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六卷）

第9章 轉型期的文化心態——從“於丹現象”說起

　　◎林東海

　　古訓有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文題曰從“於丹現象”說起，顧名思義，意在探究這種現象背後世道人心的微妙變化，而非對於丹所講具體“心得”有所褒貶抑揚，切勿以“炒作”之文視之。這也就是《孝經》第一章之所謂“開宗明義”也。

　　一

　　於丹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講《論語》和《莊子》讀後的“心得”，一時走紅，成了一顆十分耀眼的明星，備受關注，既得到吹捧，也遭到物議，端的是人心不同，正如其麵，也是各有“心得”。在非議者當中，有的頗帶情緒，指出她的“硬傷”，指責她的“謬誤”，說她對經典“一知半解”，甚至“曲解”。有人乃至幽默地在背心上寫著“莊子很生氣，孔子很著急”，和於丹開了個大玩笑。

　　這些好心的觀眾和讀者，似乎是在為古人打抱“不平”，在為經典申明“正義”，其實大可不必。要知道，莊子對於古人的編派，絕不亞於於丹，生什麽氣；孔子對於經典的曲解，也決不亞於於丹，著什麽急！莊子的寓言，經常編造古人的言行來諷喻世道人心；孔子的說教，也經常歪曲經典的詞句來宣揚倫理政治。舉例說，《衛風·碩人》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論語》此後還有逸詩句子），這樣描寫美女相貌的詩句，子夏瞎扯到“禮”上，孔子卻大加讚賞，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魯頌·駉》寫馬群之大馬匹之多曰“思無邪”，意思說：唉呀，真是無邊無際啊！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借用古詩的句子來評詩，全然不顧原詩的讀音和意思，在這裏，“思”由虛詞變成實詞，表示思想觀念；“邪”字音“圉”，也改成了“斜”音，字義與“正”對舉，以符合春秋時期的“正邪”觀念。這是名副其實的“斷章取義”。連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雲爾。”孔老夫子自己如此曲解經典，還能對於丹說什麽呢？如果說於丹對“小人”的解釋，不與“君子”對舉，而說成是小孩子，是對原意的歪曲，那也是因為“有合於其心焉”，況且就當代性而言，釋“小人”為“小孩”，是可以的，小孩閱讀的連環畫不就叫“小人書”嗎？私意以為於丹的本意是借題發揮，像冰心老人那樣特別關注婦女和小孩的命運。時代不同了，即便有所唐突，孔老夫子也不必著急，我們可愛的觀眾和讀者更不必替孔老夫子著急！

　　尊重曆史，尊重學術，固然是我們文化人所應堅持的嚴肅態度，但千萬不要太學究化了，不要過分地追求所謂“曆史的真實”。有不少文章和著作對於丹的“硬傷”進行挑剔，對於丹的“曲解”加以指責，這似乎過於較真兒了。有人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話雖然說得有些絕對，然而卻包含一定的真理。任何對於曆史的研究，對於經典的詮釋，總是曆史視野交織著當代視野，也就是說對於曆史和經典的解讀，往往被不同程度地當代化了。一部《詩經》，自西周流傳至今，長達三千年之久，不同時期各有不同的解釋，其間經由文學經學化，再由經學文學化，構成了一部《詩經》學史。這部學術史，也可以說是經典的曲解史，或者說是經學的演進史。禪學家有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理學家有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都注意到解讀客觀的曆史文獻（不管是佛經，還是儒經）要有自主性和當代性，這也是曆史的必然。作為文化學術載體的語言文字，向來與時俱化，也是在不斷地被歪曲和引申中演化和發展的，有些文字，形音義都發生變異，今天很難讀出它們的本音，甚至找不到它們的本義，考據家的訓詁並不是萬能的，切不可迷信。以考據為學問的所謂“樸學”，是乾嘉文字獄逼出來的學風，在“政治掛帥”的年代，有些學人怕犯錯誤，躲進故紙堆，也把考據當學問，這種觀念是該改了。要知道，學術如果隻有材料而沒有觀點，或者說隻有考據而沒有義理，是不成其為學術的，所以不要把對於丹的“糾謬”看得太重了。何況，於丹並非“學術超女”，亦非“國學超女”，她自己說：“要把《論語》當做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學術內容。”因為她不是從學術的角度研究《論語》，而是在說書，所以豈止像陸九淵說的“六經皆我注腳”，直是借經書話語說開去，拿古今故事來闡明處世之道，更像佛教徒的講經，不是“史話”，而是“經話”。如果文化界要劃圈，於丹講《論語》心得，不屬於學術圈，而屬於演藝圈，既是說書，在“考據”問題上，更沒有必要叫板。有誰去考證隋唐講經講史留下來的敦煌變文有哪些不符合“曆史真實”而加以糾謬呢？

