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一卷）

第10章 長憶吳牛喘月時——懷念漆俠先生

　　藍英年

　　二〇〇一年秋天，我應邀到俄羅斯海參崴市遠東大學漢學係執教。十二月的一個夜晚，內子從北京打來電話，告訴我史學家漆俠先生去世了。消息來得突然，我頓時驚呆了，一股悲痛湧上心頭。我穿上大衣，走出宿舍大門，想一人在海邊走走，但被猛烈的寒風趕了回來。我在宿舍的吸煙室裏踱來踱去，回想起“吳牛喘月”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我與漆俠先生同在河北大學任教，他在曆史係，我在外文係。他是著名的宋史專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王安石變法》被史學界公認為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專著，並被譯為日文和俄文。我則是外語係的俄語詞匯課教師，一九六五年才發表第一篇文章《屠格涅夫小說“前夜”人物談》。我寫這篇文章是受到錢穀融先生的文章《“雷雨”人物談》的啟發。一九九九年見到錢先生的高足王曉明先生，請他代為轉達敬慕之意，曉明先生說最好我親自向先生表達。但我始終沒有見到錢先生的榮幸，隻好在這裏表達了。

　　“文革”前我同漆先生並無交往，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在一次全校大會上，一位外語係教師指著坐在前排的一個戴眼鏡的人說：“他是漆俠，河北大學惟一能上《人民日報》的人。”後來在校園碰見他，便特別留意。原來他個子很高，身材清瘦，額頭特別寬大，戴著一副黑框眼鏡。走在他旁邊的是身材矮胖的史學家李光璧教授。後來又聽說他是範文瀾的得意弟子，一九五三年從科學院曆史三所調到河北大學來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和漆先生都是第一批揪出來的牛鬼蛇神。他是反動學術權威，宣揚翦伯讚的讓步政策。我則反對中央文革，有人揭發我一九五八年著文罵姚文元打棍子，吹捧赫魯曉夫。我確實寫過一篇文章，反駁姚文元，其中有“應當說理，不應打棍子”之類的話，但文章並未發表。至於說我吹捧赫魯曉夫，我在課堂上稱讚赫魯曉夫的話都是教材裏的話。我看出同紅衛兵無理可講，隻得低頭認罪，免受人身侮辱以至皮肉之苦。漆先生的情況似乎好一些，因為副校長戴樹仁讓他寫文章批判吳晗和翦伯讚，說是“以毒攻毒”。不久戴副校長也被揪出來，漆先生和我一起打入勞改隊。我們個子一般高，紅衛兵便讓我們擔一根扁擔。我們從花房裏擔花盆。我把花盆往我這頭移一點，漆先生發覺後一定要移到當中。走到無人的地方，漆先生便問我是哪個係的，我告訴他在外語係教高年級俄語詞匯課。他聽我是學俄語的，便問我最喜歡俄國哪個作家，我說偏愛果戈理。漆先生說他讀過魯迅先生翻譯的《死魂靈》。漆先生對俄蘇文學不大熟悉，但著名的作家他都知道。每天一起幹活，漸漸便熟了，互相增加了信任。有一天中午休工的時候，漆先生悄悄對我說：“注意增加營養，身體可是革命本錢。”我說：“學校食堂裏牛鬼蛇神隻能買最便宜的菜。”漆先生用頭指指校外，我立刻領會了他的意思。我到校外“下館子”，點好菜，吃得開心，心裏感謝漆先生的“點撥”。但好景不長，很快被紅衛兵發現，當場挨了一頓批鬥。學報上也登出揭發“漆俠等牛鬼蛇神在校外大吃大喝”罪行的文章。漆先生對我說，我們大意了，得離學校遠一點。我便到離學校遠一點的地方去，照吃不誤，沒再遇見紅衛兵。

