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六卷）

第23章 處處有“阿菊”

　　◎胡 平

　　倘若說，宛如一張被硬紮紮的豬鬃給撐破了的舊沙發，每一個毛孔裏都塞滿了索取欲的日本近代史，就是一部小國侵略、挑戰甚至打敗大國的曆史；那麽，恰似打落進煤灰堆裏也精光逼人的貓眼石，每一雙眼睛裏都閃動著求知欲的日本人，組成了世界上可謂獨一無二的情報國家。在世界曆史上，可能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建立過如此包羅萬象、朝野齊心投入的情報係統；也沒有一個民族像大和民族這樣，情報觀念幾乎根深蒂固於全體成員的血脈。正是因為情報戰的出色運用，近代以來的日本人，給世界留下的背影是——

　　這是一種總能在出人意料的時間或地點，以某種出人意料的方式，讓世界大為震驚的人；

　　這是一種對其絲毫大意不得、絲毫自傲不得，就是夜裏睡覺也須睜開一隻眼睛盯著的人。

　　學者、作家胡平先生慘淡經營多年、即將殺青的《情報日本》一書，深入剖析了日本文化中一直被國人所忽略的一個強烈特征：以情報立命，視情報為島國生存、拓展的第一要義；係統翔實地闡述了明治維新至今日本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重大情報活動，及其正史野史裏所涉及人物的再解讀。由此，讀者將會喟歎：無論一百多年前，還是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日本對於西部大陸的認識，遠遠甚於我們對這個蕞爾島國的了解……

　　本刊先行發表該書第三章“趕到阿穆爾河的那一邊”中的一節，以讓讀者先睹為快。

　　——編 者

　　一

　　據幫助日本建立情報機構的德國警察總監舒迪維爾日後透露，在日俄戰爭之前和戰爭期間，日本約使用了四萬名間諜，在俄國遠東地區、中國東北和內蒙古建立了龐大的情報網。此外，在這場對俄國的情報戰中，日本女性也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在中國的一些資料裏，稱日本的女性情報人員，有許多出自於劄幌的“妓女間諜學校”。

　　一八九六年，玄洋社在北海道的劄幌開辦了一所語言學校，名為“俄語學會”。該校主要講授俄語和俄國的風俗人情，並進行各種搜集情報技能的培訓，學員畢業前還得潛入西伯利亞實習。此後，該校又增設漢語課程，校名也改為“俄華語學校”，重點培訓女間諜，訓練她們運用美色獵取情報的本領。由於這些女間諜日後很多都以妓女身份作為掩護，人們便把她們統稱為“阿菊”，這所學校也因此有了“妓女間諜學校”的綽號。

　　在國內的資料裏，說得有鼻子有眼的，是“西伯利亞阿菊”、“滿洲阿菊”和“大陸阿菊”。

　　“西伯利亞阿菊”，原名山本菊子，一八八六年出生在九州，七歲時，因家貧被賣入妓院。一次偶然的機會，山本菊子遇到了黑龍會的始作俑者內田良平，後者很看重菊子身上的間諜潛質，將她送入“俄華語學校”精心培養。日俄戰爭爆發後，十八歲的菊子潛入西伯利亞充當妓女，獲取了大量俄軍重要情報，在日本情報界初露鋒芒。

　　一九一八年，日本夥同一些西方列強出兵西伯利亞，占領了俄遠東地區的一些城市，對現已被俄羅斯史學界稱為“十月政變”的“十月革命”實施武裝幹涉。精通漢語、俄語和朝鮮語三門語言的山本菊子，被派往三國邊境一帶活動。她與俄白軍和中國東北的馬賊相互勾結，搜集到俄紅軍的許多重要情報，“西伯利亞阿菊”的大名逐漸響亮起來。