　　二

　　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的“說書”，劃歸演藝圈，不是沒有道理的，從說書人學習單口相聲，便可以明白個大概。況且“說書”這一行業，由來久遠，不絕如縷，所不同者，是從勾欄瓦舍，搬上電視屏幕，而在娛樂大眾的同時，普及點曆史文化常識，這一宗旨卻是自古而然的。古老行業之所以突然火爆起來，則應歸功於電視這種嶄新的大眾傳媒。

　　在出土文物中，已經發現不隻一個漢代說書俑。說書俑咧著嘴巴笑，左手抱著小鼓，右手握著鼓槌，蹺起一條腿，似乎正說得活靈活現，得意忘形。從小陶俑這種明器可以看出，漢代的說書已經十分流行，而且很受歡迎，所以墓主人死後到陰間還要聆聽和享受。從現有的文獻記載看，隋唐時期，世俗的說書和佛教的講經互相促進，更是風行一時，從上到下，從老到小，從宮庭到市井，幾乎都著了迷。說書在當時稱“說話”，說書人稱“說話人”。唐明皇在退居西內太極宮後，就愛聽“說話”，以此自娛，逍遙度日；李商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寫小兒聽講三國故事，對多髯黝黑的張飛和結巴口吃的鄧艾特別感興趣。講史是說書的一個重要內容，現存的材料有《武王伐紂評話》、《七國春秋平話》、《秦並六國評話》、《前漢書平話》、《三國誌平話》等等。所謂“平話”，也叫“評話”，就是在講曆史故事當中，加以品評；說話人的底本稱為“話本”，後來演化成章回小說。小說開頭的“話說”和結尾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依然帶著說話人口氣的餘音。說書講史曆代都有，到解放前，茶館戲樓還可以聽到，解放後特別是“文革”時期，因為帝王將相屬於封建糟粕，不便再講了，於是一度沉寂下來，而今思想也開放了，所以講史在“戲說”之後再度火起來。這也是曆史的又一個輪回。說書人既講史，也講經，講佛經故事，來宣揚佛教教義；講孝經故事，如講舜的孝行等，來宣傳孝道。講經從魏晉的轉讀唱導，到隋唐的俗講說唱，進一步將玄奧佛理通俗化、故事化、世俗化，講唱的腳本就是所謂變文。敦煌變文還保存著《降魔變文》、《目連救母變文》之類的“話本”。於丹講《論語》、《莊子》，類似古人世俗化的講經，隻是時下對道德的強調和對個性的張揚，促使她改講儒經和道經，但把經典故事化通俗化世俗化趣味化以開導人心，有意把經典的外延加以“延伸”，並“加入大量情節”，使之更貼近“現代生活”，則和古人講經如出一轍。所以也把她的“心得”歸入說書之列。

