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一卷）

第20章 林彪的單相思

　　林 利

　　林伯渠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他的女兒林利由於其特殊的身份和經曆，從少年時代起，便與黨的高級領導人熟悉並有一定的交往。毛澤東甚至委托她陪伴江青休養和治病。可是，她也難逃“文革”的浩劫，被莫名其妙地關押了七年多。最近，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她所著的《往事瑣記》，書中詳細介紹了她的奇特而坎坷的經曆。

　　在這本回憶錄中，林利寫到了她的最好的朋友孫維世。孫維世是周恩來的幹女兒，曾在蘇聯學習戲劇導演，在這方麵頗有才能，而在“文革”中卻死於非命。她的死與林彪、江青都有關，追根溯源恐怕就因為當年林彪追求她未成。《往事瑣憶》披露了其中的內情，現摘錄如下——

　　一九三八年，根據黨的安排，我來到了莫斯科，進共產國際黨校學習。在黨校生活將結束之時，共產國際中國黨代表曾暫時由林彪接任。但林身體不好，所以組織上決定他隻管大事，不管小事。他就住到共產國際宿舍“留克斯”來。他妻子張梅正在生孩子。林彪經常到我和孫維世住的紅色救濟會大樓來。我不以為奇，把他當作一位領導同誌兼長輩。不料這時他卻在追求孫維世。追求維世的還有別人，如劉亞樓同誌就是一個，他公開表示追維世。我們隻把這事當作笑料。至於林彪追維世，我卻一點也不知道，他做得很隱蔽。他來邀維世出去玩，讓我也參加，一起逛馬路、公園。我完全想象不到，一個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時候竟然會去追求別的女孩子。他即將回國的前夕，竟要維世跟他一起走。維世拿我做擋箭牌，說莉莉不走，她也不走。林竟說，那就都走。維世跟我說，李進（即林彪）決定要我們都回去。我很詫異，說組織上原定要我們留在莫斯科學習的，怎麽又改變了？林當時是黨代表，他的話有權威性。維世說，那你寫封信給他，說明情況。其實我們住得很近，我也可直接去問他，但聽了維世的話，便寫了一封信，由維世轉交。於是，我和維世跟林彪回國之事就此作罷。直到一九四三年，林彪輾轉托人帶了一封信給維世，信中說他不得已聽從別人勸告結了婚，但維世留給他的印象甚深。我看了信大奇（維世和我之間無秘密可言，隻是有些事我當時不知，事後她才告訴我）。維世才告訴我，林彪一九四一年臨行之前，要和她結婚。要她同他一起走。至於原來的妻子，不管維世態度如何，他都決定和她分手。果然他的前妻帶著嬰兒留在了蘇聯，戰時住在伊凡諾沃國際兒童院。對林彪的這封信，我們取笑了一陣，並找出其中文法的誤謬。可見，維世對林對她的追求是毫不在乎的。沒想到此事後來竟給維世帶來了滅頂之災。

　　關於孫維世，我要說的太多，這裏首先澄清一個事實。那個年代，她正值十九、二十歲的花樣年華，不僅風華絕代、光彩照人，而且性格開朗，聰穎，活潑，傾慕她的大有人在是很自然的。但她本人並不在意，有時開開玩笑，甚至“惡作劇”一番，當然都是善意的，結果大家一笑置之。從根本上說，她對這些曆經考驗的紅軍同誌是尊重的，從未和哪一個人有特殊的密切關係。至於林彪，維世開始時不僅把他當作一位紅軍英雄，而且認為是自己的校長（抗大校長），是很尊敬的。一次，在七部，林彪從食堂端飯回屋子。維世見了，趕忙跑過去，接過飯來，恭恭敬敬替他送進房裏。她卻完全沒想到，這位比她年長十來歲的校長會追求她。孫維世最初大約也未覺察到林彪的意圖，後來知道了，她也像對待別的追求者一樣，以調皮詼諧的態度應付。林彪要她一同回去，她當然不同意。她熱愛自己的戲劇藝術，對個人生活問題毫無考慮。我和她床並床地在一間屋子生活了七年，我深知她的事業心、她對戲劇的執著。

