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令人擔憂的中國城市建築

　　◎童大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麵貌的變化，可使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感到眼花繚亂。難以計數的新建築，如雨後春筍般遍布神州大地，如何看待這些新建築，在《世紀大遷徙——決定中國命運的大城市化》一書中，有一個篇章專門進行了分析，現摘登如下——

　　二○一○年四月六日，《中國日報》報道：每年中國消耗全球近一半的鋼鐵和水泥用於建築業，產生了巨大的建築廢物，現在政府號召房地產開發企業提高建築質量，將目前三十年的建築平均壽命延長至一百年。

　　中國住建部副部長在第六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上說，我國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築量最大的國家，每年二十億平方米新建麵積，相當於消耗了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水泥和鋼材，而隻能持續二十五至三十年。“我國建築垃圾的數量已占到城市垃圾總量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據對磚混結構、全現澆結構和框架結構等建築的施工材料損耗的粗略統計，在每萬平方米建築的施工過程中，僅建築垃圾就會產生五百至六百噸；而每萬平方米拆除的舊建築，將會產生七千至一萬二千噸建築垃圾；中國每年拆毀的老建築占建築總量的百分之四十。”

　　很顯然，如此短命的建築每年將產生數以億計的建築垃圾，給中國乃至世界帶來巨大的環境威脅。

　　中國建築壽命短不是偶然的，主要有四大原因。一是質量原因。二○○九年中國不斷出現的“樓歪歪”、“樓脆脆”等建築質量問題，就是明證。二○○九年六月，上海閔行區蓮花河畔一幢十三層在建商品樓蓮花景苑，因施工程序錯誤形成地基壓力差，樓體整體倒塌，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引起業界巨大震蕩。一個月後，南京再現“樓脆脆”。緊接著，各地又出現“樓倒倒”、“樓歪歪”。尤其是學校等不能成為官員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公共工程建築質量，更令人擔憂。二○○八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重災區有三千三百三十九所學校需要重建，四川全省（包括非重災區）受損學校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八所，需要重建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七所，導致五千三百三十五名學生在地震中遇難和失蹤以及五百四十六名學生殘疾。汶川災後重建，重建中又在重蹈覆轍：一些建築還沒建好就轟然倒塌！

　　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智利發生裏氏八點八級地震（汶川地震是八點零級），但智利的人員傷亡卻很少：三百多人在地震中遇難。因為智利有著非常嚴格、係統的建築質量標準和比較完善的應急措施，遭地震襲擊之後雖然很多建築受到損害，但並沒有完全倒塌。“地震本身不會殺人，而建築會殺人。”這句名言被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二是規劃原因。建築壽命短，大多跟規劃變動、利益驅動、政績衝動下的盲動相關。一些地方甚至存在“規劃跟著領導變”的怪現象，領導換一屆規劃就得調一回，一些“年富力強”的建築因此被拆除，業內稱之為建築的“非正常死亡”。權大於法，官員短期政績和利益大於地方長遠利益和百姓利益。三是GDP至上、政績至上和官員個人私利混雜在一起，導致各地大拆大建風起雲湧。“拆遷帶動GDP”是一些城市建築短命的主要原因，即通過大規模城市拆遷、改造，把大量沒有達到使用壽命的建築拆遷，以此帶動相關建築、材料等行業的發展，增加GDP。四是文物保護形同虛設。文物保護的法律大不過地方主政官員的權力，法律對官員破壞文物行為心慈手軟甚至可以說束手無策。

　　與我國建築的“短命”相比，歐美國家的建築則非常長壽。比如英國，其建築平均壽命在世界上居首位，可達到一百三十二年。“百年老屋”隨處可見，不僅建築質量受到高度重視，規劃、設計也經過詳細論證。歐洲其他國家，住宅平均壽命普遍在八十年以上，美國的建築壽命也達到了七十四年。

　　西方人有一個珍惜保護古跡和文物的共同心理和習慣，即一座房子能不拆就不拆，即使它不是什麽文物，對一條街的居民或一家人來說，仍有它的紀念意義存在。國外房子壽命長跟管理者的理念有很大的關係，老房子在他們那裏是被作為一個文物在保存。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市政府明文規定，所有門麵建築超過五十年的一律不準拆遷。法國政府對有二十年曆史的或對國內外有所影響的場所，都立了標記。

　　有人做過一個測算，建築短命意味著要不斷拆毀重建，在這一過程中浪費的財富，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數字：建築壽命每縮短一年，意味著財富當年損耗四萬億元，縮短二十年就是損耗八十萬億元！如果與英國相比，我們損耗的是四百零八萬億元的財富！二○○九年，中國全年的稅收收入是六點三萬億元。比較一下，就知道這種短命損耗是何等可怕了！

　　中國城鎮的住房總量已超過了一百四十億平方米，如果按平均三十年壽命計算，平均每年要淘汰四十七億平方米，這麽算，因建築壽命縮短的財富損失每年可遠不止四萬億元人民幣。

　　老建築在無端浪費，新規劃新藍圖新建築同樣在無端浪費，城市化大躍進不僅在造成未來城市住宅的巨大過剩，而且今天就已經在製造史無前例的空置奇觀。

　　先看看內蒙古的兩座新城。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近年來因“羊、煤、土、氣”而揚眉吐氣，特別是其露天開采的優質煤炭資源，使其人均GDP迅速超越香港，人均收入在中國排名第二，僅次於上海，超過了北京。財大氣粗的鄂爾多斯花五年時間、耗資五十多億元打造了一座麵積達三十平方公裏的康巴什新城，原意要成為鄂爾多斯對外炫耀的市中心，但卻成了一座無人居住的“鬼城”。康巴什基礎設施一應俱全，政府計劃在二○一○年前遷入一百萬的居民，但現在這個城市依然是空空蕩蕩。新區人口情況二○○八年為二萬八千人，最新的人口統計數據為二萬八千六百人。距此半個小時車程的東勝區才是一百五十萬鄂爾多斯人真正的家園。

