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卷）

說不盡的“大曆史”

　　——記《萬曆十五年》的出版

　　◎孫 展

　　喜歡讀曆史書的人，幾乎無人不知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此書是近三十年來中國大陸影響最大的曆史讀物之一。

　　二〇〇六年是《萬曆十五年》成書三十周年。本書刊發孫展先生的文章，以表達對已歸道山的黃仁宇先生的紀念。

　　一九七六年夏，黃仁宇完成了《無關緊要的一五八七年：明王朝的衰落》一書的寫作，這就是日後享譽史學界的《萬曆十五年》。這部對後來中國許多史學家影響深遠的著作，當時的出版曆程卻是一波三折。

　　黃仁宇當時擔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曆史教授，盡管他的學術水平被不少世界聞名的漢學家所認可，但他本人在學界卻並不出名。而要出版一本學術書籍，除了自身的名氣，名人的推薦也是相當重要。

　　因此，黃仁宇曾在一九七五年夏天攜帶妻兒進行了一次耶魯之行。目的是尋求該校曆史係教授亞瑟·萊特（芮沃壽）的幫助。亞瑟·萊特是美國著名的史學家兼評論家，有了他的推薦，黃仁宇書稿的出版將變得順利許多。

　　當時，在黃仁宇的寫作計劃當中，他準備寫作兩本有關中國曆史方麵的書籍，以便於讓他的學生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麵深入了解中國。在這兩本書的構架中，一本是描述中國曆史的縱切麵，概述兩千年來中國曆史的高峰和低穀。另一本則是描述中華帝國晚期的橫切麵，黃仁宇準備用這個時代的幾個人物的綜合傳記，來反映帝國統治的方方麵麵。第一本已經完成，取名《中國並不神秘》。而第二本還在寫作之中，就是後來的《萬曆十五年》。

　　在一個大雨的午後，黃仁宇如約到達了亞瑟·萊特的家，兩人進行了長達三個多小時的溝通。但遺憾的是，黃仁宇卻沒有得到這位學術權威的肯定。在亞瑟·萊特看來，這位華裔學者的第一部書稿立意過於宏大，它試圖僅僅用數萬字就告訴讀者中國曆史興衰罔替的秘密，而這幾乎是徒勞無功的，他建議黃仁宇選擇具體的研究時段進行細節描述。但黃仁宇卻並不這樣認為，他一直試圖用一種“望遠鏡”的觀點，也就是宏觀視野的“大曆史觀”來詮釋中國曆史發展的邏輯脈絡。兩人最終也沒能達成一致。

　　而對於《萬曆十五年》的構想，亞瑟·萊特則表示了一定的興趣，但他提醒黃仁宇要避免這部著作成為小說和曆史的混雜體，“此前一位女作家剛剛受到此類的批評。” 亞瑟·萊特警告說。他提議讓黃仁宇參考朱東潤撰寫的《張居正大傳》。對這些，黃仁宇則表示了感謝。

　　帶著沮喪的心情，黃仁宇離開了耶魯，他知道，沒有亞瑟·萊特的支持，自己的著作要想出版必定會困難重重。但更為嚴重的還不是這些，由於紐約州立大學已經開始有削減教職人數的計劃，在這所並不重視東亞曆史教學的學校裏，黃仁宇要急於出版一本有分量的學術著作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盡管在學術觀念上沒有達成一致，但卻並不防礙黃仁宇和亞瑟·萊特之間的交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黃仁宇將已完成的《萬曆十五年》部分草稿寄送給亞瑟·萊特。當時亞瑟·萊特已臥病在床，但還是認真讀完書稿，並給黃仁宇寫了自己讀後的觀感。在信中，亞瑟·萊特說：“拜讀了你的萬曆章節，動人之至！行文的確傳達出宮廷生活的豐富紋理。”顯然，這是對黃仁宇的一種鼓勵和肯定。

　　以一九七六年整個春天，黃仁宇都請假在家，埋首於《萬曆十五年》的寫作中，直到這一年的夏天，書稿終於全部完成。在此期間，他又多次與亞瑟·萊特商討關於此書的內容和結構，但很不幸，亞瑟·萊特於當年八月去世，黃仁宇失去了一個很好的師長和朋友，也少了一位關於此書最好的一個推薦者。

　　黃仁宇將寫好的《萬曆十五年》交到了三個出版社，但先後都被退了回來。對於這些書商來說，這本書太奇特了，書中講述的是遙遠中國明代的幾個人物的故事，裏麵有豐富的細節，甚至有大量的人物情感，但它又絕對不是小說，書裏的人物的所作所為，隻不過是為了人們能夠更好的理解那個時代。這本並不算厚的書裏包含的內容太豐富了，從政治、軍事、禮儀、思想、賦稅、民眾生活……帝國統治的方方麵麵都被涉及到了。

