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六卷）

第33章 陳立夫，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

　　◎林穎曾 口述 李菁 整理

　　在中國近代史上，陳立夫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二十八歲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以後曆任組織部長、教育部長、立法院副部長等一係列高職，可謂權傾一時。他與長兄陳果夫進入國民黨權力中樞，掌握人事和組織，成為民國時期最有名的一對兄弟，素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

　　最近放映的電影《色·戒》，其中易先生的原形丁默邨，就是陳立夫的部下，這更引起對陳立夫這個人物的興趣。

　　《生活三聯周刊》最近刊登了由李菁整理的陳立夫兒媳林穎曾的口述《我的公公——陳立夫》，以第一手的材料對這個人物做了詳盡介紹，現摘錄如下——

　　在大陸曆史教科書中，蔣、宋、孔、陳被定義為“四大家族”。蔣、宋、孔是有姻親關係的，而陳家能“忝列”其中，我想大概源於陳家與蔣家的關係。

　　蔣、陳兩家的淵源，始於陳其美與蔣介石的關係。蔣介石年輕時在日本留學認識了比他大九歲的陳其美，兩人結拜為兄弟。陳其美，字英士，早年追隨孫中山，正是陳其美介紹蔣介石認識孫中山的。一九一六年，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當時沒人敢去處理，隻有蔣介石來為他收屍，在祭詞裏自稱“盟弟”，由此可見兩人交情匪淺。陳家的下一輩也習慣稱蔣介石為“蔣三叔”（注：當年陳其美與蔣介石、黃郛結拜，按年齡，陳其美為老大，黃郛為老二，蔣介石為老三）。

　　陳果夫、陳立夫的父親叫陳其業，字勤士，是陳其美的大哥。陳家以前經商，在湖州也算是地方士紳。公公早年接受傳統中國私塾教育，一九一一年，陳其美任革命軍滬軍都督，受他邀請，全家都搬到了上海。在這裏，公公有機會接觸到新式教育。

　　一九一七年，公公在上海以第五名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學工礦，畢業後又赴美留學。一九二四年，他取得美國匹茲堡大學冶礦碩士，在史克蘭敦當了八個月的實習礦工後回國。就在他準備接受中興煤礦公司聘請、任采礦工程師時，大哥陳果夫轉來了蔣介石的兩份電報，蔣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廣州協助自己。公公的誌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勸說以及與蔣介石的叔輩關係，還是去了廣州。他後來在回憶錄裏講，原以為幫忙一段時間，馬上再回去投身采礦。但蔣先生先是客氣地挽留，後來幹脆要求他留在身邊，公公從此踏入政壇，沒成為一名工程師，引為終生憾事。

　　公公最初身份是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實際是在蔣介石官邸裏，處理他的私人重要機密文件。任命狀中，蔣介石用他的號“立夫”為正式稱號，此前，公公一直用“陳祖燕”這個名字，從此他便以“陳立夫”行世，正如原名陳祖燾的大哥被稱為“陳果夫”一樣。公公知道蔣先生的脾氣，他在蔣公館工作時也常見蔣介石罵人。所以在接這個職務前，他就對蔣先生說：我沒有別的要求，就是不能罵我。“校長如果對我發大脾氣，第二天我便辭職不幹。”在他為蔣介石服務的二十五年裏，蔣介石也果然沒有罵過他。

　　很多曆史資料在提到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時，將他們稱為“CC派”。南京國民政府時候，立法院旁邊有一個中央俱樂部叫Central Club，“C。C”本是這個俱樂部的縮寫，但碰巧“陳”的英文縮寫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麽演化成了“二陳”的縮寫，給大家印象是有一個CC派，並且勢力磅礴，但公公從來沒有承認過有這樣一個CC派。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近代史上，陳果夫、陳立夫的確是一對比較特殊的兄弟。陳果夫曾任國民政府監察院副院長、江蘇省省長等職；弟弟陳立夫則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中組部部長等職。誠然，他們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兄弟兩人在經濟上卻並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樣積下萬貫家財。公公後來遠赴美國，轉行靠辦養雞場謀生，晚年回台灣住的房子，是四個子女湊錢為他買的。而終身受肺病困擾的陳果夫，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連醫藥費都無力支付，還是蔣介石特批了一筆錢辦了喪事。

