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六卷）

第6章 話劇《李白》瑣記

　　◎郭啟宏

　　一

　　李白能不能當官？問題提得傻。當今有流行語，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過，這是省略了主語的說法；如果主語換作李白，由本人自己說，結果要微妙得多。

　　我曾經向學界的朋友們請教，得到的共識是李白當不了官。這見解其實不新鮮，一千二百多年前，李白在世時，唐玄宗已經說過，李白“非廊廟之器”，在翰林院“見習”期間未見佳績，“賜金放還”便是禦製“鑒定”。

　　是李白放蕩不羈嗎？同等人物王羲之，袒腹東床，卻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是李白飽學迂闊嗎？書生拜大將的例子史不絕書，前有東吳陸遜，後有南宋虞允文。李白不能當官，他心中自是不服，看他自比諸葛孔明、謝東山，都是匡時濟世人物。我們無妨翻一翻“李白家世考”、“李白交遊考”之類，李白的從弟便做了南平太守，即如魏郎中、宋中丞、辛判官、裴長史、崔侍禦、孟少府、元參軍、韓荊州之屬，有從科舉路上滾爬過來，也有從其他途徑攀升上去。盛唐風氣開放，遴選人才不拘一格，“老友”高達夫兄更是當上了討伐李璘的最高統帥！何以見得李白就當不了官？

　　李白當然可以當官！他大概會親近草民，同情弱勢群體；大概會嫉惡如仇，令豪紳不敢橫行；大概會抗令不遵，甩掉烏紗帽，惜護腰間那塊傲骨；他也大概會率性而為，留下許多“不檢點”的記錄，讓“巧偽人”抓住把柄……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李白至少比貪官汙吏清廉！可是，李白還是錯了。

　　嗚呼！李白終其一生無法擺脫一個文化人的情結。李白幾乎是中國文化史上唯一可以融入大自然的詩人，他應該與清風明月同在，而他卻背負著自己也未必明白的曆史使命感！

　　李白，應該從官場上自我放逐！

　　二

　　莎士比亞台詞的魅力，往往在於哲理的思考。時不時撲入眼簾的佳句、麗句、奇句、警句，不僅娛目怡情，而且開闊境界。恍如人行山陰道上，一路美景讓你目不暇給，不由得自家“定格”，悠悠然領略個中滋味。

　　又有一種台詞，與莎劇不相幹。那種台詞故作驚人語，或專為迎合觀眾當下情緒，不考慮人物性格、不顧及情節發展，或許也能煽情，卻怎麽看都是外加的、硬貼的，過不了多久，怎麽貼上，就怎麽卸下，貼上時金碧輝煌，卸下後不成片段。莎劇的佳句、麗句、奇句、警句可都是自然天成，是瓜熟蒂落，是水到渠成，是胸脯長出三角肌，是胳膊長出腱子肉。

　　話劇《李白》重排時候，演員們很認真，反複推敲劇本台詞。飾演宋康祥的李士龍君對我說：“宋康祥改‘隨行’為‘脅行’，調侃李白，‘先生不是太白，是太迂，太迂闊了！’意思已經夠了，後麵那句‘畢竟不是官場中人啊’，略感重複，似無必要。”我沉吟片刻，對士龍說：“看來似乎可刪，隻是少點韻味。如果上升到官場運作的‘遊戲規則’，想一想馬基雅維裏對於權力的論述，那句台詞就不能刪了。”士龍緩緩地點點頭。他是個有悟性的聰明人，在爾後演出中，他果然演得十分的出彩！他不再對李白說那句台詞了，他嫌表演上的“重複”，他換了舞台調度，轉過身去，笑著對宗氏夫人說了那句台詞，當然所指仍是李白——“畢竟不是官場中人啊”。

　　演員與編劇之間的心領神會，使台詞煥發出哲理的光芒。

　　劇中，惠仲明提筆篡改李白的檄文後，忽然自嘲，“古往今來有多少真真假假的文字，誰也鬧不清了！”看似閑筆，其實意在言外，惠仲明也並不是一黑到底的人物。

　　劇中，李白在回答欒泰規勸他得機便“露布天下”時候也說，“古往今來有多少事情鬧不清楚！”也看似閑筆，卻把前麵惠仲明台詞的內蘊更加拓展，從文字直推向世間萬物。

　　我追慕莎劇台詞哲理的思考。

　　三

　　創作與評論之間的互動需要妥協。

　　劇中有一個細節：宋康祥指著惠仲明的背影對李白說：“他居然打聽到你的自薦表上‘隨行’改成‘脅行’，還跑到我門上來求官，意在要挾！”李白一聽忿忿然：“混賬東西！在官場裏混的人，狗改不了吃屎！”每演至此處，劇場便有強烈的反響，兼有共鳴的掌聲。上世紀九十年代，此劇在中南海懷仁堂演出，情況一樣熱烈，與首都劇場無異。

