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六卷）

第15章 邵洵美即興寫就《遊擊歌》

　　◎綃 紅

　　我曾在《我的爸爸邵洵美》裏提到英國著名詩人奧登（W。H。Auden）和伊修武德（Christopher Ishwood）合作出版的《戰地行》一書（Journey to a War，紐約蘭登書屋1939年出版），書中引用了一首《遊擊歌》，說“這是我們從上海聽來的，係邵洵美先生所譯”。事實上那是邵洵美自己創作的。

　　事隔多年，我找到了一九三八年上海《中美日報》刊載的邵洵美所寫“訪華外國作家係列”十篇，其中一篇說的就是這段故事的具體情節：

　　一九三八年六月，斯諾夫人想與幾位留在上海的中國作家會會麵，她和邵洵美定了一個日子，由邵洵美去請大家吃夜飯。就在聚會的前一天晚上，斯諾忽然給邵洵美打來電話說，有兩位剛從漢口來的英國作家也希望加入他們的飯局，邵洵美當然歡迎。誰知這兩位竟然是邵洵美一向佩服的奧登和伊修武德。奧登是現代英國青年詩人的領袖。他才發表了十幾首詩，便確立了在詩壇的地位；他的第一部詩集出版的時候，便已開啟了一個詩歌流派了。伊修武德年紀更輕，還不過二十五歲，以與奧登合作的一出詩劇而得名；但是他更擅長寫小說，此前不久，他有一個集子在英美兩國同時出版。

　　那晚伊修武德因病沒來。奧登說，他們來中國，為的是采集戰爭材料，但是和邵洵美的談話，始終沒有脫離過詩的範圍。他要知道中國近代詩的情形，外國近代詩在中國的境遇；他特別感興趣的是戰爭開始以後的新詩與民歌。他說在漢口時，曾得到過幾首譯詩，但語辭老套、意象平凡，使他非常失望。

　　那天奧登所有的提問幾乎都讓斯諾夫人搶著回答了。邵洵美雖然大半不能同意，但他並不覺得有爭辯的必要。

　　隔了三天，奧登來約邵洵美去華懋飯店晚餐，伊修武德也在座。飯桌上他又重提新詩和民歌的話題。因為奧登的要求太熱切了，邵洵美便造了個謊，說他新近讀到一首民歌，或者更適宜呼作軍歌，極有文學意味。奧登要邵洵美譯幾句給他聽。邵洵美便臨時造了四句外國新詩式的東西。奧登聽了頓時興奮起來，要求邵洵美把全詩譯給他。他因隔天就要動身，竟然當晚要跟邵洵美回家去拿。邵洵美一方麵得意，一方麵慌張。吃好了飯，便與他一同回家。絞盡了心血，邵洵美總算把這個難題解決了——寫出了那首杜造的《遊擊歌》。

　　奧登他們真的相信那首詩歌是邵洵美“譯”的。邵洵美臨時即興創作，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中國。他後來一直暗喜著這個小小的“外交勝利”。這一文壇佳話直到現在還鮮為人知。

　　三個月後，邵洵美辦了一份抗日宣傳雜誌《自由譚》，在其第一期有一首“逸名”作的詩歌《遊擊歌》。那就是邵洵美為奧登所“譯”的英文詩歌的中文翻版。他在用中文重新寫的時候，增加了四句，表現出遊擊隊員必勝的信心。

　　香港《大公報》評論《自由譚》說：“最滿意的是《遊擊歌》。這是一首出色的‘民歌’，也是新詩，可是這種運用民歌的手法的嫻熟，不是許多學文學大眾化的人們所能及的。我們希望有人把它譜出來，結果一定不會壞。”

　　邵洵美是個寫新詩的詩人。他崇拜英國大作家喬治·摩爾（George Moore），以其“詩的取材需要是永久的”為至理名言。一九二八年，在《獅吼》複活號刊出的《永久的建築》一文中，他認為詩是一座永久的建築，自然界的一切乃是作詩最好的材料。詩便是天造地設又加以人工製造的情。吟花詠月的詩人是不可以汙蔑的。那時他才二十二歲，已寫了許多新詩，歌頌美，歌頌愛。兩年裏出版了《天堂與五月》、《花一般的罪惡》兩本詩集，人們稱他為“唯美派詩人”。

　　然而“一·二八”的炮聲衝擊了他一心為純藝術、為推動文化進步而寫作出版的理想。他以作家的敏感嗅出戰火在步步逼近，逐漸從唯美轉向了現實。在寫文藝作品的同時，他發表了許許多多的時事評論。“八·一三”日軍侵犯上海，他在戰爭打響的前一刻方才攜家眷和工友逃離楊樹浦，家和印刷廠都留在了敵占區。一夕之間，他幾乎淪為無產者。眼看祖國半壁河山被日軍占領，加上切身的遭遇，他義憤填膺，自發地組織和他一樣被迫滯留在上海的文朋畫友，以筆作刀槍宣傳抗日。

　　他在一篇《編輯談話》裏說，“我們看見新近發表的抗戰詩歌，幾乎每一首都多多少少要提些‘風花雪月’，好像沒有這一類字眼，便不成為詩的樣子……”可以看出，這時的邵洵美已經沒有了“吟花詠月”的心情。在《中美日報》他的《金曜詩話》專欄裏有一篇《抗戰中的詩與詩人》，他寫道，“所以，抗戰中，談起詩來，我們可以說：‘發生宣傳效用的詩，便是好詩。’在抗戰時間的詩已不能與太平時間的詩相提並論了，況且也不必相提並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