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六卷）

第13章 桃李春風憶故人——記劉媛娜先生

　　◎述 弢

　　時下首都舊城改造的步伐明顯加快。稍不留神，原本十分熟悉的去處竟會麵目全非，甚至蹤影皆無。這時便不免生出些許惆悵。所幸的是，我曾留下太多青春的憧憬和希望的一條街至今猶存，且變化不大。每行至此，往往會不由自主地放慢腳步，盡力去搜尋和辨認往日的蹤跡。遙想當年，我正是徒步經過這條街，去向先生登門求教的。近日，我舊地重遊，又來到官房胡同十五號。依然是那個古色古香的小院，依然是那個舊式的門鈴，雖物是人非（先生已經仙逝二十一年），我卻仿佛聽到先生正用她那清脆純正的俄語對我說道：“Чтение и практика——это вся ваша жизнь。”（閱讀和實踐就是你的全部生活。）

　　先生於一九五〇年受聘到北京師大俄語係任教。正值建國之初，百廢待興，人才奇缺，由於當時特殊的國際環境，向蘇聯學習成為緊迫的任務，而國家急需的俄語人才卻是幾近於無。這是她教的第一批中國學生，也是師大俄語係成立後的第一批學生。先生的俄語總算有了用武之地。她十分珍惜這個為新中國效力的機會，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到了這批年青學子的身上。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工作骨幹和專家教授。

　　建國初期政治工作抓得很緊。而來自格魯吉亞的先生雖在中國生活多年，畢竟對中國的事情、或者說我們的“國情”不甚了了。於是就生出了下麵這段軼聞，或者說是一場誤會，一個始終未解開的謎。原來班上有位女生年齡較小，發音也很好，口頭回答問題頭頭是道，書麵成績卻老是上不去。先生感到納悶：為什麽會這樣呢？她很想幫幫這位女生，經常問女生有何困難。女生則是有苦難言，作為全班唯一的黨員，她的社會工作負擔很重，留給學習的時間實在太少了，麵對先生的一番苦心，她又不能“實話實說”。多少年來，先生始終記掛著這位女生，女生也很想念先生。但直至先生去世，那層窗戶紙始終沒有捅破。先生對學生那種“恨鐵不成鋼”的深情，由此可見一斑。

　　先生本不姓劉。原名農娜·紮哈羅夫娜·圖什馬利什維利（Нонна Захаровна Тушмалишвили）。一九〇五年一月誕生。係格魯吉亞一位名門閨秀。她從小生活在第比利斯。天生麗質，聰明過人，被視作掌上明珠，百般寵愛，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與中國的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略有不同，她當時所學的是語言（包括母語俄語、德語等）、文學、刺繡、唱歌、鋼琴、芭蕾……其中音樂和舞蹈曾經名師指點，均有一定造詣。父親聽鋼琴老師說小女兒頗有音樂天賦，前途未可限量，高興之餘，特意在法國銀行為她存了兩千金盧布，以備日後赴巴黎深造之用。誰可曾料到，幾年之後發生的事情竟打亂了這一切，並從此影響到先生的整整一生。

