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友斌
二〇〇七年六月六日,商務印書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會,喜慶建立一百一十周年。會後的一篇新聞通稿上,羅列了商務印書館的元老:夏瑞芳、張元濟、陳雲、王雲五、高夢旦、茅盾、胡愈之、葉聖陶、鄭振鐸、周建人、陳叔通、竺可楨、黃賓虹、袁翰青、陳翰伯、陳原……
這串名單中,遺漏了一位開創者:印有模。
印有模(1863-1915),字錫璋,嘉定婁塘鎮人。少時隨父在上海日新盛布號習商。光緒九年(1883)在上海、婁塘等地開辦紗廠、農場。光緒二十七年(1901),商務印書館擴大規模,印有模出資,成為該館的主要股東。民國二年(1913),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夏瑞芳遭暗殺,董事會推舉印有模繼任第二任經理。民國四年(1915),印有模去日本治病,十一月十六日病逝,終年五十二歲。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是重文輕商。印有模雖然當過一年多時間的商務印書館經理,從事印刷出版的文化事業,但是,一來他時間短、二來他還有自己的實業,所以,在文人們眼裏,他隻能算是個商人,創建商務印書館的功勞被人忽略,現在,甚至名字也給抹掉!
讓我們還原曆史真相,看看印有模對商務印書館、對中國現代出版事業所起的作用吧。
商務印書館創立於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當時,夏瑞芳、鮑鹹恩、鮑鹹昌、高鳳池四位集資三千七百五十元,買了幾台手搖腳踏的小印刷機,租了幾間房子,辦成了一個小印刷所,取名商務印書館,意思是為商界提供印刷服務。
一九〇〇年,日本人開設的修文印書局無意繼續經營,擬廉價出售。
夏瑞芳幾位過去都是排字工人,印書館剛開辦,並無雄厚之實力,於是,青浦人夏瑞芳便找到嘉定人印有模,請求投資,買下當時上海最大的印刷所——修文印書局。閘北紗廠的老板印有模十分爽快,事情很快辦成。商務印書館便成了一家設備齊全、先進,不僅能印一般商業文件,而且能印中文、西文、日文書籍的現代化印刷所。
這次兼並,對商務印書館的發展關係巨大。高鳳池在三十多年後回憶說:“商務基礎之穩固乃發軔於此。”
可以說,印有模對商務印書館,是關鍵時刻做了一次關鍵投資。此間,印有模與蔡元培、張元濟等合作,自編、自譯、自印和自行發行各種圖書。
而讓商務印書館走上規模化經營之路的,是此後與日本人的合作。這次合作,也是印有模的積極斡旋。
原亮三郎是日本金港堂書店的創辦人,當時,原亮三郎的三女婿山本條太郎擔任山井洋行上海支店的店長(也稱三井洋行經理),條太郎,就是印有模在閘北辦紗廠的合夥人。
一九〇三年,經印有模、條太郎反複遊說,原亮三郎投資十萬元,入股商務印書館。原亮三郎的加入,使商務印書館成了一家總資本二十萬元的合資有限公司。
那麽,印有模為什麽看中了原亮三郎的資金呢?原來,金港堂在日本是以出教科書聞名的,是明治年間日本四大教科書出版社之一,編輯方麵有人才,經營方麵有經驗。
一九〇五年,清政府正式廢除科舉製度,各地興辦新式學堂熱情高漲。辦新式學堂必須有新教科書,合資後的商務印書館便及時編纂了《最新國文教科書》、《最新小學教科書》等一批教科書,獲利巨大。
這次中日合資,商務印書館獲得了資金、擴充了機構、網羅了人才、增購了機器、引進了技術。從一個以經營印刷為主的企業變成了全麵經營編輯、出版、印刷、發行的綜合性文化出版大企業。
一九〇七年,商務印書館在閘北寶山路建成占地八十餘畝的總廠,包括四個印刷所和編譯所等。以後,又在閘北天通庵路設立第五印刷所,並先後在北京、香港設立分廠。還陸續在國內各省市及香港、新加坡等處設立分館,前後共八十餘處。一九一二年在河南路二一一號建造總發行所新樓。
合資後,董事會董事中方二位日方二位,後來變成中方三位日方二位,印有模一直擔任董事,是一位懂經營善管理有眼光能把握企業發展的關鍵人物。
也正因為如此,夏瑞芳被刺身亡後,印有模得到董事會的一致推薦,出任總經理。
他招募人才,大量編譯西學著作,創辦發行所,向全國發行圖書。民國四年(1915),商務印書館編印的《辭源》出版,印有模親自擔任該書的發行人。
民國元年(1912),在考察國外電報業後,印有模萌發了創立漢語電報編碼係統的設想。招集人才,耗資數萬,費時三年,以語詞之相互關聯為條件,編成十餘萬言的電報編碼書,為國內電訊界普遍采用,印有模因此也被稱為是中國電報業的先驅。
以“開啟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識、傳播文化、扶助學術”為宗旨的商務印書館,在自己的曆史上,遺漏這樣一位“有魄力、有遠見、有調度、有經營能力”的總經理,沒道理,不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