　　“先是政府搬遷到一個新區，新區的地理中心一定是巨大的行政中心，行政中心旁邊一定有兩幢矮小一點的建築：人大和政協的辦公樓（行政力量主導的權力結構特征從建築可見一斑）。辦公大樓前必有巨大的廣場，廣場上必有亞洲第一噴泉或駿馬雕塑。廣場旁，一定有一條八車道或十車道的馬路。沿著這條大馬路，附近一定有體育館、博物館之類的巨大建築”……類似這樣的宏偉藍圖，在中國大地上被輪番描繪，不論省會、地級市、縣城，都在輪番上演著“改天換地”的故事。在鄂爾多斯之前，早有銀川新城、洛陽新城等的問世。

　　與財大氣粗的鄂爾多斯相比，內蒙古清水河縣的領導們更是充分發揮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雖然該縣財政收入每年隻有兩千餘萬元，卻計劃斥資六十多億建造新城。十年後留下了一堆“爛尾樓”，所謂新城也就成了“爛尾城”。

　　一九九八年，當時一位上級領導到清水河縣考察工作，認為當地山路崎嶇，交通不便，妨礙經濟發展，不如選一個地理位置稍微好點兒的地方建新區。二○○一年，上級領導又來考察，再次提出了建新區的設想。於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平時“引不起上級領導的重視”，現在好不容易有了機會，沒有先期規劃，沒有可行性研究，甚至沒有審批報告，幹了再說，邊建設邊報批……

　　有人這樣形容這些官員：第一年摸情況，第二年撈政績，第三年忙走人。新城雖然是半拉子工程，成了“爛尾城”，但是對於某些人來說，這個項目是相當成功的。它對GDP的帶動是顯而易見的。這些投資就像“腐敗型投資”一樣，投資完成之日，就是工程下馬、企業破產、GDP歸零之時。隻不過，好處全由此任撈得，P股則由當地百姓和後任來擦。

　　新城涉及資金額巨大，也給了少數人中飽私囊的機會。對比數據可以發現，以新城建設名義花費的財政支出，遠比落實到新城建設的費用多。

　　比起更大手筆、更大規模的政府土地儲備，上述一係列“造城運動”都隻是小巫見大巫。深圳市早在二○○四年就決定於當年年底前，全市戶籍人口全部改為城市居民，深圳將成為全國第一個沒有農村行政建製和農村社會體製的城市。該次城市化進程涉及寶安、龍崗兩區二百十八個村二十七萬村民，兩區時有總量為九百五十六平方公裏的集體土地，除了“已建成區、經批準尚未使用的建設用地、山林地、坡度大於二十五度不作為建設用地的園地”這四類土地以外的二百六十平方公裏土地全部變為國有。

　　很顯然，除非是“父母官”自身的性格不夠強悍，或者地方財力極度不允許，否則，每個“父母官”內心都湧動著“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城市化大躍進衝動。在現有的權力體製下，幾乎每一個“父母官”（特指地方黨政一把手級別的人物）都希望並且隱約相信自己就是“世界中心”，在他們的潛意識裏，在我們現有的行政權力難以受到有效約束的條件下，沒有辦不到的，隻有想不到的。不用懷疑，每位地方大員，心中大概都有把該地的行政中心建成北京那種“我即是中心”的布局衝動。

　　於是乎，我們看到，在中國行政區劃權力分布隻有地級以上城市才有資格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可是全國一共隻有兩百多個地級以上城市，多年來卻有一百八十三個城市在爭建“國際大都市”。

　　於是乎，我們看到，山寨建築橫行成為神州大地一道奇異的風景線，成為地方官員 “我即中心”權力欲望的公開展示場。光山寨版美國白宮就有阜陽市穎泉區政府大樓、上海市閔行區法院大樓、浙江玉環人民法院大樓；華西村有山寨國會大廈；鄭州有山寨版央視大褲衩；石家莊某商場則為山寨版水立方；省級貧困縣山西省蒲縣曆時兩年建起一座總投資超億元的文化中心，外觀風格模仿“鳥巢”；山寨版天安門則有銀川南門樓、臨汾堯廟廣場天安門。複製起中央權力的象征物，臨汾尤其徹底，不僅有天安門，還有天壇、華表……

　　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熱衷於建設新城區。什麽舊城改造，新城開發，科技園、開發區建設等等，形成了一股席卷全國的熱浪。但大多是舊城改而未變，新城開而不發，開發區、科技園更是成了空殼區、空殼園，不但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而且債台高築，怨聲載道。這便是當下中國官場的兩大怪異現象：一是不問蒼生問鬼神，二是不愛軟件（社會保障、政治法律建設）愛硬件（大上樓堂館所，大拆大建）。

　　馮玉祥開刀不用麻藥

　　北京的協和醫院將一九二一年開院以來所有病人的病曆，均按照姓名和疾病加以保存。共有二百四十餘萬份。其中有孫中山、梁啟超、張學良、蔣介石、宋氏三姐妹等等。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的一份病曆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馮玉祥將軍住進協和醫院，當時協和的床不夠他的身長，還專門為其定做了一張特長的床。經診斷馮玉祥患上腹股溝疝，做個小手術就行，但他堅持不肯局部麻醉，他說：“我是一名軍人，絕不怕疼，堅決不用麻藥！”大夫沒有辦法，隻得實施，術後恢複不錯的馮玉祥於三月十四日出院了，他也因此成為協和開業以來第一位不用麻藥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