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卷）

禁書書目過眼錄

　　◎朱 門

　　“雪夜閉門讀禁書”本是一件犯法的事，可是這件事放在讀書人中間，還是一件比孔乙己偷書更“雅”的雅事呢！

　　秦始皇禁書是為了統一思想，清朝禁書是為了減少統治異族時產生的麻煩，總而言之，禁書總是為了江山社稷的穩定。

　　可是人類居然會有逆反心理？這也是曆史發展中主禁者逐步認識的一個道理，就好像洪水時期大多數治水者開始都隻會堵水，很少有人會去泄洪治水。於是被禁竟然成了一件讓人很興奮的事，於是“雪夜閉門讀禁書”成了一種時尚。

　　可以預料，隻要有傳播行為，就會有禁止傳播的行為，這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一種角力。如果統治者沒有感到威脅，也未必會去禁書，因為好多人已明白思想是禁不住的，禁書隻是一時的權宜之計，隻會留下曆史的恥辱。

　　在上世紀的一百年中，人們禁過不少書，禁書目錄出了一本又一本，禁書令下了一道又一道，可是過了若幹年，這些書還是沒禁完，反而出了好多不同的版本，這也是當時禁書者始料不及的。

　　有幸在若幹年後研究禁書目錄，發現禁書真是一件知識較量的行為，充分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知識發展的局限性。於是隨手對一些禁書書目作些劄記，從中可見各時期人們的禁書認識，也可見以後的人們有否超越前人的禁書水平。

　　《中央取締反動書籍雜誌一覽》

　　這本書目是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製發的，收集了一九二九年三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的禁書目錄。這本目錄是為了讓各省市黨部查扣禁書用的，封麵上還印有“秘密”二字。

　　禁書要有理由，這在清朝時也有先例，但那時在禁書總目和全毀書目、違礙書目中並看不見有禁書理由，隻有書目、作者，僅在抽毀書目中才給你講點理由。例如要抽毀《徐文長逸稿》五本，理由是：查《徐文長逸稿》係明徐渭撰，集內贈李寧遠序，按遼議建序，俱有悖謬語，應請抽毀。

　　而這本《中央取締反動書籍雜誌一覽》，可見略有進步，書中開始五頁的禁書目錄也不講理由，而從一九三二年前，在內容概要一欄中，開始講理由了：

　　鬱達夫著《她是一個弱女子》之下寫著：共黨；

　　郭沫若著《文藝論集續集》之下寫著：普羅文藝；

　　張資平著《黑戀》之下寫著：攻擊本黨；

　　趙鞏著《小母親》之下寫著：鼓吹階級鬥爭；

　　許嘯天著《潘金蓮愛的反動》之下竟寫著：妨害善良風俗。

　　這本書目中連高語罕著《語體文作法》也被寫著：鼓吹階級鬥爭。而更有意思的是張天翼著的兒童文學作品《大林和小林》，被取締的理由是：挑撥階級感情。

　　特別要說的是，張資平的小說《時代與愛的歧路》，在當時被取締的理由竟是：妨害善良風俗及鼓吹無產階級鬥爭。而他後來被批判的命運中卻並沒有這樣一筆。

　　這本《中央取締反動書籍雜誌一覽》有一百零八頁，查禁了上千本書籍和雜誌，網羅了當時左翼作家和非左翼作家，像魯迅、郭沫若、馮雪峰、蔣光慈、丁玲、胡也頻、潘漢年、錢杏邨、田漢、張天翼、張資平等自然不在話下，可韋雨萍、韋月侶、唐次顏、曼麗書店的書均被以“誨淫”的理由查扣，更是可見當時社會的文字敏感度之高了。

　　那時連馮玉祥的詩集也查禁，理由是：詆毀中央。而連青年黨、無政府主義派的書也查禁，理由是：宣傳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更可以想見當時中央宣傳委員會查禁官們的黨同伐異的胸襟了。

　　書目中連《二百年陽陰合曆對照全書》、《民眾日用百年國曆便覽》也禁，更是讓我開了眼界，原來對這類書的查禁理由是：破壞國曆之施行及違背中央禁令。還密令上海市宣傳部查禁《陽陰合曆通書》，真是防微杜漸到極致。