　　林彪帶領一批中國同誌最後離開莫斯科，中國人中隻剩下我和維世兩人，住在紅色救濟會的頂樓宿舍。

　　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滯留在蘇聯的不少中國同誌陸續回國。我本來也想在一九四五年回國，但維世堅決要我等她同行。她因繼續在戲劇學院的導演班學習，還須一個多學期才能結來。憑我們二人的患難交情，我不能不等她。況且我如果先走，她又不能擠出時間去掙一份工資，生活會困難的。於是我等了她大半年，於一九四六年我們申請回國。我們的申請很快得到了聯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批準，決定我們九月回國。十多天後，我們平安到達哈爾濱。這時大約已是九月底十月初了。

　　到哈爾濱車站時，隻見李立三一人來接妻子，他把我們二人也一起接到他家。維世和我都奇怪，照理我們回國應由組織上（在東北哈爾濱就應是東北局）接待，怎麽不見代表組織的人來，當下隻得先住下。李立三對維世說，他完全知道她和林彪之間的事情，在哈爾濱暫住數日，即安排我們去延安。我的目的地本是延安，當然沒有異議，但維世不知為何卻要立即避走。經過反複詰問，原來情況曲折：在我們回國前，林彪知道維世將要來哈爾濱，情緒異常激動，竟向東北局的一些領導同誌傾訴心事。說他原本愛維世，隻為先回國，在延安經同誌們攛輟，才另娶葉群。現在孫維世回國，他心情難以平靜。葉群知道後也到處哭哭啼啼。東北局的領導人大概是為了維護東北主要領導者林彪的安寧，隻好把孫維世遣走，這件事就交李立三辦。因為李當時兼著三人調處執行部（美國調解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爭議的機構，幾處地方設有聯絡點，有美國班機來往）的工作，可以用執行部中共人員名義送我方幹部往來於幾個解放區。

　　幾天後，我們回到了延安。維世回延安向她的“小超媽媽”和“胡子爸爸”（這是維世對她的義父母鄧穎超和周恩來的稱呼）提出去哈爾濱工作的要求，因為她從事的是話劇藝術，要在大城市裏才能施展身手。周恩來、鄧穎超同意了。她又要求調我這個患難朋友及她的親生母親任銳同誌一起走，也得到許可。這樣，便開始了我們的時間雖短暫但頗為曲折的旅程，這次中途還要經過北平和長春。

　　約十一月下旬，我們再一次搭乘美軍班機到達北平。來到執行部中共代表團住地北京飯店，維世母女（孫維世的母親名任銳，革命老幹部，一九四九年病逝於天津）和我住進一間客房。

　　我們很快就見到了中共代表團團長葉劍英同誌，他對我們說，不能去哈爾濱，因為東北已來電，囑咐我們不得去哈爾濱，原因未說明。我們當時有些氣憤。葉劍英同誌把哈爾濱來電情況報告延安中央。不幾天，收到周恩來同誌的複函，葉又召我們去，給我們看了這封信。信中語氣是明確的，不以哈爾濱來電為然，況且派我們去哈爾濱是中央決定的，為什麽可以無故不接納人。當時葉說，既然如此，你們就去東北吧。我們三人便坐上了飛機，下一站去長春。那裏中央代表團的負責人是伍修權同誌。他接待我們時也說，接哈爾濱方麵的電報，不要我們去哈爾濱。我和維世的母親任銳同誌很氣憤，便欲立即返回延安，可是維世卻要再問個究竟，要再等等。任媽媽和我便先動身返回北平，在那裏等。幾天後，維世也回到北平，說哈爾濱方麵李立三署名來電說：“孫維世同誌，請你為了黨的利益，不要來哈，林利可以來。”我們早已猜出是林彪作梗，任媽媽不明就裏，覺得維世一個普通幹部去哈爾濱工作，礙著誰了。無奈之下維世這次隻好服從了。她說，既然這是為了黨的利益，不說什麽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常去看維世，她住在東單三條的青年藝術劇院的宿舍。那時她導演的所有的戲我都看過。節假日我們也常在一起度過。我們一起去過她的義父母（周總理、鄧穎超同誌）家和她的姨父（馮友蘭）家和我姐姐家，吃飯聊天。那一段無憂無慮的日子過的不是很久。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告訴我說，她要結婚了。我大吃一驚，問為什麽？她說她這樣的年齡，該結婚了。結了婚就可安定下來，全心全意地去工作。我又問同誰結婚？她說，是黨內的一個老同誌，做過許多工作，包括地下工作。她要我猜是誰。我怎麽猜得到？最後她告訴我是金山。我當時不知該怎麽想。在我眼裏，金山年紀相當大，完全是個不起眼的人物。我看過他演的戲《保爾·柯察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維世任導演。當時我覺得他論年齡、論氣質，都和保爾不相稱。但維世這次同我談她選擇對象時，完全不是征求我的意見。我滿心不同意，但不知該怎麽說。