　　格魯吉亞地處歐亞交界處，早在“絲綢之路”和“通西域”時代就同我國有過交往。國土的一部分屬亞熱帶，氣候溫和，雨量充沛，與我國南方極為相似，適於茶樹栽培。十九世紀末，當地人稱Джон Лао（或Иван Лао）的中國人在格魯吉亞傳播種茶業，教格人種茶、製茶，一時傳為佳話。此人就是來自廣東高要（今肇慶）的劉峻周。他苦心孤詣，終於培育出適合格魯吉亞種植的茶樹品種，人稱лаочай，即“劉茶”，時至今日，“劉茶”仍是格魯吉亞、土耳其、阿塞拜疆和南俄的主要茶樹品種。他在黑海港口巴統（也譯作巴土米）附近的恰克瓦村買田置地，開辦茶廠。除種茶外，劉還是養馬和馴馬專家。他曾多年經管恰克瓦沙皇莊園。古往今來，黑海海濱向來是享譽世界的避暑勝地。恰克瓦是一塊突入海中的尖形陸地。這裏海水深藍，浩渺無邊，奇花異樹，生機盎然，令人如入仙境，流連忘返。自然引來不少文人墨客、靚女俊男。如當年紅極一時的象征派詩人巴爾蒙特就曾與劉家大小姐有過一段交往。著名作家巴別爾也曾撰文介紹“劉茶”的茶園、茶工、製作。人們到此避暑消夏，騎馬遊泳，開音樂會。事有湊巧，布爾什維克執政後，先生的父親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被任命為恰克瓦國營農場場長，便與劉家有了接觸和來往。先生對於這位神秘的中國人早有耳聞，十七歲那年她中學畢業，到恰克瓦父親這裏來過夏天，這才初次見到劉家的人。她母親與前夫所生的女兒娜達時年二十四歲，也在海邊休養。劉家十九歲的二兒子維周常騎馬去巴統港買回英國巧克力和咖啡，大家以為他是為了向娜達獻殷勤，因娜達已是小姐，而先生在人們眼裏還是小孩。哪知每次糖盒下麵都有維周寫給先生的字條，先生收到糖盒，把糖送到姐姐屋內，自己看字條，回信也是如法炮製，在接糖盒時交出。於是，兩人就在雙方父母的眼皮底下卿卿我我，悄悄地熱戀著。終於有一天，他們向父母提出要結婚。這真有如晴天霹靂，雙方父母都感到難以接受。劉峻周在布爾什維克執政後已不能擁有私產，（因係外國人）也不能當廠長，正打算舉家返國；先生的父親更是萬萬不能同意獨女遠嫁到中國，更何況是嫁給中國人。先生稟性剛烈，而且對愛情十分執著，一旦作出選擇，就義無反顧。她決定答應維周的求婚，兩人一起離家出走。在父親多年老副官和劉家老馬夫的支持下，雙雙乘馬車逃至阿紮利亞（現屬土耳其）一教堂內。先是給本不信教的維周施洗禮，然後在兩個老人的作證下結婚。先生接受了維周的戒指，從此便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是一九二二年的事情。先生畢竟是父母嬌生慣養的愛女，所謂的結婚風波幾天之後便平息下來。

　　劉峻周膝下有二子四女。長子劉澤榮，字紹周。次子劉澤華，字維周。女兒分別為劉炯炯、劉梅芳、劉阿麗、劉珊珊。劉澤榮畢業於彼得堡大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曾主持我國第一部大型俄語辭書《俄漢大辭典》的編寫工作。一九二二年，他已回國任“中東路”中方負責人。一九二四年，劉峻周全家回到祖國，定居哈爾濱。劉維周和小兒子光傑也回國了，隻留下先生一人。她前往莫斯科申請出國，寄居在友人家中，身處異地，時局動蕩，惶恐不安，憂心忡忡，苦苦思念，望眼欲穿，真是萬般滋味在心頭。一年之後，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先生方最終獲準去中國與家人團圓。年方二十告別家園，漫長的歲月裏有家不能歸，誰若是回去，先請你進集中營。先生至赫魯曉夫時代終於踏上故土時，已是年過半百，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

　　對於這個新過門的外國兒媳，劉峻周同樣十分寵愛，有時做廣東味的鴨子，放了菠蘿蜜，都要叫先生先嚐，她其實吃不慣，但為了公公高興就硬著頭皮吃。婆媳關係也處得不錯。兩國的生活習慣、風土人情以至思維方式、文化傳統相差懸殊，甚至截然不同。以先生的出身、教養、習性，進入書香門第式的中國舊式家庭，相夫教子，甚至主持家事，個中艱辛，常人未必知曉。平常走在大街上，有時會有小孩喊“洋鬼子來了”，甚至有人圍觀，先生對此泰然處之，認為這是國人長期封閉和受外國人欺淩的結果，不足為怪。先生活潑熱情，多才多藝。她會唱許多歌，包括格魯吉亞和俄羅斯民歌，還會用六弦琴伴奏，一度自己學會了彈夏威夷吉他。能寫詩。一生愛好文學，博覽群書，最喜歡的作家有巴爾紮克、莫泊桑、萊蒙托夫、勃洛克等。刺繡、縫紉、裁剪都不錯。國際象棋和麻將也是一把好手。先生育有二子一女（光傑、光彥、光文）。先生從小就喜歡搞活動，創造節日氣氛。過節也不拘一格，聖誕節、複活節和中國的傳統節日春節、端午、中秋，什麽節都過。無論條件多麽艱苦，每到過節都要想出讓孩子們感到驚喜的花樣。聖誕節精心製作鬆樹上的小玩具、小舞人，複活節大家一起動手繪彩蛋，先生親自下廚烤一種叫куличи的特色點心。搞家庭化裝舞會，互送自製禮物，還有猜字謎、釣魚，孩子們都很喜歡。夏天讓孩子們打赤腳，有時不管三七二十一，提一桶冷水就往他們甚至友人的身上澆，自己樂得像個天真的小孩。先生十分堅強，她的樂觀自信感染著大家。但思鄉病時時襲來，往往因此黯然神傷，百感交集，潸然淚下。