　　二〇〇四年，此劇重演，中央一位首長在北京市幾位首長的陪同下來到人藝的首都劇場。戲演到此處，觀眾反應如常，歡聲夾著掌聲，唯獨六七排中間“首長席”的位子紋絲不動，有如莊嚴的孤島。散場後，劇院接待方歡送了首長，首長上車前低聲對管宣傳的市領導說：“那句話一定要改。”看著轎車出了院子，市領導轉過身來，問道：“郭啟宏來了沒有？”我應聲而出。市領導說了：“那句話有片麵性。”大家都知道那句話指的是哪句話。“噢，官場也有好人嘛，看問題要辯證！”（大意如此）除了我這個編劇，還有好幾位劇院的人，誰也沒有開口。市領導口氣似乎見緩：“你看好改不好改？”我在這秒把鍾裏，腦子轉了三百六十圈，我當然不同意那“文學的”也是“哲學的”批評，但我擔心這出戲要“折（讀shé陽平）”，不須上麵下令，劇院內自會有人提出取消演出，此劇十年“停演”的教訓叫人心酸。我點點頭，語氣堅定：“好改。”

　　這是妥協。我和蘇民導演商量，加上三個字：“像這樣……”第二天，李白的飾演者濮存昕改了台詞：“像這樣在官場裏混的人，狗改不了吃屎……”效果仍然有，隻是程度差了許多，我心裏鬱悶。

　　我向來認為，人到劇場，便是觀眾。作為戲劇美的接受者，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無論草民還是首長，有同等權利發表意見，亦即評論；果若評論，便有對有不對，可聽可不聽，而不是指令；倘成指令，藝術家有權要求下達紅頭文件，以為法律依據。北宋時候，因為一首《鶴衝天》，仁宗皇帝給柳永批了四個字——“且填詞去”，柳永於是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也算是一段佳話吧？

　　今年《李白》重排，我終於在劇組把心裏話說了。我說，那句台詞沒有錯！第一，沒有否定官場，作為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官場一直存在。本劇江邊一場就曾借紀許氏之口說出，“讀書人想為百姓做點事，不當官有啥法子？”第二，隻要官場存在，就會有混與不混兩種官員；第三，語境裏分明實指惠仲明，李白罵“混賬東西”，自然是惠仲明了，談不上“辯證”與否；第四，即使話語存在片麵性，那也是李白的台詞，不能等同於作家的思想。我又說，《李白》一劇已收入我自家的文集，文集裏我保留著原台詞；這次重排，我希望把那句改了的台詞在舞台上恢複過來，文責自負，我願承擔由茲引起的一切後果。導演和主演欣然同意。

　　舞台上，戲演到此處，赫然出彩。觀眾會心又公道，反響熱烈而平和，是另一種形態的“詩教”，所謂“溫柔敦厚”是也！

　　創作與評論之間的互動不需要妥協。

　　四

　　編劇有“特權”。

　　具體地說，曆史劇的編劇可以有效地攫取曆史學家的科研成果。倘若換成詩僧皎然《詩式》中的說法，也可以叫“偷”。隻要高手“才巧意精”，偷得奇絕，那麽史家，還有史學界，都會笑著“從其漏網”。

　　我在劇本構思的過程中，大量吸納了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一書的研究成果。這部誕生於“文革”年代的曆史著作在學界多少受些非議。在下不敢人雲亦雲，便認真研讀了該書。我驚異地發現，盡管有不敢苟同之處，但那畢竟是大家之作！該書立論大膽有創見，求證小心有底氣，兼有翔實的史料，遊乎其間的是一種學界罕見的創新精神和“藩籬盡毀”的霸氣。

　　比如，《永王東巡歌》現存十一首，該書認為應該隻有十首，現存十一首中的第九首是偽作，因為它“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過了秦皇漢武，比擬的不倫不類，和其他十首也不協調”，同時推論“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該書還提出另一個參照係，即李白“其後不久作的《上皇西巡南京歌》也隻有十首，顯然是仿效大小雅以十首為一‘什’的辦法……”崇論閎議，朗朗然。

　　我很讚賞該書的論述。我把《永王東巡歌》第九首作為李白從璘謀逆案的重要“證據”來處理，由此鍛造出一條戲劇鏈。我感謝我的本家前輩郭沫若先生！（郭老與我家鄉饒平郭氏同出福建，饒平郭氏係明季入粵，郭老族人係清初入川，有郭老散文《芭蕉花》可為證）是郭老的科學考證啟發了我的戲劇思維，我把郭老的研究成果轉化為藝術創新，或曰：“偷”。

　　於是乎有一個文化現象引人遐思。史學家在論據並不充分的情況下，不敢妄作論斷，他必須小心翼翼等待著新論據浮出水麵；文學家則不然，史料或記載中閃爍、曖昧乃至語焉不詳的去處，恰恰是想象力得以馳騁的廣闊天宇。《李白》的許多情節緣此而來。

　　將史學家的研究成果付諸想象，催生形象，是史劇家的“特權”。遺憾的是，“特權”在前，人偏不用（或者說，沒本事用），卻昏昏然陶醉於低品位的“戲說”，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