　　不久後，他們舉行了婚禮。我還是照樣去看維世，她也照樣請我看她導演的戲。但金山經常露出不愉之色，覺得我是多餘的。我對他也不假以辭色。慢慢地，我們有些疏遠了。

　　他們婚後大約四個月光景，金山就犯錯誤了，嚴重違反了外事紀律，也背叛了與維世的夫妻之情。親友們莫不為維世憤慨。鄧穎超要人傳話給我，要我寫信（當時我在國外）勸維世轉到黨的立場上來。我的理解就是離婚。但維世對我說，她想給金山改過自新的機會。她以為，金山受到的嚴懲（開除黨籍，下放石景山勞動）應該是觸及靈魂的。她不應拋棄他，該拉他一把，可能會改造成好人。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事後維世對別人說，她理解我，我勸她是為她好。此後長時期中，維世忍辱負重幫助金山。待金山期滿回京，她向領導請求準許他重返戲劇界，直至有一天，維世去找文藝界的領導，說金山患有嚴重心髒病，怕自己死後見不著馬克思，請求恢複他的黨籍。領導終於準其所請，恢複了金山黨籍。維世對他可說是仁至義盡。

　　此後，我們各自忙於自己的工作，見麵的機會就很少了。我聽說維世去大慶蹲點，在那裏和職工打成一片，把文藝工作搞得得很有成績。我為她高興。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就被批鬥、蹲牛棚，直至被捕。完全不知道維世的消息。因此，當聽到她和我是同一天同一時辰被捕，並於當年就被虐殺時，我大驚，同時感到莫名的悲憤。“文革”中，被陷害、被殺戮的無辜者許多，但是，像對維世這樣被肆無忌憚地、慘絕人寰地虐殺，卻是罕見。我知道誰是凶手。我永遠詛咒她們，永遠詛咒葉群、江青這類鼠輩。她們即使遺臭萬年，也難消我心頭之恨。

　　唐山大地震漏報真相追尋

　　人類既有隱瞞真相的本能，又有追尋真相的能力。

　　人類隻有直麵曆史和真相，才能夠吸取教訓，才可以避免重蹈覆轍。

　　唐山大地震給太多的唐山人留下了創痛，大地震之前真的毫無任何預警嗎？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不少幸存者的心頭。一位名叫張慶洲的唐山籍報告文學作家通過幾十年的追尋和采訪，突破重重關隘，終於寫成了一本《唐山大地震漏報真相》。《報告文學》雜誌曾以“增刊”的形式將其發表出來，後來此文又以《唐山警世錄》為名正式出版。

　　張慶洲依然記得，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那個傍晚，這是他第一次坐火車離開唐山去參加一個會議，他的大姐送他。

　　可是幾個小時後，大姐被坍塌的預製板壓住了一條腿，她央求她的丈夫用鋸鋸掉她的腿，血流了一地，最後她死在廢墟裏。

　　遭遇重創的唐山人開始遷怒地震局的人沒有給他們任何預測信息。地震後，一個叫劉占武的地震隊員重傷後被抬送到飛機場，準備轉移到外地救治，在他說出自己的身份後，差點被憤怒的人群圍毆。中國地震局一專家在唐山主持會議，不得不躲到桌子下麵逃避毆打。