　　最近《色·戒》的熱映中，中統那段曆史又引起很多人興趣，這裏麵也有公公和丁默邨的一段故事。

　　一九二七年，公公奉命成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下麵有三個組：第一組組長是徐恩曾，第二組組長是戴笠，第三組組長為丁默邨。後來一組、二組分別發展壯大成中統局和軍統局，丁默邨的三組被撤銷。丁默邨交遊甚廣，和周佛海很熟，最終被拉進汪精衛的偽政府，成立七十六號秘密工作室，倒過來對付軍統和中統，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所以軍統的人特別恨他。

　　但丁默邨跟了汪精衛數年以後，很快發現汪精衛也堅持不住，他托關係找到我公公。公公說你回來可以，但要將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說，都是為了避免新四軍地盤擴大——讓丁默邨幫助完成。丁默邨當時在汪精衛政府裏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務，其實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兌現諾言，答應保他的命。

　　這段時間如果丁沉寂的話，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後來保外就醫，但不甘寂寞。有一天遊山玩水，被中央社記者認出來了，寫了篇文章《丁默邨逍遙玄武湖》，結果被蔣介石看到了，這讓他顏麵過不去。他很生氣地說“丁默邨應該槍斃”。我公公寫了封信給丁，大意是這次你觸犯得實在太大了，我無法幫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丁默邨在被處決前也寫了封信給公公：“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幫我的忙，我自己不當心，都怪我自己鑄成了大錯……”

　　公公在世時，和我們聊天時偶爾會說：“人啊，要守本分。我過去有一個姓丁的手下……”我們那時就當故事聽，也不知道這“姓丁的”是誰。最近這部電影出來，我才知道原來就是丁默邨。公公的一生經曆了無數政治事件，他隨口說出一個故事往往就是一段曆史。他晚年寫了本《成敗之鑒》裏，也對很多曆史事件有所提及。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筆墨記述陳立夫與“中統”的故事，但他在抗戰期間做過七年教育部部長的經曆似乎並不像那段曆史，被外界所熟知。

　　抗戰爆發不久，公公就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算是受命於危難之際。他任部長後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學內遷，遷得最遠的便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南開大學，初遷長沙市，後設長沙臨時大學，再遷蒙自和昆明，改稱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後來也創造了中國教育史的一個奇跡。此外，大學全國統一招生製度、全國各級教育師範教育培訓製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長時創立的。

　　公公晚年在《成敗之鑒》裏，花了大量篇幅回憶他出任教育部長時所做的工作，很顯然他非常看重自己這段經曆。其中他認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戰時為貧困學生創設的“貸金製度”。因為考慮後方的年輕人，都是國家的未來棟梁，兵荒馬亂年代，很多學生無力繼續學業，像楊振寧、李政道都靠“貸金”完成了學業。他後來到美國開會遇到一位大陸學者，對方還充滿感激地告訴公公，他當年就是拿著這筆貸金完成了學業。

　　那時任財政部長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這兩人要錢，他們戰爭時期需要錢的地方多著呢，哪裏還有錢給學生？公公說，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義借錢，成立了“貸金”，就是現在的助學貸款。當然貸給這些學生的錢至今沒有還過一分，但是債務人是陳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賬，陳立夫還因為這些學生的“貸金借款”而欠國家許多錢呢！我想他能借到錢，也說明他清廉、有信用，不會貪汙。

　　從踏入政壇第一天起，公公的仕途便一帆風順。他二十九歲任國民黨秘書長，是國民黨曆史上最年輕的秘書長；三十一歲任國民黨中組部部長，三十八歲任教育部部長。一九四七年，他還成了美國《時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麵人物。

　　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在國民黨改造會議的前一天，公公被要求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台灣。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現在很多文章在提到這一段時，往往形容是蔣介石將陳立夫“趕走了”。但其實真正的問題在於公公與陳誠的矛盾，而“二十四小時離開台灣”這道命令就是陳誠通過蔣介石下的。當然，為了讓大家互相有個麵子，還要有一個很好的理由，蔣介石跟張道藩（他跟公公也比較熟）商量，這時剛好在美國有一個“道德重整大會”，於是順水推舟地以這個名義讓他去參加，“順便”長住。

