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七卷）

“我向黨中央講真話”

　　林雪

　　在一九六○年代，廖伯康看到在浮誇風下，四川糧食大大減產，民不聊生，活活餓死了一千萬人。他一次次給黨中央、毛澤東寫信反映，不料當地領導卻把此看作“反動言行”，後來竟受到“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二十一世紀中國最佳文史精品》（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錄的《我向中央講實情——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談訪錄》一文介紹了當時的情況，現摘錄如下——

　　一九六○年，全國性的“大躍進”已經進行了三年，人們麵臨的現實，是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重。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甚至比一九四九年還少收三十億斤。可是，當時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卻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對下實行“一言堂”，壓製黨內民主，對敢講真話的同誌打擊報複。他高唱著“發揚共產主義風格”的高調，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信中指出：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大躍進”以來“一平二調”的錯誤……與此同時，中央還調派了萬名幹部下鄉進行整風整社運動。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也下鄉參加運動，並擔任重慶整風整社工作團辦公室副主任。

　　一大群在城裏指揮“大躍進”的幹部們，來到離自己並不遙遠的農村，所看到的情況觸目驚心。樹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裏不準煮飯冒煙。廖伯康到長壽渡舟公社作調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蕪，十室九空。其中的兩件事情，令已經八十高齡的他，至今心潮難平。一件事是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屋裏什麽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裏隻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櫃子。一個沒有了父母親人的孤兒用呆滯的目光，看著眼前的這群從城裏來的“大幹部”。另一件事，是廖伯康從工作團的同誌口中知道的，說的是農村的一個老頭兒，親人都餓死了，隻帶著一個孫女兒活著。那年月的鄰居愛管“閑事”，好久沒看見那孫女出來玩，就去報了案。派出所的同誌到老頭屋裏屋外前前後後都看了一遍，才發現鍋裏駭然煮著一隻小胳膊和一隻小腿兒——孫女其他的部位，都已經被她爺爺那些天“慢慢省著”吃掉了！這件事情令全縣震驚，也讓公安局的同誌很為難，最後決定，逮捕老頭，但沒有判死刑。在解放已經十多年的“大好形勢”中，在“糧食畝產超萬斤”的高調下，老百姓竟然餓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親人！

　　一個問題在工作團的幹部們心裏展開了：為什麽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最堅決的社隊，幹部們就越是顯得麵目可憎可惡，生產就越糟糕？而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時打了“折扣”的地方，反而還比較“先進”，死人比較少。究竟是基層幹部執行政策時發生了偏差，還是上級的方針政策錯了？工作團的許多幹部都是早年懷著崇高的理想參加革命的，在嚴峻的現實麵前，他們不得不對高調滿天的“大躍進”進行深入的思考。其實，這些思考早在“大躍進”之初就有人開始了。

　　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後，重慶市召開全委會傳達會議精神。在會上，許多人對當時的四川省委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有人說，近年來四川非正常死亡這麽多人，省裏卻不敢正視現實，共產黨員對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實在令人痛心。這次全委擴大會議結束時，時任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的任白戈作了總結，他以自己的黨性向與會者作了兩條保證：第一，一定把大家提出的問題如實向中央反映；第二，對提意見的同誌決不打擊報複。

　　重慶全委會後，部分代表們又到成都參加四川省委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再次把意見全盤托出。廖伯康根據重慶會議上的小組發言記錄，搞出了一個《綜合簡報》送給任白戈，請他向省委和中央匯報。一次偶然的機會，廖伯康發現自己整理的這份《綜合簡報》沒有用上報中央的紅色刊頭，用的是隻限發到省委常委（不上報也不下發）的綠色刊頭。他心裏一涼：重慶的《綜合簡報》被省裏捂住了，沒能上報到中央，省內也隻有幾個常委知道，任白戈的保證落了空。後來才知道：省委主要負責人看了這份《綜合簡報》，加上重慶小組的發言，吃驚不小，便批了個“此件隻發常委”。

　　由於中央“七千人會議”前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從一九六一年初到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全國的形勢逐漸有所好轉，可是四川餓死人的事卻還在繼續。

　　一九六一年初，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誌給十八個省、市團委書記寫過一封信，強調要進行調查研究，如實反映情況，要說實話。當年的五六月間，在重慶團市委機關中層以上幹部學習會上，大家對麵臨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坦蕩陳言。會上有人提問：四川問題如此嚴重，餓死了那麽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說：根據我的判斷，中央不完全清楚。

　　市團委副書記於克書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中央寫封信，反映一下情況？

　　廖伯康沒直接回答，隻是說安徽的問題開始很嚴重，蓋子揭不開，後來有人給毛主席寫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蓋子揭開了。