　　一九六七年紅衛兵忙於打派仗，學校又從天津遷至保定，革命幹部和紅衛兵小將都不滿意學校搬遷，沒心思管我們了。勞改隊先改為學習班，後名存實亡，我們由牛鬼蛇神變成逍遙派。這一年夏天我同漆先生經常接觸。有一天他來找我，氣憤地說，他剛跟軍宣隊吵了一架，把帽子往地上一摔，對他們說：“我老漆也不是沒名沒姓的。”為什麽事已記不清了。他看我正在看一本俄文書，問我什麽書，我說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果戈理傳記。他說你應當自己寫一部，從俄文書裏找材料，它裏麵的注釋便是尋找材料的引子。作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他未使用的材料未必無價值，你可以找出來使用。他建議的方法我以後使用過。讀某篇評論文章，作者引用別人的話，注明出處，根據出處，找出作者所引用的書刊，仔細閱讀，確有他未引用的珍貴材料。漆先生問我讀過古文沒有？我說讀過《古文觀止》裏的幾篇，還讀過《戰國策》《左傳》和《史記》的注釋本，但一篇也不能背。他又問詩詞呢？我說能背幾首。他問我喜歡哪個詩人，我說最喜歡小山的詞，他聽了哈哈大笑。漆先生說學外文的人往往缺乏國學基礎，這最要不得，外文再好，充其量不過是個洋人。這些話現在聽起來不算什麽，但那時上起綱來不得了：牛鬼蛇神抗拒改造。

　　傍晚我們常常到保定市郊的農田散步，那一年特別熱，一到田裏便脫下背心，赤膊交談。漆先生稱之為“吳牛喘月”。他說：“這種局麵不可能長久，學問決不能丟，你寫你的果戈理傳（我並無此意），我寫我的宋代經濟史。中國需要文化。”接著他說：“我不明白打倒一個劉少奇為什麽要砸爛全國黨組織。”我也想不明白。他告訴我他是如何從曆史所調到河北大學來的。他在曆史所時深得範文瀾賞識，有時他還沒起床範老便到宿舍來，掀起被子，叫他起床。範老還請他到家裏吃飯。不少文章都讓他執筆。他看到所裏某些出身好的黨員業務水平稀鬆，寫不出文章來，但整起人來卻各個是好手。他向範老反映過，範老卻批評他自高自大。他說當時不理解範老的苦衷，現在才明白，不少人都有背景，得罪不起。他那時年輕氣盛，在一次會議上忍不住了，說道：“黨員都是菜包子，幹活還靠我老漆。”這種話放在一九五七年肯定定為右派。雖然是一九五三年說的，中國還沒有右派一說，但得罪了所裏的黨員。範老考慮到他在曆史所再呆下去，必然受到打擊，便把他調到河北大學。一九六六年範老去世，漆先生悲痛不已，請求到北京參加範老的追悼會，遭到紅衛兵一頓責罵：你算什麽東西，還想參加範文瀾同誌的追悼會？

　　管製一鬆，漆先生又開始讀書了。我每次回北京，他都讓我找他老同學張守常先生替他借書。他開的書目都是我所不熟悉的，所以一本書名也沒記住。他為了節省時間，就在靠近宿舍的學生食堂吃飯。他讀書非常快，一摞書幾天就讀完了。我問他怎麽讀得這麽快？他說現在隻看他所需要的材料，找到便抄下來，其餘的地方跳過去了。在他的影響下，我也讀起書來。我從李白研究專家詹瑛教授那裏借來一套三注三評本《聊齋》，靜心細讀，心想身為牛鬼蛇神，就同鬼狐為伍吧，他們比紅衛兵可愛。夜晚讀累了，便到漆先生宿舍轉轉，總見他埋頭抄寫。他見到我常說，再讀幾百本便可動筆了。他獨居保定，萬師母留在天津，生活極為不便，但從未聽他抱怨過。兒子燕生有時到保定來看他，他們兩人便共睡一張單人床。

