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卷）

“匹夫不可奪誌”

　　◎吳立昌

　　雖然人們對梁漱溟的傳奇人生並不陌生，但當我讀完《梁漱溟自述》後，他那“堅持說真話”的硬骨頭精神更令我敬愛。

　　一九三七年末，梁漱溟初訪延安，與毛澤東先後長談六次，有時甚至通宵達旦。各述己見，更有激烈爭論，且多“以各自依舊堅持自己的見解而結束”。但他還是覺得心情舒暢，因為他是毛澤東邀請的客人，對話是平等的。八年後再訪延安，梁向中共領導表述對時局的看法後，盡管“毛公無表示”，但對客人仍是平等的。一九五〇年代初在北京與毛的四次談話，第一次，梁初始印象：“主席和靄可親，如對待老朋友一般視我”；但二人溝通時有不順暢處，所以臨別時梁發覺毛“詞色間似不愉快”，回想起初訪延安時兩次通宵辯論，“我臨別，出門猶覺舒服通暢之情懷，何以此次竟不可得？”此後再見麵，梁便惴惴然關注著對方詞色，此時二人畢竟身份迥異地位懸殊矣。然而，梁漱溟的可貴就在，“對於什麽問題自有見解主張，而我的行事又必本於自己之所知所信，不苟同於人，積幾十年如此”。因而稍後才能出現因公然要求偉大領袖有“雅量”而被轟下台那一幕，也才能出現“批林批孔”年代要他表態時那句擲地有聲的回答：“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

　　設若當年梁漱溟不是以客人身份，而是像一般青年或知識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那樣，成了毛澤東領導的文化軍隊之一員，就憑他那“堅持說真話”的不服輸個性，結果怎樣，是不難想象的。由此我聯想到最近讀到的一篇記八十八高齡的著名記者李普的文章，作者說： “我多次聽李普說過這樣的意思，他之所以能保持知識分子的‘原汁原味’，因為他沒有去過延安，他是重慶的幹部。隻有經過延安整風的‘洗禮’和挽救運動的‘磨煉’，才會‘夾著尾巴做人’。”

　　一九四八年末，中共挽留胡適未成。一九五六年又不止一次通過胡適老友輾轉勸他回國，有封信提及兩年前大陸“胡適批判”時說：“對於你，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的個人。”胡適在這句話的下麵劃了條線並注雲：“除了思想之外，什麽是‘我’？”此言極是。對於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思想自由就是他們的命根子。五四時代高歌“我是我自己的”的老一輩，進入一九五〇年代近三十年間，就漸漸失去了“自己”，最後完全沒有“自己”；我們這一輩，自懂事起，似乎從來也未有過“自己”。僅從失去“自己”或沒有“自己”還要奉命作文，或雖未奉命但作文仍不敢越雷池一步這一點看，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也夠可憐夠可悲的了。“憶苦思甜”，如今年輕一輩撰文自然有了許多“自己”，但麵對主觀的修煉和客觀的製約，在尋求或堅持“自己”的道路上究竟走了多遠？

　　“匹夫不可奪誌”的梁漱溟同樣值得年輕一輩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