　　不知是文藝雜誌太多來不及查，還是別的原因，在這本書目中把雜誌從略，而對社會科學類書籍雜誌則用了三分之二篇幅一一查禁。同時，在查禁文藝書籍時還能分類處理，分成查禁類、暫禁類、查扣類、刪改類等四類，而對社會科學類則不分類，就此也可見那個時代查禁官們的思維重點。

　　這本七十年前的禁書書目讓我有這樣一種感慨，那就是：禁了那麽多“共黨”的書，最後還是讓共產黨得到了老百姓的心，這足以證明禁書者的徒勞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處理反動、淫穢、荒誕圖書參考書目》

　　這本書目是第一號，後來還出過第二號等，但這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勝利後第一次全國性大規模查禁書的第一本書目。

　　一九五五年七月，政府認為全國省會以上城市有一萬多個租賃書籍和連環畫的店鋪、攤販，他們手中有大量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反動、淫穢、荒誕的舊小說、唱本、連環畫、圖片，每天要出租給幾十萬讀者閱讀，於是認為這將毒害青年人的心靈，要堅決嚴肅地處理。

　　但這次查禁書的行動與過去舊政府的查禁還是不一樣的，這就是在查禁時還分了兩類，對第一類書是堅決查禁，對第二類書予以收換，並照顧到了一些租書鋪攤的生活困難，對查禁的書或者收買，或者以新書收換，這樣做得到了大多數租書鋪攤的擁護。

　　同時，對審查圖書也注意到了要防止偏差，組織了有文化、公安、司法等部門和文化界著名人士參加的圖書審查機構，難以決定的要報請上級複審。並規定任何機關或個人，非經審查批準手續，不得擅自處理圖書。還明確規定：“五四”以前出版的圖書、“五四”以後出版的新文藝作品；一般談情說愛的所謂“言情小說”，雖有一些色情描寫但以暴露社會黑暗為主的圖書；一般偵探小說、神話、童話及由此而改編的連環畫；真正講生理衛生知識的科學書，應一律準許繼續租售，不得任意處理。

　　可見，這本第一號查禁書目還是很嚴謹的，書中也分了兩大類作為典範，一類是典型書目，一類是參考書目，並分了沒收和收換兩類分別處理。

　　這本五十五頁的書目所查禁的書大多以小說為主，政治類的書，除了蔣介石、汪精衛、希特勒、陳獨秀、葉青等特別著名人物的書，其餘禁得也不多。因此，那時查禁的書應該說是舊時代那四十多年中被認為反動、淫穢、荒誕的舊小說，特別是涉及特務、間諜、反共的書，侮辱少數民族的書，描寫淫亂生活的書，定為沒收。而一些武俠小說，涉及神怪荒誕、並有色情的書，追逐資產階級腐化生活、亂搞戀愛的書，定為收換。

　　盡管在查禁時有嚴謹明確的規定，但是由於那時的文化水平的局限和敵我雙方對峙的局麵，在這本書目中還是有一些界線劃過頭的現象出現，如：

　　張競生的《性史》，理由是：淫書；

　　續《紅樓夢》的所謂《新紅樓夢》，理由是：描寫淫亂生活；

　　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理由是：有濃厚的神怪荒誕描寫；

　　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大俠傳》，理由是：神怪荒誕，並侮辱少數民族；

　　王小逸的《春水微波》，理由是：露骨描寫性交；

　　《健康性技術》（正續編），理由是：用很多篇幅講性交技術並提倡互相手淫；

　　蘇青的《魚水歡》，理由是：寫一個女子玩弄男人和給男人玩弄的故事。

　　程小青的《畫中線索》，理由是：寫一女子為了戀愛連殺二人，極為恐怖。

　　在當時被全禁小說的有馮玉奇、王小逸、何可人、藍白黑、仇章等，而還珠樓主、朱貞木、鄭證因、白羽等在一九四九年前的小說也基本被禁。而即使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間有過抗日的間諜、特務活動，但反映這方麵題材的小說也要查禁，如：馮玉奇、劉雲若、仇章等人的小說，從這裏可見當時對國民黨特務、淫亂、神怪荒誕和侮辱少數民族等圖書的嚴厲政治態度。

