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六卷）

第32章 “紅都女皇”之謎

　　◎陳東林

　　提起江青，提起“文化大革命”，人們總會說起《紅都女皇》這本書。據說是江青要求美國女作家羅克姍·維特克撰寫的。可是，很少人看到過這本書。《紅都女皇》是否真是羅克珊·維特克撰寫的？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曆史學家茶座》刊登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陳東林撰寫的《“紅都女皇”之謎》一文，揭示了此事的真相——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女教師羅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應中國對外友協的邀請來到中國，目的是要了解中國婦女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她們的貢獻。

　　據維特克在她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江青同誌》（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7）一書中說，是中國駐外機構建議她“為什麽不考慮研究年輕的婦女同誌，特別是那些近幾年提拔到中央委員會的女同誌？還問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給北京寫一封信，說我請求訪問中國，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後來她接到電話說：“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政府處理與其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事務的機構）已經邀請我在夏天方便的時候，以個人的名義訪問中國，它將承擔我在中國期間的所有費用。”

　　在北京，維特克順利地采訪到了鄧穎超、康克清等人。對外友協將報告呈遞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八月十日批示：“江青同誌，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鍾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采訪江青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

　　八月十二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接受了維特克的采訪。陪同江青的還有姚文元、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張穎女士等人。江青十分興奮地講述了很多關於自己個人曆史的內容，表現出希望維特克為她寫傳的強烈欲望：

　　關於我個人的曆史，我的革命鬥爭史，我都可以對你談。唔，還有不少羅曼蒂克的意思呢。

　　我們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給你說，你來寫，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國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他在三十年代寫過毛澤東，寫中國共產黨，在西方一舉成名。你很年輕，很有才華。你寫我，寫現代的中國，那就是第二個斯諾，你將舉世聞名。

　　維特克受寵若驚，立即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會。江青還宴請維氏並一起到北京護國寺人民劇場看樣板戲《紅燈記》。當天她們一直談到晚上十一時。江青還與維特克約定，在廣州繼續進行采訪。

　　陪同江青接待采訪的張穎等人認為江青所談內容嚴重出格，時間也過長，向外交部領導做了匯報，部領導無可奈何。周恩來也十分傷腦筋，八月十七、十九、二十四日，連續三次召集陪同接待維特克的人員開會，商議對策。針對江青要談解放戰爭曆史的打算，周恩來對張穎說：“不要談什麽戰爭。你到廣州以後把我的意見立即告之江青同誌，隻談文藝。再見一次就夠了。”還表示要維特克按期於二十八日回美國，不要再延期了。周恩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來阻止這件事情。然而江青根本不聽勸告，執意要談，八月二十五日派專機把維特克接到廣州。在總計長達六十多小時的六次采訪中，江青幾乎毫無保留地向維特克講述了自己的曆史，吹噓自己在陝北和毛澤東一起指揮解放戰爭，並且把抗美援朝戰爭等軍事地圖和中央有關部門的內部文件提供給維特克，要求翻譯和接待人員把全部錄音整理成文字送給維特克寫作使用。

　　江青在談話中還津津有味地說起了毛澤東與賀子珍及她在延安的婚姻風波，刻薄地挖苦抨擊賀子珍：

　　我聽說你看過關於我和毛主席結婚的事，那是假的，說什麽中央有個決定，那是假的。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當時是有人反對的，項英就反對，他甚至打了個電報……毛主席回電說：“我學孫中山。”

　　實際上賀子珍同誌隻比我大一兩歲，是她要求離婚的，我不願和你講這個。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後毛主席給她寫了一封信勸她回來。其實在中央蘇區時他們就已分居一年半了，非常固執，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關心毛主席。比如我們打下一個城市，她馬上就要進去，毛主席不願意……你書裏不要寫這些。她什麽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讓她給他剪報都不幹。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後她不要，給老百姓，現在我們有她生的一個女兒。是我把她從農民家裏揀回來的。她要求去蘇聯，讓她去了，那正是衛國戰爭時期，非常艱苦。她打孩子，蘇聯人看到她打孩子都以為她瘋了，把她關起來了。她本來有個男孩，毛主席很喜歡，她也丟了。毛主席說，她連一個孩子都不給我留。（維特克：賀子珍的女兒叫李敏嗎？）是的，她隨我的姓。

　　說到在上海的生活，江青還細聲細氣地哼起了上海小調：“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呀舍不得離……咿嗬呀嗬唉……哈哈，哈哈。”江青嬌笑著說：“有意思，是不是？”