　　後來，俄白軍被紅軍擊敗，二十五萬殘部退入中國東北地區。他們是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的軍隊殘餘，季捷裏赫斯將軍、卡佩爾將軍以及哥薩克首領謝苗諾夫的軍隊殘餘。日本企圖將後者的幾萬殘部拉到哈爾濱、大連一帶，為日本侵華戰略服務。然而，謝苗諾夫對此建議不感興趣，他麾下有不少人是俄中邊境地區的地主和農民，他們隻希望在家鄉附近活動。山本菊子奉命再度出山，先是使出“美人計”，將謝苗諾夫迷得暈頭轉向，接著又向其提供“絕密情報”，稱蘇俄特工人員已潛入滿洲，伺機暗殺他，隻有投靠日本人才有出路。在山本菊子的軟硬兼施下，謝苗諾夫最終帶著隊伍歸順日本。

　　此後，山本菊子又喬扮中國人，收買了二十多股馬賊，有了做山大王的意思。不但在東北地區到處搜集情報，而且四處襲擊反日武裝。

　　一九二三年，三十七歲的山本菊子，因病死在哈爾濱，“結束了她短暫而罪惡的一生”。

　　在國內的資料裏，對“滿洲阿菊”的描述是——

　　“滿洲阿菊”，原名河村菊子，父母雙亡的她，自幼就被送進“妓女間諜學校”培養。十五歲時，河村菊子已出落成非常漂亮的姑娘，玄洋社派其潛入中國活動，在此過程中，她與一名日本間諜“勾搭成奸”，不久，其情人被沙俄軍隊處死，從此，她與俄國人結下了深仇大恨。

　　日俄戰爭爆發後，河村菊子奉命來到東北，化名“小金鳳”，嫁給了馬賊楊大新。在她的枕頭風下，楊大新屢屢攻擊俄軍補給線，並為日本人提供了大量情報。楊大新戰死後，河村菊子掌握了這股土匪武裝，好像又成了寨主，帶領這股馬賊在中俄邊境地區流竄多年，刺探蘇聯紅軍和抗日遊擊隊的情報。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日本關東軍在沈陽附近的皇姑屯火車站炸死了奉係首領張作霖。其子張學良在東北地區嚴查此案，發誓要抓到殺害父親的仇人。日本人擔心參與此事的漢奸劉載明泄密，決定將其弄到大連後滅口。為了防止劉載明在路上被東北軍查獲，河村菊子銜命出馬，她與劉載明扮成一對中國富商夫婦，成功地混過了東北軍的檢查，乘火車順利到了大連。火車剛一到站，河村菊子就將“丈夫”交給了日本憲兵，河村菊子因此立了大功，並有了“滿洲阿菊”的綽號。

　　國內還有文章稱，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河村菊子又跨越中國，由白雪皚皚的東北，來到鳳凰樹一片蒼青的廣西。此行的目的，是為著離間兩廣軍政大佬餘漢謀和中央蔣介石的關係，結局卻是廣西成了她的不歸之地……

　　所謂“大陸阿菊”，則是一個統稱。

　　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日本情報機構不但在關外，還在關內的天津、上海、北京和漢口等地，開辦了大量高級妓院，其中有不少是女間諜充當妓女，她們被統稱為“大陸阿菊”。這些“大陸阿菊”年輕貌美，床上床下，無不深通關節，曲盡其妙，引來許多中國的達官貴人、紈絝子弟、高級軍官和秘密社團頭目到妓院尋歡作樂，前赴後繼地淪為日本情報機構的“獵物”……（以上可見《日本黑社會辦妓女間諜學校禍害中國50年》2006年3月16日《環球時報》等）

　　在檢點國內書上、網上有關“阿菊”們的資料時，我總有些看“演義”的感覺，比如“西伯利亞阿菊”、“滿洲阿菊”，她們總有某些經曆讓我想起《水滸傳》裏負天罡地煞之數的扈三娘、孫二娘，還有《林海雪原》中的蝴蝶迷。當然，因為“苦大仇深”，也因為眾多國人筆下使慣了的批判性語言，諸如“勾搭成奸”、“結束了她短暫而罪惡的一生”等，也讓我覺得這恐怕不會是原汁原味的曆史。