　　很長一段時期，沒有人敢在唐山說自己是地震局的人。

　　令唐山人困惑的是，此前不久，地震專家成功預報遼寧海城大地震，一百多萬海城人由此逃過大劫。為什麽唐山不可以？

　　帶著同樣困惑的張慶洲後來成了一位報告文學作家。他有一個理想，就是探尋和還原當年那場地震災難。他曾得到了一個匿名的“深喉”的幫助，被告知唐山地震預報網絡在震前獲得大量異常信息，並多次預警，但沒有被認可。

　　張慶洲首先找到一個叫楊友宸的老人，楊時任唐山地震辦公室主任，是當年地震界頗有名氣的“唐山楊”，負責構建當年唐山地區龐大地震監測網絡。

　　一九七六年初，楊做出中短期預測，認為唐山市方圓五十公裏在本年度七八月份將有五至七級強地震。五月，楊在中國地震局華北水化學地震會商會議依據數據圖表提出，唐山在近兩三個月內有可能發生強烈的地震。

　　楊後來找到市委書記許家信，許指示一個副市長立即召開地震工作緊急會議，最後該副市長拍板說，緊急動員群眾采取防震措施為時尚早，繼續觀察。

　　這次“不準記錄不準傳達”的會議結束後，楊突然被組織上安排去了一O四幹校“改造世界觀”，不準請假不準出門，取而代之的是兩個業務新手。

　　臨走前，楊偷偷告訴家人一些應對地震的知識，他的妻兒後來被壓在磚石堆裏，牢記他的叮囑保留了體力，被成功刨出。

　　楊後來回憶說，他不能告訴其他人，否則他將成為散布謠言破壞生產，而被鎮壓的壞分子。

　　預測大地震來臨的不僅僅是楊一人。七月十四日，中國地震局在唐山二中召開京津唐張渤群測群防經驗交流會。該校地震科研組一個叫田金武的教師當著近百名中國地震界官員、專家的麵鄭重警告：七月底八月初，唐山地區將發生七級以上地震，有可能達到八級。

　　知情者回憶說，該交流會的中心議題是“批鄧反右”，而田是被反複批鬥的一杆“黑旗”，一名普通教員，“沒有多少人認真聽田的發言”。而多年後，田得到了重新評價。地震界稱他按照地震預報三要素，成功地預報出唐山大地震，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最準確的短臨預報。

　　其間，唐山不少地震監測站、台、點也發現各種異常。唐山地震專家們向張慶洲提供當年的書麵文件，證明他們曾發出了大量“大震就要來臨”的高危預報。

　　七月七日、七月二十二日，山海關一中先後兩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區地震部門提出書麵預報意見：七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陸地將有六級左右地震。

　　七月十六日，樂亭縣紅衛中學向唐山地區地震辦公室發出書麵臨震預報意見書，明確指出“七月二十三日前後，我區附近西南方向將有大於五級的破壞性地震發生”。

　　“我們本來抓住了唐山大地震的，二十四萬人都是被冤死的。”楊友宸麵對張慶洲的采訪時，他痛哭失聲。

　　張慶洲的采訪從唐山延伸到了北京，北京最高地震部門的內部博弈逐漸呈現出來。

　　當年的中國地震局京津震情分析組長汪成民告訴張慶洲，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在唐山召開的群測群防經驗交流會上，他要求作一次大會震情發言，試圖通過一種越軌的方式告訴盡量多的人大震即將來臨，但被拒絕。他僅僅被獲許以私人名義開座談會，“想來聽的就來，不想來聽的就不來”。

　　青龍縣科委一個叫王春青的青年幹部聽到汪的發言後，大吃一驚，緊急向縣委書記匯報。

　　七月二十五日，縣委書記冉廣岐在未請示上級的情況下做了一個大膽決定，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發出震情預報。次日早上八點全縣四十三個公社開始一場規模巨大的臨震總動員，民眾得到較好的疏散安置。如期而至的大震損壞該縣房屋十八萬間，其中倒塌七千三百多間，但直接死於地震的隻有一人。

　　七月二十二日，汪成民回到北京後，就請求地震局的領導們聽取一次匯報，“但領導們這個推那個推，不是開會就是生病”。汪無奈，在地震局局長劉英勇的家門口貼出了一張大字報，上寫河北隊、海洋局情報所等專業地震機構所報上來的地震短臨預報信息。