　　現在可以說，當時所禁的大多數小說對淨化那時的文化市場還是很有好處的。直到今天，這些書也不過隻可供學者研究用。當然，由於現代人的文化眼光已大大開闊，所以那些被禁的小說即使現在重新出版，也未必會有大量的讀者，這就是時代進步的自然淘汰吧！

　　《毒草及有嚴重錯誤圖書批判提要

　　（三百五十種）》

　　這本書目嚴格來說不是由政府所公布的禁書書目，可這本誕生於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鬥批改中批判階段的書，還真是一本準禁書書目。

　　在一九四九年後的出版書目中選出三百五十種書來批判，數量雖不大，但這是當時把圖書館全封閉後可以拿出來批判的書，也就意味著這些書可以在小範圍內閱讀，換句話說，在批判的背景下，又要小範圍開放這些書供人們批判，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而這事到了“文革”後期的批林批孔時，竟成了一件大眾閱讀毒草書的事，那些被批判的《三字經》、《神童詩》、《二十四孝》等被大量印刷，或在舊書店售出，更是讓人忍俊不禁。

　　這本書目是“北京圖書館無產階級革命派《毒草圖書批判提要》編輯小組”和“揭發中國赫魯曉夫破壞毛主席著作出版發行罪行展覽辦公室”編印的，他們將全國各大報紙以及北京、上海等地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組織小報發表的批判文章，連同出版界提供的大字報文章摘錄匯編成這本書，分類批判。還把劉少奇的書和其他書中有回憶劉少奇的文章，作為第一類放在最前麵，共收了五十五種，占了七分之一還多。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批毒草時還會把菜譜也拉了進去。抄一段批判理由：

　　《菜譜集錦》（一）

　　《菜譜集錦》（二）

　　上海市委機關事務管理局食品研究小組編

　　1960-1961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此書是劉、鄧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適應資產階級的需要，推行和平演變，腐蝕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的罪證。此書大肆宣揚吃、喝，不厭其煩地介紹川、京、粵、閩、上海、淮陽六大地方係統的所謂“名菜”、“名點”。此書的炮製者還要求此書裝幀華麗，以備外賓和“首長”參閱，出版後曾數次出國展覽。可見其罪惡用心。

　　菜譜無罪，出版菜譜者卻罪不可赦，這就是批判者的邏輯推理，這也是四周都是敵人的疑人心態造成的，這種高度敏感除了導致病態，還會是什麽呢？

　　高度敏感是咬文嚼字、製造文字獄的起因，於是，會把古代平冤獄的文字，都當成是為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翻案的鳴冤叫屈聲。會把“楊乃武與小白菜”的事，株連到這些戲的劇本。會把楊乃武奇冤三載的事，聯想到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一九五九年被罷官到一九六二年劉少奇為之翻案的三年冤獄。會把老舍的《茶館》最後一幕中，那三個老頭子的對話說成是用舞台形象來“控訴”社會主義，是把資本主義的滅亡寫成是“曆史悲劇”。在這種邏輯麵前，批判者馬上也可成為被批判者，因為任何人都會倒在中國語文的多種歧義前，都會死在“莫須有”的邏輯之下。

　　由於這本書搜羅的書比較多，於是有些地方新華書店、圖書館都大量翻印，出了好幾個版本，現在還經常在舊書攤上出現。 ■

　　陳寅恪 遺稿重見天日記

　　“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吳 宓《空軒詩話》

　　陳寅恪“性命之托”

　　蔣天樞 當之無愧

　　陳寅恪先生仙逝距近今已四十載。一九六四年陳寅恪在病榻上將編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權授與蔣天樞，這被後輩學人視為他一生學問事業的“性命之托”，在學術界傳為佳話。

　　蔣天樞(1903-1988)，字秉南，江蘇豐縣人，一九二七年考入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師從陳寅恪、梁啟超學習文史。一九二九年畢業後，曾任東北大學教授。一九四三年起，任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一九八五年後轉任複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早年在清華時期，蔣天樞專攻清代學術史，畢業時所寫論文《全謝山先生年譜》，以紮實的考據而得梁啟超的讚譽。抗戰時期，蔣天樞轉而致力於先秦兩漢文學與《三國誌》的研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專攻《楚辭》，晚年出版了《楚辭論文集》、《楚辭校釋》二書。