　　我請日籍華裔作家林小玎女士在日本專門查找，看看是否有她們生平的準確資料。結果，她給查到的，並由日文翻譯成中文的是——

　　西伯利亞阿菊：被譽為“稻佐（地名）女王”、“俄羅斯海軍之母”，其原名叫道永榮。長崎市的紀念碑以“長崎三大女傑”之一對其有所記錄。作家馬稻子的著作和舞台劇《鶴港——長崎異人館》，描述的就是她的故事。一八六〇年，她出生在九州一個叫天草的地方，十二歲走出家鄉，由此，從上海到西伯利亞的貝爾加湖，都留下了她廣泛的足跡……

　　她與俄羅斯的關係很深，關於她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日俄戰爭時期的俄軍總司令官古羅巴托金，以及與乃木大將對陣的斯特瑟魯等人的交往，在民間有著許多傳聞……

　　滿洲阿菊：盡管有不少雜誌和新聞的觸及，但包圍在這個人物身上的謎團不可謂不少。明治十一年，即一八七八年，她出生在山口縣現在的熊毛郡，十七歲遠渡朝鮮，後輾轉在滿洲和西伯利亞等地。她為協助日方軍隊立下了各種功勞，接受過日軍首長和賞勳局總裁贈與的獎金。死後安葬在哈爾濱日本人墓地。

　　又有一說是，在滿洲某個重大事件中，張作霖的一個把兄弟被處以死刑前千鈞一發的時刻，她及時相救，也使她從此投入了土匪隊伍，以女匪首的名聲威震一方。當時，她發行的通行證，在當地民眾中使用率最高。傳說她後來因病不起，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結束了她三十九歲的短暫生涯。盡管《人名辭典》記載她的本名叫“山本菊子”，但這未必準確。

　　在日本，還有《土匪與女將軍》等書，均是以曾落草於土匪的中島成子的傳奇經曆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作者們認為，中島成子就是“滿洲阿菊”。在國內出版的《侵華日軍間諜特務活動記實》（逄複主編 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裏，也肯定中島成子是隸屬於陸軍參謀本部二部的女間諜。

　　中島成子應確有其人，最有力的證據，是她兒子中丸熏為否定社會上關於他有日本皇族血統的謬傳而發布的公開聲明。大意如下：

　　母親中島成子，出生於櫪木縣小山市一個大地主家，在七名子女中排行第三。年輕時作為日本紅十字會派出的護士到了滿洲，經奉軍顧問盯野武馬介紹，在張學良府邸做了家庭教師。不久，與奉天鐵路局參議韓景堂戀愛結婚，生下姐姐、我與弟弟三人。當時中國的風俗難以理解，韓景堂娶了若幹房太太，而且，所有人都是明媒正娶。因此，我們也算是韓正式的子女……

　　一九四九年，韓景堂去了台灣。母親卻因“間諜”罪名在中國大陸被捕。我出生後被過繼給中島成子的弟弟夫婦，與生母情緣一向稀薄。昭和三十二年（1957年），母親被中共監獄無罪釋放，返回日本。此時，我正在美國，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二年級學生……

　　大戶人家的出身，本人當過護士小姐，且又為中國的紳士所愛，嫁去了大戶人家，還生下一個日後留學美國的高素質兒子，怎麽看，中島成子也不像是個土匪隊伍裏揮鞭走馬的女將軍。

　　我倒想起一個人來，也是女性。

　　林小玎告訴我，在長達二百餘萬字的原版日文《陸軍中野學校——諜報戰史》一書裏，提到此人是“世界最高水平之女間諜”。她有著在中國女人中一個很常見的名字——李秀蘭，滿族人，長相漂亮，會說俄語。一九三二年，任“滿洲國”中央軍政部警務司司長的日本人甘粕正彥，奉命到上海設立“村井機關”，任務是獲取流亡在滬上的“朝鮮獨立團”企圖暗殺日本要員的計劃。在該機關中，時年二十五歲的李秀蘭與日籍特務崛城偽裝成夫婦，在法租界活動。