　　七月二十六日，汪等人應北京隊強烈要求去聽取震情預測匯報，時任中國地震局分析預報室副主任的梅世蓉交給他帶到會場的意見是“四川因為防震已經鬧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亂怎麽得了，北京是首都，說話要慎重”。

　　當晚，汪綜合北京地震隊的信息形成一份匯報材料。次日，汪在劉的辦公室堵住領導，要求聽取匯報。汪成民力陳“異常是真實可信的，情況是嚴重的，要求緊急動員起來”，一名副局長拍板說，“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開會再研究一下”。

　　此時距離唐山大地震十五小時。

　　耿慶國說，唐山、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地震機構各種信息源源不斷，但始終無法越過中國地震局的分析預報室，上傳中央政府。

　　“大震迫在眉睫，但我們過不了那道關啊，當時我們沒有渠道捅給最高層，叫天天不應啊！”耿回憶說，他當時暴怒得像隻獅子，最後筋疲力盡。

　　一些地震專家回憶說，當年一場“東西之爭”埋下了唐山大地震漏報的種子。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國地震局在全國地震趨勢會商會上，中國地震專家們對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地震形勢分析上嚴重分歧。

　　以梅世蓉為代表的一些地震專家認為，中國東中自一九六九年渤海地震後，地震活動已趨減弱。今後一兩年主要地震危險在中國西部，戰略上要轉向川滇一帶抓八級大地震。而一些青年地震專家則認為，對東部地震形勢的估計過低。

　　一九七六年五月底，雲南龍陵發生大震，正好對應了梅的觀點，中國地震局主要力量轉移川滇，華北震情監測力量薄弱。

　　汪成民介紹說，一九七六年六至七月正處於中國科學院“批鄧反右”新高潮，對涉及到有關京津唐地區的震情，很多人視為一個危險的政治敏感問題，采取回避態度。

　　唐山市政協一名老幹部說，唐山作為中國最重要的重工業城市之一，如果發出了錯誤的地震預報，工人不肯下井，陷入癱瘓的煤礦和鋼鐵企業勢必損失慘重，責任人將可能會被打成破壞生產的“階級敵人”或者“反革命分子”，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乃至被處以死刑。

　　汪成民則稱：“唐山地震前，持無震觀點的人掌握了中國地震局關鍵崗位的決策權，他們把無大震的學術思想變成了行動指南，對持不同意見的同誌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了專橫壓製的做法，逐漸形成了一種成見，以致成為了唐山地震預報的一種阻力。”

　　唐山大地震發生後震驚中南海。當時的中國領導人華國鋒、江青、紀登奎和吳德緊急召見相關人員詢問。

　　國家地震局原地震大隊隊員黃相寧回憶說，大約晚間二十三時許，他被人帶入人民大會堂台灣廳。他看見劉英勇局長、梅世蓉正向華國鋒匯報。梅說：“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外，震前沒有出現像邢台、海城那樣的前震。震前什麽宏觀、微觀前兆都沒有，故它是一次突發性地震。這種突發性地震是不可預測的，根本不可能預報、預防”。

　　梅匯報完以後，華國鋒要黃相寧繼續匯報。

　　黃向華國鋒匯報了地震之前做出的一份地震預測報告。他和同事通過地應力變化預報唐山地區將發生五級左右地震。該報告一份上報中國地震局長，一份上報中國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但均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華國鋒說：“這次唐山地震，中國人民遭到了巨大的損害。震後我們立即派出了解放軍、醫療隊奔赴唐山抗震救災。”他最後定論說，“黨中央、國務院不怪你們，地震戰線的同誌們要放下包袱，團結一致對付地下之敵，要決心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

　　汪成民回憶說，地震發生後他得到了地震局同仁的讚賞。然而不久，中國地震局上上下下就統一了口徑，說唐山地震前沒什麽情況，地震預報是科學上無法解決的問題。

　　不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第二十五天，中國地震局刊發的第十七期《地震工作簡報》中說，“由於王張江姚‘四人幫’反黨集團及中國科學院的柳忠陽插手中國地震局，嚴重幹擾和破壞唐山大地震的預測預報工作，造成極其嚴重的損失。”