　　盡管作為陳寅恪的及門弟子，蔣天樞與老師之間的聯係從未間斷過，但是，一九四九年後，十餘年間兩人隻見過兩次麵。這十餘年間，陳寅恪目睹和經曆了太多昔日親密無間的師友親朋一夜之間反目為仇的事情，但他信賴晚年隻有兩麵之緣的蔣天樞。

　　蔣天樞值得這種信賴。一九五八年，他在其《履曆表》“主要社會關係”一欄中寫道：“陳寅恪，六十九歲，師生關係，無黨派。生平最敬重之師長，常通信問業。此外，無重大社會關係，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當年，批判資產階級史學權威的政治運動正如火如荼，蔣天樞在這種隻會帶來麻煩而不會有任何好處的“社會關係”中，絲毫不掩飾對陳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見其為人之篤忠執著。

　　他也確實沒有辜負這份重托。晚年，他放棄了自己學術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訂編輯陳寅恪遺稿，終於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三百餘萬言的《陳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陳寅恪生前所編定的著作原貌，作為附錄，還出版了他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這大概是“陳寅恪”這個名字在大陸重新浮現之始。

　　當時出版社給他三千元整理費，他一分錢也沒有收，全部退還。因為“學生給老師整理遺稿，怎麽可以拿錢呢”。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陳寅恪突然“走紅”，很多人出來自稱是陳先生的弟子，蔣天樞卻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從來沒有借陳寅恪以自重。

　　一九八八年，蔣天樞不幸去世時，與蔣同為清華研究院畢業生的著名學者薑亮夫曾發來一份與眾不同的唁電，開頭即雲：義寧陳寅恪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編纂、考訂，是我們同學中最大的成就者。

　　把整理陳寅恪文集視為蔣天樞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在局外人看來，或許感覺未免看低了蔣天樞的學術水平。不過，從《陳寅恪文集》出版後，“陳寅恪熱”迄今不衰的情況看，對蔣天樞來說，卻是當之無愧的。

　　陳寅恪當年的選擇，固然有蔣天樞忠實敦厚、正直無私的人品因素在內，但更多的還是學術一脈：作為弟子的蔣天樞，繼承了陳寅恪一整套的獨特治學方法——將蔣天樞有關《楚辭》的著作與陳寅恪的名篇《元白詩箋證稿》等相比較，其學術傳承之一脈便一目了然。

　　因為有這樣的學術傳承，在一九六四年接受陳寅恪重托之前，蔣天樞已經參與乃師的著作整理及聯係出版事宜。一九五〇年冬，《元白詩箋證稿》出版後，陳寅恪即寄給蔣天樞。次年又寄贈了新發表的《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等論文。一九五三年九月，蔣天樞專程赴廣州晉謁陳寅恪。此行並非泛泛的謁師，而實關係到陳寅恪著作的保存與流布。當時，陳請蔣過錄《元白詩箋證稿》的校訂之文帶回上海，並讓蔣抄錄其尚不願公之於世的一批詩作，即由北京南來的作品。此後十餘年，蔣天樞一方麵承擔了為陳寅恪著作刊行與有關出版社聯係事宜，另一方麵又花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參與協助陳修訂舊作、撰寫新作的工作。前者如《元白詩箋證稿》一書。該書出版後，一九五五年又出修訂本，所據底本即蔣一九五三年在廣州遵陳囑過錄校文攜回上海的那個本子，由蔣在滬錄副後寄往北京。一九五八年第二次修訂本，底本則是一九五六年陳寄給蔣的兩部“再校清錄本”之一。這次，陳並將《金明館叢編初稿》一書一同寄來，交蔣聯係出版事宜。後者如陳晚年的名作之一《論再生緣》，其撰述的真接動因便是蔣從上海寄贈了《再生緣》彈詞的道光刊本和《申報》館排印本各一部，激發了陳的研究熱情；而陳的《柳如是別傳》從一九五四年起筆開始，蔣就參與了協助搜集、考辯有關史料的基礎性工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兩人書信往還的主要話題就是錢謙益和柳如是。蔣將在上海搜集到的有關史料抄錄給陳，陳再提出所應繼續查找的材料讓蔣繼續搜尋，如此往複不已。到了一九六四年，蔣天樞自然成為編校陳寅恪文集的最佳人選。