　　以後，兩人又在東北再度合作。“滿洲國”軍隊駐黑河旅團司令部裏有一個姓鄧的少校參謀，安頓在哈爾濱的家裏有兩房太太，大太太中規中矩，反遭冷落，二太太揮霍無度，偏受寵愛。李秀蘭以錢開道，與二太太很快打得火熱。一日，騙其出門，崛城即用早準備好的一副雪橇，將其綁架去了俄國境內，再發快函給鄧某，勒索他必須盜來“滿洲國”軍隊密碼，否則一定撕票。鄧某無奈，那時沒有複印機，隻好將整本密碼盜出。東窗事發後，鄧某被送上軍事法庭。此案被稱之為“甲編暗號事件”，在東北曾轟動一時。

　　除這段可以去舊史上查到的“事跡”，傳說中，李秀蘭還與林海雪原裏的“座山雕”們多有接觸。並領著一幫麵目不清的漢子衝擊一回法場，搶出來的是一土匪頭目，該土匪隊伍此後為李秀蘭指揮。在《侵華日軍間諜特務活動記實》一書裏，將她記為“抗日義勇軍”女隊長（第217頁），其後在中島成子的策反下，成為日本特工。傳說裏，李秀蘭一直隻身孤影，夜半驚寒。直到“二戰”日本戰敗，她才金蟬脫殼，嫁給了中國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她如何得以隱身逃匿，還有這位“夫人”的名字，至今還是一個謎團……

　　倘若你去過日本，你會了解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八日的兩次原子彈爆炸，在廣島和長崎共造成了二十四萬多平民百姓的死亡，這個數字準確到個位，它是以戶籍本為普查根據的。每一個死者，都有生前戶籍本上的照片為證，注明了當時的年紀、婚否、家庭情況，詳細得令人無法懷疑。又在“二戰”末期衝繩大戰的遺址，你會看到，日本人、韓國人、美國和英國人，共二十二萬戰歿者的名字，一筆一畫地刻在縱橫成陣的黑色大理石碑上——一種典型的日本行事風格。

　　而在這裏，“西伯利亞阿菊”，給人“間諜”的印象並不深，似乎隻是一個敢於闖蕩天下，又在俄國的朝廷裏如魚得水的一個交際花。

　　說法不少的“巾幗英雄”——“滿洲阿菊”，更像一張沒有對準焦距的照片，給人以模糊，乃至重疊之感。如果說，她本名真是日本《人名辭典》中的“山本菊子”，可到了中國，怎麽又變成了“河村菊子”？倘若說山本菊子和中島成子其實就是一個人，那怎麽會一個出生於本州中部的櫪木縣，一個又出生在本州島南端的山口縣？還有李秀蘭的那份劫法場、當土匪頭目的經曆，怎麽又有些山本菊子的影子？如果以為這後兩個人可能就是一個人，可看其年齡，在日俄戰爭時，李秀蘭還未及呱呱墜地……

　　模糊，重疊，矛盾，漏洞。真實性幾許？有多少以訛傳訛？而這些，說明什麽呢？

　　林小玎女士認為，在日本現今查詢到的相關資料裏，作為有編製的女性情報人員，其實並不存在。無論是“西伯利亞阿菊”、“滿洲阿菊”，以及“大陸阿菊”，還是後麵要提到的河原操子，乃至在中國大名鼎鼎的川島芳子，她們並不具有國家間諜的性質，即與日本官方、軍方並無正式的組織關係。或者說，都聽說前蘇聯“克格勃”擅長放飛“燕子”，但在國家派遣的正式情報人員裏，日本隻有“烏鴉”，沒有“燕子”。

　　二

　　日本在海外的情報戰中不乏女性的身影，卻又不是空穴來風。

　　在列島，淫業被稱為“風俗業”，一直是個長盛不衰的產業。《江戶參府紀行》裏有敘述說，早在十九世紀初葉，到日本的歐洲老外在路經江戶（今之東京）近郊的風化區時，對大白天男人進出娼家，就如同出入咖啡店一樣毫無愧色而驚愕不已。