　　公公那時人氣比較旺，如果他硬著不走的話，很可能會翻盤，但他最終采取了回避矛盾的方式。我想蔣介石心底是清楚這個狀況的。一九五一年，陳果夫在台灣去世。當時蔣先生給公公來了封信，告之已處理陳果夫的喪事，暗示他不要回台灣。一九六一年，公公第一次獲準回來探望他病重的父親，他回台灣的時候來機場接他的人爆滿。為了避免猜忌，公公並未久留就回了美國。

　　在他身邊的這麽多年，我從來沒有聽公公說過一個“怨”字。我記得有一個美國記者後來到台灣采訪他時問：“你有沒有過怨言？”他回答說：“有‘或’沒有‘是時間過程裏的想法，人總是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歸結到結論裏，是’沒有，我可以說無怨無恨。我盡自己的本能去幫助他，他接受與否是他的事情。你不能覺得他沒有做到你希望他做的事情而有怨言，因為你隻是替他做事的。”

　　一九五〇年，公公婆婆帶著女兒和隻有八歲的小兒子到了美國，經朋友介紹，在新澤西州開起了養雞場。我們後來也問過他：“你為什麽要養雞？這又不是你的專業。”他幽默地說：“雞不會像人那麽複雜，雞比人聽話，雞比人好管。”

　　他們那時候的生活非常規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飼料、孵雞、撿蛋、大小分類、洗蛋、稱蛋、包裝和運送外，還得請專家打針。雞場很大，養了五千隻雞，生活清苦，一家人卻也其樂融融。公公出力最多，一百磅的飼料，他一彎腰就扛起來，每天重複很多次這樣的動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時他會邀請客人到雞場裏參觀或跟他一起去撿雞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雞房裏就被滿地的雞屎熏得受不了。那時的生活，跟他們在南京時期的生活，簡直有天壤之別。但公公也能坦然放棄官宦身份，過這種儉樸的生活。那時候很多人去看公公，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公公打著領帶在雞場工作的照片，懷疑他養雞隻是“作秀”。李敖後來有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吃飯，他說：陳先生我冒昧問一句，你父親打領帶養雞是不是在作秀？我先生說：你太不了解我父親了，他非常尊重中國傳統禮儀。他覺得見客人不穿正裝很不禮貌，所以平時他就打個領帶，再戴上圍兜，如果有客人來，他趕緊摘掉圍兜，不然還要進去換衣服。在他的想法裏，衣服不見得要華麗，但一定要整潔。

　　陳家的這段經曆，被很多人評價為“陳立夫在美國很潦倒”。但這隻是外人的看法，他們自己過得坦坦蕩蕩。我的感覺是，公公在那裏的幾十年雖然辛苦，但過得踏實。

　　其實私下裏，蔣介石還是很關心陳家的生活的。在雞場起火或雞瘟時候，他暗地裏通過俞國華——相當於他官邸裏一個很重要的管賬先生，寄錢過來，幫助陳家渡過難關。所以那段時間，蔣介石與陳立夫的關係維係得很好，並不像外界傳說的不合。

　　一九六五年，陳誠得癌症去世。不久，蔣介石立即發電報到美國，讓公公回台灣。當時蔣介石許了他很多職位：全世界巡回“大使”、考試院“院長”、西班牙“大使”等，但都被公公拒絕，他唯一願意接受的是“文化複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職，因為他做過教育部部長。公公是被請回來的，如果真如許多人而言，是被蔣介石趕出去的，那他怎麽會被請回來而且又做“資政”呢？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去世。公公在第一時間前往吊唁，蔣經國見到他，跪下來哭著說：“立夫哥，父親去世了，你現在是我唯一的親人了。”蔣經國當政後，很多事情他還是請教公公。

