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二十六卷）

江青與辯護律師

　　◎王　凡

　　在審判“四人幫”時，被指定為“兩案”辯護組組長的張思之先生，原被安排擔任江青的辯護律師，後因江青拒絕而未當成。當初，張思之與江青接觸時發生了一些什麽情況？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聆聽曆史細節》一書中，透露了部分細節。現摘錄如下——

　　一九八○年，審判“四人幫”的特別檢察廳和特別法庭成立後，司法部副部長陳卓受命負責法庭管理工作。這包括法庭的布置，法庭的保衛，提供執法器具，組織律師辯護，聯絡證人出庭，等等。辯護組成員的名單很快擬就，以北京、上海的專職律師和法學家為主。陳卓親自出馬，不料一開始就吃了一癟。原定辯護組組長、北京大學著名的法學教授陳守一，不僅對組長一職堅辭不就，而且在推薦由北京大學法律係教授甘雨霈替代自己後，反複聲明對辯護組的工作一概不聞不問。結果時任北京律師協會副會長的張思之不得不勉為其難，擔任辯護組組長。

　　十七名組員悄悄地住進了國務院第二招待所。他們被告知要嚴守秘密，甚至不能與家人聯係。但是還是有人走漏了風聲，一位準備做王洪文指定辯護律師的名字出現在外電報道中。不少外籍記者四處打探這位辯護組組員，甚至把電話打到二招。走漏風聲者隨即被取消了辯護人資格，整個辯護組又轉移到了國務院一招。

　　翻閱案卷、介入審判的準備是倉促而緊張的，公訴方麵的工作至此已經進行了不止一年；而從辯護組集合到開庭的時間，則僅在一月之間。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京郊秦城監獄傳出消息，江青向監所方麵提出要求：“想請律師替我說話。”

　　當辯護組的組員們在疑慮不安中等待之際，江青也在為律師之事轉動腦筋。十一月十日，她接到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特別法庭通知她，可以委托律師辯護，也可以請求法庭為她指定律師辯護。

　　江青對前來的審判員說出自己的想法：“我考慮了三個人，一是史良，因為她是有名的律師，又是女的，我認識她；再一個是上海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劉大傑，我過去陪主席接見時認識的。”審判員告訴江青：史良年齡大了，走路要人攙扶。劉大傑年齡也很大了。他們都無法出庭辯護。其實，劉大傑當時已經去世。

　　“哦，這麽說，我考慮的第三個人年齡也大了。”江青若有所思，“能不能讓親屬辯護呢？”她自言自語地數叨起來：“主席的二兒子神經不好，我生的一個被林彪逼瘋了，賀子珍的一個口才不好……”“法庭可以給你指派兩名律師。如果你認可，就介紹給你。”江青最後同意見見法庭指派的律師。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一個無可更改的決定落到張思之頭上：明天上午，與朱榮華一道去見江青，弄清楚她想見律師的真實意圖。如果她願意請律師出庭辯護，就全權承擔下來。

　　“你與朱榮華的身份和專長，已經通知監所轉告江青了。抽時間看看預審時的錄像，增加點對她的感性認識。”決定的基本內容就如此簡短。張思之隨即找到朱榮華，“得細心地估量一下這次會見的進程，設計出幾個相應的方案。”他倆交談著，討論著，草擬著……直至深夜仍無睡意。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張思之等七八個人來到秦城監獄。根據安排，律師們由監獄負責人賈政委陪同，觀看人犯的生活環境。穿過數道警戒，戰士們無一例外地查驗罷賈政委出示的證明函件，方才放行。

　　進入牢門，他們從觀察孔望去，江青的牢舍內放有一床、一桌、一椅。幾本書攤於桌上，一隻小箱橫陳在側，雜物不多，倒也幹淨。江青斜坐床沿，正用手平整著一件黑色棉背心，整平疊好，審視了一番，才放在床頭。她或許感到了室外的動靜，站了起來，走到房中央，做了個深呼吸，然後回到床邊，歪倚在被子上……她在想什麽呢？

　　來到距牢房不遠的會見室，朱榮華示意看守傳喚江青。江青進來時，穿著剛才平整過的棉背心。她看了看在座的人，似乎想給人謙和的印象，沒等律師說話，她先微微欠了欠上身，像是鞠躬示禮，又帶著常人不具的矜持。張思之請她坐下後，她並不搶先發話，而是在等待。

　　“我們是律師，特別法庭向我們介紹，你要求請律師辯護。有什麽要求或問題，凡是與你的案子有關係的，可以同我們說。”“噢，你們是律師。我向特別法庭提過，要委托史良做我的律師，法庭有什麽理由不同意呢？”

　　“特別法庭的意見，我們沒聽說，但作為律師，我們可以告訴你，這個要求很不恰當。史良現在不是律師，年事已高，不可能出庭為你辯護。”“請你把聲音提高點。聲音太低，我聽不清楚。我耳朵有毛病，當年用鐳治病給搞壞的。”江青抱怨道。

　　朱榮華想反唇相譏，張思之示意不必，和緩地說：“可以，請繼續講。”“我請史良，是因為她敢替我辯護。至於你們……”她吞而不吐的，顯然是“大概沒那個肚量”的挑戰性語言。張思之不想就此引起爭辯，沉默不語。江青似乎感到沒趣，轉而說：“檢察員不止一次對我說，‘誰敢替你辯護呢？’”頓了頓，她又說：“替我這個案子辯不容易噢！得學好多東西！得學‘九大’報告，‘五一六通知’‘十六條’，不學習那些黨的文件，不可能替我辯！”

