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卷）

燕卜蓀在中國

　　◎蕭文泉

　　隻在抗戰時存在了短短幾年的西南聯大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近年來我們經常讀到對這所獨一無二的大學的追憶，一大批聲名卓著的學術大師在那裏設壇授徒，培養出群星燦爛的一代英才。撫今追昔，令人無限神往。在這些執聯大教鞭的人中間，有一位英國學者，名叫燕卜蓀。

　　燕卜蓀何許人也？如果要說學術聲望，西南聯大的所有教授中要數他最負國際聲望。美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布魯姆認為燕卜蓀是對他影響最大的幾個批評家之一，英國文學理論家科爾莫德稱他為天才的批評家，還有不少人把燕卜蓀看作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位文學批評家，他的文學理論著作《朦朧的七種類型》風行世界學術界幾十年，至今還是大學文學理論課上的必讀書。這樣一位學界重鎮在戰亂中的中國度過了他的學術生涯中的許多年，確是不簡單。改革開放以來來華講學的西方學術名人並不少，不要說他們中很少有像燕卜蓀這樣水準的人，也從沒有這麽長期地在中國校園裏教書的。

　　燕卜蓀來中國之前就已經不是一個無名之輩了，他的《朦朧的七種類型》當時已是英國文學界裏人人都在研讀人人都在談論的熱門著作了。憑著他的學術聲望和交遊，在英美哪個大學裏找個教席應該說是沒問題的，但是他接受了北大的聘任，決定來華教英國文學。就在他出發之前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顯然就要墮入戰火了。但這沒有動搖他來華的決心，他在日記中寫道：“唯一害怕的是被阻止（去中國）。”

　　當燕卜蓀穿過西伯利亞來到北平時，北大已經無法在自己的校園裏生存了。大學是日本侵略者炮火瞄準的重點目標，他們要徹底摧毀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燕卜蓀隻有隨著已經在中國的他的老師瑞恰慈開始了向南方撤退的漫長旅程，輾轉來到了臨時大學文學院的駐地衡山下的小村南嶽。

　　北方幾所大學的師生們在南嶽的教學生活現在幾乎是難以想象的。這麽多的大學課程要講授，可是沒有書，既沒有教科書也沒有參考書，隻有蘊藏在老師頭腦裏的知識。燕卜蓀這時顯示了他不凡的文學素養，憑著非凡的記憶力和對文學典籍的爛熟，他的那台打字機成了外文係的“教材科”，純靠著背誦他打出了一摞摞的英語文學經典作品，足夠外文係的學生用來做一個學期的閱讀教材。聯大的師生們對燕卜蓀的這個活圖書館的能力都驚歎不已，時過幾十年在他們的回憶中還對此津津樂道。

　　從山村南嶽到陋城昆明，西南聯大所到之處是當時中國最貧困落後的地區，師生們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還要再加上日本飛機的空襲和土匪的威脅。燕卜蓀曾把他在中國的這兩年概括為“原始生活，跳蚤和炸彈”。他本來出身豪門，從小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父親是約克郡的一位殷實士紳，家族的世係至少可以上溯到英國內戰時期。來到樣樣匱乏的中國內地，燕卜蓀卻毫無怨言，平靜而平淡地和他的中國同事一起過著連起碼的衛生條件都無法保證的生活。剛到昆明時聯大的宿舍不夠分配，燕卜蓀就和十多個人同住一間，他晚上睡在一塊黑板上。聯大遷到雲南蒙自時，燕卜蓀常常到鄉村散步，有一次他的腿抽筋了，正在路邊休息著，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三個手持匕首的人圍住了他，燕卜蓀後來描寫說，他們以很科學的效率按住他，迅速地把他身上帶的一切東西捋走，包括他的眼鏡。幸好他們馬上又把眼鏡還給他了，不然的話他還得在別人的陪同下到河內去再配一副。不知那幾個蟊賊是不是明白他們的俘虜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學者？但實際上這些強人可能也不過是些當地衣食無靠的貧民，這樣的搶劫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燕卜蓀那樣忍受困苦和凶險，他的老師瑞恰慈比他早來中國，並且負責由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在中國推廣基本英語的項目。但是抗日戰火一起，他和他的夫人就離開中國去了美國。燕卜蓀對此頗不以為然，他要堅守他在西南聯大的教責。

　　燕卜蓀的朋友，家人和他的傳記作者都想知道到底是什麽原因使燕卜蓀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留在西南聯大達兩年之久，連他自己也捫心自問過。他自己覺得，除了要支持中國抵抗中英共同的敵人日本法西斯這個曆史責任感以外，是西南聯大師生出色的學術素養使得他舍不得離開這所茅屋裏的大學。