　　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數出名字來，他們還使用各種手段哩。以後都成了知名人士，現在又被打倒了。哈哈，還是不說他們吧。有趣的一次，是你們美國人，是一個水兵，也許是喝醉酒了，搖搖擺擺在上海外灘走著，向我迎麵走來，他站在我麵前，擋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個軍禮：兩腳一並，哢嚓一聲。我回頭想走開，那家夥嬉皮笑臉地向我走近來，雙手也伸過來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給他一巴掌。他還是笑嘻嘻，又是哢嚓一聲，敬了個軍禮，還說對不起呢。你們美國人，還是懂禮貌的……

　　（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采訪江青實錄》）

　　整理談話記錄的張穎覺得江青的話實在不堪入耳，就刪去了有關賀子珍的一些內容。江青發現後大發脾氣，後一想這些話由自己口中說出確實有損形象，竟然要張穎寫成是張穎在延安聽說的，被張穎拒絕。

　　十幾萬字談話記錄整理好後，分送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審閱。張、姚一字未改，退給江青。周恩來閱改後認為問題太多，不宜外送，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研究。周恩來在電話中對江青說：“關於你個人曆史部分，已經送給維特克女士了。最近送來這些，過於龐雜，涉及麵很廣，一時也難予核對，是否可以不給或少給呢？”江青說：“這怎麽可以，這裏要講個國際信譽嘛。”年底，周恩來召集有關接待人員會議，宣布：已經請示毛主席，記錄不必送給維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記錄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歸入檔案。（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采訪江青實錄》）

　　此事到此已經基本結束。然而，一九七三年，香港有人寫了一本《紅都女皇》，以吹捧形式影射江青。流入大陸後，社會上傳說就是維特克利用采訪材料寫的，引起了軒然大波。實際上，維特克寫的書一九七七年才出版，名為《江青同誌》。這時候江青已經入獄。

　　《紅都女皇》事件當時在社會上不脛而走，沸沸揚揚。但中央是否有處理，始終是個謎。

　　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教授範碩在他的著作《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中記載說：後來中央決定，讓一位外交人員不惜用巨金買下版權，把這本書送回國內。毛澤東看了後非常氣憤，揮筆寫道：“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範書還說，周恩來看到毛澤東不過是在氣頭上，並沒有下定處理江青的決心，隻好“暫緩執行”（範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這一批示後來被其他一些著作轉引，範氏堅持自己曾經看到過毛的批示。但是《周恩來年譜》等書對此並無隻字。

　　此事在中國引起了大風波，是毫無疑問的。有以下的幾段記載為證：

　　張穎一九七三年到加拿大任政務參讚，年底聽國內來的代表團有人說，“現在國內正鬧著《紅都女皇》，為這江青還挨了批評。又說美國有個女記者采訪江青後寫了這本書，現在全國都在追查謠言什麽的。”張告訴他說：“據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書，可能是一個女華人寫的，吹捧江青，說江青將要成為一個女皇了。但這與維特克采訪江青完全是兩回事。”一九七四年秋末，張穎回國，了解到“全國追查謠言的事還沒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確實是維特克與江青的談話內容”。她從外交部有關人員聽到一種說法：不知道是誰把江青與維特克談話中有關《紅樓夢》的部分傳抄出去，恰恰《紅都女皇》也傳開了。可能是江青怕把兩件事搞混了，要收回有關《紅樓夢》的講話。“尤其令我吃驚的是，我們當時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與維特克談話的記錄材料，全部被江青搬走了。”

　　這時候，張去看望葉劍英，葉忽然轉變話題問：“江青和維特克那次事情怎樣結束的？”張告訴他江青把外交部封存的所有記錄材料都搬走，而且燒毀了。葉隻自語說：“這事有蹊蹺。”（張穎：《風雨往事：維特克采訪江青實錄》）由此看來，這時在中央還沒有就江青見維特克一事做出正式處理，至少在政治局範圍沒有，因為連葉也不知道詳情。據筆者所知，許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文革”後也表示不知道毛澤東對此事有否批示。

　　但是，也有些記載認為當時中央確實有強烈反應。朱德的孫子在回憶錄中說：

　　有一天，爺爺的秘書送來一封給爺爺的信，打開一看，是反映江青問題的。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下旬曾經接見過一位美國女學者維特克，談了一個星期，吹噓自己，於是，就有了根據維特克這次采訪出版的書《紅都女皇》，在世界上影響很不好。

　　爺爺看了信，感到問題性質嚴重，江青胡亂說話，影響竟然跑到國外去了。因為她是主席夫人，頤氣指使，誰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問題反映到這裏來。爺爺覺得不能把問題壓下來，就畫了圈，寫了：此事重大，須慎重處理，並報送主席。

　　據說，毛澤東看了《紅都女皇》，氣憤難抑，寫了對江青的批示“分道揚鑣，攆出政治局……”（朱和平：《永久的記憶：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此說雖然把《紅都女皇》與維特克采訪混為一談，但確也說明中央領導人中當時有人反映此事。購買維特克版權一事，也有雪泥鴻爪可尋。