　　山東大學魏晉南北朝史教授鄭佩欣到保定看我，我們是多年老友，曾一起下放到青島李村勞動鍛煉。我帶佩欣見漆先生，他們一談如故，佩欣在保定時，漆先生幾乎每天到我宿舍來。以後他們聯係非常密切。漆先生對佩欣評價很高，佩欣對漆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卓著的學術成果非常佩服。但有一次佩欣對我說，史學界以翦伯讚的文字最好，著作易於流傳，有的史學家功力深厚，材料紮實，觀點新穎，但文字不太好，是很吃虧的。不知他是不是暗指漆先生屬於吃虧的一類史學家。

　　我調到北京師大後，同漆先生仍有來往。一九八〇年我把翻譯的《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的一書寄給他，沒接到他的回信。第二年我又翻譯出版了《回憶果戈理》，這次是讓我在河北大學讀研究生的侄女帶去的，沒想到漆先生對她說：“告訴你叔叔，要寫書，不要譯書。”這一方麵說明漆先生對我期望過高，另一方麵也說明他不理解翻譯的辛苦。此後有一段時間沒有聯係，聽說他在籌建宋史研究所。一九九八年我到保定看他，這時宋史研究所早已成立，漆先生任所長。我徑直去宋史研究所，漆先生見到我非常高興，馬上對秘書說：“把牌子翻過來！”翻過來是：今日不辦公。漆先生說請我到太白樓吃飯。他談到研究生水平太低，讀古文困難；評定職稱弊病很多，往往同黨政職務掛鉤，係主任和總支書記容易評上。他為一名研究生的分配同校長吵了一吵架。後來我聽人說，他要把這名研究生留在所裏，學校卻留了另一位。他去找校長，對校長說，要不留他看中的人“我老漆就走人！”校長說：“我可以走人，漆先生可不能走。”他看中的研究生留下了。我帶了兩本隨筆集給他，他說在報刊上看過我的文章，“寫了些新東西”，算是他對我文章的評價。他不滿意我寫隨筆，更不讚成我翻譯書，一定叫我寫專著。我說實在沒有能力。漆先生批評我怕吃苦，我確實懶散成性，不能像他那樣勤懇治學。現在我也不認為辜負了漆先生的期望，因為原本不是那塊料。漆先生不懂外文，不知翻譯的甘苦，對翻譯有偏見。

　　一年後我再到保定看漆先生，他顯得虛弱，從宿舍到研究所，中間都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會。這次我才知道漆師母雙腿截肢，不能自理，漆先生也不能回天津照看她。漆先生仍很熱情，又讓秘書把牌子翻過來。他讀了我寫的《重提貝利亞》，詳細問我貝利亞的事，自己說得少了。當晚又在太白樓宴請我，在飯桌上說好兩年後給他過八十大壽。誰知這次見麵竟成為訣別，再也聽不見他那山東口音很重的言談和嘴角微露嘲諷的笑容。

　　他的《宋代經濟史》早已出版，他沒送給我，我隻有一本他“文革”期間送給我的《王安石變法》。我和漆先生共同經曆了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並建立起友誼。漆俠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但我也永遠成不了他那樣的學者。漆先生，別生我的氣，安息吧。

　　我國古籍損壞嚴重 修複人員寥寥可數

　　我國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中共存古籍三千餘萬冊，其中一千萬冊由於曆經歲月侵蝕、火燒、水浸、蟲蛀而損壞嚴重，也就是說，三本中就有一本亟待修複。以國家圖書館為例，約有一百五十萬冊件的珍貴文獻存在不同程度破損，僅善本古籍中，輕度破損的就有十三萬冊件，中度破損的二十六萬冊件，重度破損的十二萬冊件。

　　可是，目前我國從事古籍修複的專業人員嚴重匱乏，行業裏沒有年輕血液輸入，麵臨人才斷檔。據國家文化部社圖司圖書館處介紹，我國目前從事古籍修複的專業人員隻有百餘人，而且多數已年過半百，三十五歲以下人才寥寥可數。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說，以每人每年修複十冊古籍計算，目前這些損壞的古籍，也得花一千年才能把已破損的古籍修完。