　　兩份遺稿無影蹤

　　三封書信促官助

　　一九八一年，蔣天樞在校畢《陳寅恪文集》後， 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寫道：

　　現在，寅恪先生文集出版事雖已告竣，尚有遺憾事二：其一，先生《寒柳堂記夢未定稿》黃萱謄清鈔稿一份，曾經曆史係二年級學生王健全拿去供批判用。王來信說當時放在曆史係櫥櫃中。此文當日主事者應能知其下落。其二，一九七八年曆史係發還稿件時，獨師母手寫詩稿三冊未予發還。陳小彭曾向胡君索討多次，未得。此三冊詩稿明載接收清單中，現亦不知在中山大學何人手。此二事思之時為心痛。

　　這裏，蔣天樞隻提到給他帶來“思之時為心痛”的遺憾事，卻並未言及他為收回其師這兩份遺稿所付出的努力。其實，在二十五年前，蔣天樞為了能使陳寅恪的兩份遺稿重見天日，曾分別致信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和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周揚，敦請他們對此予以關注；而彼時仍戴有“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帽子的王元化也致信周揚，積極協助，留下了一段頗值一提的學術佳話。

　　和遺稿有關的三封信：

　　一、蔣天樞致習仲勳的信

　　廣東省委會習仲勳同誌：

　　我是上海複旦大學的一位老教師，現在為了有關陳寅恪先生遺著問題，冒昧地向您寫這封信。

　　已故中山大學曆史係教授陳寅恪，是我早年的老師。陳老師晚年著述中有篇《寒柳堂記夢未定稿》長文，是陳老師生平最後的一篇重要著作。當時本有清稿二份，並在六七年運動中失去。現在從陳師母的筆記冊中查出，被曆史係學生王健全拿走一份。冊中並附貼王健全收據一紙，文如下：

　　曆史係三年級學生王健全十二月十五日收到陳寅恪第七次交代材料同日收到《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一份67.12.15

　　王健全現在海口市人民廣播電台工作，本想由私人去信索討，深恐其不肯交還。為此呈請想法飭令王健全即將《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用信掛號寄還“廣州中山大學西南區陳小彭收”以便早日刊入集中。

　　瑣瑣奉讀，順致敬禮

　　上海複旦大學 蔣天樞敬呈

　　二、王元化致周揚信

　　周揚同誌：

　　我現已調至大百科上海分社工作，這次來昆明召開文學規劃會，以為可以見到您，現聽說您不來了，很遺憾。

　　複旦大學老教授蔣天樞為陳寅恪先生遺稿散失事寫了一封信給習仲勳同誌，我社印了一份《簡報》現附上。蔣天樞先生原信已由梅益同誌代轉。

　　蔣天樞先生又給您寫了一封信，更詳細地敘述了陳寅恪先生在運動中遭受的迫害及遺稿散失情況，現附呈。

　　據蔣先生說，陳寅恪先生於六九年逝世後，雖舉行過追悼會，但當時四害橫行之際，隻是敷衍了事。迄今尚未給陳寅恪先生進行徹底的平反昭雪。

　　由於陳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是個有影響的人物，現將情況反映如上。

　　即致 敬禮

　　王元化手上十五日

　　三、蔣天樞致周揚信

　　周 揚同誌：

　　文化大革命前，曾在上海市泰興路文化俱樂部裏晉謁聆教，不識周老還能憶及否？此後在運動期間備受“四人幫”迫害，往事真不堪回首。

　　現在將有關已故陳寅恪師生前被迫害情況，和遺著遭劫掠事件奉陳如下：

　　陳師自一九六七年起，即遭受“四人幫”種種迫害，先後逼迫交代本人罪行，責令檢查；甚至陶鑄同誌、胡喬木同誌到中大去看他，都要作詳細檢查交代。有時氣竭聲嘶，仍被迫不已。甚至誣陷老人為外國特務。不分日夜，到住宅中抄掠，陳師母的首飾珠寶等被抄走後至今渺無下落。繼又逼迫遷居小的住宅，書籍無法存放，由圖書館全部運走。即陳師所借我的《鈔本牧齋集》十二冊(中箱本、二十五卷)，亦混在師書中被拿走，稱“無有”，作罷。在種種迫害情況下，兩位老人飲恨吞聲。終於，陳師在六九年十月七日、陳師母在十一月廿一日，相繼抱恨逝世。