　　一聽這話，幾個副書記都積極讚成給中央寫信反映四川的情況，並公推於克書來寫，於克書聽說，在省委工作會上，重慶組提的意見全都被捂下來了，沒能反映到中央去，便決定給毛主席寫信。信的署名是“一個共產黨員”，沒有署真名。為防止查對筆跡、查出從哪裏寄出的，這封信寫好後又請團市委打字員（是個啞巴）打印，並托人帶到武漢寄出。一次列席重慶市委常委會時，他悄悄對廖伯康說：“我給毛主席寫了封信！”還將信的打印稿給了廖伯康。

　　一九六二年六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於克書一道赴京參會。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資料，想借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同誌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在三天的小組會上，平時敢說真話的廖伯康基本上沒有發言，他知道，在這樣人多嘴雜的地方說話不合適。這個情況引起了耀邦同誌的注意，他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

　　胡耀邦過去找地方來的同誌了解情況，一般都帶有秘書、速記員和有關業務部門負責人，這次他隻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紙和一大把削好的鉛筆，隻身來到廖伯康住的前門飯店。在前門飯店偌大一個會議室裏，隻有他和廖伯康兩人對談。

　　令廖伯康沒想到的是，胡耀邦不僅將談話筆錄交給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由胡克實整理了一份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於克書談話。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以調廖伯康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於克書則是由團中央辦公廳通知小組，說要找他了解一些情況。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廖伯康和於克書乘專車來到中南海中央書記處的一間小會議室。入座後，尚昆同誌對廖說：“聽說你反映情況有顧慮，有什麽顧慮啊？你們省裏李大章、廖誌高我找他們談過。重慶的廖蘇華我也找她談過，不過她不了解情況，談不出什麽來。我也找任白戈談過，他有顧慮不敢講實情。唉！不怕官，隻怕管嘛，我要處在他那個位置，我也怕。最近我還找了一位四川來京開會的省委部長談，他環顧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極拳，你今天不是來跟我打太極拳的吧？”

　　廖伯康解釋說：“我長期在城市工作，對全局的情況、尤其是農村的情況不完全了解，怕反映的情況不夠全麵。”

　　楊尚昆同誌說：“又不是要你們來解決問題，隻是要你們來反映情況，你們怕什麽？國務院辦公廳收到一位逃荒到陝西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是《一字一淚訴川情》，這封信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非常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唉，我們看了也很震驚啊，還送給中央有關領導同誌看了。”尚昆同誌提到中央辦公廳還收到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很好，簡明扼要，隻有兩頁半，明確提出四川的問題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嚴重後果。

　　廖伯康一聽，知道於克書寫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誌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裏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四百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一千萬。”

　　“一千萬？你這個數字是怎麽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麽我不知道？”

　　廖伯康說：“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樣，你看文件是備查，我看文件是要貫徹執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一九六二年五月，省委批轉的一個文件後麵附有各個地區的人口數字及各地幹部定編數。我一看，一九六○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隻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尚昆同誌聽到這裏，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裏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麵拿出一個折疊賬本式本子，打開看了一下，又說了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

　　談話進行了三個半鍾頭，期間楊尚昆同誌不斷率直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難怪中央向四川要傳達貫徹中央“七千人大會”精神的總結報告，省委辦公廳總說還沒有整理好。”“問他們死了多少人，四川省民政廳報的是四百萬，公安部查的是八百萬，我這裏還有個數字大約是一千萬，不知四川搞的什麽鬼！”

　　告別時，廖伯康對楊尚昆同誌說：“今天我們反映的隻是問題的一部分，建議中央派人去進一步深入了解。最好是派一批四川籍的司局級幹部以返鄉探親訪友名義進行暗訪式調查。因為派部長一級的幹部到下麵要報告省公安廳，而司局級幹部用不著，也不那麽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談話。還有……”廖伯康猶豫了一下，還是把話說了出來，“我們今天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事希望保密，萬一傳回四川，我們便活不出來了。”

　　楊尚昆同誌笑了笑說：“你也是辦公廳主任，有人向你反映問題，你會怎麽處理？”

　　天有不測風雲。一九六二年八月，距離“七千人大會”還不到八個月，毛澤東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就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這個題目隨後成了九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毛澤東發表了多次講話，將當時黨內外一些幹部群眾要求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傾”鬥爭擴大化錯誤看做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表現”，是“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還說近年來刮“平反風”是不對的；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不能一風吹。

　　可是四川省委主要領導卻早就通過各種途徑看到了於克書給毛主席寫的信，還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過四川的情況，一旦風向逆轉，就開始了大範圍的追查。所有與此事有關的人統統落入“天網”，大量的“反動言行”被揭發出來，最後都集中到了時任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蕭澤寬，時任中共重慶市委候補委員、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李子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個所謂的“蕭李廖反黨集團”。中央有關部門得知後，通過很多途徑給四川省委主要領導打招呼，甚至說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頭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繼續狠批猛鬥。

　　最後，廖伯康被“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建築工地勞動；李子舟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一個機磚廠當廠長。重慶團市委的五個副書記被撤了四個。於克書和趙濟被免除團市委副書記的職務調往基層；副書記王竹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貶到重慶市水上運輸公司去當了個副經理。

　　直到二十年後的一九八二年，劃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