　　粉碎“四人幫”一周後的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華國鋒、葉劍英等接見上海馬天水等人時，華國鋒在講話中曆數江青罪狀曾說：

　　江青和美國女作家維特克談話，談了六次，貶低主席，內容下流。“四人幫”逼著外交部交出，特別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親自寫信，找喬冠華把材料要回來。後來中央決定，我們花多少錢也要把這本書的版權買回來。

　　粉碎“四人幫”以後，張穎又受到葉劍英召見，要她把當時的記錄與情況整理出來。外交部成立了由張穎負責的材料小組，宣布：“現在部裏有責任和必要向中央整理和審查江青一夥的組織，把江青與維特克談話的經過情況整理出來。”李先念也就此事接見了張穎等人。據張穎回憶，此後還有一些傳言，說周恩來為避免維特克書出版的不良影響，令中國駐聯合國有關人員，用高價收買維特克版權，使之不能流傳。張認為“據我當時所知絕無此事”。更為離奇的是，一九九二年張接到美國友人陳香梅寄來的美國中文報刊《時報周刊》，內中有文章稱通過采訪維特克，了解到的內幕是：周恩來利用江青好出風頭的特點，刻意安排了維特克采訪江青，並讓親信張穎陪同，據此寫成《紅都女皇》在香港出版，然後周轉呈毛澤東，激怒了他，從而使毛、江疏遠……（張穎：《江青與“紅都女皇”事件》）。這種說法當然是荒誕至極的，為人謹慎的周決不會出此下策。

　　綜上所述，我們雖然不能完全解開《紅都女皇》之謎，但也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分析：一九七二年江青在接受維特克采訪時說了很多極不得體的話，特別是有關毛澤東在延安的私生活，影響很壞。但當時因為記錄稿沒有傳出去，並沒有立即產生風波。而一九七三年以後香港《紅都女皇》的出版，成為導火索，中央有人聯係起來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範圍，比如毛、周、江之間，有過內部處理。

　　至於毛澤東的那段“立即攆出政治局”的批示，為什麽沒有在粉碎“四人幫”時作為最有力的“上方寶劍”公布？仍然是個謎。

　　盡管如此，可以想見，當毛澤東看到江青對維特克的信口開河、肆無忌憚的談話記錄，並聯係起香港出版《紅都女皇》的惡劣影響，肯定是怒火中燒。毛澤東過去就對江青作風和為人頗多不滿，隻是由於晚年發動“文革”的政治需要，才信任支持江青並容忍了她的一些做法。“文革”後期，這種需要逐漸淡化，大概更多地是出於維護形象的考慮了。因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圖騰，無法割裂。這也許能夠成為從一九七二年以後毛澤東多次批評江青、與之疏遠，但又不能下決心予以處置的一種解釋。

　　周南口述：許家屯叛逃

　　周南曾參與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他和許家屯先後擔任過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一九九〇年他接替許家屯赴香港之際，許家屯叛逃國外。在《周南口述 遙想當年羽扇綸巾》（宗道一等編著 齊魯書社出版）一書中，周南介紹了當時的經過——

　　說到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我還記得一件事。當時新任外長錢其琛正出訪拉美各國，就由我暫時代理主持部務。六月六日，奉命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某部經過建國門立交橋的時候，突然遭到從立交橋旁邊外交公寓大樓上方的槍擊，還造成了傷亡，部隊就包圍了外交公寓大樓，準備進去搜尋凶手。大樓附近值勤的外交人員服務局局長用手機跟我報告了情況，說：當時樓內的某些國家的大使正想率領一些駐華使館人員家屬衝出大樓，如果不小心，就會造成重大的外交事件。我得到報告後，馬上向有關部門領導匯報了全部情況，沒有得到明確答複，我就千方百計找到了有關的最高領導，跟他說明：根據日內瓦國際公約的規定，使館人員和他們的住地不應受到侵犯。如果戒嚴部隊懷疑開槍的人在外交公寓裏，應該讓北京市公安部門進行偵訊，部隊不能擅自進入外交公寓搜尋。包圍外交公寓的部隊應該立即撤走，以免造成嚴重的外交事端，影響中國的國家聲譽。領導采納了我的建議，下令撤走包圍外交公寓的部隊。

　　在這之後，姬鵬飛找我談話，說是最高領導的意見，要我去接替許家屯，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並要我考慮一下，給他個正式答複。我考慮了一天，心想：既然是最高領導要我去，那我就去！就作了正式答複。而在我上任後不久就發生了許家屯出走叛逃的事件。