　　在兩位老人逝世半年之後，“四人幫”黨羽所謂“專案組”者，借口“審查特務案件”，把家中所保存的新舊著作稿件，從陳先生小女兒陳美延手中，以威脅劫持方式全部拿走。後來又輾轉被曆史係取去。中經家屬多次索討，迄不發還。陳師僅有三個女兒，大女兒陳流求，成都人民醫院內科醫生。二女兒陳小彭、小女兒陳美延，分別在中山大學生物、化學係工作。直到七八年，大女兒陳流求向廣東省政府申訴，中大曆史係才於當年四月間將稿件發還家屬。但詩集三冊和其它零碎稿件尚未發還。

　　一九六四年夏，我曾到廣州看到陳師，師當麵囑我，他身後給他整理稿件，以故家屬把收回的稿件都寄給我。計有：《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及《柳如是別傳》等等。此傳清稿、初稿共三十餘冊，約五六十萬言，是陳師晚年花了近十年工力寫成的。於明清間史事多所發明。將合成《陳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

　　陳先生在寫成《柳如是別傳》之後，繼又寫出《寒柳堂記夢未定稿》長文，是敘寫自身家世和生平的。據黃萱先生(她是廣東第二中山醫學院院長的夫人，任陳先生助教近二十年)講：此文草成後，她曾親自繕寫謄清稿兩份。不久黃即被曆史係造反者驅逐回家，“不準再給陳寅恪當助手”。現此文原稿及謄清稿兩份，均散失不見。近在陳師母筆記簿中找到一份當時曆史係三年級學生王健全拿此文謄清稿一份的親筆收據。王健全現在海口市人民廣播電台工作。已詳給習仲勳同誌信中。此外，陳師親自繕寫的詩稿三冊，也希望周老能函商中山大學校黨委負責同誌(據說詩稿三冊存放在校長室保險櫃裏)，將詩稿三冊交還家屬。其它一些零碎稿件，據說存放在檔案室保險櫃或曆史係箱子裏。至於另外一份《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現在誰手，還無法查清。在未交還家屬稿件之前，所有稿件都經過曆史係主任胡守為手，不識該文是否在他手裏？

　　現在本人整理陳師遺著工作，尚有許多未做。身邊所存陳先生昔年寄給我的一些詩稿，正在整理清寫中。自己的《楚辭新注》等舊稿，也要花許多精力整理。年已七十有六，僅有兩個女兒，都在外地工作，我老夫婦倆都已年邁，身旁無一人照顧。現在正設法調回湖南省輕工研究所工作的小女兒蔣忠垣一人，複旦已代為上報市革會組織，事已兩年，迄未批複。不識周老能否代為從旁協助？年老力衰，目前即查找資料和繕寫工作等，都需本人自做，時感心長力短之苦。瑣瑣奉陳，請希諒。致

　　敬禮

　　蔣天樞(印章)住址：上海複旦大學第十一宿舍

　　風雨路上再回首

　　遺稿蹤跡浮水麵

　　現在，距蔣天樞寫信之時已二十多年了，隨著對陳寅恪研究的深入，有關陳寅恪遺稿散失的情況，已有所披露。

　　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陳寅恪即由白居易珍惜自己作品之舉而有了“一個最美妙的靈感”：以白居易“別錄三本”的方式，整理自己的著作。擔任這一工作的是陳寅恪的助手黃萱和妻子唐女士。兩三年間，黃萱對《柳如是別傳》等陳寅恪未刊稿至少作了兩稿以上的謄清與複寫；唐女士則主要對陳寅恪的詩篇作了多稿以上的複寫。若唐女士身體不適時，兩個女兒幫忙。整理與抄錄的過程如下：陳寅恪與唐女士的臥室掛有一塊小黑板，陳寅恪親手在黑板上寫出詩句，唐女士便將詩句抄錄下來，寫完一句抹掉一句，然後再寫下一句。外人當然無法探知陳寅恪詩作的內容。這樣，至“文化大革命”抄家以前，陳寅恪的重要詩文至少有兩套以上的“稿子”。