　　盡管都對這本書抱有濃厚的興趣，但是還是沒有出版社敢於冒險出版這樣一部前所未見的著作。大學出版社認為這應該是文學讀物，建議黃仁宇找一家商業出版社，但商業出版社顯然並不認可這個觀點，在他們看來，這就是一本學術書。

　　隨後，黃仁宇受邀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劍橋中國明代史》撰寫工作，在普林斯頓，黃仁宇將《萬曆十五年》書稿複印了幾本散發給參加會議的專家。書稿得到了著名漢學家牟複禮以及崔瑞德的高度評價，崔瑞德甚至努力為黃仁宇尋找英國的出版社，以尋求出版的可能，但英國出版社卻回複說，必須要有美國出版社共同出版才行。

　　書稿在輾轉了多處之後仍然看不到出版的可能，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黃仁宇去參加亞瑟·萊特遺著《隋朝》的出版紀念會。他約見了耶魯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愛德華，黃仁宇將書稿交給了他。在耐心等待了四個月後，黃仁宇給愛德華打電話，這一次，愛德華告訴黃仁宇，他們對這部書稿“很有興趣”，但是由於美國出版社有著嚴格的審稿製度，所以在時間上會有所耽擱。曆經波折，《萬曆十五年》終於看到了出版的曙光。

　　在美國尋找出版商受挫的情況下，黃仁宇將書稿翻譯成中文，期望能在中國大陸找到一家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他在長沙認識的一位老朋友哈維要去中國，黃仁宇托他打聽在大陸出版的種種事宜。哈維回到美國後也帶來了好消息，因為哈維的妹夫就是著名藝術家黃苗子，他答應幫助推薦給北京的出版社。

　　黃仁宇於是給黃苗子寄去了信和一份書稿，但是書稿卻在郵寄途中丟失。一九七九年一月，黃苗子寫信給黃仁宇，建議他再寄一份。這一次，哈維的女婿恰好也要去中國，黃仁宇於是托他將書稿親自捎到了黃苗子的手中。收到書稿後，黃苗子立刻寫信給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室的傅璿琮，提到：“這樣做對海外華人知識分子會有好影響。”

　　傅璿琮拿到書稿後立即進行了審讀，這的確是一本與眾不同的書稿，在“文革”剛剛結束不久，史學研究還深受意識形態影響，出版這樣一部非內地學人，同時觀點與傳統迥異的著作無疑需要極大的勇氣。傅璿琮在審稿意見中提到：“書名雖然是《萬曆十五年》，但實際論述的是明朝中期的社會情況，著眼點是較廣的。”他和編輯室的另一名副主任魏連科共同向上寫了報告，“原則上同意出版”。

　　報告雖然提交，但是中華書局的一位領導卻表示何必要出外國人的書。這樣，出版計劃耽擱下來。正在困境之中，中華書局副總編輯趙守儼看完書稿後卻力主出版此書，就這樣《萬曆十五年》最終列入了中華書局的出版計劃。

　　由於黃仁宇長期在海外生活，他自己翻譯的稿子當中有不少晦澀難懂之處。傅璿琮就請了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對稿件進行潤色。每當沈玉成修改完一章，就交由傅璿琮寄給黃仁宇。黃仁宇對沈玉成修改後的書稿極為滿意，雙方書信往來，商定修改長達三年之久，直到一九八二年，書稿才最終定稿。

　　而耶魯方麵，在經過嚴格的審稿之後，也終於在一九八一年將書出版了。這本書一經出版，就引起了美國評論界的興趣。美國著名作家歐蒲台專門寫信給黃仁宇說：“我從紐約《時代周刊》獲悉您的大作。雖然它與我的知識範圍相距甚遠，但我還是請求在《紐約客》上為它寫一篇書評。”他在評論裏評價說，《萬曆十五年》盡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卻具有卡夫卡小說《長城》那樣的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

　　而中華書局版的《萬曆十五年》第一次印刷就有二萬五千冊，結果一銷而空。即便是放到今天，這樣的銷量在學術書籍當中也是相當罕見的。為了表達對中華書局和沈玉成的感謝，黃仁宇提出自己不要稿費，同時將稿費的三分之一交給沈玉成，但沈玉成卻執意未收。中華書局最終將稿費折價為樣書寄給了黃仁宇。

　　《萬曆十五年》中文版的出版，在當時的大陸史學界引發了不小的震動，不少讀者讀過此書後，“才真正領會到曆史學的美感與魅力”。他那種對曆史多麵性深入解析的寫作手法，從長時段總體透視曆史命運的史學觀，為當時還停留在“後文革”時代的人們，打開了一扇自由呼吸的窗。時隔三十年，黃仁宇先生已歸道山，但其一生所倡導的“大曆史觀”則不僅在史學界落地生根，更為世界各國讀者所認知，這也許就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