對,還有……’總之,他們是來摸我的底。不過還沒有和盤托出,他們害怕。但我已經猜出來點兒什麽了。”

  這是一名見證人的回憶,他是當時的中央主席團委員、烏克蘭共和國第一書記謝列斯特。

  另一名見證人叫謝米恰斯內,時任克格勃首腦,也是“倒赫行動”的主要執行人之一。據他說,“倒赫行動”早在距赫魯曉夫下台大約八個月之前即已開始策劃。六月份,最高蘇維埃會議前夕,勃列日涅夫提出各種各樣除掉赫魯曉夫的建議,使謝米恰斯內極為厭煩。謝米恰斯內回憶道:

  “勃列日涅夫提出:‘要不,給他下毒?’我當時說:‘除非先把我搞掉。絕對不行。我絕不會幹這種事。我又不是陰謀分子,也不是凶手……’得有人去幹。我要給自己的部下發命令……讓廚師出麵。當時我專程來表示反對……最後勃列日涅夫才同意打消這個念頭。幾天後,勃列日涅夫又有了新的計劃:在開羅飛往莫斯科的途中製造飛行事故,理由是:‘飛機停在人家的機場上,人家的國家裏。全部罪責都將落到外國特工機關的身上。’我說:‘給赫魯曉夫開飛機的是對他忠心耿耿的機組。首席飛行員是齊賓,您知道,他早在一九四一年還是個中校的時候就給他開飛機。再說眼下是和平時期。除赫魯曉夫而外,機上還有葛羅米柯、格列奇科、機組人員,最後還有我們的人——肅反工作者。這個辦法絕對不行。’”

  勃列日涅夫便不再堅持執行自己的計劃。蘇聯代表團安全返回莫斯科。誰也不知道那次談話。然而勃列日涅夫並未善罷甘休。六月初赫魯曉夫打算去列寧格勒。當時勃列日涅夫產生了製造車禍的念頭,但這次顯然又沒有找到支持者。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又提出了一個絕望的建議:在赫魯曉夫從瑞典回國時逮捕赫魯曉夫,並將他送往加裏寧格勒附近的紮維多沃狩獵場。然而這個建議沒有得到謝米恰斯內和其他參與其事者的讚同。他們都寧願采取較為可靠和風險較少的辦法。

  這時勃列日涅夫等人開始起勁地同中央主席團委員、州委書記、部長、軍界人士談話。對有些人是開誠布公,對有些人隻是小心翼翼地摸摸底,還有一些人,則決定不到時候不讓他們知道底細。因為稍一走漏風聲就有前功盡棄的危險。大家在一個問題上意見一致:要在本年年底前了結這件事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夏天,因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州委書記、州執委會主席都去休假,都到克裏米亞和高加索的療養院中會合。這裏不會引起特別的注意,可以在毫無拘束的氣氛中摸摸他們的心思。誠然,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二書記的新職務給勃列日涅夫提供了不少機會:他正好負責抓各州黨委的工作。不過在辦公室談是一回事,而在南方捧著白蘭地酒杯談又是另一回事。遇到模棱兩可的情況,一切都很容易當成玩笑話,用種種趣聞去衝淡。

  勃列日涅夫當時在克裏米亞同許多人都談過話。總的形勢對他有利,看來所有的人都對赫魯曉夫不滿。黨委書記對於赫魯曉夫將州黨委一分為二(分成工業黨委和農業黨委)和實行幹部輪換製感到惱火。軍界人士則對繼續裁軍嘖有煩言。經濟工作者對成立國民經濟委員會感到不滿。而且許多領導人不得不離開莫斯科到全國各地去。當時拚湊起了由不滿者組成的穩定多數。從力量對比上看,赫魯曉夫無論在中央主席團還是在中央全會都不可能得到支持。請看謝列斯特的回憶:

  “勃列日涅夫來訪。我在克裏米亞休養,他忽然來找我。那是一九六四年七月的事情。他沒有勸我。隻是嚎啕大哭。他可是個演員,一個大演員。甚至可以在喝酒後爬到椅子上朗誦起來。念的不是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也不是葉賽寧的詩,而是自己的雙關俏皮話。‘生活好嗎?近況如何?’‘有什麽好不好的,’我答道。‘工作不好搞。’‘你同赫魯曉夫的相互關係如何?’‘是晚輩同長輩的關係。你問我這個幹什麽?你關係更近,在莫斯科工作嘛。‘他罵我們,說我們遊手好閑。’‘也許他罵得對吧?’‘不,跟他沒法共事。’‘那你在他七十歲生日那天幹嗎講話?什麽我們的同誌,我們親愛的,我們的領袖、領導人、列寧主義者等等。你幹嗎不講:尼基塔,跟你沒法共事!’勃列日涅夫說:‘我們真不知拿他怎麽辦。’我決定保持一定距離。‘你們自己去研究吧。我們在基層工作。怎麽指示就怎麽幹……你們想幹什麽呢?’我還是表現出了有所克製的好奇心。他說:‘我們想開個中央全會,批評批評他。’‘原來是這麽回事啊?我讚成。’”