　　許家屯曆來善於搞政治投機，在“文革”中他就和江蘇的造反派結合在一起，反對江渭清、管文蔚、惠浴宇等“江蘇四老”。江渭清是參加了平江起義的老紅軍幹部，曾任華東野戰軍六縱政委，解放後長期擔任江蘇省委書記。他寫的回憶錄中提到許家屯在“文革”中搞政治投機的事，說許“揭發這個，揭發那個”。他叫人上街抄大字報，然後編排拔高，變成他的揭發材料，就有三十萬字，以此表示他站在‘革命路線’的實際行動。後來許家屯與造反派結合當上了江蘇省委書記。在江蘇的一些新四軍的老同誌對他意見很大，他呆不住了，又活動到香港去工作。

　　許家屯貪圖物質享受，到了香港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趙紫陽要了一億美金，說是要按照香港方式辦企業，取得經驗。他組織了一個公司，把自己的親屬都塞進去了，結果公司破產，虧了公家，肥了自己。

　　後來，各方麵對他的意見反饋到上麵，大概是一九八七年，反映給姬鵬飛，就讓他回來，開過一個小會，港澳辦的人給他提意見，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還出簡報，他很緊張，以為要撤他。後來又發生了幾件事情：一個是大亞灣核電站。那時候有的國家的核電站出了點事故，但是總體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機鼓噪，說大亞灣離香港太近，出了事故會殃及港人，搞簽名運動，說簽名人達到多少萬了，向我們施加壓力。這個時候，許家屯害怕了，他給中央發電報建議遷址，說否則的話還要鬧得更大，簽名要達到五十萬人了。小平同誌很不高興，說：他們那麽一鬧，你就遷址，如果將來再搞個簽名運動反對香港回歸你怎麽辦？你也讓？把他給駁回去了。我記得那時候是夏天，趙紫陽在北戴河傳達小平的指示，我當時在場，許家屯也參加了。趙紫陽講到，小平說不能讓步，其實簽名的人多一點少一點都是一回事，沒有什麽了不起的。結果頂住了，也沒事了，鬧了一陣子就過去了。

　　第二個是在“八九政治風波”之後。英國人策動一些人找許家屯提了一個荒唐的建議，說香港不要急著收回，還是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方麵設法湊錢，給中央一年十幾個億，或者更多一些獻納，搞變相的租借。這不是等於中英《聯合聲明》作廢了嗎？但許家屯居然在內部講這是個“大政策”，並反映給北京，中央很惱火。許家屯在“八九政治風波”的過程中又搞了一次政治投機，搞得香港的我方人員思想很混亂。在他的影響下，我們報刊言論的激烈程度甚至超過了一些反華報刊。當時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李後，在他的《回歸的曆程》書中有一段寫到許家屯：“他個人專斷，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擅自對外發表意見和采取行動，在組織上懷有濃厚的宗派情緒，培植和安排親信，排斥和打擊不同意見的幹部。結果弄得民怨四起，使在香港工作的幹部，紛紛向北京反映對他的意見。”這時中央考慮許家屯已七十三歲，年齡過線了，就決定調他回來。

　　中央本來讓我在一九八九年年底就去，可當時許家屯不願回來，說調他走可能會引起香港股市波動。中央領導人認為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可笑。我提出是不是過了春節我再去，給他點時間。過了春節，我上任之前，先到深圳。許家屯，還有幾個副社長，一個一個過來介紹情況。這個期間新華社就公布了任免情況，香港股市一點波動也沒有。

　　結果，許家屯就賴著不想走。他說：不讓我在香港，我就在深圳住下來，我還要研究香港的問題。中央沒有同意，說南京已經給你搞好房子了，還有車。你願意到北京住也可以，要回南京也可以。他是南京來的，就不要在深圳了，中央也怕他幹擾我們那邊的工作，他更不滿意了。事先他就把寫著官銜的紅皮護照交了，回來之前又找外交部駐港簽證處要了一個不帶官銜的紅皮護照。後來簽證處批給他了。為什麽給他？他說當時中央有特殊任務給他，簽證處也不知道。我已經上任幾個星期了。有一天，他在深圳把他夫人騙走了，跟他夫人講：車票定好了，我今天晚上送你到車站，你回南京，行李也帶去。我還要跟香港兩個客人談話，一兩天之後我也回去。但是，送走了自己的夫人以後，許家屯當晚就和他的姘頭一起逃跑了。連他的孫女都看透了他，後來公開對香港傳媒批評揭露了他，並說：“他這個人很不老實。”香港那邊有什麽人接應許家屯呢？有一已為西方反華勢力收買的人接應他去了美國洛杉磯。據說，到了那裏，許家屯又出賣國家機密，中央很快決定將他開除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