　　西南聯大避難在中國大西南的窮鄉僻壤裏，其物質條件還不如今天的一個縣城中學，但是在學術上西南聯大卻是與歐美大學息息相通。

　　在西南聯大時燕卜蓀在生活上幾乎什麽都缺，但是在學術思想和知識交往上卻很充實。在南嶽時他和金嶽霖同住一屋，兩人閑來就談談各自知道的關於維特根斯坦的逸聞，燕卜蓀的文學理論很受維特根斯坦哲學的影響。同事中還有洪謙，維也納邏輯實證主義學派的成員。燕卜蓀說他的這些中國同事平時討論都夾用著三四種語言，隻有看見他來參加了才多講一點英語。而且，不管這些教授們各自的專業是什麽，他們個個都精通中國的傳統文史，這是所有中國學者的基本功。而他所教的西南聯大學生的質量也令燕卜蓀滿意，他認為聯大的一個好學生就相當於歐洲大學裏最好的學生。

　　沒有什麽主管部門來統計聯大教授們的學術成果，但是教授們從事學術的熱忱和努力一點也不低。臨時大學文學院來到南嶽小村時所有的公私藏書都沒有跟上，根本談不上有什麽研究條件，但是就在這個小山村裏金嶽霖寫出了他的《論道》，馮友蘭寫出了他的《新理學》，湯用彤寫出了他的《中國佛教史》。而燕卜蓀自己也寫出了他的那部哲理小說《王家牲畜》的大部分。多年以後燕卜蓀回憶說，是那些和他在教師食堂裏同桌吃飯的人的素質讓他繼續留在聯大的。

　　在大戰時期來到中國幫助中國抗戰的外國人士有很多，其中不少成為這幾十年來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了。雖然燕卜蓀沒有上前線，他和西南聯大師生同患難共奮鬥，對中國當代學術的發展起過很重大的作用，並且是西南聯大唯一的外籍教師，按理說他也應受到我們的尊重和感謝，但是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有點漠視這位卓越的文學批評大家在中國的戰時服務。究其原因，恐怕與燕卜蓀的交往有關。燕卜蓀在西南聯大時密切來往的都是些自由派的學者，他為中國的未來而寄希望的也是傾向於英美式自由主義道路的人士。在燕卜蓀聯大時期的日記和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既反感於國民黨為控製大學而試圖往學校裏大量塞進三青團團員的做法，也不同情於左翼學生的激進行為。燕卜蓀的這種立場既與他受的教育有關，也是來自於他的性格。

　　燕卜蓀生來欣賞平和理性的態度，他的胸懷氣質使他本能地不喜歡誇張偏激的表現，總是試圖站在平衡公允的立場上看問題。西南聯大的學生大多來自沿海地區，思想行為開放而西化，他們看不起本地的土著居民，自以為負有以先進文化來開化教育這些落後閉塞鄉民的責任。但是來自劍橋的燕卜蓀卻站在鄉民的一邊，從不認為山民們有什麽可感到羞恥的地方。在蒙自的時候，學校接到土匪的威脅，說如果臨時大學再到城裏租房子的話，他們將每周殺死兩個學生。別人都把這當作是個治安問題，但是燕卜蓀則以為這是當地居民為了防止房租的飛漲而采取的一個相當合情合理的措施。他對於學生的態度也一樣，有的學生在作文中大發奇論，說《奧塞羅》中的苔絲塔蒙娜的死是她自己造成的雲雲，還有學生在論文中認為民謠都是些簡陋粗俗的東西。燕卜蓀沒有將這樣議論斥之為無知謬論，而是把它們當作來自另一種文化裏的觀點。就是對自己，燕卜蓀也不喜誇飾。西南聯大的師生都驚訝於他能憑記憶打出整本文學教材的本領，但是燕卜蓀自己卻覺得這沒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他說傳統的中國學者都能整篇整篇的背誦古代經典，和他能做到的一樣。他還不忘指出，西南聯大的許多人都傳說，他憑記憶把整部《奧塞羅》打了出來，這是不確的。在教到莎士比亞時，正好有人借給他了一本《莎士比亞全集》。中國政治的後來發展注定了他所持的思想立場是不可能得到官方媒體的認同的，當然他對中國的貢獻也不會得到大力的宣揚，這樣，即使是在關於西南聯大的研究中談到燕卜蓀也很少，隻有最近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但是，燕卜蓀對中國學術後來的發展是有著深遠的影響的。他在西南聯大培養出的學生中包括了像楊周翰，李賦寧，王佐良，許國璋這樣的人，他們都是在以後幾十年內主導了中國外國語言文學界的人物。桃李綿綿，薪火相傳，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那些國內外語院係的新進學生所學的英國文學課程裏恐怕還會是有燕卜蓀留下的痕跡。

　　（本文根據《威廉·燕卜蓀傳》第一卷的素材撰寫，J·韓芬敦著，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