　　“你扯得太遠了，律師辦案子，哪些文件應當學，哪些東西不必看，我們自會安排。現在首先應當解決的問題是：你必須明確表態，是否要求委托律師辯護。”張思之感到她簡直是在胡攪蠻纏。

　　“我講過多少次了，我身體不好，易忘，易激動，有時感情一激動就說不出話來。因此想請個顧問，在法庭上好替我說話；我有不懂的問題，可以同顧問商量。”

　　“這個要求，沒有法律根據。替你說話，不是律師的職責。這種出格要求不可能被接受。但作為辯護律師，對於被告人提出的問題，隻要與案子有關，都會作出答複，這也可以說是起到了顧問的作用。”張思之耐心地告知江青。

　　“那好！我請你們先解釋一下，什麽是公訴？我的案子是誰起訴的？”

　　這個問題本可以不回答，但朱榮華還是寬容地翻開《刑事訴訟法》，依據第一百條簡明扼要地做了解釋。江青把手放在耳根後，聽得很認真。朱剛有停頓，她便高聲叫道：“檢察員江文為什麽欺騙我，他說還沒和我談完，怎麽就起訴了？”

　　朱榮華說：“沒談完要看什麽問題，起訴方覺得犯罪事實查清了，證據也充分了，就可以起訴。被告人想說的很多，起訴後還可以……”

　　江青沒把話聽完，又嚷道：“我要控告公安部！他們那不是偵查，是法西斯綁架！綁架之後，把我扔在地板上，六個小時沒人理我……”

　　張思之覺得有必要控製住她越扯越遠的話頭，插言說：“你的所謂控告，在你沒有正式表示委托，或正式請求法庭指定我們做你的辯護律師前，我們不能就實質性問題對你作出回答，甚至我們現在的談話，也難以繼續下去。”

　　江青沒想到張思之會毫不客氣地打斷她的話，勃然大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聲音更高了：“我最怕別人打斷我的話，一打斷，我就緊張。我是個病人，原來血壓低，現在血壓高，耳朵也不好，又神經衰弱。你這態度……”她仿佛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失態，隨即轉而用和緩的語氣說：“可能與你的職業有關吧？”

　　言來語去，張思之已經洞悉江青在試圖控製此番交談，決定不讓她牽著走，再次追問她是否打算請律師辯護。江青好像在極力躲閃正麵回答，又把話岔開說：“我請你們，是要你們跟他們辯，可不是讓你們跟我辯。”她自以為抓住了理，接著說：“他們，就是葉、鄧，我的立場與他們不一樣；一樣，我就不到這裏來了。他們已經走得很遠了……”

　　“你的話離題太遠了！”張思之感到不能讓她這樣東拉西扯，再次製止她。“你說話不要那麽大聲嘛！我有病，我怕你的聲浪的震動。”“你剛才要求我們說話大聲點，現在又出爾反爾！”朱榮華也有些氣憤。“現在距離近，我已能聽清楚了。”“既然聽清楚了，就把你的結論告訴我們，請律師，還是不請？”

　　江青的情緒在急劇變化，顯出激動的樣子，眼圈也紅了，低下頭輕聲細語地說：“我是想請個顧問，可不是以犯人的身份委托。”“你對起訴書的意見，隻有與你建立了委托關係之後，我們才能考慮。”朱榮華說。“按憲法、國法、黨紀，我都沒罪。”她斜過頭，對著朱榮華，不理張思之：“你要相信他們那個（指起訴書），怎能替我辯護呢？”“那是第二步的事，首先你要決定是否請律師！”

　　江青依舊回避著，突然用手指著朱榮華放在桌上的袖珍本法律匯編，說：“你那本刑法、刑訴法，是不是可以送我一本？”“這種要求，你應該按規矩向監所提。”“這麽大案子，連一本小書都不肯發，這麽吝嗇！”“如果我們成為你的律師，這方麵的要求，我們可以代你提。”

　　“你們是那邊的人，那就不能做我的律師！”江青終於失去了耐性。“那麽，你的意思是不請律師，或者是不請我們做你的律師，對吧？”張思之針鋒相對。江青感到不應一下說得過死，馬上轉圜說：“你們再讓我好好考慮。”“考慮可以，但今天一定要告訴我們考慮的結果，我們沒時間久等。”的確，此刻距離開庭，隻剩下一個星期了。

　　“我理解，很理解。我的問題那麽複雜，材料那麽多，你們工作量會很大……嗬，問題多，都是我們黨內的事。哦，現在我不是黨員，被開除黨籍了。不過，那是他們把我開除的！”她又借機發泄內心的憤懣。

　　又費了一番口舌，江青才答應下午三點前告知考慮結果。該退場了，江青恢複了來時的謙和，點了點頭說：“你們不會怪罪我吧？我謝謝你們！”

　　江青同律師見麵後，找到監所負責人賈政委，說：“今天來的律師，一看就知道是代表官方的。那姓張的律師，是什麽長字號的，本身就是官方成員，看他那麽凶，怎麽可能為我的案子辯呢？”賈政委問她打算怎樣，她說：“我要朱律師，他好；不要張。”賈政委提醒她，朱是張的助手，拋開主辦要助手不合適。江青強調她可以選擇律師。

　　法庭後來又推薦北京律師協會副秘書長傅誌人接替張思之，傅誌人和朱榮華又見了江青。江青認為起訴書否定了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把她和林彪列在一起不倫不類，要律師按她的基調辯護，被律師告以其責任是依事實及法律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利，而不是做代言人。江青一氣之下，又回絕了他倆。