　　應付批鬥

　　過了二十年大致太平的日子，“批鬥”這個詞的含義，年輕人已經不太知道了。年紀大一點的呢？有的因為不堪回首，不願想起；有的因為心有歉疚，不願提起；有的舊帽遮顏，羞於露出當年麵目，避之惟恐不及；也有的牽絲攀藤，一提當年就對號入座，好像罪魁禍首不是“四人幫”而是他似的。種種人，都希望這場夢魘趕快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但是，隻有消除了夢魘重現的恐懼，才能消除夢魘過去的記憶，否則它將始終糾纏著活人。逃避、回避、權力、禁令，都不能強製人們忘卻那段瘋狂的歲月，那些瘋狂的批鬥，相反，它更強化了記憶。愈是想忘卻，愈是不能忘卻，這是人情之所難免，事理之所必然。

　　我雖然是那次“大革命”的親曆者，經過也見過各種各樣的批鬥，但真要給所謂“批鬥”下一個定義，卻著實為難。如果說“批鬥”就是對階級敵人進行批判鬥爭，不行，因為就是在當時，許多人也明白，被批鬥的大抵並不是階級敵人，就像一九五七年那場風暴中被批鬥的大抵不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而一九五九年挨批的也大抵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如果說“批鬥”就是對錯誤思想與錯誤行為進行批判，那也不行，因為在許多批鬥會上，除了批判的發言與海濤般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號外，往往還有五花大綁、掛牌、下跪、高帽子、噴氣式、遊街、剃陰陽頭等花樣，這些當然不能稱之為“批判”，當然，在當時，也有美之曰“武器的批判”的。如果按當年經典的說法，“批鬥”就是擺事實、講道理，那也不行，因為在那樣的會上，道理統統都是現成的，而事實則是莫須有的，將現成的道理套在莫須有的事實上，結果使道理同事實一樣成了海市蜃樓，看起來五色迷眼，實際上一切皆是精心編織的虛幻。還有把“批鬥”說成是“辯論”的，那依據就是所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四大”，但據我的親曆與觀察，所謂“辯論”從來隻是單方麵的攻擊，而決不給對手相應答辯的權利，辯論雲乎哉，不知從何說起。這也不是，那也不像，如果定要給批鬥一個接近於實際的描述，它使我想起了雍正、乾隆兩朝的文字獄，想起了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想起了大權在握、驅殺異端的加爾文。

　　那樣的批鬥，從十幾人幾十人的小會到幾千上萬人的大會，都充滿一股肅殺的戾氣。永恒的教義，聲色俱厲的批判，不容解釋與辯駁的氛圍，不時發出的“打倒”“認罪”呼聲，沒有經過這樣陣仗的人，身處此境，在恐懼與羞愧的擠壓下，自信被完全摧垮，無罪的也會覺得自己真的有罪——我第一次被拉上這樣的場合，就油然萌生過負罪感，那樣多的革命群眾都指我為罪人，我還能肯定自己真的無罪嗎——“千夫所指，無疾而死”，不是虛言。在當時，因批鬥而導致神經錯亂或自殺的就不知凡幾。能夠在這樣的場合保持定力，保持自我，甚至還能伺機調侃的人，實在令人佩服。

　　那時流傳較多的是關於侯寶林先生的傳說。據說他自糊高帽一頂，卻是折疊式的。平時戴上，便帽一頂，逢到批鬥，向上一拉，即成高帽。每一亮相，總引起一場哄笑。又說造反派要拉他遊街示眾，他突然仆地不起，問他為何，答道：“我被打倒了。”這一類傳說很多，同情都在被批鬥的侯老先生方麵。

　　因為不在北京，未知是否真切，但不脛而走的傳言卻代表著老百姓的期望，期望被批鬥者能保持心靈的自由，說“批鬥”而藐之，不要被惡浪擊倒。

　　“文革”初期，批鬥正值高潮。我在上海，參加過批鬥，參觀過批鬥（奉命接受教育），也挨過批鬥。身處被批鬥之時，忙著要低頭，要回答問題，要作認真狀、愁苦狀、深思狀、悔悟狀，無暇顧及其他——蔣子龍寫喬廠長挨批鬥時，還暗自唱著“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我做不到，一來不會唱京戲，二來不時的提問逼得你沒法兒走神兒。參加批鬥時，要發言，要念語錄，要舉拳頭，要作憤怒狀、叫喊狀、嚴肅狀、痛心疾首狀，也無暇他顧。但是到了有機會參觀批鬥時，因為身非批鬥對象，不必進入角色；又因為身非革命群眾，不必進入情況，就可以細心觀察各人應對批鬥的方法，這才知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應付批鬥，大有學問。