  沃羅諾夫時任中央主席團委員、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他回憶道:“所有這一切籌劃了一年左右。聯係網伸到了勃列日涅夫通常打獵的紮維多沃。勃列日涅夫親自在中央委員名單上每個名字後麵畫上加號(願意在反對赫魯曉夫的鬥爭中支持他的)和減號。對每個人都搞個別談話。”勃列日涅夫同沃羅諾夫談了整整一個晚上。

  聯絡網不僅伸到紮維多沃,而且伸到克裏米亞、高加索和蘇聯的其他角落。

  因為有出訪的任務,赫魯曉夫夏天未去海濱休養。秋天,赫魯曉夫希望休整一下,設法靜下心來,想一想今後的打算。計劃相當宏偉:十一至十二月份將舉行例行的中央全會,會上要作出重要決定。中心議題之一是農業狀況。另一個問題同樣重要,即幹部政策。蘇共中央主席團已經老化,大部分成員年近六十。誰來接班,由誰來執掌國家的大權?要通過法律途徑實行領導人輪換製和公開性。起草新憲法的最佳時間是休假。在皮聰達海角,“十萬火急”的問題的幹擾要少一些。在南方的鬆樹下思考問題,效果也更好一些。十月三日,赫魯曉夫已經在皮聰達接見外國客人了。

  九月的一天,赫魯曉夫家中的專線電話突然鈴聲大作。兒子謝爾蓋拿起聽筒,對方說要請他父親接電話。謝爾蓋說父親不在。對方亮明身份,說自己是伊格納托夫(時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原先的衛隊長加柳科夫,他有個重要的消息要報告:有人準備對赫魯曉夫搞陰謀!據他說,伊格納托夫對赫魯曉夫的惡感由來已久,起因就是二十二大沒有讓他當上中央主席團委員,從此一談到赫魯曉夫就罵罵咧咧,氣不打一處來,還故意輕蔑地把“赫魯曉夫”說成“赫魯希”。然而最近的情況有些異常:原來伊格納托夫對勃列日涅夫、波德戈爾內、謝列平、謝米恰斯內等人的態度都不好,可如今這些人個個成了好朋友。伊格納托夫本人並無變化,那就是說,情況發生了變化,有什麽事情把他們都拴到一起了。夜深人靜時的竊竊私語,吞吞吐吐的話語、暗語,同州委書記的個別談話,與勃列日涅夫、波德戈爾內、基裏連科頻頻通話,凡此種種,都不能不令人生疑。近來伊格納托夫顯得極易衝動,經常發火訓人。尤其令他感到不安的是,為什麽赫魯曉夫不去休假。甚至破口大罵:“他這個鬼東西,幹嗎不去休假?”對於赫魯曉夫休假的這種異乎尋常的關心,似乎同近來出現的種種怪事有某種聯係。

  謝爾蓋將此事對父親講了,赫魯曉夫卻並未采取任何對策。其實赫魯曉夫的女兒拉達夏天也曾接到一名婦女打來的電話,對方在電話中說她掌握了重要情報,知道密謀策劃搞掉赫魯曉夫的人開會的具體地方,並要求麵談。拉達對此半信半疑,不願見麵。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皮沃瓦羅夫也給拉達打過電話,提出了類似的警告。拉達為此征求了她家的老朋友、某衛生部官員的意見,那位官員認為對這個情報不必在意,拉達遂將此事置諸腦後。

  十月十二日,皮聰達海濱風和日麗,溫暖宜人。赫魯曉夫在用過早點和接受按摩之後,舒舒服服地坐在遊泳池露天涼台的圈椅上。助手送來當日的文件。赫魯曉夫沒有急於去看。因為載有三人的上升號宇宙飛船應於當日發射並進入軌道。通常是剛一發射,負責火箭技術的部長會議副主席斯米爾諾夫就要打電話向赫魯曉夫報告結果。這一次,電話卻總也不出聲。這是個不祥之兆。赫魯曉夫吩咐助手接通斯米爾諾夫的電話,他責問斯米爾諾夫為何不向他報告,對方無力地進行辯解,說什麽沒有來得及,其實是因為權力更替已經發生……