　　明治時代，一方麵，社會的劇烈轉型，國家實力的日益增強，尤其是日中、日俄兩次戰爭的勝利，都大大刺激了國民的性欲。有資料記載，僅前次戰爭爆發的一八九四年，在當時人口隻有十萬人的出兵港口廣島，就生下了二千多個私生子。明治後期，淫業主要以公娼經營為主，到了大正時期，各種各樣的藝伎館和私娼館迅猛出現，數量超過公娼的兩倍有餘。進入昭和時代，由於列島東北地區的饑荒和“太平洋戰爭”，賣女為娼的情形在農村極為普遍，“慰安婦”製度也正式出台，更使淫業獲得了空前的繁榮。

　　另一方麵，明治政府推出“殖產興業”政策，主張優先發展工業。這個政策導致大量農民破產，生活陷入困頓。同時，高速擴張的工業又急需大量資金，而在明治時期和大正時期正是資金最缺乏的時候。為此，在“富國強兵”的口號下，日本政府積極鼓勵國民向海外移民。對於不懂所在國語言，又沒有受過任何職業訓練的女人來說，抵達移民國後最容易從事的行業，便是一個最古老、最簡單的行業——淫業。在一種素來對性持無忌和坦白態度的文化氛圍裏，倘若說，為了生活和家庭賣身並不覺得恥辱，那麽，在“富國強兵”的目標下充做“肉彈”，更能得到社會輿論的寬容和親人們的默許。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自由黨魁板垣退助往歐美旅行途中經過香港，記述他此行日程的《板垣君歐美漫遊錄》一書提及：此時居住香港的日本人，僅男子十餘人，女子二十餘人。大部分婦女均以賣淫為生。一八八七年，在中國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大約有七百人左右，他們所從事的行業，除油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幾家料理店、雜貨鋪外，有一半以上開的都是妓院。

　　一八九五年，移居泰國曼穀的日本人為七十八名，其中“娘子軍”二十四人。其時，新加坡已成為日本妓女進出南洋地區的中心地，根據山崎朋子小說《山打根8號娼館》改編的日本電影《望鄉》，其故事就發生在這裏。一九〇三年，即日俄戰爭爆發之前，俄國在中國關東地區的租借地旅順做了一項調查，當時這個地區的日本妓女有二百零一人。到了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一千四百零三人，占到當地日本移民總數的一半還多。日本移民一般從西伯利亞東段的海參崴登陸，繼而從西伯利亞中部向滿洲地區散布開來。估計當時在滿洲各地的五千餘名日本人裏，女性人數達到了男性的兩倍以上，相對於滿洲地區其他國籍的移民，如此高的女性人口很是反常。

　　日本人前往發展的地方，最先行的拓荒者就是勇敢的大和撫子——日本的娘子軍。隨後，男的就必然在附近開店，巧妙地保持聯絡，一舉兩得。這種不光彩的巧妙戰術，至今在各地依然可見。（[日]石川達三《最近南美事情》中公文庫1981年。轉引自陳湛頤編譯《日本人訪港見聞錄1898—1941》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7月版）

　　據一九一一年一項統計顯示，日本到海外賣淫的婦女數量超過了兩萬人。“北至寒風刺骨的西伯利亞、滿洲的曠野，南到閃閃發光的南十字星似的南洋群島”，甚至在印度、非洲，都能看到她們嬌小玲瓏的身影。她們中以來自九州熊本縣天草、島原半島的為最多。在西伯利亞的日本移民，向國內匯款約數百萬元，其中至少有六十三萬元來自女性。《福岡日日新聞》上的一篇文章透露，“從島原的小濱署管轄內的四個村子遠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鄉的父老匯款達一萬二千元。全島原的三十個村子，合計突破三十萬元。”（見李濤著《大和魂——日本的根性窺探》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7年4月版）

　　一八九六年一月十八日，福澤諭吉在其主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有關人民移居和娼妓外出賺錢》一文。主要觀點是：一，隨著日本國的向海外移居移民事業的發展，為了給那些“單身赴任”的男子提供“快樂”，娼妓是必要的；二，為了提升駐屯軍的士氣，娼妓也是必要的；三，對於娼妓個人來說，到海外賺錢寄給家鄉父老蓋房也是很光彩的。（見[日]秋山洋子、加納實紀代編《戰爭與性別——日本視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6月版）