　　一九六四年，陳寅恪將著述托付蔣天樞後，即開始晚年最後一部著作《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的撰寫工作。但“文革”爆發後即“未及完成而難作”。“文革”結束後，蔣天樞從陳寅恪女兒處得知有關《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的種種情況後，即想方設法搜求。在致信習仲勳之後，又通過與周揚相熟的王元化再函周揚，主要是追尋陳寅恪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和晚年遺稿，希望通過官方努力達到目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後，陳寅恪隨即被打翻在地，第一批抄家者也上門了。

　　這些來自曆史係的“革命群眾”，查封了陳寅恪的書籍和一批未刊書稿、手稿，專門堆放在一間房子裏，等候處理。

　　其後，隨著運動的深入，動亂的升級，陳寅恪的遺稿也開始了厄運。首先，在中山大學化學係任職的陳寅恪的小女兒陳美延在該係“革命群眾”的威逼下被迫交出了部分稿子。

　　其次，就是蔣天樞信中所言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被曆史係學生王健全拿走的情況。

　　對於蔣天樞來說，談到陳寅恪詩稿的遺失，也許還有一份自責堆積於胸。一九六四年，在陳寅恪將自己的著述托付蔣天樞整理時，並同意他錄下自己數十年間所寫下的近百首詩篇。蔣天樞將老師的詩作錄在一個本子上，準備帶回上海。可是，當他回到上海後發現，這個本子竟然遺失了。

　　蔣天樞所錄陳寅恪詩作，雖然未曾盡數收錄老師晚年的所有詩篇，但倘若沒有這陰差陽錯的遺失，終還可以盡顯其編輯的《陳寅恪文集》之中。

　　陳的遺稿何以最後都到了曆史係。據當年追隨陳寅恪學習、現已成為著名曆史學者的胡守為回憶：

　　在“文革”中，陳寅恪先生的女兒的確交出過陳寅恪先生的手稿，因陳先生的女兒是化學係的，因而手稿交到了化學係。大約在一九七八年，化學係黨總支通知曆史係黨總支，說有陳寅恪先生的兩包手稿，曆史係是否拿回去？曆史係黨總支問我，我說應該放在曆史係保存，而且誰也不能動。不過，在這兩包稿子中，沒有《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和陳先生的詩稿，隻有《柳如是別傳》。陳先生的這部著作還沒有出版，我認為應該盡快整理出版，就組織有關人士進行整理。不久，學校黨委書記對曆史係說，陳先生的女兒要求把這部書稿拿回去，我們遵照指示，立刻交回去了。

　　王元化熱心之舉

　　成學界一段佳話

　　蔣天樞在給習仲勳的信中，隻提到有確鑿證據被人拿走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一稿，而在給周揚的信中才補充提到了陳寅恪的詩稿。他這樣做，得益於著名學者王元化的鼓勵。

　　在蔣天樞給習仲勳和周揚寫信時，王元化雖然被分配了工作，但仍然帶著“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帽子。盡管如此，作為一名家學淵源的學者，他仍然把拯救文化遺產放在心上。蔣天樞這兩封信，王元化回憶說：我為什麽給周揚寫信，關心這件事，很容易明白。陳先生是著名史學家，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對他的著述進行整理、刊布，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文化遺產的整理的問題。他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文稿散落的情況，是蔣天樞告訴我的。

　　一九五二年，我曾在複旦大學做過教授，與蔣先生雖然來往不多，但也認識。

　　碰到蔣先生後，他談到正在編輯的陳先生文稿的事情。蔣先生為追回陳先生的文稿焦急，我也很焦急。我對蔣先生說；我們一起來呼籲。我那時雖然還戴著“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帽子，但已經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了。那時，我們有一份情況簡報，是專門送給有關領導看的。我得知蔣先生致信習仲勳後，就把這封信拿來，加了個說明，在簡報上刊出，目的是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