  夜幕將臨。赫魯曉夫和米高揚正沿著海邊的林蔭道從容不迫地散步。這時值班員跑過來說:“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蘇斯洛夫同誌請您接電話。”赫魯曉夫回屋拿起話筒。接完電話後他對米高揚說:“是蘇斯洛夫來的電話,說什麽全體主席團委員都到齊了,出現了一些農業方麵的緊急問題,需要在全會以前討論。他們堅持要我明天就乘飛機回莫斯科。你聽見了的,我本來想拖到休假結束以後再說,可他們不幹。隻得坐飛機走了。”後來到了林蔭道上,赫魯曉夫又對米高揚說:“你知道嗎,他們並沒有什麽迫切的農業問題。我想這個電話同謝爾蓋講的那件事情有關。”接下來還說了這樣的話:“如果涉及到我,我是不會抗爭的。”

  十月初,正在柏林訪問的勃列日涅夫聽說赫魯曉夫已經得知他們的陰謀活動,驚恐萬狀。據葉戈雷切夫回憶說,勃列日涅夫曾一度拒絕返回莫斯科,對赫魯曉夫的恐懼感麻痹了他的意誌。隻得設法勸他。回國後,勃列日涅夫仍然害怕著手實施自己的計劃。談話沒完沒了地進行著,將各種可能出現的結局掂量來掂量去,“事情”卻毫無進展。一天,所有知情者在勃列日涅夫家中開會。幾乎全體主席團委員、中央書記都在場,謝米恰斯內也從休假地趕來了。大家決定給赫魯曉夫往皮聰達的別墅打電話,叫他回莫斯科,借口是討論同即將舉行的中央全會有關的問題。大家一致認為應該由勃列日涅夫打電話,可他始終沒有勇氣挑起這副擔子。好不容易把他說服了,硬把他拉到電話機旁邊。勃列日涅夫到最後一刻還是怯場了,隻得由蘇斯洛夫來打。據說蘇斯洛夫直到最後還不知道這件事。有人對他說起時,他嘴唇發青,嘴直打哆嗦:“真的嗎?要打內戰的……”隻能說出這兩句話。不過蘇斯洛夫很快就弄清了形勢,他在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中沉著而堅定。照謝米恰斯內的說法:“事發前一星期去找柯西金談時,第一個問題是;‘克格勃態度如何?’當告訴他我們參與此事時,他說:‘我同意。’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是兩天前通知的,我已經把莫斯科軍區那些特別處處長集中到一起。我沒有講事情的實質,但是警告說:‘這幾天隻要有一個摩托兵帶上武器、帶上機槍等離開部隊的駐地,那就當心:拿你們是問…… 未向我報告前,任何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動。’部長還不知道。軍區司令員不知道,卻一切都做好了準備。再過兩天就開全會!!!”

  皮聰達那邊自然對此是一無所知。謝米恰斯內在回憶錄中說,連勃列日涅夫也是寢食不安。“勃列日涅夫每隔一個小時就給我打電話:‘情況怎麽樣啊?’為什麽給我打電話呢?因為赫魯曉夫得通過我、通過我的部門要飛機。直到深夜十二點值班員才給我來電話說,皮聰達來電話了,要的是早上六點的飛機。要求飛機六點就到那裏。我馬上給他去電話。把情況講了。這下大家才多少放心了一點。”勃列日涅夫等人都認為赫魯曉夫會采取迅速果斷的對策。皮聰達的沉默令他們提心吊膽。“我得到報告,他同米高揚乘飛機來。好吧。我接受了一切。我不知道他帶多少衛隊來。如果他想得到,他可以再想出新招。同馬利諾夫斯基已經談過,因此他這個總司令已經不會向部隊發布命令了。因為萬一出事,反正他也會受到追究的。”十月十二日整個夜晚,莫斯科的克格勃總部和國防部都是在緊張不安中度過的。

  “早上我給勃列日涅夫去電話。我問:‘誰去接呢?’他答道:‘沒人去,你自己去吧。’我一時語塞:‘什麽?’他拉長了聲音說:‘當前的情況下幹嗎要傾巢出動?’總的說來這是對的。我不安地問道:‘那他不就明白過來了嗎?’勃列日涅夫最後說:‘你自己帶上衛兵就去唄。’我帶上九局的一個小夥子。我帶上了一把手槍,他帶上了家夥。