　　作為明治年代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有明治維新“教父”之稱的福澤諭吉尚且如此，近代日本血淚斑斑的女性史便可想而知了。在日本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和初期的對外拓展中，充滿了妓女們的奉獻和犧牲。對於這些背井離鄉、艱難創業的女人，後來的日本人常常稱她們為“大和撫子”。“撫子”在日語中，是秋天開在田野裏的一種小花，有粉、白、藍等諸色，樸素而又清芬。

　　於是，在各種資料和人們的傳說裏，有如此多的日本妓女“間諜”，如深秋菊花般的繽紛，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給妓女“間諜”們安個“阿菊”的統稱，大概是約定俗成——天皇的標誌是菊花，靖國神社的大門上雕著的是菊花，美國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幹脆將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簡化為“菊花與刀”。而且，菊花愈是在霜天濃重中愈見其堅韌、清冽……

　　女人們之所以投入到本是由男人們承擔的驚心動魄的情報活動中來，大抵出於三種情況：一是“交流者”，對許多日本女性而言，她們忠於天皇，視國家的需要為自己應盡的義務。在本土，有許多事例可以證明，就是一向不問人間煙火的藝伎們，也將國家的戰爭當做作自己的戰爭——她們光潔如玉的纖手裏，曾經握有的最重物件是一把茶壺，現在她們握起了槍投入軍訓。在昭和時期，這些女性被稱作“昭和烈女”；

　　二是“合作者”，這主要是對異國女性而言，即借日本人的勢力，企圖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實為中國人的川島芳子，就是這類人的典型。

　　三是“雇傭者”，那就是受到金錢或其他物質利益的驅動了。前兩種動機當然都是自發性的，後一種有一單做一單，與日本情報機構更是處於鬆散狀態。

　　《日諜秘史》（[英]理查德·迪肯著 薑文灝、趙之援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一書裏提到，主管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情報戰的福島安正，曾經寫過一首《從凋落的花瓣到初升的明星》的詩。十有八九，此詩就與“阿菊”們有關，倘若“阿菊”們都在他的麾下擔負本該從事的職責，他大概不會去寫這首詩。隻有主動奉獻之軀，在異國的土地上迎著風雨，什麽時候開花，什麽時候凋落，都是自己的選擇，才會讓他有詠歎的衝動，並慨然提筆……

　　三

　　國內資料上，另有兩個日本女人，一個叫安藤芳，“事跡”頗為確切，其作用則肯定被誇大了——

　　一九〇三年，她來到哈爾濱，專門勾引俄國軍官，不久被一名俄國將軍接納為妾。很快，安藤芳偷出一份軍用地圖，連夜逃往北京送給日本公使館。這是一張俄軍在東北地區的兵力分布詳圖，記載著俄軍在東北地區的駐軍地點、防禦工事、物資儲備等重要情報。由於掌握了俄軍的大量情報，日俄戰爭一開始，俄軍就處處陷於被動挨打的局麵。

　　倘若真是她一人獨步虎穴，青木機關及其他的日本情報組織，以及被他們雇傭的大量密探、交通員們，肯定得在九泉之下永遠睜著一雙雙“牛眼”了！

　　另一個叫河原操子。

　　明治八年，即一八七五年生於信州鬆本市，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今茶四水女子大學）畢業，一九〇二年來中國，任上海私立務本女學堂教師。

　　同年，內蒙喀喇沁（今淩源市和喀喇沁旗一帶）王爺貢桑諾爾布，未經清政府許可，私搭日輪東渡日本，參觀大阪萬國博覽會，又與日本朝野名流接觸，訪問東京實踐女學。王爺時年三十一歲，自四年前承襲王位起，便有革故鼎新之意。他革除其父時的一些弊政舊製：將旗民的差徭製改為定額負擔製，打破旗民過去的貴賤等級，下級官員參見王爺也不準自稱“包勒”（奴才之意），改跪拜禮為鞠躬禮等；他還解散了王府的京戲班，取消王府差役不準吃飽的限製。