　　複旦大學那時的黨委書記是王零，新四軍參謀，解放後參與接管複旦。以往的曆次運動，他都處於領導者的地位，得心應手，操縱自如。“文革”一開始，按照老經驗，他根據“橫掃”的要求，拋出一批“反動學術權威”，試圖掌握運動的領導權。周穀城、朱東潤、周予同等一批老教授以及當時擔任學校黨委宣傳部長的徐震（筆名丁艾、公今度，他是被當做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拋出來的），一夜“鬥鬼”，都成了牛鬼蛇神。不料老經驗失效，來了個“炮打司令部”。在上海，“司令部”是市委，在複旦，“司令部”當然便是校黨委了。這樣，王零也就無可逃遁地從批鬥的領導者淪為了挨批鬥的頭號對象。

　　大規模地批鬥王零，是在“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學校之後。“工宣隊”的全稱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軍宣隊”同義可推（因為有關“文革”的事，現在都不作興講，今天的讀者中恐怕有許多已不知此為何物，所以多說了這兩句），但名歸名，實歸實，什麽什麽思想不過是掛的幌子，其實不過是按上峰旨意行事罷了。何為上峰？徐景賢、朱永嘉之流是也，再往上他們隻怕也夠不著了。

　　批鬥不過是所謂“罪狀”的宣布，定好了調子，指定了人，輪流上去唱上一通，但為了氣氛，必須時時向王零發問，比如：“王零，你說，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王零，你為什麽要排斥打擊工農幹部？”“王零，你是不是說過這個話？”等等。每一提問，必定要王零回答，而回答之後隨之而來的必定是“王零必須老實交代！王零必須低頭認罪！王零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之類的口號。王零畢竟曾經滄海，雖然在厲聲吆喝和扭臂撳頭的氣氛中頗為狼狽，卻也不曾亂了陣腳。他采取的辦法是以不變應萬變。無論問什麽問題，他都是一樣的回答：“為了招降納叛，結黨營私，複辟資本主義。”這回答的好處，起先我不曾領會，後來漸漸明白，那好處一是上綱上到了極限，批鬥的人不好說他避重就輕；二是不去糾纏事實的真假，一概包攬，但避實就虛，省得吃眼前虧。看起來即令最嚴重的指控都認了，推敲起來，卻沒有一樁能夠因此落實；三是回答過於詳盡，言多必失，偶有疏漏又會成為新的罪行。這樣顛倒重複一句話，省心省力，不用去斟酌用詞分寸、語氣緩急、態度好壞，實在是沉著穩守的妙著。

　　但是，比起楊西光來，王零就棋輸一著了。王零是隻守不攻，楊西光則有守有攻。這當然同楊西光的地位和批鬥時所處條件有關。王零是在全無保護的條件下挨批鬥的，稍一不慎，便要吃苦頭——有一次“工宣隊”的隊長張扣發，臨時興發，竟在批鬥會上強令王零從禮堂舞台的這頭爬到禮堂的那頭。楊西光因為是市委候補書記，處於軍管狀態，到複旦來接受批鬥，都有軍人跟隨，而且限定時間（好像是兩個小時），因此，少有過激的行為。

　　批鬥會的規模不大，百人而已，由於學生已經畢業離校，分赴工廠農場，參加批鬥的大都是教師或機關幹部。發言者是由上頭遴選、事先做了充分準備的。楊西光按時在軍人的陪同下來到會場，在一張方凳上坐下——這是王零所不曾有過，也是最初群眾發動階段種種自發的批鬥會所不曾有過的“優惠”。這種“優惠”後來也曾施及如我之輩，不過實際上也享有不長，因為幾乎每過幾分鍾就要站起來回答這樣那樣的斥問。