　　說書是古老而又傳統的娛樂方式，而今借著影視傳媒，重新火爆起來，簡直跨過天橋（劇場），登上天了。這當中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的，如上麵所說社會環境變了，思想開放了，個性張揚了，文化娛樂大眾化了；而對於社會成員來說，則是人生觀和價值觀轉變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考察李白遊蹤，在從武漢到嶽陽的火車上，遇到一個離家出走的十一二歲小男孩，閑聊中，勸他回家，不要在外流浪，他卻說：“大道理不要說了，人生不就為了吃喝玩樂嗎！”看看現在的社會風氣，什麽飲食文化、酒文化、娛樂文化，紛至遝來，我暗自驚訝，這小孩真是“與時俱進”了，得風氣之先。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處於轉型時期，人們的人生觀發生明顯的變化，從群體意識向個體意識傾斜，開始追求主體精神，一切娛樂活動也隨之主體化，從卡拉OK就可以看得出來，唱歌成了個人情緒的釋放，即便聽歌也是為了在共鳴中抒發自己的感情，所以經常台上台下打成一片。這就是主體精神的表現。進入市場經濟體製，文化產業應運而生，人們的價值觀也變了。演藝界有了市場，票房價值大增，演員和商界的幸運兒一樣，成了先富起來的“一部分”，於是身價自然隨之升高，成了天上的明星，有影星，有歌星，有笑星，而今又有了“講星”。市井文化古來就屬於俗文化，在持有傳統雅文化觀點的人士看來，這無疑是一種文化的滑坡，甚至是一種沙漠化現象。過去常聽說香港是文化沙漠，而今“沙塵暴”吹過了台灣，又席卷了大陸。雅俗之間，各有各的看法，但這種世俗化通俗化，卻是大勢所趨。流行歌曲、雜技魔術、武俠小說、相聲小品、戲說趣談，以及新火爆起來的說史講經，這些世俗又通俗的文藝便成了文化領域的主宰者。而說書的火爆，是因為觀眾不滿足一般淺俗的逗樂，也不滿足一般“胡編”的戲說，希望從娛樂中多得點曆史常識和文化知識。不過這種常識和知識，往往把《三國演義》和《三國誌》混為一談。事實上，自古及今，人民大眾往往從“講史”和“講經”中，增加一些曆史常識和文獻知識，雖然不算規範，卻也是一種文化普及。所以說書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

　　三

　　於丹講儒道經典的“心得”，很受歡迎，乃至超過其他“說話人”的“講史”，為什麽？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社會現象。有人以為是影視界的刻意“炒作”，所以如此“火爆”，恐怕也不盡然。《紅樓夢》炒作得夠可以的，然而怎麽也比不上於丹的“心靈雞湯”那樣“熱火朝天”。所以然者何？社會心態失衡使然也。

　　如今的社會現實，沒有內外戰爭，沒有政治運動，卻是近百年來社會變革最深刻的轉型期。長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個體農業開始向產業化邁進，古老的農業國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走向世界市場。經濟基礎的深刻變革，不能不影響到上層建築，人們的思想在變，觀念在變，心理也在變。在這一切都在變的時期，並不是每個社會成員都能適應的，於是社會心理失衡成了一種通病。改革開放以前，無論是種地的，做工的，當兵的，都是“一切聽從黨安排”，至於“臭老九”，更是不敢亂說亂動，有的時候甚至連發表文章，也要黨支書批準。這種社會環境，這種政治氛圍，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倒十分省事，也十分省心，不必獨立思考，聽從安排就是了，因此社會心理很“平和”，很少出什麽毛病。在這社會轉型期，人們找回了主體精神，得到了自主性，可以自己安排自己，工作也可以雙向選擇。然而在競爭十分激烈的商業社會裏，這自主性對於那些當慣了“馴服工具”或者不能“與時俱進”的人來說，卻自主不了，於是種種社會心病出現了，心理障礙，神經失常，患病率猛增，據報導，自殺率也有所提高。於是，解決社會心病成了當務之急，所以從中央到地方，幾乎所有電視台都設有“心理訪談”之類的欄目，其他涉及普法、破案、家庭、愛情的欄目，也經常反映出相關的心理問題。在心理失衡的社會人群中，於丹通過講述儒道經典“心得”，推出“心靈雞湯”，確實是“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要”。