　　福島安正有意地與其接近，二人遂成好友。貢桑諾爾布表示要在喀喇沁創辦男中、女中和軍官學校，福島安正答應可由日本派一名女教師和兩名軍官去幫助建校並教課，還答應將來可以接受優秀學生來日本留學。

　　由於福島安正是河原操子之父河原忠的同鄉好友，對其女兒的才幹比較了解，一九〇三年十一月，河原操子被派到內蒙喀喇沁王府，隨她一起來的，還有實為陸軍上尉的男教師伊藤柳太郎和吉原四郎。他們很快創辦了崇正學校（男中）、毓正學校（女中），正武學堂（軍校）。

　　這些學校為日本培養了很多蒙奸走狗，他們後來大多成為偽蒙政權中或偽蒙軍隊中的首腦人物，其中有一九〇四年送往日本留學的李友同、包海明、喇嘛鬆哈達、於蘭齋、王蔭侯、吳廣義、李樹槐，還有一九〇五年河原操子回國時帶走的金永昌、伊德欽、於恒山、吳恩和、王睿昌等。

　　河原操子還利用女教師身份與蒙古王公貴族家庭廣泛交往，進行宣傳拉攏培養親日感情、培植親日人士等謀略活動。從中，還發展了某蒙古王公的日籍妻子渡邊美代給她當助手……

　　“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她利用喀喇沁王府這個間諜據點，掩護和協助青木機關派往俄軍側背的‘特別任務班’的騷擾、破壞等活動……”（《侵華日軍間諜特務活動記實》）

　　一九〇六年底，河原操子奉調回國，不久與橫濱正金銀行經理成婚。此後，國內的有關資料中，再也不見她的蹤影，估計已退隱江湖，相夫教子。但在日本，她寫過《我與蒙古王妃》等書，曾擁有很多女性讀者，書署名日下操子，這意味著她的丈夫姓日下。

　　在陸軍大將本莊繁（1930年任關東軍司令官，次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指揮日軍侵占中國東北四省。日本戰敗後被定為甲級戰犯，在獄中畏罪自殺）的日文傳記中，提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二月，與日俄開戰同時，特別任務班的成員橫川省三、衝禎介等人，化裝成蒙古人，曾去過喀喇沁的河原操子那裏，後者“作為特別任務班的中繼站進行了非同一般的活動。”

　　以上說法，中外互見，在日俄戰爭期間的日本諜報戰裏，河原操子肯定是一個不可抹去的人物。但對她本人而言，在異鄉那寂寞而又清苦的教師勞作中，還驚弓之鳥般兼著一份情報活兒，心頭一定滿溢著開啟山林、又為國效命的堅韌勁兒。對於這麽一個人物，以及貢桑諾爾布在喀喇沁首辦新式學堂，其作用，是否就該一概抹之以“墨黑”呢？

　　某日在網上瀏覽，看到了一篇出自於內蒙古一位作者的文章，不妨摘錄如下——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喀喇沁右旗第十二代王貢桑諾爾布“開朔漠風氣之先”，創辦了蒙古民族曆史上第一所官辦學堂——崇正學堂，第二年又相繼創辦了內蒙古地區第一座女學堂——毓正女學堂。從此，在廣袤的漠南大地上，書聲琅琅，教澤綿綿，蒙民子弟接受教育隻能入私塾或進寺廟當喇嘛成為曆史。兩所學堂的創立，開辟了蒙古民族近代教育先河。

　　……經過一年的艱辛努力和籌備，一九〇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崇正學堂正式開學。在隆重的開學典禮上，貢桑諾爾布非常高興，他在祝辭中說：我身為王爵，位極人臣，養尊處優，可以說沒有什麽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我從來沒有今天這樣高興。因為我親眼看到了我的旗民子弟入了新學堂，受到教育，將來每個人都會擔當起恢複成吉思汗大業的責任。