　　在哈爾濱度過的十年，雖然清貧，倒還安定。日本鬼子一來，平靜的生活被打破，開始了家庭四分五裂和顛沛流離的生活。“九·一八”事變後，先生全家拒絕與日本人合作，並於一九三五年遷至北京，與不少投靠日本人的朋友斷絕往來，決不同流合汙。劉峻周一生養馬愛馬，別號“天涯馬馳”，與馬難舍難分，他獨自留守哈市，經營跑馬場（一九四二年從馬背上摔下，不治而亡）。到北京後一切大變樣，大家都不習慣。且生活拮據：跑馬場生意不景氣，北京這邊掙的薪資也少，兩家（劉澤榮和劉維周）的孩子上中學有語言障礙，因原先在哈爾濱上的是俄國人辦的學校。劉澤榮在北大教書，不久便去了西南聯大。一九三八年，劉維周帶著光傑與友人先後去了大後方——蘭州。先生與婆母等人留在北京，備嚐艱辛，曆經磨難。一家人活活拆散，天各一方，關山阻隔，正所謂“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一九四三年先生率子女千裏跋涉，前往蘭州。沿途目睹了日寇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國恨家仇，沒齒不忘。想不到途經河南商丘時，先生竟落入魔掌，日寇懷疑她係俄國間諜，幸得一俄國舞女（先生在哈時曾有恩於她）出麵相救，方轉危為安。先生晚年回憶道：“日本人害得中國和我們家四分五裂，這不隻是國家和家庭的悲劇，也是我個人的悲劇。”

　　劉維周到蘭州後，與友人致力於當時的“西部開發”：開商號，辦學，教俄語，搞體育，遊說政府搞自來水、發電廠、麵粉廠……先生一向熱心慈善公益事業，在哈市發大水時就曾組織大家抗災救災，縫衣拆被。到蘭州後更是積極參與救亡工作。她做的手套可作樣板，而自己也學會了縫中式棉襖。從蘭州到北京，先生曾幫助許多年輕人學俄語、學鋼琴，分文不取。劉維周曾參與接待蘇聯空軍、國共合作、籌建中蘇友協等，曾甘冒風險幫助許多青年去延安，蘭州解放後還作為參謀陪彭德懷司令員去了新疆。對於這一切，先生都是鼓勵和支持。夫婦二人一致認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新中國成立後，全家曾一度去了上海，後仍回到北京。劉維周在蘭州先後擔任蘭州大學教授、外語係主任、甘肅省中蘇友協秘書長、省政協委員，蘭州方麵自然不肯放，他本人也不可能丟下事業，回北京吃閑飯。長期兩地分居，隻有到學校放假和開政協會時才有機會回家探親。

　　先生對自己要求很嚴，做任何事情都一絲不苟，對教學工作特別認真，常常備課、編教材至深夜。官房胡同位於西單，離師大本來很近，誰知師大越搬越遠，最後搬到了五公裏外的北太平莊。其時先生已年過半百，到校上課主要是靠擠車（上世紀50年代車少人多，車體短小，通常是從後門上車，使勁兒擠到前門下車），其辛苦可想而知。先生對學生要求嚴格，學生成績不好，她就特別生氣，常說的一句話是：Вы даром кушаете народный хлеб，（白吃人民的麵包。）其實她是“刀子嘴，豆腐心”，事後又緩和氣氛。有一次考試，全班無一人不及格，為全年級之冠，先生特別開心，動情地對學生說：Я вам очень благадарна，（我很感激大家。）她對學生感情很深，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每個學生都能叫出名字。學生隨時可以到家裏問問題。有一年，先生自己拿上相機、膠卷，要同原來教過的學生合影留念，學生說等春暖花開再照，她不同意，說：Мне нужны ваши лица，（我要的是你們的麵孔。）在先生的熏陶下，學生的發音、語調都比較地道，學生日後有幸來到蘇聯，對方聽了讚不絕口，還以為是在他們國家學的俄語呢。