　　宋人趙普曾對宋太宗說：“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於丹沒有這麽大的抱負，謙虛地說“半部《論語》修自身”。她講《論語》“心得”，分三才、心靈、處世、君子、交友、理想、人生等“道”，共七講，以體驗式感悟式的闡發，用古今為人處事的道理去開導大眾。所以有人說她的“講經”，有點像基督徒宣講教義的“布道”，當然也有點像佛教徒的“弘法”，勸導世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不管怎麽說，她從中外古今宗教家的“布道”與“弘法”中得到啟發，采用寓教於樂的形式，宣傳修身的道理，比起專業的心理醫師的治療，確實收到更加良好的效果。從“粉絲”們的崇拜和歡迎，從“話本”上百萬（據說竟達五百萬）冊的出版和發行，便可以看出其社會效果之突出，社會影響之深遠。因為她在社會心病日益加劇的情況下，送上了應急的“速效救心丹”，其功自是有足多者。於丹曾說：“在今天這麽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代，保持良好的心態，比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更加重要。”我完全讚同這個意見；這話應當也是於丹“心得”講述的動機和所期待的效果。但願在這社會轉型期，人人都能以健康的心態，直麵人生，正視現實，以求得生存和發展。

　　於丹不是研究儒道經典，但對於所謂“國學熱”卻不無影響，因為她的“講經”，聰明地抓住了《論語》和《莊子》這兩部儒道的重要經典，抓住了孔子和莊子這兩個儒道的代表人物，的確迎合了大眾文化知識的需求。這也是於丹“火爆”的又一個原因。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至今，主要應歸功於儒道的互補和互動。儒道兩家在發展過程中，不僅吸納了其他學派的學說，而且消化了外來佛教的教義，極富於包容性和流動性，所以發育成中華文化巨人。儒道文化猶如黃河長江長久地流經中華大地，如果說儒家代表黃河文化，那麽道家便代表長江文化。古來分合治亂的交替，構成中華曆史。一般說來，治世重儒，亂世崇道。重儒即偏重於黃河文化的倫理道德和政治思想，就是重集體意識，重共性；崇道則偏重於長江文化的本體觀念和獨立精神，也就是重個體意識，重個性。數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這樣以一左一右、一前一後的腳步走來，邁進了二十一世紀。不同的行業也各有所偏，搞政治的偏重於儒家，搞文藝的則偏重於道家。要知道，倘若長期一元化，搞“獨尊”，必定無法調節社會和人群的矛盾，因而導致僵化乃至消亡。漢代所謂“獨尊儒術”，事實上並不“獨”，董仲舒的讖諱之說，明顯吸收了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論。所以說，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包容性和流動性，以及它們之間的互補和互動，乃是中華文明能夠延續到今天的一個主要原因。而今，當中華文明為世界所矚目的時候，人們關注儒道精神，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所以於丹的“講經”，能把“國學熱”帶動起來。如果不是從學術角度，而是從文化角度看問題，那麽應該說，於丹對於提高國人的精神素質和文化品位，還是有積極作用的。

　　四

　　到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登壇“說書”的，有中學老師，有大學教授，有文史學者。和一千多年來傳統的說書藝人比起來，其文化素質之高，豈可同日而語。宋朝以說書供奉得官的王防禦是略帶“書卷氣”的，但方萬裏（回）在挽詩中說“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儒有不如。聳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卻有些溢美；明朝以“善說書”著名的柳敬亭，雖然常周旋於士大夫之間，但不免仍帶著江湖氣。在我們的教授學者麵前，這兩位說書高手自然“略輸文采”。教授學者成了說書藝人，在古時候，猶如進士舉人到勾欄瓦舍去表演，那還不得被他的嚴父活活打死，唐人傳奇《李娃傳》就描寫了類似的情況；然而，時代不同了，在傳統觀念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也都成了現實，教授學者登壇說書，居然也星光四射，繼影星、歌星、笑星之後，又冒出了“講星”。而今，演藝界的眾星，已非昔日被打入社會底層的所謂“戲子”，相反，因為他們有票房價值，能掙錢，成了“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講星”掙錢雖然不及影星、歌星和笑星，但比起那些潛心學術的同行老學究，卻又顯得十分闊綽，自然足以讓寒儒們“健羨不置”的。不過，有心獻身學術的學人，也許不為所動。拙著《師友風誼》所記“文林廿八宿”，諸如朱東潤、謝冰心、趙景深、薑亮夫、吳組緗、周汝昌等老一代學者，除了啟功先生後來因書法值錢而擺脫窮酸困境，餘者類皆安於清貧的生活，因而更加顯現出他們那難能可貴的人格魅力和學者風範。在商業發達的當今社會，金錢自然成了一種重要的價值尺度，難怪教授學人們轉向演藝界，這是無可厚非的必然趨勢。但是，我想有識之士對此恐怕不能不心存疑慮，不能不感到中國學術的前景可憂。