　　楊西光顯得態度悠然。在複旦十多年經營，許多幹部都是他提拔的、熟悉的。他環顧四周，許多都是熟人。我甚至發現他鏡片後的眼睛裏露出一絲笑意。

　　批鬥會照例在念語錄、喊口號之後開始，發言者按序念著發言稿。為了表示對“走資派”的萬分仇恨，發言者屢屢停下念稿，揮動拳頭高呼口號或厲聲向楊西光提問。

　　一位批鬥者問道：“楊西光！你必須老實交代，你是怎樣破壞革命樣板戲的？”楊西光回答說：“我沒有破壞革命樣板戲，我是支持樣板戲的。”這位批鬥者隻好大聲說：“你狡賴！”然後繼續念他的發言稿。看來，布置他發言的人隻是分了一條或幾條所謂“反動言論”給他，而並沒有告訴他這些“言論”是在什麽時間、什麽場合、針對什麽問題講的——或許也根本查證不出有沒有這些言論。新聞五要素，缺了那麽多，怎麽能引起轟動？

　　另一位批鬥者，發言的主題是楊西光壓製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發表。當他厲聲叫楊西光交代如何“壓製”時，楊西光說：“我怎麽會壓製？如果我要壓製的話，它怎麽能發表出來？”發言者遇到這樣的回擊時，其尷尬是明顯的。因為誰都知道，在柯慶施主政上海時，楊西光從複旦大學黨委書記而市委教育衛生部長，而市委候補書記，還曾主持過上海《解放》雜誌和《解放日報》，是一顆政壇上升的明星。張春橋跟著江青跑來跑去時，上海的報刊、宣傳正是楊西光在主管。確實，如果楊西光要阻攔，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未必就那樣順利地搬上版麵。而我們這位批鬥者似乎也沒有掌握更多的材料，因而愣在了當場。

　　這時，另一位批鬥者為他解圍。他“揭發”了楊西光在市委常委會上的一段講話，作為壓製評海瑞罷官一文發表的證據。但是楊西光巧妙地給予了輕輕一擊：“××同誌，我記得你沒有參加過市委常委會，你怎麽知道我在常委會上說過什麽話？”這使那位批鬥者進退兩難。不說吧，顯得自己所言無據；說吧，說是從“工宣隊”、“軍宣隊”那兒聽來的？但工、軍宣隊更沒有參加過當年的市委常委會，他們又是從哪兒聽來的呢？這樣追查上去，豈不變成楊西光在批鬥他們了嗎？

　　批鬥會已經進行了兩個小時。楊西光看了看手表，揉了揉膝蓋，不等主持會議者宣布，便站起身離開了會場，兩名軍人無言地跟在後麵走了。主持者無奈地說了聲散會，大家便作鳥獸散了。

　　楊西光應付批鬥的辦法，是利用了由於形勢、地位所造成的一定有利條件，守中有攻，使批鬥者進退維穀，難以自圓其說。如果沒有那些有利條件，這樣硬頂，就是有十個楊西光也要真的被“砸爛狗頭”了。同樣硬頂的中文係主任朱東潤教授，因為處在“文革”初期的“群眾專政”階段，雖然刀架脖頸也絕不屈服，表現了石可破而不可奪堅的骨氣，但也因此吃足了苦頭。

　　在著名教授當中，周穀城先生的應對批鬥法可稱別具一格。對周先生的批鬥，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毛澤東宣布要保他之後。據當時所傳，毛澤東說，在上海，他要保四個人。這四個人，聽說就是周穀城、談家楨、蘇步青、劉大傑——複旦大學的四位名教授。但毛澤東的話到了上海的頭頭們嘴裏，變成了“一批二保”，也就是先批後保。因此，在毛澤東聲明要保這四個人之後，對他們的批鬥反而升級了，在複旦大學的禮堂召開了大規模的批鬥大會。