　　一九七七年一月，中國地震局在一次全國地震全議上進一步分析了漏報唐山地震的原因。在一份隻供少數領導幹部掌握的簡報裏，中國地震局承認了三個錯誤——一、對異常和地震的關係認識不清楚，對震情判斷有錯；二、對臨震異常的標誌認識不清；三、對京津唐渤張地區發震地質構造標誌認識不清。

　　另一位軍旅作家錢鋼先生二OO三年在一次演講中分析說，當年中國處於“政治地震期”，對靠近北京的唐山地區做出地震預報意味著毛主席都要搬家，萬一錯報就承擔巨大的政治後果，政治壓力讓科學預報心驚肉跳，中國地震局的決策者們選擇了繼續觀察，力求一個更加穩健確實的預報。

　　錢願意相信，沒有一個人願意漏報或瞞報大震震情預報，一些震情錯判者後來也被自責和歉疚飽受折磨。他在《唐山大地震》一書裏說，晚年的劉英勇局長一個晚上需要服用三片安眠藥才能入睡。

　　張慶洲找到當年的一些地震專家時，他驚訝於他們對唐山大地震難以解開的心結。

　　唐山地震台工作人員劉占武生活在歉疚中，“我有負罪感，揮之不去”。而楊友宸總是說他對不起死去的二十四萬唐山人，一頭白發鬱鬱寡歡，二OO二年去世。

　　張慶洲為他的《唐山警世錄》書稿卷首特意加寫了一段文字，試圖為這一群人洗清屈辱。他說，“我謹代表唐山在地震中超過二十四萬的死者，對昔年的唐山地震監測網的人說，你們曾經預測出唐山大地震，你們告急了，也盡力了，你們是家鄉父老鄉親的驕傲。”

　　張慶洲耗費兩年時間，完成對唐山大地震震前預報諸多知情者的采訪。他認為他在做一件風險莫測的事情，他想了很多辦法來保護自己，諸如對采訪對象全部錄音，並複印能夠得到的所有書麵資料。

　　“我可以隨時提交給法庭，如果有人告我寫作不實。”張慶洲指著書房裏書櫃上一包東西說，為了防止意外，他還複製了另外一套證據材料存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二OO二年，等待出版社回複的張慶洲被叫去唐山市委宣傳部，他看見了中國地震局的一份文件。文件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將唐山業餘作家張慶洲所寫的紀實性長篇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漏報真相》一書書稿交我局審閱。我局閱後認為，該書存在以下嚴重問題：

　　一、該書作者將采訪的部分當事人某些不符合事實的一麵之詞，不經核實地登錄，嚴重地歪曲了唐山大地震前後的一些事實。

　　二、該書中所給予肯定的某些做法，與我國防震減災方麵的法律法規明顯相悖，如予宣傳，將嚴重誤導公眾，造成不良後果。

　　三、該書不僅涉及到唐山地震，還涉及到對現今的地震預報及某些地震預報手段的評價、對國外地震的預報以及“文革”中的一些人物的評價等敏感問題，其很多內容都與事實不符。

　　“對唐山大地震震情預報的真相追尋，不應是翻曆史舊賬，不是去追究何人和部門的責任，而應是告訴更多的人，如何吸取教訓，以求在下一次災難來臨時，人們可以避免重蹈覆轍。”張慶洲說。

　　張慶洲說，他曾經一度對該書問世感到絕望，但朋友鼓勵他嚐試給中國地震局局長宋端祥寄送書稿，以求最後一搏。張最後驚喜地迎來了峰回路轉。二OO四年八月九日，宋寫信給張，並為其書稿寫序，稱“本書以唐山地震為例，提出了在有中長期及臨震背景條件下，如何盡最大可能地防震減災，以及社會公眾如何逃生等重大問題。本書提出的命題‘開放型防災備災ABC’，‘生命的尊嚴高於一切’等觀念，我認為這是對社會有益的。”

　　汪成民和一些地震專家對此表示欣慰，“二十九年過去了，唐山大地震終於在公眾麵前呈現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全貌”。（摘自《鳳凰周刊》）

　　鄧小平的訃告是如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