　　……崇正學堂初辦之時，招生特別困難，隻招集到官員們的子弟四十人，編為初高級兩個班。一九〇三年，貢桑諾爾布下令招收學齡兒童，但是，旗民認識不清，謠言四起，“學堂和天主教堂沒什麽區別”、“我們的子弟一入學堂，不僅會變成異教徒，還要送到外國去，後果怎樣，那是很難說的”。因此，旗民一見地方官員和教師前來招生，有的把孩子藏在地窖裏，有的逃奔他旗親屬。更有甚者，為免除孩子入學，還有給官員行賄送禮的、臨時把孩子送到廟上當喇嘛的、送給官府幹雜役的，不一而足。針對這種情況，貢桑諾爾布痛心疾首，深深體會到，啟迪民智的緊迫性。貢桑諾爾布親下訓令：今後對於送來學生的人戶，免去戶口稅，並且給他們的門首懸掛解除賦役的特許木牌，以資獎勵。

　　對招收進來的學員，還采取優待措施：入學學生食宿由公費解決，學習用品由學堂免費發給；離校十裏以內的女學生，早晚上學回家都用花篷轎車接送，午間在學堂吃飯；住宿生每人每日半斤肉，並吃一頓麵飯。畢業生作公費保送升學或留學，不願升學者，留旗內重用等等。

　　貢桑諾爾布親任校長，前後聘請江南名士陸韜、錢桐和日本鳥居龍藏等人任教。

　　崇正學堂開設的課程，除蒙漢文《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外，還開設了日語、俄語、算術、地理、曆史、書法、繪畫、音樂、體育等課程……在學堂附近設立了報館，隔日出版一張《嬰報》，刊登國內外重要新聞外，還有科技小常識、盟旗動態及時局的短評等。報刊出版後，由專門送報人向集中的村落散發，不收報費。《嬰報》是內蒙古地區的最早一張報紙。

　　學校的經費來源：一是把大西溝、湯土溝的三千畝荒山出租作為學堂的永久學田；二是把王府中多年積存古董及王府劇團燕貽堂的戲裝全部當出，充作教育基金。貢桑諾爾布花費自己私存購置了圖書資料，其中《古今圖書集成》全書一億六千萬字，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書》還多三四倍。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貢桑諾爾布又創辦了一座女學堂——毓正學堂，這所學堂是內蒙古第一座女學堂。貢桑諾爾布的福晉（王妃）任校長，貢桑諾爾布從日本請來河原操子女士任教。一開始招生也是困難重重，有謠言說“王爺要招集一百名小姑娘，送往日本，取出骨頭做肥皂，挖出眼睛用來做照相機的眼睛”。貢桑諾爾布以示垂範，就令自己的妹妹蘭珍一起就讀學堂。學堂開設的課程主要有讀書、日語、算術、地理、曆史、習字、畫圖、編織、唱歌、體操等。為增加學生的樂趣和開闊知識麵，在河原操子的幫助下，還組建了同窗會、遊園會。

　　貢桑諾爾布在創辦的學堂中，還選出優秀的學生派往日本留學，女學生中比較有名的有金淑貞、何慧珍、於保貞等人。留學歸來的特睦格圖，發明了蒙文活字印刷，被譽為“蒙古族畢升”。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為表彰貢王辦學功績，特賞匾額“牖迪蒙疆”、“壼教暢明”。

　　——（內蒙古新聞網2005年12年12日《牖迪蒙疆 壼教暢明》作者：喀喇沁旗黨委宣傳部 趙忠義）

　　還有資料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二年是貢王辦學的全盛時期，三個學校在校學生達四百名，班級十餘個，先後畢業學生六百餘名。貢桑諾爾布所辦的崇正學堂，一直延續到解放前夕，共畢業學生三千餘名，送到國內外學習者一二百人。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新中國蒙古族裏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方麵的傑出人才。

　　單維度，多維度。

　　短眼光，長眼光。

　　類型化，非類型化……

　　我想，正是它們之間的矛盾與推演，才使得眾多的曆史現象與曆史人物，其實並沒有真正地蓋棺論定。

　　曆史，不應該是撲滿意識形態的灰塵，或是壓在哪個磐石般的年代下幹癟了的一門學科。相反，在不斷地開拓出其複雜、豐富的同時，它必定會顯示出自己春枝千條般翩翩的活性，並因可能值得後人不斷去梳理與反省，而具備著顯著的當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