　　公公與蔣經國的交情由來已久。他在上海念書時，生活費都是從陳果夫那裏取的。也正是由於公公背著蔣介石“偷偷”運作，蔣經國才得以順利由蘇聯回中國。

　　蔣經國當年在蘇聯時，曾寫過一封公開信，表示與蔣介石公開決裂。公公寫了封信給蔣經國，告訴他：你不能長期在那邊，你該回國了。蔣經國說，我把父親罵成這樣子，他怎麽可能還會讓我回來呢？公公告訴他：“你把信寫好，我來處理。”我們後來問公公：“那你是怎麽就讓蔣經國回來的呢？”公公說，他事先估計，如果蔣介石看了信，把信撕掉，大罵幾聲，再氣得把椅子拿起來砸掉的話，這件事就徹底沒指望了。但是那天，他把蔣經國的悔過信放在蔣介石桌子上後，蔣介石看了一眼，把信扔在桌子上說：“他還知道認錯嗎？”然後哼了一聲，罵了句“這個孽子”之類的，公公就知道還有機會，他趕緊通知蔣經國說：趕快回來吧！

　　公公對於蔣夫人宋美齡一直很尊重。外界都傳宋美齡好權，跟蔣經國爭權奪利。但公公說：“如果蔣夫人真的是那種好權好利的女人，那麽曆史也許還會改寫了。”他說，當年在南京開國民大會時，李宗仁穿一身軍服出席，蔣介石則穿長袍馬褂。大家都覺得很尷尬，因為覺得李宗仁像蔣先生的侍衛官一樣。宋美齡因為長年習慣了給蔣介石做翻譯，什麽場合她都會出現。蔣先生問她：“你去幹什麽？”她說：“我們不是要去開國民大會嗎？”蔣先生說：“你又不是代表，你為什麽要去？”她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我不是啊。”公公說其實很多人都誤解了宋美齡，她跟宋慶齡不一樣，宋慶齡因為長期跟隨孫中山，處理了很多政務，而宋美齡更像是一個公關加“超級巨星”的角色。

　　回到台灣的公公，開始專心於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他覺得政治是短暫的，但文化是永久的一個根，所以他對中國文化的推廣一直不遺餘力。晚年他寫了不少研究孔孟的書，還主持翻譯了李約瑟的《中國之科技與文明》。他也喝過洋墨水，他也可以很洋派，但他反而更提倡中國的文化。

　　公公對中醫也很重視，他說中國的醫學是生活醫學——生活裏就含有醫學的教育，比如如何滋補、養生、保健等，現代醫學成了一門獨立的行業，反倒和生活關係剝離開了。汪精衛當年要廢除中醫，就是公公等人在呼籲，把中醫保留下來。他在台灣也說，中醫西醫不要打架，一個是體，一個是用。他說中西醫應該像男女一樣，要讓他們“談情又說愛”，最終受益的是病人。重返台灣後，他著手改製台灣第一所中醫學校，同時他還帶頭編纂了曆史上第一本中西醫定名對照辭典。台灣的中國醫藥大學是他三十年來募資及寫墨寶捐款重新建造起來的，另外他又成立了財團法人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國傳統醫藥和文化。

　　到了晚年，當年政治的恩恩怨怨已經慢慢淡化，他真心期待看到兩岸和諧。一九七五年，公公以“總統谘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曾向中共方麵發出邀請，歡迎毛澤東訪問台灣。遺憾的是，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命”，他的舉動，並沒有得到北京的回應。

　　一九八八年，公公聯合其他一些國民黨元老，提出“用中國文化統一中國”。《人民日報》還發表評論，稱讚它是“謀求祖國統一的積極態度，令人感佩”。公公曾提出用外匯儲備一百億美元的利息用做兩岸交流，可惜沒通過，否則今天的兩岸情形肯定有所不同。一九九四年，公公贈送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一幅字，雲：求統一不談小節，為和平先天至誠。再次表達了求祖國統一的急切心情。

　　對於大陸把陳立夫、陳果夫列為“四大家族”的一員，公公當然知道。我先生還曾半開玩笑說：“我們是‘四大寇’裏最窮的一‘寇’，但社會的估價好像很高！”公公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也很正常。他常講，中國敵對的時候常常有，但打歸打，畢竟還是一家人嘛。