　　劉大傑先生似乎是相信了“一批二保”的說法，以為保不保取決於他的態度。因此在批鬥會上盡量表現積極。比如要他們四個人互相批判時，對於周穀城先生的“時代精神匯合論”，他按報紙上批判的口徑曆曆詳數，生怕有所遺漏。而周穀城先生則似乎成竹在胸，知道毛澤東說了要保，上海的大小嘍羅量也不能將他怎樣。因此，在批鬥會上嬉笑怒罵，把主持會議者弄得哭笑不得。

　　記得那一次批鬥會，是把周予同教授拉來“陪鬥”的。主持會議者要周穀城先生批判周予同。周穀城戴著墨鏡走到台中，大聲說道：“周予同是研究經學的。我早就同他說過，你研究的是小六經，我研究的是大六經。你的小六經隻是我的大六經裏的一小部分……”話一開頭，台下已在竊竊私笑，講到這裏，終於忍不住爆發了哄堂大笑。主持會議的大概覺得讓他繼續講下去將無法控製局麵，隻好忍笑喝住，叫周穀城回到原先站立的地方。周先生泰然轉身，怡然回到台左站定。他帶著墨鏡，我無法看清他的表情。我想，在鏡片後麵的眼睛裏，一定隱含著譏刺與得意。

　　批鬥會的主要形式是讓他們四位互相批判，而台下則坐滿了觀眾。美其名曰，叫他們在群眾中亮相，實際上是對他們人格的侮辱與貶損。周先生對此似早已洞悉，因此他決不肯為主持者利用，哪怕東拉西扯，也要表現獨立之人格。劉大傑先生就顯得過於軟弱了，他似乎想盡量取得主持者的滿意。這也許同兩人的性格有關，也許同兩人與毛澤東的關係深淺有關。周先生與毛澤東有數十年的交情，而劉大傑雖然也是湖南人，同毛澤東的交往則似乎隻是在“文革”前一兩年才有過一次。在劉大傑對周穀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作了符合於當時潮流的批判之後，周穀城又一次被叫到了前台，讓他對劉大傑進行批判。

　　周穀城大概很不滿意於劉大傑的表現，所以一開口便說：“劉大傑這個人很不老實。他在‘文革’前的一次民主黨派會上，批判我的‘禮樂新論’。會後，他搭我的車，在車上卻說：‘你的文章寫得好，寫得真好！’……”台下又是哄堂大笑，主持批鬥的人，隻好又一次把周先生趕回了原地站立。

　　那次批鬥會，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批鬥主持者的叫喊，也不是相互批判的內容，而是周穀城先生這種讓主持者哭笑不得而讓聽會者哄堂大笑的應對方法。一場要“大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威風”的批鬥，就此流為笑談。那樣的批鬥會此後好像也就不曾再開。

　　我曾參加過多次批鬥會，起先是批鬥別人，後來是自己被批鬥。回想起來，都顯得過於頂真，遠沒有前輩們看得透徹，因此，批鬥會上與批鬥會後，總感到異樣的痛苦。“文革”中的經曆，令我漸次明白：批鬥會是非理性的批判，如果被批鬥的人欲以理性求之，結果必然是失望與痛苦；批鬥會是不講理的地方，如果必欲到那場合去辯理，結果必然是失望與痛苦；批鬥會是謊言與斷章取義集合之處，如果想在那裏尋求公道，結果必然是失望與痛苦。倒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或如周穀城先生那樣，遊戲風塵，玩笑應之；或如楊西光那樣，攻其一點，示其本相；或如王零那樣，呼之為牛，應之為牛，反顯得應對自如。其中的關鍵在於能否看破。在批鬥會上，你認罪是這樣，不認罪也是這樣，明明無罪可認，又何必低三下四？但又不能認真去辯理，因為那本不是講理的地方和時候。看破了這一點，得之於心而應之於口，無論取何種方式，總是不即不離，不真不假，不流不滯，不卑不亢。如是，方可謂透徹之悟，方可謂悟道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