  飛機著陸了,赫魯曉夫下飛機時多少有些陰沉著臉。赫魯曉夫和米高揚坐一輛車走了。我在車上就打電話報告說我正在車上……我們正朝克裏姆林宮開去。還說他們如果未吃午飯,也可能與中央主席團委員共進午餐。赫魯曉夫衛隊的小夥子一個勁兒地往我的車裏看,我前麵坐著克格勃第九局的軍官,因為勃列日涅夫建議我這幾天帶上警衛……我要了一名第九局的軍官。他們知道我從來不帶衛隊,可我麵前突然坐了一名他們第九局的同事。他們一直很感興趣地瞧著……我讓司機把車停到路邊,等其他車子全都開過去,免得引起疑問。然後我給克裏姆林宮去電話,一五一十地全都講了:我說他們已經過去了,所以要做好準備。報告完畢後,我這才尾隨而去……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進了午餐,不過反正他們在下午一點或兩點前去參加中央主席團的會議。說來奇怪,會議剛開始居然是赫魯曉夫主持。然而勃列日涅夫第一個要求發言。他一上來就批開了赫魯曉夫,並對赫魯曉夫的缺點進行分析。緊接著是波德戈爾內和全體主席團委員發言。每個人都講上一小時、一個半小時。會議一直開到深夜才散。會議結束後,勃列日涅夫給我來電話:‘他會去那兒?’我說:‘愛上哪兒上哪兒。’‘想去住宅就去住宅。想去別墅就去別墅。想回小獨院也行(他當時還住在列寧山上的小獨院)。’很簡單,因為我把別墅、住宅、接待室的衛隊全部換掉,司機也換了,已經做到了萬無一失!

  勃列日涅夫一發言,赫魯曉夫就全明白了,知道把他請來不是為了修訂五年計劃,也不是為了研究農業問題的報告。根本不沾邊兒。聽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爾內的發言就很清楚了,是要撤他的職。他開始打斷人家的話,氣惱地頂撞,插話,可得到的回答是:會讓你發言的,您先聽聽人家的講話把。會議一直開到深夜,第二天又接著開。可是第二天一開始,我的電話機就響個不停。是各種各樣的中央委員打來的。中央委員全都到了莫斯科,看來是中央機關發話了,說他們必須集中到這裏來,有緊急事情。有人說,那邊在開會,我們卻不知道那邊的情況如何……領導人一個沒有,就我在這兒頂著。所有的主席團委員和中央書記都在開會。就我一個人看家。

  州委書記、中央委員都來找我,因為都知道我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所有的線索。至少我應該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開始有了這樣的提議:‘瞧……那邊赫魯曉夫節節勝利。應當組織一批人去搭救其他人。’總之,完全同當年莫洛托夫與赫魯曉夫爭鬥時一樣:赫魯曉夫剛開始受到壓力,這邊就有人去搭救赫魯曉夫。

  不過也有另外的電話……內容是這樣的:‘你還呆著幹嘛?那邊要撤掉赫魯曉夫!那邊全都……你可倒好,還在這兒呆著,按兵不動……’

  我就說:‘我什麽也不知道,那邊開的是中央主席團會議。我的任務就是保證周圍一切正常。對會議的過程施加影響,這不是我職責範圍的事情。我沒有去開會,我不應該知道要撤掉誰或者想把誰撤掉。我負責國家的事情,那邊正在解決黨的問題,不歸我管……’

  不過下午一點來鍾,我在這些電話的壓力下給那邊打電話,讓他們給勃列日涅夫遞個字條,請他跟我聯係。他給我來電話了。我對他說:‘明白嗎,我這裏接到了好些個電話……您可要記住,如果一批中央委員要去,我可沒法攔住他們。我又不能對他們動武。有的要去救你,有的要去救赫魯曉夫……’‘不用!!!’‘我知道不用。可他們自己要去的……您……怎麽?不讓他們進接待室?我可不能……結果就會吵得更凶,甚至……會打起來。還有一方讓我積極幹預,叫你們講究點兒方式方法:你們為什麽跟赫魯曉夫沒完沒了呀?’