　　其實他跟毛澤東、周恩來早年就認識。“五四”運動發生時，公公還在天津北洋大學讀書，便知南開有個很活躍的學生叫周恩來。當年國共談判時，他與毛澤東、周恩來打交道甚多。毛、周跟蔣介石談判時，指名要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備書，他們說隻有兩兄弟備書的話，才算話，不然食言怎麽辦？家裏至今還保存著周恩來在國內談判時寫給公公的一封信，上麵說：你們兩兄弟對蔣先生最有影響力，也是我們覺得最可以溝通的。

　　大陸第一個記者團一九九二年赴台灣采訪時，就采訪過公公。雙方對彼此可能都很好奇，公公覺得以前對他有不少負麵報道，他也希望讓外界來看看。他很風趣地說：“你看我可以活那麽久，就是等你們來看我。”他更想傳達一個信息：我們不在大陸的領土上，但我們都是中國人。那次采訪後他很愉快，他覺得大家對他的疑惑他可以當麵解釋，大陸記者對他也很好奇，他們對陳立夫養雞、陳立夫辣椒醬、陳立夫湖州粽子更感興趣。

　　我近期整理很多公公的資料，發現了一九九二年的一份文件，上麵有公公的批示，他寫道：最不願意看到兩岸和平統一的是李“總統”。經國先生對我公公很尊敬，凡事都找他商量，而唯一一件他自己決定後再通知公公的事情就是挑選了李登輝。他說：“立夫哥，我已經挑好了副總統。”公公也無話可講。一九九二年，還沒有幾個人能看清李登輝的真實意圖，他已經有先見了，那時宋楚瑜、連戰還都幫著李登輝呢！

　　公公晚年生活簡單而有規律：早晨五點起床，然後寫毛筆字、看書。他很注意養生保健，每天堅持按摩、堅持三餐後散步按摩四十五分鍾，這或許是他長壽的原因。其實他早年身體並不好，中年時又患上糖尿病，能活到百歲全靠後來的鍛煉和修養。我很少見他發脾氣，他自己也說，每次遇到困難，他隻怪自己，而不責怪別人，所以也不會發脾氣。

　　公公、婆婆並未留下多少財產。公公總是教導子女們要自食其力，陳家的生活方式跟台灣的普通民眾並無兩樣。公公在台灣天母有座房子，買地和造房子的錢均由四個子女通過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過世後，公公將房子賣掉，並把賣房的錢歸還給孩子們。

　　婆婆是九十歲那年去世的，她的去世對公公影響很大，作為晚輩，我們對公公的照料自然更加細心。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要出遠門，我頭一天替他收拾好所有行李。晚上我偶然發現，他把箱子裏的東西全部拿了出來，自己重新收拾。我很不理解，問他為什麽。他溫和地笑笑說：我自己能做的，我還是想自己做。原來他擔心直接拒絕我的幫助，會讓我不高興，於是隻好自己“偷偷”收拾。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對於老年人，並不要以為替他處理一切事情，便是為他好。

　　公公重返台灣後，一住就是三十年。台灣的政治環境讓他一天天無奈，那些舊相識也一個個地離去。公公組織了一個“老人會”，原本八十歲的老人才能入會，後來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將入會標準降低到六十歲。隻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親自到殯儀館去送行。

　　一九九七年三月是蔣夫人宋美齡的百歲大壽，因為很多人都想到美國去看她，蔣夫人希望由公公出麵組個“祝壽團”去美國參加她的百歲壽宴，但公公決定自己單獨去探望她，不去搶那個風頭。他說：“我這一生看得太多了，還是讓喜歡做這事的人去做吧！我去看望朋友，我親自去就代表我的誠意了。”那一年是我陪公公去美國，在蔣夫人紐約長島的房子裏，坐下後，大家忽然發現公公左邊耳朵重聽，蔣夫人正好右邊耳朵重聽，於是趕緊給兩位老人調換了個座位。看著兩位世紀老人用上海話親熱地交談，我感慨萬千。兩個人共同的朋友、有著共同回憶的人基本上都去世了。

　　二〇〇一年二月八日，公公在台中去世。他的一生，為後人留下了不盡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