　　我與先生的交往大約始於大學二年級。事情的來龍去脈已經有些模糊，好像是我們幾個男生提出可否到她家去接受個別輔導，先生欣然應允。我利用課餘時間登門求教，多為步行，走到西單，再走回去，隻是偶爾坐上幾站電車。先生的發音絕對純正不說，還特別清脆響亮，語速不緊不慢，聽起來簡直是一種享受。先生為我製定了係統的閱讀原文作品的計劃：先易後難，從契訶夫的作品開始，然後是萊蒙托夫、普希金……其時我尚不滿二十，血氣方剛，躊躇滿誌，對於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先生所說的“閱讀和實踐就是你的全部生活”我牢記在心，手不釋卷，如醉如癡。當時狀態極佳，俄語學習突飛猛進，若假以時日，“攻下”俄語應該不在話下。問題偏偏就出在這個“若”字上。後來事情的發展竟使我被迫中斷了雄心勃勃的學習計劃。

　　原來，此後不久即遇上那個“不平常的春天”，我因誤中“陽謀”，與千千萬萬不幸者一起入了“另冊”。正是：躬逢盛世複加冕，弱冠未及已出圈。終日悔罪終有罪，可憐少年變老年。我為區區幾百字的“言論”付出的代價是整整二十一年的扭曲人生。它毀掉了我的寶貴青春年華，“美好憧憬”成了“苦海無邊”。而最讓我感到自責和內疚的，是辜負了先生的一片苦心！記得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我預感到凶多吉少，在先生麵前抱怨說，反正也不可能留校了，先生不明就裏，竟脫口而出：Я оставлю вас！（我留你！）她哪裏知道我已是在劫難逃，不出兩月即“光榮”加冕。重見天日後，先生責問我：Зачем язык отбросили？（為什麽要把俄語扔掉？）我實在無言以對。

　　如今人們一致譴責“文革”是一場文化浩劫，殊不知鄙薄知識、竭力貶低專家教授並非自“文革”始。早在一九五八年即已“蔚然成風”。師大在這方麵向來不甘落後。像先生這樣來自異國他鄉、嘔心瀝血為新中國培養俄語人才的教師也未能幸免。批判先生所謂“資產階級教學思想”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對先生橫加指責，冠以“天才教學”的罪名。其唯一的“把柄”就是先生曾犧牲休息時間輔導過幾名“得意門生”，其中又有人成了右派、“白專道路典型”。當然，此等咄咄怪事隻能發生在那個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瘋狂年代。然而先生首次受到這樣的衝擊，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當時誰也不曾料到，同八年之後的“文革”比起來，這還是“小巫見大巫”。

　　小女兒光文遠嫁到格魯吉亞，思鄉心切，一九六二年想回國探親，先生回信說：Никто из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не хочет тебя видеть，（沒有一個親戚想見你。）弄得孩子莫名其妙，她哪裏知道，先生對國內的政治氣氛已有所覺察。

　　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場政治風暴席卷中國大地。這便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先生此時早已退休在家。全國掀起打倒一切、亂揪亂鬥、無法無天的“紅色恐怖”狂潮。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示眾，剃“陰陽頭”，“坐噴氣式”，隨意抄家，私設公堂，嚴刑拷打。先生家門外就有一老婦慘死在紅衛兵的“鐵拳”之下，令人目不忍睹。其時全家除先生之外，幾乎個個受衝擊。光傑、光彥均以“蘇修特務”的莫須有罪名關進“牛棚”，長期不得解脫。常常家裏隻剩下先生一人，紅衛兵就在房上亂踩，像野貓一樣要跳下來吞噬人命似的。先生一輩子喜種葡萄，走到哪兒種到哪兒，葡萄幾乎相當於格魯吉亞的國花、國果，可這時硬要把院裏的葡萄當成封、資、修的東西連根挖掉，先生心如刀割。事後她對人說：“沒辦法，我讓他們挖掉，我自己也挖。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好像是瘋了。”對方說：“他們豈止是瘋了，是在造孽！連人都不惜，更何況花啊草啊的，您保命吧，葡萄以後還能長。”因為家人關押期間工資停發，連日常生計也成了問題。貓喂不起了，又怕人抓了打死，便請人用板車拉到城外十幾裏地扔掉。誰知貓在外麵過了兩個月的流浪生活，帶著脖繩又回來了，脖上的毛均已磨光，幾乎是爬著回來的。貓活了半年多，因無法醫治死去，先生一直感到內疚。她後來說：“我想的是不讓它和我一起餓死，也不讓人抓了吃掉，結果是害了它，唉，我算個什麽主人？它卻爬了回來，好像知道不該回來又沒辦法，真可憐！不光我流淚，別人也受不了……”遠在蘭州的劉維周雖算得上是“有功之臣”，也未能幸免，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一天，已經把他當死人抬了出去，有人說劉還有口氣兒，這才免於一死。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患肺心病，病情加重後才回到北京，在北京醫院住了兩年，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病逝。