　　後來，我想，要解決這件事，還是中央有關同誌出麵。當時梅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副院長，胡喬木是院長。我和梅益在抗戰時期曾一起工作過，彼此很熟，我給梅益和胡喬木各寫了一封信。信中我對梅益說，這件事很重要，胡喬木如果出麵，或可解決。請他把我給胡喬木的信轉交，並麵請喬木同誌關注此事。我把這期簡報也附上了。等了一段時間後，沒有得到消息。我又對蔣先生說：你再給周揚寫封信，我給你轉上去。蔣先生為人非常老實厚道，不知道該怎樣寫。他說，陳先生的遺稿，除了《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外，還有詩作也放在了曆史係，但沒有憑據，不知可不可以寫。我說：你不要有顧慮，隻管寫好了。蔣先生寫後，我把蔣先生的信和那期簡報一起寄給周揚，並給周揚寫了這封信。

　　王元化提到的這份《簡報》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出版，編號為“第五期”，以《關於陳寅恪的遺稿散失問題》為題隻刊登了蔣天樞的信一項內容。王元化加的“說明”如下：

　　一月下旬，我們訪問了複旦大學老教授蔣天樞。他是陳寅恪弟子，一向和陳過從甚密。據他反映，陳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衝擊，存書遺稿多散失。其中《寒柳堂記夢未定稿》是陳晚年所寫的自傳性作品，對於研究陳的身世和當時時代背景有重大意義。全文共六節，陳生前曾將此稿謄寫二份，運動中全被抄去。一份被中山大學王健全拿走，另一份現存中山大學(蔣天樞向我們口頭反映了後一情況，信中未提出)。至今這些遺稿還未歸還家屬，政策仍未落實。蔣天樞為此給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勳寫了一封信，希望我們替他代轉。

　　蔣天樞致習仲勳的信經王元化所在的單位轉給習仲勳後，想必習仲勳很重視此事，因而有了這樣的結果：

　　王健全寫了一封長信，說明稿子不在他的手上，而是在曆史係。粉碎“四人幫”後，陳寅恪的女兒知道父親的文稿存在曆史係後，就曾找過學校黨委書記李佳人(諧音)，要回了一批文稿。李佳人批了一個條子給胡守為。胡守為交回了《柳如是別傳》，但《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和詩稿卻沒有下落。

　　周揚接到蔣天樞和王元化的信後，也十分重視。據有關材料，周揚考慮到，蔣天樞已有信給習仲勳，自己不便催問。而其時，中央正準備召開理論務虛會，廣東方麵要來人參加這次會議，屆時“見到廣東方麵的同誌再從旁提醒一下就行了”。

　　據胡守為回憶：陳先生的詩稿，是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拿來的，他看過，但後來去向不明了。在學校查找時，他曾向學校建議說：當時有陳寅恪專家，有可能是把陳先生的詩稿作為“反動權威”的材料送到省裏了，應該到省裏去找。關於《寒柳堂記夢未定稿》，在校組織部檔案中找到了，還給了陳先生的女兒。後來，這份稿子在江西的一家刊物上發表出來，現在收在三聯出版的《陳寅恪集》中了。陳先生的詩稿則沒有找到。

　　胡守為沒有提到的是在哪一年請求學校來查找的，從陳先生的女兒陳流求、陳美延在三聯書店版的《陳寅恪集》後記中“《寒柳堂記夢未定稿》據一九八七年六月收回的殘稿作了校補外”一語來看，這次查找的時間大致在此前後。

　　如今，在陳先生的女嗣陳流求、陳美延和三聯書店的努力下，十三種十四冊的《陳寅恪集》已與世人見麵。有論者對此評論說：“如果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蔣天樞先生接受作者囑托算起，在近四十年的時間裏，陳寅恪著作的編輯出版可以說是經過了風風雨雨，坎坎坷坷，凝聚了幾代人的心血。”——蔣天樞、王元化在二十五年前為搜尋陳寅恪遺稿所留下的這三封信，以及習仲勳、周揚的關注，就是這“心血”的見證。

　　（林 淩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