  勃列日涅夫說:‘所有的主席團委員都講過了,隻剩下主席團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我們馬上商量一下,凡是沒有發言的人,每人給五六分鍾時間,讓他表個態。完了我再給你去電話。’

  過了三四十分鍾他來電話說:‘完了!取得了一致意見。馬上結束。六點鍾開中央全會。’我說:‘我很滿意……’要是再拖上一夜,我恐怕就頂不住了,因為要求把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倒赫行動’策劃者抓起來的呼聲愈來愈高。”

  謝列斯特在會議期間所作的劄記保存至今,從中可以約略知道一點十月十三日、十四日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的情況(據說會議的速記記錄已無法找到)。

  “赫魯曉夫意誌消沉。孤立無援。他已不能采取任何行動,卻仍然有力量和勇氣說:

  ‘畢竟還有人對我的活動說了好話,我對此表示感謝。我為主席團高興,總的說是為他的成熟感到高興。我對達到這樣的成熟程度也進了綿薄之力。’這番話竟出自一個挺住了兩天駭人聽聞的指責、精神和肉體都處於十分痛苦狀態的人之口。”

  “我們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全都是她的功勞,黨的功勞。我和你們的政治與思想基礎是一樣的,我不能同你們鬥爭。我願讓位,我不會鬥爭的。我若是過去讓誰受了委屈、對誰態度粗暴的話,再次請求原諒。工作中什麽事情都可能發生。不過我想說,對我提出的許多指責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現在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指責都回憶起來,一一答複。我隻講一點:我的主要缺點是善良和輕信,也許還有一點,就是我自己發現不了自己的缺點。不過就連你們,今天在座的各位,也從來沒有公開和誠實地指出過我的任何缺點,總是隨聲附和,對我的所有建議都統統支持。你們也缺乏原則性和勇氣。你們指責我同時兼任中央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不過客觀地說,我本人並沒有力爭這樣兼任。回想一下吧,問題是集體決定的,而且你們當中許多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內,都堅持要我兼任嘛。也許我的錯誤就是我沒有反對這個決定,可是你們全都說了為了對事業有利必須這樣做。現在你們卻又指責我兼任兩個職務了。

  “不錯,我承認自己對藝術和科學工作者曾有過舉止失當的地方,其中也包括我對科學院的意見有失分寸。可我國科學在許多問題上落後於西方科技,這並不是什麽秘密嘛。我們把大量人民的錢財都作為科學投資,我們提供了一切條件,以便進行創造和把科技成果推廣到國民經濟中去。應當強迫,應當要求科研機關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做出真正的貢獻。這可是無論如何也回避不了的真理。”

  談到古巴問題,赫魯曉夫說:

  “你們指責我撤走了導彈。那麽怎麽辦,我們當時非得打一場世界大戰不成?……你們為什麽現在又異口同聲地指責我在古巴問題上采取了冒險行動,我們不是所有問題都是大家一起商定的嗎?

  “拿在柏林修建邊界牆來說吧。當時你們也是全都讚成這個決定,可現在責怪開我了。我錯在什麽地方了?話說起來容易。可是要決定具體怎麽辦,你們誰也沒有提出過,而且現在也未必提得出建議。又如我們同中國領導人的相互關係。關係相當複雜,而且還會進一步激化。你們再過四五年還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和麻煩。在所有的相互關係上,在處理有爭議的問題時不要喪失階級嗅覺,不要喪失政治靈活性和策略靈活性。

  “我明白,這是我最後一篇政治演說,這怎麽說來著,叫絕唱吧。全會上我不想講話,不過我想對全會提個要求……”

  赫魯曉夫還沒有說完他想提出什麽要求,勃列日涅夫就馬上斬釘截鐵地回答說:“這辦不到!”蘇斯洛夫也表示支持。

  “赫魯曉夫眼眶裏湧出了淚水,後來他幹脆哭了……看著真叫人難受……我想,他想說:‘同誌們,原諒我吧,要是有什麽不周到之處的話。我們都一起共過事嘛,當然,沒有做到事事如意……’

  “我想他不會說別的。他可是孤掌難鳴啊,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但是勃列日涅夫害怕全會上有人會向赫魯曉夫提出問題,隻要他一回答就會展開辯論,因此他當機立斷:不提任何問題。赫魯曉夫接著說:

  “‘顯然,現在是你們說咋辦就咋辦……也好,我是罪有應得。我做好了一切準備。你們知道,我本來就想過我該退下來了,問題一大堆,我這麽大年紀了解決起來很困難。應當提拔年輕人。我明白,今天有些人缺乏勇氣和誠實……不過現在不是談這個的時候。至於現在所發生的事情,曆史總有一天會做出有分量的公正的結論的……現在我要求寫一份關於我下去、退休的報告,我要在上麵簽字。在這個問題上全指靠你們了。’”

  中央主席團會議開了兩天,第二天晚間,召開了中央全會。全會上由蘇斯洛夫作報告。未就他的報告進行辯論和討論,全會作出決定:

  “鑒於赫魯曉夫同誌年事已高,且健康狀況欠佳,決定滿足他的要求,免去其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央主席團委員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選舉勃列日涅夫同誌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長達十年的赫魯曉夫時代從此宣告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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