　　一九八〇年，先生以七十五歲的高齡回格魯吉亞探親。記得她登上火車後，麵對送行的親友用手在車窗玻璃上寫道：Пишите，（來信。）先生在第比利斯與女兒歡聚，距她上次返鄉又是整整二十年，滄海桑田，感慨萬千。人們常說：故土難離。但是先生記掛著他的學生，記掛著半身不遂的兒子光彥，記掛著北京，記掛著中國，她又回來了。

　　先生自格魯吉亞回國後不久，即臥病在床。彌留之際，先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再看上一眼她的第一批學生。學生們聞訊後趕來了，全都趕來了，卻再也見不到心愛的先生……

　　回國前一天，母女二人曾徹夜長談。先生抽著煙，喝著咖啡（煙和咖啡是她終生的嗜好），動情地說：“雖然我一直苦苦地思鄉，雖然受了那麽多精神上的痛苦，雖然我們隻是在哈爾濱那十年過了一段安定而清貧的日子，但是我從不後悔……若是有人問我如果再活一次怎樣選擇未來，我仍然會選擇我這一生。我的生活中有過種種有趣的機遇和情緣，發生過種種傳奇式的浪漫故事，我有機會接觸到各階層各民族的人。我有那麽多的學生，有後代，有愛和憎留了下來。我夠幸福的了。”

　　晚年先生最大的憾事，是因受“文革”影響，孫輩均未受到高等教育。現在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她從小帶大且十分疼愛的重孫劉浩，因在國際奧林匹克俄語競賽中獲得金牌，有幸享受蘇聯政府提供的獎學金，於一九九〇年進入莫斯科大學學習。小家夥經多年苦讀，現已取得莫斯科大學文學副博士學位。

　　初冬時節，我與先生的家人坐在她的書房裏，喝著紅茶，追思先生的一切，我用筆記錄下來，並敷衍成文，聊作對先生的紀念。

　　（本文選自社科文獻出版社即將出版的作者文集《夢醒莫斯科》一書）

　　盧冀野與楊憲益在北碚

　　這幅拍攝於半個多世紀前的珍貴照片，見證了兩位文人的交誼。抗日戰爭期間，位於重慶附近的北碚是後方的文化中心，那裏“是一個風景美麗的地方，山上樹木鬱鬱蔥蔥，還有溫泉”。北碚有兩個兄弟文化單位：國立禮樂館和國立編譯館。主持禮樂館的盧冀野先生與編譯館編纂楊憲益先生在小鎮子上經常見麵，讀書、吃酒、吟詩之餘，兩人還合作翻譯過印度古劇《孔雀女》。楊先生後來在他的自傳中回憶道：“一九四四年，著名的英國攝影家塞西爾·皮登爵士（Sir Cecil Beaton）來到我家。他替我的家人們、朋友們拍了些照片。我如今還保留著他替我和胖詩人盧前拍攝的一張相片，地點是在北碚附近的一個山洞裏。”“這也許是我保留下來的那個時期惟一的一張照片。”（《漏船載酒憶當年》，薛鴻時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這幅照片，後來被塞西爾·皮登收入一九四六年英國倫敦出版的《中國影集》（Chinese Album）一書。最近，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四卷本《冀野文鈔》，用了楊先生的舊序，卻未選刊這幅影像佳作。而上述楊先生自傳的中譯本，選用的照片則是經裁剪處理的版本：隻保留了楊先生一個人的身影。盧冀野先生的哲嗣盧佶先生近年來致力於搜集、整理先人的著述及研究資料，在上海圖書館發現了的這幅珍貴的照片。□（金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