　　首先是學術隊伍的萎縮可憂。雖說“君子固窮”，但在物欲橫流的商業社會裏，要學人安於清貧的生活，總是艱難的事情，選擇學術為職業的人，自然愈來愈少，學術隊伍必然日蹙，甚至有後繼乏人之虞。在學術圈裏，有些人為了生存，或者為了改善生活條件，不得不走出書齋，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搞點“創收”，真正潛心學術的人，也就更少了。治學如此艱難，怪不得有些教授學者放棄學術，堂而皇之洋洋得意地走進演藝圈去說書，當個“講星”，這樣可以名利雙收，何樂而不為呢？而今，年輕人的價值觀發生很大的變化，在有些人眼裏，學問不如金錢重要，自然不會選擇以做學問為職業，因為“官本位”觀念的風行（這想必是封建人治意識的殘餘，加上轉型期權力商品化的質變所致，卻很不符合開放精神），據說連小孩也染上了“官癮”，所以許多人迷上了仕途。於是出現這樣的怪現象，“尊重知識”喊得震天價響，卻很少人願意在知識高峰的崎嶇小路上攀爬。不能說再不會有熱愛學術安於清貧的學人，但確實是愈來愈少了。

　　再就是學術著作出版可憂。那為數不多的學人，在清貧的生活條件下，孜孜矻矻地鑽研，寫出學術著作，常由於印數太少而難以麵世。現在的出版社，除了人民出版社保留事業單位體製，其他出版社一概要改為企業單位，自負盈虧，都成了出版商。“商人重利”，古來如此，改製後的出版社要生存要發展，就得盈利，絕對是天經地義的營生。然而，學術著作的讀者麵本來就十分狹小，印數自然不多，成本勢必加大，書價也就較高，而且購書對象又是一些寒儒，這當然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使學術著作的出版陷入一種難以擺脫的困境。在科研單位和高等學校，有的研究課題可以撥給若幹經費，以補貼學術著作出版的虧損，雖然對困難有所克服，但杯水車薪，終難以維持，自是無望於學術的發展。中華書局原是出版曆史典籍和學術著作的權威出版機構，改成企業後，靠一點兒國家補貼，實在難以維持，職工獎金沒有著落，情況很糟糕。中華書局與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合作，出版說書人的“話本”，使印數猛增，乃至以百萬冊計，肯定破中華書局曆史紀錄之最。這就大大地改善了經濟狀況，不過也招來一些非議。我作為出版界的同行，對此深表同情和理解，也許雅俗並行，倒能使學術著作的出版有所改善，那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社會科學的學術思想研究，猶如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是科學大廈的基石。自然科學如果隻注重工程技術的運用，急功近利，而忽視基礎理論，我們的自然科學便無法得到全麵的持久的發展。偏重理論，輕視實用，固然不對，而隻重實用，不重理論，同樣是悖謬的；社會科學的道理也一樣，假如沒有哲學家、思想家、理論家們的努力鑽研，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領域，便很難得到長足的進步，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也很難得到真正的提高。關注學術，支持學術，發展學術，這是我從於丹現象引發出來的思考和建議，希望能得到有識之士的共鳴。這是“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所謂“篇末點題”也。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